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南海区到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有多远？_百度知道
佛山市南海区到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有多远？
路程多远 ？ 坐什么车 ？要坐多久？请一一说出来 详细一点 拜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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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百度的 【地图】里可以找到 很有用 采用我的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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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长途路线 佛广高速。 佛山到汕头汽车时刻表 始发站 佛山 发车汽车站 佛山汽车站 经过 汕头 终点站 汕头 发车时间 10，到汕头车站后转坐到谷饶镇车，乘佛山至汕头班车由南海区坐公交车到佛山汽车站、广深高速 随车电话 40 汽车类型 大型高一 票价 180 里程 501 佛山到汕头汽车票价及里程仅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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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汕头达濠到谷饶车站要坐什么车？_百度知道
汕头达濠到谷饶车站要坐什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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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国道达濠路口，打的士贵，再坐的士到谷饶花费约50元，先公共汽车后坐专线车约17元 （是的，这条是最正确的。一般坐大巴专线就好了，坐的士到达濠路口。祝一路顺风，呵呵，有专线车到谷饶，然后其实路途也不值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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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各位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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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不清楚了。我每次都是在洪湖二街坐车的 深圳直达谷饶的没有。可在福田汽车站坐车到汕头市区（或国道324线达濠路口
坐车到国道达濠路口，有专线车到谷饶，坐的士到达濠路口，再坐的士到谷饶花费约50元，先公共汽车后坐专线车约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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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　　第九章
艰辛获平反　　那一天，正午的阳光分外灿烂耀眼，光明如此强劲，就要驱尽我生命中的黑暗……又过了几天，汕头地委最后给我的案件下了一个“平反结论书”。这个“平反结论书”，正式宣告了我在艰辛曲折的平反之路上最终取得了胜利！　　不过，这种平反结果却是不圆满的。整整八年，那些为非作歹的人，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相关方面没有任何问责，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原来，历史是不会认错的，生活因此常常没有了我们所期待的公平。没有人认错，自然也就没有人来赎罪，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作恶的人，德性败坏的人，依然在享受他们的蝼蚁人生。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活着，活得好好的。我还有能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向着自己的目标，去奋斗，去拼搏……　　世事沧桑，悲欢离合；阴晴圆缺，满亏轮回。是的，人生就像那当空弦月。天地人间，圆满其实只是存在于一瞬间，更多的时间是不圆满，是残缺，是遗憾，是漫长的煎熬和渴求。　　平反多障碍　　堂兄的探亲，虽然让大家都大失所望，不过，工商所那伙人倒是不敢再用明显讽刺的口气责问我“华侨什么时候来”的问题，也算是起到了一点作用。　　“……回想‘四人帮’下台、‘文革’结束后，本人于1978年4月开始写控告书至汕头地区革委各机关部门无结果，开始上访，受到《南方日报》、《人民日报》重视，并同时上访至省委办公厅、国务院、侨办，才得到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连贯，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秘书长范华等领导同志的支持，批转由汕头地委调查处理。当时计有支持的领导同志名单如下：汕头地委书记刘俊杰，汕头地委组织部长崔明，汕头地委办公室主任刘丰、副主任石况先，汕头信访科长徐伟，省工作组组长姚天纵，《南方日报》驻汕记者站蔡主任、陈泽铭等七位记者，及汕头市市长刘斌、副市长钟良昌等。汕头地委组成13人调查组；后本人直接找到刘俊杰的住宅，强烈辩论、说明红旗区副书记的等等问题，从而激怒了刘俊杰，才把多方无理阻挠平反本事件的刘伯洲赶下台，最后促成平反的落实……”　　以上的简略记述，概括了我那一波三折的艰辛曲折的平反之路。当时，我因为成功到省城上告，有省政府、党报等专门的批示，从而促使地委书记刘俊杰非常重视这件事，专门为处理这件事组织了一个13人的调查组，主要由地委、市委、侨办的工作人员组成，由当时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石况先负责，开始全面调查落实这件事情。　　当时《南方日报》有一个驻汕的工作小组，共七人，主任姓蔡，他们也知道我受迫害的情况，本来计划进行全面报道，后来考虑到汕头地委已经开始组织调查工作，而且他们报社的工作小组的办公地点就在地委大院，如果报道他们的负面消息似乎在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基于这两个原因，他们最终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虽如此，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最重要的是及时将有关我案子的内部消息告诉我，把上面的各种信息告诉我，使我能够及时掌握动态、想好对策、应对形势。　　刚开始，因配合当时打倒四人帮后全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背景，平反工作组在徐科长的带领下，工作进行得迅速而有效。　　