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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及红利设计
存款保险制度是对存款人利益进行保护的制度。应当说，这种制度的正式出现，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并在之后发展成为了美国金融体系及金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弗里德曼(Friedman M.，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货币主义的领袖人物）对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评价甚高：“对银行存款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制度，是1933年以来美国货币领域最重要的一件大事。”。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其自由化、国际化的特点愈加突出，使得金融风险显著上升。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于是大多发达国家相继在本国金融体系中引入了这一制度，而台湾、印度、哥伦比亚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尝试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简单来说，这一制度具有监管功能、市场功能、价值管理与创造、风险管理功能。在当前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它还会对改革开放、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效率发挥作用。
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提出和研究存款保险制度已经有10多年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推动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提出了不少方案。如基金形式的存款保险公司、差别费率的存款保险公司等。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没有很好地把改革开放、用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化解金融危机、优化金融结构、盘活存量、国企改革、国际金融竞争、人民币国际化、以及科学监管这诸多的方面全面地结合起来。
在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方式及其运行效果的问题上，本文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o 把存款准备金划入存款保险公司，实现市场监管与内部监管的有机统一，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效率，强化金融安全，突破发展瓶颈。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间接金融（银行）过大，直接金融发展滞后。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构建存款保险公司制度，直接地调整这种状态。
目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评论中国货币超发的问题。表面看来，中国的M2已经达到110多万亿，而美国只有80万亿人民币。相较而言，中国货币中现金与银行存款的确大于美国。但是，从M3来看(M3＝M2十债券、股票等变现能力较强的有价证券），美国的M3达到了6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中国只有180万亿。所以，中国经济的总体金融供给还是不足，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问题。正是因为这样，才会有许多中小企业需要通过民间金融借贷，背负百分之十几甚至几十的年利率去完成融资。实体经济存在这种困难的结症，正是金融结构的＂倒三角＂形态。这不但误导了宏观调控，也会使中国经济陷入紧缩陷阱。
如何化解间接金融过大始终是一个难题。渐进性地转变需要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和足够的信心。起码A股在3000点以上，中国资本市场才能发挥正常功能。但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股市一路下行，投资者信心不足，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首次公开募股）数次暂停。在巨大的政策性利差作用下，间接金融不断膨胀，而资本市场一厥不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只有存款保险公司才能成为资金由银行向股市流动的桥梁。因为，存款保险公司具有跨市场功能，它既是存款保险机构，又是投资公司，还是监管者。
由银行直接投向资本市场，会引起资本市场的混乱，甚至会引起金融风险和危机。而把各行在人民银行的准备金，直接划转到存款保险公司，则顺利实现了这一过程。
现阶段，在股市低迷和信心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向商业银行抽取存款保险的保费，将可能是重大利空，数量也不可能很大。所以，把存款准备金划一半（相当于10％）进入存款保险公司，约10万亿左右，不但可以扭转中国金融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状态，还可以提高资本市场的功能与效率，建立金融监管的市场监管体系和技术监管体系。
当前，中国的国企改革、优先股改革、以及优化增量与盘活存量等方面，都需要建立这样的存款保险公司制度。
寓货币政策于改革开放之中，用改革的方法推动经济增长。存款保险公司制度的建立，通过对准备金的扭转操作，可以优化金融结构。存款保险公司可以通过科学、安全而有效率的决策机制，把资金投资到优先股、国企改制、民生工程、国家重点项目、新农村建设、重大国防和科技专项。
