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含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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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含，生于西晋惠帝元康二年（公元292年），卒于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 字君章，号富和，东晋耒阳县（今市市）人。[1-2]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中国山水散文的创作。配秦氏、田氏、李氏，生七子。历任郡主簿、郡从亊、州主簿、征西、州、、郡、、、、、长沙相等职，加封。曾祖罗彦曾任临海太守，祖父罗彦蜀汉建兴时为临安太守，父罗绥延熙时为荥阳太守。别&&&&名富和国&&&&籍东晋（今中国市耒阳市)民&&&&族汉出生地耒阳县（今耒阳市)出生日期公元292年职&&&&业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主要成就中国山水散文的创作先驱代表作品《湘中记》三卷、《菊兰集》、《更生论》、《答孙安国书》官&&&&至中散大夫
罗含(292～372年)[3]，字君章，号富和，东晋耒阳县(今市市)人。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中国山水散文的创作先驱。有“湘中琳琅、江左之秀”之称，是湖南第一个哲学家，所著《更生论》是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3]，《湘中记》三卷是第一部关于湖南地理的著作。
罗含，少有志尚。曾梦见一只文彩异常的鸟飞入口中，从此文思日进[4]。始任州主簿，后为郡功曹。桓温镇荆州，召为征西参军，转州别驾。后入朝为尚书郎，又出任宜都太守。累迁散骑常侍、，官终、长沙相。年老致仕，加。名重一时，谢尚称其为“湘中之琳琅”，誉为“江左之秀”。所著文章流行于当世。《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集三卷。今存《答孙安国书》、《更生论》，载《弘明集》。其文理精词隽，不事繁词。传在《晋书文苑传》[4]。
配秦氏、田氏、李氏，生七子[5]。父罗绥，荥阳太守。祖父，光禄。曾祖罗彦，临海。罗含历任郡主簿、郡从亊、州主簿、征西参军、州别驾、尚书郎、郡太守、郎中令、散骑常侍、廷尉、侍中、长沙相等职。[6]加封。罗含（Luo Han）
罗含（293～372），字君章，号富和，东晋耒阳县（今耒阳市）人。祖父罗彦蜀汉建兴时为临安太守，父罗绥延熙时为荥阳太守。含幼丧父母，依叔母朱氏成人。年轻时博学能文，不慕荣利。荆州刺史三次召他为官，均辞不就。后杨羡任荆州将，慕其才学，引荐他为新淦主簿，再三推辞不允才就任。不久，调任郡功曹敕史。东晋咸和九年（334），荆州刺史庾亮荐引罗含为江夏从事，江夏太守谢尚夸奖罗为“湘中之琳琅”。未几，升任荆州主簿。征西大将军桓温到荆州后，任含为征西参军，后转任荆州别驾。为喧闹，含于城西小洲上建茅屋数椽，伐木为床，编苇作席，布衣蔬食，安然自得。桓温称含为“江左之秀”。含写得一手好文章，被朝廷征召为尚书郎。桓温重含才，喜含德，上表调任含为征西户曹参军，升宜都太守。永和十二年（356），桓温封南郡公，任含为郎中令。不久，又召含入都为正员郎，升散骑常侍、侍中、，转调长沙相。含年老辞官归里，朝廷加封为中散大夫。比及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时人以为德行之感。《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之《全晋书》收其文两篇：一为《答孙安国书》，一为《》。《更生论》是湖南历史上最早的哲学著作，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史称“括囊变化，穷极聚散”。所著《湘中记》（又称《湘中山水记》）三卷，是一部关于湖南地理的著作，也是古代湖南最早的文学作品，全书虽佚，但内容广为古籍称引，其中《楚风补》存其诗二句。
（据《湖湘文化名人辞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罗含，字君章，衡阳市耒阳人。
西晋惠帝元康二年(公元292年)，出生于耒阳（今市）。
晋元帝永昌年间(322年)，杨羡任荆州将军，荐罗含为江夏。[6]
