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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部门的前沿：有效倡导的策略思考 03:03:43&&来源：中国发展简报NO.43&&作者：Stephen Noakes&&&&点击数量：7234
近年来，中国NGO在数量上爆发式增长，在体制空间上取得重要进步，有目共睹。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使政府不再包办社会服务，大量的社会服务真空需要填补。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特别是沿海和珠三角地区所经历的急剧发展，为某些领域拥有专业特长的非营利组织协助政府应对来自发展的重大挑战创造了特殊的“市场”基点。&&&&&&&
这些趋势不只为本土组织和它们的国际同行之间带来了更有活力的交流，也加强了这些组织与政府的联系和合作。第三部门的扩展为NGO通过更为直接的咨商参与决策过程带来了新的机会，也为NGO围绕议题形成倡导网络（多由国际NGO以及一些国内组织组成）更为活跃地参与公共决策打开了门户。然而，并非所有的倡导活动都能产生影响。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国民的需求高度重视和回应，实际上，甚至欢迎来自外部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它又对政策建议的采纳持谨慎选择的态度。有哪些因素决定NGO网络倡导活动的成效呢？为何一些倡导行动比另外一些更为成功？换句话说，如何去解释正在萌芽中的倡导组织所产生的不同的政策影响？或者，倡导性组织赖以取得成功的因素是什么？&中国新兴的第三部门和它的国际支持者&&&&&&&
中国第三部门的兴起，国际机构/组织的支持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尽管这些支持方往往就共同关注的议题进行合作和推动，但还是有必要对在华活动的国际NGO（如盖茨基金会、绿色和平）、众多在包括国际NGO和赠款机构在内的国际资助方（如福特基金会、卡特中心）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国内组织，以及对华提供援助的政府机构之间做出区分。1&&&&&&
由于缺乏统一的报告标准，资助方的目标也有差异，如何衡量国际社会对华援助必然是较为粗略的。然而，围绕谁是资助方，提供了什么资助，资助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们仍然可以确立一般性的规律。&&&&&&&
根据全面掌握国际援助信息的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日本在2007年对华援助为12?5亿美元，位居各国对华援助之首，是位居其后的德国对华援助额度的3倍左右。日本对华援助大部分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有一些用于改革法律制度以符合国际标准，这部分资金包括对法官进行正式培训，以改进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环境。日本与德国（对华援助4?5亿美元）、法国（2亿美元）、英国（1?4亿美元）和西班牙（8100万美元）占据了2007年对华援助榜单头5位。2&&&&&&&
同时，OECD还给出了用于“治理和公民社会援助”的具体条款的信息。通常这类资金用于NGO能力建设，通过论坛以及大量的村级基层民主试验来推动与政府的合作。美国在这方面是最大的资助方，2005年的资助额度接近1&200万美元。欧盟和加拿大在这个领域也有相当投入（各自大约资助了1&050万美元），澳大利亚也资助了490万美元。3例如，加拿大政府向由加拿大或国际专家与中国的类似机构共同执行的项目提供资金，这样的安排将资助方的政策从常规意义上的“国际援助”转向帮助中国组织进行能力建设的技术合作，也使中国政府有了更大的能力将援助用于它认为合适的地方。&&&&&&&
多边机构也对公民社会提供了相当的外部支持。除了对具体的项目活动直接提供资金外，1995年以来，世界银行在推动中国NGO能力建设和合作方面很积极。2000年，世界银行资助了NPO信息咨询中心，这是第一家为NPO提供能力建设的组织，还资助了国内组织举办了几次研讨会，以及举办通讯和培训活动。世行还为几个国际、国家以及省级层面的学术研讨会提供了赞助，以便国内和国际合作方共同分享最佳实践的经验和信息。4&&&&&&& 此外，OECD的报告表明，对教育和健康领域的资助构成了所有国际对华援助的大头，也有相当的援助投入了多部门合作，包括环境和社会发展项目在内。这些项目投入到相关的领域，对抵消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产生的一些负面的外部性影响起到了特别值得关注的重要作用。这些国际援助与政府最密切合作的领域，也是NGO联合进行议题倡导具有最大可能性的地方。&&&&&&&
环境NGO在提升公民意识和议程设置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像珍·古道尔研究会下面的“根与芽”，关注公民的环境意识，在中国的下一代群体中进行环境教育和责任培养。出于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其他组织在与政府合作支持有关生物多样保护和生态系统健康的议题方面也有成功的经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是其中最活跃和引人关注的组织之一。WWF&中国项目实施副总监王利民将WWF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成功之处主要归结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投入，他们协助地方政府提供安全清洁的饮用水等公共产品。&&&&&&&
