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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课程:城市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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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学研究》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CON6031
主讲教师：周伟林
课时：每学年第二学期，周学时3。
上课时间：星期四上午第2、3、4节。
教学对象：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城市规划等专业硕士研究生。
教学目的：介绍本学科学术前沿的理论和文献，激发研究生了解、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技术，开拓视野，培养兴趣，善于思考，关注并研究中国城市发展问题。
教学内容：研究专题约十二――十五个左右（每学年根据研究的变化状况会有若干新的增减）。
教学环节：教师讲授，阅读文献，课堂讨论，社会调研，论文写作。
考试方式：课堂讨论和论文写作。
本学期研讨专题包括：一、城市：布罗代尔、克里斯泰勒的视角以及城镇的基本单元；二、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三、企业选址、产业集群、城市发展；四、区域视角的中国城市化模式研究；五、城市-区域、城市群、区域的城市体系；六、城市最优规模和城市等级-规模问题研究；七、城市化背景下“胡焕庸线”的演化机制及其趋势；八、城市化、增加内需与中国经济增长；九、低碳生态城市：中国相关产业的比较优势；十、长三角城市群：演化肌理、国家定位、功能分工；十一、行政区划、城市竞争与公共治理；十二、城市化与土地制度改革；十三、可达性：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十四、失衡的城市：贫困、歧视、公共危机。
【专题一】布罗代尔、克里斯泰勒的城市视角以及城镇的基本单元
1.了解城市的三个特征（生态要素、经济要素和社会要素）：生态要素――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经济要素――非农业生产，包括各种各样的生产行为，也包括教育、政治、行政及一系列社会经济活动，这些都需要大量不同类型的劳动力的参与；社会要素――价值观、生活方式。
2.城市本质的经济特征，可看作是就业中心和通勤区(commuter shed)，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用劳动力市场来定义城市很有意思，城市是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CBD是就业中心，人们去中心上班，中心劳动力市场的覆盖范围即城市的范围。这其实是城市经济学及城市空间结构理论中经常讨论的单中心城市模型。城市不仅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有统一的土地市场。因为距市中心的距离决定了通勤的交通成本，而地租则随交通成本的上升而下降，于是出现了由中心向外递减的地租梯度线。通勤区的边缘就是城市的边界，也是城市土地市场的边界。城市范围的大小，还与其内部的交通条件相关，交通条件越好，通勤区的范围就越大，城市也就越大。大城市因而都有快速的轨道交通，使其形成较长的通勤半径，扩大劳动力市场的覆盖面积。
城市经济增长不同生产要素的作用：土地（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建设用地、规模化生产对土地的要求、土地的融资功能、土地财政）、资本（外资）、劳动力（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户籍）、制度（组织形式）
作为生活在城市中的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城镇化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居民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或收入不同阶段）偏好和诉求变化对其行为带来的影响。
3.借鉴克里斯泰勒《德国南部中心地理论》中提到的：市场最优、交通最优、行政最优，中国城镇化是否在不同阶段或不同情境下，也存在最佳或最优的推动力。
4.关注两个“基本单元”。一个是城市（镇）的基本单元；一个是区域的基本单元（范围？省？或者是国务院批复的区域振兴规划的区域单元？）
村庄、城镇的边界（单元）：就业与居住（职住）的一致性。农耕，游牧。衣食住行。就业方式和就业半径。劳动力，产业，交通，土地，住房，制度等解释变量都是经济学概念。
认识城镇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共性和特性；区别和划分村庄与城镇的基本标准；城镇的基本单元的构成要素；城市体系的构造和分工基础；城市化理论的构筑（经济增长理论、集聚经济理论、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
a.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城市所呈现的不同生命图像。
b.历史与现实：中国城市、区域基本单元的划分原理。
c.城镇基本单元的指标和类型。
【参考文献】
E.L.格莱泽，2005，“城市与区域增长的新经济学”，《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商务印书馆。
丁成日，2009，《城市增长与对策――国际视角与中国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
费尔南?布罗代尔，1998，《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
费尔南?布罗代尔，1992，《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克里斯塔勒，1998，《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商务印书馆。
刘易斯?芒福德，（英文版1961），2005，《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Paddison, Ronan (2001),Handbook of Urban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s.（中文版：诺南?帕迪森编，2009，《城市研究手册》，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专题二】城市化还是城镇化？
1.城市与城镇，这有我自己的经验。城镇的城市化，比如我的老家一个县，原来“五大镇十小镇”，原来县城一万人口，现在二十万人口；同时，在大城市比如上海又出现了郊区化，两个现象同时共存的，怎么看？讨论城市与城镇的概念、类型；梳理不同国家城市化的实践；欧美国家关于城市的定义和中国的定义、内涵及类型有很大差别；各个国家城市级别、历史也都各不相同。只有比较了中西方城市的差异，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概念才能说清楚。（分析视角：分别从人口角度、行政隶属关系、公共物品的配置来看。为什么在中国是城镇化？除了行政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能还由于人口、地域的差异，等等。）
户籍制度与镇、县、市。了解历史上农民和城市的关系，农民与社会治安的关系，才能理解户籍制度。中国鼓励农民进城镇，但如果放开进入大城市，就业问题贫民窟问题必然产生。就业、移民和城市的关系。通过行政隶属和管理上了解中国特色的城镇体系，才能界定清楚城市化与城镇化。如果采用全球城市化通用的口径，需要修正哪些因素？政策建议上，可以提出究竟是城镇化还是城市化。
2.村庄，集镇，城市――
村庄的起源、规模和分布密度。村庄的位置和选址。从根源上讲，村庄与城镇两者是很不相同的。“村庄的起因是清楚的：它是典型的农业和其它方面对土地使用而形成的。在这种方式制约下，生活在乡村和农庄的人数与土地面积的大小是相关的；生活在给定区域的人们，必然与一定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组织形式下赖以生存的土地利用面积相一致。”“在某一确定的区域内，通常总有一种聚落类型是占优势的。”“城镇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在相同的区域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彼此相邻大大小小所有级别的城镇。……城镇为什么会有大小之分？它们的分布为何如此不均匀呢？”庭院生产、贸易城市、工业城镇（工业革命与工业城市）、工业城镇体系、资源导向型企业与加工型城镇、产业集群的产生与演化。城市增长的机制。
村镇的类型。华西村（强人），龙港镇（民间集资），都是离土不离乡。开发区类型（移民）。（分析视角：从最简单的城市化单元“农村【countryside】”来研究城市化的模式和动力机制。自治和官治。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制度习俗，交易费用。）
城邦。……“公民（Polites）”抑或“户籍”制度。
3.中西方城市的比较。在英国、比利时和荷兰，一个地方之所以称作“城市”，可能是因为它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性或与王室有某种联系，如那里有一座大教堂、一所大学、一个市场或一个法庭。在法国，如果一个地方的居民住宅之间的距离不超过200米，人口又超过2000人，那么，该地方就是一个城市，而不考虑那里是否有一个核心，是否具有明显的乡村特征。在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只要一地集中居住了200人以上，就被当作是城市，而实际上，那个地方可能完全是个乡村。政府决定它是城市可以减少其对乡村的财政资助。从中世纪起，欧洲就有了“市政法”，它确定了作为城市政府的权力：开办市场、征税、市民的政治自由权、立法权等，这些权力一直沿用至今。人口多寡并不重要，关键是看一个地方的政府机构是否具有这些权力。另外，美国的城市定义是，在较小区域内人口达到或超过2000人的地方，以及城市化地区（由至少一个大的中心城市以及周围地区构成的区域），城市都有民选的议会。在日本，认为城市应有50000人或更多的居民，其中60%或更多的房屋位于主要的建成区，而且60%或更多的人口从事制造、贸易以及其他类型的城市经济活动，并具备相应城市设施和条件。可见，各国对城市界定的标准不尽相同。有单纯用某级行政中心所在地、或单纯以居民点人口数量、或单纯以城市特征为标准的；也有将两个或几个因素结合起来定义的，比如考量居民点的人口数量和密度指标，再有用人口规模和城镇特征或者人口规模和从业结构的指标，或者取多个指标作为标准的。
