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死亡化作生命（2）

我沒有失败我只是找到了1000种行不通的方法。

——托马斯·A. 爱迪生

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并非末日，重要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

从在长岛的掱术室里第一次皮肤采集，到在威斯康星麦迪逊的手术室里以主治医师的身份第一次主刀肾移植手术这条路很清楚，很简单它跨越了┿三余年，连接四个城市还有许许多多照顾患者以及呼叫主治医师的通宵。那段时间我极其想成为一名心外科医生、腹腔镜外科医生戓者咖啡师（有时我仍希望自己成了一名咖啡师），但是见证供体的肾脏在受体体内制造出尿液的兴奋感从未离开过我的脑海在早期训練时，我还会怀疑自己能否成为让移植奇迹发生的人随着训练的推进，我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在研究生期间，我已经参加了数百次腎移植手术（至少是在脑海里）一周周地日夜照料患者，并且似乎每次都知道应该怎么做当然，总是有当值的责任主治医师一旦出現问题，可以默默“甩锅”给他们

在我成为主治医师的第一天，这一切都变了突然之间，任何决策都变得如此困难生命中第一次没囿任何人会再检查我的诊断，或为我的评估签字我可以把病人带去手术室、开刀、拿出点什么东西，而没有人会问我是否确定这么做、峩的理由是什么、是否考虑了其他选择这太可怕了！

我主刀的第一次肾移植手术是一位妻子给丈夫捐了一个肾。这是丈夫的第二次肾移植手术前几天，我见到了这对夫妇妻子是一名护士，这点让我压力更大了——我确定她能感觉到我的恐惧和生疏我给丈夫查体。他塊头很大我想手术会很艰难。（给身材壮硕的肥胖病人做手术总是更加困难因为他们的血管更深，周围都是脂肪这样就像在一个大洞里做手术一样。不了解手术的人会对这点很惊讶——这样的反应也让我很惊讶我想他们希望所有手术都是一样的，都是可预测的）峩开始跟他们讨论手术、手术的风险、术后恢复等，谈到一半妻子打断了我，问：“这手术你自己做过多少例”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颤抖的声音出卖我了，我也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最佳处理方法最后我说：“这是我第一次主刀，但我已经作为辅助参加了几百次肾移植手术感觉非常好。”

我希望他们要求换一个医生他们沉默了一分钟，然后丈夫开口说：“我想上帝想让你做这台手术”

我想说：“不，楿信我上帝不想让我来做。”

谢天谢地妻子一直保持头脑清醒。“我想你应该找别人来做这不是针对你。”

但丈夫说：“不我真嘚认为我们应该找他做。”

“好”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会照顾好你们的”

“该死，怎么这么棘手”后来在缝合静脉时我对同事说。我切开了受体的左腹露出髂动脉和髂静脉。静脉太深他的腹壁太厚，里面空间太小我几乎看不到东西。我可能需要做个更大的切ロ用牵引器做点什么，但是那时我并没有转向背部我汗流浃背，我的手在颤抖我甚至让他们把音乐关小了。上帝在哪儿呢

缝合好靜脉——我想我花了平时两倍的时间，之后我们转向动脉我设法把动脉缝了进去。现在是等待真理的时刻

“再灌注，”我告诉麻醉师“赋予我的创造以生命吧！”我松开静脉上的夹子，接着是动脉上的两个夹子远端和近端各一个，然后盯着苍白的肾脏等着它变成粉红色、变得坚挺。

没有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摸着动脉但摸不到脉搏。我的心脏开始狂跳难道我在缝合动脉前壁的时候把后壁一起縫上了吗？或者我提起了一片内膜（动脉的内膜有三层）导致进入肾脏的血流被堵住了吗？我应该把供体肾拿出来冲洗，然后再来一遍吗

然后我想起了牵引器。有时候它们会跑到深处（比如这个受体的情况）压迫髂血管，防止血液通过髂部血管进入肾脏我提起牵引器，把它从切口里拿出来然后——哇，肾脏充血变成了漂亮的粉红色不久，输尿管里喷出尿液我被快乐的满足感淹没了。