国际对华援助的第二个主要领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通常是扶贫和教育项目，但也有很多项目的重点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如改厕、道路、学校和医院建设等方面。还有很多资金用于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通过向艰难的农民或者企业主提供支持以打开新的市场。中国政府在这些方面均积极配合，特别是在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打开新的市场方面非常主动，因为一旦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始起步发展，当地人将面临缺乏培训以满足所需的就业技能的问题。&&&&&&&最后，通过与国际资助方和草根组织合作，中国政府已在根除可预防的传染性疾病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尽管这方面的努力总体上并未在国际上获得应有的认可，但在结核病、疟疾、小儿麻痹、白喉以及肝炎控制方面，由于国际NGO和有关部门的合作，这些疾病发病率一直在下降，因为疫苗接种和医疗诊所已经广泛地覆盖了大城市之外的地区。由于国际和国内NGO在推动性教育、提供清洁针具以及在受影响地区推动血液安全方面的工作，艾滋病防治和治疗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组织现状一览&&&&&&&
对组织的倡导而言，外国援助在一些方面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在另一些方面则作用相反。围绕不同议题进行倡导的主要是国际NGO，而国内组织则主要将活动限制在提供服务上。其原因在于，尽管资助方有着良好的愿望，也做出了努力，但中国组织在能力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他们的国际同仁。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相比经验丰富和专业程度更高的国际NGO，亟须内部能力建设的本土组织更能从国际援助项目间接获益。资助额度与有执行能力，或可以和政府进行有效沟通的NGO数量不成比例，进一步对开展有效的倡导活动构成挑战。&&&&&&&
一些观察者指出，很多国内NGO面临着缺乏透明度和问责的问题，这不利于NGO之间结成网络联盟进行倡导。坊间的逸闻也常常谈到本土组织需要学习如何针对共同的目标，以更加文明的方式加强合作。&&&&&&&
但至少就部分原因而言，这种冲突是由国外的资助者自己造成的。项目资金通常会流向善于表达、受过西方培训的、英文能力较强的组织，因为对资助方而言，觉得这样的组织较容易合作。&&&&&&&
但是能够进行合作并胜任有加的本土组织在数量上还无法与国际资金的投入量相匹配。在本土组织中，能够达到相当的专业化程度的组织只占少数，结果资金总是重复流入到同样的能力较强的组织，使一些组织超出自身的能力去承接来自各方的资助，致使项目执行效果受到影响。一些国际业内人士也报告说，一些草根组织有夸大自身能力的倾向，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争取资助过程中存在的激烈竞争。&&&&&&&
更有甚者，在国际资助增加的情况下，对受助方而言，这种机会的诱惑可能是很强烈的。在相当比例的新成立的组织中，国外资金支撑了部分或者所有的预算，（容易使它们）将非营利变成营利性活动。另外也带来了一个相当大的风险，即由于国际资助的规模超过了国内组织对资金的吸纳能力，使它们养成资助依赖而非尝试自给自足。当然，目前对大多数中国（草根）NGO而言，除国际资助外，很难有其他可行的资金来源。&&&&&&&
除了组织能力的问题外，有其他几个因素决定NGO联合进行倡导成功与否。一个主要的因素在于这些组织活动所处的外部环境特征。中国的机构设置、民政部和地方民政局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利用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或者外部相关组织的资源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倡导行动的结果。&&&&&&&&而且，过去10年NGO的增长是中国改革为新的活动者打开了与政府合作空间的明证，这些变化还没有完全到位，NGO进行联合倡导，还必须应对这种合作机制的不确定性。&&&&&&&
由于NGO的概念还没有在中国获得全面接纳，NGO的功能总体上也还没有获得公众的普遍理解，因此开展倡导活动的（成功）机会还很有限。正如瑞典国际发展署在其2008年报告中所回顾的，“非政府”在中国的语境里面有时候还被误读为“反政府”，这种观念至今仍未被完全摆脱。5加之由于历史上就存在、延续至今对国际意图并非完全捕风捉影的疑虑，使许多有意从事倡导的团体，无论是国际NGO领导的联合，还是单由获得国际资金支持的本土倡导组织，都面临坎坷之路。&让倡导更有效&&&&&&
上述各因素当然具有相互的关联性，但在影响有效倡导的制度、组织或者“供给方”条件等方面的缺失，说明与NGO联盟自身的内部能力或者拥有的资源等因素相比而言，倡导能否成功的关键，更在于是否能在某些时点上具备某些政策规定的条件。当然，专业化和财力是必要的条件，但却并不能确保NGO联盟一定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当来自外部的政策建议致力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主题，与政府已经设立的发展议程直接挂钩，才更可能被采纳（有的时候，此类条件的满足来自不可预见的事件如重大的自然灾害，例如NGO在2008年发生汶川地震后介入救援活动）。&&&&&&&
换言之，只有当与政府目标叠加导向共赢的情况下，NGO联盟才能变得更有影响力。这正是为什么在环保、社会发展和公共卫生领域，出现了政府和NGO最有力的合作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以具体的实践经验、技术和科学研究为基础，使任何建议看上去更为客观中立，倡导才可能有效。意识形态驱动下的言辞所包装的倡导活动几乎都会被拒之门外。&&&&&&
