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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钱钟书在清华上学横扫图书馆与杨绛恋爱两不误
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他就是清华高材生、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钱钟书。
横扫清华、卓尔不群的高材生
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但是他的入学却有不寻常的经过，时人称谓：“钱钟书考清华，数学得零分，因中、英文特佳，故被破格录取。”实情大致差不离。不过数学没有考零分，考了15分。当时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特准其入学，真可谓开明、大胆，事后也确实证明他独具慧眼。
钱钟书到校报到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差；更主要的，是他超强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学校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在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爱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它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以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很是器重钱钟书，曾将他与陈寅恪相提并论。当时，吴宓正与几个青年学生在一起谈心，忽然感慨道：“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就更难得了。现在文史方面能称得上杰出人物的，老一辈的陈寅恪应该是的，年轻一辈中钱钟书应该是的。他们真是人中之龙啊！你我这些人，不过如此而已！”当时钱钱钟书已经离开清华，大约24岁。
钱钟书常说：“20岁不狂是没有志气，30岁还狂是没有头脑。”1933年他清华大学毕业后，正是二十来岁。校长梅贻琦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能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望眼清华，还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来当我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吴宓赞其“才情学识兼具，新旧中西俱通”。学界称其“中国博学鸿儒，当代文化昆仑”。世人惊其“大师风华绝代，天才卓尔不群”。无论是大众熟稔的《围城》，抑或是近乎天书的《管锥编》，都一次又一次地惊讶了国人，感叹了世界。
然而，他本人却只是静静地坐在书斋里，照例埋头读他的书，做他的学问。他19岁一入清华，便立下“横扫图书馆”的志向，每日只从图书馆抱回一大堆书，边看边用又粗又黑的笔划下佳句。馆内很多冷僻线装书借书单上，只有他一人的名字。而且，但凡他看过的书，只消阅读一遍，基本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对于这种非凡的“照相机式的记忆能力”，同窗们自叹弗如。当年的同窗许振德回忆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
课堂上的惊人之举
据钱钟书的同班同学常风回忆：
1929年，常风报考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那年外语系招收差不多40个名额。等到正式上课前3天，他才接到通知自己已被录取，可以去学校报到了。所有该系新生的英语课，都编在一个班里上。但常风因是备取生（备取生有10名），报到比较晚，班里已无空位子，便被插在别的大一英语班里，因而开始时他接触的本系同学并不多。而他第一次碰见钱钟书，还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他们上课在旧大楼，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没有课桌。常风进了教室，看见大约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个椅子上坐了下来。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常风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常风这边，坐在常风右手旁的空座位上。常风不知道他是谁。
冯先生的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常风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他手里拿过笔记本，就刷刷地写开了。常风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还给了常风。下课后他走他的，常风走常风的。出了教室，常风也未向他道谢。等到常风翻看了笔记本，这才发现他不但全部记下了冯友兰先生所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常风大吃了一惊。