首先，我家被抄物资中的部分大人的冬衣、小孩的衣物都已发还。接着，工作组在各种与我事件有关的单位、部门、人员中，作了反复调查，最终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我以一人之力为政府促成了一大笔木材协作，我的确未从中拿到一根木材、一点份外收入或好处！这从本质上确认了我的清白无辜，使我终于可以结束8年的逃亡生涯。　　但当工作组要为我进一步落实政策，将平反工作交给我所属的红旗区委政府负责人时，有关人员担心被追究责任，便想方设法、阳奉阴违地拖延着，不执行上级的政策。其中特别是红旗区的区委副书记刘伯洲，更是这个阻挡势力的代表人物。此人的存在及他的所作所为，极大地干扰了平反工作的落实。　　那些一手谋划迫害我的恶人，非常害怕一旦我平反，他们当初无故绑架、刑讯逼供、抄家等行为，先定罪名、后凑材料的违法行为会被我追究法律责任，故而想尽一切办法要阻止我的平反。他们甚至还拿出当时无故查抄我家时搜到的一些私人信件来造谣攻击我。　　我早年的生活比较坎坷，足迹从汕头到上海、江西等，而我在业务工作中接触过许多人，包括许多年青姑娘。相貌英俊、聪明能干的我无意间赢得了许多姑娘的芳心，她们时常给我写来充满爱慕之情的信，有的还附上玉照，以示诚意和感情，但我都一一婉拒了她们。我不是那种到处留情的花花公子，我明白自己对于妻子、对于家庭的责任。对于这一点，我理直气壮，问心无愧。而我之所以收藏那些信件，是因为我虽然在理智上婉拒了那些多情的姑娘，但感情上却不免为她们的深情厚爱而感动，而这些，是金钱买不到的；也是她们对我本人的认可与爱戴，是我人生非常宝贵的一部分。妻子完全知道这些事，她尊重我，也信任我。　　其中，有一位名叫章芳容的上海浦东姑娘，是我在上海时的朋友。章姑娘的舅舅是我的邻居，父亲是国营粮店的出纳，退休后章姑娘便顶职进了粮店当了一名国营职工。章姑娘是众多喜欢我的女子中最痴情、最热烈的一位，她在给我的来信中，甚至有要为爱情跪在我面前、以祈求得到我的感情回应、思念我至茶饭不思的炙热的词句，还附有巧笑倩兮的玉照。除了章姑娘的信外，还有江西“化肥风波”逃亡时大力协助我的红梅姑娘的那些涉及私人感情的信等等。　　可是，当这些私人信件落入那些人手里时，那些家伙便以此来造谣攻击我是道德败坏的男人，与许多女人有不正当关系、在各地都有“老婆”、投机倒把等等，每次当我与妻子一起到区政府要求归还被抄扣物品时，那些人便以此为话柄来阻挠，完全不顾我的辩解，众口一词地污蔑我，竭力阻挠我的平反要求。我非常气愤，但一时之间，也无法应对。我只好再去找平反工作组负责人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石况先，石主任便说红旗区的人说我“到处有老婆”，我气愤地反复解释事情真相，要求尽快给予平反，但按他的吩咐回去等消息后，又是杳无音信。　　我经常踩着自行车去地委政府大院，去找里面的《南方日报》驻汕头记者站的蔡主任等记者了解相关情况的进展，又时常去找负责主持为自己平反落实政策的地委书记刘俊杰，催促工作组加快工作进度。　　无数次的往返奔走之后，我对地委政府大院已非常熟悉。大院门口站岗的是两位全副武装的战士。按规定，进出人员必需在门口下车登记，但我去得多了就免了登记这一手续，每次踩着自行车要进大院门口时，上下车动作娴熟得像在大院里上班的干部们一样：潇洒自如地双手扶着车头，左脚仍踩在车踏上，右脚从前行着的自行车上跨了下来放至车辆的左边，作要停车的样子，只在地上轻轻一点以示敬意，又重新跨到右边的车踏上继续踩车，车子只略为减速。值班战士也与我互相点头微笑。　　在频繁到地委大院的那段时间里，我碰到了不少与我一样为平反而奔波劳累的人们。虽然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对平反有利，但由于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人实在太多，在平反过程中也会不时遇到某些部门、某些人员的各种阻挠，因而平反工作的进展相对缓慢。其中有一个从普宁来的人家，一共来了三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以及兄弟姐妹，一家人为已经死去的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鸣冤，要求惩办凶手。他们在地委大院的门外，悲伤啼哭，在白色的面粉袋上写着含冤受害的大体内容。　　经过了解，我知道了惨案发生的前因后果。原来，那个小伙子在乡下务农，有一天收工回家时路过一块花生地，就随手拉了几棵花生出来，在水沟边洗洗就吃了，可不巧被邻队队员看到，这块花生地是邻队大队长的自留地，于是，邻队的人将小伙子抓了起来，然后把他绑在大树上毒打，最后竟然把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活活打死了。出了事之后，邻队的人谎称小伙子是突发疾病身亡，通知家属前去收尸。　　家里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就到公社去告状。不料，邻队知道后，马上将小伙子的尸体运去火化了，意图让家属死无对证。死者的家人又到县政府去告状，但都没有得到公正的处理。“文革”结束后，他们也跟我一样，一家老小到省城去告状了。他们在省委也拿到了介绍信，但案子还是转到汕头地委来处理。　　据说，他们家曾经拿到100多斤大米作为补偿。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他们肯定是不满意的，于是，还是经常到地委门前喊冤。地委大院信访科有一位郑科员，对上访人员没有一点同情心，态度很凶。他带着很强的讽刺语气，粗声粗气地责问他们：“米都吃完啦？又来闹了？”　　我听了很心寒，对那一家老少深表同情，对郑科员这样的办事人员则感到非常气愤。人家失去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这条生命是区区一百斤大米可以换回来的吗？他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同情心呢？人命案都不积极平反，我更感到自己平反之路的艰难。如果不积极跟进，如果不整天缠着那些办案人员，如果不讲究一点方式方法，那想要平反是千难万难。　　终于有一天，《南方日报》的记者告诉我一个好消息：省工作组组长姚天纵在地委开市工作会议时，专门将我的平反案件列为第二件重要工作来谈，他说：“党中央一再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抓紧落实政策的事，可是你们汕头地区这项工作做得很不好，可以说是阳奉阴违！就说镇邦街90号这件事吧，姚泽轩是帮助政府换木材救灾有功之人士，却被绑架、抄家，先定罪名，后找材料，被迫害了八年之久。现中央侨办、省委、省党报的领导都知道了这件冤案，都做出了明确指示要为他平反落实政策，为什么到现在还迟迟不能彻底平反呢？”严厉责备的言辞，使地委第一把手刘俊杰等领导人，被斥责得满面尴尬，下不了台。同情我的记者们到会采访时看到、听到后，便转告了我。我知道上级领导的支持态度，便又去找刘俊杰等领导给我落实。　　当省级单位负责平反的领导来汕指导工作，住在汕头市迎宾馆时，记者们也会秘密地告诉我一些相关信息，希望对我有所帮助。我便每每将自己的案情整理出一套资料，根据记者提供的信息，跑到迎宾馆去多方设法去找该位领导。为此，曾两次遇到前来向上级领导汇报的刘俊杰。不巧正面碰上时，双方都不免有些尴尬。刘书记一见我手里拿着一些材料，心里便知道我因没被彻底平反，又上这儿找领导告状了，便说：“姚泽轩呀，你不要老是动不动就跑来找上级领导嘛！我已经专门派了办公室主任到红旗区交代专管工商的区委副书记刘伯洲给你落实政策了嘛，你直接去找他们就可以了。”　　我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向刘书记道过谢后，便高兴地回家了。