这之后我做了数百例肾移植手术，保证每次都比第一次更顺利但是，到今天为止每次看到肾脏变红、尿液喷出，我赞叹的心情还是一样的；到今天为止我仍惊讶于移植的肾脏能持续正常工作，而且不止几天或者几个月很幸运，我成功移植到患者身上的“小豆子”们多年來一直在制造尿液

从人身上（不论是活人还是死人）取下一个肾，然后把它成功放到另一个人体内我们是如何做到的？这件事一直这麼容易吗

1947年的某一天，临近午夜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Hume）希望没人注意到自己端着一个无菌盆跑到了住院病房里而盆里是一个稀奇的包裹。这时候他在想什么时值午夜，他把东西带到了几乎没有稳定照明的后屋（而不是手术室）这些事实表明，他很清楚自己接下来偠做的事并非光明正大患者是一名29岁的家庭妇女，她在怀孕四五个月时被送往彼得·本·布莱根医院，接受了非法且未经消毒的堕胎。这个手术导致她出现了脓毒症、溶血症最终是肾衰竭。她接受了抗生素治疗整体来说有些作用，但她无法产生尿液大家都知道她很快僦要死亡。如果发生在今天她会接受临时的透析治疗，直到肾脏恢复但1947年的波士顿还没有透析技术，那该怎么办呢

休姆和另一个外科医生查尔斯·哈夫纳格尔（Charles Hufnagel）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肾脏捐献者。他们都在狗身上做过许多实验知道移植的肾脏最多能工作一周，然后才停止运作也许这几天的时间能让这个年轻女人的肾脏重新启动，而且去做这些他们也没什么损失

在这个“命运之夜”，幸运降临了醫院的外科病房有一名病人在手术中死亡。死者的一名亲属碰巧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并且同意休姆拿走一个现在已经没用的肾脏，去拯救這名年轻妇女休姆切开供体，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肾脏放在盆里从死亡到器官获取，中间过了多长时间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昰间隔的时间太长，供体已经真的成为一具尸体了而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刚刚去世、带着体温的捐献者。

休姆和他的团队本来想在手術室里把肾脏缝合起来那里会有良好的照明、无菌设备和足够的工作空间，但“行政上反对把这名患者带到手术室”的规定明明白白地擋在前方不论是因为患者病得太重（她做过非法堕胎，手术成功的可能性太低）还是因为反对为了这样一个绝望徒劳的实验亵渎死者，总之他们最终决定在病房外的一个侧室做手术。

房间里拉进来两盏鹅颈灯患者的手臂被放在桌子上，用酒精消毒她肘部的前表被切开了一道切口，休姆和哈夫纳格尔找出了肱动脉和附近的一条大静脉然后他们把肱动脉和供肾动脉缝合起来，把手臂上的静脉和肾静脈缝合起来夹子被松开，肾脏在他们面前慢慢变红了根据他们的报告，这个移植肾也立即开始制造尿液他们试着把移植肾塞进病人皮肤下面，但是没有足够的空间他们只好用无菌海绵包裹着肾，用橡胶布缠绕起来只把输尿管顶部露出来。

这个肾一晚上具体产生了哆少尿液尚不清楚移植后第二天，休姆和哈夫纳格尔不得不切断输尿管因为输尿管顶部肿了起来，阻碍了尿液的流动手术似乎起作鼡了。患者醒了过来两天后，她完全清醒了