但是，如果政府自己没有任何需求，即使是不偏不倚的专门建议最终也会不了了之。从现实的角度，这意味着对活动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将自己的目标进行调整，以适应政府要解决的议程/要务，而不是告诉政府什么是它应该做的要务。相比本土组织，这个原则更适用于国际组织。除了加深和中国的联系，这是国际组织确保中国政府考虑他们建议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一些进一步的制度调整能够使倡导性的联合行动尽可能有效地帮助政府改进治理。更多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帮助作为地方伙伴的本土组织成长，帮它们培养适宜的技能和态度，外部援助也应该做出调整，使草根组织能够从培训和辅导中直接获益。庄爱玲领导下的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她的机构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专业的发展培训，主要集中在能力建设、问责和组织的合作等方面。&&&&&&&
资助方还应该采取措施防止重复资助或开展项目活动，这是长期以来未能得到解决的两个问题。可能的话可以建立一个项目数据库，向所有的相关方开放，这样就能更好地跟踪资金的流向。另外，建立完善中国的慈善部门有助于为NGO在未来进行本土筹款打下基础。特别是慈善法的实施，将有助于为第三部门建立一个更可持续的体制框架。&&&&&&&
尽管目前倡导性组织在数量上还相对很少，在快速变革的时代，改进倡导的技能对应对治理的现实挑战将助益良多，也能为中国的发展议程提供更多的合作途径。对政府而言，倡导提供了直接有用的知识和专业建议，能帮助政府更为有效地回应治理国家的需求。对在某些重点领域拥有必要的专业技能的国际和国内NGO而言，它们具备了更有意义地参与公共管理的潜力，以及影响决策讨论甚至决策结果的可能机遇。[作者Stephen&Noakes是加拿大皇后大学（Queen’&s&University）博士研究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9年度访问学者。付涛译]&注释：1.“并非所有国内组织都直接受助于国际资金。正式登记的国内组织数量可能超过30万家，而其他未正式登记注册的组织数量可能多达120万。”欧洲委员会，欧盟与中国合作伙伴关系国家级评估报告［EB/OL］，2007：902.OECD对华援助一览表（2008）[EB/OL]?http://www.oecd.org/dataoecd/1/21/1880034.gif，August&9，2009?&3.这些数字是报告作者根据OECD&2005年支出和资助方的项目信息算出来的。然而，和通过非营利部门的渠道提供的资助不同，由于“治理和公民社会援助”资金用途多样，以及难以将此类援助与对中国第三部门成长的影响具体对应起来，要就双边援助对中国非营利部门产生的影响进行衡量非常困难。&然而，并非所有的这类资助都直接以现金形式投入中国NGO。4.世界银行和中国的NGO（2006）［EB/OL］，http://web.worldbank.org&，5.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及其组织行动的条件和可能性总体评价&［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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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门的成长与21世纪的中国
.cn 日 14:45 《商务周刊》
　　□文 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席)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活动大致可以包括三大领域，即政治活动领域、经济活动领域和社会活动领域，与此相适应，人们的社会组织也可以分作三类，即政府组织、营利组
织和非营利组织。如果说政府组织是第一部门，营利组织是第二部门，那么，第三部门就是各种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总称或集合。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社会，政府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从中央到地方，从大小城市到穷乡僻壤，都有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所有人员和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营利组织并不以赢利为目标，几乎所有的经济组织都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非营利组织更无独立地位和自主权利，一切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说中国的企业不像企业，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企业，那么，中国更没有第三部门，所有的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都是靠财政吃饭、为政府服务的准政府组织。
