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身边很少见到残疾人？“首先是无障碍环境，包括制度和设施，不够完善。第二个原因，也是根本原因，就是残障者不被人们接纳。”来听听“教康Talk”的第一位讲者介雨诗（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康复学系2016级本科生）的讲述。大家好，我叫介雨诗，是教育康复学系2016级的本科生。我手里的这根棍子，他叫盲杖，是给盲人探路用的，可伸缩，韩国产，钛合金材料。而这个，大家都认识，叫做眼镜，用来矫正屈光不正。从用途上讲，这两个物品没有本质区别，都为了帮助视力有缺陷的人。戴着眼镜，我看到台阶，可以跨过去；拿着盲杖，我探到地上有个台阶，我同样可以跨过去。说到盲人，大家可能觉得离我们很遥远。我想先做一个小调查：在座的同学中，曾经和姓林的人做过同学的请举手。和视力障碍者做过同学的同学请举手。其实，中国姓林的人口大概是1280万人，而盲人有大约1263万。那么为什么刚才举手的人数悬殊这么大呢？是因为视力障碍的人不需要上学吗？当然不是。在中国大陆，大部分的视力障碍学生从小学到高中都在特殊学校度过，2014年之前，他们只能在三所招收盲人的大学里读书。中国一共有2879所大学，专业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而视力障碍者却基本上没有选择，只能选择推拿和音乐。除了我刚说的绝大多数情况，如今也有少数盲生进入普通大学。我想举四位视障大学生的例子来说一说高校的无障碍的情况。第一位是2003年在中国台湾的辅仁大学读书的赖冠廷，根据学校的制度，他有五名工读同学为他提供帮助。他进校的时候学校里没有盲道，学校为他铺设了盲道。第二位是2018年参加高考的盲童王蕴，650分满分的上海高考他考了623分。他现在在香港大学读书，跟其他学生一样住宿舍，学校的学生发展资源中心为他提供了所有的电子版教材，并且允许他用电脑进行所有考试。第三位是宋奕辰，他从小一直想学中医药，并且考上了天津中医药大学，但是被拒绝入学了。第四位是2017年参加高考的王宠同学，他考上了东北师大，但是校方以他住宿舍不安全为理由不接受他住校，后来经过波折，校方特事特办，为他和母亲在校外租了房子。从这几个例子，我想大家可以发现，很多盲人考生都面临择校受限的困境，就算学校接收，也是“为人设法”、“特事特办”，而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这就导致每个残疾学生进入高校都要进行一番抗争。在学校里，除了视力障碍学生生活起来不方便，肢体残疾的学生生活也有很多困难。前不久，一位2015级的学姐不小心骨折了，不方便去食堂吃饭，系里的老师在微信群里呼吁大家帮学姐带早饭。我就想，我们学校的食堂是有无障碍坡道的，为什么学姐还是不方便去打饭呢？后来我发现，河东食堂有无障碍坡道的门是锁着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学校招收了坐轮椅的学生，他是很难在食堂吃饭的。其实不仅仅是食堂，他还没有办法自如地回寝室，上课、上厕所也是问题。可以说，学校里“处处皆障碍”。不光我们学校这样，中国绝大多数高校都是这样。有热心的同学会说，没关系，如果身边有这样的同学，我愿意每天给他打饭，背他去上课，抬着他的轮椅上楼梯。可是这涉及到被帮助的同学的尊严问题。背来抱去，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极不体面的。而且，你帮他是情分，不帮是本分。如果你哪天有其他事情，那这位同学怎么去上课就成问题了。刚才讲的是校园的情况，那么走出校园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状况就更糟糕了。中国一共有各类残障者大概8500万，数量和所有少数民族人数之和差不多，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少在路上见到他们？我以前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在生活中基本没有见到过残障者。可能有同学认为我刚才举的盲人的例子太极端，他们独自出行非常困难，但是我大一的暑假去英国玩，一个月的时间里我遇到了九名视力障碍者，而且大部分都是独立出行。我想，肯定不是国外的残障者比中国更多，而是因为我们身边的残障者很难走出家门。残障者走出家门需要很多无障碍设施，下面我来展示一些英国很普遍但是在国内我几乎没见过的设施。这是大英博物馆里的盲文导览牌。这是牛津的盲文地图。后来我去香港，也发现了很多这样的设施。所有斑马线都配有给盲人的提示音，斑马线的尽头也有可以用脚感知出的提醒物。机场的扶梯都有提示音。室内的盲道很清楚。公园里这样的盲文地图也很多。其他类型的残障者在国外也有很多辅助设备。这是司机在展示如何使用大巴上的升降台。这是丘吉尔庄园的升降台，虽然很简陋，但是使用起来却很方便。每部公交车上都有为听障者准备的无线系统，帮助他们聆听车辆通知和报站信息。这是一位佩戴着人工耳蜗的老人，他在通过无线系统听关于这幅画的讲解。正是因为这些设施，各类的残障者才能比较便利地出行。可是大陆的无障碍设施却很令人揪心。这条盲道可以说防不胜防，盲杖探到了下面的圆柱形底座，却探不到上面的路障。这个是我们学校到地铁站的盲道，大家可以看到停满了自行车和摩托车。这一幅是一个地铁站里的无障碍洗手间，门开着，但是却被当作了杂物室，根本无法使用。刚才说的是直接原因，是我们的无障碍环境，包括制度和设施，不够完善。第二个原因，也是根本原因，就是残障者不被人们接纳。在前不久爱耳日的活动中，有一个听力障碍的姑娘来咨询。