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7月15日的晚上，在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北闸镇塘房村上，这个西南边陲的小村落已陷入一片寂静，然而黑暗中，塘房小学操场上的孩子们，却不停地在抹眼泪。

　　在平常的时间里，孩子们本应在家中帮忙干活或者温习功课，然而今天他们却聚集在这个没有灯光的操场上，迟迟不肯离去。因为，今天晚上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支教队员们就要离开了。

　　从早上开始，学生们就忙活不停，从家里摘了新鲜的桃子、苹果带来送给老师，中午吃过饭之后也立即赶回学校，好像老师会突然不见了一样。

　　忽然间，一束强光从远处照射过来，一个孩子带着哭腔说：“老师，车来了。”

　　拎着学生送的6大袋折纸、信和花环，还有自身的行李，领队黄少芬坐上了返程的车，和相处了七天的孩子说再见。

　　每一年，像这样的情景会在全国各地较为贫困的乡村学校中上演。大学生支教团带着欢笑而来，带着泪水离开。

　　但与长期支教因对乡村教育的有力推动、反响一直良好相比，随着短期支教活动在各地的不断推进，在为乡村孩子们带来几多欢乐和成长正能量的大背景下，这种模式客观上打乱正常教学秩序、成效并不持久、影响学生心理、偏向功利主义等问题也开始逐渐显现。

　　校长―天天默念“千万别出事”

　　7月7日凌晨3点，在床上躺了许久的李世权还是难以入眠，辗转反侧之后终于听到电话响了起来，他一个激灵坐起来，简单地应答了几句，便挂了电话，匆匆穿好衣服，拿上钥匙，点燃了家门口大巴的发动机。40分钟后，他出现在昭通火车站的门口。他如此匆忙紧张的夜行，只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来自浙江某学院的支教学生。

　　这是这个支教队第二次来到塘房小学，而在此之前，这位在校任职15年的校长曾接到过不下5支队伍的支教申请，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了。“之前的申请都是在暑假，孩子们都放假了，要做支教就要把他们召集回来。”难以确保的安全问题让李世权一直没有接受支教团队。

　　而之所以答应这个学校的支教队，李世权坦言是因为禁不住前任领队许成龙的软磨硬泡：每天三五条短信“轰炸”，电话里也一直保证支教队成员都购买了保险，安全问题可以得到保障。拗不过许成龙的执着，李世权到浙江和他们做了正面沟通，最终做出了“未放假可操作”的让步，让他们在学期末到校进行支教。

　　合作虽然敲定了，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麻烦事等着李世权。由于没有经过上级的审批和备案，支教中经费支出、学生的食宿安排等都需要他自己来想办法解决。这让他感到有些为难。

　　学校没有住宿的地方，李世权就把老师们午休的两间屋子腾了出来，除了一张正规的高低床外，其他的床都是用学校的木板和烂桌子拼凑起来的，被褥也是直接从老师那里借来的。

　　平日里，学校只有在中午才开伙，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但为了给支教队提供一日三餐，李世权不得不请做饭师傅加班加点。早晨6点到校准备早饭，晚上6点做完晚饭才能离开。在食谱规划上，他也尽力保证“顿顿都有肉，还是瘦肉”。

　　除此之外，他还和后勤主任购置了一批洗漱用具，在支教队的宿舍里安装了这个学校的第二、三盏灯，担心晚上学生们上厕所不方便，他还特意准备了两把手电。

　　生活起居安排妥当后，绷在李世权心中最紧的那根弦便是安全问题。“千万别出事儿”是他这几天一直在心中默念的话。为此，他每晚都会给学生打电话联系。没日没夜地将精力和时间放在学校里，李世权遭到了老婆的连连抱怨：“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关心。”

　　志愿者―我再也不会参加类似的短期支教

　　展示支教情景，讲述支教流程、生活状况，制定支教策划书……作为支教团队长，北京某学院的李科一会在每一期支教团队出发前给队员做培训。尽管打好各种“预防针”，但新队员去之后还是会遇到各种意料之外的问题。

