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草长莺飞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节。美国著名盲人作家海伦凯勒曾说：“在我生活的漫长黑夜里，我读过的书以及别人读给我听的书，已经变成一座伟大光明的灯塔，向我揭示出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的最深泉源。”人生海海，低谷里、踌躇间，那些熠熠生辉的精神食粮，总能带给我们温暖与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首届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杨佳，15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19岁大学毕业留校任教，29岁时却不幸失明。而立之年，人生落入低谷，是阅读和书籍，让她看见了生命航行中的灯塔，给了她拔节向上的力量。一起走进杨佳的阅读故事！

我是杨佳，是湖南长沙人。小时候，从我家窗子望去就是岳麓山的美丽景色。我的童年不仅与一年四季风景如画的岳麓山为邻，更与靠窗的4个竹质的大书架为伴。我先是读“小人书”，小人书读完了读“大人书”，竖排繁体版的《西游记》，我同样读得津津有味。我从四个大书架开始着手，从够得着的地方摸起，摸到什么看什么，信手拈来，连蒙带猜的，把家里的书几乎看了个遍。

1978年，我在湖南师大附中读高一。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和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一下子我们全校，尤其是我们班都变成了“追星族”，大家立志长大要当科学家。

那年正赶上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学校让我去试试。我想，试试就试试！

我是穿着一件印着“Spring of Science(科学的春天)”英文花体字的确良衬衫走进大学校园的。七七级、七八级的大学生有个特点：年龄悬殊。有30多岁的，也有15岁像我这样的，有兄妹，也有夫妻。

当时有个口号：“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我们同宿舍有7个人，我睡上铺，学校晚上9点钟熄灯，可半夜醒来发现室内还有灯光，低头一看，原来下铺的同学头上戴了一顶矿工帽，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种精神感染着我，我懂得了什么叫做紧迫感和使命感。

大家学习非常自觉，精读课上，老师在讲《镭的发现》，我们早已通读了《居里夫人传》；泛读课在讲《呼啸山庄》，我们会把勃朗特三姊妹的书都拿来看；一次，我们学的课文是黑人作家海利写的、横跨七代的长篇小说《根》，大家就争相阅读《飘》《汤姆叔叔的小屋》等名著；看了电影《雾都孤儿》，大家又纷纷阅读狄更斯的原著及《艰难时世》《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等经典作品。

后来，我入选“青年英语教师进修班”学习，毕业留校任教。19岁的我站在大学讲台上，教英语系二年级精读课，台上台下，年龄相仿。

22岁，我考入被誉为 “科学家摇篮” 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名誉院长正是27岁在法国获博士学位并向居里实验室举荐钱三强、杨承宗的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严济慈。我忘不了开学典礼上，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也忘不了是他带我第一次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那天，我正准备跟同学们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郊游，学校突然通知我留下，说有外事任务，让我当翻译。原来当天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要在大会堂接见并宴请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其中就有杨振宁、李政道。我非常激动，心想：一定得好好准备！便一头扎进图书馆，恶补高能物理方面的术语，信心满满地去了大会堂。不料李政道博士上来就是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我一听就笑了，忙对身边的潘诺夫斯基夫妇等人翻译道：“The Tao which can be stated is not the real Tao”，并指出这句话源于老子的“Tao Te Ching”，在此可谓一语双关，因为这个“道”跟李博士名字中的“道”如出一辙。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大科学家零距离接触，方知他们是多么幽默、多么有情趣、多么博学！我根据这段经历，写了《翻译处处皆学问》，发表于《英语学习》杂志。

我最初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培训中心任教，这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中国创办的三个英语中心中，最好的一个，学生几乎全是中科院各所即将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我是该中心第一位教英语写作的中方教员，由于教学效果好，美方主任保拉·沙布亚克让我连教8个学期，学生们从刚开始不敢写、不会写，到写起来收不住笔，我倍感欣慰。

偏偏在这个时候，我的世界朦胧起来，先是上课时读课文读错行，到后来书上的字变得越来越模糊；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合拢……医生把诊断结果悄悄告诉了父亲，父亲一夜白头。我患了一种罕见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失明将不可逆转！我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现实！

周末和假期不再去图书馆了，而是在家人陪伴下，奔走在求医问药的路上。西医、中医、针灸，就连最痛苦的球后注射，都尝试过了，都无济于事。当新办好的国家图书馆的借阅证递到手中，我已经看不清自己的相片了……

最终，一个早晨，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片漆黑。那年我29岁。适应黑暗的过程是一种煎熬。多少次，我习惯性地拉开窗帘，天，怎么老不亮啊！