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庾亮任荆州刺史，罗含任江夏郡。[6]
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安西将军桓温领荆州刺史，罗含任。[6]
永和四年(348年)，桓温任荆州刺史，加征西大将军，罗含任征西[3]。
永和七年(351年)，罗含任宜都。
永和十二年(356年)，封为南郡公，罗含任，不久升任、等职，
太和四年(369年)，罗含任。[3]
太和五年(370年)，调任长沙。
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罗含去世。[3]晋书 文苑列传
罗含，字君章，耒阳人也。曾祖彦，临海太守。父绥，荥阳太守。含幼孤，为叔母朱氏所养。少有志尚，尝昼卧，梦一鸟文彩异常，飞入口中，因惊起说之。朱氏曰：「鸟有文彩，汝后必有文章。」自此后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尝宰新淦，新淦人杨羡后为含州将，引含为主簿，含傲然不顾，羡招致不已，辞不获而就焉。及羡去职，含送之到县。新淦人以含旧宰之子，咸致赂遗，含难违而受之。及归，悉封置而去。由是远近推服焉。后为郡功曹，刺史庾亮以为部江夏从事。太守谢尚与含为方外之好，乃称曰：「罗君章可谓湘中之琳琅。」寻转州主簿。后桓温临州，又补征西参军。温尝使含诣尚，有所检劾。含至，不问郡事，与尚累日酣饮而还。温问所劾事，含曰：「公谓尚何如人？」温曰：「胜我也。」含曰：「岂有胜公而行非邪！故一无所问。」温奇其意而不责焉。转州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为材，织苇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温尝与僚属宴会，含后至。温问众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谓荆楚之材。」温曰：「此自江左之秀，岂惟荆楚而已。」征为尚书郎。温雅重其才，又表转征西户曹参军。俄迁宜都太守。及温封南郡公，引为郎中令。寻征正员郎，累迁散骑常侍、侍中，仍转廷尉、长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门施行马。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妻集堂宇，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于世。罗含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他的《》是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思想交锋，被时人称为“括囊变化，穷极聚散”的佳作。[3]
罗含是一个文学家、地理学家。他的《》(又称《湘中山水记》)三卷，是东晋地记的代表作，详细记述了湖南的山川、特产、民俗、古迹等，成为后世修志的范本。特别是其中的山水描写，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开创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3]
罗含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洞察力。任过征西等军职，在太和四年(369年)，罗含为侍中，还尝奉帝命到山阳去犒劳的北伐军队(《晋书卷九十八》列传六十八)。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能够周旋于险象环生的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风雨不惊，从容致仕，告老还乡，长寿而终，罗含具有过人的政治智慧。[3]
掌权时，以罗含为江夏。谢尚称赞罗含，比喻他是“湘中之”。后来，取代庾氏为荆州刺史，在一次与僚属宴会上，当众赞赏罗含不但是“之材”，还是“江左之秀”，还上表朝廷，升罗含为宜都。庾亮、桓温、谢尚本来属于不同的势力集团，彼此间水火不容，但对罗含的赏识却不谋而合，足以说明罗含确实为东晋有名才子。[3]
东晋政权建立后，当时中原的一些高门如太原王氏、琅邪王氏、诸葛氏、济阳江氏等大族都来到江南。这些家族在中原时就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是当时在学术和文艺上影响最大的家族。因此当时著名的经学家、清谈家和文人仍多为北人。东晋时代学者和文人中，祖籍在长江中流而又久居其地的文人只有罗含[3]。
