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话“百万教授”何道宽：对于学术，我甘坐冷板凳，坐得下来

“你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全身心投入的学者。翻译一本书时，他视之如同己出；他始终将译事视为自己的生活。我任何时候都可能收到他的邮件，子夜、凌晨，24小时任何时候收到他的邮件，我都不会感到意外。他似乎在24小时连轴转，不知疲倦为何物。时区差异对他毫无意义，因为他脑子里始终亮着灯。”——这是美国媒介理论家、科幻小说家、媒介环境学会顾问保罗·莱文森教授对何道宽的评价。

在深大，何道宽被同事们视为“大概是深圳大学校园里每天起得最早的人”。何道宽从事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30余年，著作和译作90余种，逾2000万字，其中，1700万字为其在退休17年时间里默默耕耘的成果，被深大学生称为“百万教授”。11月6日下午，晶报记者来到深圳大学校园，与“百万教授”何道宽一起从学术的视角共同探讨时下热门话题。

人不要做媒介的奴隶，人要去驾驭媒体

晶报：“媒介即讯息”是麦克卢汉最为世人熟悉的学术思想。您觉得大众有没有必要了解媒介环境学？理论知识会不会离大家生活太遥远？

何道宽：不会，媒介环境学的巨匠麦克卢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预言了当今时代“万物皆媒”。

在复印机出来的时候，麦克卢汉就说“人人都是出版人”；电话出来时，他就说“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因为电子媒体通过音像或者视像把人的形象发送出去，使人的形象和肉体脱离，成了无形无相的存在，把人外化出去了。这即为“人人都是出版人”，“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过去大家都不能理解他这个话，他太超前了，现在大家就都可以理解了。电视、新媒体出来以后，诸如此类的“麦氏语言”就更好理解。所以，了解媒介环境学就是了解人们自身的生活，是有必要的。

晶报：如今，我们不仅拥有传统媒介：广播电视报纸，还人手一部手机、电脑、iPad、电子手表……您会不会觉得现在的时代媒介过多、生活过少？

何道宽：是这样的。就说手机，因为手机把大千世界都拉进去了，一手机在握，世界在握。技术发展到这一步，你完全可以依靠手机生活，什么事都能办，什么都办得好、都办得上。但是，总是沉浸在虚拟世界里的山山水水，就会容易忽略现实生活中的风景。人的发展一定是要将虚拟世界生活和真实生活相结合的。

晶报：媒介的井喷使得人人都能成为记者、人人都能做新闻，您觉得这对社会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

何道宽：利弊同在。好处就是人人都可以自我满足、人人都有高峰体验。网红、粉丝也是一种高峰体验、自我满足。人的需求有很多层次，从生存的需求、物质的需求、安乐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到最后还有精神的需求。所以，“万物皆媒”，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是新闻记者。人的精力可以得到释放，人的精神可以得到解放，这是好事。

但是，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非理性的东西。推特、微博是一两百字，像一个紧箍咒，是不完全的，所以，它们在理性、逻辑、结构、思想性上会打折扣。

人是无法完全自律的，社会应该怎么办呢？所以，社会要有治理机制，要有适当的网络管理和社会管理。最基本的，网络要有监控的“守门人”。而对于个人，在伦理、道德、文学修养上都要全面提升。但是，也不能过多地提要求，慢慢来吧。

晶报：现在社交媒介的高度发展，让更多人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您觉得，媒介的发达给这个世界带来哪些变化？

何道宽：这是每个人都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不能将事情完全归咎于媒介技术本身。因为媒介本身无所谓向善、向恶，它没有倾向，善恶取决于使用媒体的人。攻击、污蔑他人，这种事情在任何社会、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发生，都应该防止并谴责。所以，人要有向善的熏陶、向善的心理，同时，网络管理也要适当地负起责任。人不要做媒介的奴隶，而是要驾驭媒体。总的来讲，人类的技术应该是光明的。

“无可救药的保守”：在生活上低标准、在工作上高标准

晶报：在深圳大学建校三十周年时，您曾称自己为“hopelessly conservative”，您为什么这样评价自己？

何道宽：是这样的，“hopelessly conservative”翻译过来就是“无可救药的保守”。我的生活和一般的大众生活是脱节的。小时候家里太苦，读书是副业，劳动是正业。要读书，很艰难。在四川外国语学院读书的时候，由于生活上的困难，我得了重病——双肺结核、严重的肠胃炎，但在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危险，还是在拼命读书，即使三天三夜睡不着，还是要半夜三更起来背书。

退休之后，很多老师劝我出去旅游，说我英语又好又退休了，应该出去走一走。当时，我就说要等70岁以后。但是，70岁以后，有些退休老教师全世界都走遍了，我还是没有出去，直到最近两年，我才出门逛一逛。因为我和老伴的年纪都大了，再不出去的话，就要走不动了，旅行社也不收了。75岁以上老人家去报名旅行社，是要签生死状的。

