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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蒋铁刚访谈秦晖_秦晖_在线阅读_九九藏书网
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蒋铁刚访谈秦晖
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蒋铁刚访谈秦晖
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蒋铁刚访谈秦晖秦晖：中国与前苏东国家改革前的经济体制虽然名义上都叫计划经济，但这两者之间其实有着巨大的差异。简而言之，改革前中国的农村体制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特征的、有束缚而无保护的共同体，它比苏东那种束缚功能与保护功能相协调的、甚至有保护而无束缚的农业体制更不公平；改革前中国的工业体制是一种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或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它比苏东式的科学主义计划经济更无效率。因此，中国改革在公平改进与效率改进方面都具有特定的潜在优势。记者：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取得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起点低，具有某种“落后的优势”。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经济学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饭，中国的“小而全”、“山散洞”与苏联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因此，中国改革开始时就面临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是阳关道。一方面，它可以向加强计划科学性的方向走，因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象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一开始也确实不是从市场化开始的，而是从恢复苏联的一些东西开始的。这从邓小平关于“改革实际上在75年就开始了，只是当时叫做‘整顿’”的话中可以清楚看出。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向市场化的方向走，因为中国改革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扩大市场份额同样也有说不尽的好处。秦晖：目前我国以国企为代表的存量经济问题成堆，但从一些指标看尚未出现前苏东国家改革初期那种大滑坡的局面，这成为一些人全盘否定“激进改革”以至于否定公正改革的主要理由。其实，这里除了一些深层问题尚被掩盖乃至尚在积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也是在于中国与前苏东国家改革前体制的不同。以苏联为例，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俄罗斯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这套体制环环相扣的理性化程度是非常之高的，比如说苏联的铁路系统，它的技术水平比欧美落后20多年，但苏联铁路系统的行车密度要比欧美高出四五倍，这可以说是苏联经济高度计划化的产物。但是这套经济体制天然要求按照静平衡的方式来运作，它的设计虽是最优的，但是一种静态的最优，在这个环环相扣的经济体系中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麻烦，平衡就会被打乱，所以任何改进和创新不但不受到刺激和激励，反而受到压抑。在苏东剧变之前，许多国家都曾经尝试过市场化改革试验，搞利润挂帅、增加企业自主权，但一搞经济马上出现一系列的混乱，经济马上就掉下来了，没有办法，只好回过头来强调另一种改革，即所谓的加强计划科学性，把经济最优化设计程度搞得更完善。到最后，前苏东国家经济的科学化、计划化程度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无法想象的地步，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基本用尽了，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前苏东各国就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要么维持现状、固步自封、停滞不前，要么另寻出路，痛下决心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结果他们选择了后者，于是原来搞市场化改革时出现的毛病又重现了，环环相扣的生产环节马上发生中断，原料进不来，产品销不出去，市场化的好处还未看到，生产效率的下降、经济滑坡就先看到了。这是在前苏东国家普遍出现的现象。记者：我们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是和前苏东各国差不多的，既有束缚又有保护，如今国有企业改革已搞了这么多年了，并没有出现前苏东国家那种经济滑坡的局面，这是不是说明我们选择的改革模式优于他们呢？秦晖：的确，一般来讲一个体制总是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那么改革起来就是受损者欢迎而受益者反对，哪怕欢迎者多于反对者，改革也会很艰难。用经济学术语讲，就是对一个“非帕累托体制”的改革必然也是一种非帕累托过程。但如果一种体制使所有人都受损，那么对它的改革就会使所有人受益，亦即放弃“负帕累托过程”就会形成帕累托过程。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很罕见，但我们的改革，至少在初期就是这样的。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从人民公社的解体开始的，我们过去常说人民公社是集体经济，其实，无论哪一级集体，不论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没有真正成为人民公社经济行为的主体，生产计划、资源调配都是政府说了算，整个人民公社是国家控制牢牢的经济，就对人民公社控制的严密程度而言，人民公社丝毫不逊于国营企业。人民公社和国营企业的区别在于，国营企业是由国家控制并由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国家把你管起来的同时也把你包下来了，国家给工人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但农民是没有这种好处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由国家控制但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这种经济国家的束缚非常强烈，但保护是基本没有的，是一种非常不和谐的共同体。这种经济和前苏东国家相比差别就太明显了。