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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卓亚的韩语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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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转帖】回忆父亲饶本源（周启元）*周卓兰_澹定轩潮故杂录_天涯博客
冲澹仰光风霁月；宁定慕岳峙渊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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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者("北京秋之韵合唱团"博客)的话》：今天是我们可敬可爱的老大哥周启元逝世整整三个月的日子。恰好，他的女儿周卓兰给我发来了她怀念父亲的文章《回忆父亲饶本源》。周启元是他的本名，而饶本源是他解放前参加地下党时的化名。
&&&&&&&&&这篇回忆录可以帮助我们更多、更好地了解这位老革命、老团友的一生，了解他崇高的人格和高尚的品德。我们为秋之韵合唱团能有这样优秀的团员而感到骄傲。周卓兰在秋之韵的博客上曾有这样的留言：
&&&&&&&&&&&&&&&&&拜读了吕团长和秋之韵团友们在博客上的悼词后，很是感动。
&&&&&&&&&&在我父亲人生的最后几年，我没能一直陪伴在他身边，感到很惭愧，
&&&&&&&&&&很内疚。倒是秋之韵几年来给我父亲带来了无比的欢乐，而晓敏更
&&&&&&&&&&是让我父亲有幸多了一个干女儿，对此我衷心表示感谢。也非常感
&&&&&&&&&&谢吕团长及几位团友在我父亲生病期间探望他老人家。很遗憾，每
&&&&&&&&&&次父亲献唱时，我都不在场，一直没能亲耳聆听父亲的歌声，让我
&&&&&&&&&&遗憾终生。
&&&&&&&&&&&&&&我写了一些对父亲的回忆，以寄托心中的哀思。现传去，希望
&&&&&&&&&&与你们共享，并不吝赐教。
&&&&&&&&&&&&&&&&&&&&&&&&&&&&&&&&&&&&&&&&&&&周启元的女儿周卓兰于澳门&
&&&&&&&&&&&&让我们怀着虔诚的心开始阅读，静静地走进周启元先生的生命历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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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我已将周启元先生在秋之韵2006年北京音乐厅《声与情的交响》音乐会上独唱《我的太阳》的现场录像光盘刻录并转赠周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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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父走了，走得那么突然，我还没做好精神准备，一时难以接受。
& & 7月27日晚上10时左右，我在网上与父亲视频通话，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其间，他问有没有收到他的短讯，我说：&收到了，好吧，听你的，不回去了。&一会儿，见到他把头枕着手臂趴在桌上，我问他怎么啦，他抬起头，一脸倦意地说：&累了&。于是，我叫他早点儿去睡觉，就匆匆结束了通话。谁知，这竟是与父亲网上见的最后一面，这一面竟成了永别。
& & 28日零时刚过不久，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我马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听到电话那头妈妈传来的噩耗，我的脑子陷入一片空白，仿佛到了世界末日。我后悔没有坚持请假回京陪伴他老人家，结果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留下终生遗憾。手机里还留着他7月20日给我的短讯：&我意不要再请假为妥，一方面对你，太劳累，对我也未必有帮助，请假太多对工作不利，影响不好的&。