最为关键的是，这些资金的转移会促进直接融资的发展，从而通过科学的监管把资本市场做好做大做强。从而有利于利用资本市场优化增量，盘活存量。特别是在当前中小企业困难、产业层次较低、产能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可以运用资本市场工具推动并购重组，把中国经济重整一遍。在优化结构的同时，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扭转操作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使商业银行成为了存款保险公司的股东，从而通过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双向监管机制。存款保险公司又能够通过保险机制对商业银行实施市场监管与技术监管。同时，商业银行可以从投资中得到较好收益，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分红式保险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使保险方与被保险方实现相互制约与依存。在未来的金融发展格局中，直接金融会加快发展，商业银行面对这种格局，需要向直接金融和互联网金融进行渗透，以增强自身的发展后劲。而同时，资本市场发展则需要银行方面提供资金的支持。
这样看来，利用存款保险公司进行扭转操作，实际上就可以促进中国有效监管机制的形成。长期以来，中国的监管单向监管，家长制监管。而有效的监管应该是双向的。存款保险机制的最大的长处在于双向的监管，既实现了监管机构与保险公司的双向监管，又实现了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双向监督，这对于中国建立科学的监管体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保险公司在市场监管与技术监管方面有专业长处，而银行监管机构则在规则监管方面有优势。这种实现了规则监管、市场监管、技术监管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了双向选择的监管体系，才是科学的监管体系。这正是中国金融改革中所需要的。
o 对外汇储备进行扭转操作，增强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能力，夯实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全面提高中国金融业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近4万亿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一种负担，如何利用好这些外汇储备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本质上，外汇储备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资产。因此，可以根据这种财产属性，对外汇储备进行扭转操作。
具体来说，可以拿出一部分外汇储备（建议拿出一半，相当于2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人均一万元人民币），划转到社会保险基金，社会保险基金再把这部分外汇划转到存款保险公司，用于中国商业银行对海外存款的保险。这样，就改革了原来中国海外金融机构没有存款保险的状态，从而增强了中国银行业的海外竞争力，提高了中国银行业的海外监管的环境与能力。
这种扭转操作，有以下重要意义：
1、外汇储备通过社保基金控股存款保险公司，使得存款保险公司仍然归国家归口管理，既强化了社保基金的功能，又强化了存款保险公司的功能。现阶段，中国社会保险基金的保障供给不足，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当前要扩大内需，就有必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把外储备扭转到社保基金与存款保险公司，因为这将有利于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从而提高社会总需求水平，实现在改革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同时，这种改革具有合法性，更符合民意。
2、外汇储备的扭转操作，将有效增加中国银行业的海外竞争力，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良好的海外银行体系的支持。但是，中国银行业的海外竞争既缺少有效的存款保险支持，又缺少关键的资源和产业支持。所以，外储扭转操作在为银行提供良好的环境以外，可以用这些资金，通过资本市场，并购海外的关键资源、关键技术、关键产业。也可以收购银行业，作为人民币海外流通的工具。海外关键资源的收购，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增强人民币的价值基础，实现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这种操作也将减轻外汇占款对通胀的压力。
3、外汇储备的扭转操作，有利于中国银行业对海外机构的监管，从而改变中国海外金融机构监管不足的问题。中国银行业在海外布局已经有十余年，但是，海外银行缺少必要的监管，各种案件频频发生。如中国银行的王雪冰案例、建设银行的张恩照案例等。存款保险公司作为市场监管者，可以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优势，对海外银行实施有效的监管。
4、外储的扭转操作有利于增强国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防止外汇风险。通过此操作可建立存款保险委员会，使其成为中国国际竞争、结构调整以及宏观调控的重要的决策机构。
o 存款保险制度的扭转操作，对于中国金融业将产生巨大的红利。
这种红利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银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随着金融创新的推进，加上中国不合理的金融结构，间接融资的扩张性增长已到尽头。未来银行业增长将必须向直接融资和互联网金融的拓展。而这种扭转操作，正可以使得银行相当一部分资金直接转向直接金融。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银行的金融产品也将与直接金融更多地结合。银行业务的转型是银行业实现新一轮增长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国际上来看，中国银行业未来如何设计国际化红利，增强国际竞争力，对于银行业的长期重级别的增长是十分重要的。扭转操作将为中国银行业提供一个良好的信用制度。同时，存款保险公司对银行优先股的支持，支持中国银行对海外银行的支持，以及对关键资源的有效并购，都将有力增强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扭转操作将有利于提高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业的效率。
