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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拟立法引发争议
[导读]广西、湖南拟立法推行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引发广泛争议。对待艾滋病人，是用“服务”还是“管治”？云南等地的实验已有答案。问题是：如果内部意见尚未统一，政策指向也不明显，势必矫枉过正。
许宁所在的N G O组织有十余名工作人员，其中有4名身患艾滋病的工作人员在初筛和确诊阶段个人信息被泄露，周围亲属、单位领导甚至村里人都很快知道他们患艾滋病的消息，给他们的生活和心理带来不可弥补的损伤，一位来参加他们活动的农村艾滋病青年，因为消息泄露不敢走村里大路，出村都是从后山偷跑。“还有一些隐私泄露，发生在政府机关到病人所在的区域内进行随访”，许宁曾经给广西疾控中心提过建议，随访不要开疾控中心的车，否则病人很容易暴露。 在提交广西人大审议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中，关于检测实名制的部分与征求意见稿表述上并不相同，第四章监测与检测部分，专设一条为检测实名制，规定艾滋病检测实行实名制，受检测者应当向检测机构提供本人真实信息，检测机构应当为受监测者保守信息秘密，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广西目前的艾滋病检测现实与此次提交草案中规定的大体相同，在婚检、孕检环节和监狱、看守所、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收容教养所、拘留所等监管场所，都会进行艾滋病强制检测，N G O组织也介绍说，在事业机关、公务员的招聘考试中，艾滋病检测也会同体检一起进行，受检测人可能事先并不知情，但如为阳性会告知并拒绝录用。 方霭介绍，在广西两年实施确诊阶段实名登记过程中，咨询和告知阶段，并不是谁都可以去告知，只有疾控中心的人才可以告知，而且告知的工作人员必须是经过培训的。规定如果将病人隐私泄露出去，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实名制确实会使政府管理更方便，但它不是洪水猛兽，匿名也不是自由天堂，关键是双方缺少诚信。”考察过多国艾滋病情况的方霭认为，艾滋病确认实名制是社会成熟的标志，最大受益者是艾滋病人群。 但防艾N G O负责人许宁多年的艾滋病志愿者工作经验显示，在基层县市保护艾滋病感染者的隐私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在小的县城，很多人都是很熟悉的，一个人说给另一个人听，这个人再传给下一个人，政府很难控制这种人际传播。” 许宁说，他并没有看到过泄露艾滋病感染者隐私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如果有一个申诉部门，他认为艾滋病人是会愿意实名检测的。没有申诉部门，即使隐私泄露了，后果也是病人自己承担，也反馈不到政府那里去。 在广西南宁，艾滋病的初筛分布在疾控中心、部分医院和N G O组织，但复查确诊环节只能在疾控中心做，告知环节的知晓人数只控制在C D C内部少数几个人手中。而当地N G O组织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南宁确实是这种情况，但在柳州等县市，有少数医院也可以做确诊检测，信息由医生掌握。而在基层的熟人社会中，即使少数人员知晓，仍存在泄露危险。 在公益组织做志愿工作8年的郑文(化名)以自己和病友的亲身经历证实了这种危险。近50岁的郑文于10年前经历了信息被泄露的噩梦，现在在南宁一家艾滋病N G O组织工作的他，已经见过不止十个信息被泄露的病友，他们的遭遇大多和自己一样，工作丢了，家也没了，妻离子散，孤独求生。 郑文原是广西河池一家事业单位的公务员，2002年生病住院，他事后才知道，自己血液检测结果出来后，院方将电话打给了单位领导，也把那个可怕的结果告诉了妻子。 事情发生得很快，郑文自己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身边已经没有和他说话的人，甚至连照顾自己的妻子也走了。再次回忆起这一刻，郑文希望自己是最先知道消息的人，“我想以一种更好的方式，轻松点的方法，在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而不是这样贸然得知”。 出院后领导告诉他，因为这个病，他不能上班了，工资只剩下一。妻子带着孩子回到了单位宿舍住，当时40岁的郑文，过了自己生命中最长最长的一年，一个人生活在各种眼神当中。 次年年底，他也坚持不下去了，离开河池来到陌生的大城市南宁，他成为一家艾滋病公益组织的一员，“这里没有歧视，大家不会站得远远地说话”，唯一的遗憾是他和妻子离婚后，已经整整十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一个电话也没打过，他说，孩子今年已经23岁了。武汉：“实名制”一年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正在牵动人们的神经，但这里看起来风平浪静。这里并没有像广西、湖南那样惹人关注受人争议，甚至很少人知道，这里的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已悄然实施一年。分布于社区的VCT咨询检测点，是自愿和保密的，为艾滋病咨询者提供全免费服务。 占才强摄记者 占才强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正在牵动人们的神经，但这里看起来风平浪静。 这里并没有像广西、湖南那样惹人关注受人争议，甚至很少人知道，这里的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已悄然实施一年。 这里实行的是确诊实名制：初筛是匿名的，确诊需要实名。 这似乎受到了广泛认可：疾控官员认为它没有成为障碍；志愿者认为它合乎情理；疑似阳性感染者绝大多数能够接受。 