& & 记得他曾对我说过，奶奶在上海去世时，他因在外地工作而未能见到老人最后一面，感到很遗憾。提起此事时，他的眼中还泛起了泪花。而今天，此情此景竟然在我这里重演，仿佛是他将遗憾留给了我。我感到万分悲痛，是一种无以名状的钻心的痛和忧伤。两个月过去了，我伤痛的心还久久不能平复。见到父亲用过的每一个物件，走在曾与他一同漫步的小路上，听到他唱的每一首歌，都会勾起对他深情的回忆，心里酸酸的，痛痛的，泪水就会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 & 现在，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自己所能，将爸爸平时向我讲述的革命一生的经历写成文字，借《友讯》这块宝地，与他的老战友们分享，以此作为对他老人家最好的祭奠，这也是我最大的心靈慰藉。
& & 一、从小受爱国主义熏陶，立志建设新中国
& & 家父饶本源，又名周启元，日生于广东汕头市，祖籍为广东省潮阳县胪岗镇溪尾周村。祖父母均为读书人。祖父周实夫（）清末毕业于北京译学馆（北京大学的前身）法语专业，曾任广东省潮阳县教育局长。据传说，祖父与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时任海陆丰教育局长的彭湃是好朋友。祖母饶淑珊（？&1961）曾任潮阳县女子学校校长。1935年全家迁居上海。
& & 父亲从小除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外，还受到祖父爱国思想的影响，为其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他记得，七、八岁时，祖父给他看过两张中国地图，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一张地图在中国北方一带，画有一只&大狗熊&（北极熊），代表沙俄。中部长江流域一带画有一头大狮子，代表英国。在广东、福建一带画有一只大公鸡，代表法国，他对此印象深刻。他说：&当时湛江被法国人占领了，广东、广西、云南是法国的势力。（法国）被我们中国人打败了，当时我们打胜仗了，把法国人打到越南去了，结果还要给他赔钱。简直是让人很恼火。当时很多人都很恼火，满清政府无能到这个程度&。山东半岛画着一面日本太阳旗和一个德国士兵的帽子。这张地图把当时世界上诸多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况惟妙惟肖地显示出来。&还有一张是满清盛世时的地图，中亚细亚、俄罗斯（东部）的滨海地区，包括库页岛，中南半岛，缅甸、越南等地都包括在里边。&这两张地图对他影响很大，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热爱祖国、不甘国家受欺辱的爱国主义种子。
& & 长大后，他的抱负是要&使中国强盛，要建设我们国家&。这主要是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的影响。14岁那年，他阅读了祖父病逝后留下来的几本书，其中有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提出了建设全中国的宏伟蓝图，尤其是铁路建设计划。这些书籍极大地激发起他的爱国热情，使他立志要建设祖国，让中国强盛，不再受外国凌辱。
& & 二、在日本鬼子铁蹄下艰难度日
& &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家父当时正在上海四川路上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附属中学就读。
& & 父亲对我说：&记得有一天，有人从青年会中学的屋顶撒反日传单，于是日本鬼子持枪进入中学搜查，全校学生又惊又怒，大家都把课本往自来水龙头或阴沟里塞。日本鬼子闯入学校后，逼老师把住校的学生赶回家。后来派来两个日本鬼子到学校当教导主任，其中一人是朝鲜人。鬼子强迫学生们学日文。当时日本鬼子侮辱中国，叫中国为&支那&，&南支那&，&北支那&，叫中国人为&支那人&，都是侮辱性的，让我体会到日本人对中国的侮辱。由于仇恨日本鬼子，我对学日语一点兴趣都没有，不好好学。考试时，大家都作弊。有的学生日文好，让大家抄，日本老师心里明白，知道你们不会好好学日文，知道大家有反日情绪，就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校在四川路桥头南边，去北边要过桥，而桥上有日本人站岗，过桥时要向日本鬼子鞠躬。我从小受到爱国主义教育，认为中国人伟大，中国有辽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作为中国人怎么能向日本人低头呢？这是对中国人最大的侮辱。
& & &那时，日本鬼子横行霸道。我家住在十六铺码头附近，每天上学去四川路，有一次我在十六铺差点儿被日本军车轧死。&
