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滨：口述历史只能还原良知与温暖

一、朱德外孙当知青被分配养猪 朱德写信鼓励他

凤凰历史： 出生在五几年、六几年的红色后代，比如知青、上山下乡，这方面您采访过吗？

周海滨：朱德的外孙刘健，1969年初中毕业，在黑龙江双鸭山农场当知青。刘健被分配去养猪，同时刘健的父亲也在另外一个地方养猪，朱德就给他们写信，让他们父子俩比谁养的猪好，这样来鼓励他们。

二、张治中16岁离家 临行前母亲让他咬口生姜喝口醋

凤凰历史： 19世纪的80后和我们现在这些80后、90后有什么不同？

周海滨：张治中1890年出生，属于90后，他早年非常不如意，当备补士兵、备补警察，其经历其实是一个励志故事。张治中母亲在张临行之前要他“咬口生姜喝口醋”，告诉他：你尝得到酸甜苦辣，在社会上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就出去让他闯去了。

三、将军之子回忆：经过窗口时听到父亲说林彪不是个东西

凤凰历史： 您觉得亲人眼中的国共高级将领，跟我们平时从书中认识到的历史人物有何不同？

周海滨：他们接触的父亲是多样化的，也会感觉到父亲跟谁讨论的时候，对某某人不满。像一位大将的儿子经过窗口的时候，发现父亲和另外一位叔叔说“林彪不是个东西”。你想十大元帅、十大大将那么多人，大家都是铁哥们，不可能。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历史学者周海滨文字实录，采访：杨超，整理：唐智诚

嘉宾简介：周海滨，口述历史作家，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著有《家国光影》、《我们的父亲》、《失落的巅峰》、《回忆父亲张治中》等书。

写张闻天的文章遭删 叶向真敢正面回应往事

凤凰历史：您为什么选择口述史的写作，有什么特别的机缘吗？

周海滨：其实口述历史的写作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因为我本人不是学历史出身，也不是兴趣使然，但是我对人物很感兴趣。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值得认真品读，而且，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解读。如果把人比作酒，也许有的人是啤酒，有的人是红酒，有的人是洋酒；在品酒的时候，每个人的感受也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喝啤酒，有的人喜欢喝红酒，还有的人喜欢混着喝。有的人喝完啤酒后喝白酒还行，但是有的人就不行了。这就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历史人物之间的互动，有的人在一起互动就是不行，如国共合作，好比洋酒遇到白酒，洋酒受不了白酒的味道。

我在做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比起探究某一事件，我更加关注人物。比如有的人探究抗战史，就抓抗战老兵为什么生活得这么苦这个问题，希望把抗战老兵生活的状况弄清楚。我跟他不一样，我更加关注人物，而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历史时段。我是大脉络、粗线条地叙述，虽然也会在某些方面有系列化的探索，但是不会集中做专题式的研究。我的书全部是人物的归类，不是事件的归类。我的书里曾写过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将领后人，也写过中共领袖的后代或者夫人，当然如果遇到有意味的细节我也不会放过。

但是现在我又在考虑改变思路，因为我发现不少人在批评这种人物为中心的作品，觉得不解渴，不深刻。当然本来是有一点深刻的东西，但是出版的时候被删掉了。虽然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审稿单位觉得必须删，而是编辑为了让稿子顺利通过就下了狠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下称“《失落的巅峰》”）原稿拿过去后，审稿部门给予的意见是“建议不予出版”。幸好人民出版社与原新闻出版总署关系密切，所以还有点回旋的余地，要是民营书商来出版，这本书估计难以出版。但是书出来以后，由于删的比较多，结果也见到当当网上有人批评道：说书名起得好，内容没有想像中好。

凤凰历史：这本书跟写国民党那本《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相比感觉怎么样？

周海滨：我的每一本书都在进步，这点让我很欣慰，套一句很俗的话，我总觉得下一步作品会更好些。5月份。我将在国内上市一本韩复榘次子韩子华先生口述的《我的父亲韩复榘》一书，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而且由我比较中意的中华书局出版。

《失落的巅峰》是目前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而且这本书在香港影响也比较大。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是张闻天那篇。我专程去南京采访了两天。自我感觉写得不错，但删减了之后跳跃性很大，我很担心读者会质疑我对人物的驾驭能力。幸运的是，读者对我是理解的，而且有些还在微博上和我进行了很好的互动，我很欣慰。