　　“第三批买错了汽车票了，晚上9点了才到达目的地。”李科一说，“还好队员们能及时调整，就是他们辛苦了一点。”

　　无独有偶，在李世权眼中，大学生本身就是一群孩子，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差，加之没有老师的带队，更容易出现问题。他就遇到过，有的支教学生在来的火车上丢了手机。

　　在他看来，学校对于学生的培训并不太够。

　　在被问及支教存在的问题时，一位有过短期支教经历的毕业生冯惠（化名）连连摇头，“问题太多了！”在她看来，支教队对于成员的选定门槛太低了。学生是否适合支教？支教需要具备哪些资格？能否做好支教工作？这一系列问题都被忽视掉了。

　　冯惠坦言：“其实问题从前期准备阶段就开始了，反正我对支教挺失望的，再也不会参加类似的短期支教了。”

　　支教队员很难保证都是师范类，对于教材教案的理解和运用缺乏专业知识；准备阶段缺少有效的沟通交流，队员的团队意识不强；各团队与支教地没有形成系统对接模式，以至于问题频发；缺乏支教归来后的经验交流总结，导致前期总结的经验、出现的问题都不能够及时有效传达给下一期……

　　对此，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表示，“光有热情和知识理论还不够，一定要通过培训才能让支教真正实现价值。”

　　他认为，作为支教者，大学生团队首先要对当地教育现状有足够了解，对孩子的心理、生理发展情况有一定了解，然后储备足够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最后在实践中要关注和孩子的交往。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林丹华老师也指出，大学生在支教前要经过一定的“发展心理学”培训，明确支教对象中各年龄段孩子们的心理特征，了解留守儿童最需要什么。在支教过程中，我们应转变视角，正常看待他们，而不是单纯地将其当做弱势群体来对待，不要一厢情愿给予。

　　除了培训之外，还要让支教更加纯粹一些。有的大学生在支教的过程中，并没有把心思放在支教上，而是到处托关系找媒体进行报道。还有很多学生积极报名支教活动，但在实际过程中却不专注，甚至是进行观光式的支教。

　　“实际上这是一种资源浪费。”参加过多次支教的李科一直言。

　　孩子―喜欢但不需要“一次性”老师

　　回程的路上，支教队员黄少芬收到了男孩李天猛发来的QQ消息：“姐，送给你，苹果路上饿了吃，不许哭，要乖哦。”文字下面是23朵玫瑰花加上14个苹果的表情。这个黄少芬口中的暖男，却是学校老师眼中的“熊孩子”。

　　曾经有一次，因为在课堂上不读书，李天猛和身为班主任的舅舅发生了正面冲突，一言不合，他直接将书包从教室里扔到了楼下。

　　然而，在支教队到来后，这个处在青春期的小男生收起了叛逆，每次课都会认真听讲。手工课上，在没有任何指导的前提下，他在5分钟之内用扑克牌做了一个小纸篓，并送给老师留作纪念。由于宿舍在三楼，支教团的女孩子每天打水都略有不便，每当这时，他就会主动站出来，接过姐姐们手中的水壶，说：“女孩子怎么能做这些事呢，这些让我来就好了。”

　　临别那天，李天猛是哭的最凶的孩子之一。

　　和李天猛一样不舍得支教队离开的，还有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下马城村小学的孩子们。

　　2012年，山西大学的范小康参加了学校的研究生支教团，在下马城村小学教书的一年里，他兼任六年级语文、英语、科学社会等多门课的老师。由于本地老师和范小康的教学方法出入很大，在他离开之后，很多学生感到学习上难以适应，并坦言不太喜欢以前老师的教学方式，很想念他。

