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翔技校的学生们终于有盼头了，奋斗这么久，你们没有被国家遗忘。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从学校里走出来的你们，也能骄傲的举起一本和本科生一样一样的证书了：工士证书。到时候，你们再也不会被看不起，再也不会是低人一等的毕业生，你们将昂起骄傲的头颅，拿着不菲的薪资，和大洋彼岸的高手们在同等的礼遇下过招。
等等，“工士”，是个什么士？
这是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的一种新尝试。6月20日，该学院1103名应届毕业生，依次从院长和导师手里接过了“工士”学位证书。按照设计初衷，这个学位相当于本科副学士学位，在学生达到一定的标准要求后，予以颁发。很多人或许这才意识到，原来中高职院校是只有毕业证书，没有学位证书的。
虽然教育部发言人回应此事时称，这只是学校自发行为，并非官方意见。但国家层面其实也希望能在职业教育领域谋变求突破。国务院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要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为学生的多样化选择与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而今年3月份，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也对外表示，将出台方案进行高考模式改革，推出技能型人才、学术型人才两种高考模式。
这其实是发达国家很常见的做法。《新京报》在昨日的社论中提到了美国的例子：“在美国，社区学院的毕业生通常被授予副学士学位，这种做法，有利于社区学院与普通高等院校流通、学分互认，不少社区学院就和名校签有转学协议。”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也坦诚，在制度设计之初，借鉴了国外和中国香港地区学位制度中设立第4层次学位即副学士学位的做法，为构建“工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学位体系做准备。
这无疑是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的一次突破，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但在论者苑广阔看来，形式突破也非常重要。中国苦职业教育落后久矣，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们普遍认为职业教育“低人一等”。“即便‘工士’学位从目前来看还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但只有先实现了形式上的平等，才能循序渐进，最终实现内容上的平等。从‘无学位’到‘有学位’，这是一种质的改变，可提高高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添其对职教专业与技能的成就感、自豪感和归属感，是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有益探索”。
所以，这种探索不应该仅仅止于一所学校，更应该如同当年的小岗村一样，成为推动政府政策变革的力量，就像蒋理投书《北京青年报》所言：“这一探索，不能仅限于学校层面，而应该成为国家层面的探索。”这位上海的教育工作者自然更明白当下职业教育面临的困境：“我国的高职院校，一直只给学生颁发毕业证书，而无学位证书。这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比其他普通高校低，少一个学位证书，使职业院校也少一分吸引力；二是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很难流通，学位成为流通难的壁垒。”在他看来，只有国家层面上开始承认了职业教育的学业地位，才能让“工士”学位名正言顺。
那些逆耳的警醒之声，也值得职业学校和为政者注意。“将读研当‘镀金’以拓宽就业机会的考研大军越来越壮大，学士学位都不好意思拿出手，工士学位又有多少含金量？不过成为学位泛滥、唯学位论和学位产业化的社会风气中的一个新元素而已。”何勇海在《广州日报》刊登的评论确有其现实意义，如何能够让“工士”学位制度避免“前任”泛滥、低质的尴尬，也是能否改变职业教育现状的关键所在。这也是《重庆时报》所担心的：“真正要担心的是，工士的评定沦为学士的‘降格以求’。任何学位的设立都是极其严肃之事，学位认定也必须具备独立而科学的评选标准，而非仅仅是增设一纸文凭。”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确实设立了系统性的评判标准：学生要求达到“三证”(中级执业资格证或技能资格证、英语三级证和计算机等级证)、“四合格”(思想道德素质合格、学业成绩平均在70分以上、毕业设计或调查报告合格、跟岗实习合格)的标准。为此，还成立了学术委员会，由包括行业专家在内的双师型教师组成，不仅关注学生学业成绩，同时强调学生的技术技能。但是，这种标准设定和判断过程是否科学合理，也需要相关专业测评和政府的评估。
社会能否承认“工士”学位，是学生们面临的又一个难题。在房清江看来，这次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以“副学士学位”为参照，“未尝没有借学历教育的学位标注职业教育价值的况味”。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本应分属两个领域，“它需要纳入学位体系，但是更需要自己的独立性。它的社会价值不需要拿学历教育作标杆，而是需要社会对其应有价值予以‘赋值’。也就是说，‘工士’作为学位体系的一员应当成为就业、入户、保障的‘平权’敲门砖，如有‘工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报考技术类岗位公务员，可以当管理人员等等，让其成为职业教育获取社会资源的一张‘通用粮票’”。
事实上，对职业技术人员，市场已经有了反应。目前社会上很多蓝领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已经超过普通的白领阶层。但《华商晨报》却意识到，在蓝领工人短缺的现实下，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却并未获得更高的认可。评论作者堂吉伟德发现“企业宁用高薪从国外聘请，或者返聘已退休的老技工……这样的反差，显然并不符合市场供需的基本规律。也足以证明，国内的职业教育并没有成功与市场对接，与学历教育一样都需要进行重大的变革。因为最终决定职业教育的受众程度，不是学位而是就业率和薪酬。”