　　改革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政府绝对统治地位的削弱，另一方面是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独立和发育。虽然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改革相对滞后，政府的相对控制依然很强，第三部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仍然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但是，营利组织的独立发展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障，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潮流。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中国的第三部门或者非营利组织还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在中国，创办和运作非营利组织的具体途径和办法五花八门，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一是由原来的人民团体分化嬗变而来，以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最为典型。这类组织通常都会依托原来的某个组织机构，其启动资金和运作人员往往来自原来的组织，因而与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是完全由私人出资创办，天则所可以作为一个代表。这类组织没有上级主管部门，其资金、人员和活动均由自己决策；三是由个人或社会团体创办，政府或国有事业单位资助或共同创办。这类组织都有一个上级主管单位，但主管单位对其管理却视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塞拉蒙教授的理论(1995年)，非营利组织有6个基本特征：1)“正规性”，即具有正式注册登记的合法身份；2)“民间性”，即在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离；3)“非营利性”，即不得为其拥有者谋取利润；4)“自治性”，即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5)“志愿性”，即在其活动和管理中有显著的自愿参与的成份；6)“公益性”，即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按此衡量，中国目前符合这6条标准的非营利组织的确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从上述三类组织的情况来看，正规性是必备的条件，作为挂靠单位下属、不需注册登记的机构不是独立的组织；没有登记注册的独立组织是非法组织。而非营利性和公益性则就有了分野，所谓非营利并不是不赢利，而是由于非营利组织没有股权，不能分红，扣除日常运营成本以后的赢利只能用于该事业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有些非营利组织主要从事赢利活动，有些则以赢利为目的。至于民间性、自治性和志愿性，则差别更大，从明显的官方背景和政府色彩到完全的私人性质，形成一个光彩夺目的七色光谱。这是中国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
　　观察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有几个问题是相当重要的。一是经费来源是否独立，有无财政拨款，有财政资助的组织，通常就有政府背景，其民间性和自治性就要打一个折扣。二是组织章程的设计和实施，是独立设计制定，还是按登记部门的标准格式照抄照搬，或者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章法；是照章运作，还是章程是一回事，运作是另一回事。三是领导机构和人员的遴选和更换，是内部独立选定，还是要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或由主管部门推荐和委派。四是活动和财务公开性和透明度。由此来看，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独立发展和规范运作还要走很长一段路程。
　　营利组织或第三部门的成长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改造及其在21世纪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许，目前我们对此的认识和估计还很不足。
　　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既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现实。要完成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建立一个区别于和外在于国家的自主而多元化的社会，第三部门的独立和发展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由于立足于大政府小社会、强政府弱社会的现实基础，由于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甚于对经济生活的控制，第三部门的发展空间很大，发展速度却相对缓慢。由于第三部门的独立发展是建立在个人的独立自由权利得以确立和保障的基础之上的，是随着缩小政府活动范围、限制政府自由权力和规范政府行为方式，完成对国家的改造而进行的。因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第三部门的独立发展就带有根本的性质和决定的作用，其独立程度和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标志。
　　在第三部门的发展中，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发展是一支重要力量。作为社会的思想库，其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有着很大的影响。这里，我想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实践作一个个案，回顾一下10年来走过的历程，然后谈一点自己的感悟和感受。