2002年1月退休之前，我的译著达四五百万字。退休之后，终于有时间做学问了，平均每年100万字，十七年就是1700万字。再加上原来的四五百万字，就超过2000万字，译著92本，正式发表较有影响力的论文50多篇，著作4本书。

所以，我的亲友都讲我是“老红军”。因为，我在生活上低标准、在工作上高标准。对于学术，我甘坐冷板凳，坐得下来。

晶报：您当时是为什么从英语转到传播学？

：1999年以后，我将重点转向传播学有三个原因：一是深圳大学的学科要发展，文学院的传播专业要发展。第二，国内传播学即将进入一个爆发期，传播学似乎要获得显学的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年代初引进来，90年代末面临大发展大突破的局面。国家需要，我要转过来。第三，从我个人来讲，我1980年在国外接触到传播学，就决心把麦克卢汉、霍尔等大家引进来。1999年，商务印书馆约稿，他们要出《理解媒介》的第二版了。

现在，外界对我的评价是：传播学经典和名著的引进，何道宽是第一人，这个不光是给我个人长脸，也是给深圳大学、给深圳市争光了。因为总有人认为，深圳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不做学问的。做行政工作接待来宾时，我都要说一句话：深圳大学有一批死心塌地做学问的人。郁龙余教授、景海峰教授、吴俊忠教授、吴予敏教授、阮炜教授、苏东斌教授，还有一大批北京大学和其他高校来的精英，都是一心一意做学问的人，没想过玩耍，从来没想过去做其他的事情。我很高兴，从外语口转过来以后，我能够对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做一点贡献。

晶报：您的译著涉及领域广泛，包括文化史、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传播学，您在翻译传播学著作中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何道宽：学问是相通的。我跨越了十来门学科、翻译了数十本人文社科著作，深深体会到人文社科是相通的。过去能体会到这种现象，翻译了若干学科的经典和名著以后，体会更加深刻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不同学科的作者都引用同样的著作、用上了同样的注释，可见不同的学科、著作、作者有相通之处。1987年翻译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时，我做了500多条注释（原著没有一条注释），这些注释在我的其他译著里差不多都能用上。

晶报：了解到您的生活作息是每天晚9点睡觉，凌晨3点准时起床写作，现在许多年轻人都做不到如此精力充沛，是什么一直支撑着您保持如此高效运转的呢？

何道宽：两个原因，第一是自己有强烈的动机，把事情做好，不怕苦不怕累，甘坐冷板凳；第二是社会需要，说得窄一点，就是深大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需要我的支持。

就国内而言，传播学是一门新的学科，1998年国家正式承认传播学这门学科，因此需要大量引进经典名著，有能力、有准备、愿意吃苦、有修养去做这份工作的人不多。而且你看见市面上的译作译得不好时，心里就很痛苦，甚至很气愤。这就回到“良币淘汰劣币”的问题了。

晶报：您会不会跟随潮流，像年轻人一样刷抖音微博？

何道宽：不会。我没有手机，联络靠座机和电子邮件。我也不玩微博，更不会去看抖音、快手。我觉得这一切视频都有点浪费时间。新闻网上不是都有视频吗？凡是视频我都跳过去。我喜欢看文字。对于文字，我是主动的，可以驾驭、可以跳跃、可以一目十行。相反，如果看视频时跳跃，你就不太容易接上去。不得不用手机时就依靠一根“拐棍儿”——我老伴儿的手机。我有点太极端了吧，大家不要学我。

做翻译要做到“五个对得起”，不鼓励年轻人尝试学术翻译

晶报：听深大学生说，您被称为“百万教授”，为什么呢？

何道宽：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深大校友会办了一个刊物，叫《深大校友》，两个学生记者到我家里来采访了两次。访谈录题名《百万教授遨书海》，我没想到，这个头衔是他们给我安的，不过，“百万教授”也“有迹可循”（笑）。1993年到深圳大学后，我一共出了80多本书，退休之前，只出了5本，其余的书都是退休以后出的，平均每年超过3本，有时候一年出五六本，2019年出8本。平均每年一百多万字。

晶报：现在许多学翻译的学生自称为“翻译狗”，认为翻译是搬文字砖，既辛苦回报又少。您荣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称号，您如何看待这一称呼？

何道宽：这个词还是比较新鲜的，我理解的“翻译狗”有三层含义：一个是翻译工作价值的问题，等于是价值判断；第二是有点自嘲，觉得翻译工作很枯燥；第三，翻译是比较传统的“行业”。第一点，关于它的价值问题。虽然翻译和创作不一样，但学术翻译和经典文学翻译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所以说，翻译不完全是搬砖，不完全是苦力，它有智力、有创造。第二点，学术翻译肯定是枯燥的。所以需要我们耐得住寂寞。翻译一两个句子不算什么，翻译大部头几万字、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经典，那就是非常枯燥的。第三点，翻译属于传统型的行业，与如今人人搞创新、人人搞创业的时代不太一样，翻译比较偏旧一些，不如短视频来得生动形象。

