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下列病句：1.我国棉花的生产,长期不能自给2.这最后一天的劳动是同学们最紧张、最愉快、最有意义的一天.3.解放前,爸爸和哥哥两人挣来的钱还不够养活一家人的生活._百度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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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生产的棉花,长期不能自给2.这劳动的最后一天是同学们最紧张、最愉快、最有意义的一天.3.解放前,爸爸和哥哥两人挣来的钱还不够养活一家人. 前两句是主谓搭配不当,后一句是动宾搭配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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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许多经济部门的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但棉花产业发展甚微。1950年初美国又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情况，即棉花需求量出现下降。 美国棉花产业一直被誉为世界上最可靠的供应工厂，但棉花销售情况却下滑。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关注人造纤维，纺织厂家，尤其是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使用人造纤维的数量将越来越多，致使美国棉花出口大幅下跌。在1956年美国国际棉花协会(CCI)适时而生，并一直致力于推广美国棉花、棉籽及其有关产品，以提高其出口量。外文名National Cotton Council of America创立时间1956年简&&&&称NCCA创立目的推广美国棉花、棉籽及其有关产品
CCI 由美国国家棉业总会(National Cotton Council of America)提供资金，并得到美国棉花行业的捐款资助。CCI 也使用美国农业部为发展国外市场和出口推广所提供的专项资金。
CCI 积极地安排一系列的贸易服务活动，使棉花购买者和纺织高层管理人员对美国棉花和美国棉花行业有更多的了解。在海外市场上，CCI代表着美国棉业的七个群体——种植者、轧花商、仓库商、棉商、棉籽加工商、合作社及纺织企业, 并在华盛顿、孟菲斯、伦敦、香港、首尔和上海设有办事机构，保持着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地区和非洲等主要市场的密切联系，宣传COTTON USA美棉认证标志。
CCI与棉制品供应链中的每一个环节的生产商(从棉花出口商到纺纱厂、织布厂、服装厂、零售商和消费者)都保持紧密合作，推广由天然纤维美国棉花所制造的优质棉制品。COTTON USA商标为全球性注册商标，是美国国际棉花协会推广项目的核心。目前COTTON USA商标在全世界主要的消费市场均被采用，以显示使用美棉生产的棉产品的舒适性和优质保障。消费者认为挂有美棉标志的产品具有可靠的品质，结实耐用，而且是由信誉良好的制造商所制造。
COTTON USA商标来突出其产品质量，市场定位其品牌特质。这些生产商和美国国际棉花协会(CCI)一起合作，进行一系列宣传美国棉花和扩大棉制品销售而的市场推广活动。美国国际棉花协会（CCI）凭借自身的丰富经验及强项，为全世界各地的纺织生产单位及零售商提供以下优质服务：成为COTTON USA 标志的授证商号可增加您的销售量。美国国际棉花协会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举行广泛的广告宣传和消费者推广活动，使所有授证商号广为受益。现在，您可得益于美国国际棉花协会的生产供应链推广专长及生产商资询服务。在从纤维出口商直到零售商的整个棉花供应链中，向卖家介绍买家是美国国际棉花协会的专长。例如，协会每年主办各种会议、研讨会和贸易展览；从世界各地组建专业贸易团访问美国或美棉使用者：组织美国的棉业代表团到特定的国家或地区考察；以及举办协会久负盛名的全球采购峰会等。有关棉花经济、生产、贸易、供应链及消费趋势的实时信息会以电子邮件、传真或信件的方式直接发送给您。您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以便获取更多关于美国棉花和美国国际棉花协会的服务资料。COTTON USA 标志对纺织厂家和对消费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生产100 %高档棉制产品，且产品中含50 %以上美国棉花的零售商即可以免费获得使用该标志。日，美国国际棉花协会“天然美棉 多彩生活”官方网站正式启动。该网站是为配合美国国际棉花协会今年年度主题“Naturally Color Your Life 天然美棉 多彩生活”而成立。网站以绚丽多变的美国棉被“American Quilt”为灵感，以推广清新（Fresh）、快乐（Fun）、时尚（Fashionable）、和亲切（Friendly）的自然生活方式为目标，将通过两个贯穿全程的大型线上线下互动活动：【2011天然美棉多彩生活 真我风”彩” Model秀】和【美国棉被DIY】为今年的活动添姿加彩。
新手上路我有疑问投诉建议参考资料 查看解放前老百姓吃什么——清末民国时期的民食与营养
　　清末民国时期的民食与营养《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第五章第一节王建革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综论、民族、区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第五章：生态结构与乡村社会乡村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动、植物生态系统等等。植物是乡村生态的基础，人和动物的数量取决于植物的生产量。人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也是系统的调控者、操纵者、管理者，也是消费者。生态系统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以取食关系建立起来的，食物本身反映了人与动植物的生态关系。淀粉和蔬菜类反映了人与植物的关系，肉食反映了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动物都以植物为食，故人口与动物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呈负相关关系。过度的人口增长不但排扩了动物，对植物选择也产生了影响，近代人民选择粗粮作物和野菜反映了人口压力下的生活状态，集体化时代的“以粮为纲”，也人类社会通择选择动植物而实现的一种对生态系统的调控。第一节：清末民国时期的民食与营养动植物亦分两种，一种是野生的，一种是驯化的。古代人可以更多地从野生物种中选取更多的食物，《诗经》时代就有许多野生动植物食品，那是一种生态多样性极其发达的时代，到战国时期，仍有大量山林需要生态化的管理。“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 [1]到了秦汉以后，种植业生态系统大扩展，国人才越来越多地依赖谷类作物，野外食物和畜牧业的比重越来越少，种植业也愈来愈集中于少数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一般食物需求的物种。