徐则臣小说集11&&&《还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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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记　　　　　&&&&&&&&&&&&&&&&&&&&&&
　原刊于《当代》2007年第4期
　　　　　　
&　　徐则臣
1978年生，江苏东海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在《当代》、《收获》、《人民文学》、《大家》、《钟山》等刊物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5年卷）。曾获第四届春天文学奖。现为《人民文学》杂志编辑。
　　风从南边吹过来，鼓乐声忽松忽紧，听着如从遥远的地方来。我走在八条路上，把帽子拿下来塞进了包里。八条路是一条路，曲曲折折通到村庄外的后河桥。从乌龙河边的沙路上下车，这是我回家最近的一条路，两边长满茅草和旱芦苇。本家的三奶奶死了，叔叔让我回来奔丧。本来也不需要我一定回来的，三奶奶和我家虽然没出五服，也有点远了，像我这样长年在外混生活的孙子辈，不在眼前也就算了。可叔叔说，要回来，一定要回来。我爸就在电话里说，那就回来吧，反正有些日子没归家了。两年没回，实在走不开。平常忙得屁颠屁颠，一到节假日更麻烦，领导的发言稿、总结报告、计划书多得离谱，更忙得我做不完整一个好梦。回家奔丧倒也不失为一个请假的好借口。叔叔抢过电话最后嘱咐：
　　“穿着军装回来啊，让叔叔看看。我派车接你。”
　　一听我就笑了，叔叔刚当上村长，就有车了？没听说村长也配车的。我从乌龙河下来，一路上连辆自行车也没见着。
　　越往前走越觉得有点怪兮兮的，八条路不太对劲，跟我印象里两年前的路似乎从某个点上开始分岔，成了两条路，但印象里的那条八条路在哪儿呢，左右也找不出来。我走得狐疑，发现野地里除了荒草、芦苇和庄稼，光秃秃一片。所有的白杨树、柳树、槐树和梧桐都不见了，它们在我的记忆里不息地生长了二十多年，两年前我穿过野地，它们还精神抖擞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些树去了哪里？
　　鼓乐声清晰起来，吹吹打打，一道尖锐的唢呐声穿透半个天。我歪着耳朵听，还是不像小头的声音。小头的唢呐声我认得。父亲在电话里说，他们请了两个鼓乐班子，小头的和祥鹿的，都是方圆最好的班子。小头是班主，什么乐器都玩得来，尤其一支唢呐吹得好，总让我想起百鸟朝凤，好像其他的乐器都是为了这支唢呐才发出声音来的。这声音离小头还差一截子。再往前走，鼓乐声之外我听到了嘈杂的机器的喘息，呼通呼通。拐个弯，看见三辆大推土机和一群人在后河边忙活。
　　后河桥在摇晃，推土机撅了撅屁股又闷头冲上去，桥就塌了。大地抖了几下。烟尘弥散开来，有人穿过其中兴奋地喊叫。等灰尘落下去，我叔叔从人群里走出来，他对着推土机喊，胳膊一下一下往天上挥。一个人走到他跟前，他指指点点几下，胳膊又一挥，推土机开始重新撅起屁股。
　　我走近了，发现后河只剩下干枯的河床，那些人走在后河里。叔叔看见了我，招呼我过去，一群人跟着围上来。大部分我都认识，有些只是眼熟却叫不出名字了，只好对他们笑笑。我念中学时就离开家，每年也就是假期回来，回到家也多半不出门，看看书，睡睡觉，一个个假期就过去了。直到现在。熟悉的也已经陌生，原本不熟的，干脆就不认识了。叔叔掸着我的军装，“好，当了军官就是不一样，”叔叔说，“威风！”他转向其他人，“是上尉？少校？”我笑笑。其实我是半路出家，研究生毕业后才去的军队，文职，给首长做秘书，到现在还没弄清军衔的大小顺序呢。“帽子呢？”叔叔问，就动手到我包里找。包已经被叔叔手下的一个小领导接过去了。他把帽子拿出来，硬按到我头上。
　　“这大盖帽，看看，”叔叔向周围人说，“比县公安局长的级别还大哪。咦，接你的车呢？”
　　有人往远处指，一辆马自达机动三轮开过来。叔叔骂了一句，他妈的，连个人都接不到。原来这就是叔叔说的车，我们走两岔了。叔叔让机动三轮送我回家，我没让，他手下的人要送我，我也没让。进了村离家就不远了，摆那个谱干吗。后河已经被摊平了一半，小时候我洗澡摸鱼的地方不见了，河边人家淘米洗菜的地方也不见了。后河已经成了半块平地，尘土扬起来呛得我想咳嗽。看样子会继续成为一块平地。
　　“平河造田，”叔叔说，“留着也是条枯河，填完了，几百亩良田哪。”叔叔把手掌往两边无限摊开，我透过他双手之间巨大的空当，看见他穿了一双皮鞋，尘土落了鞋面一层也能看出鞋是新的。“地有了，就啥都有了。”
　　可是后河没了。我不太习惯在一群人面前寒暄，背着包先回家了。见了街坊邻居，认识的就招呼，眼熟的就笑笑。他们说回来了？我说回来了。进家门我就问我爸，叔叔为什么填了后河？我爸说烧火啊，新官上任三把火，路修了，现在轮填河了。
　　修路当然是好事。要想富，先修路。我早就听说叔叔一上任就从上面要了钱，把村子里的中心大街修成了水泥路。只是把一条河给抹掉了，这动作有点大。我说它大，不是因为后河已经有了至少两百年的历史，而是因为它是我们唯一的一条河，唯一的水，尽管这几年它基本上是条枯河，只有一点死水，夏天里沤久了还隐隐地散出臭气。但没有这点水，一下子就让我觉得整个村庄都干结了，自己水淋淋湿漉漉的过去也干结了，找不到自己的来路似的。小时候，整个夏天我都跟一群小孩光着屁股泡在后河里。这当然是那一刻的感觉，有点文人的酸气。
　　果然就挨批了。我到家屁股还没坐稳，叔叔就坐着机动三轮回来了，听说我不赞同填河，立马指出我的书生之见。“让你回来不是要听你反对的，”叔叔说，又摆事实又讲道理。“一条臭水沟有什么好？我把它弄平了，种粮食，算算能打多少斤！再不济种了菜，几百亩地的萝卜白菜，全村一天三顿一年吃上三百六十六天也吃不完！”
　　“水跟粮食不是一回事。”我说。
　　“在我看来就是一回事，”叔叔接过我的烟。“做了村长，我就得从粮食蔬菜的角度去看问题。老百姓不需要你那个水，他们要实实在在的东西。要干货！”
　　那倒是。仓廪实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有很多人反对，”叔叔说，“他们的理由跟你不一样，他们说祖宗挖出一条河不容易，现在看着它臭，难保哪一天发了洪水它就派上用场了。万一发了怎么办？”
