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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雅君　　编者按：临近毕业，很多大学生会有一个疑问：我与同班同学最初高考分数差不多，但各自的大学生活和毕业出路为何如此不同？郑雅君认为，“‘上大学’不再是一个无差别的传送带，它是又一重隐秘的筛选过程，存在一种与家庭背景紧密相连、难以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艺”。从2015年到2017年，郑雅君对京沪两所顶尖高校（书中称为北方大学、南方大学）的62名毕业生进行了深度访谈，揭示了大学“迷宫”的隐性挑战：你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有没有掌握其中的认知和实践模式。在她看来，家庭背景优势的同学，有一套关于“上大学”的文化技艺的传承，这使他们能在白热化的出路竞争中抢占先机，而家境平平者则更容易与机会失之交臂。　　在近日出版的《金榜题名之后》一书中，郑雅君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的分类，她将“上大学”分为两种：直觉依赖模式vs目标掌控模式。以下摘自该书第三章，内容有删节。　　“有的人想清楚了干什么然后去努力，剩下那些人是我要努力，然后再想我去干什么”，经纬若有所思地耸了耸肩。优秀的学生在南方大学司空见惯，但根据他的观察，不同的人优秀背后的逻辑迥然不同。“我遇到很多‘学霸’，他有一种责任感驱动自己去努力，或者说他的努力是习惯性的。不是因为我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所以要去努力。”在南方大学读书7年，在藏龙卧虎的数学院，他已经“见过太多绝对优秀的人，但他们不够‘有趣’，最后还是去了四大（指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其特点是招聘人数多，专业限制少，跳槽前景乐观”。　　我注意到，“有趣”一词是经纬频繁用来描述自己的方式。与那些“习惯性优秀的学霸”不同，经纬在经历数次试错和自我评估之后，紧盯着自己树立的职业目标，在大学里时刻掌控着自己努力的方向，不为大众风潮所动，却能及时根据外部反馈调整策略，默默为自己的求职之路添砖加瓦。　　现在，他站在毕业的门槛上，手握数枚工作邀请——包括几家鼎鼎大名的中资投行、券商和股票研究所。他最终选择接受一家全球顶尖投资银行的交易员职位，这一岗位办公地点在中国香港的亚太区总部，拥有起薪超过50万人民币的全球薪酬（global pay），年终奖金额度无上限，可预期的每年收入涨幅可达一倍以上。　　话说回来，他拿到的多个工作机会的薪酬差不多都在同一水平，收入多并非他最终选择这一职位的理由。他无意中对自己选择逻辑的阐释，让我注意到他仿佛有种特别的思维风格：“因为这个工作可以让我用钱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投票。你的决策能加速或减缓事情的变化。比如某种技术需要用金钱催化，你可以给它投入更多的资源去加速这件事情的到来。……你有没有看过讲交易员的电影？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行业，很多人思路开阔，实现财务自由后都去干各种事情去了，有的去南北极跳伞，有的去搞极限运动……换句话说，这个工作可以让我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虽然XX证券总部的机会也很好，但可能做的事就比较常规”。对经纬而言，交易员工作的意义在于——钱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去服务于他对外部形势的判断；这份如愿以偿的工作在他眼里也并非目的本身，而是服务于他最终想要取得的目标——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他喜欢徒步旅行、潜水和古典音乐。眼下，他打算趁毕业前去非洲西部走走。2个月以后，他将飞赴美国总部参加小半年的培训，然后出现在香港公司正式开启职业生涯。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鲜体验正在向他招手，而他心里明白他想从这份工作中获得什么。　　如果说经纬在职场的优势部分得益于他所学的专业——毕竟，像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在业界深受欢迎，那么泽斌则是并不靠学业优势获得满意出路的代表。收到南方大学的录取通知时，泽斌才知道自己的专业被调剂到了技术科学实验班，后来在专业分流中被分到了一个光电工程类的专业。“你要说感兴趣，其实不是特别感兴趣，谈不上喜欢，”泽斌很直白地说，让他仍然坚持学业投入的动力并非来自学习兴趣，而是考虑到“以后就业需要一个实在的文凭”。