具有丰富蛋白质资源的物种逐渐被单一的淀粉作物所代替，淀粉类作物产量高，更容易果腹。到明清时期，甘薯、玉米等粗粮作物快速推广，正与高人口压力有关，人是取食者，取食过量会反过来限制人口本身。18世纪以来，人口压力增加促使生活水平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过程在各个地区有不同的表达，不但有生态环境的背景，也有文化价值的影响。中国近代的民食问题，涉及到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诸多方面。一．种植业变迁与粗粮化结构的形成华北最传统的作物是麦、粟。粟麦之外，大豆也占相当的比重。麦是细粮作物，小米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粗粮作物，再加上富含蛋白质的大豆，构成了一个不错的食物结构。王利华认为中古时期的民食结构以粟麦为主，麦类地位不断上升。 [2]由于中古时期有丰富的水环境，华北地区的稻作也相当发达，稻米是上层阶级的食物，豆类是下层阶级的食物。大部分人仍持续着不错的生活，宋应星指出：“四海之内，燕、秦、晋、豫、齐、鲁诸道，蒸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 [3]小麦能居其半，正可见粗粮化并不严重。18世纪以后，粗粮化结构在人口压力下越来越明显，这种趋势首先在种植业表现出来。高粱的种植高粱古已有之，由于口味差，一直没有出现大扩张，在生态压力下，明以后出现了大扩展。徐光启指出：“北方地不宜麦禾者，乃种此。尤宜下地，立秋后五日，虽水潦至一丈深，不能坏之，但立秋前水至即坏。故北土筑堤二三尺，以御暴水。但求潦防数日，即客水大至，亦无害也”。 [4]高粱在明代尚未上升为主食之一，主要的功用是造酒、救荒和养畜。李时珍说高粱有二种，“黏者可和糯秫酿酒作饵，不黏者即可作糕煮粥，可以济荒，可以养畜。” [5]清中叶以后，高粱开始大规模推广并成为主食之一。华北平原北部的淀泊地带和黄泛区是高粱最早扩展的地区。康熙年间，文安县的退水涝洼盐碱地带因种植了一种短杆高粱获得了高产。 [6]乾隆年间，河北平原北部开始普遍种植高粱。钱汝诚在乾隆二十六年汇报宁河县水灾时指出，“查各庄秋禾，高粱居其大半，高者出水结实尚可收获”。 [7]在鲁西北，高粱较早地超过了粟，康熙年间地方官上报作物生长情况时，西三府总是将高粱放在粟前，东三府却将高粱放在粟后。李令福对孔府档案的研究表明，许多村庄在高粱种植比重上升的同时，谷的比重却出现了下降。在曲阜县南池庄，顺治九年高粱播种面积占25%，光绪十五年达36%，与此同时，不种谷子了。 [8]在许多地区，高粱真正的大推广是在清末。枣强县的高粱在光绪之时才与粟并列，并成为“大宗产量”者。民国《枣强县志》的作者言：“案任志物产谷之类九，未列蜀秫，非遗漏也，枣邑得种蜀秫在清光绪初年，迄今城西南一带尚未普及。任志作于乾隆三十五年，尔时枣邑无蜀秫，何由记故，知非遗漏”。 [9]常受滹沱河泛滥威胁的束鹿县，光绪年间高粱种植面积已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 [10]在一些地区，高粱在清末通过排挤其它杂粮作物，甚至粟而成为主要作物。小米的营养价值却高于高粱，蛋白质含量高于高粱，粗纤维含量低于高粱，高粱取代小米，正说明民食结构出现劣质化倾向。2．棉花排斥小麦清代的棉花种植已大大超过以前，麦棉争地使小麦受到排斥，植棉所要求的土壤、水利条件较好，正与小麦相争。由于植棉利润高，许多人选择了棉花，甚至通过市场解决粮食问题。植棉的扩展通过市场养活了更多人，只是与以前相比，由于麦类作物减少，粗粮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植棉者一般只买非麦类的粗粮。河北平原中南部在清中叶出现棉花扩展小麦减少的现象。“直隶保定以南，以前凡有好地者，多种麦，今则种棉花。” [11]在栾城县，道光年间“最著者日棉花，栾地四千余顷。稼十之四，所收不足供一岁食，贾贩于外以济之；棉十之六，晋豫商贾云集，民竭终岁之勤售其佳者以易粟，而自衣其余”。 [12]植棉挤掉了小麦，棉户买粟度日，商品化与粗粮化同步。棉区也不时有粮食紧张的状况出现。新河县“县民初多种麦，乾隆间直督方观承始劝民植棉，道光而还，种者益多，今则百亩之家，种棉七十，以城东南为尤甚，谷之种植既少，故时有食荒之虞。” [13]在乐亭县，“麦田甚少，粱谷棉花为最……且地隘人稠，糊口之资，每藉关外口外，水陆转运，粒食维艰”， [14]东北盛产高粱，卖花所得更应是买回粗粮而已。在鲁西北，许多地区产棉多于种谷。 [15]高唐县在道光年间“种花地多，种谷地少”， [16]清平县到光绪年间棉花“所种之地过于种豆麦”。 [1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玉米与甘薯的推广影响华北民食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变量是玉米、甘薯的推广。这两种作物既缓解了人口压力，又为进一步的人口增长提供了契机。这二种作物比重愈高，粗粮化程度也愈来愈高。玉米的口感比高粱要好一点，推广速度却不快。尽管《金瓶梅词话》中有玉米面的记载。 [1]一般人认为玉米在北方的普遍种植始于清中叶，大扩展实际在清末进行。在束鹿县，光绪年间“近来种此颇多，早晚皆宜”； [2]在鲁西北的乐陵县，玉米在光绪年间成为农产大宗。 [3]受干旱的影响，玉米在一些地区的推广并不理想，总体上是山区比平原多，北部比南部多。河北平原北部水源丰富，种植也比较多。遵化县地处河北北部山区，玉米种植比较多。 [4]玉米在明末清初达到一定程度后，以后的推广速度相对较慢，高粱的推广却一直在持续进行。玉米是粗粮中的上品，尽管蛋白质含量像高粱一样地少，脂肪含量却高于高粱，粗纤维含量也低于高粱。玉米未能取代高粱，新作物未能扭转华北民食劣质粗粮化，与化肥与产量的限制有关。传统农业时代的玉米产量很低，不能在平原上推广，一直到年代，在水利、化肥和杂交种的推动下，玉米单产大大地提高，这才得到了空前的推广，并在食品中取代了高粱和甘薯，劣质粗粮化有所改善。甘薯是高产量的作物，其推广的阻力在于留种技术，这种技术在乾隆年间才取得了突破。乾隆初年胶州威海的甘薯引种并未取得成功，陈世元在乾隆十四年才取得了引种成功。“胶初无此产，乾隆初年，闽商自吕宋携至，适合土宜，今蕃衍与五谷等”。 [5]推广成功后，官方开始参与，山东布政使李渭乾隆十七年，劝导各地积极引种甘薯， [6]并取得很大的成效。在东阿县，“自乾隆十七年各州县奉文劝种阜沙土。依法种植，最易生成”。 [7]在河北，无极知县黄可润乾隆初年用他家乡福建的办法推广甘薯，因未能解决留种问题而失败。乾隆十年，他回家奔丧时路过德州，看到市场上大量出售番薯，一问才知道这里学习了河南、浙江的经验，解决了甘薯越冬问题。 [8]方观承任浙江巡抚时曾购种在天津一带推广， [9]任直隶总督后，更是不遗余力。在顺义县，“邑人种者颇广，清乾隆二十二年，曾经官饬民种。”所指的就是方观承的推广。 [10]《正定府志》有：“按红薯一种，奉制府方公饬各属劝民种植，以佐民食。……津郡、盐庆等县，成效彰彰，正郡为白壤土，性夹沙，此种尤宜。” [11]甘薯在河北推广是先在盐碱沙荒地取得了成功，然后借官方之力向其它地区传播。在河南，乾隆五十年皇帝亲自倡导种薯， [12]旱灾时乾隆甚至命闽浙总督雅德采寄番薯藤种运往河南灾区。 [13]清末，甘薯不单单是救荒的权宜之计，通过窖藏或加工制成薯干后，已是冬春粮食匮乏时的重要接济食品了，许多地区已经成为主食。光绪年间，甘薯在日照县已“抵谷之半”，甘薯之根、蔓、叶“皆可食”。 [14]在莱阳县，“民国前五六十年”，人民“食以稷穇为大宗，豆粕芋叶为佐品。自番薯传入，稷穇又为中人常食之美品”。 [15]甘薯与高粱一样，在缓解灾荒的同时，也加快了华北民食的劣质粗粮化。在灾荒频仍，粮食紧张的抗战时期，甘薯在山东得到了很大的推广。“因地瓜不需要不很多量肥料，且收获量较大，我民主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即积极提倡大量种植。