凤凰历史：您第一次写口述历史的时候，除了对人物感兴趣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比如遇到一个人，他讲了一个故事或者什么，有这样的故事吗？

周海滨：我最初开始口述历史写作是在2002年，当时我在《新文化报》做“中国样本”专题，是关于77级、78级这一代人的，在2002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是社会中坚。因为知识和文化的人才断层，他们这一批人大学毕业以后，很快都成为社会的主流，像刘震云、张艺谋等文化名人，李克强等政要以及一些企业家都是那两年上大学，政商界、知识界等主要领域几乎全是他们在主导社会进程。做这个专题时，我选择采访吉林大学一个著名的哲学教授——孙正聿先生。那时候我只是个大四的学生，结束他的采访之后，我深受启发。而且疑问重重。为什么他大学毕业三四年就已知名？为什么他本科时就可以哲学界顶级杂志上发过文章？等等，这些都让我想了解这个人。于是通过采访我发现他能够讲出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我要通过他的口述，把他的故事讲出来。当然当时就仅仅停留在一个讲故事阶段，因为2002年中国大陆也没有人提口述历史，仅仅出于个人的好奇。而且受当时的知识层次影响，没有觉得口述历史应该是什么样，我应该去做，所以后来很长时间都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直到2009年我在一家杂志刊发“家国志”的专栏策划，我想访问“红二代”。当时，我一个师弟在对外友好协会，跟陈昊苏的秘书很熟稔，他帮我介绍采访陈昊苏先生。那是一个很正式的访谈，不是以口述的形式写稿。稿子写完后发给陈昊苏，他改得非常仔细，几乎每一句都会改，而且他文笔非常好。也许因为他长期做文字工作，对文字很挑剔。

当时采访他的时候，其实我对他的父亲陈毅不是特别了解，只是在采访前恶补了下。但陈昊苏先生特别谈到父亲不希望他们这一代人搞空头政治，也不希望他们学文科。尽管陈昊苏本人特别爱好写诗，也向赵朴初学诗，但是他们父辈都不希望他们学文科。而且后来我发现与陈昊苏同一批及更早的“红二代”的父辈都不愿意让他们学文，而是让他们学科技，比如叶正大、罗箭、陈知箭、胡木英等。

凤凰历史：他们的父辈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这样想？

周海滨：他认为学理工科能救国。因为国家现在要建设，就需要理工科方面的技术人才，而学文科就会写写文章，搞点什么花样，空谈误国。当然这种想法的局限性很明显，因为当时那一代人认为学技术能够对国家有帮助。

凤凰历史：您对“红二代”的印象如何？

周海滨：第一次采访陈昊苏先生的时候，秘书通知我两点半到，我早到了15分钟，他已经在会客室等待了。

跟他深入交流以后，发现他不是非常跋扈的官员，也没有以我是陈毅的儿子自诩，更没有那种虚意自谦难掩得意的表演。其实我接触到的红色后人，他们都没有这种跋扈的感觉，我成了他们倾诉的对象。

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去西山二号院采访叶剑英的女儿凌孜（叶向真）女士，她很谦逊，对历史往事正面回应，不躲躲闪闪，我觉得她是个坦荡的人。她带我去见她母亲，一直送我到门外。

从哈军工毕业的红色后代基本是少将 没有极“左”倾向

凤凰历史：他们应该接受的是建国后的教育，能否谈一下他们在50年代、60年代学习生活方面的情况？

周海滨：“红二代”有几拨婴儿潮时期。我采访的是七八十岁的红色后人，这一拨很多是在哈军工毕业的。他们的人生轨迹从他们提供给我的简历中能看出端倪，比如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1938年生于延安。1949年随“八一”小学进入北京，1958年考入中国科大原子能系，1961年转入哈军工核物理系，1963年毕业，被分配到国防科工委某试验基地。1966年因受父亲问题牵连，被停职。1970年被按战士复员处理回原籍四川南充第二缫丝厂当工人。1976年落实政策回到试验基地，1978年调入国防科工委机关工作，后到国防科工委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当政委，后调入后勤部任副政委。199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退休。

