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会污染环境，一禁了之只能转移污染
　　　　崇明养猪场污染治理沼气工程见成效，绿色能源让农民享实惠
　　　　（　上海政务）
　　9月10日上午，堡镇花园村11队村民胡兰英家的厨房里，随着她“嘭”地一声打开沼气炉开关，一股蓝色火苗立即窜出。胡兰英一边把刚装满水的水壶放上炉，一边说：“现在家里烧水做饭用的都是沼气，相比液化气，既省钱又环保。你瞧，自从用上了沼气烧饭，锅底的烟灰都没了。”
　　使用沼气燃料两年多，胡兰英一家感受到的是“实惠、方便、干净”。目前，花园村11队已有57户农户用上了沼气。2009年，本县实施中小型养猪场面源污染治理沼气工程示范点建设，至去年底，已建成沼气工程单体示范点31个，沼气工程片处理示范点2个，有3100多户农户用上了清洁能源。
　　　　臭猪场变身沼气能源池
　　施中新在花园村11队养猪有近20年历史，养殖规模不断扩大让施中新走上了致富路，却也为他带来不少烦恼。大量的猪粪堆积招来了蚊蝇，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这猪场越来越臭，臭气老远都能闻到。”
　　“是啊，我现在连窗子都不敢开了，苍蝇蚊子总是一大堆。”
　　邻里村民的抱怨声越来越多，施中新对此也颇为苦恼：“大家的抱怨声我能理解，可要挪地方，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
　　令胡兰英等周边村民没有想到的是，遭长期诟病的猪场竟也有变“宝”的一天。2009年，本县实施中小型养猪场面源污染治理沼气工程示范点建设，施中新猪场有幸中选。2010年，由政府投资50万元建设的沼气发酵及集中供气处理站建成投入使用，同期，沼气管道也铺到了村民家门口。
　　供气处理站将施中新猪场中常年存栏的500头生猪产生的粪污全部进行发酵处理，日处理猪粪约1吨、尿污水约10吨，日产沼气100多立方米，可供周边近60户农户常年使用。经过充分发酵的沼渣沼液还可作为有机肥供周边农田使用。
　　经改造建设，猪场的环境面貌大为改观。在县农委科技人员的帮助下，施中新还改变饲养方式，采用益生菌技术在饲料中添加平衡肽等制剂，提高饲料转化率，减少蚊蝇滋生，减少了猪场的臭味。“环境变好了，臭味变小了，我们邻里间的关系也和睦了。”施中新心中的大石头如今终于落了地。
　　　　使用沼气燃料经济实惠
　　“什么，猪粪里产出的沼气可以煮饭，真的假的？这沼气不臭吗？”
　　“听说每个月的使用成本比液化气便宜不少，有这么好的事情？”
　　沼气示范点初建成，一度在农户间引发热议。有人犹豫不决，也有人勇于“尝鲜”。
　　农民最讲究实惠，（下转3版）（上接1版）沼气带来的好处很快让一切顾虑烟消云散。胡兰英用“划算”两个字概括了自己的感受，她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家中除了煮饭用的是传统的大灶，其余炒菜烧水都用液化气，一个月下来大概要花费40多元；自从通上了沼气，煮饭也上了小灶，一个月花费却不足20元。“我跟老伴年纪都大了，孩子们又不在身边，以前液化气瓶都是让别人给送到家里，每次还要出6块钱运送费，现在沼气直接入户，这又节省了一笔开销。”胡兰英笑着说道，“对了，你来闻闻，其实这沼气也没什么味道。”
　　既解决了环境问题，又得到了实惠，政府的这项实事工程赢得了农户们的一片赞誉。
　　　　“片处理”实现“更高效”
　　根据本县2009年制定的沼气工程示范点建设三年计划：三年间，本县每年投入1000万元，建造20个单体沼气工程示范点。然而，这个计划在2011年第31个示范点建成后却“停工”了。
　　“外出考察学习时，一些地方使用的‘片式’管理模式让我们深受启发。”参与工程建设任务的县农委畜牧科科长陆国香说，“通过与上级部门，以及负责建设和管理的上海林海生态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商讨，我们最终决定以片处理工程取代先前的单体工程。”
　　何谓“片处理”？即以行政村为单元，选择人烟稀少的地方，建设一个较大规模的沼气工程点，由林海公司派专人驻点，每日回收该村所有养猪户、甚至周边邻村散养户的猪粪猪尿进行集中处理，再将产出的沼气集中供应给该村住户。
　　“片处理工程实现了三个集中：原料集中收集、粪污集中处理、产品集中供应。”陆国香通过一个简单的对比道出了片处理工程的优势所在：在庙镇米洪村，目前已建成的一个片处理工程，按照原先计划，投入相同资金可建成3个单体工程，仅可处理存栏生猪1630头，供222户农户用气,而在投入同等资金情况下，1个片处理工程可处理3000头存栏生猪的粪污，供气户数达到450户，无论是粪污处理量还是产气供气量，片处理都占据绝对优势。