同时在敌伪统治区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因汽油缺乏，乃强迫本省铁路沿线农民大量栽培。”日本人从日本输入高产地瓜品种发给农民，试图以地瓜酿造酒精代替汽油。 [16]玉米和甘薯的推广，在一些地区引起了食法和家庭布局的改革。许多人用玉米面摊煎饼，在家里支鏊子，烟气不经过锅和烟道，影响家庭卫生。在五莲，有的人家在外面的饭棚里滩，没有饭棚的人家，只好在正层里煎，烟熏火燎。家里也要有藏甘薯的地方。“一般人家正屋东北角垒一灶，在暗间砌一土坯方池子，以储藏过冬的鲜地瓜，因为当地做煎饼都以地瓜连皮磨成糊和玉米糊混和来摊煎饼，所以这种池子是必备的。”为了冬天育秧，人们不惜利用自己的土炕。“炕在胶东又有一种用途，那是春冬之交在炕的一端用砖立一地瓜畦子。利用炕温来培育地瓜秧”。 [1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二．清末民初的状态1．清末低质量的饮食许多事实表明，清末的饮食几乎是最差的。18世纪以前，人口压力稍轻，20世纪以后，现代运输使民食稍有改善，清末这一时段正处低谷。在沧州，尽管“洼下斥卤，产无异物”，清初的民食状态并不恶劣，“布帛菽粟，民生衣食之资皆能自赡。而鱼盐之利波及他方者，又沧州之余也”。 [1]到清中叶，卖细留粗的现象开始普遍起来。元氏县乾隆年间“岁入有余粮，粗粝自给，鬻其美好者于邻邑”。在另外一些地区，特别是山区，粮食甚至不能自给。井陉县“山多地少，民食恒忧不给”。灵寿县则是“土地硗确，力费而获薄，居人无盖藏，丰岁荳饭藿羹而食”。 [2]尽管价格不能全面地反映民食变化，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馆陶县，“前清中叶，风雨调和，岁多丰收，且人口增殖率尚弱而食尤简故，供给恒过于需要，当为粮价最低时。代平均拆算，每斤约合制钱二十五文。迨清末时期，人口日蕃，用度亦高，粮价因之增涨，按当时市场平均折算，每斤约合制钱三十五文”。 [3]光绪时代，全国各阶级几乎都出现了生活下降的现象。山东小麦种植量第一，一般人却卖小麦购粗粮。在嶧县，“小麦、绿豆每年运销南方或济南等处，约二十余万金，高粱虽有出产，多供本地之消费”。 [4]在临朐，面食“非讌客不设，然亦未有蓄积，岁愈丰粜愈贱，利归他境，商贩者十常四五也”。 [5]在直隶地区，望都县“上户饭粗粝，中下户掺糠和菜以为食哉。”这个县的南高岭村，嘉靖年间“犹产稻纳供，尔时村民，家给人足。”后期稻田改旱田，清末时农民已“搀糠和菜，饭粗粒以食”。 [6]1883年的《北华捷报》这样形容河北地区一般农民的生活：“农民虽然大部分都贫穷，但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人还比较少。只有在荒年，他们经常以野菜为食，甚至连野菜都找不着而成群饿死，正像一八七八年和一八七九年的情况那样。在最好的年头，他们也吃最低级的食物，穿着朴素的衣服。他们的食物几乎完全是同大豆或豆腐渣混合起来的高粱及小米。一块白面馒头便是一种特别的款待。当然更难吃到任何肉食。有一天一位贫农在叙述皇帝豁免田赋的时候说道：‘如果他是皇帝，他将随他高兴地把面条吃一个饱。’对于一个以高粱为主食的农民，毫无节制地吃面条，就是一种理想的生活”。 [7]下层如此，上层的生活也不是很好。清末的北京王公大臣云集，“除朝贵及纨绔子弟，暨南省京官盘餐兼味，食用稍丰外，其余上自闲散王公，及疏远之皇亲国戚、八旗官兵以及北五省京官，一日之中，上者食面食，下者食杂粮。侑食之馔，羊肉鸡卵，一二品已为异味。下者生嚼葱蒜，若调酱则已丰矣。”真可谓上下交困，何刚德记一位闲散王公“昔年于役东陵，到店只有面食，乃选豕肉鸡卵为馔。旋惇亲王至，隔店而住，以亲王之贵，旅行并不带厨传，乃呼豆腐干以侑酒。后查之，亲贵不当权，所食不过如此。” [8]2．近代运输后的短期改善铁路是影响近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运输成本的降低可使农民更广泛地与国内、国际市场相结合，为改进民食创造条件。轮船运输在清末就已经对华北沿海的民食产生了改善的作用。莱阳县民食在光绪二十年后，由于“洋轮往来领海，交通便利。”居民外出东北者渐多，“骤增年入银币可百余万元”。不但“物价渐腾”，也使得“民俗日奢，衣食起居，非复往年……少年而衣帛裘，下户而食美馔”。 [9]清末北京的粮食供应有部分来自东北，对华北内地粮食压力减轻。20世纪初，大部分地区的民食有所改善。元氏县“自京汉路通，民风日侈，饮食衣履渐讲时髦”。“清末普通民众，冬春两季食糠秕茹菜根者居大半，今则不足三分之一”。 [10]新河县“昔者民多食糠，今则中等之家亦鲜食糠矣”。 [11]高邑县“民国以前，每届岁务闲，中赀以下之家多以糠菜充饥，故有糠菜半年粮之谚”，民国以后“本境生产消费素足相抵，近年食用较奢”。 [12]一些证据表明，蛋白质摄入状态也有了改善。在景县，以前只有富家才有熟菜佐餐，民国时期一般人“午饭必有熟菜，或杂以荤腥，饮必以茶。一村中之茶馆或有两三处，因饮酒者渐多”。 [13]这种现象的发生，正在于交通运输改善所带来的流通与商机的增多。人民有机会进行多种经营，或加强商品化比重，各地区相互交流，摆脱了清末的缺粮困境。在长清县，民国十四年以来连年旱荒，又有战事，“虽赋税之负担较重，而乡间反呈一种宽裕之象者。交通便而人工贵，民皆活动，故谋生较易耳，迄于二十二年，百物皆昂，惟粮价陡落。” [14]此县1925年和1926年的粮价是清末以来最低的，价格最低的是从东三省运来的高粱。由于农业生产未发生质的变化，靠运输的带来的改善相对有限，而较为偏僻的地区甚至没有发生变化。在望都，“自铁路交通，风气一变，城市及较富村镇，居民生活程度渐高，而乡村普通居民俭朴之之风未尝稍异”，“中上之户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搀糠和菜为食，丰年粮尚不足，一遇凶年，恐慌立至，则树叶草根亦以充饥。” [15]大部分地区的食物改善时间不长，因为人口急剧增长，运输取得的成果迅速被人口增长抵消掉，抗战爆发以后，战争与饥荒使得华北人民的食物质量又开始急剧下降。三．抗战前后的状态曲直生曾在1930年代对华北六省作过较为详细的民食研究，在卜凯、满铁以及其它各种调查资料中，民食的内容也有许多。卜凯认为华北平原（冬麦——高粱区）的民食状度在1930年左右有所改善。他用问卷法进行调查，他判断玉米消费量出现上升趋势，因为43%的农户认为增加，43%的农户认为无变化；粟为上升，21%的人认为增加，7%的人认减少，62%的农户认为无变化；甘薯上升，17%的人认为增加，74%的人认为无变化，没有人认为下降；高粱下降，43%的农户认为下降，45%的农户无变化；小麦上升，21%的农户认为增加，7%的人认为减少，62%的人认为无变化。 [1]高粱消费下降的民意判断说明民国初期的确有民食改善的迹象。实际上，即使是有所改善，可能只比清末好一点而已，华北地区总体的粗粮化状况并未改变。粗粮化涉及到所有阶层，只不过富裕阶层粗粮够吃，或吃好一点的粗粮而已。“今北方富室，以食粟为主，贱者以高粱为主。” [2]1．河北曲直生发现在河北的130个县中，粟占消费作物第一位的有65个县；高粱占第一位的有29个县，主要分布于河北平原的北部涝洼带和鲁西北地区；玉米占首位的有19个，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一是北京周围的一些县，二是津浦线沿线——南运河沿岸及其以东的一些县，三是大清河上游容城、雄县、安新一带。粟为第一位的区域从河北平原北部清苑、完县、满城一带到畿南地区，范围广泛，这一地区与山西省的粟区相连。小麦占第一位的县只有17个县，主要分布在大清河沿岸和子牙河下游占首位。 [3]在小麦占首位的地区，小麦仍不能超过所有粗粮作物的总和，普通民众仍以粗粮为主。在晋县，“食以小米及玉蜀为大宗，鲜有食高粱者。白面则以产量日少，乡曲农家惟等客及过年始偶一用之，其能间一两日食杂面一次者（即绿豆或经豆面）即为上等饭食”。 [4]在高邑县，一般业农的老百姓，“率一日三餐所需多高粱、小米、与豆类，佐以蔬菜，间有杂以糠秕者”。 [5]在沧县，尽管“邑之产麦为田产十分之四，而食麦者不及百分之一”。 [6]在霸县，“甘薯产量颇大，为秋冬次要食品”。 [7]这一带水资源丰富，民食稍宽，但粗食和劣食仍是不可避免的。大部分农民的小麦种植不是为自已消费而生产，多是为了交换，以细换粗。在南部的柏乡县，“乡间常食以高粱、谷子为大宗，种小麦者虽多，食麦之期仅收获时一、二月内而已，过时则储之仓囤以备粜卖，籴换杂粮，不肯浪费，淡饭薄粥，安之有素，但求充饥不讲适口。” [8]在望都，“麦秋之后，家家食麦面数日，藉酬农工之劳，过节度岁，亦食之。余者收藏备粜以为度日之费，日常食用，小米为主。” [9]北部山区的粗粮化结构尤其明显。平谷县“麦稻为上品，专备供客之需。” [10]在卢龙县，中上阶级消费的面粉白米是从外地运来，“若普通食品，则高粱、小米、玉黍及豆为大宗”，甘薯占一般农民家庭消费量的“十分之三”。 [11]南皮县“风气素俭，食取其粗。农民常食玉蜀黍、高粱、谷子、豆类为主食，麦面者仅麦秋后一二月。最俭之家则在此一二月内令佣工食麦，而自已仍食粗粝。其常时惟储之仓囷以备粜卖，麦有余亦必粜之，以易粗粮。” [12]南运河一带是小麦产区，天津的面粉厂常到那里购麦。麦商下乡时，一般不带现钞，而是带着高粱，用高粱换小麦，因农民希望以细换粗地解决吃饱饭问题。“天津面粉厂到此采购小麦，恒载高粱入乡，与之相易。其高粱则来自关外或平绥沿线，故此处麦区，其夏间或种商品作物，或休息地力以增冬麦之产，均无不可”。 [13]在交通不便，战争封锁之时，夏产物很难出售，农民必需亲自种植高粱以解决温饱。在1941年的永年县，贫富人处于节食缩食的状态下生活，“现今农村破产，经济恐慌之时，又兼灾匪为害，农村生活日蹙，民不聊生，不分贫富，咸处苟延残喘之势，粗食布衣尤惶恐不继，所幸农民皆能忍危为安，数口之家亦相处泰然。”农民的口粮一般就每日2.5斤高粱、小米或玉米，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是不吃菜和其它副食品造成的。当时的富人只是吃一点咸菜，贫人连咸菜都吃不上，多量的粗粮摄入是迫不得已维生方法，这样可以维持高强度劳动。在滋县，一般人生活水平稍高，吃一些白菜萝卜等蔬菜，粗食品的数量才少一点，一个人一天吃2斤高粱、玉米和小米，还要吃小麦，达到2.5斤才能吃饱。在灌溉条件发达的任县，农民吃小麦的时间多一些，“五、六、七、八各月间， 则多食用面粉，除此四个月外，则多食杂粮，其副食物为咸菜或青菜，麦期或间加肉类”，这是条件较好的县，平乡县的条件也较好，1941年左右一般人只吃面粉，高粱和小米和豆类只是偶一为之。这固然与平乡的灌溉条件好，小麦种植多有关。也可能是一种失实或片面的记载， [14]因为太反常态了。文安县是一个水灾多发地，小麦多，粮食丰收时大量卖出。1936年粮食丰收，全县三分之一的产量外运天津。晋县是一个产棉县，一般年份的缺粮额占三分之一。运入的粮食以小米为主，高粱、玉米较少，还从石家庄运入一定的面粉和米。棉区收入较多，移入的粮食仍以粗食为主，只是质量较优。 [15]望都——石家庄一带，移出棉花、小麦，移入谷物。“九、一八”之前，外粮多来自东北，“九、一八”之后，从山西、河南运粮，主要是谷子，其次是高粱、玉米和大豆。抗战前，甘薯已成为许多平原地区农民过冬的主要食物。在定县，“九月至正月，因为少有工作，多吃小米粥和蒸白薯”。 [16]北京—保定附近缺粮现象在1930年代很严重。完县的棉花生产在1930年代有所提高，粮食依赖从涞源县移入。易县1936年的缺粮达37.9%，进口的粮食来自察哈尔等地。 [1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山东在曲直生调查的山东73县中，高粱占第一位的达36个；粟占第一位有14个；小麦只有11个。整个山东都在出细留粗，大量的小麦运出了山东，东北的高粱大批地运入山东。“九、一八”以前，每年有大量的高粱从长城外进口，民国十七年胶济铁路各站搬运的高粱达108，345吨，还有大量的粮食通过海路运抵山东沿海。高粱占第一位的县主要分布在黄河两岸，这些地区小麦生产量较大，一般百姓并不轻易食麦。东平县“夏季多食麦面，春秋冬三季日常所食多红粮、谷子、稷、菽、玉蜀黍各色杂粮，……其多数农民，终岁勤勤，不足供事畜之资，或取树叶、野菜及胡萝卜、地瓜补充食料。而号寒啼饥之侣仍复数见不鲜，民食维艰，于斯可见”。 [1]在齐河县，人们以粗粮为主，抗战期间少有粮食外出，当时只有县长和武装部队的营长才有资格吃面食，这种粮叫保健粮，且是1944年以后才有这种享受的。“在允许吃保健粮之前，所有干部战士一年四季除了麦收后吃一个月馒头之外，其余时间都吃粗粮，任何人没有例外。但是，地方‘父母官’如果同当地士绅好一点，可以借此改善一下生活”。解决区干部只有到乡绅地主那里吃请，才能改善营养。 [2]由于资源的匮乏，战争年代和集体化初期很难看到现代的那种腐败形式，干部所获取的，不是洋房和金钱，只是一些平常人得不到的食物和饮料而已。在齐河，人民为了活命，不讲求工资，只求一饱。夏天割麦，“每人一天至少3亩，换得5角钱，真是可谓低微之甚。至于冬季做短工，却是没有工资的居多数；多半是因为贫人冬季缺少食粮，于是自己寻找那‘慈善’的地主，要求工作，只求一饭之饱；地主之‘宽仁’者，便给予一日一毛的工资。可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却不见得清闲，如掘冻粪——从猪圈里掘，碾米，压地等，在夏秋或春秋的时候，是地主找短工做工，冬季时多半是短工找地主”。“种麦子的人吃麦麸，种谷的人吃糠，这几乎是中国各处都存在的事实。”齐河的“下层农民，最好的食品是粗面馍馍，金黄色的窝头，等到春夏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常常是一日两餐糠，哪里有菜可言呢？”。 [3]在山东历城泠水沟村，许多人种稻，稻作出产全部出卖，买高粱充饥。小麦也是这样。这个村半数人缺粮。 [4]21世纪初，中国的农民工以极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极少的福利支持国家的经济增长，究其传统，他们上一代的劳动力更为低廉。谷子和玉米在东部地区是消费的首选。 [5]胶东半岛清末已受近代运输之惠，1930年代的民食依然粗劣。牟平县“土产不足，恒仰给于外粮，方得粒食，普通农户，类皆以甘薯代五谷，菽水盐菜，不择味也。至若杭米白面，虽上户不过于年节婚丧时偶一食之，贫户更无望矣”。 [6]青岛附近的主要食品是甘薯。李村乡“民之食事，冬季朝夕两餐，春夏秋则朝夕午三餐。通年食物以甘薯为主，每人所需，一日平均二斤半乃至四斤。甘薯之外，杂以粟、豆、高粱、小麦。冬春食甘薯居多，夏秋食粟居多，是为主食品”。 [7]西韩哥庄农民即使在农耕期也以甘薯为主食。成人男子冬季一日消费生甘薯四斤，五日才喝一回小米粥，农耕期每天要吃二斤甘薯干，其它用高粱米和小米粥补充，农忙期二天才吃一回面食。 [8]这是一般人的饮食状态，对贫困户而言，能吃上地瓜干是好的。有人这样描述山东贫苦女孩子的饥饿状态：“那一回我饿急了，我和兄弟翻过墙去偷了大爷两棵葱，我听见大爷一咕就跑了，弟弟被大爷打肿了腿。就在那年秋天，我去倒花生，提着篮子走过大爷的花生地，他说我偷他的花生，把我小篮子打掉了，又把我一拳打倒，拿脚朝我背上跺了几下。我眼前发黑，嘴里吐出血块子。娘把我背回家，病了三个月，吐血饼子，脸干黄。在炕上有病，心里数算着想吃什么，地瓜干不敢想，就跟娘说想吃瓜菜加点盐，还要吃榆树皮加点糠烙的饼子。” [9]河南河南省的华北平原部分之民食结构仍以高粱和小米居多。 [10]在偃师县，棉花和甘薯种植也同时有增长，“最近之农作物，以棉花与红薯为最多”。 [11]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而使人们更加依赖甘薯以维持自给自足。