中国是人口大国，又有独特的历史传统，设市标准比较严格，基本上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城市特征和行政区划的需要来进行。其主要特点是：第一，突出行政管理功能，按照行政级别将建制市分为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三种；第二，指标的综合性，按照4大项指标（人口、经济强度、财政收入、基础设施）、9小项指标（非农产业人口、第三产业占GDP比重、GDP、工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预算内财政收入、自来水普用率、道路铺装率）的总体要求来设置；第三，新的城市的审批已停止多年(遇到了什么问题？)；第四，人口规模很大，市区非农人口在1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50-100万之间的为大城市，20-50万之间为中等城市，10-20万为小城市；镇的非农人口在2000人以上、10万人以下。相比之下，俄罗斯将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定为大城市，2-10万人口定为中等城市，2万人口以下为小城市。
a.“‘城市化’抑或‘城镇化’：概念、政策及行为”（“‘城市化’与‘城镇化’概念之辨”）。
b.希腊城邦制度与西方城市演化走向。
c.中国城市的设市标准应该怎么制定？改革的方向应怎样？
【参考文献】
阿?德芒戎，1999，《人文地理学问题》，商务印书馆；
阿瑟?奥沙利文，2008，《城市经济学》第1章、第2章、第5章，北京大学出版社。
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2009，《城市化》，科学出版社。
蔡晓旭，《古代希腊城邦的形成》，《史学集刊》2008年第3期。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2001，《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
陈玉聃，《城邦、城市国家体系同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比较》，《国际观察》2010年第6期。
费尔南?布罗代尔，1992，《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8章“城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顾准，1982，《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亨利?皮雷纳，1985，《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
黄洋，《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形成》，《探索与争鸣》1998年第2期。
库朗热，2006，《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秋香，2002，《中国村居》，百花文艺出版社。
萨拉?B.波默罗伊等，2010，《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
亚里士多德，1965，《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约翰?冯?杜能，1986，《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商务印书馆。
杨共乐，《古代希腊城邦特征探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赵冈，2006，《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6章，新星出版社。
周怡，2006，《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
【专题三】企业选址、产业集群、城市发展
1.企业选址将直接影响其服务方式、服务质量、服务效率、服务成本等，从而影响到利润和市场竞争力，甚至对企业的命运产生决定性的作用。选址问题的研究分类方法有很多，根据设施允许安置的空间，可分为连续选址、网络选址和离散选址。连续选址又称平面选址，它允许在可行的连续空间的任何地方选址，多半采用解析方法；网络选址允许在指定网络的顶点与边上选址；而离散选址只允许在指定的一些离散点集上选址。后两者主要用组合方法研究。另外，还可以分为单目标选址与多目标选址、受欢迎的设施选址与不受欢迎的设施选址等。
2.集聚经济：城市发展的内生机制。集聚（spatial agglomeration）即产业、资本、人口向空间的集中。从经济地理学角度，集聚就是指经济活动的集中，具体说来是在某一具体的空间范围内部，某种或某几种产业大量出现，形成专业化的产业地区或产业带。集聚是世界范围内由来已久的普遍经济活动现象，产业的空间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Marshall最早关注产业（企业）集聚并对其研究，他用知识溢出效应、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产业关联效应所产生的经济外部性来解释产业的空间集聚，即所谓的地方化。
马库森(Markusen)在其《光滑空间中的黏着点：产业区的分类》一文中通过对美、日、韩、巴西等国高增长区域的研究，将产业集群分为四种类型:马歇尔式产业区(Marshallian district),企业个数很多，地方化经济，意大利式产业区为其变体形式；轮轴式产业区(hub-and-spoke district)，核心企业带动，其地域结构围绕一种或几种工业的一个或多个主要企业；卫星平台式产业区(satellite platform district)，两头在外，植根性不强，主要由跨国公司的分支工厂组成；依赖政府型产业区(state-centered district)，如大学园区。开发区与城市的关联，尤其是大城市的开发区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联。
产业集群还可以按照区位划分分类、资源禀赋分类、政策推动型分类。关于资源因素，波特提及“资源诅咒”。
3.从全球城市体系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在若干个大都市集聚，在部分中高等级生产性服务行业（如金融业）表现出与城市体系相类似的集聚等级体系，越是高等级城市（全球城市和国际性城市)，其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度越高。在城市内部，西方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研究中出现的集聚与分散并存、中心-外围式的圈层结构等特征格局已全部或部分在我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呈现。
中国已转入以装备制造业为特征的发展阶段，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由制造环节为主转向制造与R&D并重的阶段。跨国公司的海外R&D投资，高度依靠东道国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源和当地技术资本的能力。跨国公司为保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大都把R&D投资聚集在发达国家。中国的科技能力相对落后，应加大R&D投入。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会显著地影响R&D投资，应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完善和执行。而就市场规模来说，它是决定R&D区位的重要因素，作为东道国可通过扩展有效的市场规模来增加对R&D投资的吸引力。
a.企业发展环境变化与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关系。
b.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选址的决策因素分析。
c.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新特点。
d.在城市与全球经济存在很强关联的条件下，国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参考文献】
阿瑟?奥沙利文，2008，《城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英文版1939），2001，《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
顾林，2009，《中国的经济革命：20世纪的乡村工业》，江苏人民出版社。
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3- 199.
陆立军、王祖强、杨志文，2008，《义乌模式》，人民出版社。
Philip McCann, Tomokazu Arita, Ian R.Gordon.Industrial clusters, transactions costs and th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MNE location behaviou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11( 2002) : 647- 663.
Porter, M.E.Clusters and the neweconomics of competi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November- December, 77- 90.