我们可以说斯大林时代苏联的集体农庄确实和中国差不多，但那是处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坑农民坑得一塌糊涂，但他们在原始积累过程完成后，工业已停止了对农民的“抽取”，从1966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起，其体制已变为如城市国企一样的“国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经济。多数东欧国家农业体制与1966年后苏联类似，而且原始积累时期更短，捷克、东德等工业化国家甚至基本上没有这个时期。少数东欧国家剧变前就没有搞过农业集体化，如前南斯拉夫与波兰，那里的农业剧变前就是个体农场农业，但国家从60年代后为了增加“社会主义吸引力”仍出资为农民建立了退休、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前苏东国家的农村要改革、要摆脱共同体的束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里的农民根本谈不上主动改革，俄罗斯政府曾以豁免巨额债务为诱饵奖励愿意改革的集体农庄，然而响应者寥寥。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农村改革就容易得多了，因为人民公社不但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了管理者的利益，即公社干部和老百姓都不满意，这种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天然的放弃“负帕累托改进”的过程，这是中外改革史上罕见的“无代价的进步”。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却是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一机会（以土地为载体）在他们中的初始分配又较均等，他们何乐而不为？秦晖：前两年我就指出过，我们如今的成就与前苏东国家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表明我们如今干得比他们好，毋宁说是表明我们过去干得比他们差——我们的公社不如他们的农庄公平，而我们的命令经济不如他们的计划经济有效率。但我们不可能永远吃“落后的优势”的老本。应当看到，以公社制度的极不公平来反衬的公平改进和以“运动经济”的极无效率来反衬的效率改进都有时效限制。如今国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说远高于文革时期，但国企的困境却远甚于那时，同时权钱结合的原始积累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这一切都表明改革进程已进入了又一个临界点，是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从获得的公正走向交易的公正，还是从权家通赢走向赢家通吃，陷入“ 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循环的怪圈，就看我们此时的选择了。记者：您认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只不过是一个脱离“不和谐共同体”，放弃“负帕累托改进”的自然而然的过程，比前苏东国家要简单得多。秦晖：前苏东各国无论渐进还是激进，其共同点是转轨初期都出现了经济滑坡，而中国改革20年来，经济基本上是持续增长的，只有1990年前后出现过一年左右的经济滑坡，这确实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不同人之间是有意见分歧的。其中，中国人的解释就经历了姓社姓资、渐进激进、增量存量等许多变化，外国人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有一种“民主妨碍经济发展”的说法，这种解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用减少民主或者说减少大众参与的办法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说公共选择的交易成本很高，双方交易的成本就小多了。前苏东各国由于有了过多的公共选择，福利搞得太高，工会太厉害，动不动工人就罢工、议会就争论，所以代价很高，什么改革措施都难推行，而亚洲国家不让工人自由组织工会，搞得就很好。这种解释在中国也有响应者，有人曾作过俄越改革的比较，说越南就是休克疗法，物价一步放开，国企想给谁就给谁，工人下岗一脚就踢出去了，谁也不敢说个“不”字，所以越南的经济就蒸蒸日上。俄罗斯因为搞了民主，所以就什么都搞不成，休克疗法只搞了半年就进行不下去了。我认为，长期后果暂且不论，如果仅从已经发生的情况看，这种解释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认为更重要而往往被忽视的是另一点，即改革前经济体制的不同对改革“代价”的影响。记者：也就是说中国和前苏东各国改革的起点不同。记者：20世纪末期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走上了改革的道路，前苏东各国尽管改革的模式千差万别，但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政局动荡、经济滑坡的痛苦过程，而中国至今并未出现这种现象，于是有人断言中国改革成功了，前苏东各国改革失败了，或者说中国的改革模式优于前苏东各国。您对这种论调持保留意见，认为改革进程是有时效性的，现在还远未到对中国和前苏东各国改革的成败下结论的时候。努力加载中...2015自考《新闻采访学》学习笔记(二)_笔记串讲_应届毕业生培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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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自考《新闻采访学》学习笔记(二)
更新日期：日　来源：应届生自考网　作者：编辑组　点击：580次
　　[修养]指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知识技能等方面记过长期锻炼和培养而达到的一定水平。 从新闻工作的特性和要求出发，记者最基本的修养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政治修养，理论修养，知识修养，专业修养，道德修养。
　　第一节 政治修养
　　新闻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这种性质，决定了记者应有较高的政治修养。实践证明，一个记者的政治素质差，修养不够，就很难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很难胜任自己的采访报道工作，更不要说成为出色的记者了。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来看，记者只有具备较高的政治觉悟，饱满的政治热情，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新闻业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记者应着重从哪些方面来提高政治素质，加强政治修养?