　　目前，本县除去年建成的庙镇米洪村、港沿镇玙村2个片处理示范点外，今年尚有5个片处理点在建设之中，将于年底建成投入使用。而年间，本县还将每年新建5个片处理示范点，未来，通过31个单体示范点和22个片处理示范点，将可覆盖本县中小型散养猪场饲养量的70%左右，实现对粪便污染源的有效治理。
　　　　能养几头猪先要看环境，嘉兴铁腕整治生猪养殖　　　　——3年内规模将压缩4/5
　　（《人民日报》顾春）
　　今年3月发生的“黄浦江死猪事件”，把浙江省嘉兴市的养猪业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半年来，嘉兴市开始了“铁腕”整治，通过科学规划限定养殖量，引导鼓励农民转产转业，让留下的养猪户由“低小散”转向生态、规模化养殖，计划到2013年底，把曾达到734万头的生猪存栏量减到200万头内，到2015年底控制在150万头内，实现生猪养殖业减量提质。
　　　　立法划区，科学规划养殖数量
　　来到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深深呼吸，空气中是禾苗的清香味道。“要在过去，一下车准是一鼻子猪粪味儿！”老党员周根荣说。
　　南湖区新丰镇，曾是嘉兴最著名的养猪集中地，举目都是连片的违章养猪棚，空气中飘着特殊的味道。“才半年，河里有鱼了。过去河里一片臭气，河水黑乎乎的，一条鱼都看不到。”周根荣说。禁养区划定后，老周家被拆掉了2000多平方米的猪棚，但他觉得“应该拆”。“这一天总归要来，猪太多了，环境都被破坏了。现在屋前屋后种树养花，住在这里舒心多了。”
　　今年上半年，嘉兴市根据省人大《关于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的决定》，将市级及以上河道两侧200米、区级河道两侧100米等区域划为禁养区，禁养生猪；全市除禁养区外，其余均划为限养区，根据养殖数量和污染治理状况，以镇、街道、村为单位，划定本地畜禽养殖污染重点防治区。
　　3月的“黄浦江死猪事件”，让嘉兴的养猪业成为舆论焦点，也让养猪户深受触动，知道“猪养得太多了”。这次嘉兴半年拆除了近400万平方米违章猪棚，因为群众理解政府行为，推进平稳。
　　“嘉兴能养几头猪？必须根据环境承载量依法规划，根据科学规划确定养殖数量，否则就会牺牲优美环境。”嘉兴市委书记鲁俊说。
　　从734万头下降到150万头，嘉兴最终要将养猪业的规模压缩至原有的20％。
　　　　保障出路，扶持猪农转产转业
　　猪棚拆了，猪农今后的生计怎么办？不规划好出路，无序养猪的风气还将卷土重来。
　　新丰镇栖凰埭村，村民张利群种的有机蔬菜长势正好。张利群说：“种菜每亩能收入七八千，这不比养猪好？没污染，还没市场风险。”过去养猪，总是一年赚一年亏，风险很大。去年开始，她试着租地种有机蔬菜，销路很好。今年,她二话不说拆了自家的违建猪舍，专心种菜。
　　嘉兴出台整套细致办法，帮助猪农转产转业，找到出路。
　　南湖区已发放5000多册技术手册，推广“大棚生姜—水稻”、“大棚西甜瓜—水稻”等15种生态高效农业，手册附有典型农户及技术专家联系方式，供农户咨询；各镇开设了多期大棚种植、果树种植、家政服务等培训班，转产转业的养猪户都可自由选择，获得免费培训；凤桥镇的水蜜桃和葡萄是当地名产，猪农转向水蜜桃和葡萄种植，桃树补三年，葡萄补两年，鼓励转向效益农业；全区拿出近3000个工作岗位，每周一次招聘会，供养猪户挑选就业，拆违最多的新丰镇就有300名养猪户成为企业人。
　　新丰镇竹林村村委会办事大厅的墙上，张贴着一张转产转业调查汇总表。村支书陈云华一一指着：沈小妹，参加农业技能培训，水果种植；陈福海，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家政服务……“我们村共有906户养猪户，我们对他们的转产意向都一一摸底，根据需求为他们提供免费培训。政府的保障细致了，大家都心里踏实了！”
　　　　整治“低小散”，规模养殖成方向
　　整治后留下来的养猪户也必须转型升级。过去那种无序畜养，猪粪尿排到河里，死猪随处乱丢，猪棚旁臭气熏天的状态不能再延续。
　　阳光下，嘉兴市五丰牧业生态养猪场的猪场废水池远看犹如一片草原，2万平方米的废水池都覆盖着郁郁葱葱的狐尾藻。这是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所提供的“规模化养殖企业污染减控示范工程”，能净化养殖废水中的污染物，狐尾藻深加工后又成为优质猪饲料。