　　这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其中有的是真忧虑排洪解涝；另外一些，主要是老人，一把年纪了一辈子蹲在家里，不关心地理，关心的是传说。这条河，据说两百多年前是发过一次大水的，那时候村庄还有圩子，洪水那个大呀，后河里根本装不下，大水长了脚似的沿着圩墙直往上爬。用土和着米粥夯实的墙也被浸软了，在大水里摇摇晃晃，发出细碎的分崩离析之声，眼看着就不行了。一个被我们后人尊为五老祖的老头蹲在墙上钓鱼，跟没事人一样，长胡子，白头发，眉毛是黑的，看起来有点凶，还叼着根大烟袋锅。水快漫到他脚底下时，猛地抬起钓竿，就看见一道耀眼的白光，五老祖竟然钓上了一条小白龙，接着他用力一甩，小白龙就往东边飞去，五老祖的钓线无限延长，小白龙身后跟着一股水，也源源不断地像东飞去。传说里的当世之人都看见了一条滔滔大河在头顶上壮观地奔涌而过，一直落到黄海里。后河水就慢慢地往下降，圩墙打着软逐渐显出来，挣扎几下还是坚强地挺住了。五老祖收起钓竿，飘然飞升。听说去羽山做神仙了，脚底下一朵祥云，烟袋还叼在嘴里。这是传说，但相当诱人，所以反对填河的老人就说，咱们没五老祖了，发了水怎么办？
　　传说究竟是传说，叔叔是不信的，我当然也不会信。咱们这地方靠海近，西高东低，再大的水有黄海管着。谁也不必操心。
　　“想通了？”叔叔问。
　　不是想通想不通的问题。我笑笑，这些事说到底离我远了，也犯不着跟他争。河不是已经填了一半么，再争也不能让填上的土从河里飞出去。
　　倒是我爸说话了，我爸说：“你整天折腾出这块地那块地，谁来种？你看看，这满村子像样的劳力能找出几个？都出去了，做生意的做生意，打工的打工。”
&　　“哥，你就放心吧，捧着猪头我还会找不到庙门？只要我把价钱降下来，四面八方的人都会往这边跑，包地的人能排到县城去。不信走着瞧。”
　　叔叔向来嘴硬，不管对错，他和我爸争论最后都是他赢。至少看起来像他赢，我爸最后往往不再吭声。这问题他们争过很多次，要不是我掺和两句，我爸都懒得和他争。
　　两根烟工夫，我和我爸就被摆平了。叔叔一口气喝下一杯水，站起来要走，“我回工地了，”他呵呵地笑，“就跟他们说，我侄子也赞同填河造田。你的话他们笃定信。”
　　“他们信我的？”
　　“都知道你在北京，见过大世面，他们信。”
　　有意思，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就是那外来的和尚了。叔叔临走时又说，有事没事就把军装穿着啊。然后门外传来哮喘一样的马自达的发动机声音。我爸说，你叔叔指望着你这身衣服给他长脸哪。怪不得叔叔一再嘱咐我穿军装回来，让我回来给他摇旗子了。
　　十一月里秋凉上了头，鼓乐声在巷子里自在地穿行。我竖起耳朵听，突然唢呐声停了，突如其来的安静让我觉得村庄里一下子空无一人。然后大音猛起，完全成了仪仗队的排场，满耳都是西洋乐器的整齐划一之声。听得我直犯愣。
　　“改了，都整洋玩意了，”我爸说，“收拾一下，该去奔丧了。”
　　灵棚设在院子里，正对大门。院门外是块平整的空地，一左一右各拼了两张巨大的八仙桌，两个鼓乐班子围坐在各自的桌前，长条凳，一条凳子能坐三个人。
　　现在轮到门东面的班子在吹奏，果然是一套西洋的乐器，单簧管、三音号、电吉他、长号，还有穿着银光闪闪的小马甲的乐手在弹奏银光闪闪的贝司。一半以上的乐手站着，长发飘飘，摇晃着醉生梦死一般的脑袋和身体。若不是看到周围的稻草垛和八仙桌上一堆简陋的杯盘碗盏，我都以为是看见了某个地下乐队在露天演出。
　　门西边的班子闲着，男乐手在发呆，年轻的女乐手除了发呆的就是拿出化妆盒在伸着脖子补妆。我在十来个人里找到一个脑袋小得失去比例的老头，撅着屁股坐在凳子上，正用两个硬币夹着下巴上的胡子往外拔。他拔得漫不经心又极其认真，满脸皱纹，上嘴唇边上两撇小胡子既稀又长。这个高大的老头生着一颗怪异的小脑袋，这个外号叫小头的人，我从记事时起就追着听他吹唢呐拉二胡吹笛子，已经老了，还带着他的班子东奔西跑。他的八仙桌上一半是唢呐、笛子、二胡、笙箫，一般是和对面祥鹿班子一样的闪耀金光和银光的洋玩意。
　　我跟着爸爸刚进灵棚，乐声停了，另一个乐声响起，西洋乐器发出的声音，是那首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纤夫的爱》。西洋乐器发出的声音喜气洋洋。
　　灵棚里也不安宁。我的一个堂弟，刚死去的三奶奶的孙子，踩在凳子上要往牌位上方挂三奶奶的照片。他找人去镇上的照相馆刚复制好的。他爹不让挂，理由是咱这地方祖祖辈辈不知死了多少人，没见一个在灵棚里挂相片的，丧事上也出风头，招人笑的。堂弟非要挂，说城里人都兴这个，电视里天天演，你又不是没看见。什么相片不相片的，这是遗像。
　　“不行，”我堂叔说，“你才在城里蹲几天，就城里城里？忘了腿上还沾着泥了！”
　　堂弟这两年的确待在城里，听说在宁波打工打得不错，还混成了公司里的一个小头目，偶尔也有权利背着两只手，人五人六地在别人面前晃来晃去了。“奶奶半辈子躲在黑屋子里，为什么就不能让她到外面看看，出来给别人看看？”堂弟说，既委屈又理直气壮，见着我，一把将我拉过去：“哥，你来得正好，你是城里人，你说说，给奶奶挂个遗像有没有错？”
　　我一下子没回过神。我怎么就是城里人了？这跟挂遗像有关系么？“没错，”我脱口而出。让三奶奶见见天日是应该的，被瞻仰一下也是应该的。此外，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三奶奶的模样了。堂弟的半个身子把遗像给遮住了，我想看看。我说没错，你让开一点。
　　“看，哥都说没错！”堂弟的声音里充满胜利的喜悦，很有把握地把遗像挂在灵棚的正中央。
　　堂叔张张嘴想说话，我爸拍一下他的肩膀，说：“算了，挂就挂了，孩子也是一片孝心。”堂叔憋了半天，点点头说：“那就挂吧。你哥都说了。”
　　三奶奶在头顶上阴郁地看着我。照片上的光线很差，很多年前的那种简陋的黑白照片，经过放大、翻印，离三奶奶本人越来越远。其实三奶奶究竟什么样，我也说不清楚。我只记得昏暗里她阴郁的眼神。很多年前，我还在家里念小学和中学，那时候过年还要给长辈行磕头礼。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就得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冻得抖抖嗦嗦地走街串巷，给长辈们拜年。三奶奶那时候身体就不好，不太老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已经很老了，初一早上不舍得开灯，坐在床上等晚辈去磕头。屋子里昏暗，她坐在床上不动，偶尔幽幽地说几句话，她总能一口说出我的名字，声音冰凉，眼神就像照片上一样，阴郁，比声音还凉。我进了她的屋子就觉得后背上起凉风，她送给我的糖果我很少拿，怕。有一次接过了，一转身看见东山墙下黑暗的角落里卧了一口漆黑的棺材，以后任她给我什么好吃的我都绝不要了，磕头拜年时也不敢再看她的脸，尽管一直就没看清过，磕完头就走。