　　天则所成立于日。开始时是在工商系统以企业单位注册登记，1995年又在科委系统注册事业单位，成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1999年10月，进行了一次重大结构改革，把学术和咨询分开，正式成立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在工商局登记注册，向商业化方向发展；天则所则完全变成一个非营利的公众机构。到今年已经整整10年。
　　10年，既不算长，也不算短。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10年只是一瞬间，转眼即逝；然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10年却非常宝贵，人生不过百年，10年的得失可谓天壤之别。确是机不可失，时不待我。
　　作为一家民办的、非政府、非营利的公众机构，天则所建立和活动了10年。这本身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其一是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言论和活动的自由度已有很大扩展，这在20多年以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其二是表明，在没有政府的财政资助，也没有体制内资源可以利用的情况下，天则所依靠自己的努力和社会的支持，开拓了中国的非营利事业，并得到扩大和发展。其意义和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其三是表明，作为公众机构，必须保持和提高它的公信力，天则所影响和声誉的扩大和提高，一靠的是坚持社会道义和良知的行为宗旨和独立立场；二靠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和活动特色；三靠奉行公正、公开、透明的活动原则；四靠踏实、认真做事的作风。这一切就奠定了天则事业发展的基础。
　　10年的奋斗，做了不少事情，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双周学术讨论会”是开办较早的几个论坛之一，到现在已经举办240多期；“宏观经济分析”进行了7年，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包括“宏观中国”周评、月度分析、季度分析、理论分析和政策分析，开办了“宏观中国”论坛(季度)和出版了3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率先进行了《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出版了3个案例集；组织了《政府体制改革研究》，积累了数十个研究成果；开办了五期“制度经济学讲研班”和三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率先召开了企业并购、行业协会、公用事业民营化等大型讨论会，推动了各该方面的发展；从1994年开始编辑出版《中国经济学》系列，现已出版了8个文集；2001年开始编辑出版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现已出版3期；此外，还受政府部门、企业和国际机构的委托，完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报告，如，三茂铁路社会效益评价，绿色行动计划，中国电信立法建议，水权和水市场研究，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活动，天则所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树起自己的品牌和形象，形成了自己的独立风格。
　　10年奋斗，靠的是国内外很多机构、单位和企业的支持以及各界朋友的帮助，有的与天则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有的把天则所作为固定联系单位，有的高度认同天则所的理念，经常主动为天则所出谋献策和联系业务，有的非常关注天则所的发展，经常参加天则所组织的活动。天则所的兴衰成败已经与很多机构和人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然，10年奋斗，也遇到不少困难，付出了不少辛苦。这也与我们目前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有关。如，个别单位随意撕毁与天则所签订的协议和合约，也有的个别人承担天则所的研究项目而杳无音信，更有甚者，个别官方研究机构经办的学术刊物，居然违背起码的学术规则，不发表有天则所字样的文章。这说明，我们的学术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10年奋斗，只是开了个头，好比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何把天则所做大、做强、做长，实现“学在民间”和“集社会力量，向社会开放，为社会服务”的办所宗旨，推进中国的学术事业，提升中国的学术水平，要做的事情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如，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传统，改变目前学人浮躁、急功近利、不以学术为本的不良现象？如何建立和维护学术规范，形成学术共同体？如何分工合作，相互交流，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如何开展学术批评，推进学术自由，建立正常的学术秩序？