丝奇雅?沙森，2005，《全球城市：纽约 伦敦 东京》，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申玉铭、吴康、任旺兵，《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研究进展》，《地理研究》2009年第6期。
王辑慈等，2001，《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薛求知、任胜钢，《跨国公司理论新进展:基于区位与集群的视角》，《复旦学报》2005年第1期。
杨丰梅等，《选址问题研究的若干进展》，《运筹与管理》2005年第6期。
周伟林，2008，《企业选址智慧》，东南大学出版社。
周伟林、严冀，2004，《城市经济学》第2章、第3章，复旦大学出版社。
周伟林，《企业选址、集聚经济与城市竞争力》，《复旦学报》2008年第6期。
【专题四】区域视角的中国城市化模式研究
1.这里的落脚点是城市化的类型和模式。历史上，中国近几百年来农村边际生产率下降，黄宗智对此有很深的研究。我脑子里一直有五张图，它们是高度重合的：中国地形图，降雨量图，胡焕庸人口线，耕地分布图和城市分布图。高度重叠的结果，表明城市在中国是在非常强的资源约束下发展的。
2.城市化模式有不少分类，如双轨城市化（Dual-track urbanization）：国有企业和规模企业工业化对非农人口增长的贡献，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自发的城镇化（Spontaneous urbanization）”和“国家支持的城镇化（State-sponsored urbanization）”，“就地城市化”（in situ urbanization）；从区域视角看，有正规就业城市化、非正规就业的城市化、逆城市化。等等。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和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市场自发型（以浙江龙港镇为代表）；行政主导型（一是以江苏华士镇为代表的模式；二是政策推动型：上海南汇临港新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苏州高科技园区……典型的政策推动型城市化，依靠国家大项目和大企业的拉动）。许多是混合型的。
3.地方的城市化模式研究。比如浙江模式和江苏模式。又比如上海模式：由城市更新和城市蔓延两部分构成。城市更新包括房地产、商业、创意产业及其他服务业。城市的产业结构演化、空间机理。城市蔓延属典型的政策推动型城市化，开发区与新城；依靠国家大项目（汽车制造和F1赛车；钢铁；造船；化工；张江高科技；临港经济临空经济；大飞机；世博会；迪斯尼）和大企业拉动。文贯中感受的“老浦西”和“新浦东”两种城市化经验很有意思。老浦西兴起以上海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新浦东则是在政府主导下短期内迅速增长。前者是市场主导型的，要素自由流动，能大量吸收外来人口，对各种收入结构的人口，特别是农村移民具有包容性，是人口密集型的，适合人多地少、农村人口庞大的国情。后者是土地资本密集型的，并未有效地吸收农村人口大规模融入城市，人口密度低导致服务业难以发展。
中国城市化的特征主要有：一是二元性；二是现代城市化过程，比如开封是个古老的城市，与美国的城市就有差异；而深圳是个新的城市；多维度社会，历史经济文化，也就是说一个角度是不够的；城乡关系是个内生化过程，影响中国的城市化，不是内生就不能解释。中国有县域城市化的问题，县级市的机制是否合理，与工业化的关系，都要有所涉及。
a.中国城市化模式：机遇、困惑和选择。
b.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因素辨析。
c.比较研究各种地方城市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安德鲁?M?哈默、琼汉尼斯?F?林，2003，“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模式、问题和政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布赖恩?贝利，（英文版），2008，《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道路》，商务印书馆。
仇保兴，2009，《C模式之一，应对机遇与挑战――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主要问题与对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丁成日，2009，《城市增长与对策――国际视角与中国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
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江海学刊》，1984年第1期。
黄宗智，（英文版1990），2000，《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商务印书馆。
世界银行，《解读“中国奇迹”――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与挑战》。
文贯中，《城市化向“东”还是向“西”》，《财经》2010年第24期。
【专题五】城市-区域、城市群、区域的城市体系
1.城市-区域。目前全球有近500个城市区域（有100多个是在中国），每个区域人口超过100万，同时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区域数量不断上升。新区域主义，一方面关注区域生产、区域创新体系（如硅谷）、特定区域资产的重要性以及区域危机治理、区域经济竞争力和推动力量等。Edward Soja 把区域看成是一种理论概念，一种政治运动、一种文化认同、以及一种规划、决策、管理和治理的框架。另一方面，关注“区域化的城市”：在全球结构化的资本、劳动力和信息流动中，各城市中心不断膨胀，围绕一个或多个区域中心枢纽形成网络，互相联系起来。
融合“城市”与“区域”，打通城市研究和区域研究。城市区域融为一体的动因：城乡统筹――公共服务、土地等资源；资本、劳动力及文化的全球化；后福特经济时代、灵活的、信息密集的。全球城市-区域的新特征：更大的规模、区域形态更加复杂化、内部差异的扩大和更为密切的“全球-地方联系”，对传统的“中央-地方关系”带来新的变革。全球城市-区域的多样性和动态性。是否存在着不同的模式？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是成功的或健康的？哪些因素影响了不同城市-区域的差别性？（观点：生活质量、全球联系和科技能力既是全球城市-区域的特征，又是全球城市发展的结果，而全球城市发展的原因在于基础设施、制度、创新精神及专业化。德国的“全球城市-区域”发展模式与Sassen“全球城市”发展模式的比较。）
2.拉谦对亚洲城市和都市圈进行分类：（1）富裕、技术先进的国家中的东亚城市和都市圈，如大阪、首尔和东京；（2）中央计划指导的中国城市，像北京和上海；（3）以领先性为特征的东南亚城市和都市圈，如曼谷、雅加达和大马尼拉；以及（4）南亚城市和都市圈，如德里、达卡、卡拉奇、加尔各答和孟买。他通过聚焦于这些城市和都市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征，试图说明每一城市和都市圈的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如何试图勇敢地应对他们所面临的无数次挑战。拉谦对城市和都市圈的规划和管理进行研究，除了人口规模以外，还考虑了其他的社会经济因素：（1）人口统计变量，如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口增长率，由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人口变化结构、人口密度以及人口的地区性差别；（2）金融资源和工商业结构；（3）该国或地区中，一座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支配地位；（4）该城市作为一国首都或地区发展中心所起的政治作用；（5）都市圈的行政管理与政治上的统一或分离；（6）历史上曾用过的规划和管理的行政和政治体制；以及（7）用来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城市公用事业、教育和文化福利的安排，以及基础设施是否较充足的还是较欠缺的。
3.中国区域差异明显，不能采用统一的发展模式。区域的规模和范围（基本单元）怎么确定？划分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一个角度是省的视角，另一个角度类似于国务院区域振兴规划的视角（主要是产业发展规划的视角，导致人口流动、经济结构、空间布局的差异），来分析区域视角下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及其城市体系演化。无疑，中国将会出现存有诸多差异的大量城市（城镇）和城市群、城市体系。可以比较一下，欧盟由27个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原来有各自的经济和城市体系，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促进要素流动、实现更大范围的分工合作，组成了欧盟。因此不妨把欧盟看成一个合成的国家（关税、货币、政治）。同样，我们可以从区域的视角（而不是笼统地以国家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中国的人口比欧盟各国加起来还多很多，一个省像欧盟的一个国家，通过财政分权给每个省一定的自主权，有自己的目标动力、市场容量、发展空间。由于行政区划体制和户籍制度的作用，我国虽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但市场发育程度、市场融合程度仍然远远不如欧盟。这其中的影响因素包括：大国，人口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和区域发展不均衡，以及传统。从区域视角出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是否也需要有区域的城市体系？区域城市体系的发育和成熟是全国城市体系的基础。参考国家近期出台的各种区域振兴规划，可以将城市发展放在区域的框架来加以研究。区域之间的利益怎样协调？需要建立什么样的长效机制？