　　此刻，我记不起长相的三奶奶就在斜上方看着我，也许她老人家根本就没看我，她在阴郁地看别人，或者谁都没看。我觉得脊背上又起了凉风。行过大礼，烧了火纸，潦草地和堂叔堂弟说几句节哀顺变，就赶紧出灵棚，到了院门外。
　　阳光很好，鼓乐声一响就是太平世界。现在是祥鹿的班子在吹奏，长号、单簧管、电吉他在响。很多人围在那里看，多是老人、女人和孩子，闹哄哄的一片。我远离人群站在草垛边，想等着听小头吹上一两支曲子。很多年没听到小头的声音了。过去我在家，只要小头的鼓乐班子来，穿过大半个村子我也要去听。当时个头小，经常扛着个小板凳好站在上面看。小头可以同时吹两只唢呐，鼻孔里还插着两根香烟，两只唢呐吹出来的是两个不同的调。据说他能同时演奏五种乐器，一心五用，一人就成一个班子。可惜我没见过，他也轻易不出这一手。搞这行的人说，这么玩法折寿。
　　好容易等他们两个班子轮流各吹了一通洋玩意，小头拿起唢呐，哨子在嘴里转来转去，胳膊端起来要吹，我脖子都伸长了。一个人喊：“不听吹的，来唱的！”跟着就有人起哄，要坐在小头旁边那个照镜子的女孩唱。被叫做小云的女孩施了浓妆，嘴唇红得怕人，细长高挑的眉毛画到了额头上。长相一般，圆滚滚胖嘟嘟的，站起来的时候，从上衣下摆里溢出一圈肚皮上的白肉。天不很冷，但也不很热，小云穿一件被修改过的超短夹克，特地把白嫩的肚皮晾出来。小头只是笑笑，放下唢呐，对小云抬抬手。这让我很难过，他不吹了，而且很乐意放下他的唢呐，似乎丝毫没感到被哄下台的难堪。
　　“想听什么？”小云手里多了个麦克风，先对着大家怪异地叫了一声。
　　有人在旁边摆弄音箱，缠在一起的电线堆在地上。他们配备了成套的卡拉OK装置。
　　“《小寡妇上坟》！”
　　我跟着声音看过去，竟是顾小天。我们念小学时整天一起上下学，好得说梦话都念叨对方的名字。一起玩的还有另外两个，大年和三象。因为各种原因，他们都没有念出名堂。大年当时的年龄就比我们三个大，念五年级时，到了八月十五，我们正常上课，他一个人请假去给老丈人送节礼，送完礼回来继续上课。他爸妈很早就给他定了亲。我妈现在一催我结婚就会说，你看人家大年，孩子小学都要毕业了。三象到了中学成了我们所说的不良少年，打架斗殴，没事躲在树后吓唬女生玩。初三念了一半，因为和临村的一个小混混争一个女孩，领着一帮人打群架，捅了那家伙大腿一刀，被学校开除了。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出外念书，见他们的机会很少。听说三象在家混了几年，倒逐渐老实了，尤其是娶了媳妇后，整个人变得谦和谨慎懂得持家过日子了。也知道赚钱，老老实实地跟着上河的建筑队到天津、青岛等地干活，先做小工，再做大工，据说马上要带徒弟。他只在农忙和过年才回家，扎扎实实积了一些钱，去年刚翻盖了宽大敞亮的新房子。
&　　倒是顾小天不让人省心。念书时他腼腆得像个姑娘，一说话脸就红，老师提问就结巴，但是画画好。他画人从来都是从鼻子开始。当时我整天缠着他教我画小人，他把一本《红楼梦》小人书扔给我，让我从头到尾临摹一遍。这样的小人书他临摹了几十本。我哪来那耐心，一个人画不到下半身就坐不住了，所以一直没能画出个像样的人来。我一直以为顾小天能在绘画上有所成就，谁知道绘画把他给废了。因为沉迷绘画，顾小天把功课给忘了，普通高中也没能考上。
　　他爸是我们那里最好的木匠，就让他跟着学做木工，顾小天哪里安心，睁眼闭眼都五颜六色，满脑子都是颜料和画，一把斧头从新打的五斗橱上掉下来，落到他正拉墨线的右手大拇指上，喀嚓，半个拇指没了。握不成画笔了。顾小天连着三天不吭声，没叫一声疼，脸白得像张纸。此后就变了，专挑着歪路子走，也不再画了。不画画在村子里没人关心，整天画来画去才有人闲话呢；走歪路大家就闲不住了，鸡一嘴鸭一嘴地数落。顾小天听不进去，越发混账得不可收拾，喝酒、赌钱，无所事事，幸亏胆子小，要不可能就去杀人放火了。
　　后来他爸去镇上卖家具，数钱的时候撞到一辆大卡车上，当场就没命了。他妈更管不了他。顾小天一个大劳力，农忙就不知去向，等他妈累掉半条命把庄稼伺候好，他又跟鬼魂似的飘回来了。一个家被他折腾得一穷二白。顾小天他妈闲时做豆腐卖，打算补贴家用，挣到的一点钱最后又落到顾小天手里。不给他就动手打。听我妈说，有一年大年初二，顾小天他妈披头散发地跑到我家，说顾小天要砍她。他要钱去赌，她不给，顾小天就用左手提起了斧头。我妈出门去看，顾小天果然提着斧头站在巷口。
　　奔三十的顾小天，现在还是光杆一个，正站在小头班子旁边让小云唱《小寡妇上坟》。他嘻嘻哈哈地说完了，一扭头看见我。我们有几年没照面了。各忙各的一份生活，不止顾小天，大年、三象我也有几年没见。念大学后，假期我要么在学校，回家也是窝着不出门。偶尔想起来出去转转，他们也未必在家。连着几年不见，生疏有了，恐惧也有了，居然变得怕见故人。这几年近乡情怯之感越发严重，还有想不明白的羞愧，总觉得这么多年疏远了大家有点对不住。想来顾小天他们也是。顾小天看见我，迟疑一下还是把头扭过去。我也在犹豫，内心里莫名地紧张，我盯着他，只要他再扭回来一次，我就过去招呼。
　　小云问，真要听《小寡妇上坟》么？大家七嘴八舌，嗷嗷地叫。顾小天只抱着胳膊僵硬地站着，一声不吭，我看不见他残缺的右手拇指。
　　小云开始唱了。老实说，相当一般。毫无悲凄，轻佻浮薄之气倒足。快唱完时，我终于决定过去拍一下顾小天的肩膀，此刻有一串子水落进我脖子里。我赶紧闪到一边，回头看见一个四五岁的男孩站在草垛上，抖着小鸡鸡正往下撒尿。因为撒进了我衣服里，他咯咯地笑得很开心。很多人往这边看。这小东西！我既窘且怒，又觉着好玩，想唬他一下，旁边一个小媳妇跑过来，一边呵斥男孩一边向我道歉。是三象的老婆。我认识，几年前春节时她来我家借面引子。那男孩是她的孩子。
　　三象老婆说：“你看看他叔，这孩子太闹，要不衣服脱下来我帮你洗洗？”
　　“没事，没事，”我象征性地掸掸。“都长这么大了！再闹也闹不过当年的三象哥。三象哥不在家？”
　　三象老婆也是咯咯地笑：“他呀，卖苦力呢，在烟台。”
　　正说着，三象他妈过来了，对我说：“刚回来的？”没等我回答，她的脸就撂下来，对儿媳妇说：“没事就到处转，你还能把小孩带到天上了！”
　　三象老婆咕哝一声，我没听清。她一把将儿子拎下草垛，拽着走了。孩子拖着脚跟着跑，一手忙着将小鸡鸡塞进裤子里。他们娘儿俩穿过人群。
　　我和三象他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被尿湿的地方弄得我很不舒服，就扯了个幌子要回家。再往顾小天那儿看，已经不见了。