当天下午，有人来找与常风同一个宿舍的许振德，来客就是在常风笔记本上书写的那位同学。老许介绍说，他叫钱钟书，他俩在同一个英语班上。常风和钱钟书就是这样认识的。
钱钟书看见常风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他父亲钱基博老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后来他又看见了别的书，其中有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写的《一个青年的自白》。他很惊讶地问：“你看这本书吗？”常风说：“以前看过郁达夫介绍这本书，所以来到清华后就到图书馆借了出来。”这样，他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常风与钱钟书友谊的开始。也就是这时候，常风才知道钱钟书很崇拜约翰生。后来几十年，常风虽未见他提及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晚年他很喜欢看各种字典，也许与他崇拜约翰生有关。
性格很是孩子气
钱钟书入学时，清华正大兴土木。除扩建图书馆之外，还新建了化学馆、生物馆，到处都在盖房子。同时又在新盖一栋学生楼，叫新大楼。寒假快完时，大楼基本竣工了。
据常风回忆：一年级第二学期春季始业后，他们搬进了新宿舍。新大楼是U字形的，中间有廊子。常风第一次住进条件这么好的装有暖气的宿舍，觉得很幸运。他们是两个人一间屋子；屋内除每人各有一张床以外，还各有一张桌子、两屉一柜；另外还有一个大衣柜，两扇柜门，一人一个，各人有一把钥匙。
常风是住在一楼朝阳的房间里，与从山西一同考入清华的中学同学康维清分到一室；宿舍后边即为饭厅。钱钟书住在二楼左翼一侧的宿舍里。他的同乡曹觐虞，则住在常风房间对面的宿舍里。他常从楼上下来，到常风对面房间里找同乡，所以也就常来常风的宿舍里串门。因为他们这儿离食堂最近，所以钱钟书常来和常风一块去食堂吃饭。
常风的书桌上，老是放着许多书和笔墨。钱钟书来了以后，很喜欢乱转乱翻书。看到常风这儿有鲁迅著的《小说旧闻钞》，他就提笔在封面上用篆字写了书名，又在扉页上用正楷写了书名。这时常风才发现，他的书法很有功力。
他以后就常来常风的宿舍，经常随便拿起书来就看。吃饭时叫常风一块去食堂，饭后他们一块去校园里散步。常风的室友老康，每逢礼拜六都要进城去会女朋友。钱钟书就把被子抱了过来，与常风抵足而眠，他俩常常彻夜长谈。
钱钟书放假回老家探亲返校后，带来了苏州糖果，与无锡有名的古老肉（排骨肉）；同时还带来了他父亲钱老伯赠送给常风的一本书——《韩愈志》。常风也很礼貌地写信感谢钱老伯。此后，钱老伯还陆续给常风寄过几本书。
钱钟书这个人的性格很是孩子气，常常写个小纸条，差工友给常风送下来，有时塞进门缝里，内容多为戏谑性的。常风也并不跟他较真。
后来，常风宿舍对面房间的一位同学搬走了。钱钟书就搬下楼来，与他的老乡同一宿舍住下来。常风经常能听到他与这位老乡同学吵嘴，他吵完后又嘻嘻哈哈的。这位同学很宽容，并不跟他翻脸。
与杨绛交往和定婚
1931年“九一八”以后，淞沪战争开始，日军侵入上海。苏州东吴大学等校停课，许多学生转入北京各大学继续上学。如费孝通就到了清华研究院。钱钟书未来的妻子杨季康（杨绛）先到燕京大学，后来也到清华大学，旁听他们班的课。
钱钟书班上有位女同学名叫蒋恩钿，是苏州人。她比较活泼，见了大家总是笑嘻嘻的。一般女同学很少跟男同学说话，可她是见谁都说话。有一天，她带来一位女伴。钱钟书告诉常风，那个女同学是从东吴大学转来的，她和蒋恩钿是中学同学，现在住在蒋恩钿的房间里。这位女同学后来跟他们一个班上课，她就是杨季康。她要补习法语。蒋恩钿介绍钱钟书给这位杨季康补课，他俩就有了交往。
杨绛在《记钱钱钟书与&&/SPAN&围城&》中，回忆她在清华园初见钱钟书的场景：“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杨绛曾选过温源宁教的“19世纪英国浪漫诗”。因为她少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并且对英国文学的底子不够，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交了白卷。温源宁知道钱钟书属意杨绛，就在私下里劝钱钟书：“prettygirl（漂亮姑娘）往往没有头脑，杨的考卷很糟糕，不及格的。”
杨绛和钱钟书正恋爱时，两个人鸿雁传书，甚欢。一日，杨绛的回信，被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擅自拆开了，因见文中有语云“吾二人情投意合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欢喜为善”。钱基博大喜：“这真是个聪敏人！这个儿媳妇我家要定了！”当即写信给杨绛，夸奖了她一番；尔后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杨绛。不久，杨绛和钱钟书真的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婚给定了。
“舌战九儒”
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都专程派他的秘书李先生来请钱钟书参加。每次开会回来后，他都十分得意，因为他总是“舌战九儒”，每战必胜。
据常风回忆，“他告我开会时的情况，什么人发言，他跟什么人辩论了。就我所知，享受这种殊荣的人，只有钱钟书一人。”