罗含其人其文，在唐代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盛唐诗人《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诗云：“庾信罗含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谁家。短墙若在从残草，乔木如存可假花。”把罗含与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庾信并称。杜甫对庾信的评价很高，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并称罗含与庾信，可见罗含在心目中的地位。
中唐诗人《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诗云：“茅岭潜相应，橘洲傍可指。郭璞验幽经，罗含著前纪。”把罗含与郭璞（西晋著名文学家、中国风水学鼻祖）并提。
晚唐诗人李商隐《菊》诗：“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罗含宅”是出自《晋书》的一个典故。《晋书罗含传》中说，罗含在官舍时，有一天，一群白雀栖集堂宇。回到家乡耒阳后，一天阶庭上的兰花、菊花竞相开放，满堂馨香。人们都说，这是有德行的人对天地的感应，是吉祥的兆象。罗含是中国山水散文的创作先驱，陶渊明是山水田园诗歌的鼻祖，都以自己的高尚的人格风范，受到后世的景仰，都以自己的品德、思想和才具，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3]。东晋权贵争权夺势，各不相让，罗含却保持了淡泊平静的心态和清正廉洁的节操，不恋权，不贪钱，不畏势，重友情，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3]。
不恋权。罗含二十岁后，州里三次授予官职，都没有接受。后来，豫章郡新淦县人杨羡到桂阳做州将，由于罗含父亲罗绥在新淦做过官，有很大的政绩，非常受新淦人的拥戴，所以杨羡请罗含出任主簿，可罗含“傲然不顾”，不予理睬。随后，杨羡不停地去聘请，罗含实在不好推脱才勉强上任。罗含年老后，正是最为看重罗含、视罗含为心腹的总揽东晋朝政，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罗含主动请求退休，不恋权。[3]
不贪钱。罗含莅临新淦县，新淦百姓听说罗绥儿子罗含到了，就纷纷送东西给他。罗含盛情难却，只好将礼品收下。在离开新淦时，却把礼品封置起来，并未带走。于是，远近百姓都非常推崇佩服罗含的品德。 罗含做官时，生活特别简朴。任荆州别驾时，嫌官衙内太吵闹，就在城西郊的小洲上盖了一所茅屋，伐木做床，编苇为席，穿着平常的衣服，吃着自己种的蔬菜居住。罗含却不以为苦，生活得有滋有味，深得后人钦佩。[3]
重友情。永和四年(348年)，桓温做荆州刺史，加征西大将军，罗含升为征西。《世说新语》：桓温想检劾他的政治对手谢尚，就派罗含去江夏郡搜集太守谢尚的过错。罗含到了谢尚那里，也不过问郡中事, 好象是来做客，每天只是与谢尚饮酒谈天。谢尚也是名士，气质秉性与罗含投合。所以，喝了几天酒，就回来了。桓温问罗含搜集到什么情况?罗含却反问桓温说：“您觉得谢尚这人怎么样?”桓温说：“比我强。”罗含于是说：“谢尚既然胜过你，怎么能说你的坏话?”罗含巧妙地保护了谢尚，缓和了两大势力的矛盾。[3]除了罗含对于后世的道德楷模作用外，罗含的文化影响更集中地体现于他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贡献上。[3]
罗含的《》，阐述了万物更生的原则，规律及其性质。虽然《更生论》全文仅392个字，但内容和意义都十分深刻。凡是研究、的著作，都提到罗含的《更生论》，可见《更生论》之受重视。[3]
《更生论》阐述了如下观点：
物质的观点。《更生论》从玄学崇有思想出发，指出天是万物之总和。《更生论》指出：“天者何?万物之总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强调天是万物之和，而不是“虚无”，是一种可以感知的物质。人也是天中一物，从而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罗含强调天是万物之和，明确表明天是物质的，是现实存在的。在当时，承认天是物质的，人是天中一物，是一种大胆的、进步的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更生论》提出的这种“以人是天中一物”的思想，还说明《更生论》体现了普遍联系的思想，结合《更生论》下文提出的事物发展的思想，其所体现的发展观是具有普遍联系的发展观，是一种包容性的发展观。[3]