　　1、政治立场。即在新闻宣传中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也即党和人民的立场。
　　2、政治方向。即在新闻宣传中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坚持改革开放。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还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3、政治观点。即在新闻宣传中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所谓正确的政治观点，是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观点。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要体现在各种具体的问题上。在处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政治与军事等各种关系时，既要反对脱离政治的倾向，又要防止空喊政治口号、用政治代替一切的倾向。
　　4、政治纪律。即在新闻宣传中要增强纪律性，自觉地按照党的新闻宣传规律办事。
　　5、政治鉴别力。即在新闻宣传中要提高政治鉴别力，分清是非，辨别虚伪。在错综复杂的斗争面前，善于保持清醒的头脑。
　　6、政治敏感性。即在新闻宣传中要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善于辨别政治风向。
　　7、政治远见。即在新闻宣传中要站得高，看得远，高瞻远瞩。
　　第二节 理论修养
　　[记者的理论修养]是指记者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即马克思主义水平。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结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对个人来说，它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记者要提高理论修养的原因：
　　1、历史的经验教训，因为理论水平不高，不仅会导致报道的思想水平不高，而且会导致在理论上犯错误，分不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在报道中出现混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情况，这方面有十年动乱的教训;
　　2、宣传中常常出现片面性的问题，和理论水平不高、思想方法片面有关;
　　3、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等，都需要在理论上给以说明;
　　4、读者的思想水平越来越高，识别能力越来越强，他们对报道中有一丁点儿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很快就能识别出来。
　　第三节 知识修养
　　记者知识修养的标志，主要看他的知识结构是否合理。所谓合理，既要博，又要专。
　　从记者工作的需要出发，我们把记者要博的知识结构分为五个层次：
　　1、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
　　2、文学知识(这是基础知识)、历史地理知识、经济学知识、法学知识、社会学知识、统计学知识、心理学知识。
　　3、自然科学知识。
　　4、新闻业务知识。
　　5、外语知识。
　　第四节 专业修养
　　记者的专业修养包括的内容主要是：一要学好新闻学;二要有较强的独立作战能力，一专多能，是业务上的多面手。
　　一、要学好新闻学，这是对记者的起码要求。
　　二、要有较强的独立作战能力，一专多能，是业务上的多面手 。独立作战能力包括采访能力和写作能力。采访能力主要包括社会活动能力，发现新闻的能力，调查研究的能力，观察问题的能力，判断事物的能力等。
　　新闻写作能力的要求：要讲究语法、逻辑、修辞;要掌握新闻写作规律;要重视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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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admin1@&&&&&&&&&&&&&&&&施滨海：回忆赵紫阳同我谈话前前后后 - 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编者的话】2015年1月17日是赵紫阳逝世10周年纪念日。赵紫阳在80年代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但如今已为多数人淡忘。1995年12月24日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赵紫阳居所中，他同中国经济时报原编委施滨海曾有过一段的谈话，涉及了自己与胡耀邦的工作关系，当时距离中国的“六四事件”发生已六年多。本文为施滨海先生对当时谈话前后背景的回忆，FT中文网刊发，以飨读者。
关于胡耀邦与赵紫阳的关系如何，特别是在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的前前后后，赵紫阳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一直都有不同的看法。在我能私下谈得上话的老人中，诸如项南、朱厚泽、李洪林（原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编者注）等人都或多或少地认为，赵紫阳不仅没有积极支持胡、挽留胡，反而说了一些不利于胡耀邦继续当总书记的话，这些话也仅限于私下议论，未见诸公开文字。可是，到了1995年8月，即吴江《十年的路》（第一版）一书由香港镜报出版后，胡与赵的关系，特别是赵紫阳在胡耀邦下台问题上甚至起了“关键性作用”，成了热议的话题。
