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安晓芬：投拍《小时代》是儿子拍板的
[摘要]制作人安晓芬，在以男性居多的中国影视圈老板中，杀出一条血路。今年，因手握《钟馗伏魔》等7部重磅影片，她成为影视圈名符其实的“女王”，而此时她一手创办的大盛国际传媒，才仅走过5个年头。内地影视圈“第一女老板”安晓芬来源：腾讯出品
腾讯娱乐专稿（文/喻德术 视频/ 王栋）安晓芬何许人也？你如果关注过——这部几乎让70后、80后与90后、00后的代沟深过马里亚纳海沟，看完就能迅速分清敌我关系的青春偶像片——你应该会记得这个名字，她是《小时代》1、2的制片人。王长田的光线、贾跃亭的乐视、于冬的博纳、王中军和王中磊()的华谊兄弟……中国影视圈的老板以男性居多，但安晓芬却在“男人的世界”里杀出一条血路。2014年，安晓芬因手握《飞虎月亮花》、《钟馗伏魔》、《我是女王》等7部重磅影片，成为影视圈名符其实的“女王”；而此时她一手创办的大盛国际传媒，才仅仅走过5个年头。如你所知，这个圈子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红地毯和闪光灯让人意乱神迷，实则极为残酷，成百上千万扔进去，经常泡都不会冒一个。是什么让她在这里立足？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进了安晓芬位于朝阳门银河SOHO的办公室。其办公桌前放着一捧巨大的鲜花，那是系列制片人葆拉·瓦格纳刚刚送来的，还散发着醉人的香味，却惟独不见安晓芬人影。正要落座，她忽然穿着高跟鞋跑了进来：“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今天一堆会……”话音未落又跑了出去：“不好意思，你再等我一会儿。”再进来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半小时之后了。她整理了一下标志性的披肩发、考究的金丝眼镜和职业上装，忽然就从一个秘书的状态变回了总裁。随后聊到和，聊到《叶问》( )和《小时代》，聊到她从一个“门外汉”变成行业翘楚，这段奋斗历程再次印证了那句至理名言：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叶问》系列、、《飞越老人院》、《李献计历险记》( )、《小时代》1和2……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过安晓芬一手推出的无数影片，但传奇的故事总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开端：没错，她当初也是一个“门外汉”。安晓芬说，参与工作之前，她学的是电气自动化专业，与之间隔着“万水千山”。女孩子学这个专业，用起来往往很难，后来不得已，她转行当了秘书，然后又“充电”学习，转行做了财务：“干财务就不像干秘书，不需要什么专业，你有一个基本的素质就可以了；但是干财务就必须要有财务专业知识，它要求很严格，所以又重新去学了一个财务方面的学位，从此走上了财务岗位。”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掀起了全民从商的热潮，安晓芬于是也从国营单位辞职“下了海”：“我最初的时候，进了海南的一家企业，在那儿做财务，后来其实到张伟平那儿的时候，已经有四五年的经验了。”张伟平是张艺谋的老搭档，安晓芬刚进去的时候，公司并不叫“新画面”，公司业务也不涉及影视，而是做食品和进出口贸易。一直到1995年年底，张艺谋为筹拍募集资金遇到了一点问题，张伟平决定出手相助，投了2500万：“在那个年代2500万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相当于现在的2.5亿。”其时，安晓芬一直负责公司财务，对电影一窍不通，刚好怀了孕，她就回家生孩子了。一年之后回来，《有话好好说》已经拍完，公司的主营业务忽然变成了电影，让她觉得很是惊讶。这个时候，张伟平把《有话好好说》的一箱子票据扔到她面前，叮嘱她“收起来”，但因为从没接触过电影，安晓芬觉得特别好奇：“所以呢那一箱子账我没收起来，然后没事的时候我就一张一张地翻，把那一箱子帐给翻完了。翻完以后我又总结出了很多制作的规律，比如说前期多少钱、后期多少钱、线上线下的比例各是多少，这样做了一张表，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行业。”安晓芬的电影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她从张艺谋《有话好好说》的账本里面，完整地了解到了一个电影的成本预算到底是怎么分布的。虽然没有参与《有话好好说》的制作过程，但这部电影留下的一箱子账簿成了安晓芬自学的好教材。《有话好好说》让张伟平亏钱了，而且亏了不少，这让张艺谋特别愧疚，觉得自己对不起兄弟，于是他对张伟平说：“我再给你拍两部，同时拍，我们把钱赚回来。”