　　“五丰牧业目前是每年1万头的出栏量，怎么控制排泄物和气味污染？污水种牧草，再循环回来给猪做饲料，沼液制成肥料。猪舍的温度湿度都是电脑控制，夏季喷雾降温，冬天，循环风处理。”嘉兴五丰牧业公司总经理蔡丽阳说，今后，低、小、散路子肯定走不通。现在，“五丰牧业”作为龙头企业，已经带动近百户养猪户加入合作社。
　　目前，南湖还有130万平方米的猪舍位于限养区内，如何解决这些养猪户“低、小、散”造成的污染？南湖区推出“两分离三配套”模式，即：干湿分离、雨污分离，配套沼气池、沼液池和干粪堆积池。每天，27辆槽罐车走陆路、6艘运输船行水路，在南湖区各养猪大村收集沼液。养殖量大的牧业园区，专车早晚收集。
　　接下来，嘉兴市农经部门将采取信息化管理，对养猪户进行建档，严控存栏、出栏数。核定环境承载能力后，无序养殖将得到彻底整治。未来，嘉兴准备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力促规模养殖，带动养猪户减量、提质、增收。
　　　　奉贤生猪散户称不养泔水猪不喂禁药　　　　（《东方早报》邹娟）
　　瘦肉精、泔水猪、牛肉膏……食品安全问题让公众对吃到嘴的肉忧心忡忡。昨日，记者跟随相关农业部门前往奉贤区，独家追访上海生猪养殖禁用泔水签约，养殖场标准化改造，病死畜禽政府出资无公害化处理各环节。为加强公共安全防疫，上海还将在崇明再建一个大型动物无公害化处理中心。
千余散户签安全承诺书
奉贤区是上海农业大区，也是养殖大区，畜禽饲养量占全市总量的1/3，上海本地生猪的1/4养殖量由该区提供。本报曾报道个别养殖场低价收购餐厨剩余泔脚料，作为生猪口粮养猪一事(详见《东方早报》4月7日A11)。对此，上海市奉贤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吴建华透露，已全面盘查该现象。经查，奉贤生猪散户1260家，其中用泔水喂猪为极个别现象，有些甚至只养殖两三头猪。日前，该区与千余户散户签订《安全承诺书》，养殖户承诺养殖过程中不用泔水、不用禁药。
吴建华表示，目前，该区正全面推进生猪标准化养殖场建设。今年6月底，23家养殖场将被改造，明年将有100家被改造。
上月，奉城镇卫季村一家生猪养殖场因百余生猪半小时内死亡引起社会关注(详见《东方早报》3月25日A11)。经调查，系人为投毒，起因是同行购买饲料未买到而泄愤。该养殖场已被列为奉贤区标准化改造范围。
标准化猪舍冬暖夏凉
昨日中午，在已是标准化养殖场的上海欣光养殖场(该养殖场为爱森猪肉供应基地之一)内，记者看到，母猪、小猪、待售猪完全分开养殖。小猪“宿舍”更是“豪华”:猪圈与地面悬空，下面用铁丝镂空铺成，粪便通过漏洞自动排出猪圈，流进隔壁的污水处理池。冬天猪舍地板能加热恒温，夏天有风扇为小猪降温。
养殖场外围还设有专门的“病死猪收集点”，不但存放本场的病死猪，还收集周边散户的病死猪，由专车送往奉贤动物无公害处理中心。
昨日下午，无公害化处理站第一次允许媒体探访。该处理站承担全市动物的无公害化处理。人和车由专门通道进入，自动接受消毒。车辆卸下死去动物后，再消毒离开。而动物遗体则传输进入分割区以及;以上的焚烧区。
目前，畜禽的无公害化处理由政府买单，去年，奉贤共收集处理病死畜禽1000余吨。根据规划，上海还将在崇明建一个大型动物无公害化处理中心，以妥善处理动物遗体，防止疫病传播等。该无公害化处理中心正接受相关部门最后测评。
　　　　“禁猪令”是政绩工程
　　　　（《上海金融报》）
　　媒体报道，近日，继此前东莞全面禁止养猪后，深圳人居环境委的“十二五”规划（报审稿）显示，深圳在2015年后，将变成一个没有猪圈的城市。对于与民生休戚相关的养猪业，深圳应慎重行事，至少应经得起如前所述的多重拷问，以免步东莞之后尘，徒留笑柄。
　　媒体报道，近日，继此前东莞全面禁止养猪后，深圳人居环境委的“十二五”规划（报审稿）显示，深圳在2015年后，将变成一个没有猪圈的城市。
　　据称这一方案的目的，是为了让深圳在2015年建成国家生态市和广东宜居城市。方案提出，2012年前关停深圳河、观澜河、龙岗河、坪山河等重点流域内的所有养殖场；2015年前全面清退区域内的畜禽养殖企业。尽管深圳人居环境委的负责人强调这并非最终方案，是否禁养猪尚未确定，但还是让人闻到了一股臭味。
　　当年东莞关于从2009年起全市禁止养猪的消息甫出，便引来如潮批评。虽然舆论的轰炸未能阻止东莞“禁猪令”的施行，该政策执行近两年来，成效如何也不得而知。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东莞从明年起又确定要养猪了。虽然媒体称这是省里下达的任务，但东莞此番“朝令夕改”，已然给深圳敲响了警钟。