& & 父亲15岁那年，即1941年5月，祖父因患结核性脑脊髓膜炎而病逝，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家里生活顿陷困境，仅靠出租祖父在世时租的被人遗弃的空房，当二房东维系生计，但房租有限，不够上学、吃饭。那时候，家里没钱买柴，就拆下门板，劈柴烧火。没钱买菜，仅吃白饭不容易咽下，父亲就边看书边吃饭，不知不觉地把白米饭吃进肚。父亲曾因交不起学费而几度辍学。后来亲戚朋友接济，供他上学，才得以继续学业。由于家境清寒，常无米下锅。为了充饥，他不得不经常去亲戚家蹭饭吃。逢年过节时去拜年，就是找亲戚要钱，讨生活费。后来，我姑姑为了供他读书及养活奶奶，决定牺牲自己，17岁就嫁给了一个在上海开当铺的潮阳人家的大少爷。
& & 1944年，父亲19岁时，考入华东联合大学工学院，学土木工程。然而，刚上大学两个月就不幸得了伤寒，发高烧41度。多亏亲戚周德三出钱，家人赶快将其送进上海一家医院（红十字会医院，现&华山医院&）。由于连续数日高烧不退，他开始出现幻觉，把来人都看成鬼。见到护士进来了，他就说：&鬼来了&，吓得护士直跑。父亲回忆说：&像做梦，看到鬼来抓我，用绳子套我，我就跑，围着一个城墙跑，他们就追。我把妈也看成鬼，说&妈，你怎么是蜡烛做的&。&住院经西医治疗没有取得成效，医生说不行了，让家人准备后事。见此情况，父亲称作&德三叔&的亲戚出钱请了一位中医，半夜悄悄地从后门进入医院给父亲看病。没想到，吃了几付中药，病竟然慢慢好起来了。这场大病后，父亲仿佛脱胎换骨，他的&头发全没了，蛔虫从嘴里爬出来，整个脚后跟脱落的外皮就像一个碗。过去不吃鱼、肥肉、青菜，大病之后什么都吃&。
& & 中学时代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困苦的时期。一方面，外部大环境极为恶劣，日本入侵、国家受难、百姓遭殃、哀鸿遍野；另一方面，家庭环境愈加困苦，祖父病故令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然而，困苦的生活不但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激励了他的斗志，磨练了意志，使其变得更加坚强。
& & 三、人生的选择
& & 随着一天天长大，他对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生死存亡愈加关心。他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按他的话说，&对现状极为不满，见到社会的黑暗，到处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有钱人花天酒地，穷人饿殍遍野&。此时的他，如他所言：&正处于人生中的十字路口。我长大了，将来怎么办，是否同流合污？&
& & 抗战末期，国内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争夺青年人。那时，父亲在青年会中学读书。该校广东人多，他经常接触的广东人中有两批人。他回忆说：&一边是高XX、陆X，加上我，三兄弟。高是老大，他最大，我是老二，但实际上是以陆X为主。此人性格特别，领袖欲特强，说自己是孙中山转世，走路喜欢走在前面。我是中间派。他老拉我，一起去对面的小学打篮球，一起去他家聊天。他准备离开上海，想拉我一起走。他妈妈经常从上海去河南跑单帮，据说认识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汤恩伯。他家常来一个女孩，叫徐XX。我们一来，她就来。后来，日本鬼子投降后，她的身份暴露了。原来她是国民党的人，是产科学校国民党的领导，跟共产党对着干。
& & &另一边是共产党人。其中一人叫郑广裳，是老大，另一人叫鲍慰慈，是老二，我是小弟。事后得知，郑是青年会中学的党组织负责人之一，1942年入党。他对人不是像当领袖那样，而是很谦虚，把我们当弟弟看，把我们带到他家，借书给我们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时间赛跑》（描写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新人生观》、《社会发展史》、《西行漫记》等。他还组织吹口琴，带我们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他的本事比陆X大。他是通过思想教育，陆则是讲私人感情。所以，共产党在争取青年人方面比国民党强。
& & &我生病期间，郑一直与我保持联系，常来医院看我。1945年初病愈后，我去林宝公司（证券公司）做过几个月学徒。那时已接近鬼子投降了，形势已经很明朗，需要增加党的力量，要吸收新党员。郑对我的情况很了解，知道我爱国，有正义感，要抗日救国，人也比较可靠，认为时机成熟了。那时，我一心想到抗日的地方去。郑说，他也想去，一块儿去，后又说，上海需要人，就在上海参加共产党，在上海工作吧。于是，叫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申请书是用米汤写的，用碘酒一抹就可显出字来。1945年5月的某一天写的申请书，不久就告诉我批准了。一天，我去郑家，当着一位女领导（姓张）的面举手宣了誓，候补期3个月。&1945年7月，父亲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 & 四、革命学运的骨干