他并不指望靠自己的专业特长找工作，因为他已经在名企实习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未来要从事的那种工作——商业营销。　　“我发现真实的商业案例，远远比专业内的知识更吸引我。我不觉得承认自己不适合科研是一件丢脸的事，虽然我的专业课成绩也很好，但种种迹象表明我不爱摆弄这些散发理工硬汉气息的玩意。”泽斌在谈话中的直率令人印象深刻。虽然他在系里的绩点排名四年来都稳居上游，但他一再表达自己对专业学习的“另类”看法，并且坦言自己的好成绩主要是得益于考前突击和有技巧地选课，即选择那些课业任务不繁重、教师评分又“仁慈”的课程。在他看来，上大学最重要的不是好好学习专业知识，而是“三观建设”，也就是要认清自己的目标，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大四伊始，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保研名额，凭借自己在商业营销领域积累的实习经历，拿到了某知名网络游戏公司的市场营销岗位的入职邀请，起薪达20万人民币，后续每半年还有可观的调薪幅度。从工科类专业到游戏公司的商业营销，再到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他知道自己这条路为什么能够走得通，也深信这样选择是“对自己负责”。　　“我一直坚信，所有东西都是‘我想’最重要——我想往哪边发展。我一直都在慢慢地往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靠近。漫无目的地生活其实是一件没有效率的事情……我们班除了我还没有人拿到这种offer，他们的都没有太好的。”　　经纬和泽斌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院系，互不相识，而他们谈论择业的逻辑却异曲同工。　　禹海这样的同学或许正是经纬和泽斌提到的那种“习惯性优秀”的学霸。高考成绩位于全省前20位的他，从考上北方大学，到选择专业，到安排自己的大学生活，再到考虑出路，甚至再到他目前的研究方向，他感觉自己每一步“没有想清楚理由是什么”。　　大一刚入学的时候，辅导员让每个同学写下自己在大学里的目标。他反复思量后，谨慎地写下了“成绩排名居于30%—40%”。说起目标就反射性地想到成绩，这在他从小到大熟悉的思路里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他后来才惊觉，其他同学的目标好像远不仅限于成绩，可是自己在这方面总是“赶不上趟”——“就是忽然发现这件事情别人已经做完了，才会认识到这件事情应该去做。比如当你知道你的同学要出国了，其实你已经只是知道一个结果，但是他们可能已经准备了很久，这个时候你知道了就会非常惊讶这种事情。”　　禹海的家在山西农村，从小跟随父母从小在城郊的矿区长大。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母亲为此专门辞了工，搬到城里租房陪读。当禹海不负众望踏进了北方大学的校园，却被一种心虚感所笼罩。“怎么说呢？因为刚进去没什么自信。觉得这里厉害的人那么多，我就中游就行了。”事实证明禹海的学习能力远比他以为的要强，不过他的成绩也的确就如同他的目标那样，并不顶尖，而是处于中游偏上的位置。回头看看，禹海又觉得自己并没有在学习上投入百分百的精力，这是一种“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的目标失焦状态。“发现成绩好的同学好像都是那些目标明确的人”，他苦笑道。在他所在的工科院系，课业负担很重，其实大家花费在学习上的时间都很多。但通过观察那些“目标明确的同学”，他发现虽然大家看上去同样是在忙着学习，但实际上自己和他们有很大不同：　　禹海当初之所以选择报工科就是因为听说工科好就业。但直到大三，他仍然没有为就业做过任何准备。直到必须要考虑毕业出路的大三下学期，他才匆忙选择了符合大众主流的保守策略——推荐免试博士研究生。他选择直推博士而非硕士的原因又一次让我意识到他的思维方式：“硕士好像学不到什么，大家第一年上课，第二年稍微做一点事情，第三年开始找工作。我觉得这个有点……嗯，意义不大。”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读硕士这个过程本身可以策略性地服务于就业。如今，他又对当初的选择统统都有点后悔：如果早知道读博士，其实本科就应该选理科，会更有助于打好理论知识基础；现在要面对漫长的博士研究生涯，他又找不到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意义在哪里，觉得若直接去找工作或许对个人成长更好。他想着以后博士毕业了还要去业界求职，却不知道现在如何做才能有利于未来求职。　　能够抓住免试直升的机会，这样的幸运并非人皆有之。