　　官方全面禁止养猪的理由，大约有三点：一是所谓的养猪污染城市环境，养猪“挣的是环境的钱”；二是更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三是可以减少地方财政支出，有利于地方政府集中更多财力支持优势产业的发展。客观地说，从城市环境容量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审视，禁止养猪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公共决策不能以牺牲养猪户以及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为巨大代价。
　　基于此，深圳的“禁猪令”必然面临着这样几重拷问：禁止养猪有没有经过公众广泛的参与、充分而透明的讨论？养猪户的利益谁来保障？他们的出路又在何方？深圳若全面禁止养猪，是否会导致已经高企的猪肉价格增加，从而加重百姓负担？深圳又能否确保全市肉品流通秩序的稳定和质量安全？业内人士称，深圳人口多，肉类需求大，目前本地生猪的供应量仅占不到10%的市场份额。鉴于这种情形，若将养殖场全面清退，深圳人的吃肉问题无疑雪上加霜。
　　作为一项公共决策，“禁猪令”应当以民意为本，以最大限度听取民意，充分反映民意的诉求。这正是现代政府应倡导的施政理念。深圳这一方案中，民意价值几何，我们无从知晓，但东莞“朝令夕改”，显然映射出了民意的缺失。
　　显然，地方政府不能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而无视民生大计，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一刀切禁止养猪。这种“禁猪令”，本身就是对公民选择养猪的经济权利的侵犯，正如众多论者所指出的，这是懒汉政府的做派。维护环境并非要禁止养猪。对于养猪业，政府所要做的是规范管理，比如，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政策，抬高养殖门槛，引导养猪业向“环境友好型”发展，而非一刀切了事。事实上，经过一次“瞎折腾”的东莞，将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这无疑给了深圳一个启示。
　　何况，较之工业污染，养猪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基于此，政府何不首先对那些污染企业也来个关停了事？说白了，所谓的“全面禁止养猪”，不过是一个形象政绩工程而已。因此，对于与民生休戚相关的养猪业，深圳应慎重行事，至少应经得起如前所述的多重拷问，以免步东莞之后尘，徒留笑柄。
　　　　清理不合理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　　　　（《农民日报》刘强）&&
　　前不久召开的研究部署促进生猪生产和稳定市场供应工作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取消各种不合理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那么，我国近几年来一些地方主要是大中城市对生猪禁养限养是个什么状况？
　　我国生猪禁养限养开始时间最早同时也是禁养力度最大的当属上海市。上海市的生猪禁养限养始于1992年，2003年、2004年又进一步加大了禁养限养力度，其结果是上海市的生猪年出栏量由原来的480万头锐减到了现在的250万头左右，上海市的生猪自给率由60%降至25%。
　　2004年，浙江杭州市在进行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时，对该湿地所在之处进行了生猪禁养，该湿地内的1600农户和2万头生猪整体外迁。理由是西溪湿地是杭州的次生湿地，原有的2万头生猪把西溪变成了一个臭水沟。
　　2004年，福建厦门市在厦门岛内全面实行生猪禁养。2006年6月，该市海沧区又进一步对全区范围内所有养猪场实行限时退养，至今年7月上旬，此项工作通过验收。一年内共清退生猪养殖场510家，退养生猪26万多头。
　　对生猪禁养的最新规定则来自安徽的合肥市。按照该市的有关规定，从今年8月1日起，合肥市在城市和工业区域即包河区、瑶海区、庐阳区、蜀山区，以及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工业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董铺水库和大房郢水库等水源保护区的范围内全面实行生猪禁养。