钱钟书搬到曹觐虞的房间后，常风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礼拜六他就把已读过的书整理好，写了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本，是用学校里印的16开大的毛边纸直行簿。读外文的笔记，用的是一般的练习本。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习惯，看了书每天都要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他当时的一些看法，后来有些由他自己纠正了。他后来还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以前对克罗齐的著作有偏见，没有认出人家的正确性。常风想，他在晚年想纠正的年轻时的看法，一定是很多的。
钱钟书常和常风谈到叶公超先生讲课的情形。那年冬天，钱钟书约常风一同去叶先生家拜访。这是常风第一次拜见叶公超先生。叶先生是1928年新应聘到清华任教的，他原先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兼外文系主任。叶公超也是满肚子学问的人，可是他见了钱钟书，也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到清华可惜了，应该到牛津的！”叶先生当时住在清华园东北角的北院教授住宅区。他们在清华4年中，常来叶先生的这间屋子里向他请教。在大学第二年第二学期，他们的西洋哲学史教师改为张申府先生，所以以后钱钟书和常风常去拜访的教师就是叶先生和张先生。
到四年级的时候，钱钟书和常风都选修了吴宓先生的《中西诗的比较研究》。他们上课时从来不发问，只是赶快记笔记，教员也不提问。吴先生的课，上课时用中文讲，讲完后就问钱钟书：“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先生听了之后总是颔首唯唯。
四年级时还曾一度传说，钱钟书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聘去教中文。钱钟书曾经把他们无锡县里一张登载他消息的小报给常风看。他没说什么，常风也没问；因为常风不相信这种传说。钱钟书已经在英文杂志发表过几篇文章，当时他给Clark教授翻译的苏东坡诗写过一篇导言，已经出版。常风想，以这样优秀的成绩去英国教中文，钱钟书是不会干的。他报考英国庚款留学，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头两届报考庚款的那些人的成绩都并不怎么样，也不曾有什么英文作品发表过。
张申府先生经常买来新的西文书，他看了之后要写一篇文章介绍。这些文章写好后，总是请钱钟书代他送给《清华周刊》。当时在清华的教授中，知道和了解钱钱钟书的人，除了本系的两三位先生以外，就是张先生了。大约在1934年，张先生编《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
当年，张申府先生的这句话，并非夸饰之词。数十年过去后，钱钟书先生和张岱年先生真的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了，足见张先生预言之准确。
“三剑客”
1932年的一天，许振德找了一位他熟悉的人，来给自己与钱钟书、常风3个人在窗户外照了一张相。这也是他们3个人在一起的唯一一张合影。
据常风回忆：
钱钟书和他除了在学校散步之外，不曾到校外游玩过。1933年春假的一个下午，许振德来找他们一块去逛颐和园。他们3个人步行到了颐和园，看见有几头毛驴。许振德说：“咱们骑毛驴去碧云寺逛逛吧。”钱钟书和常风都没骑过毛驴，就战战兢兢地骑了上去，由驴夫牵着到了碧云寺。在碧云寺，他们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在庙里转了一小圈。老许提出去香山，于是他们就顺便游逛了香山。他们还想去八大处，可是到了卧佛寺，时间已经不早了，就又返回了香山。
三人在香山一带到处乱转了一下，走到香山大饭店，老许说：“咱们今天浪漫一下吧！”大家就去香山饭店住了一夜。那时候，香山饭店住一个大房间只要2块钱。但是要吃饭，3个人带的钱就都不够了，只好每人2毛钱吃了一碗面条。这就是他们唯一一次在北京的旅游。
老许说：“咱们够浪漫了。”又戏称他们3个人是“三剑客”。大概是头一年才看了“三剑客”的电影，因此想起了这个绰号。以后老许就经常提起“三剑客”，提起香山那个浪漫之夜。
【名家小传】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著名学者、作家。10岁入东林小学，后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1929年9月，19岁的他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1933年于清华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2年后，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得副博士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回国，被清华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3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入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唐诗选》、《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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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他就是清华高材生、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钱钟书。