由吴江《十年的路》引发的胡赵关系争议
吴江在书中写到：胡耀邦的突然辞职下台，可以说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赵紫阳既上书责怪胡耀邦过多干预国务院事务于前（这就是“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罪名的由来），又指责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于后。把两个严重的罪名加到胡耀邦头上。然而，赵紫阳未深思“唇亡齿寒，胡倒赵孤”的道理，在当时那种情形下忘掉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和确有的历史教训。因此，事实是：赵紫阳要求“解决胡耀邦的问题”，恰恰为别人“接着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创造了条件。（吴江《十年的路》1998年第四版，第210页）
不仅如此，吴江还在书中提到：“日，赵紫阳又亲自给邓小平写信，提出请求解决党的领导制度问题，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及早解决这个重大问题。”此信致邓并抄送陈云，但这样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却并未同时抄送胡耀邦。所以此信虽然未点名，其针对性是清楚的。这当然是一件严重的、非同寻常的事。这封信后来在批评胡的“生活会”上由薄一波在批评发言中宣布了。赵紫阳这样做是否明智，事实很快有了答案。（同上，第198、199页）
由于吴江是胡耀邦在位时所倚重的旧臣，他的话，别人当然不会不当回事。一段时间，有关“赵倒胡”的说法在大陆坊间沸沸扬扬。香港媒体更是议论纷纷。其中有一种看法直指大陆有人故意“抬胡打赵”，分化以胡赵为代表的改革势力。不久以后，赵紫阳在约我谈话时也持类似观点。
吴江的书是否为 那些“抬胡打赵”进而分化胡赵改革势力的意图起了什么作用，至今也没有定论。
1995年“十?一”假日期间，我同前妻张满红一起去东单煤渣胡同当时人民日报的宿舍拜访胡绩伟（原《人民日报》社长，编者注）。胡老知道我同香港镜报有关系，问，徐四民（《镜报》创办人）对内地形势出于什么判断，在这个时候出版了吴江的书？并表示赵紫阳那里很有意见，吴江讲胡、赵的关系有什么用意？更何况胡耀邦如何被迫提出辞呈，与吴江书中谈的原因也有较大出入。最后，他建议我去找宗凤鸣（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编者注），说宗老与赵是同乡，赵下来以后，宗与赵的接触大概也最多，而赵对吴江一书的意见大都是宗老向他转述的。
也许当时出于记者职业的敏感。不久以后，在北航的家属楼我见到了宗老，他向我转述了赵本人对那个有关他和胡关系的传言的看法。赵最早听到有关他和胡关系的那种议论，大概是阮铭在外面发表的一些议论。不过，他没有太在意，直至吴江的书在香港出版后，他从香港报纸的有关报道和评论中了解到吴江在书中对他的一些指责。这些指责，要么是不了解情况，要么是有意夸大他和胡的分歧和矛盾。于是赵警觉起来，觉得不正常，甚至觉得吴江背后有人。后来香港报刊有提到大陆有人在故意分化胡、赵改革势力，赵更相信了自己早先的警觉：有人想在他和胡耀邦身上做文章。宗老告诉我，赵还同他讲过，吴江的夫人邱晴与李先念、李鹏及夫人朱琳的关系非同一般。赵为什么要同宗老讲邱晴与李先念、李鹏、朱琳的关系，显然有他自己的考虑。
围绕一封赵紫阳写给邓小平的信的猜测
讲到《十年的路》，有个重要细节不得不提，就是书中提的日赵紫阳写给邓小平并抄送陈云一封信。这封信受到吴江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质疑：即既信中内容既然涉及解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问题，为何要绕过总书记胡耀邦？他们认为赵在1984年5月就已开始要求解决胡的问题。这封信并不长，也不涉及胡耀邦，只是赵针对黑龙江省委书记陈俊生的一封信里提出的问题作了回应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陈和赵的信都不长，现抄录于此。
陈俊生信原文如下：
彭真同志：
看了5月12日《人民日报》第4版登载您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受启发。你提出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靠健全的法制；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是一致的。我衷心拥护您的讲话。照这样办，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会得到保证。党中央抓这件大事，真乃抓住了根本大计。如果我们党建国之初即抓法制这件大事，也许不会吃“文化大革命”那样“无法无天”的大苦头。
现在党中央领导下的这个时期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是这样的时期，尤应清醒地考虑长治久安的大计。现在强调法制确实是抓了长治久安的根本。