　　我妈帮我洗了制服晾到外面。我找了本旧书，卧在躺椅里瞎翻。过去那些年我都是这样看书。叔叔从外面回来，见了面就说：“晚上我想请村里的几个支委吃顿便饭，你去陪一下。衣服呢？”我指指外面。叔叔看到衣服在绳上嘀嘀啦啦往下滴水，不放心又去摸了一把，甩着手说：“偏偏这个时候洗。”他踌躇半天：“要不换个时间吧。”我说随便吧。这样的饭我是一点都不想吃。叔叔就急匆匆走了。
　　“叔叔怎么神神道道的？”我问我妈。
　　“谁知道。当了个村长人都当变了。”
　　太阳一下天就不拿干，整个大地慢慢失去了温度。没有风，衣服到了后半夜还是潮湿的。那会儿我已经从葬礼上回来，刚洗漱完，躺下要睡觉，叔叔手下那个开机动三轮的敲门了。叔叔让我赶紧到三奶奶家去，还特别嘱咐把制服穿上。我说没干呢，开机动三轮的说，没干也穿上吧，怕村长等不及了。
　　一路小跑到了三奶奶家门口，都后半夜了，还有半个村的人围在那里。鼓乐班子没动静，一个个呆若木鸡。我穿过人群，看见小云和其他几个班子里的女乐手穿着谁的大衣服，低着脑袋蹲在门边，旁边站着两个警察。正好我叔叔从院子里走出来，踮着脚看，见到我就招手，嘴贴到我耳朵上说：
　　“派出所来人了。有人打小报告，说葬礼上跳脱衣舞了。”
　　“是跳了。”我说。
　　在我看来，小云她们几个应该算是跳了，衣服一件一件往下脱，只是没脱到底而已。她们跳的时候我在场。那晚守灵轮不到我，吃了晚饭我到野地里转了一圈就回来听鼓乐。我还是想听一听小头的唢呐声。这也是整个葬礼中鼓乐最热闹的时候，亲朋好友都会花钱来“点小唱”。这是我们那地方多少年沿袭下来的说法。都是死者的亲朋好友“点”，“点”得越多，出的钱越多，说明这人死得越风光和体面。在之前，“点”的不是人“唱”，是唢呐和其他乐器“唱”。“点”一个“小唱”多少钱，不是一个死数，要看“小唱”的质量和当时的现场情况来定。比如小头，一直是被“点”得最多的乐手，价钱也高，最后挣的也就多。他用一支唢呐唱戏，模拟了男女老少五个人的声音，惟妙惟肖，几可乱真。后来慢慢改人唱了，唱流行歌曲、民间小调，偶尔有功力深厚的也能唱几嗓子京剧、淮海戏、黄梅戏啥的。因为点唱有现钱赚，而且价码越来越高，两个鼓乐班子竞争就更激烈，都想被点，就各拿出看家本领。
　　过去点唱竞争都是渐趋白热化，要一个过程；那天晚上只一个回合就飙上了，一个比一个狠。开始有人点了小头的一个黄梅戏，《小辞店》。小头大手一挥，几个年老的乐手操起笛子、二胡、芦笙，就入了过门。只有这些年纪大的乐手才能点什么来什么。小头将唢呐的喇叭卸了，一只手加一只瓷碗，开开合合，严凤英的声音仿佛就控制在他开合自如的手和碗中。四围寂静。然后掌声和叫好声响起来。大约八年以后，我终于再次听到小头的声音。接着有人点了祥鹿班子，一个肚大腰圆的汉子唱刘欢的《好汉歌》，就那一口山东话还有点像。我以为唱两首就能回到乐器表演上，谁知道转过去就回不来了。两个班子轮流唱歌、说相声、跳舞、玩魔术，只要是可以表演的，几乎都摆出来了。到后来，两边同时有人下注，一起表演，为了争观众抢风头，怎么刺激怎么吸引眼球就怎么来了。
　　几年不看小唱，变成一场品类齐全的联欢晚会了。从形式到内容都越发暧昧和粗俗。
　　先是在男女对唱和相声中篡了词，补充不少动人耳目的荤段子。表演上也是动作暧昧，纠缠不清，时不时暴露一点床上的隐私。然后是表演者轻装上阵，尤其女孩子，穿得越来越少，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越放越开，博得一阵阵声嘶力竭的叫好。白天我看到的那些吹不好唢呐玩不转二胡只会对着镜子一个劲儿地化妆的女孩子，现在都派上了用场，胳膊露出来，肚皮露出来，描了眉毛画了眼影，张开血盆大口。柔软的身体富有动感，胖嘟嘟的屁股充满弹性，热辣辣的头发四散着甩开来。
&　　两边的表演你分不出个好赖来，到了用身体说话这一步，都差不多了。我跟着人群两边奔波涌动，像涨潮和退潮，觉得每一步都踩在激烈的鼓点和自己的心跳上。
　　然后有人喊：“脱！”
　　然后有很多人喊：“脱！脱！”
　　那个叫小云的突然站到了人群之上，我从祥鹿班子那边跌跌撞撞地转回来，看见她张开双臂像鸟一样飞翔，穿一件极其巨大的风衣。风衣、长发和手臂随风飘荡。然后她停止飞翔，我才发现她坐在一个高个小伙子的肩膀上。有人从下面给小云递两根烟，她坐在人群之上点着了，吐出巨大的烟圈，一圈一圈飘向挂在半空里的两个小太阳灯。接着有人递上一支唢呐。小云把两只烟插在鼻孔里，开始吹唢呐。还好，能吹出个调。
　　有人喊：“脱！脱！脱！”
　　小云腾出一只手，开始让那只胳膊摆脱风衣袖子，然后换一只手脱另外一个袖子。因为一手脱，还要照顾鼻子里的烟和嘴里的唢呐，风衣脱得像慢镜头，观众的胃口被充分地吊起来，伸长脖子只知道嗷嗷地叫。风衣里面是一件夹克，严严实实地把扣子扣到了顶。看来早筹划好了，已经提前把该脱的衣服全穿上了。脱夹克的过程更慢，夹克里面是一件火红色的衬衫。脱到衬衫时，烟烧尽了，唢呐也不再吹，开始一门心思脱衣服，一边脱一边扭动，那种最朴素最简单的舞蹈动作。
　　小云的一只白胳膊露出来时，祥鹿班子那边也有一个女孩站到了人群之上。没抽烟，没吹唢呐，上来就开始脱，速度远胜过小云。然后两个人面对面了，你脱一个袖子我也脱一个，你脱掉一件衣服我也脱掉一件，像一个人面对一方慢半拍的镜子。如果不是两个班子里的女孩竞争，可能每个人的身上还能多剩下几件衣服，但两人就耗上了，观众也热烈地鼓励。到了上身只剩下胸罩不能再脱时，小云率先开始解鞋带。
　　人群快发了狂。骑在别人脖子上脱裤子，难度相当大，需要足够好的平衡能力。她们一一克服了。大约花了半个多小时，她们最后只穿着内裤和胸罩坐在了小伙子们的脖子上。此刻夜风浩荡，半个天空都是光明和火热的。
　　然后两个人的竞争演变成四个人的竞争，每一边又出现两个女孩坐到小伙子的脖子上。她们也在比赛着脱，比赛着看谁脱得更快和更慢。然后是六个人的竞争。
　　这场葬礼上的演出早早冲上了高潮，上去了就下不来。我想小头的演奏今晚不会再出现了，就这么脱下去也没啥新鲜了，不过是北京大街上的一场内衣秀。长途乘车的疲乏弥漫到四肢，我就回家了。路上还在想，才几年啊，成了这样。
　　“是跳了。”我说，把湿衣服的下摆对着叔叔抖。
　　“忍忍吧。”叔叔摸摸我衣服，“我这官不大，事不少，管完大家的嘴，还得管着给他们擦屁股。没办法。”
　　叔叔想让我帮帮他，具体地说，让我的制服帮帮他。我不知道它是否有用。客房里坐着两个警察，看起来是此次行动的头目。他们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目光立马摆正了，但依然矜持，胖一点的那个站起来说：“你是？”
　　“死的是我奶奶。”