发展的观点。《更生论》提出：“今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然则无穷之变，未始出于万物。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罗含的这个观点与形而上学者的看法大相径庭。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宣称“万物皆备于我” (《孟子尽心》)，精神凌驾于物质之上，而且物质是静止不动、永远不变的。罗含则认为“万物有数，天地无穷”， 即认为“天地”是根本、是本原、是主体。“更生”的意思是“新生，重新获得生命”的意思，不同于佛教所讲的“涅磐”，佛教所讲的“涅磐”是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后才能得以更美好的重生。但这里的“更生”，不讲报应，不会让人们对来世感到恐惧，因而是从容的，自然的。《更生论》阐述了“更生”是自然变化的规律，有花开就有花落，有日出就有日落，人或动物有死就有生。其所显示的，是一种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这是辩证法思想的体现，是罗含哲学思想的闪光之处[3]。
《更生论》阐述了更生的原则：有“本”。《更生论》说：“圣人作《易》，已备其极：‘穷神知化，穷理尽性’。苟神可穷，有形者不得无数。是则，人物有定数，彼我有成分，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途；贤愚寿夭，还复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罗含从《周易》的“穷神知化”推出，神是可以穷尽的，那么形也只能是有一定的数量。既然人与物都有一定的数量，而且万物都各具自己的“成分”，即有一定的质的规定性，那么，万物之间就不能互化。而且，它们之间的变化、“更生”，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相次，毫分不差”，而不是混杂无章的。所以罗含接着说：“天地虽大，浑而不乱；万物虽众，区已别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旧。”罗含还说“人物变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复有常物。”在罗含看来，万物有“本”，即万物各有其性质、差别和特点。[3]
“神不灭”的观点。《更生论》所秉持的“神不灭”的思想，不能为今人所接受。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普遍相信妖仙鬼神。东汉明帝时，小乘佛教传入中国，宣扬人死精神不死，强调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等，这些因素造成了“多鬼神志怪之书”，《更生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罗含第一个明确地指出人死后，神是不灭不变的，这个神是自我之神，其更生是自我之神在轮回更生。罗含的这个观点，遭到了与其同时的另一位哲学家孙盛的反对，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意义深远的“神灭”与“神不灭”的大讨论。这场论争本身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刘宋时的宗炳与何承天，齐梁时的范缜与梁武帝，都参与到论争中来。他们或以“火之传于薪”做比喻，或以“刃之与利”为比喻，彼此辩难，通过论争提高了思辩水平，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3]刘宋时代，罗含因文采出众成为当时人们景仰的前代作家。唐代的徐铉《成氏诗集序》说：“若夫嘉言丽句，音韵在成，非徒积学所能，盖有神助者也。罗君章、谢康乐、江文通、丘希范，皆有影响发於梦寐”(《全唐文》卷八百八十二)，说明罗含对山水自然有着独特的感受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把罗含与以山水诗文名家的、江淹、并提，罗含以其山水文笔为唐人所看重。罗含作品现大多失传，只有《湘中记》散见于文献古籍。[3]