　　“我在与孩子告别的时候承诺一定会回来看他们的，可是由于学习太忙，已经过去两年了，还没有回去看他们，我也感到非常不好意思。”范小康说。

　　面对学生存在的心理落差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郑伦老师认为，把握好和孩子们相处的分寸很重要，“千万不要轻易承诺，若承诺了就一定要兑现。孩子们在与支教队员相处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天然的好感和信任，面对短暂快乐相聚之后的别离他们难免失落，这个时候支教队员如果不兑现承诺，孩子们的失落感会更大，严重的甚至会产生轻微抑郁。”

　　除了情感因素外，本地师资力量匮乏，城乡教育差距严重是另一造成乡村孩子产生心理落差的根本原因。

　　在塘房小学的课表上，语、数、英、音、体、美交叉出现，学校里投影仪、钢琴、画板也一应俱全。然而在学生的课桌上，能看到的也只有语文书和数学书。“除了这两门，其他的课开不了。”校长李世权对此直言不讳。

　　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的资助，塘房小学的硬件条件得到了良好的改善，但教学软实力却一直没能跟上，音体美等素质课老师成为稀缺人才。

　　“要是碰到一个音乐老师下来，各个校长因为抢人，都能打起来。”农村教育资源的缺乏，让当地孩子在适应大学生新颖的教学方式后，很难再接受当地教育的现状。

　　在采访的过程中，有的小学校长就向记者抱怨，农村学校并不缺少现代化的设备，但是我们缺少使用现代化设备的老师。

　　从这一点来说，大学生短期支教无异于隔靴搔痒，难以改变农村缺少老师的现状。

　　短期支教―如何实现多赢

　　打乱正常教学秩序、成效并不持久、影响学生心理、偏向功利主义……面对短期支教存在的诸多问题，雷万鹏认为要高度警惕，但不能一棒子打死。大学生支教是个好事情，不仅能让大学生自身提高对农村教育和中国社会的理解，还能给留守儿童带来关爱，帮助他们“开眼看世界”。而后者也是李世权最看重的。

　　在塘房村，95%学生的父母都在外打工，许多学生有时只能在春节前后见一次父母。看着每年家里人从外面带回来的新鲜的小玩意儿，哥哥姐姐们穿的“光鲜亮丽”，一些孩子萌生了“读书无用”的想法，在初中上了一两个月后便跑回来，说想要到城市里去打工。

　　基于此，李世权希望支教队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大的视野，培养他们的理想，让他们成为真正丰富的人”。而现实也让他足够满意。

　　“我想当一名中国海军，保护中国人民和老师。”“我想做一个和你们一样的大学生，做一个有梦想和乐于助人的人，让人们过上幸福的日子，因此我要奋斗。”“长大以后去大千世界，玩遍中国，在外面找到好工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支教队走后，塘房小学教室的心愿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梦想。

　　同时，为了让支教形成一个持续的效果，浙江这家学院的学生支教队和塘房小学签署了一份“五年计划”的协议，试图通过建立长久的战略合作关系，拉长支教战线，进行定点对口的支教活动。

　　和黄少芬团队一样，山西大学的范小康也曾为为此作出努力。

　　支教期间，范小康曾尝试着做一个“一对一帮扶”的工作，即将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联系起来，做专项的帮扶，每个月固定资助一两百元，并进行相应的情感联系。通过做中介，搭桥梁的方式，他将短期的支教竭尽所能转化为长效机制。

　　在他看来，支教最重要的不是时间长短，而是要能够行之有效地延续下去。支教团队应该做一个中介，把农村问题带出来，把城市资源带进去，通过动用广大的社会力量，共同解决农村教育存在的各种问题。

　　范小康的做法，得到了雷万鹏的认同。他指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短期支教和农村教育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单方面和个人能够解决的，还需要和当地教育部门建立联系，将教育、财政、公安、妇联等社会部门联合起来，并和社会工作者、学术团体、机构等一起形成合力，以“本地+外地”的联动模式推动问题的解决。

　　有的高校团委老师建议，学校对于支教应该做长期的战略规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定点对口的支教，减少盲目行动。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些高校的团委担心本校的大学生外出参加支教出现安全问题，老师们为了“躲避”责任，就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直接导致一些高校大学生支教“无序化”的现状。