在反复学习您的讲话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使我们的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真正做到像邓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使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就应当对保证民主制度和法律本身进行立法，即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的宪法和基本法进行立法。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还不能使宪法和基本法保持长期的稳定性，隔若干年就全面修改一次宪法。说是修改，实际上把旧的全面推翻，废除重写。这种做法有其历史原因，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给法制带来不良的后果，它使人们感到我们的各种法生命力很短，随着领导人变动而变动，甚至随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变动。因而人们不那么严肃地对待它，法的权威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现在都说目前这部宪法和若干基本法很好，但是谁也不敢保证说，隔若干年后不会再来一次废除重写。因为我国并没有就法的稳定性、连续性进行立法。在这方面还是靠人来保证，不是靠法来保证的。这样就使人们有一种担心，在若干年后，会不会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影响法的变动，法制能不能持续下去？当然，人们对法制是充满信心的，但是这种信心也还是建立在对现在党中央的信任上。也还是由于人们对党中央的信任，所以对在现在的党中央领导下所有制定的法律就要求保持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允许今后有任何人破坏它。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无论根本法还是基本法，都有需要做些相应的修改，但这样的修改，不应该采取全面推翻，废除重写的办法。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补充，即需要增加某项条文时，就通过法律程序增加某项条文；需要去掉或修改某项条文时，就通过法律程序去掉或修改。增加和修改之条文，应从公布之日起生效，不应追溯既往。也就是说，人们不触犯当时的法律即为合法，而不必担心将来可能通过的任何新法律。如有违法行为，也只能按当时的法律进行处罚。这应当成为一条立法原则。这一原则，对保持法律的严肃性和可信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欲实行法制，不使根本法和基本法都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并使法的尊严逐渐成为人们的习惯和生活常规，是不可思议的。为此，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立法，宣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宪法和基本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今后不论再遇到什么情况，谁也无权将它们废除重写，也不能用将来的法律追溯现在，谁这样提出问题，他本身就是违法。要规定修改宪法必须经过什么程序，使修改宪法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想，这样从立法本身来解决法的稳定性、连续性，可以大大增加法的权威性，使人们对法产生严肃感，会大大坚定人们的法制观念，更加自觉地遵守法律，这使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有了法律上的保证。
以上意见，如有错误请指示。
黑龙江省代表团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
赵紫阳在家中
赵信原文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同志建议一件，请阅。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1984年5月26日
赵紫阳的心结与邓小平的反应
后来宗老在同我谈话中提到，当外界对这封信开始有所传言时，赵紫阳曾给李昭写过一封信，并附上1984年他写给邓、陈的那封信。赵起初以为自己是可以澄清这件事的，但李昭一直没有给他回复，赵开始意识到李昭可能对那封信有她自己的想法，甚至胡耀邦去世前也可能对那封信有什么想法。这便成了赵的一个心结。赵后来在同我谈到“可惜耀邦死了，本来是可以说得清楚的事”时所流露出来的凝重和无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012年1月17日和日，赵紫阳的秘书李树桥在同我的两次谈话中谈到：信是白美清（赵紫阳秘书兼国务院副秘书长）起草的，意思是赵的意思。有人讲赵为什么不与胡联署而绕开胡单独写信给邓、陈？尤其是这样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信也没有抄送给胡。当时的格局，真正当家的人是邓或说是邓和陈，事涉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只能寄希望这两位老人来作主，何况处于胡赵这样位置的人如果联署上书老人家，显然会犯了大忌。鲍彤后来有句话：你看到过刘少奇、周恩来联署向毛上书吗？关于这封信，邓小平和陈云始终没有作任何回复。
他们为什么对赵紫阳的信没有作任何回复，似乎无从谈起。赵事后也只说了一句话，“我要说的已经说了”。
邓果真没有作任何反应吗？
作者与李锐
2013年春节，我去李锐（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家拜年时适逢延滨（李昭好友楚侠的女婿）。延滨和其爱人王元元是胡耀邦下台后经常陪他聊天的人，有时胡还主动约他们夫妇去家里聊天。日，胡耀邦离世前十天，李锐就是在王元元陪同下与胡长谈（胡德平中途加入谈话）。当天，在我向延滨询问胡耀邦同他们的谈话有没有涉及过赵紫阳信件的问题时，尽管我已推测到胡会谈出点什么来，但延滨的回答仍让我十分震惊：邓在接到赵信后，仅一两天就将信交给胡说，你看看。胡看后说，不明白。邓又说，你再看看。胡耀邦接下来怎么回答邓小平，邓又说了什么，延滨就没有再向我透露了。