　　生猪禁养的理由主要是两个：一是环境保护，即生猪的排泄物对城市环境以及水源有污染；二是近些年来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供给相对充足，使得这些城市觉得完全可以调进生猪，没有必要自己养。
　　不赞同大幅度禁养限养生猪的理由则有以下三条：
　　一、猪肉是一个城市市民“菜篮子”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所以无论从社会安定的角度还是从稳定物价的角度，城市的猪肉自给率都不能过低，否则当猪肉供应紧张时就很被动，就像眼下这种情况。据农业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生猪饲养大幅减少，自给率迅速下降，目前北京自给率为40%，上海为25%，浙江每年调入的生猪需要500多万头，广东调入达2400多万头，调入猪肉数量呈逐年增加态势。
　　二、生猪养殖是绝大多数农民基本收入的一部分，就算挣钱不多，但毕竟也是一点收入。目前我国生猪养殖总量的70%以上是农户散养，至少涉及4000万农户，虽然生猪产业一定要走上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发展之路，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仍然要依靠农户散养，这当然也包括城市郊区县的农户养猪。
　　三、生猪产业并不直接等同于污染产业，现代养猪业在融进科学、环保、循环、生态等要素后，一样能成为一个环境友好型产业。现在需要研究并采取切实措施的是如何改善城市养猪对环境的影响，比如采用把养猪和沼气建设相结合的“猪—沼”模式，从而实现养猪和环境建设共赢的局面。
　　当然，这些年来禁止和限制饲养生猪的也不仅是这些城市。所以非常有必要把我国城市生猪禁养限养地方规定的“家底”搞清楚，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研究，引起有关专家的探讨，其中合理的要保留，不合理的则一定要取消。
　　　　上海：污染环境，郊区到底还要不要养生猪　　　　——污染环境为主要限养理由，年出栏商品猪锐减一半　　　　
　　　　（《农民日报》张友明）
上海的养猪业经营管理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养殖、屠宰加工、产品销售一体化经营模式。
上海生猪经营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养殖、屠宰、加工、产品销售经营中，大多企业以单纯的养殖为主，但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企业近年开始发展。已有上海农工商肉食品公司的“爱森”品牌通过上海市农产品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经营范围包括一个种猪场，10个商品猪基地，一个年宰30万头的屠宰场，一个冷链车队，380个销售门店、超市，年销售约20万头，产品安全放心，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最近又进行资产重组，整合相关部门，制定规划目标，做大做强，成功地探索出上海优质品牌的经营模式，是上海养猪业向现代产业转型的典范。走上一体化经营的还有上海“五丰”、浦东新区的“猪状元”、崇明的“星岛”、奉贤的“奉金”等。
饲料加工与养殖模式。在经营饲料加工的资产积累的基础上，扩大产业链，形成饲料养殖种猪、商品猪的产业循环。如新农饲料公司的新农源种猪场、曹王猪场。
销售企业与猪场合股经营模式。上海五丰肉食品有限公司是从事供港活猪的专业公司，以公司为核心与上海数十家商品猪场为基地，实行股份合作，有种猪场、饲料添加剂厂，统一品种、统一饲料、统一规格、选择销售。
养猪生产合作社模式。主要有生产投入品采购的联合(奉金)、产品销售的联合(绿茂、祥星)。
承包式。少数规模猪场分繁育、肥育两段，采用以棚为承包单位，养母猪以每头年产仔猪为考核目标，他们的工作内容包括母猪发情鉴别、配种、保胎、产仔、肥育。将各段的生产集中在一幢猪舍内，母猪数量为120头。育肥猪由另外专职工人饲养，这种生产模式，工人责任心强，猪群流动范围小，疫病少，生产指标完成得好。