但这里也有不同的声音，也能感受到人们对实名制的各种现实“隐”忧。 这里是武汉。在这里，艾滋病实名检测已施行一年。“实名制”背景：寻找阳性“失踪者” 武汉人张军第一次到市皮肤病防治院做H IV检测是2007年夏天，两天后拿到结果是“阴性”。半年后他主动做了复查，这一次他没去窗口拿结果，而是给三楼检验室打了个电话，报出名字后被告知结果仍是“阴性”，这让他彻底放心并觉得轻松。 当然张军是他的化名，从病历到化验单再到检测报告，他在医院为自己随意编写的这个名字畅通无阻。他认为这并不关键，重要的是结果。“如果当时就要求实名登记，我想我可能连医院都不会去了。”张军是当地一名公务员，他认为自己的名字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属于绝对隐私。 郑卫是病人张军的接诊医生，这位武汉市皮肤病防治院的医学硕士、主治医师，多次接待过张军及其妻子的当面和电话咨询，但也始终没追问他们的真实姓名，这也似乎并无必要。在2011年之前，任何人都可以匿名在武汉市任一检测点做艾滋病咨询和检测，并可以通过代号查询检测结果。 而这种情况从去年起发生变化。 日起，武汉市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开始实名制，对不愿实名者，市疾控中心艾滋病确证实验室不再提供确证服务。武汉市艾滋病自愿检测（V C T）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张万宏介绍，由市卫生局下发实施的这一文件，意图是为防止艾滋病二代传播。 张万宏介绍，以前从保护感染者的角度出发，武汉市各级疾控中心对前来咨询检测艾滋病的人采用匿名制，但是，一些检测者常留下虚假的个人信息，当被确证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工作人员无法联系对方，无法上报这类信息，也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早在2006年，张万宏就亲自经历过一起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玩失踪”的案例。此事当时被《武汉晨报》报道，引起众多专家和市民的关注，有网友甚至发动广大网民一起寻找“失踪者”。 “以前这样的事很常见，很多来检查的人在知道阳性后就再也不露面了。”张万宏表示，对此医院和疾控中心长期感到无奈。而去年起施行的检测实名制，正是为了防止类似疑似病人“流失”。 “实名制并不意味着隐私公开。”张万宏解释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误解，医院和疾控部门绝对不会对外泄露个人资料，如果工作人员向无关人员泄露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相关资料，除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对此可以完全放心。 “实名制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传染源，通过沟通，让对方知晓他可以享受的权利，可以看病治疗，可以了解相关知识政策，而且通过有效监控，杜绝艾滋病的二代传播。但在以前，很多时候你找不到人怎么办？” 官方机构：“检测量不减反增” “武汉市并不是全国最早搞艾滋病检测实名制的，以前其他省份有些地方已经这么做了，我们从去年开始实名，也算是走在前面的。”2月17日，武汉市卫生局疾控处副处长周旺和南都记者谈及实名制背景，认为它是很多地方基于自身工作的共同考虑。 根据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一篇文字介绍，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2004年以来，我国各地都在鼓励检测者使用实名。一些地区在检测操作时实际已经在使用实名制，这使国家出台的“四免一关怀”等政策能及时惠及广大感染者。武汉市是这些地方的经验借鉴者。 据周旺介绍，武汉的检测实名制分两步，“初筛可以是匿名的，任何人都可以来，一旦检出阳性，我们就会通知他来拿结果，并要求医护人员和他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沟通，对他的病情告知并作评估，这时就要求他留下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周旺说，根据美国一项调查，在初查患者阳性被告知后，其艾滋病传播活跃程度就会下降约70%，因此作好病情告知就能很好地控制和降低风险。 在武汉实名制的施行中，有没有因需要实名确证而造成人员流失呢？对此周旺的说法是，“我们所有的病人，都100%能够接受。” “当然有些病人出于不信任，有顾虑的也有，但这方面的障碍和阻力，在实际运作中还是比较少。我们把道理讲通了，他们基本都可以接受。”周旺说，作为被检测对象，最大的顾虑还是怕隐私被别人知道了，“但这个隐私是有界定的，这个隐私对某些人来说不应该成为隐私，对他人构成威胁，对他的利益相关方来说就不应该是隐私。” 周旺打比方说，“假如你是个感染者，你的老婆就是利益相关方，你说你爱不爱你的老婆，你爱，那你就应该让她知情。而且我们会告诉他，实名制后我们就可以及时掌握他的健康状况，定期对他随访治疗。通常这样解释之后，他们都能够接受，这是我们的需要，也是他自己的需要。” 武汉市自去年起施行实名制后，检测量跟往年比有没有变化？对此周旺的回答是：“反而增多了。具体数字我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实名制并没有成为障碍。” 据武汉市疾控中心公开的一份全国数据，自2004年全国各地鼓励检测使用实名，一些地区实际操作已在使用实名制以来，艾滋病检测并没有因为倡导使用实名而减少。这份统计数据显示，近年全国艾滋病检测人数逐年增加，年检测总数较2004年、2005年成倍增长，2010年已增加到约6000万人次，2011年又增加到约8000万人次。 在武汉市皮防所，市艾滋病自愿检测（V C T）项目办主任张万宏也印证了周旺的说法，他向记者介绍，武汉市自去年启动实名制以来，检测量和往年比“总量上差不多，没有减少”。