回到家里，我很高兴地将刘书记的承诺告诉了妻子，因房子是以汕头户口的妻子的名义租的，我觉得要求落实抄家的事有做为租主的妻子在场较好，于是当天夜里便和妻子一起，打听到了区委书记刘伯洲的家庭住址，带上一份当时国家最权威的《人民日报》，上面登有党中央要求全国各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报道，找上门去要求他给我落实政策。　　那天恰好刘伯洲副书记在家，我进去见了他，礼貌地问好之后，便说是地委的刘俊杰书记吩咐来找他要求落实平反政策的，要求刘书记将先前抄我家的全部东西归还给我们，并将手中的《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递给他看。　　这位刘伯洲书记是个工农兵出身的粗直性子的人，没什么耐性和涵养，听了我的话，马上满脸的不悦及不耐烦，一把捋起两只袖子，还一只脚踩在凳子上，将《人民日报》往饭桌上一拍，一副“我是老子我怕谁”的样子，粗暴地说：“我才不管什么党报不党报，你姚泽轩要我给你落实政策，就要听我的来交代问题，说清楚你是怎么投机倒把换木材的，从中捞到多少好处？你又是怎样在各地乱搞男女关系，各地都有老婆的？你交代了问题，我再看情况处理，市委、地委要给你落实政策你就找他们去，若他们要给你落实平反，我也要看看情况以后再说（意思是还要秋后算帐），政府要给你落实政策，老子顶住不给你落实，看你有什么办法？！”说完，还洋洋得意地睨视着我，看我有什么反应。　　我听了这么蛮不讲理的话，气得咬紧牙关，握紧拳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生性善良、但倔强能干的妻子也气得脸色苍白，站在我的身后，拉着我的袖子，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见此情景，知道刘伯洲是决心不顾从中央到地委的批示，决心要当拦路虎，再跟他多说一句话都是白费力气，于是，气愤地跟妻子离开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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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劫得新生　　三天之后，终于传来了消息：刘伯洲被一纸干部调职公函调离红旗区副书记的职位，被调往人防（防空洞）当副主任了！建国后，毛主席曾经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政策，全国各地纷纷挖掘“防空洞”。刘伯洲为自己的愚昧、固执、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之前常去找刘俊杰闹着要升职，现在由于在处理我的案件上的偏执所导致的错误，不但没能升职，反而被降职闲置了！　　再过了些天，汕头地委最后给我的案件下了一个平反结论书，内容大意是讲我所控告的所有事情“基本属实”，并对我的案件做了相应的结案式处理。这个平反结论书，正式宣告了我在艰辛曲折的平反之路上最终取得了胜利！　　可能当时的有关领导及相关人员害怕这张结论书留在我手中对他们有点“不安全”，于是，他们在我领回被无理扣押的物资时便将此文件收回。历史就这样被他们不留痕迹地作结了。后来，每当我回忆起这件事时，常感到非常遗憾——当时要是有复印机就好了，至少可以复印一份来证明自己当时冲破重重困难，挑战权威，为自己平反取得的胜利。不过，按照常规来讲，地委档案里面应该有该文件的存档。　　当时有地委派来的两位工商局的领导，请我到地委的办公室面谈。他们对我说，红旗区工商所已经专门为我的事开过会了，现在可以给我平反了，叫我凭抄家时的“抄家物资扣留清单”去红旗区领取当时抄家时被扣留的东西就行了。　　我一听，心中满是不甘与不忿：“难道自己被无故绑架、拷打、被追捕了整整八年的事就如此一笔勾销了？我多年的抗争，难道仅仅是为了领回自己被非法抄走的、已荒搁了好几年的自行车、手表？那几个已腐烂变质的香菇？那几件可能已被老鼠蟑螂咬破了的衣服、袜子？我遭受的迫害和非人折磨，全家人所遭受的身心创伤谁来赔偿？谁能还自己这个公道？”　　“不行，不能这样！”我强忍着愤怒，平静地说，“那些人捏造罪名、无故绑架、拷打、追捕了我8年的行为是犯罪！他们来抄我家也是非法的！他们到处跟踪追捕我，甚至还一度追到了江西、上海。若不是我机灵，若不是我命大，无数次躲过祸害，我早已惨死在他们手中！他们必须得到法律的惩罚！按照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能让他们就这样蒙混过关，逍遥法外！你们这样处理太不公平了！我不答应这种姑息养奸的做法！”　　“姚同志，您不要激动嘛，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那两位工商局的领导一左一右坐在我身边，左边那位领导满脸堆笑，态度非常和蔼地说，“我们承认，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才让您遭受了这么多磨难，但那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所犯下的错误。您看，大名鼎鼎的邓小平，不也是被迫害得三起三落吗？他受了多大的罪啊，连大儿子都让人给摔断腿了。可人家做大事的人大人有大量，继往不咎，继续努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时，坐在我右边的另一位领导也满脸笑容地帮腔说：“是呀是呀，您老人家也是做大事的人，就别跟那些人计较了，那都是十年动乱中发生的旧事，现在是新时代新气象，您把被抄家的东西领回去，别再追究以前的事，这样我们也比较好做事。这样吧，您老人家办完这件事后，就请先去香港发财吧，您是有能力的人，去香港一定会发大财的，相关的手续我们可以考虑帮您优先解决，能发大财还有必要计较那些过去的事吗？”　　他们两位一左一右，不停地给我道歉说好话，还不停地给我冲功夫茶喝，态度非常好，好得我都不忍心拉下脸来继续坚持要“严厉惩办”的要求。　　我察言观色，心想：“看来，迫害自己的幕后主谋背景不小，现在若坚持要让他们受刑事处罚，可能很难很难！算了吧，自己也算成功平反，恢复了名誉，就不跟他们一般计较，毕竟发展前途才是最为重要的！就如他们所说的，先领回东西，再考虑申请去香港的事吧。”于是，我便收兵回营，没有坚持继续追究下去。虽然带点遗憾，我这番轰轰烈烈的上告平反总算成功落幕了！
　　开展新业务　　我不必再躲躲藏藏了，终于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在阳光下公开露面了。我满怀喜悦昂首挺胸地携妻带子，与家人一起外出，到处拜访亲友，以此形式有力地宣布自己已得到了平反，也以此平复自己八年来不能自由活动的抑郁心情。能尽情地体验作为普通人的愉快，我已感到无比满足。　　欢乐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眨眼间，1980年的春天到来了。潮汕大地上花团锦簇、草润蝶飞，各种鸟儿在翠绿的枝头尽情歌唱，空气中到处洋溢着希望。经过一小段平静日子的休养，我充分恢复了精气神，开始感到有点空虚。我一生勤勉，从未停止过学习与进取。即便在被追捕的8年间，也未停止过工作。当平反的安宁日子刚过了一小段，我又准备要联系新工作了。　　那时的中国刚从十年动乱中缓过气来。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将国家的工作重点从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逐步地拔乱反正，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春江水暖鸭先知”，虽然中国社会尚处于计划经济的惯性轨迹之中，但潮汕大地这块最边沿的滨海平原，由于华侨频繁的活动，最先感知经济政策渐变宽松的趋势。