　　毕节市黔西县，贵州西北部的大山里，天亮得迟。

　　清晨六点，杨明从宿舍里走出来，睡眼惺忪地去洗漱。昨晚，他又熬夜工作到了一点半。过往十余年，这是他工作的常态。

　　这是杨明来支教的第11年，从青砖瓦、木窗户的简陋校舍到明亮开阔的学校，杨明也终于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宿舍。

　　长达几年，杨明都住在教室里，一张折叠床，一床被子。后来教室被用作食堂，杨明就搬到楼梯一个角落的储物间，不足五平米。因为电网改造，学校经常停电，杨明就点着蜡烛工作。他送学生回家，村民留他过夜，他吃遍了百家饭。

　　11年来，杨明走过了上千公里家访路，30多个村落，“在黔西的地图上如果标注我住过的地方，可以画出个夏夜星空图来。”

　　黔西几乎没有人不认识杨明。头几年，学校的师资力量弱，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经常就工作到后半夜。

　　也因此落下了一身毛病。因为低血糖，说话太久会头晕无力，他随身会携带糖果。颈椎、腰椎、膝盖也都出了问题，但他始终都不肯去医院做检查。

　　近几年，因为媒体报道，杨明遭受到一些质疑，“是不是在作秀？”“有什么目的？”当时，杨明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七年，他觉得有非议很正常，“一两年是作秀，十年八年呢，我可以一直作秀做下去。”

　　周末的工作依然繁忙。快到傍晚，杨明不停看时间，因为晚上，他要去陪“儿子”看电影。

　　杨明来到“儿子”王小告（化名）家里，刚一敲门，一个胖乎乎的男孩跑着来开门，喊了一声“爸爸”。他盼这天盼了好久，爸爸要带他去影院看《我和我的家乡》。

　　小告今年十岁，是杨明班上的学生。八个月大的时候，在外务工的父亲不小心从三楼摔下来，过世的时候才二十三四岁，母亲后来也改嫁了，是爷爷奶奶把他养大的。家里的墙上挂了一张父亲的遗像，小告对于父亲只有照片上的模糊记忆。

　　杨明在一次家访中了解到小告的情况，他主动跟孩子爷爷说，“要不把你家孙子‘送’给我吧”。小告爷爷特别高兴，对小告说，“现在你终于有爸爸了！还是一个老师爸爸。”

　　没有一点犹豫和羞涩，小告冲着杨明就喊了一声“爸爸”，就像是已经偷偷练习过很多次。当天正好是小告十岁的生日。

　　他买了乒乓球拍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小告，还给小告和自己买了套一模一样的亲子装，“孩子需要父亲，我也有一种当爸爸的幸福感。”

　　这是杨明第二次看《我和我的家乡》，“在里面好像看到了自己，每个故事都很有共鸣。”朋友和亲戚看完电影，立刻就发消息说，看到范伟扮演的那个支教老师，就像看到了杨明。

　　1990年代初，杨明在杭州萧山的农村里上小学。学校由老祠堂改建，青砖瓦房，木窗子，和电影里一样，“时代变化太大了，我在家乡已经看不到童年的影子，但是在贵州的大山里，我好像回到了我的童年。”

　　来贵州支教11年，杨明的杭州口音没变，长相倒是越来越像一个贵州人，肤色黑了，头发白了，皱纹多了，身高一米七二的他体重也从一百二十斤瘦到现在的一百零几斤。他认了不少干儿子和干女儿，以前每个月工资只有一两千，除了自己吃住，他基本都花给了学生，买文具、辅导资料、衣服鞋子。

　　在黔西地区，村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数孩子读完九年义务教育，就辍学去外地打工。2018年，杨明在观音洞镇景山小学教书时，得知苗族村寨里贫困学生杨志远（化名）学习成绩很好，但是父母没有钱支付高中学费。初中毕业后，父亲想让他出去打工，他不忍心给家里添负担，决定放弃中考。