　　“郎队长，这事还惊动你跑一趟。”我叔叔说，然后介绍我，“我侄子，在北京工作，首长秘书。过来陪陪几位，军警一家人，你们一定谈得来。”
　　我递上烟，他们接过时点头称谢。“其实，这事也怪不得你们，周围都这么搞。”郎队长说，“是他们自己往枪口上撞。可是，我们为难啊，抓谁过去都不好，这半夜三更的，还是在葬礼上。”
　　“还是郎队长深明大义，”我说，“人死为大，冒犯了也不吉利。”
　　“是这么个理，只是这是公事，不好办啊。”
　　“郎队长说的没错，都不容易，”叔叔对我堂叔使了个眼色，堂叔从身后拿出五条烟，叔叔接过了，往郎队长手里塞，“给兄弟们暖个嘴，夜里风凉。”
　　郎队长还要推辞，我按住了他的手，“要是不嫌天晚，一起喝两杯？”
　　“那就不好意思了。”郎队长把烟递给他同事，对我说：“太晚了，以后有机会再喝。斗胆攀一下，叫声兄弟。说实话，带谁走都不合适，但形式我们总得有点，没办法的事，我们也要付给举报人报酬。要不——”
　　“没问题，”叔叔接过了话，“郎队长你给个数。”
　　郎队长晃了晃右手的四个手指头。四百。
　　我钱包正好在裤兜里，掏出五张。郎队长抽出一张塞回我口袋：“都兄弟了，还这么见外。有时间一定到所里找老哥，咱哥儿俩喝几个。一家人。”
　　郎队长带着手下三个人走了，临走嘱咐两件事，一是别再让鼓乐班子玩过头了，另一个还是请我去所里找他喝酒。我们亲切握手，半天才撒开。
　　事情搞定了，小云和那几个刚被看在门旁的女孩已经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披着大衣服照镜子补妆，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叔叔对鼓乐班子说，别愣着啊，吹！鼓乐声起，不用看我也知道是小头在吹唢呐。但我困意隆重，哈欠连天，只想回家睡觉。
　　叔叔拍拍我的肩徽，说：“我说嘛，还是这个管用。”停一下又说：“哪个狗日的嘴贱，想钱他妈的想疯了！”
　　叔叔一整天都泡在工地上。午饭后我去看他，后河边清静了不少。推土机只剩下一辆，弯腰驼背的样子如同老年哮喘病患者。人也少了，看新鲜的走了大半，有几个跟在叔叔后边干活，抱着一把铁锹这里捅一捅那里掘一下，使不上劲似的。在推土机跟前，他们的劳动可以忽略不计。叔叔从这边跑到那边，一头的汗，看见我才想起口渴得厉害。
　　“娘的，”叔叔直起腰擦汗，“没钱你屁事也办不成！你看这推土机，说好了一直三辆，今天就变卦了。”
　　“没给钱？”
　　“哪来的钱？当初谈妥的，土地承包出去后再付钱。”
　　我看着坐在驾驶室里懒洋洋地拉动操纵杆的司机，说：“既然谈妥了，有合同，他们怎么能这么干？”
　　“小点儿声，”叔叔把我拉到一边。“农村做事跟你们城里不一样，动不动就起诉、就上法庭。在家里法律啥的不好使，谁有东西谁是爷，没钱就得装孙子。恼了他们，明天这台机子也没了。”
　　叔叔不敢让它停下来。他想趁热打铁，三下五除二先把填河的大局定下再说。这事是他挑起的头，得让它进行到底，弄了个半截子不好交代。我问问他考虑过用人力没有，叔叔说，根本不要考虑，你以为是过去啊，有了任务全村出动，闷头干上一冬天，说开山开山，说填海填海。像石安运河，多大的工程，活生生让几十万人凭空挖出了一座大水库，用两只手。想都不敢想。现在也找不到人，你看看，除了老弱病残，还有几个年轻劳力在家？都出门挣钱了。我溜了一眼工地上的人，的确没几个年轻力壮的。
　　一个人过来问：“村长，该整路了吧？”
　　叔叔点头，整。河没填完，但穿过河到对岸去的路必须整出一条来。明天三奶奶出棺到乌龙河边下葬，得经过这里。那人跳上推土机踏板和驾驶员打了半天手势，驾驶员总算明白了，推土机哼哧哼哧掉了个头。
　　没我的事，杵在那里还碍眼，就过河去了北边的野地里。天高远，深蓝得有种悲伤在其中。我随便走，两边是庄稼、收过庄稼的田地、菜园子和把整个大地连成一片的荒草。没有人，不知都躲到哪里去了。很多菜园子都是半荒，草比菜繁华热闹。我顺手在谁家的园子里拔了一个紫皮萝卜，找不到水洗，就掏出张纸巾擦了吃起来。我妈说，今年家里旱，一个多月没下雨。萝卜证明了这一点，萝卜里有种火烧似的干辣味，吃了一半就辣得我眼泪直往外出。
　　在十八地的东西路上，有头牛卧在路边，偶尔漫不经心地歪头啃一下地上枯黄的巴根草。它卧在那里像一座倒塌的房子，反刍出来的白草沫流过下巴，太阳照得它很暖和。多少年前我家也有一头长得像它的水牛，放了学我就牵到野地里吃草，回来时坐到它背上。做了好几年的放牛郎。我吆喝一声，那头牛闭上眼，再吆喝一声，它慢腾腾地站起来，缰绳拖在地上散漫地走。眼见它要往庄稼地里进，我踩住缰绳把它拽住。四周看不见放牛的人。四野里平坦开阔，风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然后是刮，越来越大，一片片庄稼和草弯下腰来。我决定替主人把牛牵回去。现在整个村庄里养牛的也没几家，都用拖拉机、脱粒机、联合收割机了，牲口的用处越来越小。只有老人才坚持要养牛，这是他们一辈子养成的习惯，少一头牛他们会觉得自己很孤单。
&　　我把牛牵到河边，跟叔叔说了。叔叔让人把它扣在旁边的树桩上，丢牛的人自然会来找。此时穿过后河的路已经有了模糊的轮廓。天空开始变灰，云朵在变沉，和天一起缓慢地低下来，从远处开始朝这边挤压。叔叔说，回去吧，要变天了。然后对周围的人大声喊：
　　“上点儿心，今天必须把路整出来！”
　　晚上轮我去守灵，和其他两个堂叔和一个堂兄。四个人，一边两个分坐在棺材前，屁股底下是麦秸做瓤的蒲团。棺材前烧着长明灯，还有一只火盆，隔一段时间就要烧几张火纸。烧纸的事由那位本家堂兄干，我怕烧纸。我念小学的时候，大爷去世，按规矩我该在大爷火化之前给他老人家烧一刀纸，可是，任爸妈拖着我把火纸塞到我手里我也不干。不是不愿意，是恐惧，我大爷爷特别疼我，好东西在被窝里能藏上好几天专等着我来吃，可我就是没去给他烧那刀纸。多少年我也没明白恐惧所从何来，只记得当时沉重灰暗的现场，大爷一身黑衣躺在地铺上，一张纸遮住脸，那也是秋天，那个下午在我记忆里是冷的，想起来就不自主地打哆嗦。不烧纸的习惯倒是留了下来。
　　现在，堂兄烧纸，一个堂叔对着火盆念念有词。外面是浩大的鼓乐声，风掀起门帘，各种乐器的声音一一进到棺材前，盆里火光摇荡。脱衣舞是不敢再跳了，竞争还在，人群的吆喝此起彼伏。我只听到了一曲《十面埋伏》，应该是小头的独奏，此后就被各种西洋乐器和土洋结合的歌声淹没了。