在这里以罗箭先生为例，他和我讲述了一些50年代和60年代的往事，说最快乐的是1950年代初。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父亲担任首任公安部长，他常常对我们这些子女感慨，我们打了一辈子仗，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可建设这个国家就靠你们了，要努力学习，要学好数理化，学好自然科学。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住在学校周六下午放假，星期日晚上还要回到学校上自习。一个礼拜回家一次。到了研究所也是一个星期回一次，晚上经常加班。我觉得从小到大都是这种军营式的生活，与父母接触的比较少。

我父亲他们吃饭都是按照级别的。团级以上吃小灶，团营级别吃中灶，营级以下吃大灶。50年代初期，实行的还是供给制。我要把供应关系从101中学带回来，把伙食费交给大灶，我只能吃大灶。不能跟父母在一起吃。1954年之后就改成薪金制了，我才和父亲母亲接触的比较多。

许多人都觉得我父亲很严肃、不苟言笑，工作之中很多人都怕他，其实对家人来说，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我们七个孩子没有人害怕他。

我小的时候，没记得父亲打过我们。也就是和我们讲讲道理。人家都讲严父慈母，但是在我们家扮演严厉角色的是母亲，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工作太忙，没有什么机会见面。一般的时候也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能够聚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都等着爸爸回来吃饭，吃饭的时候是全家最高兴的时候，无所不谈的时候。我们就把从学校社会上听来的各种消息给他讲，他经常听得津津有味。

我最快乐的时候是五六十年代，特别是五十年代，不仅我家庭快乐，国家也很兴旺，中共八大前后，经济发展很好，党内民主也好。每年我们都跟着大人一起活动，夏天北京很闷热，主席他们都到北戴河去开会，研究问题，正好也赶上孩子们的暑假。他们在开会，我们就在浴场游泳，李敏、李讷、还有刘少奇等领导人的孩子……我们都聚在一块儿，天天游泳，没有隔阂。

我们见到那些领导人就叫声阿姨，叫声叔叔，也经常能见到主席，主席每次下水游泳后面都跟着一帮孩子又打又闹。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后来的摄影家，那时候就老跟着主席拍照。任弼时的儿子任远远更厉害，专门上人家，一家一家照，照了很多珍贵的生活照。

我从“八一”小学毕业之后考上了北京“一○一”中学，这个学校是从解放区迁到北京的，集中了一大批领导同志和革命烈士的孩子。学校中流行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当时的理想就是毕业后到苏联留学，学习最新、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我们学校许多大哥哥、大姐姐都到苏联留学，学成归国，许多人成了祖国建设事业的行业带头人和专家骨干。像彭湃同志的儿子彭士禄，到苏联留学，后来听从周总理的安排，从学化工机械改为学习核动力专业，回国后成为我国核潜艇研究专家，被称为“中国的核潜艇之父”；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学习汽车制造，回国后组建长春，又创建襄樊二汽，成为我国汽车行业的鼻祖；叶挺将军的大儿子叶正大是飞机制造的专家，李鹏是水电专家，都是我们的榜样。”

再早一拨，比如八九十岁的，是苏联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成长。罗箭、胡木英一拨是在延安生的，有一拨是在张家口生的，1949年到北京来又生了一拨。再晚点就是孙子辈的了。

凤凰历史：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出生和接受教育，这样每一批人都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周海滨：都不一样。像苏联那一拨人，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女儿朱敏、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他们的性格非常开朗耿直，因为苏联人都是很爽朗、直来直去，他们也是这样。瞿秋白女儿瞿独伊就是这样，有一次带她去北京电视台做节目，瞿独伊看见北京电视台里面有一个剧院，说你们有演出得喊我来。她说我现在还压腿，平时体育锻炼，我身体非常好，说完马上就抬起腿压腿。还说我喜欢跳舞，喜欢找最年轻的舞伴，个性很爽朗。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说话非常直来直去，任弼时的大女儿任远志甚至说，远芳有的时候说话直来直去，容易得罪人。她评价她的两个妹妹，说她们教育受苏联人的影响，性格非常直爽，同时也很豁达，不斤斤计较。

相反哈军工那一代，可能跟他们稍微年轻一点有关，他们这一拨人基本上都是少将。比如陈赓的儿子陈知健、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罗瑞卿的儿子罗箭、张云逸的儿子张光东等全是少将，他们大部分都是哈军工毕业的。张光东出生于1946年，1958年考入中科大原子能系，然后1961年转院哈军工核物理系，当过石家庄陆军指挥学校副院长。罗健也是少将，1938年生在延安，后来他当过后勤部副政委。陈赓的儿子陈知建1945年出生，因为陈赓创办了哈军工，他的儿子也是高中毕业后就到哈军工学习。