而且在与被检测对象通过沟通取得信任后，“可以说几乎所有人都会把自己的实名告诉医生，90%以上都是没有障碍的。” NGO组织：“‘不愿意’占90%多” 但是也有不同的说法。 在武汉市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一位医务人员告诉记者，去年他们到下面去做项目，就遇到过一些人被实名制给“吓跑了”。 “所谓做项目，就是区疾控中心请我们皮防所下去给一些人做检查，比如说同性恋等高危人群。有些人初筛检查是阳性，我们就通知他来复诊，这时按要求他要实名，但有些人一听说实名，就不愿意再做检测了。” 这位医务人员还透露，检测中，区疾控中心发现有些病人并不是武汉本地的，而他们也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所在地检测，主要还是怕泄露自己的隐私。而据医务人员与这类异地检测者交流，他们比较普遍的心理是，选择陌生的地方做检查，在能够保证他的隐私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实名的。 “很显然，实名制还是让他们感觉到不安。这里面有很多误解的成分，但要打消他们的顾虑，需要做大量的说服工作。”在武汉市皮肤病防治院，一位医护人员认为因实名制流失的病人并不多，关键还是说服。 武汉馨缘工作组，是南都记者在与中盖武汉N G O项目（中国“国艾办”与美国“盖茨基金会”的一个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联系后，对方推荐的一个C B O（社区基层小组）志愿者队伍。2月18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汉口铭新街一套简陋民居里的这个社区小组，该组负责人余老师与一帮志愿者正在讨论的焦点话题，也正是最近广西拟出台的艾滋病检测实名制。 “如果初筛也实行实名制，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愿意来做检测？”余老师和志愿者们态度鲜明，表示否定和怀疑。 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广西草案中还提及，接受检测者须在得知确诊结果30日内将感染艾滋病的事实告知配偶，30日后当地疾控机构将有权告知其配偶。“这段时间我们争议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为此，据馨缘工作组介绍，他们联合其他N G O组织设计了一份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就是上述两个问题，大意为：一、如果艾滋病检测将实行实名制，你愿不愿意接受？二、如果你确诊为阳性感染者，你将有义务在30天内告知你的伴侣，如果不告知疾控部门会强制告知，对此新规定你是否愿意接受？ 此问卷通过他们掌握的同志网络、感染者网络等渠道发布后，“到现在参与调查的差不多有5000多人，回答‘不愿意’的占了90%多。” 现实“隐”忧：个人隐私如何保密对武汉去年起施行的实名制，馨缘工作组余老师了解的“实情”是，“其实按疾控中心的要求，初筛也是要求实名的，你可以问一下，他们推出实名制后，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去他们那里检测？你再比较一下我们这里的检测量有多大？” 蜗居于社区陋室的武汉馨缘工作组，成立于2000年，最初在武汉的同志社区做健康文化和心理辅导，2002年开始接触艾滋病做感染者关怀等，一直靠自筹资金和大量义工，2005年起承担一些国际N G O项目，在中盖来武汉后又成为其分支实施机构。目前该工作组有专职15人，志愿者70多人，是武汉一个颇有影响的CBO小组，每个月来这里做H IV初筛的约七八百人，主要集中在男同人群。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这个人群中找到更多的感染者，把他们找出来，让他们尽快接受治疗。同时对他们做心理辅导，将传播率降到最低。”余老师介绍，馨缘对检测者只做初筛检查，一旦发现疑似阳性感染者，则建议对方到疾控中心做进一步确证。“我们一直都是匿名的，从来不要求实名。” 余认为，尽管实名制要求医护人员对检测者信息保密，但在目前医患关系并不乐观的大环境下，仅凭一纸规定就想让检测者放心显然不切实际。而在现实接触中，检测者还可能面对各种私密考问，这就涉及到实名制后的个人隐私暴露。“譬如一些人到医院或疾控中心做检测，他会问你为什么来检查，跟男的还是跟女的，有多少性伴侣？从医学检测角度来说，他问你这些行为方式，因为可能会牵扯到后期的治疗。但这样你的个人隐私就暴露了。而且你也许仅仅是做个咨询做个初筛，但你都要提供所有的信息，万一这个工作人员保护不好，流出去了怎么办？所以我是不赞同初筛实名制的。” 余认为，避免艾滋病人流失的问题，检测实名制或匿名制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个人隐私如何保密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来馨缘工作组检测的全部都是匿名，但从没发生过病人流失的现象。” 社区工作组：“反对初筛实名，赞同确诊实名”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出现流失？经验是：尊重。”余老师认为，真正从内心里尊重病人，没有任何歧视，是志愿者与医疗机构的最大不同。 “中国目前医患关系缺少的就是尊重，为什么有些病人对医护人员不信任，却信任志愿者？就是因为我们给了他尊重感，在我们眼里，他不仅是个病人，更是一个生命。” 余说，从去年起武汉要求实名制，“但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要求他实名，我们只是做初筛，如果初筛阳性，我们就会跟他本人先讲清楚，你如果要做下一步确证，政府要求是实名的，然后由他自己决定，他决定好了再做，没有决定好就不做。”余表示，他们不会给对方压力，只希望能给对方帮助，而最终对方都能接受。 对确诊检验实名制，余表示，“这个我们与疾控中心的意见是一致的，如果你是阳性，国家规定要给你免费治疗的，你不能说匿名去治疗吧？