不少华侨及港澳同胞开始在家乡投资建厂，初期以加工生产出口物资为主；也有一些以商贸为主，采购土特产从香港转口到世界各地。　　我也在命运的推动下，加入到大时代前进的队伍中。有一天，一位名叫曾泽培的原籍潮州的港商通过熟人介绍，找到了我。曾先生开着一个服装厂，兼做土特产的出口贸易，想请我帮忙联系一批松香和蚊香以供外贸之需。为了笼络我的心，他开出了优厚的条件：他已经为此专门在香港成立了“华泽贸易进出口公司”，如果我答应做公司的国内业务总代表，将蚊香跟松香拿下，那么公司30%的股份将划到我的名下，也即是所有的利润我都能占三成，而且跑业务所需的各种费用一律由公司报销，不用我掏腰包。我一听，正是 “瞌睡遇到枕头”，便毫不犹豫地正式签下合同，成为华泽公司的股东及国内业务总代表。　　蚊香主要出口到非洲、印尼、马来西亚等经济较落后、蚊虫较多的国家。蚊香是国内的普通手工业产品，数量少的甚至可以随时出口，不需要任何特殊批文。而松香则是一种较为重要的工业原料及土特产，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重要物资，必须有国家出口指标批文才能得以出口，困难比较大。　　我抽丝剥茧，把整盘生意的思路理顺了，便一一开始实施：　　首先要落实货源。松香的货源其实很充足，只是在当时的经济政策下，不允许私人自由买卖而已。我找到惠东松香厂，确认它除了完成国家指标之外，尚有大量计划外的松香节余。于是，我向有关领导人表达了购买松香的意愿，并表示自己愿意支付高于政府收购价的价格。　　松香厂的领导们心动了，这是一举多得、大家均有利可图的商业方案。而且中央经济政策的新动向已经很明确，发展经济、加强与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松香厂的领导颇有胆识，最终被我说服了。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协议，定了一个200吨的松香买卖合同。付款方，我也已经找好了，我委托的单位是汕头金砂街道办的企业单位。　　这第一个环节算是成功解决了。接下来是资金问题。香港那边只能开信用证，要等收到合格货物了才能通知银行付款，但大陆这边的松香厂又必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而要有一个中间人先支付这笔货款。金砂街道办企业没有钱。我骑上自行车跑回潮阳，联系了谷饶供销社的刘德源等人。供与销两方面的路都已经通了，就剩一个中间环节，大家都觉得万无一失，所以就大胆地帮我。在刘德源的周旋之下，最终以谷饶供销社的名义向谷饶信用社贷款。　　接下来，便是要解决松香的批文和出口指标问题了。我找到汕头市陵海企业经理部，再以经理部的名义去找汕头土畜产进出口公司。但此公司有出口蚊香的经营执照，却没有出口松香的批文。当时汕头尚未成立经济特区，但深圳特区已经成立了。我便以汕头土畜产进出口公司的名义委托深圳一家外贸出口公司去争取拿到了松香的出口指标，再由该进出口公司跟香港华泽贸易公司签订进出口合同。这样，就基本完成了这项出口贸易所需的各项手续。　　收到货物后，陵海企业经理部在汕头市靠近海边码头的珠池地段，临时找了几间屋子做仓库堆放货物，准备装上海运货船，运往深圳蛇口码头，通过深圳进出口公司报关出口。原合同签约要收购200吨松香，经过我的一番组织操作，已成功拿到了一百多吨现货，工作进展神速。一吨松香要十个大油桶才装得下，100吨就是1,000桶。只见那1,000多个装着金黄色松香的大铁桶，还有装着蚊香的大纸箱，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地堆满了作为临时仓库的房子，安静地等着装上海运的货船。　　我为了顺利做成这笔生意，每天带着两个助手、踩着自行车到各处奔波联络，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当我望着这批准备好了的出口货物，不由地松了一口气。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了麻烦！我又碰到了我的“老对头”刘伯洲！
　　又遇“老对头”　　不是冤家不聚头。我原以为，被调到“人防”的刘伯洲再也没可能跟我的人生轨迹产生交叉。可没想到，一年半载之后，刘伯洲竟然被调到陵海当了陵海工作组的组长，管的便是外贸，无意间与我撞个正着！　　老实说，刘伯洲并不是有意专门跟我对着干，只因为此人习惯了国家建设初期长期的计划经济的严厉管理，吃惯了“大锅饭”，思想还停留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代，极左成性，一见我这种思想活跃、敢为人先的生意人就看不惯，他也看不惯改革开放，因而即使换了他人做外贸，他也会严厉盘查，能卡就卡，决不轻放。　　人性非常复杂。体现在刘伯洲身上，更是极端多面而微妙。“文化大革命”革去了许多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把许多人的人性都扭曲了。说起刘伯洲这个“命里克星”一般的人物，我想回溯一下此人的人生履历中的一些故事，才可见其性格特征，才能理解其为何跟我无怨无仇，却一再阻挠我的平反，一再阻挠我为国家创汇的外贸业务工作，一再花上大量的时间、精力，做出许多“损人又不利已”的事情。　　有一位名叫王逸之的潮汕老革命干部，曾将自己在“文革”中受迫害蹲“牛棚”的经历写成了一本详细的回忆录并加以出版。他与刘伯洲同在牛棚生活“锻炼”过一段时间，对他的为人深有体会，书中对刘伯洲有以下记载：　　《为刘主任画像》——　　我到珠池农场后，又回复到像以前在东径干校牧鹅时　　一样，可以在干校范围内自由行走，但仍不能回家，被编在　　饲养班劳动，后来我又被调去养鸭，我和体校的方锡奎各领　　养一群。干校饲养的鸭大部分是母鸭，专门下蛋供应食堂。　　我们二人所喂养的两群鸭在盛产期每天约可产蛋100个，这　　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另一位同事林丽英养的一群鸡每天也　　产蛋几十个，每天我们把蛋拿回饲养班，交给班长登记产量　　后，由班长逐日悉数送到食堂。　　但是，想不到这些鸡鸭蛋却使我们蒙上不白之冤。有一　　段时间，干校革委会的刘主任（刘伯洲）每隔两三天就到饲　　养班来巡视，了解副业生产情况，每次总是在我们从食堂打　　饭端回宿舍吃的时候，而且特别关心我们下饭吃些什么东西。　　有一次，他看到我在吃整个煮熟的鸡蛋，便旁敲侧击地问：　　“鸡蛋的味道怎么样？”　　我莫名其妙，心想：“此公好像从来没吃过鸡蛋一样？”　　又有一次，他到饲养班，看到当天的鸡鸭产下的蛋还放　　在篮子里，又问：“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蛋上交食堂？”　　我感到他问得有些蹊跷，但还是据实回答：“班长出工　　还未回来，要等班长验收登记后才上交。”　　又一次，午饭时，他又到饲养班，看到我们班里有两个　　人在吃鸡蛋，这时，他忍不住了，单刀直入：“今天食堂没　　有卖鸡蛋，你们怎么有鸡蛋吃？你们的鸡蛋是从哪里来的？”　　“我的天！原来他这样不辞劳苦，经常到饲养班调查　　研究，是怀疑我们偷公家的蛋吃！”我感到人格受到侮辱，　　一腔怒气，冲着刘主任说：“难道我们连吃鸡蛋的权利也被　　剥夺了？”　　陈卓之班长怕我冒犯了刘主任，连忙解释说：“同志们　　吃的鸡蛋都是从家里带来的，或是家属来看望时送来的。”　　刘主任仍是满腹狐疑，阴阳怪气地说：“家里送来的哪　　有干校的好吃？”　　我强忍住气说：“刘主任，你有什么话就请直说。”　　“不必说了，还是要靠你们自觉。”刘主任说完就走了，　　回头又把陈卓之找去谈话，陈卓之回来后，一语不发，只是　　叹着气，过了好久，才对大家说：“为了避嫌，以后就请大　　家不要从家里带鸡鸭蛋来干校吃了。”　　陈卓之是老实怕事的人，为了不难为他这个当班长的，　　我们只好吞下这口气，以后就再没有人带鸡鸭蛋来干校吃了　　……　　对于这位刘主任，我还想再写他几句，为他画个像：　　此公原是中共汕头市郊书记，一贯以作风艰苦朴素在干　　部和群众中颇获好评。