《湘中记》记述了湖南的山川、特产、民俗、古迹等内容，是湖南最早的一部古代地记，是后世修志的范文。湘中，就是现在的湖南地区，《湘中记》为罗含在做桓温僚属时或任宜都太守时所作，即晋穆帝永和年间(345-356年)。此时罗含宦游湖湘多年，谙熟湘中山水风物、故实传闻，记而为书，也在情理之中。[3]
直至元代，史料仍记载有《湘中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湘中记》全书亡佚于明代。清代一些学者，把前人在类书、史书及地理著作中所引用的《湘中记》中的段落文字，搜集整理出来，进行辑佚。[3]
《湘中记》最大的文学价值：它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创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晋宋地记中，《湘中记》较早地加强了文学成分的比重。尤其是山水描写内容的增加，是其后袁山松《宜都记》、盛弘之《荆州记》等地记作品的和先导。[3]
《湘中记》通过释名来揭示山水的特点或位置，加强描写的情趣内容：九疑山在营道县，与北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3]
利用色彩和声响加强描绘的力度。如写湘水：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然，石子如樗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雪，赤岸如朝霞，绿竹生焉，上叶甚密，下疏寥，常如有风气。白沙、赤岸、绿竹、清流，“五色鲜明”。[3]
写：山有锦石，斐然成文。有悬泉滴沥，声泠泠如弦；有鹤回翔其上，如舞。[3]
罗含用了视听结合的手法，可谓有声有色。“悬泉滴沥，声泠泠如弦”，这对南朝梁吴均《与朱元思书》“泉水激石，冷冷作响”及《与顾章书》“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的写法似乎不无启发。[3]
《湘中记》化静为动或动静结合来写景，凸现景物的动感：石燕在零陵县，雷风则群飞翩翩然。文斤山上有石床，方高一丈，四面绿竹扶疏，随风委拂。[3]湘水之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用夸张性比喻构成悬殊的对比，显现湘水狭阔变化特点，更可见作者对部分山水景物的描写已经有较高的造诣。[3]
与此前地记作品比较，罗含《湘中记》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此前地记作品则多用临时性的比喻对景物景象勾勒，而《湘中记》中的山水景物描写，则是作者有意为之，相对细致生动。如汉辛氏《三秦记》写华山：“华山在长安东三百里，不知几千仞，如半天之云。”以“半天之云”喻山之高峻。《湘中记》借鉴了《三秦记》的写法，也用云比喻：“近望如阵云，沿湘千里，九向九背。” “如阵云”是近望的直观感受，是点上的描摹，而“沿湘千里，九向九背”则从总体上进行状绘，尤其突出了绵亘迂回的特点。《湘中记》描绘的山水景物，以清丽空灵为特征，很能体现乡土风物的幽美特点，这也说明作者是带着欣赏、热爱的心理来进行创作的。[3]
二、此前地记作品大多记述地理形势、郡县沿革、水道分布、山川物产等内容，文学色彩一般不很浓重。而《湘中记》不但模山范水时，注意从视觉、听觉等方面加强表现效果，艺术表现力较此前地记作品有所提高，有时并不拘泥于写实，而是利用富于文学性的笔调引人入胜。《水经注湘水注》引罗含语：“（）望若阵云，非清霁素朝，不见其峰。丹水涌其左，澧泉流其右。” “丹水涌其左，澧泉流其右”，不是具体的写实，而是一种意境化的描绘，构造了一幅山水相得的优美画面。[3]
三、从语言方面看，《湘中记》有时能够整句与散句结合运用，如：宿当，度应，故曰。山有锦石，斐然成文，有悬泉滴沥，声泠泠如弦；有鹤回翔其上，如舞。句式参差错落，语调优美抑扬。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和诗句化的描写语句。杨慎《升庵诗话》指出，出自于罗含《湘中记》的“青崖若点黛，素湍如委练”、“白沙如霜雪，赤岩若朝霞”、“沿庭对岳阳，修眉鉴明镜”诸句，与诗歌的句式非常接近。可以看出罗含具有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和文学表达能力。[3]