横扫清华、卓尔不群的高材生
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但是他的入学却有不寻常的经过，时人称谓：“钱钟书考清华，数学得零分，因中、英文特佳，故被破格录取。”实情大致差不离。不过数学没有考零分，考了15分。当时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特准其入学，真可谓开明、大胆，事后也确实证明他独具慧眼。
钱钟书到校报到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差；更主要的，是他超强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学校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在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爱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它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以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很是器重钱钟书，曾将他与陈寅恪相提并论。当时，吴宓正与几个青年学生在一起谈心，忽然感慨道：“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就更难得了。现在文史方面能称得上杰出人物的，老一辈的陈寅恪应该是的，年轻一辈中钱钟书应该是的。他们真是人中之龙啊！你我这些人，不过如此而已！”当时钱钱钟书已经离开清华，大约24岁。
钱钟书常说：“20岁不狂是没有志气，30岁还狂是没有头脑。”1933年他清华大学毕业后，正是二十来岁。校长梅贻琦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能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望眼清华，还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来当我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吴宓赞其“才情学识兼具，新旧中西俱通”。学界称其“中国博学鸿儒，当代文化昆仑”。世人惊其“大师风华绝代，天才卓尔不群”。无论是大众熟稔的《围城》，抑或是近乎天书的《管锥编》，都一次又一次地惊讶了国人，感叹了世界。
然而，他本人却只是静静地坐在书斋里，照例埋头读他的书，做他的学问。他19岁一入清华，便立下“横扫图书馆”的志向，每日只从图书馆抱回一大堆书，边看边用又粗又黑的笔划下佳句。馆内很多冷僻线装书借书单上，只有他一人的名字。而且，但凡他看过的书，只消阅读一遍，基本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对于这种非凡的“照相机式的记忆能力”，同窗们自叹弗如。当年的同窗许振德回忆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
课堂上的惊人之举
据钱钟书的同班同学常风回忆：
1929年，常风报考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那年外语系招收差不多40个名额。等到正式上课前3天，他才接到通知自己已被录取，可以去学校报到了。所有该系新生的英语课，都编在一个班里上。但常风因是备取生（备取生有10名），报到比较晚，班里已无空位子，便被插在别的大一英语班里，因而开始时他接触的本系同学并不多。而他第一次碰见钱钟书，还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他们上课在旧大楼，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没有课桌。常风进了教室，看见大约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个椅子上坐了下来。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常风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常风这边，坐在常风右手旁的空座位上。常风不知道他是谁。
冯先生的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常风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他手里拿过笔记本，就刷刷地写开了。常风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还给了常风。下课后他走他的，常风走常风的。出了教室，常风也未向他道谢。等到常风翻看了笔记本，这才发现他不但全部记下了冯友兰先生所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常风大吃了一惊。