张伟平也大受感动，决定帮忙帮到底，于是进一步调整公司战略，成立影业公司——《有话好好说》当初是以食品公司的名义出品的，这就是后来叱咤中国电影界的“新画面”。1997年，“新画面”正式注册成立。作为公司财务，安晓芬完整见证了公司的成长历程：“那时候是我亲手注册的，是我亲手帮他们注册的公司。”不过“新画面”三个字，是张艺谋起的。“新画面”成立之后，1998年同时筹拍了和两部电影，这两部电影真正让“新画面”进入了电影这个行业，也为安晓芬日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因为我们一入行，其实就跟国内当时最高水平的导演合作，所以相当于我们没有走弯路。张艺谋导演和他的整个团队、方方面面都特别专业、特别严谨，而且那时候他还跟好莱坞索尼哥伦比亚公司有过合作。也就是说，刚一进来我们就看到了跟国外的制作是怎么样、合拍是怎么样，一下子全接触到了。”《我的父亲母亲》和《一个都不能少》都小有盈余，随后“新画面”又投拍了和()主演的；然后就到了2001年，耗资2.5亿的《英雄》(、)开启了中国的大片时代，不过这个片子安晓芬只亲手经历了一半。在这个过程当中，最让安晓芬受益的就是亲眼看到张艺谋对电影制作成本的精准把控，他几乎从来不超支：“到目前为止，应该说他还是唯一的一个，就是他拍片子往回退钱。《一个都不能少》节余了13万，他都退回来了；要是你从现在看制作公司，那13万，怎么都花了、怎么都划帐给做了，但是张导都要退回来。好像《我的父亲母亲》退回来七十几万，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印象特别深，现在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导演向制作公司退钱的。”因为“新画面”与张艺谋团队的合作，让安晓芬一开始就站到了电影工业很优秀的平台上。从1993年到2001年，安晓芬在张伟平的公司呆了整整8年，算是老员工了，位置也一直做到财务总监，倍受器重，但她忽然有了危机感，因为“新画面”一直只做张艺谋一个人的片子，一年最多也就一部：“我们如果不负责制作的话就负责宣发，可能2个月就完成了，一年中的其它时间是无所事事的。那时候我们倒是没放假，但天天在公司里你不知道干什么。那时候我才30岁吧，就比较心虚、觉得特别没自信，因为你没有工作嘛，你没去给人家做贡献白拿人家的工资，会觉得特别心虚，然后呆着一年两年的，就实在就呆不下去了。”这时，安晓芬主动找到张伟平，表达了离职的意愿，张伟平很是诧异：“我没嫌弃你们不工作啊，干嘛要走？”安晓芬于是给他讲：“我先出去学习学习，等长了本事我再回来。”但安晓芬没再回去。2001年，覃宏和覃辉的星美集团成立“星美传媒”，安晓芬刚开始仍然是以财务的身份进去，在那里呆了五年，前三年基本都在打理财务，后两年开始全盘负责星美传媒的业务：“星美的财务跟其它公司不同，它集团下面有十几个公司，有方方面面的业务，有电影制作、电视剧制作、广告公司、有影视基地、报纸杂志、还有和院线公司……那时候星美是扩张得非常快的一个公司，我正是从财务的角度熟悉了公司所有的业务，为我在传媒行业立足打下了一个特别坚实的基础。”其间，星美参与出品执导的《如果·爱》，投了1200多万，但在与别的公司签发行协议时，保底只有二百万，安晓芬觉得不大合理，于是“多嘴”说了几句，没想到老板直接拍板：“那这样，你来做！”在离上映不到50天的情况下，老板把《如果·爱》的宣发任务全盘扔给了安晓芬。经过拼死一搏，该片最终在内地拿下3000多万票房——当时全年的总票房才十几个亿：“那是我第一次自己主导做一个影片的宣发，没让公司赔，在业界弄出了一点动静。”这个时候，安晓芬又关注到了数字院线，她觉得那是大势所趋——今年中国的绝大多数影院都已经“数字化”，机不可失，于是忍痛从星美离开，去时代今典电影集团做了执行总裁：“它下面有5个公司，有电影制作、影院建设、科技公司、EVD公司，还有一个农村院线公司，虽然我是奔着科技公司那块儿去的，但其实这5个业务我都要管起来。”2008年，安晓芬离开时代今典，开始专心打理自己的公司大盛国际。至此，“三连跳”以及15年的职业生涯，让她摸清了电影工业的每一个环节：从前期策划到拍摄制作、再到宣传营销、院线放映、风险评估和成本控制，她已经身经百战，“钢铁”就这样“炼”成了。《如果·爱》是安晓芬主导宣发的首部电影，“压力大，如果搞砸了，我的脸面没办法（接受）。”有意思的是，安晓芬创立“大盛国际”并非2008年从时代今典离职后才做的事情，而是早在2006年她还在星美工作时就已经注册成立了。原来，2006年的时候，星美计划要跟一家美国大公司合作，弄得整个公司都人心惶惶的，尤其是管理层都觉得美国公司来了肯定要进行“大换血”：“那时候大家危机感都很重，觉得自己会被淘汰。我就说那等着吧，等合作成功以后我们就退出呗，所以就自己先注册了一个公司搁在那儿。那时候就叫大盛，只不过没有运营。”