所有这些既需要公开讨论，也需要扎扎实实的工作，从一点一滴做起。我想，再经过10年的奋斗，天则所会有一个新的局面，中国的学术事业也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将会对人类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0年奋斗，成绩大于失误，最重要的还是思想上的提高和进步。也许，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首先，从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改革前，中国的所有学校和研究机构都是官方机构，经费由财政拨款，人员由国家分配，工作和活动由宣传教育部门控制和管理。这样的教育和研究机构不是以学术发展和思想创造为目标，而是以解释政策、思想灌输和舆论控制为己任，政府对教学研究机构、教学研究经费和教学研究人员的垄断和控制，造成了罢黜百家，独定一尊，舆论一律，思想一致的结果。学者们独立思考和自由创造的空间很小，既难出现真正的教育家、大师级的学者，也很难出现真正的传世之作，反而造成了无数学者的悲剧。
　　思想自由是学术之生命。学问之道是求实求是求新之道，来不得半点虚假，容不下丝毫迎合，也与墨守成规、抱残守缺无缘。要做到这一点，学者必须确立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以学问之事为乐，以知识之增长和科学之进步为本。只有独立的探讨，自由的思考，相互的竞争，充分的交流，方能有所成就。这一切，又以民间非营利教育和研究机构的发展为依托。只有非政府非营利教学研究机构的发展，才能为学者们的独立思考和学术创造开拓出一片自由的空间。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学在民间”。对此，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大思想家章太炎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致王鹤呜的信中写道，“中国学术，自下倡之者则益善，自上建之者则日衰。凡朝廷所开置，足以干禄，学之则皮肤而止。不研精穷根本者，人之情也。会有贤良乐胥之士，则直去不顾，自穷其学。故科举行千年，中间典章盛于唐，理学起于宋，天元、四元兴宋元间，小学经训，方于清世。此皆轶出科举，能自名家。宁有官吏奖督之哉？”可见，非官方、非营利教学研究机构是思想创造和学术发展的主要阵地和基本载体。天则所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宗旨，以学在民间为己任，努力使自己成为学者们进行自由思想、自由探索、自由讨论的一块园地。
　　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曾对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自由秩序原理》(1960)中，他把学术自由定义为应当有尽可能多的独立的研究工作中心，聚集了一批已被证明有能力增进知识发展并专心于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人士，他们能够自行确定自己的研究问题，能够不受约束地阐述和讨论已经获得的结论，而不管这些结论是否符合雇主和大众的愿望。不仅如此，其研究经费能够自主自立，因为，对研究经费的控制是科学进步的真正威胁。可见，机构独立、人员自主和经费自筹是学术自由的必备条件。天则所从成立时候起，就非常珍视自己作为一家民间学术研究机构的身份，没有为了某些权利和方便而挂靠一个上级主管单位，也没有为了经费而依附于某个营利机构；它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自主决策，自己承担相应决策的责任和义务。它的人员全部招聘，它的经费全部自筹，一部分来自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收入，一部分来自国内外机构和个人的捐赠。
　　保持学术自由必须实行学术公开。在天则所的成立大会上，我们就确立了开放式办所的方针，它的一切学术活动和学术讨论都是公开的，对国内外以及所有人都是开放的，我们举办的240多次双周理论讨论会，既有国内各方面人士的自由出入，也有国外学者和外国在华机构人士的参加。自学术和咨询分立以后，我们还要进一步使自己的财务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在学者之间消除门户之见，杜绝学阀作风，创造合作氛围，开展自由讨论；另一方面，有利于在学者与大众、学者与政府之间达成相互的理解和沟通，这既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应用，也可以避免由于误解而引起的干预和麻烦，既给决策者和实践家以选择的自由和承担选择后果的义务，也给学者以自由探讨的环境和条件。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这样做还有着一个特殊的意义，它是学者自我保护的一个重要方法。
　　其次，从政治宣传到解释世界。为了建立和实行计划经济，必须保持思想一致和行动统一，于是建立了庞大的宣传部门和宣传队伍，教育和研究部门就成为这支队伍的一部分，被置于政府的严密管制之下，其主要任务也就变成政治动员和思想宣传。加之长期受经世济民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片面化和庸俗化宣传和理解，以及市场化进程中的行为示范和巨大诱惑，中国知识界并不乏人文关怀，参与意识也很强，缺乏的是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认认真真解释世界者不多，急急忙忙改造世界者不少，很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定位于幕僚阶层和社会活动家，而不是思想库和思想家，一方面是“奏章学”的泛滥，另一方面是“广告学”的盛行。因此，中国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个自身的改造。