　　我们面对面聊天。先是两个上了年纪的堂叔历数这两年死去的人，慢慢就说到了鬼故事。谁谁晚上插秧见了鬼，谁谁走亲戚回来遇上鬼打墙，谁谁照镜子看见一张鲜血淋漓的脸，谁谁半夜里醒来，发现男人不在，从此丈夫消失不见了，谁谁听见路对面有人叫他，跑过去，对方没了，却发现自己走入了水里，膝盖以下都是凉的。很难想像村子里竟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后来堂兄听怕了，让说点别的，就聊到了北京。他们要听我说。其实我对北京也陌生，大白天常常迷路。但一位堂叔说，就说国家领导人，你常看见，你说，我们都信。搞得我像一天三顿饭都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吃似的。我真诚地告诉他们，领导人我还真一个都没照过面，说不了。
　　“那就说说中南海、故宫、长城，实在不行，烤鸭吧。”
　　烤鸭。说真的，我不爱吃那东西，有点腻，我喜欢南京的盐水鸭。“还是下次带几只回来，你们自己尝吧。”我说。别的我也说不来，关键是这种地方说这些我有心理障碍。头一次给长辈守灵，我觉得坐在这里应该一声不吭，要正大庄严。他们不同意，守灵不是把祖宗冷清清地晾着，而要让他们知道，谁都没忘记他们，有新鲜的、热闹的、好玩的，一例也让他们分享。这规矩我的确不懂。
　　堂兄说：“斗地主吧。”顺手从孝服底下摸出两副扑克牌，打开了摊在手心里在我们面前巡游一圈，“从南方带来的！”每张扑克牌上有一个只穿内裤和皮靴的金发女郎。现在的整容和染发技术很高，我也分不清这些风骚的女孩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一个堂叔抽出几张歪着头看了看，说：“老了，这东西看不动了。”
　　另一个年轻一点的堂叔说：“是能看，不能动了。”然后两个堂叔一起笑起来。
　　堂兄说：“斗不起来？来点彩头呢？”
　　前一个堂叔咳嗽一声坐直了：“这倒可以试一试。”
　　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时，堂兄已经把牌洗好了，齐唰唰放在一个空蒲团上。
　　一个堂叔说：“三婶儿年轻时就爱玩牌，听说一晚上挣过五十块大洋。”他说的是棺材里的三奶奶。
　　“那会儿还没有‘斗地主’这一说，”另一个堂叔说，“都是粘黑纸绺子，像麻将那样玩法。”
　　“听说三奶奶过去是地主婆？”堂兄说。
　　“小点儿声，”堂叔敲了他一个指头，“别让三婶儿听见了，她最烦人家说她是地主婆，谁说跟谁急。没得病那会儿，都跳到人家饭桌上去骂。”
　　我身上没带钱，堂兄说无所谓，记账，赢了拿走，输了就带两只烤鸭给他们尝尝鲜。他把第一张牌都帮我抓好了。四个人就在三奶奶的灵前赌起钱，长明灯忽悠忽悠地闪，火盆里也冷了。鼓乐声越飘越远。
　　很久没斗地主，我竟然还赢了。三奶奶当年赢了五十个大洋，我赢了五十块钱，这已经是后半夜了。定下的彩头本来就少，五十块因此变得扎眼，堂叔和堂兄不太高兴，他们多少都输了一点。赌钱就这样，赢再多也不痛快，输再少也不舒服。我想去趟厕所，堂兄说不行，打完这一局再说。大家附和，打完一局再说。这一局起码要一个小时，我觉得膀胱突然开始胀痛。他们精神头很好。来之前我爸说，守灵最易犯困，让我管住自己的眼皮。我爸多虑了。
　　我说：“要么到此为止？”
　　堂叔不愿意了：“不打牌干吗？哪天熬到天亮？”
　　我把钱分成三份，推到他们跟前，我没打算赢谁的钱，赶鸭子上架陪兄弟爷儿们逗逗乐而已。堂叔和堂兄都不高兴了，堂叔一把将钱摔我跟前，说：“哪有赢了钱退回来的道理，我们又不是输不起！”堂兄说：“二叔说的是，就是找点事干，打发时间，谁还输不起这点钱！”
　　“那好，”我说，看看表，凌晨两点。“要接着打下去，我更得去趟厕所了。”
　　他们一下子愣了。说到底还是那点钱的事。我把钱放在蒲团前，站起来时骨节咯嘣咯嘣乱响，觉得缺了半边屁股，右半边坐麻了。
　　外面鼓乐声喧嚣，间以谁的歌声。一首耳熟的流行歌曲，唱得不好。那泡尿够长，我站着差点睡着了，有人在厕所外喊我名字才清醒过来。风经过头顶的树梢，撕扯声不断，呼啦呼啦的。我回过头，看见三象大哥的儿子小象站在黑暗里。
　　“我奶奶让你去一趟，”小象说，“急事。”
　　“什么急事？”
　　“去就知道了。”
　　他都不让我回一趟灵堂，孝服也不让脱，拽着我就跑。经过鼓乐班子时，我看见小头拿起了唢呐。又听不到了。我们在风里跑了一阵，天上落下了雨。快到他家，小象终于开口了，他说：“顾小天跟婶儿睡觉，被抓了。”
　　顾小天只穿一条裤衩和一件背心，抱着血淋淋的左腿坐在房间的地上。小象家的狗在对着顾小天叫。叫一声顾小天就抖一下，一身鸡皮疙瘩，满头冷汗。三象爸妈坐在椅子上，嘴里都叼着烟卷。三象嫂子坐在床上面无表情，床前的小板凳上坐着三象老婆，头发凌乱。我进门时她抬一下眼又垂下，右手不停地摸扣错了的第三颗纽扣。每次她想把扣子解开重扣，三象他妈就浑浊地咳嗽一声，她的手就不得不缩回去，衣服就一直斜吊在身上。
　　“来了？”三象他爸说，指着顾小天和三象老婆的手指气得直哆嗦。“这两个畜生啊！三象不在家，他们就，伤风败俗啊！我们一家人的脸还往哪里搁啊！”
　　顾小天对我翻一下白眼，继续抱着左腿出冷汗，断指的根部在蠕动。我脱下孝服，又脱下外套给顾小天披上，他又给我一个白眼。
　　“你怎么——”三象他妈说。
　　我说：“这事应该找我叔叔来。”
　　“村长有什么用！”三象他妈说，“除了要钱，他就知道你好我好，屁大点事都吓得尿裤子。那还不如直接送到公安局了。”
　　不找叔叔也行，但找谁也别找我啊。我看着顾小天，他竟然也在看我，目光里有种坚定的、邪恶的嘲讽，仿佛被捉奸的不是他而是我。对视了十秒钟左右，我败下阵来，心里突然一阵莫名其妙的惊慌，我感到了难为情。顾小天的嘴角翘了翘。他凭什么这个时候还翘一翘嘴角？
　　“要不是这条狗，”三象他妈指着狗说，“就让这狗东西给跑掉了！三象出去干活儿时就说，养条狗防贼，这臭不要脸的不要，嫌狗脏，吵。谁不知，怕贼不来呢！”
　　三象老婆嘤嘤哭起来，说：“妈，没有，我没有。”
　　顾小天说：“婶儿，你可别瞎说啊，是我找上门的，加这次也就二十次。”
　　三象他妈拍一下大腿，忽然喊：“天哪，你听听，造了什么孽啊臭不要脸的！”
&　　三象他爹气得烟头落到腿上，烧得蹦起来，上来就是一脚，然后对小象家的狗喊：“上，上，咬死狗日的！”幸好狗拴着，只跳起来狂吠几声。
　　按三象他爹的说法，他们早就发现儿媳妇不对头了。过去三象老婆晚上不抱一抱儿子睡不着觉，最近隔三差五就把孩子送给他们老两口带，晚上也不领回家。一个晚上，三象他妈去西头的亲戚家送喜礼，回来路过三象家的后窗户底下，那会儿才十点半，屋里的灯就熄了，她听到有人在里面说话，而那晚上孙子说好了跟他们老两口睡。她以为儿媳妇在听收音机，就没上心，经过了就忘了。过了几天她在饭桌上提起，孙子说，有天夜里他也迷迷糊糊听见谁在说话，早起问妈妈，他妈拍了他脑袋说，哪有谁说话，做梦了。小孩拿不准，就当是做梦了。三象他妈觉得有问题，就问孙子，这样的梦做过几次？孙子说，两次。三象他妈当时下巴就挂下来了，背地里跟老头子开始嘀咕。三象他爹不吭声，儿子不在家，儿媳妇又有几分姿色，不好说。