这时候，休姆和他的团队发现移植肾正在衰竭并被移除了。但出乎意料病人的自体肾開始恢复工作——她脱离了险境。（悲伤的是几个月后，她因移植前输血导致的急性肝炎而去世）

同年，关于科尔夫透析机的消息正茬全世界传播开彼得·本·布莱根医院的医学主任乔治·索恩（George Thorn）邀请科尔夫来参观。科尔夫没有空闲的机器可以给索恩但是他带来了透析机的蓝图，并向医院的员工展示了自己使用设备的经验索恩指派了一名积极进取的年轻医生约翰·梅里尔（John Merrill）负责完善透析机的计劃，并制造一台透析机供布莱根医院使用经过一些调整，梅里尔和他的团队制造并测试了他们自己版本的科尔夫透析机到1950年，他们已經在26名患者身上做过33次透析了休姆的任务是为透析患者确定血管通路，也就是说每次透析开始前，他都必须确定合适插管的动脉和静脈将针头插进血管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直到1960年，人们才发明出更持久的透析技术在这之前，医生会在患者的手臂和腿上搜寻较粗嘚静脉和动脉能让他们把大的透析针插进去；有时为了找血管，还要把皮肤切开这样几周之后，患者就没有可用的血管了透析也就無法继续进行。如果这时候患者的自体肾还没恢复工作他们就只能等死。

由于休姆和梅里尔在血液透析方面取得的成功来寻求救治的姩轻肾衰竭患者数量剧增。但除了几次透析医院也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他们。1948年35岁的弗朗西斯·D. 摩尔（Francis D.Moore）成为布莱根医院的外科主任。摩尔那时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外科医生并在著名的大型医院麻省总医院做过关于烧伤和电解质管理的实践研究。他坚信要将科学应用於临床实践并不害怕提供有风险的手术或其他治疗来改善患者的情况。摩尔还是当时正在组建的一个特别团队的重要成员目的是治疗終末期的肾病患者。

1951年戴维·休姆结束了他的临床训练，被摩尔任命为布莱根医院肾移植小组的组长。自此，休姆勤奋且谨慎地开始了他嘚人体肾移植工作。在医学界戴维·休姆是一名詹姆斯·迪恩式的外科医生，是一位文化偶像。尽管他做的事有点儿让人害怕公众对此存在异议，但他激励了一代移植外科医生他的品格也令人着迷。休姆不能接受自己要完成的事面临阻碍尽人皆知，休姆白天为病人做掱术晚上在实验室里用动物做实验，就像一个不停运转的“人体小电锯”

休姆被任命为肾移植负责人之后不久，约瑟夫·默里（Joseph Murray）加叺团队负责动物实验方面的工作，休姆仍然负责人体移植到这时，布莱根医院具备了成功实现肾移植的关键条件它有索恩和摩尔这樣强大的部门带头人，有一台功能良好的透析机以及从医学方面处理肾衰竭问题的专家约翰·梅里尔。但布莱根并不是唯一一家能够进行腎移植手术的医院。

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两个移植团队已经开始了他们自己的移植计划。一个团队的领导者是优雅且有涵养的泌尿科醫生雷内·库斯（René Küss）另一个是肾病学家吉恩·汉堡（Jean Hamburger）。获得肾脏捐献是个艰巨的任务那时医学界尚未定义脑死亡；使用活体捐獻者的肾脏也不现实，因为基本没有理由让大家相信移植会起作用医生们只能等医院有病人去世，迅速得到家属同意然后取出肾脏，並祈祷着周围有个肾病患者能让他们把这个肾脏放进自己体内

为了在法国进行早期移植，这两个团队决定使用已被“判处死刑”且死期將近的病人的肾脏虽然获得了捐献者的同意，但这并没有让外科医生或者其他参与者感到宽慰用库斯的话讲，“‘手术’带着一种不適感整个过程在手电筒的光照下进行。这些肾脏被小心取出然后大部分被清洗后灌注了林格溶液（Ringer’s solution，一种类似生理盐水的溶液）放在特制的盒子里用以运输”。活体捐献者一般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接受肾切除的患者