小区养殖。由公司提供养殖场地、猪舍、设备，猪种、生产投入品、饲养技术、疫病防治由公司统一负责管理，租给农户养殖，产品由公司收购也可自由上市。这种生产管理模式在上海较少。
上海生猪经营模式以养殖为主，在生猪利益的份额中，养殖者得益最少，饲养一头猪时间长达6个月，当粮价比等于5.5时，成本与利润持平，高于5.5以上才有利润，如一头猪赚100元，饲养者每天仅得利0.55元，而加工屠宰至少得利20多元，卖肉者至少得利80多元。2002年、2005年的两次猪价下跌，市场肉价不跌，卖肉者利润更丰厚。单纯的养殖与加工、市场销售脱离，摆脱不了养猪生产的亏本风险，也不能创立出自己的品牌。养、加、销一体化经营可以在利益上得到平衡。上海农工商肉食品公司的“爱森”、上海“五枫”、浦东新区的“猪状元”、司法局的“丰海”、崇明的“星岛”、奉贤的“奉金”等6家走上了一体化经营道路。其中“爱森”已通过上海市农产品质量中心认证，经营范围包括种猪、商品猪基地、屠宰场、门店、超市。“猪状元”肉庄利用市场存在不同消费层次的理念，针对部分喜爱优质猪肉的群体，在猪场经营专用品种，开发创建重口味、香味猪肉品牌，开了30多家门店，还开进了南京路，现在自养的3万头肉猪已经不够。2006年又开出“高山肉庄”带销上海、河南产的生猪，每天批发销售100多头。“星岛”年自产自销量超过3万头。
事实证明，这些企业在两次猪价下跌中未出现影响，保护了基地场的利益。今后这种模式要着重发展。另外的形式是生猪养殖者与加工销售企业双向融入参股，如外贸的上海五丰公司与供港猪场的股份合作是一种成功的经验，使生猪产生的利益得到共享，避免单纯养殖的成本风险。
上海市的规模化猪场多数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期，起步较早，上市猪肉的自给水平最高达到60%左右，供港活猪在香港市场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证明上海有科技能力发展自己的养猪业。上海生猪近些年来数量减少除土地资源、环境压力因素外，尚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视养猪为污染，在城镇建设不断扩展和猪肉市场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人为地设置了禁养区域，致使某些区县规模化猪场减少了许多，生猪上市量逐年下降。
笔者认为，上海必须要有自己的养猪业，理由如下：
上海现有人口1600多万，年消耗生猪约1000万头，本地自产生猪约250万头，占市场需求的25%，在发生重大灾情、外部供应渠道可能中断的情况下，郊区生猪产业的存在保持一定数量的猪肉储备是城市社会安定的保障。这是发展上海养猪业的食品保障功能。
上海约有427万多亩耕地，要保护好现有的耕地资源，一定要减少化学肥料，大力发展有机肥料，增加土壤有机质。养猪业可提供有机肥料，改善农田土壤结构。实行种养结合、资源循环利用是修复生态最重要的方法和手段。这是发展上海养猪业的生态功能。
以上海年产生猪250万头计，年产值约20亿元，利润收入2.5亿元。上海养猪农户约有2万多家，出栏生猪约18.8万头，以每头生猪利润80元计，总利润可达1504万元，对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新农村新郊区建设具有经济功能。
上海每年向国内供应种猪数万头并异地养殖40余家，带去了上海养猪理念和产业规范，发挥了上海养猪服务全国的功能。
因此，上海养猪业在“十一五”期间，应有其存在的价值，要利用有限的土地，配合上海粮食、蔬菜农田、林地用肥，实施种养结合，稳定上海生猪生产。养殖规模可参照欧盟标准，以每亩土地能消纳3.3头肉猪的粪肥计算，上海生猪年出栏总量控制在300万头不算太多。根据市场需求、生产水平应保留200多个规模养猪场，养殖区域主要集中在奉贤、南汇、崇明、松江、青浦、嘉定、农工商等。
当然，上海养猪业要走城市现代生态型猪场的模式。要体现因地制宜、节水、节能、节约土地的原则，讲究实效、科学合理的特色。要继承传统、学习先进、敢于创新，母猪单栏限位与圈养结合，改变舍内围栏和尿沟走向、封闭流动以减少舍内臭气，单元化全进全出。提倡以人为本，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为职工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降低劳动强度。重视动物福利，应用现代养猪设施，为生猪创造良好的生存和生长环境，合理高密度空间，避免应激、疾病和死亡。充分评估猪场对周围环境的承受力，使生产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有一定数量的耕地配套，粪尿资源得以资源化利用，沼气发电和制造有机肥料，实现农牧结合的良性循环。