重重问题是中国职业教育不得不直面的，也是湖北职业技术学院避不开的。只是，解决问题总得一个个来，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从自身出发，做出了新的尝试。政府的反应总是不如民间灵活快捷，所以，这时候，其他的职业技术学校大可不必仰息等待，可以快速跟进。这只是个仪式性的内容，但却可能倒退政策改变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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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新闻报道，深圳某地技校学生毕业即被抢空、每人至少手握2-4个offer，这则新闻很快冲上了热搜。2021年12月12日，菏泽明德学校的刘洋老师也提到，很多中职、高职学校的学生，往往还未毕业，就会被各大企业争抢。
但是，受到传统的“唯学历论”社会观念的影响，中高级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所获得的社会认可度依旧不高。一些网友在评论中认为，收到offer的这批学生大都居于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地区，无法代表当前绝大多数职业院校毕业生所面临的状况；另外一种质疑是针对这些学生收到的offer的性质——认为这些工作只不过是拧螺丝、跑运输之类的重复性劳动而已。虽然近年来国家政策在中专与普高学校的分流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政策调整，亦为职校生的社会发展开拓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但互联网上仍有质疑职校生的声音，甚至呼吁平等对待职校生与普通高中、大学毕业生的声音，都会遭到抨击。
而这种现象的存在，无疑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学历歧视的写照。一般而言，学历歧视“就是指用人单位招聘的过程中，对求职者的学历层次、学习形式与学校层次等方面进行审查，
进而区别对待”的过程。这种歧视的逻辑依据，即用过去代表未来。这种判断方法当然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也损害了就业市场的公平性。中国人重文凭、重学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早已有之。历史学家钱穆认为，科举取士之中的“士”并非贵族，而是通过统一的考试而来。经过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巩固，以及现当代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考一个好学校、学一个好专业，逐渐成为许多中国学生们的人生追求，因而也就反向塑造了人才市场中依据学历选择的用人标准。
2006年8月18日，德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正式颁布了《一般平等待遇法》，这部法律主要涵盖了民事领域的平权、反歧视问题，尤其将反就业歧视作为其核心原则，这部法律为维系德国良好健康就业环境提供了重要保障。除反歧视立法之外，德国推进反歧视的措施还包括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反歧视运动、一般社会政策中的反歧视条款、通过利益相关方的谈判来实际推动反歧视运动的进行。
德国的反歧视经验给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国对于专业技术人才的态度和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从2016年至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陆续颁布有关基层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系列通知与文件，尤其强调事业单位不能“唯名校”“唯学历”进行用人标准划定，规定了普通本科和职业本科考研考公应具有同等效力等原则，充分表明了在政府层面对社会中的基础技术专业人才的尊重与重视。
但在市场经济实际运作过程中，不少企业仍旧会划定一条用人标准的“暗线”——即根据求职者毕业院校层次划定筛选标准。这种筛选方法看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实际运行中却广泛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标准僵化导致的选材用人失当，毕竟实践操作与理论考试有很大的差别，仅仅凭借几年前的一场考试成绩就判定求职者的市场价值，是不够充分的；第二是圈层窄化导致的社会阶层固化，高校中的师生关系、高校与企业合作形成的市场关系等诸多关系网，容易使社会阶层与社会权力掌握在少数社会精英的手中，进而导致社会影响力分布的失衡，这样反倒更进一步的强化了“高学历”对“低学历”而言的优越性，违背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重贤传统。
“十三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普及率达到54.4%，其中约有一半左右为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对学历的盲目崇拜与迷信，不仅是对社会现状的扭曲反应，更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人力资源开发。对于如何改善这种困境，菏泽明德学校的翟老师建议，应增强产学研合作，让学校和企业有更多交流，降低学历在求职中的占比，增强对综合能力的考核，提高职业教育的，提升职业院校教学的质量与专业水平，用实力扭转社会对职校学生的固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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