当天下午，有人来找与常风同一个宿舍的许振德，来客就是在常风笔记本上书写的那位同学。老许介绍说，他叫钱钟书，他俩在同一个英语班上。常风和钱钟书就是这样认识的。
钱钟书看见常风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他父亲钱基博老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后来他又看见了别的书，其中有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写的《一个青年的自白》。他很惊讶地问：“你看这本书吗？”常风说：“以前看过郁达夫介绍这本书，所以来到清华后就到图书馆借了出来。”这样，他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常风与钱钟书友谊的开始。也就是这时候，常风才知道钱钟书很崇拜约翰生。后来几十年，常风虽未见他提及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晚年他很喜欢看各种字典，也许与他崇拜约翰生有关。
性格很是孩子气
钱钟书入学时，清华正大兴土木。除扩建图书馆之外，还新建了化学馆、生物馆，到处都在盖房子。同时又在新盖一栋学生楼，叫新大楼。寒假快完时，大楼基本竣工了。
据常风回忆：一年级第二学期春季始业后，他们搬进了新宿舍。新大楼是U字形的，中间有廊子。常风第一次住进条件这么好的装有暖气的宿舍，觉得很幸运。他们是两个人一间屋子；屋内除每人各有一张床以外，还各有一张桌子、两屉一柜；另外还有一个大衣柜，两扇柜门，一人一个，各人有一把钥匙。
常风是住在一楼朝阳的房间里，与从山西一同考入清华的中学同学康维清分到一室；宿舍后边即为饭厅。钱钟书住在二楼左翼一侧的宿舍里。他的同乡曹觐虞，则住在常风房间对面的宿舍里。他常从楼上下来，到常风对面房间里找同乡，所以也就常来常风的宿舍里串门。因为他们这儿离食堂最近，所以钱钟书常来和常风一块去食堂吃饭。
常风的书桌上，老是放着许多书和笔墨。钱钟书来了以后，很喜欢乱转乱翻书。看到常风这儿有鲁迅著的《小说旧闻钞》，他就提笔在封面上用篆字写了书名，又在扉页上用正楷写了书名。这时常风才发现，他的书法很有功力。
他以后就常来常风的宿舍，经常随便拿起书来就看。吃饭时叫常风一块去食堂，饭后他们一块去校园里散步。常风的室友老康，每逢礼拜六都要进城去会女朋友。钱钟书就把被子抱了过来，与常风抵足而眠，他俩常常彻夜长谈。
钱钟书放假回老家探亲返校后，带来了苏州糖果，与无锡有名的古老肉（排骨肉）；同时还带来了他父亲钱老伯赠送给常风的一本书——《韩愈志》。常风也很礼貌地写信感谢钱老伯。此后，钱老伯还陆续给常风寄过几本书。
钱钟书这个人的性格很是孩子气，常常写个小纸条，差工友给常风送下来，有时塞进门缝里，内容多为戏谑性的。常风也并不跟他较真。
后来，常风宿舍对面房间的一位同学搬走了。钱钟书就搬下楼来，与他的老乡同一宿舍住下来。常风经常能听到他与这位老乡同学吵嘴，他吵完后又嘻嘻哈哈的。这位同学很宽容，并不跟他翻脸。
与杨绛交往和定婚
1931年“九一八”以后，淞沪战争开始，日军侵入上海。苏州东吴大学等校停课，许多学生转入北京各大学继续上学。如费孝通就到了清华研究院。钱钟书未来的妻子杨季康（杨绛）先到燕京大学，后来也到清华大学，旁听他们班的课。
钱钟书班上有位女同学名叫蒋恩钿，是苏州人。她比较活泼，见了大家总是笑嘻嘻的。一般女同学很少跟男同学说话，可她是见谁都说话。有一天，她带来一位女伴。钱钟书告诉常风，那个女同学是从东吴大学转来的，她和蒋恩钿是中学同学，现在住在蒋恩钿的房间里。这位女同学后来跟他们一个班上课，她就是杨季康。她要补习法语。蒋恩钿介绍钱钟书给这位杨季康补课，他俩就有了交往。
杨绛在《记钱钱钟书与&&/SPAN&围城&》中，回忆她在清华园初见钱钟书的场景：“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杨绛曾选过温源宁教的“19世纪英国浪漫诗”。因为她少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并且对英国文学的底子不够，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交了白卷。温源宁知道钱钟书属意杨绛，就在私下里劝钱钟书：“prettygirl（漂亮姑娘）往往没有头脑，杨的考卷很糟糕，不及格的。”
杨绛和钱钟书正恋爱时，两个人鸿雁传书，甚欢。一日，杨绛的回信，被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擅自拆开了，因见文中有语云“吾二人情投意合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欢喜为善”。钱基博大喜：“这真是个聪敏人！这个儿媳妇我家要定了！”当即写信给杨绛，夸奖了她一番；尔后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杨绛。不久，杨绛和钱钟书真的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婚给定了。
“舌战九儒”
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都专程派他的秘书李先生来请钱钟书参加。每次开会回来后，他都十分得意，因为他总是“舌战九儒”，每战必胜。
据常风回忆，“他告我开会时的情况，什么人发言，他跟什么人辩论了。就我所知，享受这种殊荣的人，只有钱钟书一人。”