　　　　拒绝家畜污染，160余家畜禽牧场限期搬迁关闭　　　　（《新闻晨报》王力为）&&&&
记者昨天从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组委会获悉，按照市政府拟订中的新一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目前分布在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的１６０余家规模型畜禽牧场将在２００５年底以前全部搬迁、关闭。由于畜禽养殖是水源保护区内松江、金山、青浦三区直排河道的最主要污染源，工业污染相对反而较少，这次“外科手术”无疑将彻底“摘”掉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的最大“毒瘤”。
同时，保护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已经被列为“新三年计划”的重中之重，包括推动淀山湖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进一步加快水源保护生态涵养林建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将逐步展开。
　　　　２５００头猪就养在取水口边
记者昨天冒着瓢泼大雨来到地处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地的松江区长氵娄养猪场，这里距离下游位置的松浦大桥取水口仅有３到４公里———上海市区居民大约８０％的生活用水都来自这个取水口。
虽然下雨天空气不再闷热，可是一下车还是有股臭味扑鼻而来。这里都是低矮的两层平房，还没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整排的猪圈，每排分成１３个猪笼。猪圈里的生猪一听到有人来，马上发出“嗷嗷”的叫声，争先恐后地往门洞里拱，留下的空地上到处都是粪便和尿液。
据该养猪场场主顾卫中介绍，这个养猪场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建成的村级场，总共占地１７亩，建筑面积４８２０平方米，其中棚舍面积３４００平方米，是年出栏商品猪５０００头的母肉配套场，常年生猪存栏数在２５００头左右。经测算，该场全年排泄猪粪和尿液均在４０００吨左右。
记者在现场看到，从猪圈里清理出来的猪粪全部被堆在一幢底层房子的背后，平铺起来大约有１０００平方米，上面仅仅盖了一层塑料薄膜，并无其他遮盖措施。猪尿则被排入离猪圈百米远的小河，宽约５米的河面上密密麻麻地长着水草，还有一两只鸭子在河里跳上跳下。
对此，松江区农委负责人徐润霖告诉记者，该养猪场每年近４０００吨的猪粪由附近种植瓜果、蔬菜及稻麦的农户用作有机肥，而４０００吨的尿液及污水均流入场东的断头浜养水花生。这条断头浜大概有３００米长，不过两头均已被堵死。据悉，在河道中养水花生就是想利用水草来吸收水里富养的氮、磷等有机元素，不让污水直接排入黄浦江上游。
记者悄悄地爬上一幢两层的房子，谁知眼前就是黄浦江面，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该养猪场到黄浦江上游北岸的垂直距离竟然不足１５０米。
　　目前处污措施难保管用
“几年前，这条断头浜在黄浦江边还有个小水闸。只要一开闸，河里的脏水就直接流进了黄浦江。”市环保局水环境和自然生态保护处高级工程师黄洪亮肯定地告诉记者。
徐润霖也承认说，１９９９年之前，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的保护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时猪尿及其他污水确实是从这里直接排入黄浦江的。但是猪粪没有倒入江中，也是像现在这样处理。”不过，他一再强调，现在这条断头浜的两边肯定已经被堵死。同时，河道里的水花生则被用来吸收污水中大部分的氮、磷元素，然后捞上来烧掉，污染就可以解决。