& & 入党后，他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各种活动，成为上海革命学生运动的骨干之一。
& & 父亲回忆说：&成为预备党员后，组织上决定要我继续到学校工作，并赞助我的学费。第一次接关系的是大学的一名女同学，过去从来没有女同学找我，接关系的女同学来了，我妈妈和姐姐看到感到奇怪。那时，我们家有空房子，美国飞机常来轰炸，我们做了防空准备，把棉被铺在八仙桌下面，空袭警报一响，我们就钻进去。有一天，接头的女生来了，正好警报响起，大家都钻到桌下。
& & &月份，学校开学前，我去一个大学生进修班学俄文，地点在上海霞飞路（现淮海中路）马斯南路口，以便先接触一下学生。办班的负责人叫陆X，他身穿日本军服，自称是游击队浙东新四军三五支队的。他告诉我这些，可能是试探，我没理他，向郑作了汇报，大家觉得很可疑。
& & &那时，上海的年轻人掀起学俄语热，因苏联人把德国鬼子打败了，形势明朗了，大家就都去学俄语，日本鬼子当时已无回手之力。我学了两、三个月俄文，参加学习班的有工人、学生、职员、社会青年，男的女的都有，年龄都差不多。事后回忆起来，觉得可能都是共产党人争取的对象。大家自动组织起团体，经常在法国公园（复兴公园）聚会。大家曾一起商量如何迎接新四军。隔了几天，说新四军不进上海了，所有计划取消。这时，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也离开了进修班，大家就分散了。
& & &1945年9月学校开学，我（因病休学近一年后重回大学学习）和郑进了华东联大[1]。我开始学土木工程，后转到政治系，认识了曹筱淑，还有新闻系的李英萍（后在铁道部工作）、陶大钊（后在外交部任驻外大使）。他们都比我年轻1、2岁，差不多都是党员。还有一个叫张元一的，也是党员。政治系和新闻系的学生在大学一年级时一起上课。
& & &当时，组织上有计划地让我以灰色的政治面目出现，要求我去学生礼拜堂，做思想上比较落后的青年学生的工作。我虽然没去礼拜堂，但做了不少常去礼拜堂的学生的工作。我的组织关系也转到管普通学生的组织，领导叫李寿祺（后任中联部某局局长），是圣约翰大学的，他很会领导，很仔细、具体，又严格。那时我们党小组有3人：我，李寿祺的妹妹李莉英（学音乐的），还有一个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这段时间约是1945年冬至46年夏。我们开会常在李寿祺家。他家位于有钱人的高级住宅区。共产党人不一定都是穷人，像我那样一穷二白。&
& &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试图消灭共产党。&那时共产党、国民党两边的都举行各种活动，斗争非常激烈&，他说。
& & &我参加了几个著名的活动。一是欢迎马歇尔。当时，国民党要打内战。&1945年11月，美国宣布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内战，受到渴望和平的广大中国民众的欢迎。共产党决定组织上海各校学生，&通过欢迎马歇尔的集会[2]，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组织活动的人叫陈震中，曾是青年会中学的学生，比我高一班。我喜欢冲锋陷阵，参加集会，喊口号。&
& & 二是&为昆明学校的血案[3]举行追悼会，我帮忙组织签名、报到、集合游行，一个团体一个团体来，&&&
& & 之后是&6?23&反内战斗争。1946年6月，上海民众掀起&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运动，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推举11名各界知名人士于6月23日去南京请愿，其中有马叙伦、陈震中等，名人有雷洁琼。&我参加火车站的欢送大会，之后进行游行，有五万多人，队伍壮大，大家群情激昂。从上海站往南游行到八仙桥，那里有座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上面有人摔盘子砸游行队伍。有人上楼去抓，抓到一个人，他就是过去1943年我所在的基督教青年会的食堂管理员。大家把他捆起来，把衣服脱了，在他身上写上&特务&二字，在游行队伍前面走。队伍继续往前走，走到林森路（现&淮海路&）头上，又发现两个年轻人在楼上撒反动传单，反对游行。游行队伍又去抓，我也上楼抓，没抓到，别人在另一楼梯处抓到了。也一样捆起来，胸前写上&特务&二字。队伍继续走到吕斑路（现&重庆路&）才解散。&