钱钟书搬到曹觐虞的房间后，常风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礼拜六他就把已读过的书整理好，写了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本，是用学校里印的16开大的毛边纸直行簿。读外文的笔记，用的是一般的练习本。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习惯，看了书每天都要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他当时的一些看法，后来有些由他自己纠正了。他后来还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以前对克罗齐的著作有偏见，没有认出人家的正确性。常风想，他在晚年想纠正的年轻时的看法，一定是很多的。
钱钟书常和常风谈到叶公超先生讲课的情形。那年冬天，钱钟书约常风一同去叶先生家拜访。这是常风第一次拜见叶公超先生。叶先生是1928年新应聘到清华任教的，他原先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兼外文系主任。叶公超也是满肚子学问的人，可是他见了钱钟书，也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到清华可惜了，应该到牛津的！”叶先生当时住在清华园东北角的北院教授住宅区。他们在清华4年中，常来叶先生的这间屋子里向他请教。在大学第二年第二学期，他们的西洋哲学史教师改为张申府先生，所以以后钱钟书和常风常去拜访的教师就是叶先生和张先生。
到四年级的时候，钱钟书和常风都选修了吴宓先生的《中西诗的比较研究》。他们上课时从来不发问，只是赶快记笔记，教员也不提问。吴先生的课，上课时用中文讲，讲完后就问钱钟书：“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先生听了之后总是颔首唯唯。
四年级时还曾一度传说，钱钟书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聘去教中文。钱钟书曾经把他们无锡县里一张登载他消息的小报给常风看。他没说什么，常风也没问；因为常风不相信这种传说。钱钟书已经在英文杂志发表过几篇文章，当时他给Clark教授翻译的苏东坡诗写过一篇导言，已经出版。常风想，以这样优秀的成绩去英国教中文，钱钟书是不会干的。他报考英国庚款留学，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头两届报考庚款的那些人的成绩都并不怎么样，也不曾有什么英文作品发表过。
张申府先生经常买来新的西文书，他看了之后要写一篇文章介绍。这些文章写好后，总是请钱钟书代他送给《清华周刊》。当时在清华的教授中，知道和了解钱钱钟书的人，除了本系的两三位先生以外，就是张先生了。大约在1934年，张先生编《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
当年，张申府先生的这句话，并非夸饰之词。数十年过去后，钱钟书先生和张岱年先生真的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了，足见张先生预言之准确。
“三剑客”
1932年的一天，许振德找了一位他熟悉的人，来给自己与钱钟书、常风3个人在窗户外照了一张相。这也是他们3个人在一起的唯一一张合影。
据常风回忆：
钱钟书和他除了在学校散步之外，不曾到校外游玩过。1933年春假的一个下午，许振德来找他们一块去逛颐和园。他们3个人步行到了颐和园，看见有几头毛驴。许振德说：“咱们骑毛驴去碧云寺逛逛吧。”钱钟书和常风都没骑过毛驴，就战战兢兢地骑了上去，由驴夫牵着到了碧云寺。在碧云寺，他们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在庙里转了一小圈。老许提出去香山，于是他们就顺便游逛了香山。他们还想去八大处，可是到了卧佛寺，时间已经不早了，就又返回了香山。
三人在香山一带到处乱转了一下，走到香山大饭店，老许说：“咱们今天浪漫一下吧！”大家就去香山饭店住了一夜。那时候，香山饭店住一个大房间只要2块钱。但是要吃饭，3个人带的钱就都不够了，只好每人2毛钱吃了一碗面条。这就是他们唯一一次在北京的旅游。
老许说：“咱们够浪漫了。”又戏称他们3个人是“三剑客”。大概是头一年才看了“三剑客”的电影，因此想起了这个绰号。以后老许就经常提起“三剑客”，提起香山那个浪漫之夜。
【名家小传】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著名学者、作家。10岁入东林小学，后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1929年9月，19岁的他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1933年于清华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2年后，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得副博士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回国，被清华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3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入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唐诗选》、《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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