　　半夜里他就躲在三象家门口的草垛里，连守了四个晚上，没看到儿媳妇之外的人从大门进出。第五个晚上就在草垛里睡着了，醒来已经鸡叫，满天的星星落下去。他拍掉身上的草叶往家走，刚走几步，看见顾小天抖着衣领子走在三象家的围墙外面。老头多了个心眼，天亮送孙子回家时特地检查了一下围墙，发现有一大块地方被蹭得平滑，还沾了点泥脚印。老头有数了，有人是不喜欢走门的。
　　今夜里抓奸他们有备而来。这两天晚上三象老婆又把孩子送过去，她要看鼓乐班子演出，回来比较迟，怕耽误孩子睡觉。老两口就差小象盯住她，啥时候回家看准了。昨晚因为跳脱衣舞，她看到很晚，老两口估计出不了事。今晚不脱了，不好看了，没准有情况。果然，三象老婆站在鼓乐班子旁边不到十一点就开始打哈欠，等小象撒了一泡尿回来，三象老婆不见了。小象找了半天，只好去她家看，正赶上婶婶熄灯。小象赶紧回家报告。一家人赶紧出动。
　　三象他妈在窗户后确定里面有人声，就转到前面去敲院门。三象他爸牵着狗避在墙外。顾小天摸黑从床上爬起来，抱着衣服，只穿了背心裤衩就急匆匆开始翻墙头，正打算落地，小象家的狗扑上去，结实地一口，生生地从他腿上拽下一大块肉。
　　现在，顾小天抱着缺了一块肉的腿，嘴里咝咝地出冷气。他感到的只是腿疼。
　　三象老婆在嗓子眼里哼哼：“爸，妈，下次再也不敢了。让我回吧。”
　　三象他妈用鼻子冷笑一声，“狗改不了吃屎！看三象回来你有什么脸说话！”
　　“让她回去吧，”顾小天有点玩世不恭，跟他无关似的。“我下次不会再找她了，我找别人去。”
　　这回三象嫂子都看不下去了，她说顾小天：“你怎么这么不要脸？”然后对弟媳妇说：“天下男人都死光了？你找这样的人！”
　　三象他妈瞪了她一眼，三象嫂子才发现自己说的不合适。我也觉得顾小天有点不要脸了，这话说的。所以我说：“小天，别胡说。”
　　“我胡说？”顾小天扯下外套扔给我，“不找她，我当然得找别人。除了比你们少个手指头，我他妈一样不少！男人嘛，不找女人找谁！”
　　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了，我总不能跟他说，小天啊，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看看三象他爸，他说：“侄子，你从小跟三象玩到大，他就信你的。你说该怎么办？”
　　“能不能先找块布把他伤口包一下，找件衣服？”我说，“别弄出什么毛病来。”
　　“弄出就弄，”三象妈说，“他现在死我都嫌晚了！”
　　三象他爸白她一眼：“听大侄子的。找布。”然后对大儿媳妇说：“把她弄回家。”三象嫂子从床上下来，拉起弟媳妇往外走，出门的时候小声说：“你啊，怎么说你呢。”小象、三象他妈也跟着出去了。三象他爸牵着狗也要走，我赶紧站起来跟到门外。还在下雨，雨点大而稀疏，落到脸上冷飕飕的。“叔，我看还是别见官了，也不好声张，动静大了对谁都不好，”我说。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这老脸啊。”三象他爸说，打了自己一个右耳光，又打自己一个左耳光。“你当兵的，见多识广，你操办吧。我咽不下啊。你看这院子，三象辛辛苦苦在外挣钱，铺条路的砖钱都没有。”
　　他看着要哭出来，我赶紧安慰，表示一定尽心尽力。回到屋里刚坐下，小象在门外把顾小天的衣服和一块发黑的白布扔进来，顺手把门关上，挂了一把锁。
　　我给顾小天包扎好伤口，扶他穿好衣服，整个过程两人没说一句话。然后我们面对面坐下。他盯着床单上平庸的大花朵一看就是半天，还是我沉不住气，我说：“小天，我们有好几年没见了吧？”
　　“是么？你每次回来我都看到过：”他还盯着那些大花朵，说完了收回目光，纠正道：“碰巧看见的。”
　　“你就，打算这样过下去？”
　　“不好么？”
　　“我是说，做点事，早点成个家。你妈常和我妈聊，她放心不下你。”
　　“有什么放心不下，”顾小天笑了一声，“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你其实不必这样。”我只说了上半句。
　　顾小天断指的根部剧烈地蠕动几下。“你想说，不就少一个手指嘛。”他突然开始正眼看我。“没错，其他地方都正常。可是，你知不知道，这根手指对我意味着什么？对别人，十个手指，加上十根脚趾可能都是多余的，对我不一样！这个，”他把断指举起来在我面前用力地摇晃，“你让我用一条腿来换我都觉得赚！”
　　我点点头，让他继续说下去。他需要这样像声讨似的对另一个人说话。我想他明白三象他爸为什么让我过来，我们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他是我兄弟，三象也是我兄弟，他和三象同样是兄弟，可是，他翻过三象的墙头爬进了他老婆的被窝里。
　　“你可以骂我无耻，不是人，对不起三象，都可以，我都认。可我难受啊，我真难受，你一辈子也体会不到的难受。一到半夜，我摸着这根秃了头的手指，就觉得后半辈子一下子空空荡荡。我抓不住，什么都抓不住了。”
　　“你画不了画，”我很谨慎地提到这个词，“跟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还能单考美术有关，乡村里，谁知道。不像现在，有些成绩不好的孩子为了考上大学，都想办法去报考美术、音乐或者体育。”
　　“我没想到一定要考上什么学校，我只是想，能画下去就行。我就要求能在家里画两笔，有没有人看都无所谓，这过分么？就这一点都不给我！”顾小天终于哭了，一瞬间泪流满面。他开始正常了。然后他自言自语地说：“就这一点也不给我。它不给我。你不明白，伸出手捏不住一支笔是什么滋味，眼看着就在手边，你捏不住，使出浑身的力气也捏不住，你单单就缺那一个指头，就像缺了半边身子。你找不回来，一辈子都找不回来！”
　　那夜里我们差不多坐到了天亮，顾小天说，我听。我安慰不了他，因为我所有的手指都在，我的身体结实、健全。我听到外面的雨声越来越大，鼓乐声消失了，连绵的雨点砸在屋瓦和青苔上。整个村庄被大雨裹起来，清晰的就剩下这间屋子，两个人，一个憋了多少年终于开口说话，一个说了太多无意义的废话现在开始认真倾听。
　　一只鸡在雨声里叫，两只鸡在雨声里叫，很多只鸡在雨声里叫。窗外变白。顾小天停下来，问：“你打算怎么办？”
　　“你和三象的事你们自己解决。至于三象他爸妈那边，你手头有多少钱？”
　　“四百。还没到手呢，派出所让我这两天去拿。”
　　我看看他，除了钱，很难找到更合适的解决办法。“好吧，我再想想办法。回去你先用那钱打一针狂犬疫苗，清洗一下伤口。”我站起来想叫门，一拉，门竟然开了。锁早被取下了。