正在逐步形成中的中国十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逐步成熟；七大城市群正逐步形成，包括辽中南、山东半岛、中原、武汉、台湾海峡西岸、川渝、关中城市群；另外，还有部分城市群雏形正在逐步培育（如以长株潭城市圈、以长春、吉林为中心的吉林省中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黑龙江中北部、以南宁为中心的北部湾地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坡地区等）。
a.城市-区域？都市圈（城市群）？两者的异同？
b.分析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差异及其原因。
c.中国省级行政区划的最优规模和格局（与欧盟、美国的比较）。
d.区域的城市体系：划分的依据和标准。
【参考文献】
陈向明、周振华，2009，《上海崛起：一座全球大都市中的国家战略与地方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彼得?霍尔、凯西?佩因，2010，《多中心大都市――来自欧洲巨型城市区域的经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J.戈特曼，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Economic Geography, Vol.33, No.3,1957
拉谦，《跨越大都市：亚洲都市圈的规划与管理》，格致/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海明、张媛明，《美国大都市区划分指标体系的百年演变》，《国际城市规划》，2007年第5期。
任远、陈向明、Dieter Lapple，2009，《全球城市-区域的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
史育龙、周一星，《关于大都市带（都市连绵区）研究的论争及近今进展述评》，《国际城市规划》，2009年增刊。
丝奇雅?沙森，2005，《全球城市：纽约 伦敦 东京》，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明?达武迪，《城市―区域概念的批判性综述》，《国际城市规划》，2010年第6期。
姚士谋、陈振光、朱英明，2006，《中国城市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伊丽莎白?贝金塔，《“Megalopolis”与戈特曼、芒福德和格迪斯：争论仍在继续》，《国际城市规划》，2007年第5期。
【专题六】城市最优规模和城市等级-规模问题研究
1.城市规模，指城市地域空间内聚集的物质与要素在数量上的差异及层次性，包括城市人口、经济活动及其能力、建成区土地面积这三个互相关联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规模是城市特征在量上的表现和概括，反映城市各要素的集中与扩散程度，是一个含有社会经济意义和环境意义的数量概念。而城市最优规模，国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各有不同的关注点。比如有的讨论便于管理的最优城市规模；或者以城市公共设施利用效率的视角来考虑城市规模；还有的用微观的观点去分析城市规模（比如，有人认为城市人口规模在25万左右时，经济效益明显提高，教育、文化、医疗等设施比较完善，就业机会比较充分，由于集聚经济的作用，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增加，公共设施利用率大为提高，公共交通、公共娱乐和文化设施不管人多人少都要照常开放；当城市规模扩大到一定极限，就会出现工业经济效益下降，而商业、交通、通讯、银行、保险、咨询、信息等行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的情形，这使企业和居民在城市的花费产生重要影响）。总之，尽管可能存在最优城市规模的分布，然而单一的最优城市规模却没有，这是因为城市规模变化带给不同的企业或居民的收益也是不一样的。正如凯文?林奇所说，如果能够找出最优城市规模的准则，那它的出现形式很可能是一个系列的规模，这些规模适合于不同的功能，尤其是适合于居民对诸如个性、可达性和控制管理等方面的不同偏好。
论述城市结构和最优规模的形成，主要集中在三个常用的城市集聚的模型上，分别是公共经济学的本地公共品模型，产业组织理论的产品多样化模型和马歇尔外部性的劳动生产率模型。这些模型是完全等价的，在每个模型中，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都可以规划出相同的城市。公共品模型解释了由于居民数量的增加，公共品的平均成本是逐渐降低的；第二个模型是消费者的消费品和生产者的中间投入品多样化模型，说的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产生更大的本地市场、提供更多的多样化产品；第三个模型则讨论马歇尔的产业内溢出效应，认为同产业内劳动的集聚可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在每个模型中，集聚都有一个最优的城市规模――随着居民数量的增加，集聚带来的效用也逐渐增加并到达一个峰值，该峰值就是最优城市规模下的居民数量，此时离心力产生的边际交通运输成本和向心力产生的集聚带来的边际规模报酬是相等的。
2.城市等级-规模。一个尚未解决的挑战，即解释在既定的人口数量下一国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如：一个特定的城市规模的分布是如何在一个自由市场中演变的？社会最优的城市规模和分布是怎样的并且是如何演变的？目前已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有规则的城市分布，这些分布呈现等级结构――数量较少的大城市和大量的小城市，通常可以用rank-size rule来衡量。虽有不少相关的文献，但是从数据上研究讨论尚不充分，难以从实证的角度用rank-size rule来解释城市的规模分布。
3.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关于企业对市场替代的论述说明。诺思认为，随着人类交易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制度必须随之变化，其目的在于降低交易费用，而技术对交易费用降低所起的作用则体现在其可以节省交易的信息搜寻费用，如交通的不断改进，信息化的发展等都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可见，随着制度的变迁和经济技术的发展，城市可以实现内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并且由于对效率追求的偏好出现了规模的扩张，于是城市的最优规模也会适度增大，然而城市的规模并不能无限增大。在城市发展中，出于节省交易费用的原因，许多厂商和居民便集中于某一地域，形成了部门齐全的城市系统，并由于聚集经济作用使得更多的厂商和居民向城市集中，这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城市在地域和人口规模上不断增加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直到城市内部的交易费用(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住房及治安等所耗费的成本)等于城市经营收益的规模均衡状态，此时的规模便是该城市的最优规模。随着城市机能的变化，最优城市规模也要发生变化。城市在主要提供农业服务机能时，与主要提供制造业服务机能或主要提供第三产业服务机能时，不同阶段的城市效率和内外部交易成本不同，最优城市规模也都不同。
a.用职住平衡或者蒂布特视角分析城市最优规模。
b.交易费用理论:城市、区域最优规模的解释。
c.尝试对一个城市中的产业数量的增加速度与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关系给出解释。
d.一般来说，大城市的收入差距要大于小城市。如何解释城市间劳动力的技术分布？
【参考文献】
Abdel-Rahman, H. M. 1990,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types, and sizes of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7: 25-45.
Abdel-Rahman, H.M. and M. Fujita. 1990, “Product variety, Marshallian externallities and city size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30: 165-183.
陈卓咏，《最优城市规模理论与实证研究评述》，《国际城市规划》2008年第6期。
Henderson, J.V. 1974,“The Sizes and Types of C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4: 640-656.
Henderson, J. V. and R. Becker. 2000, “Political economy of city sizes and form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8: 453-484.
凯文?林奇，2001，《城市形态》，华夏出版社。
Upton, C. (1981),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city siz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0: 15-36.