然而，随行的专家却告诉记者，如此简陋的处理措施根本无法保证秽物不流入近在咫尺的黄浦江上游水面。所谓堵住断头浜临江一边的土堤，其实就是防汛墙本身。由于黄浦江上游的水位较高，对防汛墙产生的压力也大，土堤里的沙石难免因为潮汐冲击而发生松动，污水有可能被带入江中。此外，冬天水花生根本不能生长，河道里“赤裸裸”的污水通过淤泥直接渗入地下水中，再通过水循环进入上游水源。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沈建华对记者说：“这种处理方法根本不管用。上海地区主要有两个低洼地带，一个是长江口三岛，还有一个就是青浦、松江地区。夏天只要一下暴雨，这里由于地势低，马上就会积水。断头浜里的污水肯定泛出河道，淌得到处都是，很快就会进入水循环。”
沈建华还告诉记者，包括黄浦江在内的太湖淡水系与海水不同，磷元素是污染水体的关键。就算断头浜的水花生能吸收并且挥发掉部分氮元素，磷元素一点儿也跑不了，最后肯定还是进入黄浦江上游的水循环，造成水体污染。
　　畜禽牧场为环保“让路”
据悉，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总面积１０５８平方公里，其中一级水源保护区４６平方公里，范围包括以松浦大桥为分界点，上游７．９公里，下游４．１公里，左右各宽２公里的区域，涉及青浦、金山、松江等７个区。该区域内，现有规模型畜禽牧场１６０余家，主要分布在松江、金山、青浦三区。
市环保局水环境和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罗海林称，根据２０００年全市水环境污染源调查数据，水源保护区内松、金、青三区直排河道的污染源中，畜禽养殖占到第一位，占ＣＯＤ（化学需氧量）污染负荷的５５．２％；相反，工业废水所占的负荷较小，仅为６．７％。为此，市政府在拟订中的新一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中明确表示，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地属于禁养区域，现有１６０余家畜禽养殖场必须在２００５年底以前逐步搬迁、关闭。
“我也知道这个养猪场迟早是要关的。”顾卫中无奈地说，“但是我和我妹夫两家人的全部家当都投在里面了。早知道这里是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地，我再怎么也不会到这里来接手养猪场。”
据记者了解，该养猪场也不是不知道污染水源地的严重性，当地有关部门甚至表示愿意关闭或搬迁水源地内所有的畜禽牧场，但是对于停养、搬迁、房屋棚舍拆除造成的经济损失，要求有合理补偿。今年初，松江区农委实地调查时，顾卫中在《关于服从猪场关闭停养规定的报告》中也明确表示愿意关闭，不过因为补偿费用一时定不下来，所以等到现在。
对此，罗海林表示，新一轮的“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同时也包括加快制定禁养区内，尤其是水源保护区内畜禽牧场关闭、搬迁的补贴政策，要求既保护农民利益，又有效削减畜禽养殖产生的污染负荷。
　　水源地要比“波登湖”
有关专家告诉记者，国外的水源地及水源保护区严格禁止人类活动，完全保持最自然的原始状态。沈建华研究员说，比如欧洲著名的波登湖，周围为茂密的森林重重覆盖，只留下一条幽静的林间小道，风景非常优美。还有些国家在上游湖水中加入活性炭，水流到下游时已经过滤了一遍，效果也很好。
相比之下，上海的水源地本身承太湖来水时就已经受到轻微的污染，部分航道至今仍可通航。如果再不加以好好保护，取水口的水质将很难保证。为此，市政府制定了《上海市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条例》及实施细则，加大了水源保护的力度，使黄浦江上游水源总体保持稳定，淀山湖水质在二类到三类水质标准之间波动。
据悉，“新三年行动”计划还将包括，推动淀山湖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进一步加快水源保护生态涵养林建设。分期分批疏浚淀山湖淤泥，以增加蓄水量，增强水体自净能力；加快沿湖有关镇的污水厂建设和改造，完善练塘污水处理厂的管网建设；紧抓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区持排污许可证的企业不放松，确保治理设施正常运转，使废水排放达标率保持稳定并提高到９５％以上等多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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