笔者不太理解的是，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促使邓小平在仅隔一二天之后就将赵信给胡看，而且不是批转，当面交给胡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邓小平一定在向胡暗示什么。
然而，赵紫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直到他去世都不知道就在他访欧期间，邓小平曾有过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
同样，胡耀邦也不知道邓小平就在给他看过赵信一个月后的6月28日上午，又在其住地同胡启立谈了对他对胡耀邦的相当负面的看法，即“在反对自由化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
赵紫阳曾向我回忆道，胡启立在“生活会”上讲了这句话后，他才知道邓对胡讲过那么重的话。在此之前，胡启立并没有向他透露过邓的这个讲话。更关键的是，邓还向胡启立讲了“寄希望于赵紫阳”这样的话。胡启立也没有告诉赵紫阳。直至2012年，胡启立秘书张宏遵在整理胡启立笔记时才发现邓小平在日上午讲过这句话。
2014年1月17日，《炎黄春秋》杂志举行新春联谊会时，张宏遵向我证实了这一发现。此外，邓还谈到，“耀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处理不力”、“你胡启立胆子太小”等。可见，在那个时候，邓就开始动了用赵紫阳换胡耀邦的心。
胡德平对胡耀邦态度的还原和澄清
为了了解胡家对这封信的反应和看法，我请李锐老先生为我写了一封介绍我去拜访胡德平的信。日，我按事先与胡德平约定的时间来到全国工商联，他的秘书王毅把我领进胡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胡德平。1984年，他在武汉《青年论坛》创刊号上发表《为自由鸣炮》，影响很大。不过，我那时在上海，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我们几乎没有寒喧，他看了李锐老的信后便直奔主题。
胡德平告诉我，关于那封信，他母亲那代人有她那代人的想法，要改变也不容易，至于他和家里其他人，想法可能也不一样，他并不认为胡赵有多大的分歧和矛盾。他认为他父亲和紫阳他们那一代人在“文革”结束后都有一种“还债”的心理，至少他父亲是这样想的。在那种局面下，经济怎么搞，什么样的发展速度才是更有益的，有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他谈到：“老实说，你不来谈，我对信这个事也不是特别的在意。倒是社会上总有这样那样的传言，莫名其妙，完全不是事实。
比如：赵紫阳来医院看我父亲，我父亲当时说，你们都很忙，不要一个个来看我了……父亲说这个话时我就在旁边，可是后来被歪传成‘你还有脸来看我……等等’。”他还加重语气说，“那可不是老百姓在传，而是比较高的层面上的人在互相传。”
胡德平还说：1988年11月底，我父亲在湖南长沙休息，有人参加刘少奇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后来找我父亲，还称同我父亲是“度尽劫波兄弟在”。最后他提出要同我父亲联手参与“倒赵”。我父亲不仅拒绝，而且劝他们也不要这样做。当时，我就猜想这个“有人”是不是邓力群？但胡德平坚持以后再说。
不久，我将此事告知李锐。老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邓力群嘛”；接着又补了一句：“厉害啊，他们要拉耀邦，想把紫阳搞倒，耀邦不干！这个事耀邦最后同我谈过。”
关于邓力群的这个“动作”，胡耀邦的老秘书刘崇文曾在2009年第9期和2011年第12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发文作过披露，事实上，我早在1997年元月号的香港《开放》杂志上就已发文作过披露。
2011年4月15日，我在江西共青城巧遇也来胡耀邦陵园凭吊的刘崇文先生（原胡耀邦政治秘书，编者注）。我对老人讲：“回忆和分析胡耀邦下台后的心态，您老《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谈得最彻底，因此也是最有价值的史料之一。”老人却说，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人认为是向胡耀邦抹黑；可是胡德平看了给我打电话时竟在电话里就哭了起来……。关于邓力群当时在长沙的那个“动作”，老人说：“耀邦同我谈时依旧十分生气，也看得出他十分忧虑。”
很快，我就将自己同胡德平的谈话内容告诉宗凤鸣老先生，并请他转告赵紫阳。
1995年12月24日接近中午时，宗老给我打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小施，你下午二点半前到我家来”，说完就挂断电话。宗老是一个非常善良且非常谦卑的老人，在我们过去的交往中，老人从未用过这样的口吻让我去他家里，而通常在电话里知道我要去时，就会用他浓重的濮阳口音说：“欢迎啊，你来我总是很高兴的。”我本能地意识到，这个电话可能与赵紫阳有关。
下午二点一刻左右，我到了宗老在北航的宿舍，赵紫阳的司机吴增彬已在等候，宗老简单交代了几句，我们就乘坐赵紫阳的坐车径直往灯市西口赵的家里驶去。
我在车上心想，我刚想将与胡德平访谈的简要内容请宗老转告赵紫阳，没想到才过二天，赵就要召见我并要听取胡德平的看法。可见赵对他给邓、陈的信在李昭及其下一代人那里有什么反应是非常重视的。
20多分钟后，汽车停靠在富强胡同六号的红漆大门口。吴增彬把我们引进到赵的书房，也就是每年赵的祭日和冥诞日供来人凭吊的屋子。几乎没容我有时间环顾书房藏书，赵就推门进来了，一边走一边说“来啦”。我立即起身趋前同赵握手，只说了一句“大家都很想念您”，便回到了离赵要落座的椅子较近的沙发。这时听到他十分宏亮的声音，象是自言自语：“我可是张学良啊，至少是半个张学良！”
