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一个名叫何小平的保姆，靠着捡来的身份证，化名为“罗宣菊”走进了朱晓娟的家，一周后她偷走了主人家年仅两岁的孩子。之后数年朱晓娟夫妇辗转全国各地找寻孩子。顺着身份证上的信息，夫妻二人苦苦追寻，终于找到了罗宣菊本人，但罗宣菊不仅不是偷走他们孩子的人，自己也是一名被拐卖的妇女。在解救下罗宣菊后，他们的寻子之路陷入了迷茫。

时间来到1995年，朱晓娟夫妇接到来自河南省兰考县公安局的电话，称在打拐过程中解救下一批孩子，其中有一个名叫“许盼盼”的孩子疑似他们被偷走的儿子“程若麟”。在见到“许盼盼”时，这个孩子被剃了光头，头上好几个烟疤，抓起地上的土就吃，看得出这个孩子一定在人贩子手里遭了很多罪，吃了很多苦。

为了明确亲子关系，他们联想到做“亲子鉴定”，但当时全国具备做亲子鉴定条件的机构并不多，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是其中之一。在交纳了1500元鉴定费后，河南省高院对许盼盼与朱晓娟夫妇的亲子关系进行鉴定，但在鉴定做到85%的时候突然停电了，眼看样本已经失效，鉴定员根据只做了85%的结果，马马虎虎的给出了结论。在《亲子关系鉴定》中记载：“许盼盼和程小平、朱晓娟具有生物学亲子关系”。这个结论是如此的明确、笃定，以至于朱晓娟夫妇对此深信不疑。

爱子失而复得，朱晓娟心中的激动之情无以言表，可怜的孩子依偎在母亲怀里，唱了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所有人都流泪了。那时候，朱晓娟觉得自己真幸运啊！ 在随后的生活中朱晓娟对这个失而复得的孩子宠爱备至，在他身上倾注了所有的心血。一纸鉴定，让“母子”重聚，但也堵死了亲儿子的回家之路。

此时的程若麟依旧跟随何小平生活在四川南充的乡下。何小平抱走程若麟后改名为“刘金心”，对外宣称其为在外夭折的二儿子，村里人并没有起疑。在刘金心同笔者的倾述中他讲到：小时候每次听到父亲（何小平丈夫）回家的声音，他就瑟瑟发抖，因为父亲总是因各种小事打骂他，父亲对他的方式和态度让他很费解。从小还经常被周围的人欺辱，到了上学年龄“父母”对他也放任不管，加上不断转学，以致于荒废了学业，年纪轻轻就辍学跟社会混混搅作一团，甚至到赌场帮人站岗放哨。那个时候他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通过“混社会”糊口。之后通过他人介绍他来到 “富侨”足浴做技师，从此这个行业一干就是很多年。在柳州期间他在一次酒后不慎摔断了锁骨，在简单的治疗后，他向足疗店老板借了些钱准备回家，不料在网吧上网时全部家当被偷走。无奈之下他流浪着找到救助站，通过救助站的帮助来到贵阳，在贵阳期间鞋子掉了，大冬天的光着赤脚到处走，一个好心人看到此景，送了他一双鞋，借着这双鞋，他找到了贵阳救助站，之后从贵阳又被转运到重庆最后到南充，一路饿着肚子，这是他被何小平抱走后第一次回到家乡。回到南充后，他又陆续换了几份工作，但是都干不长，他渴望的生活和现实总是有巨大的差距。

在家期间何小平给刘金心相了一门亲事，虽然不是一见钟情，但经过后续的接触两个年轻人逐渐萌生了情愫，到后来他们决定组建一个家庭。但就在幸福即将来临之时，传统的封建习俗成为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巨大鸿沟：女方要彩礼十万元，但刘金心家里只拿得出一万二。于是两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家长的态度很快传导给了这对恋人，他们也逐渐发生了矛盾，而且被放大，变得不可调和。最终这桩婚事告吹，一对原本甜美的情侣却因为世俗的纷争被迫分手，多么令人扼腕的结局。分手后，刘金心陷入了痛苦之中，他情绪低落，整日以酒浇愁，最后因饮酒过度变得精神恍惚，疾病缠身，经过医院诊断，他患上了抑郁症。才20多岁的年纪，原本应当是元气满满，充满阳光活力，却过早早被生活透支了希望，变得饱经沧桑和不思进取。原本他的生活不该如此，如果不被何小平偷走，他应当从小在亲生父母身边被百般呵护宠爱，接受良好的教育；如果不是河南高院的错误鉴定，起码他被找到的几率会大大增加，南充距离重庆并不遥远，如果继续追寻，以当时朱晓娟夫妇的财力、影响力，找到亲生儿子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这个希望是被一纸错误鉴定给抹灭的。这么多年遭的罪该向谁来讨要公道？受伤的心灵该如何得到抚慰和补偿？

