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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电总局一纸限制方言剧的禁令，让方言剧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将于本月30日重庆卫视开播的电视剧《挪个地方要得不》就不得不出资数十万元，两度对电视剧的配音进行调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该剧制片人兼主演赵亮对广电总局的新规定很有异议，他表示：“广电总局规定，在上星卫视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中，方言的比例只能占到30%―40%，但却把东北剧撇开，模糊规定称不能完全使用东北话，可以使用东北的一些口语。”这样的规定对于重庆等南方的方言剧很不公平。

　　方言也分地域对待 四川话很受伤

　　代表作《挪个地方要得不》

　　重庆卫视宣布赵亮、王迅、媛凤主演的城乡统筹轻喜剧《挪个地方要得不》，将采用普通话版本，这让许多观众颇为失望，一些观众致电本报记者：“最喜欢的就是媛凤闹喳喳的感觉，改成普通话，可能就没意思了。”对此，制片人赵亮很无奈，“广电总局的规定在那里，要上卫星就不能全用方言。”

　　近段时间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苍天》，在剧中大量使用陕北话，在得到观众“很有亲切感”的认同之外，也受到了“广电总局的禁令到底是不是一纸空文”的质疑。昨日，记者联系上该剧主演王学圻，面对质疑，王学圻很委屈。

　　他告诉记者，其实原来版本中的陕北方言比现在多很多，剧中群众所说的话都是陕北方言，但广电总局和央视都不允许播，后来只好重新配音，仅有一些口语使用方言。王学圻也证实了赵亮的说法，方言在剧中比例不能超过30%―40%。

　　代表作：《乡村爱情3》

　　与前面两部剧的遭遇相比，《乡村爱情3》就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该剧传出的最新消息是已经锁定央视春节档播出。不但剧中使用东北方言不受限制，而广电总局的另一项“限播电视剧续集”的规定也在该剧中失效。赵本山明确表示：“《乡村爱情3》不会改名。”

　　南方方言敌不过北方方言

　　赵本山让东北话大行其道为了剧能播，只能多花钱

　　赵亮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一部南方方言的电视剧和东北方言的电视剧竞争在央视一套播出，南方方言的电视剧会明显处于劣势，“也许在央视眼中，东北话的普及程度要比南方方言高，而东北方言更接近普通话吧。”

　　赵本山让东北话大行其道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制片人，则把东北话在央视大行其道的原因归结到赵本山身上，“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能在央视播出的东北剧，大多都有赵本山的份，央视播东北话其实是给赵本山面子。”这位制片人的说法未免有一些偏激，不过有一个细节却值得关注，在央视播出的《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中，自导自演的潘长江，放弃了东北话，改用普通话。

　　为了剧能播，只能多花钱

　　为了能让剧上星，赵亮调整了两次配音方案，他寻找到一个妥协的方式，在剧中主要使用普通话，但王迅等人物还是保留四川话，“在规定之内，最大限度上使用方言。”而这让他的投资成本增加了30万元。“能不能不上星，坚持用方言？”赵亮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表示，如果只在地方台播，他根本就收不回成本。

　　王学圻也同样很无奈，他反问记者：“你想想，本来陕北话说得很亲切，突然要改成对着铁话筒说普通话(后期配音)，能有什么好效果。”

　　重庆话能不能上央视？广电总局：只能适量用

　　作为广电总局审片委员，周星对于广电总局的禁令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他介绍，方言禁令的出台，其实是在方言剧泛滥成风的前提下进行了限制。周星认为，既然国家规定了将普通话作为大众推广语言，在央视、卫星台上播出的电视剧，就应该以普通话为基准，但允许在剧中穿插少量的方言来展示地方风情。因此不管是东北话、重庆话都只能适量的使用，广电总局出台的这一禁令并无不妥之处。

　　事实是，从1980年开始，四川话连续剧能上央视的，只有《傻儿师长》、《山城棒棒军》、《王保长歪传》不多的几部，并且都是在央视一套之外。

　　重庆导演：改改就能用

　　而长期拍摄普通话电视剧的重庆导演鄢光宗，则有另外一番解读。他表示，自己曾针对东北话在央视受欢迎，重庆话不受待见的现象进行过研究。他有一个比较深的感受，东北话在观众能听懂的前提下，能够传递出诙谐、幽默。同时，如果说话是“技”的话，东北演员可谓有“技”还有“艺”。而重庆方言则缺乏必要的提炼，在情感的表达上不够细腻，同时重庆演员太依托重庆话本身的魅力，而这种语言在脱离了当地的语言背景之后，很难被人接受。“重庆话不是不能用，而是需要改动之后再用。”