1945年秋，&华东联大分家，我的系划归之江大学。当时之江大学杭州校区修复后，即分为&杭州校区&和&上海校区&两部分。1946年夏天去了杭州，之江大学复校了。之江大学是北美长老会办的学校。大学一年级文学院、工学院的功课差不多，我心里喜欢工科，但精力不够。
& & &这时我有意识地做学校里的教会工作，表现积极，取得了校方的信任，当了教堂的干事，还有一位女同学，是普通群众，也一起当了干事。每星期做礼拜时，我们每人负责一边，手拿捐钱袋传来传去，让人捐钱，然后收集起来交给教堂。做礼拜的都是学生和家属。那时，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有：组织各种团契[4]，组织义卖，做游戏，唱歌，组织圣诞节活动，点蜡烛报佳音等，以及其他各种自发活动。
& & &我们搞了一个之江大学基督教学生青年会（是一个较大的学生团体），相当于全校的学生会，许多进步学生都参加。经过选举，我做了会长。我那时年轻，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
&进入1947年，蒋介石反民主、反共的面目暴露无遗。南京爆发&5?20&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5]，遭到国民党镇压。各地学生积极响应，举行游行，杭州之江大学也有参加。
& &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代表之江大学学生青年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理事会，地点在西侨青年会。当时选出3名学生理事，我是其中一人，另一个是南京金陵大学的，还有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均属基督教团体。后来发现他也是党员，资格比我老，曾是之江大学高年级的校友，但当时并不认识。他后来去欧洲参加了世界青年大会。
& & &大约这一年的4月，全国形势紧张，蒋介石进攻延安、山东，掀起反共高潮。我从上海回校后发现，我住的宿舍曾着火，蚊帐烧了，有人在杭州城里、学校宿舍的走廊到处贴传单，上面写着：&奸匪周启元纵火未遂&等等&。这显然是学校的特务搞的，这是特务们惯用的手法。有反共的教徒另外组织团契，与青年会对着干，这也说明我可能暴露了。
& & &宿舍里共三人：我，张公绰、华联奎（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离休，现住上海）。我和华联奎关系最好，他比我小一岁。那年5月，形势紧张，听说军队要到学校抓人，组织上就让我们回上海。学校位于六和塔旁边的半山腰上，我们从学校往山上爬，翻过山（秦望山）就是九溪十八涧。华联奎穿着布鞋，过一小溪时，他不敢下水，我就拉他，对他说：&还不赶快下水&。我们一起跑到苋桥车站，乘火车跑到上海，住在华联奎的同学家。
& & &我们三人后来都被学校除名了。郑广裳好像也被除名了。后来，我们三人、郑广裳、吴佩英等一大批人都去了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6]。我们都是专职学生运动的骨干。
& & 1947年9月，父亲转入大夏大学继续学业。他回忆说：&开始我思想上还是喜欢工学院，后来看看身体精力不行，还是转回政治系，学了一年，被迫退学了。
&这一段时间，形势更加紧张。国民党到了强弩之末，攻打延安失败。刘邓大军攻打黄河，进驻大别山。上海学生运动轰轰烈烈，斗争更加激烈。就像毛主席讲的两条战线，一条是前线，一条是学生运动。那时发生了几件大事，首先是浙江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于子三事件[7]，他死在监狱里，全国各校举行抗议活动，大夏大学也响应，在食堂开大会时，国民党的特务打人。
&这时我的面貌与在之江大学时不一样了，不是做落后青年的工作，而是站在前面了。我没有被打，我是以一个正义的普通学生的面貌出现，别人对我也不了解。
& & &大夏大学开展学生活动的特点与之江大学不一样，之江大学是教会学校，以文艺爱好相同来组织团体，而大夏大学则是以同学会、同乡会的形式，如苏北同学会、两广同学会，也有以文艺爱好形式出现的，如合唱团、歌舞团（如以大夏大学校河&里娃栗妲河&命名的&里娃栗妲剧艺社&）。各种团体中力量最大的是两广学会，我是广东人，当然参加两广学会。此学会有基础，抗战期间搬到贵州去了，胜利后搬回上海，带回一批进步的广东、广西人，加上上海本身的广东、广西的进步同学，所以力量很强。有一次，各年级选举，大家正在教室开会，特务和三青团的人来捣蛋，有人把手枪拿出来往桌上一拍，要控制会场，要打人。消息传到教室外边，有三个人，我和两个广东人（陈赞培、陈广钰），他俩在前，我在后，门一踢，冲进去，一声&打&，特务一见，吓得往外跑，其中一人以为我们要打他，就往宿舍跑，我们就追，追得他无路可走跳窗户。后来说是住院了，实际上没受伤。&