晶报：您会对现在从事翻译的一些年轻学子有些什么建议吗？

何道宽：我的建议是没有几十万字的小豆腐干文章发表之前，千万不要去尝试大部头的书，更不能去动经典，否则的话就得罪经典、就对不起经典作家了。

二三十年来，我翻译的主要是经典和名著。我的翻译要做到“五个对得起”：一是对得起作者，你要吃透人家的理论、思想和文本，“信”是至关重要的；二是对得起出版社，出版社要靠这译作书收获名利；三是对得起读者；四是要对得起自己，你的东西留下来以后，翻译不好就会让人诟病，何苦呢？五是翻译经典和名著一定要对得起后世，它毕竟是要流传的。在我的92本书中，有二十几本书是再版的。这其中一部分书肯定是可以流传下去的，因此要对得起后世，经典翻译要反复打磨。这并不是简单的“搬砖头”。

但是，我并不鼓励年轻人尝试学术翻译，年纪大的人、有点历练的人、比较成熟的人可以花点时间来搞学术翻译，年轻人从事这行就太苦了，投入产出不成比例。

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资深翻译家，曾任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副会长，现任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深圳市翻译协会高级顾问。翻译的《理解媒介》一书在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最具有影响力的300本书”之一，何道宽也被称为“麦克卢汉在中国的代言人”。    

何道宽在少年时期接受了传统国学教育，熟读四书五经，而后进入新制中学。1959年，何道宽进入四川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毕业后，留校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1978年，我国在“文革”后恢复硕士生招生，年已36岁的何道宽赶上考研，入读南京大学英语系，师从著名学者陈嘉教授，主攻战后美国文学；1979年，何道宽应召回母校为首届硕士生开设“英语理论语音”，旋即于1980年下半年，被派遣留学至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戈申学院做访问学者。

1993年，深圳大学在《光明日报》上面向全国张榜招聘教授，何道宽从四川奔赴特区，支援年轻的特区高教事业，将跨文化交际学以及翻译、英美文化、比较文化研究带到大学的课堂。

美国跨文化传播学奠基人之一迈克尔·普罗瑟教授评价，何道宽教授是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高校传播学的拓展作出了贡献。

跨版统筹：陈晓航 蒋津津

采写：晶报记者 蒋津津 

实习记者 刘洋洁 林雯涵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时评文精选20篇

最近，有位中国学子登上哈佛大学演讲台，从自己中学时代被毒蜘蛛咬伤的“农村故事”，推及“改变科技知识分布不均”这一主题，他的英文演讲视频在网络上热播。由此而成为“网红”的他，出生在一个小村落里，父母均为农民，

更引起人们关注。窃以为，这倒是一件寻常人家的正常事，它告诉人们一个寻常道理：寒门多出贤。

千百年来，在古老的中国，不乏这样的故事。2500多年前，孔子的三千弟

子中，“贤人”有72人。这72人中，出身寒门的不在少数。比如，被孔子称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颜回，不仅位居72贤之首，而且被后世尊奉为“复圣”；被庄子言为“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由于缺食，浑身浮肿，由于劳动，双手老茧，且面带病色，却被后世尊奉为“宗圣”。即便是孔子，也正如他后来所坦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由于“多能鄙事”，甚至还有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意味。

生活，同样会成为人们的老师。俗语言：“不经冬寒，不知春暖。”正因为出身“寒门”，所以更知“寒”的不爽，也更向往“暖”的开心。古语云：“同病相怜，同忧相救。”正因为自己被“寒”过，因而一旦有条件，也更愿意伸出温暖

之手，拉身处“寒门”的人脱“寒”。而这，正是“贤”之思、“贤”之举。遥想当年，孔子正因为“贱”而从事各种“鄙事”，所以使得孔子在日后思考社会问

题时，更能体会到劳动民众从事“鄙事”的艰辛与重要，更能考虑到劳动民众身

处“贱”位的状况与情感，从而自心底发出了“为政以德”“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千年至论。

寒门多出贤，并非说，只要是出身“寒门”，就可自然而然地为“贤”了。贤，不仅要有“德”：能替别人着想，勇为天下谋利；而且要有“才”：有本事，能成事。这，就离不开学习。有言道：人不吃饭，饥；人不学习，愚。生活就是

这样，惟有好学，才近智，惟有知学，才给力。只有努力用知识武装自己，不断

增进自己的道德修为，才能离“贤”更近一步。

寒门多出贤，意味着多付出。“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勉励同学们要在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上下功夫，下

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

断选择，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成功、成名，永远不是用巧嘴吹出来的，而是用心血写出

来的。有了比常人更多的付出、更过人的求知欲、更开阔的思维、更远大的志向，无论出身多么艰苦，都将成就一番不凡的事业。

2.没有风暴的海洋是池塘

美学家朱光潜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有一段时间喜欢作诗填词，兴之所至，常信笔直书，想到什么，便写什么，自觉不错。后来将习作拿给朋友看，却碰了壁：“你的诗词来得太容易，你没有下过力，你喜欢取巧，显小聪明。”一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