　　杨明来到杨志远家，决定资助他上高中。

　　如今，杨志远在黔西县世杰中学念高三，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压力大的时候，他就给杨老师发微信。三年来的家长会，签的都是杨明的名字。在杨志远心里，“杨老师是除了父母之外，对自己最重要的人，早已把他当做了父亲。”

　　今年5月，杨明从黔西坪子小学被调到黔西县新建的锦绣学校。这是一所为易地扶贫搬迁子女建的学校，帮助1650名易地扶贫搬迁子女实现就近上学。

　　大部分孩子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杨明每天给孩子们上完课再送他们回家。

　　这是杨明来贵州支教的第六所学校，有70多位老师，几乎都是本地老师，平均年龄也都在32岁左右，“像我这样36岁的算老的咯，比我大的应该没几个了，”杨明笑着说，被晒得黝黑的脸上皱纹很深，“甚至有人问我你是不是70后的。”

　　2008年，24岁的杨明大学毕业，从重庆回到杭州。对外汉语专业的他在当地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月薪过万，还被公司派驻迪拜，在亲戚眼里是事业有成。

　　但杨明不喜欢，“收入再高也没用”。2009年，瞒着父母，杨明随着一支爱心支教团队来到贵州。

　　杨明还记得第一次到贵州的情形，路途格外遥远，没有高速，从贵阳到黔西大巴车走的是一条老旧的公路，沿着大山，一路颠簸。进入农村后，就像在坐船，摇摇晃晃地开着，车后能扬起一大片尘土。直到天黑才到了黔西县金碧镇瓦厂小学。

　　杨明被眼前的一幕震撼。2009年，这所小学却像是被时间封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古老的砖墙，叮叮当当的敲钟声，“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有电铃了。”学校有将近三百名学生，高原红的脸蛋上镶嵌着一双稚嫩明亮的双眼，年龄看起来比城市里的小学生要大些，他们对远道而来的老师充满好奇。

　　邹安权是瓦厂小学的老教师，比杨明大十几岁。在他印象里，杨明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小山村支教的老师，“高高瘦瘦的，长得也清秀，一个阳光的大学生。但他一个外省人，不可能在这地方待下去的。”

　　杨明也以为，一年后自己就会回到杭州。

　　他和同伴租住在路边的一所房子里，只有一块床板和一盏电灯。旁边就是一个牛圈，老鼠经常光临他们的住所。没有办法洗澡，就用毛巾简单擦一下。实在忍不了，杨明就去附近的地下河里洗澡。

　　最大的困难是挑水，尽管从小在农村长大，杨明也没有挑过水。吃住的用水要从一公里的地方挑来，山路难走，扁担硌在他瘦弱的肩膀上，疼得说不出话。因为买菜不方便，孩子们经常会给杨明送来青菜和鸡蛋。

　　九月初，班里转来一个学生，每天都穿着雨靴，拄着一个长长的木棍来学校，有时候全身都是湿的，杨明觉得诧异。国庆放假前，他就跟着男孩一起回家，一路泥泞坎坷，必须要拄着木棍前行，还要赶走野狗和突然从草丛里出来的蛇。山里的天气时常下雨，一路有很多污水坑。

　　没多远的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到家时已天黑。家长看到杨明一脸惊讶，“你是第一个到我们家里来的老师。”

　　也是从这时候起，杨明开始了他漫长的家访路。山路崎岖，直线一公里，走起来得个把小时，“一个孩子这头喊一声，那头是能够听到的，但是要上山下山。”最远的一次他走了两个多小时，有七八公里。11年里，穿坏了无数双鞋子，有时候一双新鞋都穿不到半年。

　　“附近几十个村子都去过了。走出了一条长征路，这是绝不夸张的。”杨明说。

　　杨明的脚上全是伤口，每到冬天，就像冻疮一样开裂，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用了不少药都不管用。一次他走在家访路上，一个学生的奶奶招呼“杨老师，来我家坐一下。”她拿出一双毛线织的鞋，用方言说“你这个脚皲裂开了，这是冻伤了，你试试我这双鞋。”杨明穿进去，不大不小，非常合脚。温度从脚心向上蔓延。