“文革”开始后不久，就被“造反派”　　以在农村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名揪出来，在郊区各公社和　　生产队巡回批斗，吃了不少苦头。汕头市“五七”干校成立　　后，被解送到干校，和我们一样被当作“横扫”的对象，一　　同住进“牛棚”，不久前才“解放”。　　干校搬到珠池农场时，校部的领导班子成员大多数上调　　到汕头市机关工作，他被任命为“五七”干校革委会主任，　　新官上任，对曾经同患难的诸多“牛友”，竟一点不讲“同　　（牛）棚”之谊，在对“牛”们的管理上变本加厉，比其前　　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身强力壮，农事大忙时，举凡插秧、割稻、挑担这些　　劳动他都带头参加，但也要一些身体病弱的“牛”和他一样，　　一个劲儿不休息地干。　　他廉洁自律，公私分明，但总是怀疑别人偷公家的东西，　　揩公家的油。他在抓生产方面很积极，也很负责，便一碰到　　涉及政治上总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却避之唯恐不及。　　此公体形甚胖，当年在“牛棚”时，我们都叫他“老　　肥”，彼此同“病”相怜，亲密无间。但他当了干校主任之　　后，众“牛”在他心目中，已成“非我族类”了，我们也不　　再叫他“老肥”，而改口称其官衔。即此一端，也可见其地　　位一变，与“牛”们的关系已相距一万八千里了。　　有一次，我的孩子正丹（那时他才12岁）一个人从家　　里步行来珠池农场看我，正好是大暑天，气候酷热，他在路　　上中了暑，到干校的当天晚上就发热，我给他吃了一点便药，　　但无效。第二天夜里，体温骤然上升到摄氏41度，呼吸急　　促，狂燥不安，说胡话。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干校医务所的医生放假回汕头去了，　　半夜里找医无医，找药无药，我束手无策，找军管主任要求　　让我连夜带孩子回汕头诊治，军管主任也不在，只好找那个　　与我有“同（牛）棚”之谊、以后当上干校领导的刘主任，　　谁知他却一句话把责任推开：“这种事我做不了主。”我提出　　救人要紧，请他做为特殊情况处理，刘却反过来劝我不要着　　急，等明天请示军管主任。　　我看到孩子的病情很危急，又提出如果不让我离开干校，　　就请派一两位学员替我把孩子送到汕头医院，并通知我家里　　的人到医院交接。刘又说：“如果孩子在路途中出了问题，　　谁敢负这个责任？”　　我无计可施，心急如焚！　　幸亏一位叫沈力贤的农民，出于同情，连夜到瓜田摘来　　一个大西瓜挤汁给孩子吃。他说，中医称西瓜是天然“白虎　　汤”，有解暑清热退火的作用。我又一直用凉毛巾贴在他的　　额头上给他降温。　　孩子吃了这个西瓜，下半夜稍为安静了一些，但高热仍未　　退，神志仍不清。天还未亮，沈力贤就到汕头通知我家人到　　干校把孩子接到医院治疗，幸好救治还来得及，孩子才保住　　了一条命，没落下烧坏脑子等残疾。　　20多年过去了，每当大暑天吃西瓜时，我总是禁不住　　想起救我孩子的那位好心人……　　……
　　从王老先生这本回忆录中对刘伯洲的真实描写,可见刘伯洲此人教条主义非常严重，思想僵化、古板，没有同情心、没有人情味。　　再说当日刘伯洲听了汇报，说有人在海边屯积了数百吨松香跟蚊香，马上带着人马直扑过来，跟正在仓库点货的我碰个正着！当下，刘伯洲如获至宝，黑着脸，立马拦住了我的去路，严厉盘查！　　我马上理直气壮地出具一切合法正常手续，如外商的委托书、若干贸易合同等等。刘伯洲和他所带领的工作人员研究讨论了半天，发现一切手续齐备，没什么漏洞。又知道我是个厉害角色，不可随意欺负，于是，打算就此罢休。这时，一个工作人员突然拉着刘伯洲到墙边一通耳语，之后，刘走过来向我宣布，蚊香没有问题，但松香必需扣留，因为松香是国家统一控制的物资，民间贸易不能买卖松香！　　我一下子呆住了！没想到事情发展到最后接近成功的关头，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我和几名助手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刘伯洲带人把所有松香都贴上封条，扣下了！　　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多方去说理，甚至求情。在多番努力下，最后终于迫使刘伯洲收回了“没收松香”的命令，这批松香也因手续都合法而被解除了封扣。但刘伯洲仍然拿出各种条条框框的规定来为难我们，说我们外商公司无权经营国家统购统销的松香，这批松香即便解除了扣押，也必须集中处理、收购。也即必须以国家收购价卖给汕头土畜产公司，只有土畜产公司才有权出口。这么一来，不仅一切奔波劳而无功，还导致亏损了十几万。这笔烂账最终由供销社和信用社承担。　　松香厂的有关领导因此受到了上级的处分，纷纷在公开场合作检讨。主要罪名是他们不顾国家统购统销的政策，将计划外的松香以比收购价高的价格卖给外贸公司，犯了严重的思想错误。在这次松香事件中起了主要联系作用的一名工程师，据说还被厂里开会批斗，这个可怜的人哪里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听说批斗会过后，精神受到刺激，有点失常了。　　华泽公司亏损的是各种费用支出以及后续发展。蚊香的生意虽然可以正常进行，但因单纯经营这种产品货值太低，利润不足以支撑这笔经营，做了一段时间后，便停止了这个项目。我亏损的则是时间、精力以及人情，无论是对于松香厂还是信用社和供销社，我都觉得很愧疚，虽然不是我的错，但毕竟是因为自己这件事使众多朋友受到牵连和处分，我的内心很不安。在之后的日子里，我总是寻找一切机会来帮助他们，尽可能地弥补他们。　　就因为刘伯洲的冥顽不化，最终搞得大家都没有好处，导致个人与国家均遭受损失。这还不算，刘伯洲以为再一次抓住了我的把柄，又四处寻找我的下落。对于这种顽固分子，我不愿再与他纠缠，不愿硬碰硬，“惹不起，我还躲得起”。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又没有公开露面了。我迫不及待地加快了移民香港的步伐。对于国内的这种环境、这种一时难以扭转过来的习惯，我已经感到无比的畏惧以及厌烦。我不想再将自己宝贵的精力放在与好事之徒的无聊的争斗之中，香港自由宽松的环境无疑更适合我个人的发展。
　　业务大代表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一小撮人的阻力怎么能阻止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不久，另一个更大的商业机会又来扣响我的家门。一位开毛衣厂的女港商陈爱文，上门找到了我，要求跟我合作。陈女士是港商马强的情人，马强又是我朋友的亲戚。马先生告诉陈女士一个重要的商业信息——美国去年的花生严重歉收，致使当年国际市场上的花生仁价格被炒至每公斤10多美金。而当时国内的花生仁价格仅是人民币3元多，同期的美金对人民币的比率约是1：4。国内外价格相差十多倍！这意味着只要能收购到花生仁，并拿到出口批文，就能发大财！　　潮汕是有名的侨乡，也是土壤肥沃、气候温暖、五谷丰盈的渔米之乡，许多华侨港商纷纷跑回家乡来想办法找花生仁。陈爱文经我朋友介绍，特地前来找因做松香出口生意而在商贸界颇有名声的我，她要请我出马，一起帮忙做这笔出口生意。　　我了解实况后，深思了一会，敏锐地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商机，也是能为国家创造一大笔外汇的好生意，于是高兴地签了约，再一次做了外商的商务代表，成为陈女士侄子陈少明老板的公司——新加坡合兴祥私人贸易有限公司的国内业务代表，合兴祥是专营土特产进出口生意几十年的老公司。　　然而，这么紧俏的外贸商品，无数双“超级能人”雪亮亮的眼睛在盯着，哪里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顺利做成的？！