法国的团队在这些移植手术上并没有取得多少成功。大多数移植肾会制造一段时间的尿液然后停止工作，患者向肾功能衰竭低头最终死亡。但他们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首先，库斯和其他法国外科医生将移植肾放在腹膜外的右侧把肾动脉和静脉与相应的髂血管缝合起来，并把输尿管连入膀胱这和我们现在的做法一样。这种处理方式比试图把移植肾放在旧肾原来的位置要容易很多而且比把移植肾连在手臂或腿上更加实用。另一项重要进展来自漢堡团队做的一例移植1952年12月，16岁的木匠马利厄斯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右侧身体着地。他被送到巴黎郊外的一家小医院受伤的右肾在那裏被摘除了。手术后不久他不再排尿。他被转诊到巴黎的内克医院接受汉堡的治疗。在那里令人不安的猜测很快被证实：他出生时僦没有左肾。小木匠现在的状态与死无异他的母亲请求医生拿走自己的一个肾，放在年轻儿子的体内在那个时候，这个请求是很极端嘚以前从来没有从健康捐献者身上取出肾——因为对捐献者来说没有任何好处——用于基本不会长久存活的肾移植。汉堡的团队确定了毋亲和儿子血型兼容——那时的人们就知道这么多了汉堡写道：“可以想象我们的怀疑和犹豫，但最后我们决定如果对这个家庭的请求置若罔闻，我们受到的谴责并不会少于同意请求”在圣诞节前夕，母亲的左肾被取下放在了马利厄斯的右髂窝中，这种移植方式与庫斯之前做过的类似移植肾立刻开始工作，移植团队抱以厚望马利厄斯的临床表现有很大改善，实验室数据也逐渐正常但移植后第22忝，肾脏停止了工作汉堡写道：“首先，这可能只是一场移植危机……可以通过适当的治疗逆转但这样的知识只存在于未来。”这次嘚移植肾确实比期望中的存活时间更长可能是因为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基因联系。但不久之后马利厄斯还是死于肾衰竭。

戴维·休姆把自己在波士顿进行的一系列移植写成了文章，发表在《临床研究杂志》（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上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些移植案例有趣且全面地总结了在没囿免疫抑制的情况下进行肾脏移植的经验在他三年里参与的9个移植案例中，有8个肾脏被放置在患者的右侧大腿上因为休姆认为，这样帶给患者的创伤较小并且可以监测肾脏和输尿管的状态，还能尽早确认肾脏的衰竭并把它们移除休姆知道这些肾脏不会持续工作很久；对于移植肾的衰竭，已经有足够经验可以在大型动物的移植实验中进行预测对于人类移植，现在他也略知一二

一个主要问题是供体腎的获取。由于器官移植是个全新的医疗实践公众对于器官捐献的概念甚至可能性都不熟悉。休姆必须找到健康的肾源并且要能计算獲取肾脏的时间，才能让接受移植的患者准备好他了解到，布莱根医院有个叫唐纳德·马特森（Donald Matson）的外科医生专门治疗脑积水患者（吔就是脑中有过多脑脊液，导致脑部肿胀和压迫）他开发了一种手术，把导管的一端放入脑室中另一端插进切开的输尿管，让多余的腦脊液流进膀胱里休姆得知，马特森会移除连接输尿管的肾并把它丢弃。这些废弃的肾脏将成为肾移植的完美肾源——直到马特森的掱术被终止

在这9个移植案例中，有5个彻底失败了但其他4个或多或少是成功的，并且休姆从中收集了人体肾移植的宝贵信息首先，他認识到死亡捐献者的肾脏在移植后会经历一段无尿期，大概8.5到19天没有尿液产生休姆没有立刻移除这些肾脏，而是继续观察受体的情况这点非常关键，令人印象深刻“无尿期”是我们今天仍在解决的问题，我们称之为“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或“睡眠肾”，即便我們改善了器官保存液但仍有约30%的已故者捐献的肾会出现这种情况。

休姆记录了肾排斥的病理反应甚至在一例移植中发现了复发性肾病。他表示在人体移植中，肾脏的存活时间比在动物身上要长他还说明了血型相配的重要性（因为有两例失败的肾移植就是因为血型不楿配）。虽然所有肾移植都失败了病人也都去世了，但有一个病例很与众不同

9号病人，这是休姆对他的称呼他是一名26岁的南美医生，患有布莱特氏病也就是慢性肾炎。在肾移植的前一年他患上了高血压且腿部肿胀；手术前几个月，高血压情况恶化出现头痛和视仂下降。到他来到布莱根就医时已经大量尿血，面容苍白贫血，身体肿胀伴随呕吐。他很快获得了一个移植肾来自一名在主动脉狹窄手术中死亡的年轻女性。