哈军工这一拨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在军事类的岗位上担任过重要职务，不一定是正职，一般是副职，退休后基本上是少将。同时他们这拨人会经常在一起活动，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们受中国文化影响比较深，有的人会为尊者讳，比如说他父亲文革中什么事还是比较避讳的，家庭里边的事情也是比较避讳。但是对社会现实都是持同样的看法，有些不满意的地方会向我发牢骚，甚至会说“真不知道我爸为谁牺牲了”，但是没有极端的“左”的倾向。

朱德外孙当知青被分配养猪 朱德写信鼓励他

凤凰历史：您提到每一代会有他们这一代的特点，对于出生在五几年、六几年的红色后代，比如知青、上山下乡，这方面您采访过吗？

周海滨：陈云的女儿陈伟华在怀柔当过知青，还有朱德的外孙刘健也当过知青。据我了解，他们当知青也是真的就给放到那儿当知青。不是走一下过场，而且他们就是通过书信往来，有一种鼓励的行为。朱德的外孙虽然是孙子辈的，但是他岁数也比较大，当时采访的时候将近六十。1969年刘健是初中毕业，当时16岁，响应毛泽东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在黑龙江双鸭山农场当知青，刘健被分配去养猪。同时刘健的父亲也在另外一个地方养猪，朱德就给他们写信，让他们父子俩比谁养的猪好，这样来鼓励他们。

凤凰历史：知青的生活或者知青的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他们个人的性格、为人处事的方法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周海滨：我觉得会有影响。比如陈云之女陈伟华，她是非常平实的一个人。现在的领导人提老一辈革命家的时候，里面都要提到陈云，陈云在党内的地位非常高，她完全有条件以领袖后人自居。但是她平时生活中表现都是比较谦逊，她1968年在怀柔辛营公社插队，后来当教师。她当教师的时候，同事或者毕业的学生，喊她参加婚礼，她都参加，也愿意给人家说两句话，但她不是喜欢抛头露面的人。包括朱德的外孙刘建也是这样。

凤凰历史：他们那一代人就是可能比较平实？

周海滨：对，就是很平实。因为他心里往往还有一种想法：我作为陈云的女儿，我作为朱德外孙，我作为任弼时的后代，我不能够给他丢脸。我不能搞一些负面的东西，给人家留下把柄。他们也跟我谈了父亲的影响。陈伟华说陈云的两封家信，跟她谈学习、让她当老师。他们这一代人不是很焦躁那种，跟我预期的不一样。

薄熙来非常懂表演 并不持极左观点

凤凰历史：薄熙来跟他们应该是同一代人，但是为什么他的身上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特点？

周海滨：他的事情非常奇怪，他是非常懂得表演的人。可能是中国的政治环境或者是党内这种冒尖、发现人才的体系，把他的人格给异化了，他必须通过一些手段，一些方式来让自己脱颖而出。甚至我都怀疑薄熙来是不是持极左的观点。他可能是利用这种思潮，绑架这一帮人为他而服务。我觉得他内心深处不一定有这种价值观，只不过想利用这样的价值观而已。因为我接触到的这些红色后人，没有发现谁有极左的这种倾向，都是从两方面看。有人说过，真不知道我爸当年打的江山是为谁打的，本来是为老百姓，结果变成为贪官污吏。

其实像叶剑英、朱德、张云逸，他们早年都在国民党或者军阀中位居高位。朱德是少将旅长；张云逸参加过黄花岗起义，都是衣食无忧的资深元老。人家为什么要脱掉皮衣穿草鞋，要过风餐露宿的生活，连军费军饷都没有保障。他们对父亲几乎是同样的评价，说那个时代是大浪淘沙，但他们坚持了下来。他们真是为了中国老百姓着想，觉得中国老百姓过得太苦，一定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因为他那一代都是文化人、知识青年，觉得自己身上有责任去改变，而不是说我个人生活好了，我就什么都不用付出只要享受。