扭转操作的核心是推动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有序竞争的金融市场将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而金融危机，是指金融资源错配引起的金融效率的持续下降。当前，中国金融资源错配严重，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已经下降到2000年以前的水平。如果不是国有企业、国家银行和政府投资的支撑，实际上中国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如何扭转这种危机状况，简单的量化政策无法实现。然而，存款准备金与外储通过存款保险公司的扭转操作，正可以较快使金融结构得到优化。一个强大而有效的资本市场会推动兼并重组，这是中国目前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金融的基础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财产。中国的资源集中在国家手中，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根源在于这种信用的不对称。这也是金融难以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高金融效率，特别是建立一个使用权信用化、证券化的资本市场。这个市场对民营企业相当重要。这就需要一个功能全面的资本市场。
第三，“扭转操作”可以成为优化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助推器，使中国能够在经济换档期，避免硬着陆。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认为，中国经济三次衰退不可避免。因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简单的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短期的量化政策已经无法避免危机。“扭转操作”可以在存款保险公司决策委员会的统筹下，实现总量与结构、数量与质量的双管齐下，一举多得。同时实现经济金融的内外均衡。既能控制通胀，又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存款保险制度的“扭转操作”，可以促进金融稳定，维护金融和国家经济的安全。存款保险制度本身，就是金融安全的重要的防火墙。通过扭转操作可以使得存款保险制度一步到位，防止存款保险公司与人民银行的搭便车和扯皮现象。“扭转操作”将建立存款保险决策委员会，作为类似于公开市场的决策机构，可以统筹发展、改革、开放与稳定。
总而言之，“扭转操作”将是对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创新。它既是宏观管理和风险管理机构，同时也是一种投资公司，与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相似。它不但具有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功能，还要取得最好的资金回报，把投保人与保险人连为一体。它不但能够通过增加收入，提高商业银行的业绩，还会不断提高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保护外汇储备的安全。
众所周知，中国现阶段所持有的大量的外汇储备，很容易形成风险。而通过“扭转操作”，恰可以分散风险，藏汇于民。对于当前国进民退、内需不足、保障不够也是重要的扭转。同时，外汇储备并购优质资源，可以增强生产力，提高人民币的竞争力。多元化的外储将有利于外储的保值与增值。
o 建立存款保险决策委员会，它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形成由各商业银行、社保基金、有关部门及专家参加的决策性机构。
人民银行是金融的主管机关，可以有效运行委员会的决策机制。
商业银行作为存款保险公司的股东，与存款保险公司息息相关。保险公司要对商业银行进行市场监督和技术监管，商业银行也享有股东和董事的权利，对存款保险公司实施法人治理监督。他们作为委员会的成员可以相互监督，提高存款保险决策委员会的作用。
社保基金参股存款保险公司，在制度安排上就是一个重要的金融创新。一方面它代表大股东对存款保险公司具有决策权，同时它又要对自己的投资负责任。这种制度设计与欧洲的英格兰银行等中央银行制度有相似之处。
总体来说，如本文开篇所提到的，中国对于存款保险制度的探索，是在其特有的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蓝图和方法论。但是，这一场改革是艰巨的，需要我们具有高超智慧，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特别在理论上，一个伟大的经济文明的出现都离不开伟大的经济思想。大英帝国的崛起是依靠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指引，美国的崛起则是罗斯福推行了凯恩斯的新政。中国的新一轮改革，需要一个伟大的符合中国国情和这个时代的伟大的经济理论体系与技术体系。理论上不能重蹈前苏联的误区，亦不能完全受制于西方的所谓主流经济学。
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机遇与风险同在。如何寓发展于改革之中，如何建立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这一定要立足当下中国的国情，立足于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深刻的认识。
当下中国的国情是什么？首先是中国银行体系是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福布斯财富前三强都是中国的银行。中国需要一个现代化、多功能、科学治理的存款保险制度。其次，中国以往的存款保险功能由中国人民银行担任，取代这一功能的存款保险公司也必须具有强大的功能。第三，中国金融业面临复杂的国际竞争局面，设计一个国际化的存款保险制度，推动中国银行业走出去，从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十分必要的。第四，中国的银行体系具有自身复杂的情况，为了强化金融安全，建立一个存款保险决策委员会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头。特别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竞争复杂化的情况下，每一步棋都要认真考量。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要在保值增效、结构优化、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实现，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和国际竞争环境。而“扭转操作”的存款保险公司制度的提出，正是一个一举多得的战略选择。
（本文系邹平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和贾慧（环球金融研究院 撰稿人）联合撰写。邹平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理论经济学和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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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座 贾慧: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及红利设计