冰倩从湖南乡下考入南方大学某社科专业，她曾天真地以为到了大学就可以松一口气，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学习了，因而从一开始就几乎放弃了对成绩的要求，并对即将面临的竞争和即将失去的机会浑然不觉。　　“我当时不记得是听谁说的，就是大学好自由，你喜欢的东西你就努力地去追寻，不喜欢的你去拿个60分就可以了。我大一抱着这种思想去学习，其实后来我发现我有好多B+，我当时就想还不错，随便学着都是B+，我当时心目中B+还是一个挺好的分数。后面哪知道绩点好重要，决定你能不能出国、你能不能直研，还有你的奖学金。当时我好像是不知道这个事，我不知道。”　　她懵懵懂懂地凭着兴趣上课，跟着室友刷剧，轻松的两年很快过去了。到了大三，冰倩才蓦然意识到成绩在大学的重要性。而现实是，她凭借这一纸毫不起眼的成绩，根本没有推免直研的机会。因为她并没有任何实习经历和行业履历，也没做过求职的准备。无奈之下，她只得选择考研。然而经过半年辛苦备考，她又因为几分之差而落榜了。几度寻求调剂机会未果，她面临着无学可上也无业可就的僵局。这被她视为人生中最低落的时刻。她不甘心，只好延迟毕业，准备来年二战。我坐在她面前，能轻易看出写在她脸上的错愕、懊悔与不甘。　　冰倩从小父母离异，父亲常年外出打工。她从记事起就当起了留守儿童，由年迈的祖父祖母照料。她是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应该怎么上大学，哪些事情是重要的，连最基本的学业竞争规则也不得不靠自己付出代价去摸索。冰倩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傻”，但如果将她的故事与其他被访者的故事并置，很容易发现这似乎是与冰倩家境相仿的被访者的一个共同特征。譬如，禹海在访谈中反复提到的“眼界局限”就与这种“傻”的含义颇为类似。　　布迪厄在《继承人》一书中说：“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过于不觉悟，从而促进了自己命运的实现”。冰倩、禹海后来才察觉到自己的“傻”和“眼界局限”，是这句话最贴切的注脚。顶尖的大学虽然可以通过合法化学习资格来授予所有学生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实际上，他们当中最需要靠教育改变命运的学生，并不真的知道该在大学里如何做才能改变命运。同样天资卓越的优等生，面临着（至少程序上）共同的游戏规则，甚至看上去正在做同样的努力，但被访者们在言谈举止间向我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名校大学生。　　正如文中所示，四位被访者也不约而同地察觉到了这种不同。在经纬的语境里，“学霸”这个被用来指称学业成绩优异学生的词，明显带着轻微的贬义。他并非觉得优异成绩不值得追求，他非常明确地阐释了他语气中贬义的来源：“他们做事情都特别好。可是你问他为什么要做好，他会觉得做好就行了，不是说我看到一个远的东西（目标），所以说我要走过去。只有临到决策那一刻才想：我到底要干吗？其实大多数‘学霸’都是属于这样的。”这种差异是如此让人介意，以至于经纬需要常常使用“有趣”一词来强调性地标识他自己和那些大多数“学霸”们的界限。这条界限区分的——如果我尽可能地描述准确的话——既非优秀程度，也非努力程度，而是对大学生活的安排在多大程度上有自我主导的方向性和目标感。　　循着这道界限，我归纳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上大学”实践模式的理想类型，依此区分名校学生在组织大学生活中表现出的思维、认识、评价和行动的不同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形成与学生的社会出身紧密相连，抑或说正是在大学前的教育经历和家庭环境中深刻地具身化（embodied）而形成的一套阶级化的性情倾向系统。我在此处借用了布迪厄在《再生产》一书中所使用的“习性”（habitus）概念，表示这两类模式反映了特定阶级或集团所持有的“共同的感知、理解和行为图式”。　　我将经纬、泽斌，以及禹海口中的那些“目标明确的同学”上大学的方式称为“目标掌控模式”。目标掌控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了解大学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和非制度性的规则，因此能有意识地树立生涯目标，并且知道如何通过管理自身的行动来趋近目标。目标掌控者有条不紊地组织大学生活，通过掌控自己的生涯目标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们在大学中的经历和成果往往可以高效地转化成他们下一步生涯目标的资本。比如，若要出国读研就努力提升成绩和学术经历，弱化与此无关的投入；而若要找工作就有意积累目标行业的实习经历，将成绩保持在一定水平即可。目标意识使得他们在选取行动策略时有明确的方向性——在哪里多投入，在哪里省点力，他们应付自如。