总之，罗含《湘中记》中出色的山水景物描写，已经为此后以山水描写见长的晋宋地记如袁山松《宜都记》、盛弘之《荆州记》等的创作导夫先路。在中国山水散文创立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领军作用[3]。罗含生于官宦家庭，深受祖父辈的薰陶，从小就胸怀大志，聪明好学。小时候，母亲去世，父亲为官不便带他，由叔母朱氏抚养。一天，在书房里看书，看觉看觉就伏桌而睡进入梦中，一只小鸟在窗外鸣叫，声音悦耳。开门一看，只见一只金光闪闪的小鹏鸟在树枝上鸣叫。罗含感到很好奇，怎么没见过这样漂亮的鸟。于是小心冀冀地慢慢往树上爬，张着口目光盯着小鸟生怕飞走。鸟儿好象知道他的心思，忽然飞入他口中。罗含一惊，从树上掉下来。惊醒后满身是汗，原来是一个梦。于是对叔母朱氏说所梦之事，叔母说，梦见有异鸟，你以后必定有出息。可能是叔母对他的激励，此后，罗含才思敏锐，下笔成文，学业进步很快。他经常捧书夜读，尤其爱看地理、历史之类的书。写了不少张扬个性的诗词文章，被视为奇才。[6]西晋建兴年间(313一316年)，州里三次征召，都未上任。当时正处于“永嘉之乱” 时期，主政荆州，与其父罗绥关系很好又是老乡，才三次征召他。[6]
罗含二十至三十岁之间，无所事事，是古代的“”。平时不是看书、写诗作赋，就是游玩于山水之间，几乎走遍了湘中南，为以后写《湘中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
西晋永嘉元年(307年)，怀帝命琅琊王司马睿出镇(今南京)。永嘉之乱后愍帝被俘，公元317年，琅琊王在建康称帝，建立东晋王朝。[6]
晋元帝永昌年间(322年)，新淦人杨羡任荆州将军，再次引荐罗含为江夏，罗含再次傲然回绝，经杨羡多次相邀才接受主簿之职。罗含任江夏主簿时，做人本份，做事认真，没有辜负杨羡的推荐。当杨羡去职离开荆州时，两人难分难舍，一直送杨羡到新淦县(今江西新干县)。[6]罗含父亲曾任新淦县令，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百姓很拥戴他。听说罗含到来，为了报答罗绥的恩情，人们纷纷送礼物来。罗含推辞不掉，只好将礼品登记封置起来。待到离开新淦时，才托人将礼物退还原主。于是，当地百姓很推崇佩服罗含的人品。此举成为佳话，在当地广泛流传[6]。不久升为江夏郡。
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庾亮为荆州刺史，罗含为江夏郡。时任江夏太守谢尚，与罗含交情很深，无话不谈，可谓心心相印。谢尚曾对手下官员说：“罗君章可谓湘中之”。 琳琅者，美玉也。官员尊重他，百姓拥戴他，其品德冰心玉洁，像美玉一般白洁无瑕。不久，罗含升任荆州主簿。[6]
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安西将军，都督荆、梁等四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时，招罗含为帐下。桓温帐下参军有：罗含、孙盛、袁乔、周楚、郗超、孟嘉等。罗含参与制订攻打成都(李势在成都称汉王)的作战方案。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率军沿长江西进。永和三年(347年)三月，西征军到达离成都二百来里的彭模(今彭山县)，一天，罗含与桓温对弈，桓温连输二局要求再下。罗含说，棋局如战场，要看到对方三至五步棋势，知己知彼方可取胜。桓温大悟。后来桓温派军士打探敌情，与众参将、参军商讨进兵方略。桓温与罗含、袁乔则带领大军快兵挺进成都，中途与汉军相遇，三战三捷，汉兵溃退逃回成都。桓温率军直逼成都，汉王李势领军出城迎战。在笮桥，双方展开决战。战斗中，桓温差点被射落马下，将士大惊。在这关键的时刻，罗含、袁乔临危不惧带领晋军往前奋勇冲杀，终于打败汉军而占领成都。李势连夜逃往葭萌，后来投降，成汉灭亡。[6]
永和四年(348年), 桓温加征西大将军, 罗含升为征西参军。桓温势力集团与殷浩势力集团相抗衡。桓温为了打击殷氏势力, 派罗含去江夏郡搜集太守谢尚的过错, 想检劾谢尚来打击殷浩。这年仲秋，罗含从荆州去江夏，再三寻思还是不告诉来意为好。来到江夏, 也不过问郡中事, 好象是来做客，每天与谢尚饮酒谈天，讨论一些学术问题。从江夏回来后, 桓温问罗含搜集到什么情况?含却反问说:“ 谢尚这人怎么样?”桓温说: “比我强。”罗含于是说:“谢尚既然胜过你，怎么能说你的坏话?”很巧妙地保护了谢尚，缓和了两大势力的矛盾[6]。桓温也知道罗含的意思，没有责怪。不久任荆州。
罗含任荆州时，觉得衙内喧杂常去江边散步。这天，春风和煦，艳阳西落，江水粼粼，号子阵阵，一只只帆船从江心顺水而下或逆流而上。罗含沿着江边长满杂草的小路边走边想，衙内喧杂，何不在乡下建一间茅屋，这样既可以避免喧杂干扰写作，又可以了解民情陶冶心性，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就在城西郊小洲上盖一所茅屋。伐木做床，编苇为席，穿着平常的衣服，吃着自己种的蔬菜而居。一个封建士大夫有这样的操守和情怀是难能可贵的[6]。