在安阳，十分之八的农家冬季每日必以二次菜汤充饥，“生活异常刻苦，食品以米麦为主，然能常年食麦者，必系富贵之家，余则均佐以红粮、萝卜、蔓菁、菜糠等。” [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四．野菜与野生食物古今学问家都对野菜进行过分类，现代的科学分类与古代分类是不一样的。作为一项传统知识，古人的野菜分类不像现代植物学那样按着门、纲、目、科分得特别仔细，而是注重可食用那部分的器官。许多野菜之间相异处少，相似点多，从幼苗到成株，外形变化很大，似是而非，加上同名异物，很难确认。古书中的图样也不求完备，只要让人们辨别其可利用时期的形态，防止错采误食就行了。徐光启和许多学者都亲自品尝野菜，为的是让灾荒中的人们有所识别，以免误食中毒。明清时期关于野菜的书多承传自《救荒本草》，《野菜博录》承传了《救荒本草》的分类体系和主要内容，将可食的植物分为草部和本草部，草部大多指那些小的，一年生的野菜，本草部指一些灌木植物。草部下面还有“茎可食”、“茎叶可食”、“根可食”、“实可食”、“叶实可食”、“花实可食”、“根花可食”等，“大蓟”其分类为“草部，叶可食”。 [1]传统知识分子的野菜分类学基本上按着植物形态分类，直观而现实。有意思的是，太行解放区1940年代初动员群众采集野菜时，使用的也是这样一个分类系统， [2]由此可见，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上升为书本的知识与理念基本上是一样的。下面仍按古代的分类法对一些常见野菜的应用进行描述。1．籽粒可食性野菜这类野菜很多，华北平原地带最常见的几种有稗、盐蓬、黄菜等。以稗为例，收集稗子的籽在大部数情况下是用来救荒的。明初的《救荒本草》只讲了稗子在救饥时的吃法：“采子捣米煮粥食，蒸食尤佳，”到徐光启的时代，人们已积稗备荒了，“卑是谷属，十得五米。下田种之，甚有益。野生者可捃拾积贮，用备饥窘”。 [3]在宝坻县，乾隆十年的方志中有“稗，似苗之草也。亦树之，其子可收佐粥，草则刈以苫葢”。 [4]在良乡县，“稗，色深，绿根下叶带紫色，梢头出扁穗。子如黍，茶褐色，可救荒。” [5]稗的产量很高，在徐水县，稗“湿下地最宜，一亩可获数石，碾粉与粟同用，糖甚软，连谷磨为面，尽可备荒。” [6]民国方志所载的这些吃法，只是平时的吃法。1950年代末，河北人对稗籽进行过饮食鉴定：“秋天采籽，可碾成面，和粮食掺合，做干粮或熬粥吃”。 [7]这些籽粒可食的野菜，平时人们只要肯收集，不单可以用之于备荒，平时的食用与营养也很有益处。在南皮，莠（狗尾草）“秋季种子成熟，其形似稗，采取之可以备荒。” [8]至于长在沙地的沙蓬，其籽实俗称沙米，蛋白质含量很高。《康熙几暇格物编》讲沙蓬“作为粥，滑腻可食，或为末，可充饼饵，茶汤之需。” [9]相当多的籽粒性野菜本身就是一种农田杂草，河北农民认为“水稗子、谷莠子、水萍花籽、黄须子、钱草籽等，都可以采集食用。”平山县的草籽吃法有两种：一是炒面吃，“将成熟的草籽，除去不洁物质，如砖瓦、沙石、柴草等，用水洗净，晒干，炒焦，用石碾轧成粉、过萝、即为炒面。可用开水或饭汤拌着吃、如果处理得当，吃起来又香又甜，完全能够代替粮食”；另一种方法是做饼子，“将可食草籽晒干，除去不洁物质，用石碾串一下，除去草籽粗糙外皮，然后与杂粮混合碾细，即可做窝窝头和菜饼子吃。” [10]燕麦在一些地区是作物，在一些地区成了野草。《救荒本草》将燕麦当作一种籽实可食的野菜，“采子舂去皮，捣作面，蒸食。”另一处仍称燕麦，“田野处处有之，其苗似麦。” [11]在山西和内蒙，燕麦被称为莜麦，华北北部却视之如杂草，因其“经常与农作物混同生长在田间，株高粒大，完全于栽培型状态，其不同之处在于当它快要成熟时，子实全者自行落光。又由于它繁殖力强、生长快，常以压倒优势侵占全田，被人们看成一种可恶的杂草。” [12]这种野草平时人们可以花时间收集其籽实，只是到了灾荒时节，这种半作物可能靠不住，尽管其抗旱能力强，大旱年也难有产量。盐蓬在清末民国时期是盐碱地地区的一种重要民食。清河县“地属僻壤，田鲜膏腴，五谷备种常难兼收。即草木瓜果诸物，亦无他异，况城西北地斥卤，不堪树艺。他无所出，惟盐蓬科生焉，春采其叶，秋取其实，民多畜之以为糊口计，亦可知此地贫矣”。 [13]在景县，盐蓬和碱蓬“境内盐碱地均生之，采盐蓬嫩苗煮熟去汁，用油酱拌食甚美，又二蓬结子繁密，待其熟，收获储存，可以代粟，清光绪初年大饥，人多食之。” [14]碱逢的种籽含油量很高，达28-30%。 [15]不但籽可食，嫩时的苗叶也可食。在静海，盐蓬“嫩时采取煮熟扎净，味和平，伴食或糁米粉蒸食均可，可出盐，结子多畜，可备荒”。 [16]在沧县，“盐蓬，俗名荒菜，谓荒年则赖以为食。” [17]黄蓿菜也是一种沧县的盐碱地野菜，“生斥卤地中，羊角沟西南各村皆产。菜子熟时贫者采之，蒸为饼饵，可充饥。菜叶治瘿疾最有效，角皮牲畜食之，去热病。” [18]在盐碱地较多的地区，人民对这种食品的依程度很大。盐山、青县一带的黄菜（黄蓿菜），“实小而黑，可充饥。荒年民带稃食之。先浸地中一二日，去其卤晒干磨粉食。光绪初，连年大旱，乡民多赖以生存，且运往他县数百里，活人无算”。 [19]黄骅县的羊三木村“有三宝：黄菜、蒿子、大芦草。”这种黄菜就是生长盐碱地上的黄蓿菜，种子磨面可食。 [20]2．根食类野菜地梨的块根含有大量的淀粉，可以酿酒。白洋淀和海河水系的洼地有许多地梨，一般农民都有采食地梨的习惯。他们在秋末或春季到田野刨挖，挖来的地犁用石碾碾碎、晒干、再碾细过箩，做各种食物吃。 [21]在静海，地梨有二种：“（一）猪地梨，坚不能齿，可以饲猪；（二）人地梨，甘脆类如荸荠，可做粉。其实能在地中多年不朽，一遇水过则生机勃发，可以疗饥。” [22]许多地区都有地梨作民食的记载，涝洼地区尤其如此。青县的地梨以“卫河以东为多，河西则决口后殆产于野”。 [23]在文安县，地梨也叫地栗，“人地栗甘脆类荸荠，生熟皆可食，能充饥。河决生水中，民取为食，水落后栗藏水土中，岁久不朽，亦不芽。一遇河水，生机勃发，旬日偏郊野。” [24]地梨不但是水灾时的食物资源，更是天旱时的救饥之粮。1941年、1942年文安洼大旱，“家家无余粮，户户断炊烟”。青壮年外出谋生，附近地区18个县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们成群结队、担筐背篓地来到文安洼刨地梨，人数高达十万人。随着灾情的加重，刨地梨的人越来越多，刨地梨的人们在文安洼中心黄浦村一带甚至与当地地主发生了冲突。 [25]除地梨外，还有其它的根类可食性野菜，如蒲草根、慈姑和鸡头等，艳妇苗也是一种。在霸县，艳妇苗“蔓叶晒干饲猪，根甘，荒年掘食之，可以疗饥。” [26]白茅根也是一种可食之根，“根茎含有糖质，经鉴别含有较多的葡萄糖，小孩最喜欢吃”。1950年代末，河南有许多地方利用白茅根土法制糖。 [27]1942年河南大灾，巩县一带有大量的人在吃蔺草根。“这种植物，生长在黄河滩上，和做蒲扇的蒲草差不多。它的根子，普通有笔管粗细，深入地层两三尺深。过去，谁也不知道这东西能吃，不知是哪个人发现的，但自从发现以后，过去荒凉荒无人的黄河滩，简直比市里还热闹。几十里以外的老头、妇女，都成群结队，那里去挖掘。因为路程太远，往返困难，他们便露宿在黄河滩上。” [28]像地犁和蔺草根这样的根食性野菜，多生长在滩地，远离居住区，平时少有人光顾，灾时这种地区往往集中了大量的人口。苧麻是一种麻类作物，其根也是一种可利用的食物。“秋末冬初挖掘其根，洗净，晒干、磨成细粉，便可与其它面粉混合蒸馍、烤饼或煮饭，做面条食用。”秆子亦可食，“每到在收割苧麻后，把剥下皮的杆子切碎，磨后筛成细粉，吃法与根粉同。但由于秆粉粘性大，性冷，不宜单纯食用，因此应多与热性的谷类面粉混合食用，苧麻一年可收三次，而以第一次（小满后）收割后制成的杆粉质量最好。” [2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叶食类野菜日常野菜基本是叶食的，是农民度春荒的关键野菜。在静海县，春初“乡人多采食之”的野菜有蕨、马齿菜、苜蓿、季菜、醋醋榴、老鹳筋、落藜菜等。苜蓿“农家种以喂牲畜，蒸熟人亦可食”。马齿菜以前“土人不知其可食，近日亦同化矣”。 [1]马齿菜“春天长出小苗，贴地生长，梗紫色或绿色，多汗较脆，叶厚嫩”，食用时要“用开水烫软，轻轻挤出汗液即可做菜或馅食用；亦可晒干储藏。” [2]这种野菜质量比较低档，农民在迫不得已时才将它们纳入食谱。在束鹿，苜蓿也有类似的变化趋势。“本境向多种此饲牲畜，人无食者。后贫人采而为食，毁损根苗，种者遂少”。 [3]沾化县的人在清代吃一种很难吃的野菜¬¬——蓼。“蓼，有酸辣二种。¬沾地乃其酸者，叶中开有黑点，得水更旺。……二月底即生，最为救饥切用。邑人槁项黄馘，而不轻于流亡者，赖有此等食料，仁人见之得无酸鼻耶。” [4]其它叶食性野菜还有很多，诸如苣荬菜、荠菜、金针菜、灰菜、黎、芑、苦菜等。苣荬菜就是北方原野上最常见的苦菜。南皮县人将之奉为“野蔬佳品”，“春时嫩根及嫩叶味苦而甘，调以糖与酱可食。” [5]在顺义县，苣荬菜已经成为商品，“春时妇孺采之，沿街唤卖。” [6]苦菜在华北采食广泛，高邑县“春初人多食之。” [7]望都县“苦菜绕村，四面皆产，食用不给之家，直籍以为果腹之资，以故閤村之众，饔飱必需之。” [8]藜芑是古老的野菜种类。在青县，“嫩时可食”；芑在“硗薄之地易生，味苦有白汁，邑人多和酱食之。” [9]文安县农人食刺菜，“刺菜，陕人名紫金，挽面作绿色，煮食良。” [10]由于野菜在民食中已占到很大的比重，一定时期内采食之人非常之多。在井陉县，“陉民日常所食，藜藿居多，夏秋之际，妇女提荆篮采于山野间者，三五成群，触目皆是。男子在农忙时尚得粒食，妇女则终年莫变也”。 [11]薄公英在《唐本草》的时代是“人皆啖之”的佳品，那只是上层人物的一种口味而已，不是常食菜。这种菜要水煮、水泡，揉搓后才可凉伴或炒食，近代河南人已用之做菜馍。车前常用于中药，也是一种野菜，水边的数量很大。“将叶采回后水煮；再用清水浸泡2-4小时，并经揉搓以后，即可当蔬菜或掺入适当面粉作菜馍或包子吃，如果在野菜内加入少许葱花，其味清香可口。” [12]古书中的野菜吃法多是士大夫为了尝鲜而研究出来的，野菜多要油炸。现代的各种吃法更是讲究，那是一种烹调技艺，为了营养保健。传统时代农民的吃法几乎没有人记载，那才是真正的疗饥吃法。1950年代新乐县城关公社群众的经验是：“用一斤杂粮面与10-15斤经过得理的野菜混合，用碾碾烂，再发酵加碱和调料（葱花、五香面等）蒸饼子吃，可供三个人吃一天、春季可用青黄豆面拌野菜吃。” [13]值得注意的是，春天叶食性野菜尽管有全面的营养，救饥之效还是很差。以华北最常见的苦苣菜而言，每百克嫩叶仅含蛋白质1.8~2.2克，脂肪0.4~0.5克；淀粉4~5克，纤维素0.8~1.2克。明清和民国时期人吃苦菜是为了解决饥饿问题，与《诗经》中“谁谓荼苦”那种品尝享受不一样。春荒中的农民吃苦菜就是利用其能量部分，“苦菜里有三两粮，既饱肚子又壮阳。”现代人看重野菜中的胡萝卜素和各种维生素，一共合起来才有5~6毫克。 [14]近代农民吃野菜度灾，重在能量摄入。野菜中也有有毒物质，许多人反而得了水肿病，这时他们要吃其它一些野菜如金针菜和苜蓿等防治水肿病。作为一种民间知识，民间吃野菜的知识载体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乡间妇女，他们在野菜的采集加工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她们的角色极为悠久，可以一直追溯到《诗经》时代。诗三百之第一篇《关雎》中就讲采荇菜的“窈窕淑女”。春天是妇女们集体采集的日子。在山东东部，女人平时是不出门上山，只在采野菜时集体外出。“四月间，一个晴朗的日子。闺女媳妇们，你伴我，我叫她，成群结队地奔上山岗，到处寻采各种只有她们才知道叫什么古怪名称的野菜。她们是多么快乐啊！这是家里万不得已、为了度过青黄不接的春荒，男人们又都在地里忙，才叫他们出来采野菜，否则，女人是不能上山的”。 [15]有一篇文章也讲到了山东女人在这方面有独特知识。所讲的是1960年代初的饥荒年月，春天时一般人已经很难找到好的野菜，山东一家人面临着食物危机：“吃什么呢？全家人每天领到的斤把粮食，娘掺了地瓜秧子面做成窝头捎给修水库的爹了。留下的一点儿喂了我那还不会走的妹妹。我，我娘，还有那摔伤了腿终日躺在床上的姐姐，只好喝菜水。菜水喝了还是饿。”最后大家一起去采野菜，上品的野菜是叶食性的：“蝴蝶般飘着蓝花的景景菜，豆荚般开着的甜地丁，捧着粉红色小喇叭的秫苗秧，顶着金黄色小轮的蒲公英……这些都是野菜中的上品，极难找了。剩下最多的便是苦菜，路边上茸茸的草丛里，坝沿上垒垒的石缝间，一株，两株，亭亭地立着”。作者王善民的母亲简直就是个野菜专家，其手艺和知识是从王的外婆那里学来的，他母亲不但知道什么野菜可食，善于烹调野菜，还知道一些野菜的传说。作苦菜时，他母亲先择菜、洗菜，然后用开水烫，“烫了摊开在泥地上浸。娘说，苦味是泥里生的，泥还会把苦味除去。” [16]在河北省井陉县，老百姓的主要食物就是野菜，“陉民日常所食，藜藿居多，夏秋之际，妇女提荊篮采于山野间者，三五成群，触目皆是，男子于农忙时，尚得粒食，妇女则终年莫变也”。 [17]在山东的威海，有一户渔民破产。渔民没有地，破产后男人闯关东，女人带着孩子在家里挖野菜为生。“妈妈带着二哥、小哥和我守在家里，天天挖野菜吃。”尽管孩子瘦得像柴，还是熬了一段时光。 [18]在华北，平时采野菜的是她们，吃野菜的也是她们。华北的妇女，不但在政治上处于底层，在社会中被压，在生态链上也是最低层。当官和有钱人可以吃肉类，下层家庭中的男人可以吃作物食品，女人只能吃野菜。1950年代末的公共食堂中也出现了野菜。河南省有关部门表扬了新乐县紫烟生产队公共食堂的作法。“这个生产队办好食堂的突出经验，是大抓野菜和代食品采集、储存和食用。去年他们储备菜帮、菜叶、萝卜条和各种野菜、树叶等五万一千多斤。今年支部抓住野菜树叶多的有利时机，及时提出‘队采、食堂采、户采、人人采’等四采和‘大吃大用大晒’的口号，发动群众大搞野菜和代食品。在树叶发芽、洋槐花开、野菜青嫩时期，发动了三次突击高潮。全队共采野菜十万斤。除了随采随吃外，还储备了二万多斤干野菜”。“大吃”的概念与当代大吃大喝的概念不同，当时处于饥荒之中，提倡大吃实际上提倡过苦日子。在野菜加工的基础上，他们做了许多花样野菜食品，“在粮菜混吃上，做到了花样繁多，按一斤面五斤菜的比例，做成各种食品，如菜饼子、菜疙瘩、菜包子、菜卷子、菜粥等，还做成各种菜馅、炒菜、拌凉菜、菜汤等。都是现做现吃，不吃剩的。” [19]河南省领导人在大跃进中的表现一度非常突出，最后不得不动员科研力量研究野菜的吃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野果与树叶柿是水果，长期以来处于一种野生半野生状态下，这种树生命力特别顽强，不易有病虫害，相对放任的管理可获得丰厚的产量。由于运输水平有限，山区的柿子无法运出，人们只好将柿子加工成柿饼贮藏保存。在井陉县，人民“或以软柿和黍面蒸饼，俗名为‘柿子窝窝’”。 [1]安阳县的柿子“产于城西山岭地带”，“乡民除将一部分制作铈饼，由水冶镇行销他处外，土人摘取熟柿，和以糠粃杂粮，碾糅成块，晒干，入冬碾面蒸食。名日柿糠，甘美可口不嫌粗糙，谚语谓糠菜半年粮”。 [2]在冀南山区，柿子是平常人家，特别是贫穷人家收成不好时的主食之一。有小说中描述一户佃农“好年头能进家石二八斗的（粮食）；坏年头进家的只有黑枣、柿子、糠菜和秕谷”。 [3]在1942年的饥荒时期，抗日根据地禁止粮食外流，柿糠也在被禁之列。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文指示：“查柿糠炒面，为太行区民食之一，关于出境限制应与其他粮食同样办理，最近大批出境，深恐影响民食，兹决定柿糠炒面概不准出境，至于游击区贫民确实需要者，应由工商管理局按粮食转卖手续，发给购买证，始得购运一定数量出境。” [4]山东荷泽也是出产柿子的地方，1958年以前的柿子一般结于洪武年间栽的柿树，已有五六百年历史。老舍说“农民靠柿子卖个零花钱。做柿饼时，镟下来的柿子皮也得掺上谷子摊成带糠的煎饼，他们进城卖柿子时，带的就是那种干粮。” [5]柿饼之类，偶然一食尚可，长期吃下去，肯定不是个佳味。当时的农村人不像现在城市人这样把柿饼当个美味。“这东西相当甜，但腻得很，不容易消化。身体不强壮的人，只能尝几个，如果多吃，便容易肚子疼。