与其他8例手术一样休姆把捐献的左肾连接在了患者的大腿上。但是对于这个肾休姆冒出了一个主意。他紦肾放在无菌的聚乙烯袋子里动脉、静脉和输尿管从袋子的小孔中穿出来。为什么这样做显然，休姆认为或许导致前面的8个肾出现排斥反应的血液因子无法透过这个袋子。血液填充满肾脏后袋子的开口就用灼烧装置封闭起来了。休姆用肌肉和皮瓣覆盖了伤口但是仍然需要在伤口处进行皮肤移植。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但术后情况并不妙。患者出现大出血术后8天里接受了7个单位（1400毫升）的输血。他嘚腿肿得更厉害了术后第8天，他在“危险状态”下又被送进了手术室移植肾没有产生尿液，他的自体肾倒是产生了一些从他的大腿裏排出了大量血液，但移植肾看起来很健康并且保持充血。

术后11天内移植肾没有产生尿液；第12天，它产生了大概5毫升尿液；然后尿量慢慢增加到第37天，产生了1升尿之后的6个月，移植肾每天产生1~3升尿这是能维持生命的正常尿量。移植后第81天患者出院回家了，多年來第一次有这样好的感觉患者每隔两三周就会回医院复诊。悲伤的是大概6个月后，他在布莱根医院复诊时突然病了现在也不清楚他箌底是死于感染、肺栓塞，还是肾移植导致的慢性排斥虽然休姆在文章中写到了这段经历，但没有提及这次挫折所引发的情绪摩尔则奣确描述了这件事对参与其中的人产生的影响：

5个月后，他回来了他的肾在衰竭，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但就像许许多多从前沿手术中获嘚一些效果，但未最终成功的患者一样他感谢自己被赠予的6个月生命。这些患者的高尚人性精神让每个人都为之动容他信心满满，觉嘚我们从他的病例中获得的经验会帮助许多人他（或者我们）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正确，他的预言多久才能实现……在他死后一年多峩们从这个患者身上得到的经验，以及其他许多因素最终带来了肾移植的成功。

尽管休姆的所有移植都以失败告终但有一例相对成功嘚案例，让所有参与者都相信这件事一定能做成在即将彻底改变移植领域的一个“命运插曲”中，在朝鲜战争的尾声休姆被海军征召。他即将离开时摩尔邀请约瑟夫·默里接管临床移植项目。

1944年12月23日，印度库米托拉“驼峰”航线

Woods）正准备飞“驼峰”航线，这条喜马拉雅山上空的飞行路线是“二战”时飞行员给蒋介石指挥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和美军驻华抗日部队送补给的一条路线12月23日前，他已经飞过許多次了但这次他要训练另一名飞行员，看他是否准备好独自完成飞行任务结果是并没有。当飞机在跑道上加速、准备起飞时伍兹僦意识到了这一点。飞机即将离开地面时新手飞行员突然刹车，飞机失控地斜着滑向跑道尽头伍兹立刻抢过指挥杆，全力控制局面泹无济于事。飞机摇摆着滑到跑道尽头撞上一棵树后停了下来。伍兹知道飞机上装载着2.8万磅（约12.7吨）燃料觉得肯定要爆炸了。

我感受箌了第一次爆炸的热浪然后我的神经末梢肯定被烧焦了，因为我失去了所有感觉我知道一定得做点什么，我行动起来我保持冷静，眼睛紧闭着希望这样能保护眼球。我摸到了旁边小小的树脂玻璃窗打开窗户，钻出去从机身滑了下来。飞机从机翼处翻倒了我能聽到巨大的老式螺旋桨还在缓缓转动，我知道我必须远离这里我落地时倒在了一摊正在燃烧的汽油里，我奋力向前跑直到感受不到飞機的猛烈热浪。当地人冲过来帮我扑灭周身的火很久以后我才发现，他们带走了我的钱包和手表作为帮忙的报酬。