& & 1948年春，经过几次事件后，父亲因患结核性疾病再次住院。多亏亲友、党组织和不少战友倾囊相助，经过手术治疗及注射新的抗结核菌针后得以康复出院，重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学生运动中。
& & &1948年５月３日，在上海交大举行纪念五四的活动，全上海的学生在那里举行集会，大家喊口号，请进步教师讲话，我也参加了。５月４日，我参加了圣约翰大学的纪念活动。大夏大学离圣约翰大学很近，仅隔一条苏州河。游行队伍走到大夏大学后，在校园里游行一圈。这时，特务们拿着棍子冲了过来，门口军警可能也来了。一冲就把队伍冲散了，他们就开始打人、抓人，大家纷纷躲避。我跑到女生宿舍旁边的一条河，这河叫里娃丽达河（丽娃河），河里有一堵墙，我和一位同学跳到河里，站在墙边。那天下着雨，我穿着雨靴和雨衣。我们两人在河里泡了一夜。天亮了，我们扒篱笆，掏一个洞，钻出去，跑到城里。我没处去，就给陈淑卿（地下党员，有亲戚关系）打电话，叫她出来，一起跑到体育馆去看打篮球，消磨时光，晚上就跑到她家，睡在她的床上，她睡到姐姐的房里。这是我第一次睡那么软的床。他们是有钱人家。第二天走时，她妈还对我说：&你不要把我女儿带坏啦&。等风声稍平静了，我才回到学校。&
& & 日，父亲与200多名大夏大学的同学一起参加了上海学生举行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大游行。游行队伍在外滩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和武力驱赶，有近百名学生被抓到警察局。父亲在中山公园附近被抓。奶奶得到消息后，心急如焚，到处托人多方营救，最后才辗转找到她的学生的丈夫担保。由于当时父亲的身份尚未暴露，军警未问出什么来，在关押父亲12个小时后，遂于次晨准许其被保释出来。
& &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和爱国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国民党当局垂死挣扎，加紧了对上海人民的镇压。他们到处搜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尤其是中共地下党员，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日午夜，反动当局发起了秘密大逮捕。有358人上了上海特种刑事法庭的黑名单（拘票和传票），包括18所大学、9所专科学校、6所中小学和永安公司、时代周报社等一批单位的共产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
& & 大夏大学有38人&榜上有名&，而父亲正是该校的头号通缉犯[8]。他回忆说：&学校的黑名单上第一名就是我&。由于地下党组织事先得到消息，迅速通知他隐蔽起来。结果，警察在学校里没有抓到他，于是便派人到他家里抓。他家在上海南市裡马路绵阳里，门牌16号。
& & 一天下午，他回家洗澡后便匆匆离开家。走后不久，家门外警车响起，来了一帮警察，前门站两个，后门两个，把门堵住，气势汹汹地进门查户口，要抓人，结果没抓到。后来，警察就经常到他家。好几次向他姐姐打听他的下落，还用枪逼她。她后来回忆说：&警察上午来，下午来，晚上也来。有一次，便衣警察偷偷从后门进来，先到后厢房，再进到前厢房，把妈吓坏了。他们谎称是学校的，有事找他。弄堂里常见到有便衣警察在兜圈子。&
& & 还有一次，警察把守住前后门，敲门进来，后门也进来几个，凶巴巴地向家里要人，警察用枪对着他的姐姐说：&有人看到你去送信&，并要把她抓走，警车已停在弄堂口。这时，金保长过来求情，保长的儿子也帮着说，并愿担保，才没把他姐姐抓走。
面对反动派的大规模逮捕和疯狂镇压，为了爱护干部，保存革命力量，并培训干部，准备迎接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和建设任务，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向苏北、皖西、浙东等解放区撤退2000名地下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包括职工、学生和教师。1948年8月底，党组织通知他转移到华中根据地。离开上海前，他想办法与姐姐见了面，姐姐给了他向亲戚借的5元钱，一些止血药及口服药，两件衣服。为了化装，他在旧衣店买了一套府绸中式上衣、长裤和一双布鞋。