我对宗璞在《告别阅读》中的那种痛心疾首感同身受。然而，我坚信人类当如海明威的那部小说的名字一样“告别武器”，但绝不可告别阅读！

不能看书，我就听书，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

不能写字，我就学盲文。可30岁的我，盲校不收，只好通过电话向老师请教。原以为盲文是世界通用语，其实不然。

“中国盲文之父”黄乃一人就发明了两种汉语盲文。用手指摸来代替眼睛看实在是太难了。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我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多小时——每个字母c-a-b-b-a-g-e清清楚楚，就是不解其义。一个英语教授竟然不知道“大白菜”这个词！过去我可是一目十行啊！

我有一个梦，我还想教书。可重返讲台谈何容易？

第一关就是行路难。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爸爸给你当拐杖”！就这样，年复一年，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臂，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教学楼，风雨无阻。

我还想写书。我开始尝试新的电脑语音软件，苦战数月，书一本本的出版了，《研究生英语写作》《研究生英语阅读》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导师李佩亲自做序，“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令人起敬的著作”。我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

22年前，作家刘恒在《北京日报》的《作家写真》栏目发表了《小杨教书》，他这样写道：“听杨佳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优美的语调，优美的手势，优美的笑容，让平凡的教室洒满了圣洁之光”。

他用6个字概括了我的一生——读书，教书，写书。

新世纪，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提出的“亚洲一流、国际知名”宏伟目标感召下，我又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还想读书！

我考上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哈佛学生阅读量非常大，每次课老师布置的阅读总不下500页，同学们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我来说，就更不够了。因为我必须先通过扫描仪把资料一页页扫进电脑，再通过特殊语音软件把内容读出来。这样一来，时间全没了，只能靠拼速度了。我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英文单词，提速到每分钟近400个，几乎是录音机快进时变了调的语速。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作业、写不完的 paper，还要参加许许多多的学术活动……有同学写了一首歌“I Will Survive”《我要活》，唱出了大家的心声。

我几乎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不仅完成了学习任务，还超出学校规定，多学了3门课。

我发现哈佛的权威课程“领导艺术”涉及众多领导人，却没有中国领导人的身影。而授课教师正是30岁入白宫、效力于四位美国总统的哈佛顶尖教授大卫·葛根。我和中国同学写的《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被肯尼迪学院定为范文。中国学子凭着一腔爱国热情，让伟人“穿越了时空”。

葛根教授邀请我为他本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做总结发言，他为我破例打了哈佛的最高分“A+”，并为我赠书题词，在他新出版的全美畅销书《美国总统的七门课》的扉页上写道：“To Yang Jia, who has taught so many of us to see in new ways……”（致杨佳，你教给了我们用新的方式去观察。）金玫同学把《中国日报》一篇关于我的专访“TURNING DARKNESS INTO LIGHT”（变黑暗为光明），发到校园网上， 一时间“佳，我们的骄傲！”“佳， 我们的榜样！”……网上评论不断。

哈佛毕业典礼上，当我从院长约瑟夫·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时，他对我说：“祝贺你！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顿时，全场上千名师生自发起立，鼓掌欢呼。那一刻，我非常自豪！这一年，我迎难而上，埋头苦学，凭着超人毅力，成为哈佛大学建校以来首位获MPA学位的盲人学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是好样的！

毕业10年后，我重返哈佛，再次赢得全场起立和经久不息的掌声，成为获哈佛肯尼迪学院“校友成就奖”的中国内地第一人。在颁奖仪式上，为我献花的那位可爱的小男孩正是严济慈的亲属严安启，令我感觉仿佛是严老在亲自为我颁奖。

哈佛学成回国的第2天，北京申奥成功，年底中国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这种大环境下，在李佩先生和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在中国首创《经济全球化》《沟通艺术》课程，将哈佛MPA课程本土化。

我的课程被挂到网上，创下了中科院研究生院“空中课堂”点击量第一的纪录。我讲授的课程被评为“优秀课程”，自己也由一名“优秀教师”成长为“杰出贡献教师”和中国科学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我的学生无论走到哪里，都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都是国之栋梁。

志愿者工作是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担任北京奥运会专家顾问期间，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制定了“NP3S”专业服务标准，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我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唯一的盲人女性。2015年3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我代表九三学社中央作了《点赞正能量 厚爱正能量 弘扬正能量》大会发言，7分钟的发言赢得了全场6次热烈掌声，我也成为全国政协史上第一位走上大会发言席的盲人委员。

通过我的阅读经历，大家不难发现，书不但可以看，还可以听、可以触摸。

我的经历表明，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获取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以致用，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读书使人充实，阅读塑造灵魂，阅读传递真善美。书使人类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阅读让我们眼界大开，能够穿越时空与圣贤对话并且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阅读能够让我们读懂自己，读懂祖国，读懂伟大的党。可以说，阅读和书籍，让我看见了生命航行中的灯塔，就像巴金的那篇散文《海上日出》一样：‘等你看到日出的时候，它不但照亮了大地，感觉你的通体也是透明的。’这就是读书给我的感觉。”