在故乡，这是比红薯更居于次位的辅佐食品，是最不值钱的。”这是河南人对柿饼的看法。灾害之时，特别在1942年，柿饼起到了救饥救命的作用。 [6]民国时期的外国人对柿饼评价很像现代的城里人，20世纪初来中国的植物学家梭厄比道：“中国人善制柿饼，干而其味弥厚，不独食之朵颐，亦较鲜食者更合卫生。”他也看到华北野枣树的生长状况和野枣被人采食的情形。“野枣学名谓之Zizyphus Sativa Spinosa，屡遭农夫焚芟，退为灌木状。然若听其自生，亦能长成小乔木。其实小核大，味酸爽口，故谓之酸枣。乡民碾为粉末，制成一种乾松之饼。” [7]不但柿饼可食，柿叶在一定时期也是可食之物，秋天的嫩树叶可以做菜，亦可生吃凉伴，甚至可以泡茶。与榆叶相比，柿叶的作用就小多了。华北最为人们常吃的树是榆树叶，榆钱、榆叶、榆皮皆可充饥。春天的嫩叶可做菜吃，百克鲜叶含蛋白质6克、脂肪0.6克、碳水化合物9克，纤维素1.5克，完全高于一般野菜的水平。榆白皮晒干碾成的榆粉，作用就更大了。每百克榆粉含蛋白质5.1克、脂肪2.7克、碳水化合物（淀粉为主）61克、纤维素14.2克，产热量297千卡，与标准面粉的营养成分与产热相差无几。 [8]这种榆皮粉几乎是最好的代粮品。榆皮粉的作法是：“刮去其上干燥皴涩者，取中间软嫩皮，锉碎晒干，炒焙极干，捣磨为面”，这几乎是救灾野生食品中的极品，食时要再拌以糠和草末蒸食，滑泽易食，“服之令人不饥”。 [9]后期似乎没有这么精细，在河南省阳武县，榆钱“可蒸食，叶可煮食。皮或舂或磨，亦可做为食料，为备荒者必需之品”。 [10]在静海，榆钱可以与其它食物进一步深加工，“可糁面粉蒸食，榆树面糁高粱米粉作条汤”。 [11]在南皮，“嫩榆荚可生食，亦可熟食”，“其嫩白皮采而干之，磨为粉，称为榆面，可食。嫩叶亦可食，贫民供备荒之需”。 [12]灾时的榆皮是一种重要资源，许多人为了换粮食过早地把榆树当成木材卖了，一些精明人则可以操纵榆皮买卖。1942年大灾中河南郑州有这样的事，“一个人以数千元的投资，买尽方圆几十里地的榆树，结果，不仅净赚了木材，仅仅榆皮面都赚了许多钱。” [13] “同榆钱一样，稍加粗粮面做成干粮或榆叶粥，就是过灾年的佳品。所以，老大娘臂挎小筐，围着榆树丛采个不停；闺女、媳妇、小伙子，腰里扎一根长绳，带着筐子爬上高高的大榆树，不顾危险去采榆叶。”榆树粉还可以与粗粮配合形成相对美味的食品，“榆树皮刮去粗老的外层，里面的嫩皮既可做糊料，或代替麻做纤维，又可晒干后磨成榆面，掺粗粮面烙饼、擀面条，压各格（类似米粉的粗糙食品），……是一年难得吃上几顿白面的乡亲们，用以改善生活的稀罕物。”处于饥荒之中的人们，会盼望榆树发芽，而采榆叶的时机只能是春天。一位山东老家的作家这样回忆早年的灾年生活。“人们连年处于饥馑之中。那时，榆树便成了‘救命恩人’。初春，冰雪还未融尽，饥肠辗辘的乡亲们就如大旱之望云霓，瞪着干涩、渴望的眼睛，不时地凝视着尚在残梦中的榆树，盼它早日返青。”& [14]槐树叶和杨树叶以及柳树叶也是可吃的，《救荒本草》的吃法是采其嫩叶，水淘去苦味，炸熟。 [15]民国时期南皮县的吃法为：“春季取嫩叶煮水浸，盐醋调伴可食。” [16]中国科学院的植物学家鉴定：“开春柳树发芽后，可采摘嫩叶和花穗，用水煮后，再浸泡几天，等没有苦味后，便可捞出，用油盐调伴作菜吃，是有名的春头菜之一。”洋槐是北美洲的植物，由于生长迅速，在华北得到很快的扩张。叶子也可吃，“将嫩叶采摘后，先用水煮，然后再浸泡数日，即可拌面蒸食或下锅做碱饭吃。槐花采下后，直接可拌面蒸食或单独炒食，味道鲜美。因叶子内含有单宁，不宜连续多吃，以防发肿。” [17]树叶的最佳食用时机一般在春天发芽之时，树叶萌发之时，也是春荒兴起之时。在望都¬——石家庄一带，贫民所食树叶有四，柳、榆、槐、杨。 [18]除了春季外，还有春秋二季采的。河北地区的“柳树叶、小杨叶、大杨叶、洋槐花、洋槐叶在春秋两季采食。食用前，必须煮熟，用水浸泡1—2天（半天换水一次），直至没有苦味时为止。食用方法：将泡净的树叶切碎，加醋、蒜拌吃，或是与玉米面、甘薯面混合蒸菜饼子、蒸包子等。” [19]井陉县有六种树叶可食：槐、柳、榆、杨、椿、杏。 [20]槐树叶与柳树叶和榆树叶相比，味道更难下咽。《救荒本草》中有槐树芽的吃法，“采嫩芽炸熟，揣水浸淘，洗去苦味，由盐调食，或采槐花炒熟食之”。这种办法成本太高，灾荒时一般人家是没有油的，很难完成“炸熟”的环节。吃槐树叶在山西比较流行，明初“晋人多食槐叶，又槐叶枯落者，亦拾取和米煮饭食之”。 [21]在一般的荒歉年份，人们也吃味道较差的樗叶。乾隆《直隶正定府志》中有“樗，本草北人呼樗为山椿，其叶臭恶，歉年人亦食之。” [22]在一般年景下，树叶所占民食的比重并不比野菜低。在易县南城司村，1936年的自产粮食只及消费量的六成，除了购入粮食外，农民主要以柳叶、榆叶、榆皮等物充饥。在塔崖驿村，粮食产量不及消费量的五成，柳叶和榆树叶是贫户的食物补充。 [23]在河南的一些沙荒地区，树木除了抵挡风沙之外，也为春荒的人们准备树叶食物。在豫东平原的民权县，清代的黄河改道留下大量的沙荒，重沙区的人的麦子还要靠村庄上的房屋和树木挡住风沙，每亩只有20-30斤，野生的生物成为农民寻求的对象。“农民在无遮拦的风沙中过着贫困的岁月，春荒来临时，全靠远途挖野菜，采槐花和榆树叶来充饥”。由于沙区生物量少，采取这些野菜和树叶还要远途寻求。 [24]在严重的灾荒时期，树叶和野菜只能救那些强壮和抵强力强之人的生命，在1943年的沁阳，旱灾后的长期的饥饿使开春后树叶产生不了很大的作用。“树木发芽了，少气无力的人们上树去采摘。柳芽、小杨叶、榆钱、榆叶、椿头菜……都是他们采摘的对象。这些野草树头菜也救活了一些年轻力壮的人，但也饿死不少年老体弱和幼儿。光吃野草野菜，不吃一点粮食，有些人就拉肚不止丧失了生命。也有因上树摘树头菜而掉下来被摔死的。” [25]灾时的人有气无力，许多时候无力对野菜和树叶进行加工去毒，中毒死亡的人也不在少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野菜的种类还有很多，灾荒之年的人可能将所有的老办法全用上去了。在太行根据地，年的旱蝗交替，边区领导人发现老百姓中竟然能利用一百多种野菜。通过向老人学习，当地干部深有所得。“从1942年的救灾经验中，从度荒有经验老年人中，从各家生产度荒计划中，我们得知，要度过严重灾荒，大量准备代食品，采集野菜，树叶，实是一项重要工作。尤其在豫北、冀西‘糠菜半年粮’山岳地带中，这就更显得重要。”他们发动群众外出采野菜，军队也采，数量成千上万。但其吃法有所讲究，掺和糠与粮食的，是比较好的。有的腌成酸菜食用，有的煮熟晒干储存，无论如何“多是习用老的经验”，正可见其吃野菜之传统。也有人在饥饿时顾不上把野菜浸一段时间，吃了以后身上发肿，有的因吃菜的时间长而发肿。采野菜度荒往往还要靠组织，“度荒英雄”就是些能领导群众度过灾荒的人，“边区度荒雄孟祥英，在秋收前飞蝗发展严重时，吃了（个）她村430亩谷子，只剩下30多亩，群众悲观，妇女更泄气说：‘开了一年会，生了一年产，都落空了，等着饿死吧’！孟祥英看到这种情况，即开会动员向大家解释说：‘咱们向灾荒斗争了两年还有些小办法——哭也不顶事，逃荒更困难，现在采野菜还不晚……’”。结果这位模范领导群众随即种菜20多亩，打野菜6000多斤。到9月份活闲了，又动员妇女上山采野菜，“这样接二连三的采野菜，共计全村有115620斤；虽她村1944年只收了35石谷，但自1944年8月到1945年春，未有饿死一个人。” [1]尽管吃野菜可以度日，处理不好，人体会出现不良反应。在内黄县，灾害时一些人吃了花生叶、梗、根、糠皮、棉子皮等。“吃了拉不出屎，活活把人憋死了。妇女因吃地里长出来的荠荠菜都几年断经不育。”到春天，人们的浮肿也达到了顶点。与野菜相比，稀饭是极有营养的。只是灾荒时的稀饭往往是稀而又稀，人称“双头人饭”：对着碗里的饭能照出人的头来。 [2]除了野菜以外，灾荒中有许多人也吃作物秸秆，南宫县梨园屯杨勤亭回忆说：“光绪廿六年大闹义和团，至今有六十六年了，那年是个灾年，又是个闰年（有闰八月）。七月初十才下了一场雨，到后八月就下了霜，庄稼都没长成，只收了一点点粮食，俺这街都没收了粮食。那时我家七口人，种着廿亩地，全靠吃玉米芯过日子。