　　整个村庄还没醒来，街巷里汪了一地的水。我冒雨跑回三奶奶家，进灵堂时两只鞋子呱叽呱叽响，灌满了水。堂叔和堂兄倚着墙东倒西歪地睡着了，扑克牌还散在蒲团上，我放下的钱不见了。堂兄先醒，睁了一半边眼问我：
&　　“几点了？”
　　“天快亮了。”
　　他吧嗒两下嘴歪歪头又要睡过去，突然想起来似的，梗着脖子问我：“半夜三更的，你去哪儿了？等你一夜呢。那局还没完。”
　　“有点小事，耽搁了。”
　　“天该亮了吧？”一个堂叔也醒了，抹抹嘴说，“侄子，看你这一身水，快回去换件衣裳。”顺手把另一个堂叔推醒：“今夜我们守灵的四个人，不用抬棺材下地吧？”
　　后醒来的堂叔说：“照说不用，哪还有力气抬？”
　　因为守灵马上结束，他们让我回家就别过来了，换身干爽衣服好好睡一觉。我就回去了。这一夜，把我折腾得不轻。回到家用热水简单洗了洗爬上床，倒睡不着了，大脑清醒得如同清冷的早晨。顾小天、三象、三奶奶、叔叔、堂叔连同整个村庄的人在头脑里井然有序地走来走去，他们的背景是老的街巷、旧的房屋，是无边无际的荒凉干枯的大野地。我看见一个光屁股的小孩从田地之间的土路上往前跑，光脚，身后浮尘飞扬，脸上抹着汗水、鼻涕、眼泪和泥土，像只花脸的小狼，跑着跑着他就大起来，穿上了衣服和鞋，头发蓬乱，嘴唇上生出一溜毛绒绒的小胡子，那个人当然是我，他朝着我的方向跑，但却离我越来越远，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镜头暗中调换了焦距，他在向前跑的过程中不断后退，直到退成一个点，混同在尘埃里，变成大地本身消失了。然后睡眠悠悠地来到。
　　上午九点半我被叫醒。来人说，棺材停在后河桥上过不去了，人手不够，让我赶紧过去帮一把。等那人说完，我妈说，八点钟左右有人打电话找我，北京单位的，让我起来就给他们回电话。我让那人先走，马上就到。我边穿衣服边给单位打电话，办公室电话没人接，又打领导和同事的手机，关机。大概在开会。我想算了，回来再说吧。我妈让我干脆把手机带上，免得再打又找不到人。
　　雨还在下，我穿了雨衣和高筒水靴往后河桥跑。后河桥已经没了，我只是往它过去在的地方跑。出了巷子就看见一大群人挤在那里，唢呐声在雨中胶滞不前，只隐隐高高低低听见不成调的曲子。到了跟前，棺材正停在地上，准确地说，停在叔叔昨天刚让推土机整出来的路上。这新路只是松土的堆积，遇水到处下陷，有地方一脚下去直往上冒水。这条路蓄了半个夜和半个上午的雨。
　　为了不让棺材进水，棺盖上蒙一张巨大的塑料布，底下嵌了四五根滚木。抬棺材的几个年轻人此刻双脚深陷进泥水里，拔出双脚都要花好大的力气，更别说再把那口漆黑沉实的棺材抬着往前走了。他们把粗壮的扁担拿在手里，一头插进泥水中。小头和祥鹿的鼓乐班子已经到了河对岸，抱着唢呐仰天长啸，就等着起棺继续上路。
　　我数了一下，抬棺的人手的确有限，也就八个。在过去，大晴天硬梆梆的路上也要十二到十六个人。我问了一下旁边的堂弟，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没办法，本家里的小辈倒不少，这两年都出门打工挣钱了，剩下的能扛扁担的也就这几个，接着就骂道：
　　“要不是这破路，我们八个人抬着一路小跑都没问题。吃饱了撑的，没事填什么河啊！”
　　后河填了半截子，到处是坑坑洼洼，这儿一堆泥，那儿一汪水，一片狼藉。又趁上这送葬的队伍和冰冷的雨天，凄凉进了人的骨头里。
　　雨打在棺盖上噼噼啪啪响。为了看清脚底下的路，抬棺的人都把雨帽摘下来，一头一脸的水。都着急，送葬的至亲披麻戴孝站在后头更急，哪有半路上把死人扔下不动的。三奶奶的儿子和孙子都打算放下哭丧棒，重孝在身过来抬了。大家都觉得这不合适，让他们再等等。他们只好站在雨里大放悲声。
　　好容易又来了两个堂兄堂弟，另外的几条扁担和绳子也找齐了。加上我，还缺一个人，正好叔叔打着伞往这边跑。有人说了一句：“村长来了，他填的好河，修的好路，让他抬！”
　　好几个声音呼应：“该他抬！”
　　我叔叔个头不高，身体也一般，跟强壮几乎沾不上边，但他当时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他把伞扔到一边，自觉地抓了根扁担，说：“给三婶儿抬棺，应该的。”雨水很快从他稀疏的头发上往下流。我把雨衣脱下来给他，他不要，硬被我套上了。我接过了一个大斗笠戴上，场面杂乱，谁递给我的都没看清。
　　扁担上肩，各就各位。有人大喊一声：“一二三，起！”
　　我们跟着浑厚地吼一声，十二个弯下的腰慢慢挺起来。一，二，三。一，二，三。每一个节奏都很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得先把脚从泥水里拔出来，然后才能步调一致往前走。我已经很多年没碰过扁担了，它在我肩上碾来碾去如同一块烧红的铁。雨水及时地钻进衣服，我似乎听见了红铁淬火发出的咝啦啦的声音。叔叔走在我前面，才走几步水靴就丢了一只，鞋没拔出来，脚先出来了。根本没时间去找，我们喊着整齐的号子往前走，谁也没法停留。叔叔就穿着袜子继续走，然后另一只水靴也不见了，跟着是两只袜子，最后出入泥水的是两只光脚。他的身体每走一步都打颤。可是停不下来。
　　快到河对岸时，忽然哪里响起了一阵模糊的和弦的音乐，我听着非常耳熟。再听，想起来是《步步高》，我手机来电的提示音乐。真他妈会赶时候。我腾出右手，摸索半天才从裤兜里找出手机，是领导的电话。领导在电话里说：
　　“马上回来，有急事！务必！”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最前面的两个人已经踏上河对岸了。后面拿滚木的人从我身边经过，他们要摆好支架让棺材着地，让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个人的胳膊肘蹭了我的手，手机掉到了泥水里，跟着一只脚沉重地踩上去。我就看不到了。我得继续往前走。我能想像我的诺基亚手机此刻正待在叔叔新开辟的道路的某个地方，泥水淹没了它，或者接受更多的脚踩，然后一遍一遍地被淹没。
　　三奶奶的骨殖躺在一个小盒子里，小盒子又躺进一个更大的盒子里。十二个人把它抬到了河对岸，正揉着肩膀喘粗气。他们在想，累死了，好家伙，沉！我却在想，从墓地回来就得赶快收拾，必须坐上傍晚回京的那趟火车。傍晚五点三十六分离开故乡，明天早上八点二十三分到达北京。
　　责任编辑 石一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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