存款保险制度是对存款人利益进行保护的制度。应当说，这种制度的正式出现，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并在之后发展成为了美国金融体系及金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弗里德曼(Friedman M.，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货币主义的领袖人物）对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评价甚高：“对银行存款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制度，是1933年以来美国货币领域最重要的一件大事。”。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其自由化、国际化的特点愈加突出，使得金融风险显著上升。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于是大多发达国家相继在本国金融体系中引入了这一制度，而台湾、印度、哥伦比亚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尝试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简单来说，这一制度具有监管功能、市场功能、价值管理与创造、风险管理功能。在当前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它还会对改革开放、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效率发挥作用。
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提出和研究存款保险制度已经有10多年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推动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提出了不少方案。如基金形式的存款保险公司、差别费率的存款保险公司等。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没有很好地把改革开放、用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化解金融危机、优化金融结构、盘活存量、国企改革、国际金融竞争、人民币国际化、以及科学监管这诸多的方面全面地结合起来。
在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方式及其运行效果的问题上，本文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把存款准备金划入存款保险公司，实现市场监管与内部监管的有机统一，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效率，强化金融安全，突破发展瓶颈。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间接金融（银行）过大，直接金融发展滞后。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构建存款保险公司制度，直接地调整这种状态。
目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评论中国货币超发的问题。表面看来，中国的M2已经达到110多万亿，而美国只有80万亿人民币。相较而言，中国货币中现金与银行存款的确大于美国。但是，从M3来看(M3＝M2十债券、股票等变现能力较强的有价证券），美国的M3达到了6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中国只有180万亿。所以，中国经济的总体金融供给还是不足，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问题。正是因为这样，才会有许多中小企业需要通过民间金融借贷，背负百分之十几甚至几十的年利率去完成融资。实体经济存在这种困难的结症，正是金融结构的＂倒三角＂形态。这不但误导了宏观调控，也会使中国经济陷入紧缩陷阱。
如何化解间接金融过大始终是一个难题。渐进性地转变需要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和足够的信心。起码A股在3000点以上，中国资本市场才能发挥正常功能。但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股市一路下行，投资者信心不足，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首次公开募股）数次暂停。在巨大的政策性利差作用下，间接金融不断膨胀，而资本市场一厥不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只有存款保险公司才能成为资金由银行向股市流动的桥梁。因为，存款保险公司具有跨市场功能，它既是存款保险机构，又是投资公司，还是监管者。
由银行直接投向资本市场，会引起资本市场的混乱，甚至会引起金融风险和危机。而把各行在人民银行的准备金，直接划转到存款保险公司，则顺利实现了这一过程。
现阶段，在股市低迷和信心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向商业银行抽取存款保险的保费，将可能是重大利空，数量也不可能很大。所以，把存款准备金划一半（相当于10％）进入存款保险公司，约10万亿左右，不但可以扭转中国金融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状态，还可以提高资本市场的功能与效率，建立金融监管的市场监管体系和技术监管体系。
当前，中国的国企改革、优先股改革、以及优化增量与盘活存量等方面，都需要建立这样的存款保险公司制度。
寓货币政策于改革开放之中，用改革的方法推动经济增长。存款保险公司制度的建立，通过对准备金的扭转操作，可以优化金融结构。存款保险公司可以通过科学、安全而有效率的决策机制，把资金投资到优先股、国企改制、民生工程、国家重点项目、新农村建设、重大国防和科技专项。