文革时期“红二代”的表现可以作为一个考量。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文革的时候还参与绑架彭真，当时她都是红卫兵的头头。他们不是本身有这种价值观，而是因为觉得毛主席说的是正确的，“我们相信党，党指哪就打哪”。这都是他们跟我说的原话。在“文革”期间，红色子弟搞了一拨派别后来受挫。因为后来发现整倒的全是他们的父母，他们就开始反对“文革”。

我猜测薄熙来不持极左的观点。否则他当大连市长、当商务部部长的时候，就会显现出来。为什么到重庆以后他才出现“重庆模式”，更早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连模式”？到重庆以后，应该是有政治目的。政治目的或者是党内的体制、政治环境，让他觉得他必须通过一种手段搏击一下，让他有政治资本来上位。但是没想到玩过火了，比如飞机上唱红歌……很多事情都不可思议。高层其实也有想法，但是就等曝光点。为什么当时胡锦涛书记从来没有去过重庆？胡锦涛书记要去重庆视察，就是对他的一种默许、鼓励，但是他没去。

口述历史提供不了答案 但可以还原良知与温暖

凤凰历史：您采用的是口述史的方式，但是因为个人回忆的时候都免不了有夸大、掺假还有修饰美的因素，来把不好的方面掩盖掉。您在采访的时候，对采访对象说的内容会不会根据史料做些筛选？

周海滨：在中国大陆，口述历史仍然是非常不成熟的。不像美国从四十年代开始大规模的采集。真正的口述历史其实是当事人的亲历亲述，往往是说某一个社区是怎么来的，他们怎么迁徙到这，这个地方文化生态是什么样，社会生活是什么样，政治参与是什么样，社区自治怎么样等等，不要完全集中在这个人身上。人家都是搞这些细枝末节的方面，很能够完整地体现地方的生存状态。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条件，要弄出来这样一本书没有出版社给出，因为浮躁的社会现实，让这类书籍难有好的销量。这个方向我想做，但自己凭着爱好来做这件事情，根本就行不通。我的朋友、中关村资本市场研究会会长李国魂先生就善意提醒我，“现在都向前看，你怎么往后看。”他说搞什么口述历史，这个东西搞出来谁看。你花了很大的精力弄这个，没有商业价值。同样的精力，要做一些商业的东西，你的回报会高一点。你搞这个无非就发几篇文章，出两本书。又不是搞资本市场，回报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我就说在中国，口述历史的市场环境非常不成熟。

就像你说的，口述历史肯定是有它的弊端，我也了解。但是口述历史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讲述的机会。这个人说的话，他如何理解、如何表现，我都会记录下来。当然明显拔高的东西，我肯定要剔除。我不害怕里面有一些掺假的东西、有说得不对的地方。通过他的后人，或者亲密者，说出来的一些事情，其实是一个生动的材料，很生动的历史，是对枯燥的历史的补充。即便里面有漏洞，有错误的地方，也往往给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线索。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非要花大量的时间来核实他说的东西。我可能跟大家的理解不一样，我认为我没有必要花大量的时间把每一个漏洞都堵住。我没有必要，因为我不可能跑到档案馆里去查资料，核实是不是这个时间发生了这件事。如果我的口述历史作品里面有错误的地方，让学院派的历史研究者去修正。我要提供一个生动的历史，这是我的目的。哪段历史没有失真的地方，我不害怕有出入，我害怕的是他们等不到我的访问就离开我们了。

张治中16岁离家 临行前母亲让他咬口生姜喝口醋

凤凰历史：19世纪的80后和我们现在这些80后、90后有没有什么不同的？

周海滨：我觉得肯定是不一样的。在风云际会的年代，社会各种思潮激荡，那个时候的80后、90后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成熟。现在80后、90后，首先是晚熟，中国教育体系不允许他过早的走入社会。你需要8岁上一年级，必须读完高中上大学，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 19岁上大学读本科，23岁本科毕业，读研究生26岁，进入社会很晚，干不了几年就到30岁了。

现在的时间拉得太长，其实太伤人了。本来可以接触社会、改造社会，在这个社会上有一番作为的年龄，结果全在校园里面了，不像他们18岁就走入社会。

而且那个时候的父母舍得放手。张治中母亲在张临行之前让他“咬口生姜喝口醋”，告诉他：你尝得到酸甜苦辣，在社会上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就出去让他闯去了。

正好张治中是1890年出生，属于90后，用他的经历就可以说明问题。他早年一直非常不如意，当备补士兵、备补警察，其经历其实是一个励志故事，有当时年轻人的苦闷和挣扎以及迷茫。后来他遇到蒋介石一切都改变了。