有些人家连玉米芯也没有，就吃棉花。”在威县干集村，人们也吃一些草，光绪二十六年“那年也没完粮，上面赦了，老百姓都靠吃野菜过日子，苦菜、朱干草叶也都吃光了。”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五．营养与社会华北许多贫民常处于糠菜半年粮的水平，在这种条件下，不但蛋白质摄入量会低于健康摄入水平，既使是能量的摄入也可能达不到正常水平。表5.1是Buck关于直隶盐山县150个农户的调查情况。高粱、玉米和谷子三种粗粮作物在消费中占绝对优势地位，不但占能量消费量的79.1%，还占蛋白质消费量的59%。大豆是最主要的蛋白质补充食物，占34.3%，三种粗粮和大豆蛋白质消费总量的93.3%。植物蛋白质几乎构成了蛋白质消费的全部，动物蛋白质只占0.5%，动物蛋白质处于缺乏状态。细粮作物的消费只占到总能量消费的4.1%，诚如许多方志所记载的那样，小麦不过是年节偶而一用的消费品。另外，华北平原的水环境不稳定，难有固定的鱼类蛋白质。黄河水可以养鲤鱼，只在水浅的河沟河汊中，才会有，发大水时，这种河汊才多。黄河鲤鱼生长得也特别慢，刺多，不适合食用。 [1]江南的水环境丰富，鱼类资源特别丰富。还有一种蛋白质消费，那是常人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吃蚂蚱。平阴县的许连水1966年向采访人员回忆1900年左右的光景时说：“‘旱出蚂蚱，涝出鱼。’从我十来岁就有蚂蚱，数22岁那年厉害。那个时候，炒蚂蚱当饭吃，吃得都牙疼。” [2]根据联合国粮食组织的研究报告，重量轻的妇女和儿童在劳动时的能量需求量相对较少，为2000千卡/日，一般妇女在劳动时能量摄入量，在千卡/日，但成年男子在干中等体力劳动时一般的能量摄入需求量却应在千卡/日时才能维持健康，如果干重体力活的话，能量摄入量应为千卡/日。 [3]根据表5.1计算，每个成年男子平均每天能量摄入量为2722.2千卡，低于成年男劳动力的的健康摄入水平。在青岛西韩哥庄，成年男子冬天每日只吃生甘薯4斤，5日喝1回小米粥。4斤生甘薯只合2731千卡，含36克蛋白质，即使人体全部吸收，比世界卫生组织1984建议的最低健康摄取量37克还要低，也低于1981年中国官方70克的健康标准。 [4]至于维生素，卜凯根据地方统计资料认为各地缺乏维生素A、维生素B。 [5]其实他未将野菜计算在内，华北贫人野菜吃得多，不会缺乏各类维生素。他们常吃麦麸和糠，麦麸中富含维生素B。在滦县，“贫者食粟不舂而碎之以煮，谓之‘破米粥’”。 [6]另外，甘薯中也富含维生素C，甘薯大量消费的作物。总之，传统时代的维生素摄入是充足的。只是能量摄入不足，灾害时更是如此，粥赈也达不到维持最低生存营养水平。光绪二年山东大旱，各处开设粥厂，饮食者初皆系壮健中年男丁，而此壮健者身体亦渐软弱，其它老幼妇女更不待言。 [7]2．& 民食与乡村社会蛋白质和能量的缺乏会在许多方面影响着社会，人们已能够根椐食物状况对村民分等级。在胶州台头村，最低一级的人以甘薯为主粮；往上一等是甘薯加小米；第三等吃小麦和小米；最高一等主要吃小麦。蔬菜上市时，四个等级都吃大量的蔬菜，只有前两个等级才能吃肉。由于大量的人吃甘薯，这里的人长期被外人称为是“吃甘薯的人”，村民以此为耻。 [8]卜凯的调查表明，华北1个成年男子摄取动物食品的热量值为40千卡/日，其中猪肉、猪脂占67%，鸡蛋占16%，牛羊肉占13%，其它占4%。民国以后鸡肉类食品有所上升，牛肉、鱼类食品的食用量减少，其它肉食品变化不大。 [9]营养物质的摄入一般完全依赖自然节律。菜和鱼易腐烂，蔬菜多时无论贫富都吃菜，也随季节捕鱼而吃鱼。大豆收获后，贫农也会自动地补充植物蛋白。在通县小街村，小麦收获后农民先把不好的小麦磨粉吃掉，好小麦留到冬季或到市场上出售。大豆收获后将剩余的大豆加工成豆汁，和高粱粉食用。 [10]对一般人而言，饮食习惯不得不与劳动周期相适应。清末民国时期，一日三餐的习惯只能在农忙时保持，因农忙时劳动投入多，能量消耗量大；冬季只有一日二餐。好食物集中于农忙期消费，并尽量供应劳动者。在定县，从阴历九月到正月，“因为少有工作，多吃小米粥和蒸白薯，此外有各种豆类、高粱、荞麦、玉米等。……每日食品数量中白薯约占十分之四，小米十分之三，杂粮十分之二，菜占十分之一。若一家内有老年夫妇，中年夫妇和两个小孩，6口之家的各种食品数量大略如下：白薯七斤上下，小米二斤多，杂粮一斤四五两，白菜和干菜二三斤”。到二月到四月，农事渐忙，这时开始“多吃颇能耐饿的东西，此时期小米的数量增加约占食品总数量十分之六，杂粮占十分之二，晒干的白薯片占十分之一，萝卜干占十分之一。若以全家六口人每日的数量来论，则小米约将近五斤，白薯干二斤半，杂粮一斤上下，萝卜干一斤”。这时期也渐有其它小菜。五月到八月是农忙季节，“小米数量增加到食品总量的十分之八，杂粮占十分之一，青菜占十分之一。每日全家约用小米七斤半，杂粮一斤四两”。 [11]根据以上数据计算，除去菜类和肉类，6口之家第一阶段的人均能量摄取为1922千卡/日；第二阶段为2680千卡/日；第三阶段为2836千卡/日。 [12]至少在农忙时期，能量供应不足供应一个成年男子的基本需求。家庭关系对能量和蛋白质匮乏有相应的适应。首先，中国北方在饮食方面长期以来重男轻女，从小农经济角度上讲，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一种生存选择。农业劳动要求男人对农忙时高体力消耗负责，为了保证男人，不得不牺牲妇女甚至儿童食物营养。这不是因妇女、儿童的能量摄入水平低，而是严酷的生存选择：只有把少量的能量和蛋白质资源集中供向主要男劳动力，保证他的劳动和健康，才能保证全家的生存。要不然男子就会致病，整个家庭将遭受更大的打击。另外，北方农村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那就是雇工往往比主人得到更好的饮食。雇主不得不将有限的高营养食物用在最能体现其价值之处。在南皮县，雇主食粗，佣工食麦是普遍的现象。新河县“雇农待遇甚优美，一年三节，必放工休息，主人款以酒肉”，“麦忙时饭食尤丰美”，“平日饮食亦与主人同食，且丰美。盖啬于饮食，雇农多不勇于耕作也。” [13]与基层的艰难相比，官僚层的大吃大喝却特别严重，从社会学上讲，官僚层所消费的，都是大众的目标，人民重吃喝，官僚层大吃大喝也有益于提高他们的身份。乡村里面的权威，也往往因蛋白质的提供而产生。人类学家在美拉尼西亚和新几内亚以及所罗门群岛的研究表明，举办宴会是普通人成为领袖的重要手段。 [14]在华北，历经数千年的国家文明，蛋白质缺乏所引起的文化特点仍然非常流行。尽管平日连肚子都填不饱，农民往往也将仅有的一点肉食消费，用之于年节消费或办大事的宴会上，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产生威望与办事效率。干部也缺乏蛋白质，行贿最基本的手法是请当官的吃喝。乡村领袖往往就是那些常开宴会的人。宴会，一方面可以满足下层贫民对动物蛋白质的强烈生理需求，产生本地社会声望，同时也可以从官僚阶层中取得各种资源，进一步加强其社会地位。“会喝酒”长期以来是华北官员晋升的一种途径。黄宗智发现沙井村的婚宴规模有三等，每一等都体现着不同的阶级地位。1940年代，村长张瑞在为其儿子结婚时请客达30桌之多，请的对象包括村内同族、村外亲戚和其它同村人。他还发现，这种食俗与身份地位相关的意识，一直维持到现在。 [15]基层农民不能像官员一样吃喝，只好用许多吃喝的故事满足自己。在蛋白质缺乏的华北大地上，各种关于吃喝的故事和传说非常盛行。在赵县，关于汉光武帝刘秀征伐时吃了民间普通食物而满足的故事有许多版本。一个故事讲刘秀吃了红高粱卷小葱，有说刘秀吃了地瓜。 [16]有的地区换了主角，刘秀变成了朱元璋。这些故事所本的都是《后汉书》刘秀吃豆粥的情节。流传成这个样子，其中有乡民的自我满足感：吃不到鸡鸭鱼肉不要紧，高粱红薯也很好，有时皇帝还吃不上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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