关于这次赵与我的谈话，宗老做了记录，有时也插话，我也作了录音。事后，我让吴稼祥、单少杰、李可等听了全部或部分录音。
赵紫阳同我的谈话文章发表前后
依据谈话录音，我形成了一个文字稿，大约有一万多字，试图说清楚赵的那封信和赵本人有没有在胡被迫辞职问题上起过“关键性作用”。文字稿经宗老送赵审核，赵不赞成马上发表，也不是很满意。宗老传话说，赵主要是不赞成我的写法，认为那样只是针对吴江个人。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吴江是真姓实名，而我只能匿名。在以后半年多时间里，先后看过稿子的李锐、胡绩伟、王若水（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原研究员）等都主张应在境外发表，他们认为其中有些细节有助于现时人们了解当时的高层运作。为此，我又向宗老征求意见，他的意思是：赵考虑过我的安全，如果吴江背后真的有人，用诸如泄密什么的说法，来治我的罪，易如反掌。既然李老、胡老他们都赞成发，我也有准备，那就由我自己决定，至于赵那里他会去解释。
孙长江夫妇
我又将文字稿作了修改，并让学兄单少杰、胡少安等看过，遂于1997年元月发表在香港《开放》杂志上，题为《驳赵紫阳倒胡说——吴江新著&十年的路&读后感》，署名史笔。杂志总编金钟先生为我安全着想，有意在编者按中称作者为中共中央北京高干。不久，宗老告诉我，赵紫阳看了《开放》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后说了一句话：这算是个开始吧！后来我知道赵又找了孙长江（首都师范大学哲学教授，1978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主要撰稿人，编者注）等人谈话。
有意思的是，文章发表约半年后，孙长江突然告诉我，吴江曾打电话问他香港《开放》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是不是他写的。他的回答倒也实在，说哪有学生批评老师的道理，再说如果真是自己写的也不会匿名，更不会称自己是北京高干。
孙长江是不是吴江的学生，我未及细问。但赵找他谈话以及他写成稿子后送赵修改的事，我是知道的。我还知道在与赵谈话后他又找吴江交换意见，但吴江拒绝了他提出的再版时修改部分内容的建议。孙长江后来没有发表他与赵谈话的那篇文章，直至今日我都没有问过他为何没有发表。倒是在日我陪他和师母孙伟同往赵家凭吊的第二天，他让我看了有赵修改字迹的那篇文章。
随着时间推移，吴江书中有关他认为赵紫阳在胡耀邦被迫提出辞呈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说法，显现出来起来越多的硬伤，特别是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已足以纠正那些不管是因有意夸大、还是因不熟悉高层运作，而主观臆想出来的并以讹传讹的失实之处。
比如，像在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宣读赵紫阳1984年5月给邓、陈信这件事，赵曾十分遗憾地对我说，有没有薄念信这回事，不少参加“生活会”的人都还在，稍作了解，就不会发生后来有关这封信的这样和那样的误传。赵紫阳是在日邓小平召集陈云、杨尚昆、彭真、万里、薄一波、王震、赵紫阳等人，讨论研究胡耀邦辞职信的会上被指定为1月10日“生活会”的召集人之一，另外还有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四人，其中薄一波为会议主持人。（见王晓中《中顾委工作纪实》）因此，赵的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2013年5月29日，我在三亚第二次访谈阎明复（1987年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当年参加过“生活会”的阎明确无误地告诉我，在“生活会”上他没有听到薄一波在批评发言时有宣读赵的信这回事。他还特别大声地对我说，余秋里（1987年任中顾委常委）发言的火药味特别浓，胡耀邦突然站起来说：“我受不了”，紧接着摔门离席，在走廊里放声痛哭……
吴江对我的文章“很不高兴”
早在月间，在一次由杜润生、于光远、李锐、朱厚泽、李慎之、吴明瑜（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刘堪（原农业部副部长）、孙长江、林京耀（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郑仲兵（著有《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等参加的老人聚会（也有几位年轻人如韩钢、李胜平、马立诚、李郁和我都在场）上，我曾利用空隙时间向朱厚泽了解“生活会”的情况。他告诉我，大概吴江也听到了赵紫阳对他在香港出版的《十年的路》有意见，就到我家里来谈。
我对吴江讲，在“生活会”上，薄一波在对胡批评发言时有没有宣读赵在1984年5月给邓、陈的信，我没有印象。但过后不久，我从别人那里听到他跟别人讲，朱厚泽说他在“生活会”上听到了薄一波宣读赵的信。朱厚泽说，薄一波如果在“生活会”上念了赵紫阳这封信，这是大事，我不会没有印象；孙长江过去同吴江在党校共过事，关系好，我就请孙长江带口信给他，说在胡赵关系上，我有看法，但你讲的不是我的意思，把我没有讲过的话说成是我讲的，这样不好。
孙长江有没有按朱厚泽的意思给吴江带话，我曾两次向其证实。在决定写这篇回忆文章后，我于今年2月4日再次对他访谈。孙幽默地对我说，“人家是部长啊，我当然得带啊！”他停了一下又说，不过，吴江“很不高兴”。对于吴江的“很不高兴”，孙长江的解释是，不光有我给朱厚泽捎话的原因，还与我同他在赵是否参与“倒胡”和那封信等问题上都有不一致的看法有关。很长一段时间，吴江也不怎么理我了。他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按今天的话来说，是我的老板！