永和七年(351年)，罗含任宜都，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釆取一些举措缓解了民怨。他清正廉洁威权肃穆，深受百姓拥戴。有一年大旱，秋收时税赋不能及时入库，罗含亲自下乡了解实情。近处，江边上的田间留下收割后的禾蔸灰白一片；远望，干死未收的禾杆一片灰黄，热风吹过一浪一浪地摇摆，像似向路人诉说心中的痛苦。罗含看到此景感到很难过，如实上表直陈，要求减免赋税[6]。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封为南郡公，罗含升为，不久升任、等职，后来调任长沙相。罗含为人正直仗义，为百姓排忧解难，富于同情心；为官清正廉洁，爱军恤民，不附权势，深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而誉为“湘中琳琅”。[6]罗含少时被视为奇才。成年后，写了不少诗词、文章。《湘中记》记载湖南的山水、湖泊、古迹、物产及逸事。《菊兰集》记录他所写的诗词，《更生论》是一篇哲学著作，《答孙安国书》则是回复孙盛争论学术问题的回信。《晋书文苑》中记载：“所著文章行于世” 谬谬七字，说明罗含的文章在当时流传很广。
《湘中记》又名《湘中山水记》，宋代《艺文志》还有书名录，可后来佚失。但在《水经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说郛》、《麓山精舍从书》、《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汉唐地理书钞》中均有部分记载[6]。从传载下来的文章中可看出，此书文字精炼，文辞优美。《湘中记》部分文如下：
记亊的有：“永和初，有釆药者，道迷粮尽，过息岩下，见一老公，四五年少，对执书。告之以饥，与其食物，如薯蓣。指教所去，六日至家，而不复饥。”[6]
记山的有：“，遥望如阵云，沿湘千里，九进九向，乃不复见。”“有悬泉滴沥岩间，声泠泠如弦音。有白鹤回翔其上，如舞。”“屈潭之左，有玉笥山，屈(屈原)平示放，而作九歌。道士遗言：此福地也。”“九疑山在营道县，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耒阳县文斤山上有石床，方高一丈，四面绿竹扶疏，常随风委拂[6]。”
记水的有：“湘水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然。其石子如樗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营水、渄水、颧水、、舂水、永水、、渌水、涟水、浏水、沩水、汨水、资水，皆注湘。[6]”
记古迹的有：“、九疑皆有禹庙，太守至，常遣户曹致祀，则如弦歌之声。”“郴县南，有义帝庙，百姓祭之。又县南十数里，有马岭山，山有仙人苏耽坛。”“耒阳县北，有宅，宅西有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宅边有池，今池存宅废，臼迹犹存。”[6]
记物产的有：“有石燕，形似燕，得雷风则群飞，翩翩然。其土人来釆，有干者，今合药或用。”[6]
罗含很喜欢种花、赏花，尤其喜爱兰、菊。其间，写了不少歌赋兰菊的诗词，编成《菊兰集》。写有《釆药人&:“釆药急，结伴登九疑；深谷挺丹芝，悬岩源崖髄。泠泠云珠落，漼漼玉草滋；鲜景染浮云，妙气浸奇石。”&咏兰菊&:”兰既春敷, 菊又秋荣; 芳盖百草, 色艳群英。咏兹兰菊, 幽香传薰; 孰是芳质, 谓之愈韾。”可惜其诗集以后失传了，只存有书名。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组诗《菊》中写道：“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与同时代伟大田园诗人陶渊明相提并论，足以证明他对兰菊的痴迷程度。[6]
《更生论》是一部最早的哲学著作之一, 文章阐述了万物更生的原则、规律及性质。显示了朴素的, 认为万事万物是变化的, 都有其自身规律, 只要掌握了其规律性, 就认识万事万物的本质。如:“万物有数, 而天地无穷。”“万物不更生, 则天地有终也; 天地不至有终, 则更生可知矣。”“天地虽大, 浑而不乱; 万物虽众, 区以别矣。”“人物变化, 各有其往。”[6]
永和六年(350年)，桓温与众僚属宴会，罗含后到。桓温指着罗含问众僚：“这人文才如何?”有人说：“可谓荆楚之材”。 温说：“此自江左之秀，岂惟荆楚而已”。 桓温很看重罗含的人品和文才, 又上表朝廷, 不久升罗含为宜都太守。[6]