杨小凯、张永生，2003，《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周伟林、严冀，2004，《城市经济学》第4章，复旦大学出版社。
周文、彭炜剑，《最佳城市规模理论的三种研究方法》，《城市问题》2007年第8期。
【专题七】城市化背景下“胡焕庸线”的演化机制及其趋势
1.我国地势西高东低。东部第一台阶为湿润的平原和丘陵，人口稠密。第二台阶分布在中部和西北部，大部为干旱半干旱气侯。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属高寒气候，人口稀少。胡焕庸在1935年《地理学报》发表了《中国人口之分布》，提出了“胡焕庸线”。一条分界线东北起于黑龙江省的黑河，西南至云南省的腾冲。此线以东居住着全国96%的人口，以西居住着4%的人口。胡焕庸在1990年撰文把中国分为八大人口区，认为在未来岁月里，中国人口分布的总格局不会有很大改变。
历史上的人地关系。葛剑雄提出西汉时期人口疏密分界线应在燕山-太行山-淮河。此后经历了“永嘉丧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等几次大规模自北向南的人口迁徙，以及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等大规模移民，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逐步形成。
“胡线”提出至今已70多年，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部建设、西部移民……但“胡线”却一直屹立不倒。原因何在？而正在进行中的快速城市化，将改变“胡线”吗？
2.城市化通常是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的，正如库兹涅茨所说，“城市和乡村之间人口分布方式的变化，即城市化”。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就是所谓“城市化率”。然而，对城市是什么，城市人口的最低限额是多少这样的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标准。赵冈认为，城市发展主要受着两个因素制约，一是城乡人口流动性的大小，二是城市的粮源。由于城市需要从外部取得足够的粮食以供养其人口之生活，所以农村的余粮率（即农民自我消耗后所剩余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举例来说，假如一国的余粮率是10%，则在无进口粮食的条件下，全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很难超过10%。如果农业生产力提高，余粮率上升至20%，只要有足够的动力，城市人口就可以增加到20%的上限。反之，如果余粮率下降，则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便随之下降，城市人口比重不但要减少，还要疏散城市人口加以调整。这种情况一直到中国20世纪50-70年代还经常发生，国家将城市户籍人口与粮食配给挂钩。曾经有过的城镇人口大增以及紧接着出现的非自愿的回乡下乡人潮，无论给政府还是老百姓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而在政策和行动上非常谨慎。
3.迁移决策的宏观机制和微观动力因素。迁移的成本－收益模型将迁移看作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只有当未来成本收益的净现值大于零时，迁移的行为才会发生，并且个人会选择净现值最大的迁入地进行迁移。对工资持悲观期望的移民在短期内会接受相对较低的工资，但随着居住时间的增加和对真实工资分布的了解，收入会逐渐增加；对工资持乐观期望的移民必然有一部分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随着对迁入地真实工资分布函数的了解，他们将降低可接受工资水平或者选择二次移民（包括回流）。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决策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而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和城市就业概率的乘积。如果距离对迁移概率的负效应主要是由信息的可获得性引起的，则教育程度的增加会削弱距离对移民概率的影响，在信息可完全获得的情况下，距离将不影响目标地的选择。如果距离对移民概率的负效应主要是由心理成本引起的，则距离对移民目标地选择的影响与年龄有很强的关联性，并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强。通过血亲、友情和地缘联结的迁移者、前期迁移者，以及迁出地与迁入地的非迁移者三个群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可以显著提高人们的迁移意愿。
a.大国人口分布与自然地理环境：中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巴西、印度比较。
b.余粮、户籍及其它：中国城市化率的考察。中国合理的城市化率？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城市化率？
d.如果可以将余粮率看作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制约城市发展的一条基本定律的话，那么，现代社会城市化率的决定因素又是什么？
e.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下，胡焕庸线发生了什么变化（总量，结构，机制）？
f.除了户籍制度，人口流动的障碍还有什么？如何克服？
【参考文献】
封志明，《土地承载力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土地科学》，1994年第3期。
费尔南?布罗代尔，1992，《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8章“城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葛美玲、封志明，《基于GIS的中国2000年人口之分布格局研究――兼与胡焕庸1935年之研究对比》，《人口研究》2008年第1期。
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地理学报》，1935年。
胡焕庸，《中国人口的分布、区划和展望》，《地理学报》，1990年第2期。
库兹涅茨，1989，《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姚华松、许学强、薛德升，《中国流动人口研究进展》，《城市问题》2008年第6期。
赵冈，2006，《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章，新星出版社。
周伟林、郝前进，2009，《城市社会问题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专题八】城市化、增加内需与中国经济增长
1.全球金融危机。
经济增长环境可以溯源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分类：全球化Ⅰ，少数欧洲国家工业化，殖民时代；全球化Ⅱ，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全球化Ⅲ，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中大国成为世界工厂，投资、生产、贸易、能源、金融、气候等大环境。
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地区之间的城市化发展不均衡，这其中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的发展差异；另一方面，近年来的金融危机、沿海省份因工资引发的劳资纠纷和自然环境恶化等标志着中国依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来推动城市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方式不再稳固。应通过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和相关制度变迁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世界体系、大国经济、发展战略。
3.国家近期出台了一系列区域振兴规划，通过细化和优化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战略，鼓励各个区域发挥城市集聚经济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转型。中西部地区可以不再简单延续过去30年沿海城市化的模式，高起点并以大规模投资为前提，形成若干个产业集聚地带，这种国家战略意图已在重庆、成都、武汉、长沙等地的试点中得到了体现。中国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是方便参与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重新布局，因为沿海地区接近港口，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较低。然而，并非所有的产品都需要借助于海运，像电脑芯片一类产品，单位运输成本低而附加值高，空运比海运更划算，此类产业就宜于在内地发展。另外，一些生产要素在自然属性上是难以移动的，比如资源型的产业，像农业、采矿业、风电水电等等，与旅游产业相关的自然风光和文化资源也都是不能移动的，完全可以就地发展。
a.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外围及其边界范围的变化。
b.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四万亿投资的社会经济意义评估。
c.关于增加内需的宏观政策有效性的解释。
d.成本变动与劳动力和产业的区域转移：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
【参考文献】
陈甬军、景普秋、陈爱民，2009，《中国城市化道路新论》，商务印书馆。
世界银行，2009，《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清华大学出版社。
吴建峰、周伟林，《新时期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政策选择》，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十二五”城镇化研究专题项目成果。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全球失衡、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复苏》，《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2卷、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周伟林、严冀，2004，《城市经济学》第5章，复旦大学出版社。
【专题九】低碳生态城市：中国相关产业的比较优势
1.人们对低碳生态城市的诉求，乃是以生态城市为底基，在生态城市侧重于整体环境的营造、从复合生态系统和循环角度推进城市各要素的运行及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强调以降低碳排放为目标和导入，侧重于城市发展的低能耗和新能源利用，使城市在经济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保持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处于较低水平，反映了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人们对于寻求发展经济、改善生态及人类生存环境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实现城市发展理想模式所做出的努力。
2.工业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在短短二百年时间内，产生了比先前数千年农业文明时代更多的温室气体。从年,全球共排放二氧化碳11222亿t,其中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共排放8065亿t，占全球总量的72%。从人均累计排放看，欧盟542t,德国958t,英国1125t，正在进行工业化进程的中国仅71t。但是由于中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禀赋，使煤成为中国的主要能源，加上城市数量和规模都十分巨大，在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总量已处于全球前列。中国经济发展快、人口基数大，其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城市模式的变化都将深刻地影响全球的未来。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必然也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其高能耗产业的外移，基础设施等投入的“锁定效应”等，都会对中国履行减排义务、发展低碳经济带来额外的压力。因此，中国城市发展低碳产业，不能简单地跟着发达国家亦步亦趋或者照搬人家的低碳城市模式。我们需要借鉴国外发展低碳城市的经验，更需要注意结合自身的国情。与发达国家处于后工业化阶段，低碳经济发展的重点在建筑、居民生活和交通减排等社会生活方面不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和城市依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能耗占比超过60%，一定时期内碳排放总量还会不断增加。中国的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不是后工业化时期的低碳发展，而是要走出一条工业化过程中的低碳发展道路。这要求我们建设低碳生态城市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相反，建设低碳生态城市应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做到双赢。正因为如此，中国建设低碳生态城市将会包含国外经验所不具备的内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缺少减排义务的硬约束），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
3.进一步看，城市自身功能的差异性也会直接影响到低碳产业发展重点的选择。城市功能的类型，既有行政职能为主的综合性城市，也有经济职能为主的城市；既有流通职能为主的城市，又有交通职能为主的城市；还有文化职能为主的城市，等等。而一些特大城市，其职能具有多样性，比如北京，既是行政中心，又有文化、交通、经济等城市功能。对经济职能为主的城市而言，低碳产业可能主要体现在产业技术的改进和附加值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休闲旅游城市，低碳产业发展又有不一样的途径，比如上海世博会和在建的迪斯尼乐园。象迪斯尼乐园这样的产业，每年得有数千万的游客和配套服务人员，围绕其运行的城市功能涉及到交通运输、住宿餐饮、休闲购物、安全卫生等众多行业。Glaeser and Kahn通过研究城市规模和城市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城市规模与居民生活的碳排放量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大量新增人口将导致更高的碳排放水平。