那一年五六千块钱都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确诊匿名就说不过去了。对疑似阳性感染者，你把这个讲透了，不带任何歧视、任何偏见，不把你道德观、伦理观都带进来的话，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往往一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不是这样的。” “现在大家讨论的是，连初筛前都要实名，那很多人就不会去做了。所以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初筛实名制我们坚决反对，但我们赞同确证实名制。”余老师这样阐述他所代表的馨缘工作组的立场。 在实名制被民间广泛热议的最近，记者注意到，在一些同志、感染者聚集的网站和论坛里，发布供应艾滋病检测试纸的广告呈骤增趋势。厂商多以最近一些省份拟推的艾滋病检测实名制为宣传背景，“为个人隐私安全起见，建议大家采用新的艾滋病检测方法，如通过试纸进行简单、安全、准确的艾滋病检测”。 而这也正是余老师的忧心所在。“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其实感染者是完全可以治疗的，有的存活得相当好，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果到我们这里来检测，我们会给他做辅导，让他明白艾滋病并不像社会上说的那么可怕。如果实名制后他们都偷偷地买试纸，自己偷偷地去查，而试纸阳性并不代表感染，感染者也并不代表艾滋病，就是艾滋病也不一定会死。结果他试纸显示是阳性，没有任何人给他做辅导，他跳楼自杀了怎么办？本来是帮助他，结果是毁了一个生命。” 余认为，实名制必然会引起诸如检测试纸热销之类的连锁反应，“对厂家来说，他们当然很乐意，但这样很危险，反倒不利于国家对艾滋病的控制。”“实名制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它因为这个病（艾滋病），解构了整个社会的性关系，并牵扯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文化、道德、伦理、价值观，包括医患关系等等。” 余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改变社会的环境因素，消除偏见、歧视，把艾滋病正常化，不要给它贴标签。另外普及性教育，承认性的多元化，行为的多元化。“把中国人历来喜欢藏起来的性和艾滋病的知识普及了，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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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哪些医院能查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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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疾控中心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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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三甲都可以查的，确诊的话要由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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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艾滋病试纸去什么地方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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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爱卫产品经过中国疾病预测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其潜伏期长短与感染病毒的数量。未发病者有的可长期甚至终生隐匿，所谓的潜伏期表现腹泻或者淋巴结肿大或者发热等任何疾病都可能有这样的表现的、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只有靠查血hiv来确定，hiv感染以后没有任何特异性表现、新疆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年人主要是不洁的性生活感染、型别，平均7～10年的时间才能发展到艾滋病期，血液或者母婴三种方式传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零二医院、北京地坛医院等权检测试纸有好几种，营养条件及生活习惯等因素有关，hiv可以通过没有保护措施的不洁性生活，人体感染艾滋病后需经过0.5～20年，感染途径，机体免疫状况、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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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已在 艾滋病艾友网，用了5份血测试纸检测是阴性的，现在放心了，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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