升平三年(359年)，罗含任长沙相。虽然公务繁忙，但还是抽出时间到其管辖的郡县行走。一是察访民情，二是考察湘中山水、河流、古迹、风俗民情状况，为写《湘中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罗含游览，《湘中记》中记有：“，之灵台，太虚之宝洞，上承轸宿，铨德钧物，度应玑衡，故名。下踞离宫，摄位，馆其岭，宅其阳，故曰。”“有三峰。一曰紫盖，望之，辄有双白鹤回翔其上, 如舞。二曰石菌，下有石室，即石廪也。三曰芙蓉，有飞泉如带, 飘泻而下。”“，望若阵云，非清霁素朝，不见其峰。丹水涌其左，澧泉流其右。”后来，又登上了九疑山，在《湘中记》留下：“九疑山，岫壑负岨，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名之。大舜空其阳，商均葬其阴。山南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自庙仰山极高，直上可百余里……。”后来又乘船沿湘江顺水而下，“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然。石子如樗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一路上,时而观赏两岸美景, 时而登岸访察民情, 直到洞庭湖。[6]
罗含由于文才出众，被后世称为“荆楚之材”、“ 江左之秀”。 唐代大都督罗端的墓志铭记录：“含以文锋绮丽，晋烛中州”。南朝著名文学家、诗人徐陵，《徐孝穆集》中记有：“南效奉乘，当求郑默之才；西省文辞，应用罗含之学”。从南北朝到唐代，不少文学家、诗人，在其著作中提到罗含，从侧面反映了罗含的文学才能在当时是有名望的。 [6]东晋穆帝永和年间(345-356年)，桓温与殷浩相互争权。殷浩看重谢尚，而桓温则器重罗含。但罗含不畏权势，不拉帮结派。谢尚调升豫州刺史后，罗含在朝中任，经常书信来往，关系和好如初，没有受权势的影响。[6]
哀帝期间(362-365年)，罗含调任京城(今南京)任，参与朝廷政务。兴宁二年(364年)，哀帝下令土断，罗含不畏权势，参加制定土断的策略和实施方案。因为令下于农历三月初一庚戍日，史称“庚戍土断”。当时，人们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不少人隐匿户口土地，请求世家大族的保护为其荫户。通过“庚戍土断”， 大量被豪族隐瞒的户口土地被清查出来，使得赋税增多而“财阜国丰”。[6]
大和四年(369年)，第三次北伐，统领五万大军从出发，兵分二路攻伐。废帝派遣罗含在山阳的地方犒送。此次北伐，一方面由于桓温性情傲慢脾气暴躁，不听观谏而失去战机，另一方面，桓温北伐出于政治野心，受到朝廷限制，最后以失败告终[6]。
穆帝改元升平以后，桓温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专横跋扈，后来连皇帝都废掉，可谓权倾朝野。罗含虽然是桓温一手提拔上来的，伹耳闻目睹桓温的所作所为，审势度时，以年老有病为由辞官，回到耒阳。[6]罗含回到家乡后，先居住在耒阳县北兴业乡高冲老家，后迁到县城西二里的西湖塘居住，回乡后加。当初，罗含在官舍时，有一天，一群白雀栖集堂宇不停地鸣叫。逝世前几天，阶庭上的兰花菊花竟相开放，满堂馨香，同时还有异鸟鸣叫堂前。东晋咸安二年(372年)十月十三日午时，罗含无疾而终，享年八十周岁。人们说，这是有德行的人对天地的感应，是吉祥的兆象。闻知罗含不附和专权跋扈的桓温，恤赠有加。传旨在耒阳县西湖塘右边的小岭上修建了祠，祠中立有罗含生平事迹的石碑。每年春秋二季，耒阳官员都会前往祭祀。人过要叩首，马过要下鞍。[6]
罗含去世后，后人先将其棺椁停放在西湖塘南蛇出洞形。宁康三年(375年)，葬于耒阳县太义乡五雷仙山顶西面。下葬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其德感天地震神仙，因此，此山命名五雷仙。[6]罗含著有《湘中记》三卷、《菊兰集》、《更生论》、《答孙安国书》等书。[6]古籍文献中记载罗含事迹的较多，除了《晋书罗含传》外，还有《广舆志》、《世说新语方正篇》、《麓山精舍从书历朝传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幽明录》等篇目，也记载了罗含为人为官的具体事例[5]。
日，国内知名古文学研究中青年专家、全国研究罗含最具权威的专家鲍远航教授来到耒阳，讲述罗含的个性、生平和成就[6]。
日，耒阳市召开纪念罗含诞生1721年暨会刊发放仪式[3]。耒阳市副县级干部、市总工会主席罗育锋，市文联主席熊艾春参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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