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年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而注册的“大盛国际”，两年之后就派上了用场。在时代今典时，安晓芬与人合作策划了电影《画皮》( ) ——第一部和第二部累计票房接近10亿开创了中国的魔幻大片新标杆，尽管后来她因为离开时代今典而没再参与这个项目，但她却因此收获了和两个好朋友，加上()，几个人一起策划了《叶问》。2008年的《叶问》和2010年的除了均获得过亿票房外，还成功在中国影视界掀起“叶问热”，并把甄子丹拉扯成了一线巨星——当初片酬只有几百万如今已超千万。对于安晓芬来说，这个系列是她的拳头产品，让“大盛国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变成了备受关注的“后起之秀”。至于“叶问”系列为什么没有继续拍下去，安晓芬坦言是因为跟风太严重，各种“叶问”题材的电影蜂拥而出：“我觉得观众会审美疲劳，所以暂时不做了，要做也是几年以后。”《叶问》系列以后，“大盛国际”又陆续投拍了《锦衣卫》、《飞越老人院》、《李献计历险记》、《小时代》和《小时代2》等多部影片，逐渐成为业界翘楚。2013年，宋城股份以超过1.2亿元的价格收购“大盛国际”35%的股份，安晓芬不但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豪，也成了中国影视圈名副其实的“第一女老板”。2008年，安晓芬决定经营属于自己的电影公司“大盛国际”，出品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叶问》。作为一个财务出身的电影人，安晓芬在风险评估和成本控制很有一套，这也让她参与出品的影片无论是《叶问》系列还是《小时代》1和2，都让投资人赚得盆满钵满。而唯一的两次亏损《飞越老人院》和《李献计历险记》，安晓芬都自掏了腰包，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让投资人亏钱，是做电影的基本准则。先说《李献计历险记》，其实在项目策划之初，安晓芬也知道风险很大，所以也没好意思去找投资人：“等于我们创作团队就自己投了，我跟麦特的陈砺志陈总，整个影片他是跟我联合投资，还有导演自己的公司，他也投了200万，总共大概是万的预算，我们几个人就投了。我不会忽悠人，不会明知有风险还告诉人家没风险，这个话我说不出来，所以成败就自己买单了……”最终《李献计历险记》这个片子，安晓芬一个人就亏进去了600万：“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后悔，因为我知道它怎么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了。毕竟它的主创团队比较年轻，没有太多经验，所以在制作流程上出了问题，剧本其实也不够扎实。票房不好，不是观众不认这个题材，确实是我们制作水平上出了问题，所以我失败了，我也接受。”紧接着就是2012年的《飞越老人院》，一个比较文艺的片子，导演是，主演是吴天明、许还山等一堆老艺术家。“这个项目我有一个合伙人李力，他跟张杨是好朋友，也知道张杨想做好几年了。他跟本子之后我虽然也特别感动，但我一直告诉他，这个项目真的会赔钱。然后他说，那我们就谨慎一点、再找一些广告，尽量让它不赔钱；如果说实在赔钱了，我们就认了，只当给父母做了一部电影。我一听，哇，这个投资人也挺有情怀的。”李力最终没让安晓芬出钱，只让她出力：“我说那就干吧，顶多是我不挣钱。其实我们整个团队都很努力，不管制作还是宣发都很努力，整个那一阶段的宣传其实还都挺到位的，张杨导演也很满意，但就是在影院里边没人看。后来我们去问了很多观众，就说为什么不去影院看这个电影？他们就觉得，这样一部电影在网上看就可以了，到电影院一定要去看商业大片，去感受声光电的刺激，这是一个观影习惯的问题。所以这个电影是赔了一点点，我呢等于一年没挣钱，但我人员费用也是几百万一年，相当于也赔钱了。”《李献计历险记》和《飞越老人院》的票房失利，让安晓芬赔了近一千万。2013年，最让安晓芬和她的“大盛国际”声名鹊起的是她一手推出了《小时代》一二部，以大约5000万投资博取到了近8亿票房，创造了《叶问》之后的一个奇迹。其实决定投资之前，安晓芬并没有看过的书，“我就买了本书，回家去看。让我儿子看到了，他说我们同学都在看。”就这样的一个机缘，让她知道这本书在学生群里的影响力。安晓芬说其实是儿子帮她判断了这本书拍成电影的价值。对于《小时代》，以安晓芬为首的幕后团队有两大贡献，一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签下了一批合适的演员，二是完全“放权”给小说原著兼影片导演郭敬明，让他“放手去干”。在开拍之前，安晓芬已经和该片女主角()()是好朋友，有很好的私交，所以杨幂成了全片第一个定下来的演员，片酬还打了四折（一二部），至于具体数额，安晓芬笑言“不便透露”。定了杨幂之后，剩下的角色原本准备在内地找，但谈了好几个人家都不愿意来：“没办法，我们才把眼光放到台湾，台湾就知道一个()()