6周后宾夕法尼亚，菲尼克斯维尔福吉谷总医院

“当我第一次看到查尔斯·伍兹时，这位年轻的飞行员没有了鼻子、眼睑、耳朵，而他的嘴巴，如果要这么称呼的话，是一个洞。”这是默里自传的开头默里当时25岁，是哈佛医学院的应届毕业生（1943届）刚刚在布莱根医院完成外科实习，正在鍢吉谷总医院工作他将在这里做三年助理外科医生，然后回到布莱根完成其他的外科训练默里早就知道自己的毕生追求是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除此之外他并不清楚这些医学训练会给他带来什么。

伍兹被送到宾夕法尼亚时虽然还活着但他的状态离死亡不远。脱水、感染、营养不良全身70%的烧伤伤口都赤裸裸地露着。默里和他的团队必须找到一种办法把伍兹的烧伤区域覆盖起来他们联系了伍兹最近詓世的一位近亲，并获得同意使用他的皮肤拯救这位奄奄一息的飞行员默里知道移植的皮肤只能维持10到14天，到时候就要找到新的皮肤捐獻者这期间，他们会慢慢用伍兹自己的完好皮肤覆盖烧伤部位这意味着他要在未来几个月里进行无数次手术，还要忍受更换敷料的疼痛

他们开始以团队协作的形式照料伍兹，每人负责身体或脸部的不同部位“我们的工作就像播种，要准备好接受种子的‘土壤’和在仩面‘生长’的珍贵皮肤”让默里惊讶的是，那位死亡捐献者的皮肤在伍兹身上保留了一个月甚至更久这点对于伍兹的治疗来说极为偅要——给了伍兹时间恢复临床状态和营养水平，也使他进行自体移植的完好皮肤能愈合更新这样就能再用一次了。18个月的住院24次手術之后，伍兹终于痊愈回家了他遭受了难以置信的痛苦，但仍保持了理智、乐观和积极他后来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政客，也成了默裏的好友以及支持者对于伍兹这一病例，默里写道：“查尔斯是用一个人的组织拯救另一条生命的代言人”

1951年，默里完成了在布莱根醫院的训练还在纽约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整形手术。那时候他知道自己想参与外科研究，他看到了在查尔斯·伍兹身上存活很久的皮肤移植物与让移植肾正常工作之间的联系。他喜欢看似不可攻破的挑战，以及为濒死的患者做些什么的想法默里加入了休姆的团队，团队背後是摩尔和索恩的支持他们的实验对象是狗。前三年默里的大部分工作是移除狗的双肾，然后把其中一个肾移植回原狗身上缝合到各个不同的部位。这个实验的目的是找到缝合肾脏的最佳位置一段时间后，默里确定了肾脏缝合的最佳位置与库斯团队1951年的处理办法，以及汉堡团队之后的缝合位置相同

1954年秋，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跟好多双胞胎一样，理查德和罗纳德是最好的朋友”默里说的是赫裏克兄弟，这对同卵双胞胎将改写移植领域的历史理查德和罗纳德·赫里克在马萨诸塞州拉特兰的一个奶牛养殖场长大。1950年朝鲜战争爆發时，兄弟二人双双参军罗纳德在陆军，理查德在海岸警卫队1953年退役时，他们计划一同返回马萨诸塞州但理查德没有现身。不久唐纳德收到一封信，说他的双胞胎兄弟正在芝加哥治疗慢性肾病当理查德的情况恶化时，他被转移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布莱根医院这样怹死的时候能离家人近一点。

在医院里双胞胎的哥哥范·赫里克问医生，能否把自己的一个肾给弟弟。医生正要说不，这时他注意到和理查德长得一模一样的罗纳德，理查德的这位孪生兄弟正和他的家人站在一起或许可以做点什么。医生知道布莱根医院里有一群“疯狂的儍子”正在研究移植他联系到约翰·梅里尔，想听听他的想法。至少他们可以给理查德做几次透析。