　　方言剧制片人：看菜吃饭

　　作为方言剧制片人的代表，赵亮希望广电总局不搞“一刀切”。有一些电视剧，用普通话表达会有问题，比如《山城棒棒军》，脱离了特殊语境，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像《挪个地方要得不》这部剧而言，普通话或方言对剧的精彩程度影响并不大，因为该剧的故事性比较强，喜剧的效果是通过剧情来表达，而不是完全依托于语言。“看菜吃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记者

　　在当代学界，季羡林先生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同时，70多年来季先生还写下约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散文。愈到晚年，他愈像一位身怀绝技的语言魔术师，挥就一管出神入化的彩笔，勾画出一幅幅人文风景、自然风景和社会众生相的生动画面。灯下阅读他的散文，笔者总是叹服：季先生就是一株根深叶茂的语言艺术大树，而这株树的幼苗就植根于深厚的民间文化的土壤之中。
　　季羡林出生在鲁西平原。他说：“我生下来时，全族男孩就我一个，成了‘稀有金属’”。为了传宗接代，光耀门楣，1917年，父亲把6岁的他送到济南的叔父家。他在泉城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一呆就是13年。来到叔父家这年，济南已经开埠12年，商业繁荣，教育昌明；城池虽说不大，却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江北文化古城。近代以来，济南号称“曲山艺海”，市井文化和民间文化发达。季羡林童年眼里的济南市井，是个热闹的所在。他在升官街推铁环，在火神庙看戏，跟着老师游开元寺，看大佛头，偷看“闲书”，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有趣。市井生活里的方言与读过的几十部“闲书”，与他后来的散文写作如影随形，一生相伴。
　　两年前的2002年3月，91岁高龄的季先生写下《我的小学和中学》、《我的高中》两篇散文。文章生动再现了季先生童年和少年眼中的泉城风物，市井风情，为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济南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风俗民情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我的小学和中学》、《我的高中》，全文4万3千多字，作品除了一如过去，“感情充沛真挚”，文采斐然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济南方言俚语跳动其间，涉笔成趣。如，花生米就是“长果仁”，手纸又叫“草纸”。人做事莽撞，就是“愣头青”；若缺少应有的反抗精神，不用说，该是“窝囊废”了。在济南方言里，形容个头不高，常用豆腐干，而且不多不少，就用三块。他回忆当时，每年农历九月九前后，正是千佛山重阳节庙会开张的日子。这里遍地是艺人们搭起的席棚，小孩子身无分文，与购票无缘，他写道：“好在我们都是三块豆腐干高的小孩子，混在购票观众中挤进去，也并不难。”季先生自嘲当年人小个矮，这就有了钻席棚、看蹭戏的条件。庙会期间，这群“三块豆腐干”高的小孩子，“钻遍了大大小小的棚”。
　　山东快书有个小段，好像叫《万百千》，说的是乙跟甲学认字。甲教给乙：“一”字画一横，“二”字画两道。乙心领神会：那“三”字就画三道了？甲说：“对。”于是，自以为功夫学成的乙，便帮人写起信来。凑巧，有位需要帮忙的人，姓万，叫万百千。一管毛笔要画一万一千一百个道道，顿时难倒了乙，万般无奈之中，他想到了拿扫帚当笔用。在季先生这篇回忆里，也有“扫帚”一说。
　　小学时，季羡林与表妹都爱读“闲书”。他与表妹识字有限，常念别字，如把“飞檐走壁”的“檐”读成“dan”，但这并不影响二人读闲书的兴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是用笤帚扫呢，还是用扫帚扫？’不认识的字少，就是笤帚，多了就用扫帚。”不知季先生的“扫帚说”是否出自上述快书小段。不过，读者若知道有这个小段，一读“扫帚说”，马上心领神会，得其神韵。
　　其实，在季先生的文章里，穿插方言俗语已非一日。比如，在济南话里，人们打趣人长得瘦时，少用骨瘦如柴的“柴”，多用“申猴酉鸡”的“猴”和“鸡”。1991年，他在《老年谈老》中写道：“好多人都问我：有没有什么长寿秘诀。我的回答是：我的秘诀就是没有秘诀，或者不要秘诀。我常常看到一些相信秘诀的人，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结果怎样呢？结果每月超过别人的饭费十倍，而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干巴鸡”，寥寥三字，人物造像历历如绘，感觉很像老舍先生说的，某人的腿细得像根棍子一样，给人的印象强烈。