。我们提名说郭采洁，那么柴姐（柴智屏()，台湾教母，影片监制）就把她找来了，还真的特别合适，可能比国内那些拒绝的演员还合适。”至于导演人选，更是前前后后琢磨了好长时间，最后安晓芬和中影集团的副总张强、柴智屏等人一起拍板，那就郭敬明，而且全权“放权”给他去拍：“因为这本书是郭敬明写的，那些粉丝是跟着郭敬明的。当时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说这个电影只要是郭敬明拍的，他怎么拍粉丝都会认同，因为这些人物都是郭敬明创造的，我相信他的粉丝一定会认同郭敬明给他们的东西。我说过好多次，这部电影应该是一部味道电影，就是把那部书里的味道传达给粉丝就成功了，这是我们开始的一个定位。”把主动权全权交给郭敬明之后，安晓芬和她的幕后团队开始想方设法满足郭敬明的要求，比如片中的道具杯子，一个就要900块；有一个台灯按照郭敬明的要求去买，虽然并不符合要求，但钱也还是花出去了，最后郭敬明把自己家的一个台灯搬过来了，30多万；最后一场Ending的戏，不大的一块儿地方，光场租每天就50万，4天下来要200万，放一般制片人早疯了，但安晓芬四处找朋友去谈价格，最后付了100多万。最后的结果证明，“放权”给郭敬明是对的，因为他拍出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尽管这个感觉被不少人非议：“如果我们干涉太多，你又拍一个老年电影谁来看？它是一个完全青春的电影，我很怕加上我们的烙印。时代不一样了。”《小时代》的成功让更多的人知道安晓芬，以及她背后的“大盛”。这些年，安晓芬坚持不懈地启用新人导演，比如《李献计历险记》启用李阳和郭帆、《小时代》启用郭敬明，今年《我是女王》找来、()等大牌明星，但导演()却是第一次执导电影长片。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用新人？“被逼的。”“因为所有的大导演都被大公司占有了，那像我这样一个民营的、没有什么资金实力的小公司，其实很难拿钱去砸一些大导演跟你合作。那你也要生存啊、也要发展啊，所以我们只能去选择那些不被人注意的、然后很有才华的一些人，这是我们不得不走的一条路。”也因为“电影是特别需要创新的一个产业，往往是一些新人会给你很多新的创意，带给观众、带给市场。如果说永远跟成熟的导演合作没有创新，可能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这些年，我们习惯高喊对抗好莱坞。看着《碟中谍》系列制片人葆拉·瓦格纳刚刚送来的鲜花，安晓芬说绝不应该是“对抗”，而是“融合”：“好莱坞有一百多年的电影工业史，它的产业链已经非常完整，人才储备也很丰富，应该说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还特别多。能够跟好莱坞合作，其实是让我们把它好的制作经验学到手，为中国观众拍出更好的电影。”她不认为国内观众在看国产和好莱坞电影上“厚此薄彼”，她反倒认为中国拥有最好的电影观众，“他们是最宽容、最可爱的一群人。”在看好国产片发展的同时，作为中国影视界“嗅觉”最灵敏的大佬之一，安晓芬的下一步是带领“大盛国际”向互联网布局—&#年将与腾讯联合出品《钟馗附魔》、《我是女王》等多部影片，试图让传统电影制作产业和互联网“联姻”。她设想了一个平台，“所有的互联网网站、视频网站、手机、IPTV、互联，都免费去拿版权。但在它的终端上面，观众每次看是要付费的，可能一块钱，两块钱，最高五块钱，作为版权方，坐在家里面，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上面看到的数据，会知道每一个影院放了他多少票房，哪一个网站放了他多少票房。”甚至是实现“网站跟影院的同步”。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中国电影和视频网站将真正进入一个相得益彰的时代。今年安晓芬的“大盛国际”将与腾讯视频联合推出《钟馗伏魔》和《我是女王》两部电影。中国电影界有两个大佬姿态很低，男的是江志强，女的当数安晓芬。大约半年前，记者曾联系安晓芬做一个采访，并顺便告诉她自己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单位。发过短信后，没想到她很快就回过电话来：“啊！您去腾讯了……”虽然并不是太熟，但她的言语中充满了关切，让人心头一热。安晓芬的微信朋友圈非常热闹，和“高冷”沾不上边，她常常在上面晒剧组的探班照片，还是一枚不折不扣“点赞党”——和演员、工作人员们互相各种点赞，“要和年轻人们打成一片。”版权声明：本文系腾讯娱乐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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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5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邓颖超未被执行的遗嘱：病危时为何无人敢拍板照做？