最为关键的是，这些资金的转移会促进直接融资的发展，从而通过科学的监管把资本市场做好做大做强。从而有利于利用资本市场优化增量，盘活存量。特别是在当前中小企业困难、产业层次较低、产能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可以运用资本市场工具推动并购重组，把中国经济重整一遍。在优化结构的同时，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扭转操作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使商业银行成为了存款保险公司的股东，从而通过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双向监管机制。存款保险公司又能够通过保险机制对商业银行实施市场监管与技术监管。同时，商业银行可以从投资中得到较好收益，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分红式保险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使保险方与被保险方实现相互制约与依存。在未来的金融发展格局中，直接金融会加快发展，商业银行面对这种格局，需要向直接金融和互联网金融进行渗透，以增强自身的发展后劲。而同时，资本市场发展则需要银行方面提供资金的支持。
这样看来，利用存款保险公司进行扭转操作，实际上就可以促进中国有效监管机制的形成。长期以来，中国的监管单向监管，家长制监管。而有效的监管应该是双向的。存款保险机制的最大的长处在于双向的监管，既实现了监管机构与保险公司的双向监管，又实现了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双向监督，这对于中国建立科学的监管体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保险公司在市场监管与技术监管方面有专业长处，而银行监管机构则在规则监管方面有优势。这种实现了规则监管、市场监管、技术监管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了双向选择的监管体系，才是科学的监管体系。这正是中国金融改革中所需要的。
对外汇储备进行扭转操作，增强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能力，夯实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全面提高中国金融业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近4万亿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一种负担，如何利用好这些外汇储备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本质上，外汇储备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资产。因此，可以根据这种财产属性，对外汇储备进行扭转操作。
具体来说，可以拿出一部分外汇储备（建议拿出一半，相当于2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人均一万元人民币），划转到社会保险基金，社会保险基金再把这部分外汇划转到存款保险公司，用于中国商业银行对海外存款的保险。这样，就改革了原来中国海外金融机构没有存款保险的状态，从而增强了中国银行业的海外竞争力，提高了中国银行业的海外监管的环境与能力。
这种扭转操作，有以下重要意义：
1、外汇储备通过社保基金控股存款保险公司，使得存款保险公司仍然归国家归口管理，既强化了社保基金的功能，又强化了存款保险公司的功能。现阶段，中国社会保险基金的保障供给不足，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当前要扩大内需，就有必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把外储备扭转到社保基金与存款保险公司，因为这将有利于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从而提高社会总需求水平，实现在改革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同时，这种改革具有合法性，更符合民意。
2、外汇储备的扭转操作，将有效增加中国银行业的海外竞争力，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良好的海外银行体系的支持。但是，中国银行业的海外竞争既缺少有效的存款保险支持，又缺少关键的资源和产业支持。所以，外储扭转操作在为银行提供良好的环境以外，可以用这些资金，通过资本市场，并购海外的关键资源、关键技术、关键产业。也可以收购银行业，作为人民币海外流通的工具。海外关键资源的收购，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增强人民币的价值基础，实现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这种操作也将减轻外汇占款对通胀的压力。
3、外汇储备的扭转操作，有利于中国银行业对海外机构的监管，从而改变中国海外金融机构监管不足的问题。中国银行业在海外布局已经有十余年，但是，海外银行缺少必要的监管，各种案件频频发生。如中国银行的王雪冰案例、建设银行的张恩照案例等。存款保险公司作为市场监管者，可以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优势，对海外银行实施有效的监管。
4、外储的扭转操作有利于增强国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防止外汇风险。通过此操作可建立存款保险委员会，使其成为中国国际竞争、结构调整以及宏观调控的重要的决策机构。
存款保险制度的扭转操作，对于中国金融业将产生巨大的红利。
这种红利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银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随着金融创新的推进，加上中国不合理的金融结构，间接融资的扩张性增长已到尽头。未来银行业增长将必须向直接融资和互联网金融的拓展。而这种扭转操作，正可以使得银行相当一部分资金直接转向直接金融。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银行的金融产品也将与直接金融更多地结合。银行业务的转型是银行业实现新一轮增长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国际上来看，中国银行业未来如何设计国际化红利，增强国际竞争力，对于银行业的长期重级别的增长是十分重要的。扭转操作将为中国银行业提供一个良好的信用制度。同时，存款保险公司对银行优先股的支持，支持中国银行对海外银行的支持，以及对关键资源的有效并购，都将有力增强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扭转操作将有利于提高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业的效率。