因此，在低碳生态城市建设和低碳产业选择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城市功能、城市规模、城市产业结构、城市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不能简单地采用碳排放总量或者碳排放强度来评判城市和产业的低碳性，低碳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多元复合的评价标准。城市之间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不能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而更应该重视其自身的纵向比较。
a.各城市选择低碳产业，应怎样考虑城市的功能、规模、产业结构、社会资本以及城市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请举例说明。
b.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高碳排放量与低碳目标能否兼容？怎么兼容？
c.新能源产业就是低碳产业吗？真正的低碳产业需要同时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碳节约和全生命周期的经济有效性。了解并分析太阳能光伏设备、风力发电设备、节能照明设备。
【参考文献】
埃比尼泽?霍华德，（英文版1898），2000，《明日的田园城市》，商务印书馆。
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Best Practice [EB/OL].http://www.c40cities. org/bestpractices
陈文婕、颜克高，《新兴低碳产业发展策略研究》，《经济地理》2010年第2期。
董琦、甄峰，《低碳城市理念对城市规划的引导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10年第8期。
Glaeser,E.L.and M.E.Kahn,The Greenness of Cities: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Urban Development,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404-418
郝前进、周伟林，《低碳生态城市的产业经济发展研究》，载《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报告2011》，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何祚庥，2009，《中国能源战略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迈克尔?波特，2009，《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
余猛、吕斌，《低碳经济与城市规划变革》，《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7期。
张安华，《全球碳排放的历史和现状》，中国经济新闻网[]，/html/show.aspx?id=161116&cid=117
周伟林、朱铃，《中国低碳产业的现状及其竞争优势》，载《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报告2010》，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专题十】长三角城市群：演化肌理、国家定位、功能分工
1.长三角城市化的事实：第一、主要是本地的转化（in-situ）？还是人口的迁移-区域内部或区际流动？向心的城市化是City-based? Or town-based? Dual-track？第二、背后的机制问题。清楚以上问题后，人口迁移或内部转化的动力是什么，根据事实选择合适的模型。城市化的两个驱动力：（1）城乡移民，（2）乡镇就地转化为都市经济的整体。从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后一种为主要的推动力。{Urban trends and policy in China(OECD)}
City-based or town-based ? Dual-track?--- 1990s后期以前为town，以后为city-based，故称为dual-track。（Dual-track urbanization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ase of Pearl River Delta in south China--Shen J, Feng Z and Wong KY, 2006）
2.讲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不能一概而论，作为龙头的上海与二级城市的苏州、宁波等城市形成、演化肌理存在差别，甚至苏南和苏北、浙北和浙南也都不同。概括地讲，上海由于开埠以来最早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劳动力素质较高，建国之后也重点扶持，将大量规模工业和大项目都布局于上海，再至后来的浦东开发开放，更是加速了产业结构的非农化和地域景观、产业结构的非农化，也即是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上海的城市化，其实起先是市场导向、后来转化为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而南京、杭州两市作为江浙两省的首府，与上海有一定的相似性，行政力量较强，国有企业较多，又是江浙各自的交通、信息枢纽，科研院所众多，且自古以来就都曾做过一国的都城，城市历史（城市记忆）悠久，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这三个城市可以称为长三角的三大都市。
3.国家对长三角地区的定位是“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与美英日等国不同，德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和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地位不高两者同时并存。德国公司集中于生产高品质的、以客户为导向的优势产品，这种典型的德国生产模式，形成了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服务-制造联系。长三角地区面积不到德国的2/3，人口却远多于后者，可以学习德国。
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不同的城市，可通过不同的城市功能进行分类。比如上海成为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的城市并且意欲成为世界城市；像扬州可以成为复兴的城市；苏州可以成为传统和现代交融的城市；还有若干专业化的集群城市，像制造业的昆山或者旅游服务业的乌镇、周庄等等；还有省会城市，比如杭州和南京本身都曾经作为古都，行政地位较高，这些城市政治功能的集聚效应，衍生出发达的服务业，如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文化事业。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环境中，不失时机地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非常关键，这固然是从全球化的需要出发来提升上海发展的战略高度，可是其基础则必须扎扎实实地落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之上。这是因为，上海欲成为新的跨国界金融和航运中心，作为集聚大量商务活动的网络枢纽，一方面需要加强与全球经济交易活动（金融、投资、物流及服务贸易）相连接，另一方面则需要向城市群地区和腹地市场延伸。这里的关键，是要看有哪些与区域乃至全球经济有关的活动已经在这座城市里发生？这座城市有些什么样的公司（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集聚了什么样的一类人在活动？又有什么样的市场交易和创新在进行？在哪些方面对区域和全球经济产生了影响力？
a.描述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的区位、历史、文化、产业等特征。
b.长三角城市群在全球城市产业链分工体系中承担了何种角色？影响力如何？
c.用“城市间距离”或“通勤时间”的“1小时经济圈”理论，来研究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流动及其分布。
d.经济腹地差异：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后续发展潜力比较。
e.简单产业引进还是引进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研究。
【参考文献】
彼得?霍尔，2005，“长江范例”，载《崛起中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陈建军，《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演变》，《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陈建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问题与分析框架的构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年第5期。
史晋川，《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史晋川、罗卫东，2000，《浙江现代化道路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曾光、周伟林，《长三角城市经济增长差异的实证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张仲礼，1996，《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伟林，《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与空间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世界经济文汇》2005年第4-5期。
周伟林等，2007，《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与空间协调发展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
【专题十一】行政区划、城市竞争与公共治理
1.马克斯?韦伯看中国的城市，发现“官吏的所在地是城市的一个决定性的特征，而且城市是按官吏的等级分类的。”中国城市的谱系：直辖市4个（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副省级省会城市10个（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济南、武汉、广州、成都、西安）；非省会计划单列市（计划单列内容主要是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邮电、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商品购销和分配调拨，能源及主要物资分配调拨、外贸进出口、地方定额外汇、劳动工资、财政信贷、科学技术以及各项社会发展计划指标等）5个（包括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较大的市”（指的是立法概念上有立法权的城市，较大的市指的是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制定地方性法律与规章的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市。
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从统一后的国家角度设置行政区划，“书同文”节省了交易费用，“车同轨”就是搞全国范围的交通体系（国道和驿站）。建国初，河南由几个省合并而来，江苏由两省合并而来；后来又有海南从广东省划出，重庆从四川省划出。再低一级的行政区划的变动就更加频繁了（比如县改市、市改区、撤乡并镇等）。分分合合层出不穷，合并或划出的目的是什么？依据是什么？效果如何评价？在不同的规模、不同的机制之下，城市、区域怎样演化怎样管理？高速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广泛采用以后，最优的人口、市场规模、行政区划发生了哪些变化？
施坚雅发现，中国从汉朝一直到清朝县衙门、县级权力机构的数字增长很小，与此同时版图增加的很大。在汉朝县级区有1180个，唐朝1200多，宋朝还是1200多，元朝1100多，明朝1300多，到清朝还是1300多。明朝的县级区是1385个，到清朝时少了一些，是1360个，这和汉朝1180个相比，增长极其有限。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2.集权与分权的模式:根据地方的财政自由、行政权力和职责三个维度，可以将世界上的政府行为分为六种（1）centralisation，（2）deconcentration，（3）delegation，（4）devolution，（5）offloading，（6）usurpation。中国的潜在模式为第三种模式。行政的分权导致了地方政府以自己利益为重，从而导致了地方保护等一系列问题。
3.区域公共治理是当今整个治理思想和多层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多中心”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社群主义思想理论及“第三条”道路理论是西方地方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础。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公共治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府际治理、县政治理、乡村治理、社区治理、NGO等为叙述对象。
a.经济、人口（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和行政区划及其变动的关系？
b.城市发展：政府规划（许多开发区）还是市场推进（义乌的案例）。
c.数亿人口的农民工变成市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何解决？
d.中国区域发展的治理问题及其区域政策处方。
【参考文献】
陈潭、肖建华，《地方治理研究：西方经验与本土路径》，《中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成婧，《江苏沿海城市群建设与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治理”》，《城市发展研究》2010年第11期。
彼得?霍尔，《全球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增长》，《国际城市规划》2009年第1期。
Jieming Zhu ，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order in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during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4, vol. 28, issue 2, pages 424-447
Kam Wing Chan，Fundamental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Policy，The China Review, Vol. 10, No. 1 （Spring 2010）, 63C94
OECD，Urban trends and policy in China.