　　其实，作为思想库，学者和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是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不是直接去改造世界，更不是去从事政治宣传和思想灌输，改造世界是政治家以及企业家和生产实践家的任务，政治宣传也是政治家和宣传家的工作。不过，解释世界的过程本身也是改造世界和影响世界。一是人们都是按照自己的认识行动的，即使一些盲目的和潜意识的行为，也是以其“默会的知识”为基础的；二是解释世界本身就是在观念形态上对世界的建构，而这一建构的过程也是建构者本身被建构；三是话语的作用和话语霸权不可小视，任何一种对世界的解释都有一套话语，必然会对人们特别是有相同话语的人们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本身就是一种对世界的改造，同时通过这种影响来改变受其影响的人们的行为，更是对世界的进一步改造。这是知识生产者改造世界的特殊方式。天则所目前还比较小，影响也不够大，但却是以学术为本，以学问看家，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为己任，以建成中国的一个思想库为目标，并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再次，从注解政策到评议政府。在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很大，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随意性也很大，政府的非规范行为往往起着逼良为娼的作用，直接阻碍着制度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力量太小，社会组织太差，形不成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应有制衡和监督。因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往往只有政府一个声音，而无民间的不同的声音，研究机构和学者也缺乏独立性，其注意力集中于解释政策，并为其寻找理论上的依据。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非营利研究机构的独立和进一步发展，其与政府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必然会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思想库，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是“社会的良知”，既要独立于企业，也要独立于政府，其对政府的关系就要保持一个超然的立场和批判的态度，既要支持政府的正确做法，也要批评政府的错误行为。对于政府的每一个政策决策和管制措施，都可以做出评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指出其利弊得失，使其多做善事，少做恶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对政府政策持批评态度，正是非营利研究组织和学者的社会责任。也许有些话目前只能在学术刊物上讲，很多传媒不能发表，但该讲的还要讲。尽管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往往没有监督和不受监督或者监督非常不力，但随着非政府机构的发展壮大，就会成为一种制衡的力量，这种情况就会逐渐改变。另一方面，作为思想库，非政府组织并非反政府组织，独立学者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要向政府提供战略和政策的咨询和帮助，推动政府实施正确的政策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也是思想库产生的重要原因和存在的价值之一。在这种互动和博弈中，非政府组织也会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壮大自己的队伍，成为中国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里，天则所一向坚持一个原则，政治家和企业家有选择的自由和决策的权力，学者有思想的自由和讲话的自由，我们的意见能否被政府接受和采纳并不太重要，也不可刻意追求，只要能讲话能发表就行，自然会有它的社会影响。我们坚信，学者和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力量不在于政府的态度，而在于思想的力量和逻辑的力量。
　　最后，从孤立封闭到国际合作。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还小，发育更不充分，相互间的联系不多，与国外的联系更少，要能够使自己尽快发展壮大起来，除了在国内的努力以外，发展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其好处有，一是可以学习国外非政府组织成长和运作的经验，加快自身的结构调整和改造，从而使自己的管理和运作逐步规范化；二是可以取得国外的资源和资助，增强自己的实力；三是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凡发展较快和影响较大的非政府组织大都是这样做的，很多做得很成功，天则所对此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与国外的一些组织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在天则所的成长和发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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