在组织上的安排下，他和同为大夏大学地下党员的王向毅，在上海杜美公园门口与地下秘密交通接上了关系。他们两人各背着个布包袱，打扮成返乡的上海小商人，以表兄弟相称，于8月30日深夜，在地下交通员的秘密带领下，趁着夜色，登上火车离开了上海。[9]
& & 父亲走后，很长时间杳无音信，家人十分担心，奶奶不吃不喝，每天拜菩萨，整日以泪洗面。终于有一天，来了一位穿黑衣的年轻人，带来一张纸条，并告诉她，她的儿子已平安到达目的地（苏北）。
& & 五、忠心耿耿，革命一生
& & 在上海江淮区党委的安排下，父亲顺利抵达了苏北根据地。转移途中经历了千辛万苦，凭着双腿长途跋涉，急行军，越过敌人封锁线，累得筋疲力竭，而且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其间，还不幸得了严重的疟疾，不得不让战友用担架抬着走。
& & 到解放区后，为了保护上海党组织的安全，组织上决定，撤退的人都要用化名，不能暴露自己的原名、身份、单位和活动等情况，故父亲从此改用现名。
& &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父亲与转移到解放区的上海各大学的学运骨干、地下党员一起，参加了华中党校的学习，成为&上海队&15队（上海江淮区党委学生队）的学员[10]，与大夏大学的另外4名同学编在一组。在华中党校，他们认真总结了白区工作的经验，并系统地学习了革命理论。1949年1月，父亲作为第二批参加接管蚌埠的华中党校&上海队&干部，参加了江淮工作团，被分配到蚌埠军事管制委员会交际处工作。他接受&组织上分配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与何文、叶鸣一起接待南下大军、过路的干部和战士。&为了支援前线的宣传工作，他曾被派到公栈路铁路装卸工作现场，向搬运工人开展宣传鼓动工作[11]。后到蚌埠市政干部学校工作，担任青年班主任，为蚌埠市培训急需的市政干部。[12]
& & 不久，父亲被调到蚌埠市宣传部工作，后来又被调至安徽省委统战部工作。
& & 1955年至1964年，父亲被派往香港工作。他组织纪律性极强，对任何保密工作，哪怕是对家人亦守口如瓶。他从未向我们透露过在港期间的工作情况，甘当幕后英雄。他对党、对国家忠心耿耿，可见一斑。
& &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同样受到冲击。因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而受到怀疑，被隔离审查，未能逃过一劫。尽管蒙受不白之冤，对党仍无怨无悔。好在不久，经组织调查后，还给他一个清白。
& & 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到山东邹县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进行思想改造，经过数年磨难后才调回北京。
& & 1975年，他被派到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工作，担任该社副社长、副总经理，直到1985年离休。
& & 离休后，他继续&老有所为&，积极发挥余热，认真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各项临时性的工作，无论是编写单位的历史，还是人口普查，他都踏踏实实，埋头苦干，认认真真地完成每一项组织上安排的工作。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各项慈善活动，特别是四川&5?12&大地震后，他踊跃参加捐款活动。2009年7月，他被所在单位离退休干部局党委评为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 & 父亲虽然已离休多年，但在为党做工作方面却似乎从来没有离休。就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还不顾病魔缠身，保持一贯积极的工作态度，为他所属的离退休党支部工作，负责收党费，传递文件等。起初，他还登门挨家挨户地收党费，到后来，由于身体虚弱，改为电话通知大家把党费送来家里，再由其汇总后统一上缴。至今家里的写字台上还放着他7月份收党费的记录。真是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无私奉献，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 & 父亲的一生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没有绚丽夺目的光环，但他有丹心，有良知，默默无闻地为党和国家工作，立下汗马之功。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