花生仁易找，关键是计划外的出口指标极不易求，要省里的外贸主管部门才有权力审批，同时还有几个相关的“婆婆”单位也管着这件事，可谓关卡重重。花生仁是主要油料之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极其重要的农副产品，华侨与港澳同胞回国探亲后再度出境时，按规定每人只可以带半斤花生仁，超过的部分全部予以没收。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拿到花生仁批文，几乎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情。　　汕头市外经委的领导也知道这是个可以为国家、地方赚到大笔外汇的难得商机，而且农民手头有大量的花生仁可以收购，国营的粮油公司的仓库里，除了完成国家计划内储备、出口的任务外，尚有节余。于是，他们应形势所需，派出一位听说一向颇 “有办法”、“有能力”的林专员，带着随行几个工作人员，专门到位于广州的广东省外经委处申请花生仁出口指标。　　他们一行人马在广州住了十多天，花掉了一大笔差旅费，在省外经贸委里到处找人，动用了所有的能力和关系，活动了一大圈，结果完全失败，半个多月后只好灰溜溜地回到了汕头。　　合兴祥的董事总经理陈少明为我开具了“业务代表委托书”，这张委托书是写在一张“新加坡合兴祥私人贸易有限公司”的便笺上的：
　　我公司与贵国贸易来往已有几十年，历来关系较为密切。　　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特委托姚泽轩先生代表我公司与贵国　　各贸易部门洽商签订各项进出口业务，敬请大力支持为感。　　此致　　敬礼　　董事总经理
陈少明　　日　　这是我领到的第一支前进的“通关令旗”，有助于我打好生命旅程中另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战役。我拿着外商代表的身份证明，来到汕头市对外经济服务公司领导面前，请求去广州办批文。但是，我的话惹来了一片疑惑的目光。我上次做松香生意失利，对外经济服务公司的领导们都知道，但都不清楚我曾遇到的难题，只道我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使他们对我实际能力打了一个问号。　　但他们见我态度坚决、极度自信，便专门商议了好一阵，认为反正他们自己办不成这么难的事，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吧，试试能不能帮地方政府多挣一大笔外汇，在得到汕头地区外经委郭主任的特批之后，我又代表汕头地区外经委到省城办花生仁批文。　　我携带的第二支鲜红的“令旗”，是一纸公函：　　省委负责同志并省食品进出口公司：　　目前我区花生货源较多，已进库，可出口花生仁四千吨　　左右，而省下达计划内外的任务均已完成。现有新加坡有个　　食品老客户陈少明先生派人与我们多次联系要求买进一千吨　　花生仁，可否增加四千计划外出口，其中一千吨卖给新加坡　　客户，关于所出口外汇除交省三成外，七成归地区作为进口　　物资之用。　　可否请批示。　　广东省汕头地区对外经济服务公司（印）　　日　　在这张公函上，还有一处手写的单位领导的批示意见，上书“同意上报”四字，并盖上“广东省汕头地区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的鲜红大印。当时国家机构尚未进行改革，中国政府管理部门管理职权交叉，办一件事的“媳妇”，往往要经过好几个“婆婆”关，请示过好几个部门领导的同意才行。我拿着第二支对外经济服务公司的“令旗”，往其上一级主管部门即汕头地区外贸委做了许多工作。我白天到办公室正面阐述正当理由，晚上再到领导家里拜访，结合正规手续与人情世故的双重努力，最终才得到这宝贵批示。　　在汕头本地大大活动一番之后，我已经有了性质完全不同的新身份：既是外商公司代表，同时也是政府部门的代表。我马上收拾好行李，单枪匹马地上省城闯关去了。
　　再次上省城　　1981年是个格外令中国人振奋的年份：首先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结，然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接着，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国家政治向着民主和进步大步前进。　　我的心情也很好，感觉到真正地有希望了。　　一月初的一天清晨，汕头市的天气格外阴冷，尤其是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天上飘着细雨，冷风带着滨海湿气直往人的骨头里钻，与北方冬天的干冷完全不同。　　还不到凌晨五点半，到处一片黑，路都看不清楚，我便与妻子推着自行车，车上载着一大袋行李，已经到达了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站，准备赶时间乘6点的长途大客车往广州。　　趁赶早车的人还很少，我赶紧买了靠前面的车票，这样，晕车可以稍微减轻一些。婚后，每当我外出跑生意，婵珍都会到车站送别，每次送别都是依依不舍。这一次，她温柔地把我那厚厚的外套整理好，深情地叮嘱我安全到达后，要给家里来个电话，免得她和孩子们悬着心挂念。我也温柔地握住她的手，叮嘱她照顾好孩子，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这样我奔波在外才会安心。我语气坚决地说：“婵珍，你不要担心我，你是知道我的性格的，无论什么事，每次只要我答应了人家，就一定会拚命去做、去争，这次我也是这样，你看人家外商、政府机关都那么信任我，我就更加要努力去做好了！就只说为了你和孩子们，我也会拚全力去做的。”　　她望着我，眼中含着泪光，点了点头说：“你放心去工作吧，家里一切有我呢！只要你照顾好自己，我就放心了！”　　买好车票，时间飞快地过去，马上就到6点了，我坐上大客车，透过车窗与妻子不断地挥手。　　1981年，南中国没有高速公路及豪华大巴，从汕头至广州要10多个小时，柏油路面不时露出破损的窟窿，一辆破旧的40座大客车在这样的路面上行驶着，不停地摇头摆尾，我虽已坐在客车最前面，还是晕车呕吐得翻肠倒胃，脸色苍白。我咬紧牙关，时而往额头、太阳穴上擦着风油精，时而一只手紧抓着前面座位，一只手紧捂住肚子，拚命地忍耐着。　　天快黑了，我才到达广州。我叫了辆车，按事先问好的省外经贸委的地址，赶往附近的白云宾馆下榻。当时白云宾馆每天的住宿费是6元人民币。　　住下后，我赶忙找了家小饭店随便吃了碗面，便踏着灯光，回到房间漱洗好。本以为一着床便会马上睡过去。可是，刚一躺下，我脑子里却像有万匹野马在原野上撒蹄奔腾，怎么都停不下来：“明天该怎么样去找人？按正常的程序直接去找省外贸委吗？肯定不行！现在这样的社会情况，只要是从商的人，全都知道花生仁的大行情，而所有的如松香等土畜产、花生仁等粮油产品的出口批文和指标都掌握在省外经贸委的手里，因此，必定早有大把人在省外经贸委排着队等着批文呢，也轮不到给我这样一个一没任何关系背景、二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呀！可见此路不通！该怎么办，才能在这盘艰难的棋局中险胜一招，杀出一条生路呢？”　　这么一想，我便睡意全无了。我反复思考着明天该怎么办，辗转反侧，也想不出办法，开始感觉到孤独与忧伤，开始想念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突然，我起自己前年携着妻儿来省城上告的情形！脑海里突然跳出了一个念头，我心中一亮：“对，就这么办！”当理顺了心中的一团乱麻，理清了思路后，我突然感到无比的疲倦，顿时像一块跌入湖中的石头般，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便醒来，赶忙漱洗好，带上相关公文资料，叫了一辆出租车，便往广东省政府的方向赶。　　早上8点，车便到了省政府大院的大门口，冬天清晨的阳光照耀着气势宏伟的省政府大院，暖洋洋让人感觉到心情愉快。我下了车一看，省政府大院的大门口，两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正雕像般笔直地站着岗。我抖擞起精神，手挟着资料夹就试着往大院里面走。　　“干什么的？”武装战士马上把我拦住了进行询问。　　“我是来找省长办公事的。”我有点紧张，但仍然镇定地说。　　“有跟秘书科预约过吗？跟哪位秘书预约过？”战士盯着我严厉地说。