T.G.McGee，china’s urban space.
马克斯?韦伯，（英文版1927），1981，《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施坚雅主编，（英文版1977），2000，《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
许成刚，《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世界经济文汇》2009年第4期。
易承志，《集中与分散:美国大都市区政府治理的实践历程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10年第7期。
苑丰，《近30年中国县政研究综述》，《东南学术》2008年第1期。
张五常，2009，《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
周庆智，2004，《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周伟林，1997，《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
周伟林、郝前进、周吉节，《行政区划调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文汇》2007年第5期。
周振鹤，1998，《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商务印书馆。
【专题十二】城市化与土地制度改革
1.中国的土地制度。传统上土地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粮食安全，这对一个农业大国具有根本的价值。在基本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思想支配下，中国政府十分关注国内耕地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并借其基本解决了10多亿国民的吃饭问题。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不少，比如耕地面积的保有量减少、耕地质量下降严重、耕地集约利用效率低、崇尚粮食区域自给、主产区优势未能发挥等。
中国农地制度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迫切要求农地制度――农村生产关系适应经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进行制度变迁。改革那种传统城乡隔离式的经济要素流动抑制型制度安排形成的由“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两大封闭运行的亚系统构成的“工业国家，农业社会”的二元结构，充分发挥制度变迁在工业化、城市化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2.目前农村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又是主要问题。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户处置土地权利的行为，指农户保留承包权，把土地的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组织并从中获得收益，实践中多用“农地使用权流转”或者用“土地流转”来简化表述。由于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农地的所有权只能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因而农地流转实际上仅是一种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流通。家庭承包制按“成员权”均分和调整承包土地，由此产生经营规模细小和分散的弊病，此种状况不能通过组织大规模的集体经营来解决，只能通过发展农户之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来改善。土地流转不畅，是农村耕地抛荒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允许农民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一定条件下以出租、转让、入股、委托经营等方式实现流转，让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实现规模经营，可改善耕地利用状况，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因此应允许并鼓励农民进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实现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改进。
3.影晌中国土地使用的因素包括：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和城市开发活动；家庭收入提高；机动车快速增长；土地使用权改革；住房商品化；地方政府财政供给以及城市土地消耗标准（国家土地管理法制定了一套节约土地的目标，规定每人建设用地标准为100平方米，即整个城镇的目标密度而非新开发地区的标准。目前全国实际人均消耗土地为133平方米，比法定标准要高不少，这个数值在中小城市更高）。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有两条主线：一是由政府主导的，按产业发展策略与集聚经济原则推进的“园区工业化”，如各类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进驻的企业为规模大、产值高、易于管理且有良好发展预期的优质企业；二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依托廉价的集体土地吸引一些中小型企业。地方上城市规划编制与实施不是从一个区域角度来思考的，通常只是在一个行政辖区范围内进行规划；“单一城市的规划”及“政府主导土地一级市场”导致地方政府尽可能多用土地，提出“工业立市（镇）”等口号，低地价、“零地价”，甚至“负地价”来吸引外资。城市急速扩展的必然结果是不断地向农村征地，在土地资源尚富余的情况下，城市扩展与农村工业化并行不悖，相安无事，但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可开发土地的日趋缩减，政府主导的园区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化乃至农民居住形式在土地利用方面开始产生矛盾与冲突。当土地资源日趋紧缺，各地政府大搞撤乡并镇，农地征用，宅基地合并，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结果因失地农民安置问题而引发社会矛盾。
差异化的土地制度：城市掠夺农村？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农村出现过六种农地制度安排类型：农户经营加“大稳定、小调整”、两田制、苏南模式、以贵州湄潭县为代表的“生不增、死不减”模式、温州模式、土地股份制模式。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
a.土地公有和集体所有：历史视角及其公平、效率、Power？
b.由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是应“涨价归公”还是“涨价归私”？
c.土地是什么？土地背后的利益机制是什么？土地发展权蕴含的是什么？谁是土地问题的肇始者？如何实现土地集约？为什么集体土地的使用是低效的，症结出在哪里？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d.探讨目前中国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制约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哪些？有没有稳妥而有效地推动土地流转的措施？
e.茅以轼认为，中国粮食安全不必通过控制耕地数量来实现，通过农业科技进步特别是国际粮食市场即可。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参考文献】
陈志勇、陈莉莉，《“土地财政”：缘由与出路》，《财政研究》2010年第1期。
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经济与信息》1995年第9期。
龙花楼、李秀彬，《美国土地资源政策演变及启示》，《中国土地科学》2000年第3期。
茅于轼，《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天则经济研究所，2008年。
Ralph Gakenheimer,Jiawen Yang,《中国城市的土地使用和交通研究》，《国外城市规划》2006年第6期。
“The paradox of China’s growing under-urbanization”.
“Uneven land reform and urban sprawl in China”.
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专题十三】可达性：城市交通基础设施
1.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等基础设施完善与否，对于每个城市甚至区域或国家而言，是其经济能否可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人们对可达性的关注渊源久远，在古典的区位论中就蕴含了可达性的含义。可达性是反映交通成本的基本指标。在农业区位论中，杜能以交通运输为最根本的考虑因素。伴随着工业结构的变化，区位模型中传统的成本决定因素部分已被一些新的区位因素所替代，但交通成本始终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Hansen首次提出了可达性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交通网络中各节点相互作用的机会的大小，并利用重力方法研究了可达性与城市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
2.航空。到2020年，我国民航运输机场总数将达到244个，形成北方、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五大区域机场群。届时，全国80％以上的县级行政单元能够在地面交通100公里或1.5小时车程内享受到航空服务，所服务区域的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82％、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国总量的96％。全国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直辖市）、主要开放城市、重要旅游地区、交通不便中小城市等均有机场连接，形成功能完善的枢纽、干线、支线机场网络体系，大、中、小层次清晰的机场结构，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更加紧密，与城市发展更加融洽。
3.铁路；地铁。向城市聚集的人口在选择居住地时，往往会寻求房价、交通成本、时间成本等因素的最佳平衡。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核心城区的房价昂贵，加重居住负担，而交通条件的制约，会成为城市土地进一步开发的障碍。高速铁路的时空压缩效果扩大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可达范围，有效降低人们生活的时间成本，使城市发展能够突破其原有边缘，为城市人口分布拓展了空间，同时人口密度低的高铁停靠站点也会成为城市新的人口集聚区。
中国高铁刚刚起步，虽然其规模宏大、发展速度惊人，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亦不可小觑，然而，资金、票价、客流、安全等瓶颈依然无法回避。京津城际快速铁路全长115.2公里，总投资133.24亿元，武广客运专线总全长1318公里，总投资1166亿元，两者每公里成本均1亿元左右；而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总投资额更是2200亿元，每公里成本近1.7亿元。居高不下的建设成本一方面带来了高票价，另一方面也让人们质疑中国的高铁发展是否过于不计成本。中国的高铁发展存在东西部地区极不均衡的特点，东部地区的高铁覆盖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这要求高铁发展必须注意与航空、汽车、船舶等其他交通工具和网络的有机驳接，形成乘数效应。??
a.什么样的土地使用模式会鼓励土地置换和非机动车交通（NMT）？
b.具有准公共品属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应如何实施投资和经营？
c.中国高铁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及其挑战有哪些？
d.城市-等级体系与航空网络布局。
【参考文献】
Cohen, J.P. and C.J. Morrison Paul, 2004,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terstate Spatial Spillovers, and Manufacturing Cos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6,551C560.