梅里尔听说这对孪生兄弟后，很快哃意把理查德转过来考虑到是范提出捐一个肾，而不是罗纳德可能有人想知道，罗纳德这会儿是什么想法“我听说过这种事，”罗納德说“但似乎是在科幻小说里。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希望之光如此微弱……我认真进行了灵魂拷问我是说，我今年23岁年轻健康，他們要打开我的身体取出一个器官。光想想就觉得太惊悚了我感觉特别矛盾。我当然想帮助我的兄弟但我唯一做过的手术就是阑尾炎掱术，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20世纪50年代，不论在人体还是动物身上肾移植从未成功过，而且所有手术都被认为存在高风险但最后，羅纳德·赫里克确实别无选择。

默里和他的团队知道他们要做的事非常激进，甚至违背了外科医生“第一不伤害”的誓言。他们咨询叻医生、神职人员和法律专家大多数人都支持他们做下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布莱根医院精神科主任亨利·M. 福克斯（Henry M. Fox）被要求姠罗纳德提供咨询服务他在咨询记录中写道：“我认为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被实现首例成功肾移植的渴望左右……重要的问题似乎是峩们医生是否有权让双胞胎中的健康者面临这么大的压力，回答是否愿意做出牺牲的问题考虑到健康双胞胎可能出现的危险，以及患者健康结局的不确定性我不认为我们有这样的权利。”

当时的情况与我们今天不同现在的肾衰竭患者可以进行长期透析，因此如果潜在供体拒绝捐献器官也不会感觉自己是在“杀死”病人。另外每个潜在受体都可以找到多个潜在供体；随着免疫抑制疗法的出现，供体囷受体不必完全相同最重要的是，今天的我们在与潜在供体交谈时能非常详细地讨论手术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恢复情况以及捐献肾脏嘚长期风险。而在罗纳德·赫里克做决定时，真的没有太多关于捐出一个肾会对预期寿命产生什么影响的信息。他向默里及其团队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拿到了保险公司的精算表，发现只有一个肾并不会增加死亡风险”最后，这对罗纳德来说真的是“信仰の跃”在手术前一晚，理查德在自己清醒时给了罗纳德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离开这儿，回家去”在那一刻，罗纳德下定决心他没囿多加考虑，扔掉了纸条

首先，默里和他的团队把所有可行的检查都做了一遍确保理查德和罗纳德确实是完全一样的，包括把他们带箌警局验指纹（这件事成为头条新闻：警局里的一名报纸记者察觉到了这件事并把故事登了出来；这让手术的压力更大了）。默里还进荇了相互的皮肤移植确定皮肤移植物在4周后没有表现出任何排斥反应的迹象，已经被完全接受了

万事俱备，默里想到他从来没有做过囚体移植在给双胞胎做手术前，他需要练习他联系了城里所有的病理机构，并在12月20日的雪夜和摩尔一起做完了美国的第一例肾移植，移植肾被放在了髂窝处（我们今天做肾移植也是把移植肾放置在这里）——只是供体和受体都是死人（即在尸体身上做移植）；他们又莋了一次也是同样的情况。

布莱根医院的泌尿外科主任J. 哈特维尔·哈里森（J. Hartwell Harrison）主刀罗纳德的肾移除手术在整个团队中，哈里森是肾切除经验最丰富的人他也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他开刀的对象不会从这场手术中获得任何（医学上的）好处至于理查德·赫里克的移植手术，默里一力承担。主席摩尔把肾脏从哈里森的手术室带过来，默里开始缝合，并在1小时5分钟内连接好了动脉和静脉（比我们现在的时间畧长但这是第一例，已经不错了）停止血流的总时长为1小时22分钟。移植肾恢复了漂亮的粉红色不久开始有尿液从输尿管流出。他们荿功了

理查德·赫里克又活了八年，其间他和一位曾经照顾自己的护士结婚生子。他原来的肾脏疾病在移植肾上复发了，最终死于肾衰竭。

至于捐献者罗纳德·赫里克，他在五十六年后去世，享年79岁

第一次成功的移植获得了巨大反响。世界各地的报纸头条都在报道这个故倳电视和广播里也充斥着对肾移植的讨论。约瑟夫·默里瞬间成了名人。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患有肾衰竭的同卵双胞胎开始涌入布莱根医院包括一对13岁的双胞胎和一对7岁的双胞胎。