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前提是洞悉精英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和自身所处的位置，即对大学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转逻辑有所了解——这实际上是一种暗藏阶级壁垒的文化性知识（cultural knowledge）。　　与此相对，我将禹海、冰倩以及经纬口中那些“习惯性优秀”的“学霸”们组织大学生活的模式称为“直觉依赖模式”。直觉依赖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在陌生的大学场域中难以自我定位，从而无意识地陷入无目标状态，主要倚靠直觉和旧有习惯来组织大学生活。直觉依赖模式主要是由于阶级原有习性不匹配新的精英大学场域而引起的，即布迪厄所谓的“习性滞后”（habitus hysteresis）。　　“习性滞后恐怕是机遇和在抓住机遇所需的倾向之间存在差距的根据之一；该差距致使机遇被错过”——在《实践感》一书中，布迪厄一针见血地阐明了直觉依赖者总是抓不住机遇的原因。直觉依赖者并非没有树立目标的能力，只是因为升学流动带来了场域的剧烈转换，从而引发其内在自我及文化常识的震动，陷入一种不清楚自己是谁、将要成为谁的模糊的位置感。　　此外，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没上过大学，所以他们对适应精英大学缺乏必要的文化性知识，譬如学生社团是如何组建的，团委和学生会在大学里扮演着什么角色，教授青睐什么样的学生等等。自我认同和必要知识的缺乏使得目标感无从建立。因而，他们对大学生活的安排常常缺乏方向上的一致性和策略上的技巧性，难以为日后的出路选择积累优势。例如，想当然地以为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参与课外活动、实习实践是“耽误”学习，但又没想过或不清楚成绩搞好是为了什么。缺乏包含多样策略的文化工具箱使得他们往往奉行单一的行动风格——勤恳而单纯，对任何事情都一样认真。　　有意思的是，目标掌控者与直觉依赖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组织行动的技术层面，更体现在道德层面。目标掌控者认为，认为大学生理应有自己的目标，并且相信在规则允许的限度内使用策略去达成目标无可厚非，无目标地组织生活和学习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而直觉依赖者却往往将围绕生涯目标组织大学生活视为“功利心强”“动机不纯粹”，并且对使用讨巧的策略去达成目标有种道德上的拒斥感。　　譬如，分别来自甘肃和贵州贫困地区农民家庭的成忠和余涛在入校不久后都发现，身边不少同学为拉高绩点去选一些给分容易的课。对此，成忠感到惊奇，却也很不以为然：“他们这也不是厉害，就是套路更深罢了。他们可能确实会拿到更好看的成绩。但是按照这种方式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就失去了按兴趣来培养的初衷嘛，太功利了。”余涛还发现，身边聪明的同学会频繁和任课老师接触以取得老师在给分上的关照，他虽然羡慕别人的好分数，却对这种走捷径的“套路”嗤之以鼻：“他们会想方设法和老师和任课老师套近乎，经常问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就为了让老师记住他的名字，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行为非常不齿。”这种道德感似乎与余涛对农村人的认同相连——他想保持住自己“本质”的东西：“就是自己最纯真的那一面。像我们很多人就说，当提到我们那边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很淳朴啊那个人，农村没有套路，是什么就是什么，大家都很朴实。所以我不会为了某个目的不择手段什么的。”　　当然，现实中的优等生并不只分为两类，或某一个人只能带有某一类的特征。事实上，这两类模式仅仅描述了韦伯方法论意义上的两种理想类型，个人在现实中完全可能同时带有两种类型的特征，其比例和表现形式也千差万别。根据我的观察，上述两类模式只有在社会出身最为弱势的学生和最为优势的学生身上才各自体现得最为典型。从“目标掌控模式”到“直觉依赖模式”的渐变差异可被视为一个与学生出身弱势程度相对应的连续统。　　——完——　　作者郑雅君，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现为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发表后的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