再来看程俊齐，他的状况显然比刘金心好之百倍，原本也是被拐卖的孩子，阴差阳错他走进了朱晓娟的家，被当做亲儿子来养育，朱晓娟对他倾注了所有的心血，为了他牺牲了太多。据说盼盼小时候不喜欢读书，无论怎么劝都没有用。朱晓娟故意托人给盼盼找了份苦力，让他干了一段时间，盼盼回心转意，又回学校继续深造。后来学习摄影摄像，现在工作好，收入好，又孝顺又懂事。但除去这些 “意外”所得不说，在这个案件中，程俊齐也是受害者，他同样因为河南高院的错误鉴定被耽误，错过同亲生父母团聚的最佳时机。养了自己20多年的父母突然被告知并非生身，而亲生父母如今又在何方？他们到底是谁？现状如何？这辈子是否还能再次相见？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程俊齐的脑中无法挥散，更无法解答，很有可能成为他一辈子的心结和遗憾。

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让两个孩子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但这一切都是从当年那场错误的鉴定开始的。追本溯源，保姆偷子证据确凿，法律自有公断，因此我们不用过多探究，但河南高院作为错误鉴定的一方，是否真的就能以“技术误差”推脱责任？如果确系技术原因，那就可排除行为人“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4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鉴定者只需要根据“公平责任原则”，承担一定的经济补偿即可。这是河南高院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也是他们这次赴渝谈判的底气所在，因此才抛出了5万元精神抚慰金加36个月“社平工资”补偿的价码。但提出这种动议本身就缺乏诚意甚至可笑。

让我们回归到技术鉴定本身，在跟河南高院进行谈判时，正好笔者也有参与，会中河南高院的纪检部门负责人谈到“经过我们的深入调查，我们并没有发现当年鉴定过程中存在任何的故意犯错、徇私舞弊以及贪腐行为”，但当朱晓娟反问到：是否可以将你们的调查结果公布给我，给我一个交待？该负责人立刻加大音量呵到：我这个结果不可能给你，我也没有义务给你交待！我给你什么交待？现场顿时火药味十足。既然为了自证清白而进行了调查，那调查的结果为什么不能公布，或者说不敢公布？

前文所述，当年在亲子鉴定进行了85%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停电，导致样本失效，所以河南省高院当时告知朱晓娟说结果没有完全出来，可能需要重新做一次，这时朱晓娟夫妇已经回到重庆，他们原本在等待第二次赶赴河南采血取样，但等了十几二十天后，河南高院通知她结果已经出来，之后便有了那份“造孽”的鉴定报告。这个情节耐人寻味，引人猜疑。既然鉴定进行到85%的时候停电，样本失效，那这个鉴定结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出的?明明通知了需要重新采血取样，那为什么结果又不期而至？其间到底存在什么猫腻？

在此联想到一位法医学界专家的分析：DNA亲子鉴定技术1995年在我国已经成熟，“除非作假，否则不可能确立亲子关系”。真相可能需要进一步求证和调查之后才能被揭开，但这是迟早的事。到时候不知道河南高院纪检部门还有没有这个底气对外做如此的澄清和表态。我希望他们的调查是认真和负责的，不然真的会公信力扫地。

最后，如果被证实当年河南高院的错鉴行为并非“技术误差”，那么河南高院必定难辞其咎。根据最高法《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间的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正义永远不会迟到，真相也一定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到时候朱晓娟、刘金心和程俊齐一定会讨回属于他们的公道和赔偿，合纵律师也一定会在这个艰难的维权道路上与他们结伴同行，不离不弃，不畏浮云遮望眼，守得云开见月明！

（朱晓娟和亲生儿子刘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