扭转操作的核心是推动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有序竞争的金融市场将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而金融危机，是指金融资源错配引起的金融效率的持续下降。当前，中国金融资源错配严重，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已经下降到2000年以前的水平。如果不是国有企业、国家银行和政府投资的支撑，实际上中国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如何扭转这种危机状况，简单的量化政策无法实现。然而，存款准备金与外储通过存款保险公司的扭转操作，正可以较快使金融结构得到优化。一个强大而有效的资本市场会推动兼并重组，这是中国目前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金融的基础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财产。中国的资源集中在国家手中，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根源在于这种信用的不对称。这也是金融难以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高金融效率，特别是建立一个使用权信用化、证券化的资本市场。这个市场对民营企业相当重要。这就需要一个功能全面的资本市场。
第三，“扭转操作”可以成为优化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助推器，使中国能够在经济换档期，避免硬着陆。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认为，中国经济三次衰退不可避免。因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简单的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短期的量化政策已经无法避免危机。“扭转操作”可以在存款保险公司决策委员会的统筹下，实现总量与结构、数量与质量的双管齐下，一举多得。同时实现经济金融的内外均衡。既能控制通胀，又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存款保险制度的“扭转操作”，可以促进金融稳定，维护金融和国家经济的安全。存款保险制度本身，就是金融安全的重要的防火墙。通过扭转操作可以使得存款保险制度一步到位，防止存款保险公司与人民银行的搭便车和扯皮现象。“扭转操作”将建立存款保险决策委员会，作为类似于公开市场的决策机构，可以统筹发展、改革、开放与稳定。
总而言之，“扭转操作”将是对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创新。它既是宏观管理和风险管理机构，同时也是一种投资公司，与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相似。它不但具有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功能，还要取得最好的资金回报，把投保人与保险人连为一体。它不但能够通过增加收入，提高商业银行的业绩，还会不断提高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保护外汇储备的安全。
众所周知，中国现阶段所持有的大量的外汇储备，很容易形成风险。而通过“扭转操作”，恰可以分散风险，藏汇于民。对于当前国进民退、内需不足、保障不够也是重要的扭转。同时，外汇储备并购优质资源，可以增强生产力，提高人民币的竞争力。多元化的外储将有利于外储的保值与增值。
建立存款保险决策委员会，它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形成由各商业银行、社保基金、有关部门及专家参加的决策性机构。
人民银行是金融的主管机关，可以有效运行委员会的决策机制。
商业银行作为存款保险公司的股东，与存款保险公司息息相关。保险公司要对商业银行进行市场监督和技术监管，商业银行也享有股东和董事的权利，对存款保险公司实施法人治理监督。他们作为委员会的成员可以相互监督，提高存款保险决策委员会的作用。
社保基金参股存款保险公司，在制度安排上就是一个重要的金融创新。一方面它代表大股东对存款保险公司具有决策权，同时它又要对自己的投资负责任。这种制度设计与欧洲的英格兰银行等中央银行制度有相似之处。
总体来说，如本文开篇所提到的，中国对于存款保险制度的探索，是在其特有的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蓝图和方法论。但是，这一场改革是艰巨的，需要我们具有高超智慧，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特别在理论上，一个伟大的经济文明的出现都离不开伟大的经济思想。大英帝国的崛起是依靠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指引，美国的崛起则是罗斯福推行了凯恩斯的新政。中国的新一轮改革，需要一个伟大的符合中国国情和这个时代的伟大的经济理论体系与技术体系。理论上不能重蹈前苏联的误区，亦不能完全受制于西方的所谓主流经济学。
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机遇与风险同在。如何寓发展于改革之中，如何建立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这一定要立足当下中国的国情，立足于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深刻的认识。
当下中国的国情是什么？首先是中国银行体系是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福布斯财富前三强都是中国的银行。中国需要一个现代化、多功能、科学治理的存款保险制度。其次，中国以往的存款保险功能由中国人民银行担任，取代这一功能的存款保险公司也必须具有强大的功能。第三，中国金融业面临复杂的国际竞争局面，设计一个国际化的存款保险制度，推动中国银行业走出去，从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十分必要的。第四，中国的银行体系具有自身复杂的情况，为了强化金融安全，建立一个存款保险决策委员会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头。特别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竞争复杂化的情况下，每一步棋都要认真考量。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要在保值增效、结构优化、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实现，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和国际竞争环境。而“扭转操作”的存款保险公司制度的提出，正是一个一举多得的战略选择。
（本文系邹平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和贾慧（环球金融研究院 撰稿人）联合撰写。邹平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理论经济学和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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