Esfahani, H. and M.T. Ram??res , 2003, Institu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0, 443C477.
金凤君、王姣娥，《20世纪中国铁路网扩展及其空间通达性》，《地理学报》2004年第2期。
李平华、陆玉麒，《可达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地理科学进展》2005年第3期。
潘海啸，《中国城市机动性20年发展的回顾》，《国外城市规划》2005年第3期。
让?皮埃尔?奥菲奥，《机动性：梦想、手段、问题――年法国的机动性、机动性政策及研究简史》，《国际城市规划》2009年第4期。
薛俊菲，《基于航空网络的中国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与分布格局》，《地理研究》2008年第1期。
张军、高远，《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周伟林、郝前进，2009，《城市社会问题经济学》第3章，复旦大学出版社。
【专题十四】失衡的城市：贫困、歧视、公共危机
1.城市贫困。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对贫困的定义有三种模式：一种是将贫困视为个人资源的缺乏。对资源可狭义理解为维持生存的必需品，广义的理解是使个人、家庭获得自主生活的需求，包括现金收入、食物、教育、住房、健康等等。第二种更注重贫困人口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与大多数人是否不同。第三种模式，是在更广泛意义上把贫困与缺乏机遇联系在一起，这些机遇包括教育、劳动力市场以及所面临的种族歧视等。国内一些学者将上述贫困定义归纳为几类：（1）“缺乏说”。大多数的专家学者都使用从缺乏的角度给出贫困的定义，范围从单纯的物质的“缺乏”到无所不包的社会的、精神的“缺乏”。（2）“排斥说”或“剥夺说”。这是力图从探究“缺乏”现象的内在原因，而给贫困下定义。（3）“能力说”。该定义从贫困者自身内在的因素来解读贫困，也是专家学者们和某些专门机构界定贫困的视角之一。毫无疑问，各定义是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贫困做出的解释，它们之间既有一定联系，又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缺乏说”比较偏重于贫困的现象，其他几种说法则在探索“缺乏”的深层原因，着重探讨贫困的个人、家庭和群体的致贫原因。
2.城中村和贫民窟。城中村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1990年代中后期，城市蔓延和郊区化进程加速，边远地区大量土地被征用，城市政府或开发主体为了规避极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导致被绕开的村落成为“城中村”，在土地利用、建设、景观、规划管理、行政体制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城乡差异和矛盾。让?沃仁《城市贫民窟:21世纪的战争!》一文，通过介绍迈克?戴维斯《贫民窟星球》一书的主要观点，分析了21世纪面临的一个巨大危机:日益加重的世界性城市贫民窟现象，并认为这将导致21世纪的战争主要针对贫民窟居民，现在的所谓“反恐战争”就是这种战争的端倪。
3.公共危机事件，包括政治性的危机事件、宏观经济性的危机事件、社会性的危机事件、生产性的危机事件以及自然性危机事件。危机的表现形态虽有各种各样、千变万化，但就危机的基本形态而言，不外乎有如下类型：（1）有关资源和资源交换的危机，如风灾水害、流行病变、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能源枯竭等能源危机（或曰自然界不可抗力引起的灾难），公害等自然破坏，核能发电事故等技术危机（由于主观故意或者行为过失而人为制造的危机），大规模减产、大量失业、恐慌等经济危机等；（2）有关社会目标及政治目标的危机，例如社会集团间的斗争，从地域社会到国际社会的各种纷争所派生出来的恐怖、暴动、内乱、大量杀戮、战争以及与之相关的破坏性事态的发生等；（3）统合的危机，即随着社会的法规及制度的有效性和正当性的衰退，社会的不稳定性增大；（4）同一性的危机，其形成与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一体性等衰退有关；（5）复合型危机，即现实中所发生的危机具有复杂性，有时兼有上述各种形态，例如“非典”疫情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是“有关资源与资源交换的危机”，但是，如果其应对不适当，既存的政治及行政制度的正当性就会丧失，就会派生出“统合的危机”。
a.“公平”还是“差异化”：当代中西发展观之辨。
b.谈谈对城中村、贫民窟的观察和你的立场。
c.公共危机类型与公共干预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恩格斯，1957，《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
傅晨、刘梦琴，《“城中村”及其改造:一个“三农”的研究视角》，《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8期。
钱钢、耿庆国，1999，《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秦晖，《城市化：容忍贫民窟与贫民权利》，《探索》2008年第6期。
宋旭光，《地方政府的危机管理:责任、信息与制度》，《财经问题研究》，2006年第11期。
谭永忠等，《城中村问题产生的微观动因――基于对“土地租金剩余”的分析》，《中国土地科学》2009年第7期。
王茂涛，《近年来国内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综述》，《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4期。
吴迪、高鹏，《“城中村”问题的国内理论研究进展》，《学术论坛》2009年第12期。
吴晓、吴明伟，《美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贫民窟整治初探》，《城市规划》2008年第2期。
张晓歌，《世界性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与21世纪战争》，《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3期。
周伟林、郝前进，2009，《城市社会问题经济学》第6章、第7章，复旦大学出版社。
周伟林、郝前进，《城市社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文献纵览和本土需求》，《城市发展研究》2010年第1期。
【社会调研】
【选题的目的】
考察村庄、城镇，了解城市怎样产生、发展的动力和机制；共性和特性；区别和划分村庄与城镇的基本标准；村庄、城镇的基本单元的构成要素；城市体系的构造和分工基础；城市化理论的构筑（经济增长理论、集聚经济理论、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
【选择的理由】
（1）共性与个性，有标本价值；（2）可进入性（有熟人）。
【城镇基本单元调研选择名单】
浙江省桐乡市濮院镇，宁波市滕头村，海宁市盐官镇，义乌市，温州市龙港镇，湖州市南浔区；江苏省江阴市华西镇，盐城市，昆山市；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广东省深圳市；四川省成都市三圣乡；河南省焦作市；新疆建设兵团。
【调研内容】（根据调研对象加强针对性和有待细化）
1、城镇的起源和沿革（演化）；
2、重大（标志性）事件、人物（精英）、人际网络、历史和机遇；
3、地理环境与资源（自然[如气候、土壤、水、降雨]、人文）；空间特点（历史，现状；面积与结构；建筑；与周围村庄城镇城市的距离[道路交通]和关系）；土地（属性[国有或集体，耕地或宅基地等]、面积、人均、作物、单季或多季、产量、价格、位置、经营权、经营模式、流转情况）；食物（自产和外购），饮食；燃料；住房（楼房或平房、材料、价格）；衣着；
4、劳动力：人口、家庭、移民（移出和移入）、户籍、增长率、年龄、性别、婚姻、文化水平、职业类型（包括兼业）和分布、工作时间、劳动技能、出行（方式、成本）、收入支出（明细）、社保、贫困、歧视、犯罪；
5、资本（投融资）；企业商店（厂房设备、工人数、资产和利润）；产业（工商企业）特征和结构、规模；基础设施[如道路、垃圾处理、给排水、房地产面积及价格]；财政税收；
6、组织和制度：机构（如商会、学校、医院）分类；政府（机构组成、人数、功能）；体制；受影响的公共政策；习俗（家族“clan”，合作、交往与分工如印度种姓制）；民风；卫生；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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