　　一次家访途中，杨明在山上发现了一所无人问津的小学校，要爬一个多小时才能上去。学校一百个学生，只有五六个老教师，还在修建，非常简陋，灯光昏暗，兔子和鸡就在院子里来回跑，旁边有几个孩子看上去年纪很小，在收割玉米秆子。

　　这所学校就是杨明后来支教了七年的观音洞镇景山小学。

　　一年后，支教队员纷纷离去。令所有人意外的是，杨明考了贵州省黔西县特岗教师，选择继续留下来，在景山小学教书。

　　邹安权也很诧异，“本地老师都没有像他那样走几个小时山路去做家访。一个外来的老师这么拼命，我敢说远近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邹安权也选择了景山小学，和杨明继续做同事。杨明会教老师们用电脑，他也是学校里唯一一个有智能手机和懂英语的人，学校的大事小情都要他来帮忙，他不懂拒绝，经常就熬夜工作到凌晨。

　　“现在他头发比我的还白，和刚来时比，简直变了一个人。我们早就拿他当我们家乡人来看待。”邹安权说。

　　杨明舍不得这些孩子。

　　他记得有一个学生的家，就是一间砖砌的小平房，只有空空的几面墙。家里连一个像样的杯子也没有，就是用塑料矿泉水瓶剪成的杯子。农村房顶高，只有一个吊灯，孩子晚上写作业时光线很弱，一直揉眼睛。在心愿卡上，很多孩子写下“我想要一个台灯”，“我想要一张书桌”，“我想要一盒水彩笔”。

　　“其实有的人家不是买不起，但就是没想到，没有这种教育理念。”杨明叹气。

　　还有一些孩子父母在外打工，是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人带大，在心愿卡上，他们写的是“希望爷爷奶奶能有个按摩的洗脚盆”，“想给伯伯买一件厚衣服跑摩的穿。”

　　这些心愿杨明都会帮孩子们实现，早些年做老师时他的工资每个月只有一两千，但他大部分都花在学生身上。自己的衣服就在淘宝上买几十块钱的，一穿就是好几年，刚来支教的短袖到现在他还在穿。

　　除了基础的文化教育，杨明也带孩子们上劳动课。

　　农村的原生态茶叶很好，杨明就带着学生们去山上采茶、挑选茶叶，一起做茶，做好的茶叶他在朋友圈卖了几百块钱，五十块钱一两，比村里人平时不加挑选卖的茶叶高十几倍。卖茶叶的酬劳他分给孩子们，大家特别开心。中秋节前，他在网上买模具，看教程，教孩子做月饼和绿豆糕。端午做粽子，清明做茶叶。

　　刘廷江是景山小学的首任校长，看到偏僻的小学来了一个年轻大学生，喜悦难以言表，“不要说杭州，就是贵州其他城市来的，我们都很高兴。他和学生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玩，还教少数民族的老人识字。孩子们喜欢他带来的那种外面世界的东西，成绩也明显提高。”

　　杨明是有机会离开大山的。2012年，他买了考研的教材，想利用空闲时间多学习。工作占据了大部分精力，复习的时间很少。

　　杨明没想到自己会考上。但第二年，他收到了重庆市委党校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邹安权和几个老师劝他为自己的前途考虑，去读研，家人也希望他去读研。但学校的领导想留住他。整整一个暑假，他都留在学校里纠结到底要不要去。

　　决定去读研的前一天，孩子们红着双眼把留言卡送给了杨老师，上面写着周华健《朋友》的歌词，“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杨明拿着那张沉甸甸的纸，流下了眼泪。