我听得出来，孙长江有些许无奈。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他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吴江去世以后，孙长江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说，不仅他自己不是很满意，于光远也说过，他看这篇文章只把它当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常识问题，“浏览一下就放下了”，而且后来听说胡耀邦对文章本身在理论论述上也不是很满意，尽管这篇文章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当时有关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还远没有结束，照邓小平讲话的意思，要考虑补课。因此，吴江同孙长江商量，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受到责难的，他要求孙长江写一篇反驳这种责难的文章。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日《解放军报》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由孙长江执笔，但孙一直强调吴江作了很多修改，而且这篇文章怎么发表、怎么署名、在哪里发表，等等，都费了很大工夫。发表后，胡耀邦是满意的。2009年9月，《吴江文稿》（全三卷）被收入“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文稿》上卷收录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并将其列入首篇。
近几年来，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探望孙长江和师母孙伟，话也说得多。每每谈及他参与的一些事情的经过和细节，他常常只是摇头，说没意思，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多写什么……。
2007年初，由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一书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日赵紫阳与我的谈话（见附录）。这篇谈话是宗老根据我发表在《开放》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和他自己的记录整理而成的（书中称“施滨海整理要点如下”）。书稿交香港出版前，我曾看过一部分内容，包括宗老为我整理的那部分谈话内容。当然，也有个别容易产生歧义的地方，例如，书中第211页赵讲到，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所做报告《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事实是，胡耀邦的这一讲话因胡乔木的反对而至今都没有全文发表。此外其他地方都记述得比较准确。说实话，这对当时已有七十多岁的宗老来说实属不易。
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在香港出版后，海内外反响热烈。尤其是对赵晚年有关中国未来的思考和有关改革的历史反思，社会各界表示出极大的敬佩。不过，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宗老年事已高，赵与他的谈话，未必是深思熟虑的，而宗老又缺乏文字经验，谈话由宗老来回忆整理，无法真实记录和准确表达赵当时的思想和认识。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正因为赵与宗老的谈话常常是不经意的、慢谈性的、没有特意经过梳理的，才显得更为真实，更能反映出这位政治家当时的特殊心境，也因此，才显得更有价值，更是珍贵。
可惜，我的这些看法都没有能像以往那样及时同宗老沟通。事后我从单少杰那里知道，宗老那段时间心情并不愉快，甚至有些伤感。从2004年5月起，我受聘为香港上市公司星美国际的独立董事，后又受聘为香港《成报》及其出版社的执行董事和第一副总编，参与报纸版面审定和行政管理工作，疲于奔命北京和香港两地。关于宗老后来的很多事，尤其是他的健康状况，也只能从单少杰那里了解一二。直到老人家辞世，我也是在三、四天后偶然从于浩成老先生那里知道。为此，我曾电话向单少杰抱怨，为什么没有及时告知。少杰回话：宗老病后，他不忍心过多地去打扰他老人家，他也是在几天后才知道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没有能在最后时刻去送别宗老。
去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今年是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和赵紫阳逝世十周年。整个80年代的历史，点点滴滴无不牵动着许许多多经历过并仍关注着这段历史的人的心。作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回忆这段历史，从而更好地展望未来。
2014年2月11日（初稿）
2014年2月28日（改稿）
2015年1月13日（定稿）
中国历史研究者 施滨海
（注：作者施滨海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原编委，香港成报原执行董事总编辑，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专栏o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