&&&&邓颖超要他们：“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免增加有关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第二条：“我得病的时候，或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报纸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人老了，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就可安静地没有痛苦地死去，我看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周恩来和邓颖超（资料图）
邓颖超日与世长辞，享年87岁。在她生前曾留下两份遗嘱：一是在她逝世时公开发表的遗嘱；一是日，即与她第一份遗嘱隔四个月后，写下的未公开发表的遗嘱，这份遗嘱是邓颖超亲笔写在两页普通的信纸上的。题目是：委托下列同志办的几项事。她写的下列同志是：杨德中、李琦、赵玮、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她嘱托他们“组成小组”，“请杨德中负责主持”，“赵玮协助”，然后请这个小组在她病危和谢世时办理相关事宜。
这6个人都是干什么的呢？杨德中当时是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共中央委员；李琦曾在总理办公室工作过，后来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副主任；赵玮是邓颖超多年秘书；张佐良先后做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保健医生和警卫秘书；周秉德是她的亲属，即周恩来三弟周同宇的长女，时任《华声报》副社长。
邓颖超要他们：“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免增加有关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第二条：“我得病的时候，或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报纸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人老了，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就可安静地没有痛苦地死去，我看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可是，当邓颖超大姐病危时，能有哪一级组织和哪一个人敢于出面拍板，来实现她的遗嘱呢？没有，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出面拍板照她遗嘱去做。
日，邓颖超因高烧肺炎住进了北京医院。在这之前，她进食已非常困难，生命垂危，她要求不要抢救了，可是没有哪一位领导和医生肯这样做！别说她是一位对中国革命有巨大贡献的老人，就是一位普通百姓，当她病危时，岂能眼睁睁地看她死去。特别是负责她病情的主治医生更是信心百倍，决心尽最大努力抢救这位老人。
曾为周恩来做过多次手术的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大夫，首先提出要为邓大姐“造一个胃漏”，即在胃上打一个口，这样可保证她能延续一至两年以上的生命。
中央政治局当然同意了他的治疗方案，于是，于日下午，由吴蔚然大夫主刀，为邓大姐实行了“胃漏”手术，手术结果非常成功，于是延续了邓大姐一年多的生命。但是，日，邓颖超病情再度告危，专家们再次紧急会诊，然而已无力回天。就这样，她至死也未能实现她生前亲笔写的遗嘱――安乐死。她希望自己能做一名移风易俗的带头人，可惜她未能办到。
摘自《健康必读》
(责编：董倩超、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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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拍板六大工程 中企在非发展面临四大新趋势
　　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5日在非洲联盟总部发表演讲，提出“中国愿与非洲国家共同努力，积极推进六大工程，打造中非全面合作的升级版”，其中包括产业、金融、减贫、生态环保、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六个领域合作。这六大工程每一项都轰动非洲。随着中非经贸合作深化，中国对非投资正呈现出新趋势。