　　最大的遗憾是对不起父母

　　2000公里外，杭州萧山戴村，杨明的母亲平时种种地，父亲酿酒。两个老人都已经60多岁，日日夜夜想念着远方的儿子。

　　刚知道杨明考了贵州特岗教师时，家里人都反对。父母听说贵州农村条件不好，交通不方便，天天给杨明打电话问他那边是什么情况，“还是早点回家吧”。一些亲戚直接问，“你现在能拿多少工资，能存多少钱？”问得他哑口无言。表弟和他说，“杭州七八千块钱工资的工作，如果你找不到，我来帮你安排。”姐姐也不支持，但知道弟弟喜欢当老师，“回来的话你进不去公办学校，私立学校也可以的，或者说哪怕是培训机构都可以，收入都不会很低。”

　　但杨明坚定了主意，雷打不动。多年来，他都报喜不报忧。

　　平时杨明给父母的钱，老人都攒着舍不得花。姐姐杨飞玲在杭州一家公交公司上班，住在父母的隔壁镇上，方便照顾四位老人。

　　去年父亲做结石手术，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姐姐杨飞玲日夜守在病床旁。那段日子，杨明内心十分煎熬，恨自己不能陪在父亲身边。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母亲又感染上肺炎住院，杨明因为隔离政策，没能回来。他每天忧心忡忡，难以入眠，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

　　“想儿子啊，每天想，想让他回来，但他做的事情确实有点伟大。”提起儿子来，杨明的父亲声音里满是激动和骄傲。

　　五年前，家人开始在媒体报道上看到杨明的故事，看到照片里他满是伤口的双脚和简陋的校舍，才知道这么多年杨明经历了什么。

　　也是因为报道，杨明开始遭受一些网友的质疑，“是不是在作秀？”“有什么目的？”杨明觉得有非议很正常，“要是作秀能一直做下去也行。”

　　头几年，杨明很害怕参加同学聚会。同学都在企业工作，有房有车，而他还在用第一代智能手机。他感觉自己在一个很封闭的环境里，外面世界发展得太快了，已经跟不上时代。同学说，“在山区你就买辆二十万左右的国产四驱车，性能也不错，”杨明只能尴尬笑笑，“在他们眼里，二十万就好像是个很轻巧的数字，但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现在，杨明唯一的代步工具就是一辆自行车。每次聚会结束后，他都有种格格不入的失落感。

　　去年，杨明在黔西县买了一个房子，老人把儿子给的钱又给他凑了十多万的首付。杨明贷了最长的期限，每个月还一千多。上个月，杨明把父母接去贵州玩，这是老两口第一次去儿子工作的地方，他带着父母去看了自己支教的学校。

　　回来后，父母再没提过让儿子回家的事情，他们亲眼看到了那片大山，理解了杨明。

　　杨明的微信名字是“山花”，他期待山里的孩子们像花朵一样绽放，能走出大山，再走回来，拥有多彩的人生。

　　距离高考还有七个月，杨明资助的孩子杨志远已经定好目标院校——中央民族大学。对于大山里的孩子来说，北京就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要去就去最好的地方”，他要学教育相关的专业，毕业后再回到黔西做一名教师。

　　新京报记者 解蕾

暑期社会实践课题参考题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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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中人们交往关系的变化与伦理道德的新课题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先进文化问题研究

封建迷信在一些地方泛滥的表现及其原因的调查与分析

当代大学生人生追求的调查与分析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调查研究

暑期居民消费新高潮的调查

企业文化构建过程中的问题

当地经济开发区建设的特色

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结构与功能变迁调查

社会安全感现状和原因调查分析

目前职业的社会声望研究

社会诚信度现状及其影响调查

就业方式、就业观念变化调查研究

妇女地位及妇女问题调查研究

城市与农村生育观的差异、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

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普及情况调查

关注失地农民的生存状态

关注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

公民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量研究

大众传播中表达的价值观对受众的影响调查

网络发展及其对青少年影响研究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问题

社会保障体系任一组成部分的发展情况

城市临时人员尤其是外来民工的子女受教育问题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增收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