　　巧的是，季羡林先生结识老舍先生也是在济南。当时他还在清华读书。有一年暑假回济南时，济南同学李长之请老舍先生做客，让季羡林作陪。老舍先生时为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已是名作家。他谈吐幽默，毫无架子，给清华学子很深印象，从此两位成为忘年之交。老舍先生与季先生一样爱济南，写下了许多以济南为题材的精彩作品。他笔下的济南，灌注了京派文化，有点“京味”济南的味道。季先生笔下的济南，自然是“鲁味”济南。他们都来自社会下层，汲取了民间丰富的文化养料，建构起各自的方言坐标，却不是抱残守缺的土包子。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很北京”；季先生笔下的济南“很济南”。他们都在欧洲啃过洋面包，却无西崽相，写出的文章，出手就是地道的中文，中文里很少掺和洋文，如同一位老中医开出一副君臣佐使的中药方，里面有甘草，也有黄连；有双花、也有连翘，却没有先锋霉素。“文革”中，季先生运交华盖，不堪回首。后来，形势稍有宽松，他被安排去看守门房，接听电话，收发报纸。眼看生命虚度，他开始偷译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谈起原因，他说：“我自忖已被打倒在地，命运是永世不得翻身。但我又不甘心无所事事，白白浪费人民的小米，想找一件能占住自己的身心而又能旷日持久的工作……”“浪费小米”，与“白吃干饭”同义，但“小米”一旦变成“人民的”，又不愿“白白浪费”，一位九死不改爱国之心的老知识分子形象一下立了起来，一位吃了小米不忘报恩的山东孝子形象立了起来。语言质朴中见奇崛，平实中出味道，自然而有精神。黄色的“小米”变成了黄金。
　　在小学，季羡林最爱读的闲书是什么呢？是《三国演义》、《济公传》、《水浒传》、《东周列国志》、《金瓶梅》、《说唐》、《封神榜》之类。读得最多的是《彭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小五义》这样的侠义公案小说。若说古小说的艺术性，《红楼梦》无疑是最高的。不过，整日价哭哭啼啼的林黛玉，季羡林不喜欢。还是看“低级”的“闲书”瘾头大。叔父禁止，他便施出障眼法偷着看，道具就是“盖垫”。盖垫是北方人包包子、蒸馒头、晾面条、盖面缸用的编织品，家家都有。济南曲艺界还有个小绕口令：“屋门后边编盖垫，你编半边，我编半边。”季先生在1986年回忆说：“我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济南话，季羡林原注）。我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四书》，我看的却是《彭公案》。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我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直到今天，济南人几乎还是家家有盖垫。
　　应该说说侠义公案小说了。笔者注意到，近一二十年，季先生在多篇回忆里列出他看过的“闲书”书单。有时列得多些，有时列得少些，其中，一次未落，常列首位的，正是《彭公案》。《彭公案》是继《施公案》、《三侠五义》之后又一部侠义公案小说，作者是福建人，自号贪梦道人，原名杨挹殿。小说23卷，100回。艺术质量比《施》、《三》要弱。这类“闲书”，在一些文人、“高人”眼里是不入流的，若按过去文学史的说法，书中“历史局限或阶级局限”，也不会少到哪里去。季羡林不管这些。没有局限的书从来没有过。再者说，读《彭》时，他还是个小学生。根本不懂什么叫艺术质量。他有句大实话：谁都有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写了一辈子文章，最讲究的一个字，是个“真”字。是什么，就写什么，别人怎么说，完全是他们的事。“闲书”虽是“粗粮”，但只要消化系统没大问题，营养不会太少。季羡林的“胃口”从来泼辣，先不说英文、德文、法文、俄文、南斯拉夫文，连印度古代语言梵文、巴利文，还有天书一般的西域吐火罗文，他都能打得进去，走得出来。中国人读中国书，吸收“粗粮”的营养，如果也成问题，倒真是一个问题了。“我在新育小学看的那些‘闲书’，《彭公案》、《济公传》之类，文体用的都是接近白话的。所以我由文言文转向白话文，我不但一点勉强的意思都没有，而且还颇有一点水到渠成的感觉。”91岁的老人回忆说，“这有什么害处呢？我认为没有。除了我一度想练铁砂掌以外，并没有持刀杀人，劫富济贫，……我还认为有好处。”
　　在季先生笔下，文字时而在成语与经典之间腾挪，时而在方言与俚语之间跳跃，灵动非常；文辞源自古典，雅致却不穷酸；俗语出自民间，生动俏皮决不油滑；文章天成老辣，毫不倚老卖老。季先生“经营”文字的功力告诉人们，这位终生研究语言的大师，在其高耸云表的大树下面，民族民间文化和地域文化之根扎得有多深。根深才有树高，根深才有叶茂。
　　季羡林先生说：“今天的少儿读物图画太多，文字过少，这是过低估量了少儿的吸收能力，不利于他们写文章，不利于他们增强读书能力。”他还说：“我痛感今天的青年闲书看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