　　这六大工程，一是实施产业合作工程，力争实现到2020年中非贸易规模达到4000亿美元左右，中方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要向1000亿美元迈进。中国将积极参与非洲工业化进程，实现中非产业战略对接。中国还将在非洲设立高速铁路研发中心。二是实施金融合作工程。中国决定向非洲国家增加100亿美元贷款额度，使已承诺贷款提供额度达到300亿美元。三是实施减贫合作工程。中国将继续派遣援非医疗队，加强中非卫生医疗合作。中方将实施“中非农业阳光计划”，未来5年为非洲培养2000名农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四是实施生态环保合作工程。中国政府将向非洲提供1000万美元无偿援助，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五是实施人文交流合作工程。中国将全面推进“非洲人才计划”，如期实现为非洲国家提供1.8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培训3万名各种类型人才的目标。六是实施和平安全合作工程，如中国将积极探讨向非洲常备军和快速反应部队建设提供帮助等。
　　六大工程是中非合作的升级版。中国对非投资也呈现出更多新趋势。首先，中企加强国际合作促进非洲发展。中美在非洲事务上已进行多轮磋商，议题涵盖和平与安全、维和、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救援等。中美在苏丹和索马里等非洲安全问题上展开了初步合作。坦桑尼亚《每日新闻》称，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美国“千年挑战账户”坦桑尼亚公路项目受到好评。今年3月中国华为与总部在加拿大的庞巴迪共同获得赞比亚铁路合同。
　　其二，中国企业开始从量到质的转变。《环球时报》记者到过非洲十几个国家，采访数十家中资企业，见证了中国企业在非洲从量到质的转变。赞中经贸合作区不仅带动中国企业群体性崛起，而且中国深加工、机械制造等一并走进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力帆汽车和轻轨项目，中国南车和北车向南非出口上千辆整装机车，海信南非工业园，加纳电厂和非洲世界航空公司等都在展示着中国企业整体素质的提升。从贸易结构上来看，2012年，机电产品占中国对非洲出口商品的比重已达到45.9%。
　　其三，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总额迅速增长，逼近美国，中国企业在非洲存在感不断提高。中国在2009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3年，中国与非洲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达2102.4亿美元。
　　其四，中国对非投资多样化趋势明显。中国对非投资除矿产资源类外，还向基础设施、金融、汽车、农业、科技、文化等各领域拓展。中国工商银行以56亿美元获得南非标准银行20%股份，还帮助标准银行开发新技术，促进战略转向。中国四达时代集团收购南非拓扑集团，进军南非媒体娱乐产业。中国一汽在南非库哈工业区投资1亿美元建立组装厂。
　　中国企业开始扎根非洲。截至2013年底，中国在非企业已达到2500多家，很多中国人在非洲娶妻生子。埃塞俄比亚一位中国项目经理娶了当地一位大学生美女。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承担社会责任，从捐助鳏寡老人和学生到赞助非洲杯，从为社区修路架桥到建医院和学校。记者在山东电建二厂承建的赞比亚曼巴火电厂工地看到，洒水车24小时工作，中国工人生活区生活用水全部回收利用。
　　尽管如此，中国投资非洲还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中企在非洲有点夹心，价值链高端与欧美竞争有些力不从心，价值链低端与新兴市场国家竞争有些激烈，中企在非洲还需提高“质量”。中国对非投资和企业整体水平还比较低，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格局。有些企业对非洲投资项目缺乏科学论证，对当地政策等不甚了解，盲目投资，造成亏损。 【环球时报驻南非特派记者 苑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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