“太阳光照耀在荒凉的沙漠上，为的是化黑暗为光明。”生命因阅读而有力，让我们静下心来与内心对话，在书中找到自己。遇到暂时的困难、找不到出口和方法时，阅读能带给你披荆斩棘的力量。人间四月读书天，一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

年没有英语基础的人怎么学英语

想要学好英语，如果没有基础，那就只好打下基础。下面小

编给大家整理的没有英语基础的人怎么学英语，供大家参阅

没有英语基础的人怎么学英语

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很多人的努力目标。

记者请外教支招。大家不妨试试看。

如果你不能听出你自己的发音问题，

把你的朗读或演说录下来，

并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士做个比

很多英语学习者说话都求快，

其实快不见得就说得好，

越快毛病越不容易改掉。

在说话之前想想如何发这个音，

英语为母语的人士是最好的老师。

英语电影、电视节目，听他们的发音，还要注意看他们的口形。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后，完成下列小题

    ①我父亲的那辆自行车是六十年代出产的永久牌，黑色车身，造型憨厚坚固。从我记事到八十年代离家求学，我父亲一直骑着它早出晚归。星期天的早晨，我总是能看见父亲在院子里用纱线擦拭他的自行车。现在我是以感恩的心情想起了那辆自行车，因为它曾经维系着我的生命。

    ②童年多病，许多早晨和黄昏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来往于去医院的路上。曾经有一次我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骑了二十里路，去乡村寻找一个握有家传秘方的赤脚医生。我难以忘记这二十里路，大约十里是苏州城内的那种石子路、青石板路，另外十里就是乡村地带如海浪般起伏的泥路了。我像一只小舢板一样在父亲身后颠簸，而我父亲就像一个熟悉水情的水手，也尽量让自行车的航行保持通畅。

③多少中国人对父亲的自行车怀有异样的亲情！多少孩子在星期天骑上父亲的自行车偷偷地出了门！去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是去骑车！我记得我第一次骑车在苏州城漫游的经历。我去了市中心的小广场，小广场四周有三家电影院，一家商场。等我从商场出来，突然感到十分恐慌：我发现广场空地上早巳成一片自行车的海洋，每辆自行车看上去都像我们家的那一辆。我拿着钥匙在自行车堆里走过来走过去，头脑中一片晕眩，我觉得许多半新不旧的“永久”自行车的坐垫和书包架上，都散发出我父亲和我自己身上的气息。

    ④1980年我中学毕业前夕，父亲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他说：你假如考不上大学，这车就给你上班用。但我考上了。我父母又说：车放在家里，等你大学毕业了，回家工作后再用。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却没有回家乡工作。于是我父母脸上流露出一种失望的表情，说：那就只好把车托运到南京去了，反正还是给你用。

⑤一个初秋的下午，我从南京西站的货仓里找到了从苏州托运来的那辆自行车。车子的三角杠都用布条细致地包缠着，是为了避免装卸工的野蛮装卸弄坏了车子。我摸了一下轮胎，鼓鼓的，托运之前一定刚打了气，这么周到而细致的事情一定是我父母合作的结晶。我骑上我的第一辆自行车离开了车站的货仓，初秋的阳光洒在南京的马路上，仍然热辣辣的，我的心也是热的。因为我知道，从这一天起，生活将有所改变，我有了自行车，就像听到了奔向新生活的发令枪，我必须出发了。

    ⑥那辆自行车我用了五年，是一辆黑色的凤凰牌自行车，与我父亲的那辆“永久”何其相似。自行车国度的父母，总是为他们的孩子挑选一辆结实耐用的自行车，他们以为它会陪伴孩子们的大半个人生。但现实既令人感伤又使人欣喜 ， 五年以后我的自行车被一个偷车人骑走了。我几乎是怀着一种卸却负担的轻松心情，跑到自行车商店里，挑选了一辆当时流行的十速跑车，是蓝色的，是我孩提时代无法想象的一辆漂亮的威风凛凛的自行车。

    ⑦这世界变化快——包括我们的自行车，我们的人生。许多年以后我仍然喜欢骑着自行车出门，我仍然喜欢打量年轻人的如同时装般新颖美丽的自行车，有时我能从车流中发现一辆老“永久”或者老“风凰”，它们就像老人的写满沧桑的脸，让我想起一些行将失传的自行车的故事。

    ⑧我曾经跟在这么一辆老“凤凰”后面骑了很长时间，车的主人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他的身边是一个同样骑车的背书包的女孩，女孩骑的是一辆目前非常流行的橘红色山地车，很明显那是父女俩。两辆自行车在并驾齐驱的时候仿佛也在交谈——

    ⑨黑色的老“凤凰”说：你走慢一点，想想过去！

    ⑩橘红色的山地车却说：你走快一点，想想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