她的听力障碍程度并不严重，但是小时候父母觉得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所以到她上小学才给她配了助听器，导致错过了学口语的最佳时间。在班级里她饱受歧视，老师和同学都会排斥她；在家庭中，她的家人也会漠视她的需求，她的成长过程可以说充满了艰辛。在那次活动中，她很绝望地问，有没有像她一样是听力障碍但是活得很幸福的人？她的疑问也是很多残障者的疑问，因为他们看不到任何生活的希望。去年七月，深圳一所小区里的众多住户联名抗议，因为即将住进小区公租房的17户人家中有15个自闭症孩子。他们的理由是，他们会带来安全隐患，小区里所有的孩子的生命健康权可能会受到威胁。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来总结一下，造成残障者“被消失”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无障碍环境不完善，二是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不友善。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残障者的被隔离。他们只能呆在特殊学校或者家里，就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的人们，对外界一无所知。而我们也不了解他们。这样的隔离在健全人和残障者之间筑了一道柏林墙，一边是健全人，一边是残疾人；一边是我们，一边是他们，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社会越是不接纳残障者，大众就越不了解他们；而越不了解他们，就不会在设计公共场所的时候考虑到他们的需求，就会造成进一步的隔离，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可能有同学会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很正常，你说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其实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所有人在出生之前，都有成为残障者的概率。不要说“我妈妈怀孕的时候很注意，所以我100%是正常人”，在我国，每一万个新生儿中就有149个先天残障儿童，而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先天残障是现有科学解释不了，找不到病因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大部分的先天残障是随机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些先天的残障者帮我们承担了这些小概率事件。躲过了先天残障的概率，等我们出生后，还有可能遇到各种意外。谁能拍胸脯说，我永远都不会遇到任何意外？小概率事件也随时都可能发生。哪怕是骨折这样的事，也会让我们在几个月内变成轮椅使用者。就算一个人能躲过所有意外，但是大多数人都会有自己的宝宝，会面临推着婴儿车但却没有坡道的情况。就算有人说，我以后不生孩子，但是，所有人都会变老。每个人都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会老，会耳朵背，会眼睛看不清。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会，我们自己也会。等到我们自己的听力变差了，我们自己坐上了轮椅，那时候你还会觉得这些权益与我们没关系吗？所以，就像《星际穿越》里的一句台词，“根本不是什么他们，而是我们自己”。关注弱势群体，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自己。那么，我们作为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呢？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善良一些。在大英博物馆，我看到一群特殊学校的孩子在集体参观。他们也会发出一些怪叫，或者其他一些不合适的行为，但是周围的人都是很善良地跟他们互动，没有一个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这样的善良很细微，但也很重要。如果你骑完共享单车要停放它的时候，不要停在盲道上；如果你有一个戴着人工耳蜗的同学，不要嘲笑他“口音”奇怪；如果你在地铁上看到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脑瘫孩子，不要像看到怪物一样盯着他看；如果在商场里看到情绪失控、大哭大闹的自闭症孩子，不要斥责他的妈妈为什么不管好自己的熊孩子，他的妈妈可能已经身负重压。通过我们微小的努力，可以让这个世界一点点变得更好。当然，改变现状很难，但是也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比如刚才我提到的河东食堂的情况，我看到后向校长助理信箱发了一封邮件，当天就收到了回信，第二天那扇门就已经打开了。感谢各位的阅读。【作者简介】介雨诗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康复学系2016级本科生【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