张治中拿了24块银元离开家，当时他16岁。他先是步行七天，走了300公里，到了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然后去打听安徽陆军小学招生。到了以后发现他是安徽巢县人，但分给安徽巢县的名额只有一个，早就已经内定给了巡抚衙门关系户。当年的情况我们现在也能遇到。

上安徽陆军小学的希望落空了，可是他还不死心，就滞留在安庆等待机会。同伴中有两位是唐启尧的本家。唐启尧是督练公所的总办，人称“唐军门”。张治中不是白住，他要陪着“唐二少爷”读书。唐启尧的二哥是一个秀才。有一天，他来到唐公馆，看见这个陌生的乡下人，大声质问他：“你是什么人？他是少爷，你这穷小子配和他一起住公馆里吗?”

张治中听了他的话怒而出走了。他在回忆录里说，“我宁可流浪死、漂泊死、冻死、饿死，也不能被人欺负。”

于是，他就扬州十二圩投奔他的远方亲戚，又体会到寄人篱下的痛苦。当时他是要报考随营学堂，但是随营学堂始终没有开办，他家的亲戚觉得如果他考上这个学堂，没准以后还是靠山，没想到他长期在这吃冷饭，就开始对他冷嘲热讽。待不住了要回家，离开的时候他的亲戚给他一个账单，要他付13块钱费用，写下欠条。

回家就当备补兵，这个兵种吃饭都要自己付钱。因为不是正式当兵的，是等正式的兵空缺了，比如有人不干了、跑了，或者说在哪被打死了，他再替补上去。正式的兵有军饷，他没有。但是他在那又白干三个月，衣服都当光了，也没有机会。他就决定去参加安徽的新军，当时准备要成立一个混成协，但是投新军又没有成功。因为当兵必须有地方保送，他突然到安庆去，又没有手续，人家没法招他。

后来他就上测绘学堂当一名传达，传达属于听差的活，他觉得这个工作干起来很苦，毕竟是有文化的人。后来就去当备补警察，就是替正式警察站岗，你替他站了几个小时他给你钱。一般是冬天凌晨3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人家请假，为什么这个时候请假？因为这个时候站在外面最冷，让他去站。他说，在寒冷的夜里面他不知道人生将走向何方。这个人是个从小很有抱负的一个人。

张治中给毛泽东提建议要表忠心 对蒋介石则不会

凤凰历史：张治中算是近代史上唯一敢对毛泽东与蒋介石多次直谏的人物，他曾就皖南事变、内战向蒋介石上过四次万言书，建国后又为彭德怀问题向毛泽东上万言书，但被周恩来压下。您怎么看张治中这种直言敢谏的品格？为什么尽管他敢于点出问题，却仍然无法改变历史呢？

周海滨：可能现在大家对张治中有不同的看法，他的小女儿张素久曾经告诉我，留在北京的时候张治中说我是过去时代的人了，我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这个人也过去了。他觉得自己虽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是跟死了一样，属于他的时代过去了。他一辈子致力于和谈，但是和谈还是失败了。

他为什么向蒋介石直谏？因为对蒋介石一些做法不满意，他认为他有更好的想法，写过多次万言书，说的非常的尖锐、直接。但是共产党时期他的建议就很委婉，因为我看了他们家给我的一本没有公开出版的书，里面他跟毛主席写信，到最后都要歌颂一遍、表忠心：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新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蒋介石的信里面从来不会出现这样的东西。中共的话语体系导致了在这个序列里的人不敢说出他们真实的想法，说出真实的想法也得进行一些吹捧、歌颂，否则以后就是罪证：你对毛主席有意见，给他写信，就是指责他的缺点，难道毛主席没有优点了。

凤凰历史：国民党是以什么样的原因让他直言敢谏呢？

周海滨：敢直谏蒋介石的人也并不是很多，张治中为什么敢谏？因为他们之间有私交，张治中从1924年开始追随蒋介石，长达25年。由于他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张治中作为代表与中共谈判。蒋介石欣赏张治中还因为他有个特点：每次打完仗以后，就到军校去，他掌握军队以后，不像别人不想放手、拥兵自重。淞沪抗战，打完仗他就又去军校搞教育了，所以蒋介石对张治中非常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