　　“还没预约过呢，不过，我跟省长见过面，我想我进去了，只要省长有空，应该会愿意跟我谈一谈的。”我振作精神，继续说道。　　“对不起，您没有预约，我不能让您进去，等您办好相应手续，再往里面走。请离开吧。”战士坚守岗位职责，态度认真地说。　　我只好怏怏地打消了直接走进去的念头，脚步沉缓地往回走。　　一步，两步，三步……我一边一步步地慢慢捱着往回走，一边在心中急速地思考着：“怎么办，怎么办？怎样才能进这个院子，去找前年来省上访时曾经见过面的省长面谈？”　　“就是跟秘书科预约，他们肯定不给我安排见面，怎样才能直接跟省长说上话呢？”我皱着眉头想了一会，突然，有一辆车从我眼前开过去，直接开进了省政府大院。我眼前一亮，想出了一个主意：拦着省长的车争取说上话！　　我努力地回想省长坐的黑色轿车的样子，车牌的末三位好像是“633”。我决定守候在大门口，等着省长的车。　　我找了个隐蔽而看得见来往车辆的角落，守望了整整一个上午，陆续有进出大院的车辆，但就是没看到那辆车牌尾号“633”的车。　　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一点半，陆续有机关干部、工作人员的自行车、小车驶出大院，他们回家吃午饭了。已经十二点多了，我感到肚子饿极了，才就近找了个小食店，吃了碗馄饨，又继续紧盯着大门的进出车辆。　　下午两点，又是一阵自行车、小车的上班车流陆续走进省政府大院，但我瞪大了眼睛仔细看了又看，我所等待的那辆车还是没有出现。我不甘心，不由自主地从藏身的角落里走出来几步，想看得更清楚点。我心急之下走得太近了，没顾上把自己隐藏好，被值班的战士看见，眼睛里发出一丝警惕的亮光，他仔细地打量着我，可能觉得我长相斯文、眼神温存、衣着整洁大方，怎么看都不像坏人，加上我见战士在看我，赶忙向他微笑着打了个招呼，于是战士便又收回了眼神继续值班了。　　直到这阵上班的车流、人流静了下来，我还是没能等到省长的车。我毫不气馁，继续等。等呀等呀，等到下午5点半，下班车流夹杂着人流陆续涌出了省政府大院。直到晚上7点，天都开始黑了，大院再也没有人车出入时，守在大门口整整一天的我仍然一无所获！我拖着站得麻木了的双腿，揉着看得发酸的双眼，失望地回到了白云宾馆，累得整个人像散了架的沙袋一样倒在沙发上。　　“难道这条路行不通吗？不，这是正确的！决不能像别人一样去省外贸委排队，那样成功的可能性只有1%！只有全力试试这一条别人想不到、做不到的办法，才有险胜的可能！明天一定要耐心继续去等车！”我心中这么想着，下定了坚持下去的决心。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已漱洗、吃过简单的早餐。我怀疑自己昨天是不是不够早，所以，第二天我才7点钟便到达了省政府大院门口。还是找了个安全而可以清楚地看着车流的角落，开始了新一轮的守株待兔。　　可等了一整天，仍旧是拖着疲倦的身子无功而返。　　我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倒在沙发上，心中还在不停地想着今天找不到人的事，甚至又开始怀疑自己计划的可行性，不由地感到万分沮丧与忐忑不安。　　但我从来都是一个性格倔强、意志坚定的人，我努力地鼓舞起自己的斗志，在宾馆周围的花园里散了会步，欣赏了一番南方冬天仍然碧绿秀丽的花木，吃了点便饭，努力让自己放松精神，争取让自己的身心都得到最好的休息。
　　闯关办批文　　省府大门站岗的战士连续三天都看见说要找省长的我很老实地守在大门外的一个角落里等人，我斯文的外貌与举止渐渐地解除了他最初的警惕，在我又对他们微笑着无声地打过招呼之后，他也回应了一个友好的微笑。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清晨的阳光渐渐地变得更加灿烂，上班的人流和车流也渐渐地稀疏了下来，我刚开始有一点丧气，突然，我眼睛一亮：我发现了这三天来苦候的车辆！　　我看着那辆车牌尾数为“633”的轿车，正缓缓地驶入省政府大院的大门！　　我飞快地从藏身的地方跑出来，跑过值班战士的身边时，我急忙略停了一下，向战士匆忙敬了个礼，又指指轿车说“找领导”，不等战士阻拦，便已尾随车辆迅速地跑进了大院。　　两鬓斑白、面容严肃而充满正气，长征老红军出身的刘省长刚下车，便被跑得气喘吁吁的我拦住了，我冲到面前说：“刘省长，您还记得我吗？我便是前年来省里告状的姚泽轩呀！”　　他定神一看，现在的我，衣着整洁、皮肤白皙、不胖不瘦、五官清秀，比当时告状的憔悴模样可是精神了不少！他温和地说：“你的案子已完整了结了，汕头政府关于此案的平反报告也已交上来了，难道还有什么事情吗？”　　我赶忙笑着说：“感谢刘省长及各位老领导的关心爱护，我的案子的确已经平反。我这次是代表地区外经委来办一件为国家创汇、为人民服务的事情。从上次告状的事，我深深了解到您是一位人民的好领导，希望这次能一样地得到您的大力支持呀。”　　刘省长听了，慈祥地微笑了，说：“有这样重要的事呀？那好吧，跟我一起进办公室。”　　我大声回答：“好！”便跟着老领导边说话，边向办公大楼走去。直至此时，从我一冲进大门便紧跟在后面，本来要按职责阻止我闯入大院的守卫战士见此情形，知道我是省长认识的人，才放下心来回到门口岗位上。　　进了刘省长的办公室，秘书给我泡上一杯茶。刘省长微笑着说：“姚泽轩，这次找我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我喝了口茶，定了定神，才说：“那我就占用您宝贵的时间。今年我们汕头地区的花生仁丰收，故地区的粮油公司在完成了国家计划的出口、调拨任务之后，尚有大量库存可供出口。现在我有一个机会，能够设法将我们这些多余的农副产品出口卖给新加坡外商公司，为国家及地方政府多创些外汇。”说着，我将汕头地区外经委及新加坡合兴祥公司给我开的那两张介绍信拿出来给刘省长看。　　在省长看完介绍信后，我不等他开口就先不失时机地跟他说：“刘省长，当初汕头受灾的时候，汕头就是利用高科技产品‘四机’向江西省协作来2600多立方米木材来救灾。木材每立方米以78元的价格购得，彼时该种木材在汕头民间的价格已炒至每平方2,800至3,000元，此举实际上为汕头市赚了700多万元人民币！由此可见高科技产品的巨大价值。可是，老省长您看，若是没法从国外购进那些先进高科技零配件，我们就是再能干，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您说是吧？以我们现在的国情，买进口零配件需要大量外汇，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拥有外汇，对国家、人民的科技水平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刘省长沉吟了一会儿，说：“花生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粮油产品，一向都是国家重点控制的计划产品，特别是这一段时间，国际上价格暴涨，可能不是很容易呀……”　　“给国家挣来宝贵的外汇，能帮国家买来高科技设备，增强国家的科技和国防力量，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老领导呀，这件事真希望能得到您的全力支持。”我非常诚恳地说。　　“让我想一想。”刘省长皱着眉头思考着，又再拿过我的那两张介绍信，仔细地看了又看，好一阵子，他突然眉头一展，爽朗地说：“这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行，我表示支持！我呀，从你前年来省里告状，我就知道你不是个普通人呀！有胆有识，敢作敢为，你协作木材救灾，有功于家乡人民，我相信你现在要做的事，也是件不错的事！”　　刘省长说着拍拍我的肩膀，停了停，转头叫他的秘书：“小李，小李！”　　李秘书闻声赶紧从办公室外走了进来。刘省长转头对他说：“这样吧，小李，就麻烦你跑一趟了，请你送这位姚泽轩同志到省外经贸委，找有关的主管同志介绍一下，就说汕头办计划外的花生仁出口这件事利国利民，原则上我是支持的，请他们酌情给予安排处理。”　　“好，您请放心。”李秘书说完便带着我出发了。　　“老领导，您真是人民的好干部！我代表汕头人民深深地感谢您！”我说着诚恳地向刘省长鞠了个躬，才跟这位善良的老领导握手告别。　　熟门熟路的李秘书带着我走进了进出口管理处。进出口处的丁处长恰好正在办公，李秘书作了一番介绍，将情况告诉了丁处长。在他说完之后，我赶紧将两张公函双手递给丁处长看，又将办花生仁批文的理由再陈述了一遍。可能一来丁处长也同意我的说法，二来，认为连省长都同意了这件事情，还特地派李秘书亲自带来这里办批文，“不看僧面看佛面”呐。　　但是，他也知道现在花生仁批文的大热门情况，深知无数代表各地地方政府的办事人员都明里暗里在省外经贸委排着长队等着办批文呢……他犹豫了片刻，最后说:“刚才姚同志所说的情况，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我很支持！这也是老领导关心国计民生问题的一番心血呀！但花生仁现在国际价格暴涨，情况较为敏感，花生仁归省粮油公司管，我们外经贸委也没权力一手批下这个一千吨的批文，但我们会尽力从中疏通。这样吧，我在这张公函上加签肯定意见，让姚同志再转向省粮油公司申请就行了，两位看这样处理有什么意见吗？”　　我听了，心想：“虽然不能一下子办到批文，还要再去跑省粮油公司，但有了老领导的支持和重要主管部门的加签意见，总是远胜于无的！”于是，我赶紧向丁处长表示感谢及同意。　　丁处长便提笔在那张汕头地区对外经济服务公司公函的右下角上批示“请省粮油公司研处。81年1月10日”，然后盖上了一个鲜红的“广东省外贸经济工作委员会进出口管理处”大印。　　从进出口处里出来，我们站在省外经贸委的大门口，时间已近中午12点，冬天的阳光分外温暖，我的心情特别好。我紧握着李秘书的手，向他致谢，并托他向刘省长致意，两人愉快地挥手道别。
　　目送着李秘书的身影远去之后，我心花怒放：“终于闯过了这重要的第二关！”这一着超常人意表的好棋达到了漂亮的效果！真是令人振奋！我高兴得唱起歌来……我赶紧找了个很不错的小饭馆，点了三个小菜，自我庆贺一番。　　可是， 第一天来到省粮油公司，我只能进到最基层的办公室，见到了一个最基层的办事员，一个刚毕业分配工作的大学生。我把情况告诉对方之后，对方只让填了个申请表，便漫不经心地让我回去等候。我见对方爱理不理的样子，心里觉得毫无保证，便向办事员要求要见他们的经理面谈。年轻的办事员经不起我的一再要求，只好指着一位恰好来接待室取文件的胖乎乎的中年人说：“呶，那位便是我们的周副经理。”我便尾随着那位周副经理到了他的办公室，陈述了我的目的，并将有关公函递给他看。　　周副经理戴着金丝眼镜，起初是神情威严地一口拒绝，但我极有耐心，执著地讲述了一番大道理，他便推说要汇报上级领导，让我改天再来看看领导有什么答复。第三关首次出师不利！可以说是吃了个“小闭门羹”。过了第二关的愉快心情，便很快烟消云散了。我怏怏不乐，垂头丧气地回到了白云宾馆，人又累又乏，随便吃了两口，胡乱梳洗了一下就休息了。　　第二天我又去省粮油公司，但这次听办事员说周副经理开会去了。只好失望地离开。整整10天过去了，跑得心力交瘁的的我才再一次见到了周副经理，经过我一大番说辞，他才说，这事要汇报上司高经理，让我明天再来听消息。第二天再去，得到的答复却是高经理不在单位，外出办事了。如此再三，又过了近10天。我毫不放弃，仍旧天天去省粮油公司找周副经理。终于有一天，可能被我的坚持和执着感动了，周副经理终于带着我去见高经理。我赶忙打起十二分精神，老调重弹，双手递上公函，并将省外经贸委的批示重点作了阐明。　　高经理只是听着，反复看了看公函，严肃的脸上没一点表情，过了好一阵，才说：“我们研究研究，你明天再来吧。”我没办法，只好回去了。隔天再去找周经理，回答“正在研究”。于是，我仍然是天天都跑去问消息。一直到了第五天，周经理才答复我说必须再补一张汕头粮油公司的介绍信，手续完整了，他们才能考虑。　　我二话不说，马上收拾行李返回汕头。回到汕头，我凭着毅力和决心，以外商商务代表的身份白天到粮油公司正面找人，一番舌战群儒的现场正面说理，然后又按中国人办事的方式，夜里再到有关领导家中上门拜访，送上讨人喜欢的进口自动伞、尼龙蚊帐等小礼物，有的还送高丽参等高级礼品。我多方陈述花生仁出口是对国家、单位、外商、领导、农民都有好处的“五赢”的好事，努力以热情、礼貌、有理的说辞去打动相关领导的心。　　第一次，粮油公司的领导只是听着，对我的要求非常干脆地表示不同意；第二次上门，再次竭诚有礼地陈述，领导态度比第一次的干脆拒绝有了点进步，但仍表示有难度，怕上级省公司不同意，他们下级地方公司便难做；我毫不气馁，仍旧第三次上门，第四次上门，第五次上门……直至我十分诚挚有礼的表现、极度坚韧的办事能力最后打动了领导的心，我终于成功地拿到第三面“令旗”。　　但这次拿到这支令旗，却必须付出很大一笔的“过关费”！上省城去闯关奋斗的劳动果实，必需无偿地向粮油主管部门奉献一半。我只能屈服，没有第二种选择。　　这第三支令旗——用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汕头支公司的的便笺开出的证明公函写道：　　省粮油进出口公司：　　兹由姚泽轩到省司洽谈关于最近要购的一千吨　　（其中：给新加坡合兴祥500吨，南方500吨）出口　　花生仁，请予接洽为荷。　　汕头市粮油公司　　日　　公函上所写的“南方”公司，便是汕头市政府派驻香港的粮油公司的下属国营公司。我这一次，再次赶往广州，赶紧再去省粮油公司找周经理办事。这次终于大功告成！我一个人当了“三个代表”签订了两张各500吨的花生仁出口合同。这一番过五关、斩六将的攻关战役，整整用去了两个多月。其时国际上的花生仁价格已比我初上省城时降了一些。但汕头市粮油公司仍从这500吨花生仁的出口批文中赚到了数百万美元的纯利润，并用这笔外汇在香港买了当时最赚钱、供不应求、利润最为丰厚的电视机，运回国内，转手又赚了一大笔，粮油公司与汕头地区外经委因此得以建了许多幢宿舍，造福了不少领导与职工。　　大家都受益，那身为功臣的我又得到多少报酬呢？我将千辛万苦得到的500吨花生仁批文交给陈女士，陈女士按原来跟我约定的，写了一张要付给我两万多美金作报酬的白条，便将这张凝聚了我无数心血、千辛万苦才办成的批文拿走了，在香港卖了个大价钱，赚了一大笔。　　当时我还在大陆，因为受过迫害，因而做事非常谨慎，陈女士写给我的欠条也不敢写明是办花生仁批文所取得的报酬，而故意写是国外亲戚寄给我的。原文如下：　　借款凭证　　兹借到姚泽轩先生贰万柒千伍佰美元正。该款候近　　期内分批付还（这些美元是姚泽轩先生在新加坡及香港　　的兄弟托寄给姚先生的）。　　此据　　香港合丰织造厂陈爱文字　　日　　但当两年后，我成功移居香港，拿着当初那张欠条到处找陈女士兑现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人！当时，2万多美金相当于20多万港币。我历经两个多月，无比艰辛才争取到1,000吨花生仁批文，为他人创造了巨额的利润，但我本人却一分钱都没能拿到！而且还损失了不少费用，包括车旅费、住宿费、公关费等。再后来，当我经过艰辛努力，在香港成功经商致富后，听友人说，陈女士后来得红斑狼疮病故了，港商马先生也得癌症病亡了。他们都非正常地亡故于并非白发苍苍的晚年。正是善恶皆有报啊！但凡蓄意害人损人者，终归要品尝苦果、收获报应。就我的人生体验，总是为善最乐，只要关怀他人，不断升华自己，扩充知识，审时度势，将自己的努力扩展到极限，人生的路就会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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