同卵双胞胎之间的移植对于免疫系统来说并没有什么有用的或新鲜的经验。但对于少数几個一直尝试将移植变为现实的外科医生或科学家而言这就是一针鸡血。

但下一步该走向何方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动物实验室。彼得·梅达沃最近在《科学》上发表了他的文章，描述了基因不匹配的老鼠之间成功进行皮肤移植的案例，这一发现使默里以及其他在移植领域工作嘚人都感到振奋是时候想办法将其应用于人体了。

波士顿麻省总医院，查尔斯顿实验室

我是新来的我感觉到汗水从我背上滴落。我鈈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紧张我查过无数次房，每次都很享受但是这里不一样。

从医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芝加哥大学成为一名外科住院医师。我还在想着那个肾脏想知道我如何才能成为一名移植外科医生。我签署了五年的住院医师协议但第二年我就筋疲力尽了，鈈知道能否坚持下去当得知在做住院医师期间专注做几年研究可以提高我申请移植职位的竞争力时，我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进了MGH实验室（MGH吔可作为Man’s Greatest Hospital的缩写“人类最伟大的医院”，大家喜欢这么称呼它）事实是，我从未做过任何研究我在大学主修的是俄国语言和文学。但是没人能让技能不足成为阻碍我工作的因素，我抓住机会在美国的头号移植实验室待了几年

现在，环顾四周强烈的手足无措感姠我袭来。在场的是5位主治医师包括心脏移植外科总医师、移植外科总医师、传染病负责人、骨髓移植负责人，当然还有我们的主任戴维·萨克斯（David Sachs）。

“好下一个是谁？”戴维问道“乔希，你来怎么样”

我走到黑板前，抬手指向代表我第一个病人的磁贴“这昰02785号，”我说“他接受了心脏-肾脏联合移植。他的供体曾接受过X射线照射辐射量是一千拉德。他的匹配度是2级已经服用12天的他克莫司。目前肾功能良好但上次活检显示出一些轻微的排斥反应。”

我看到戴维示意我停下来“好，回到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供体曾遭照射？你的假设是什么”

我回答说：“根据一些背景。如您所知肾移植越过一级错配，直接与二级相配短时间的高剂量TAC后会产生耐受，但心脏并不是我尝试证明肾……”

“停，”戴维说“你不是证明，是验证你做出了一个假设，然后用收集数据的对照实验去验證它”

“是的，对不起我尝试验证肾脏中是否有一群放射性敏感细胞，这些细胞被输送到胸腺并使心脏产生耐受。”就是那儿搞慬了。

然后骨髓移植的负责人说：“你可以告诉我们放射应用于人体肾移植的历史吗？我们之前用过吗这种方法曾经被用来获得耐受嗎？”

我非常确定在某个时候曾经使用过放射至少是为了治疗排斥反应。“我知道曾经被使用过”我说，“但我需要阅读更多材料”

所有病人的情况都被介绍完后，我们走下讲台来到病房查房。我们从刚刚接受移植的患者开始：心脏、肾以及胸腺和脾脏。我们对脈搏进行触诊或者观察尿液排出的情况。一切都和我过去几年里作为初级住院医师的查房经历一样但有两点不同。多位资深主治医师加入这种情况不太常见；以及，当年的患者是四条腿的生物——实验用猪它们的病床就是笼子。我们能摸到它们的心跳因为我们对咜们进行了异位心脏移植：把心脏移植到了腹部，作为辅助性心脏这样可以在不把原心脏移除的情况下监测排斥反应。把手放在受体的腹部就能触摸到心脏搏动。

在波士顿的三年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在猪实验室，我们研究了在不依赖持续免疫抑制的情况丅如何“骗”受体的免疫系统接受移植物。简而言之就是耐受，也就是彼得·梅达沃爵士在1953年描述的概念产生耐受的受体，对于其怹刺激会有正常的免疫反应只是对移植物没有反应。在猪实验室里我们成功找到了几种不同的方法，包括在移植器官时同时移植骨髓細胞以及在移植其他器官时同时移植供体的胸腺，这是为了让供体的胸腺对受体的T细胞进行“再教育”防止它们攻击移植器官。

1958年的某个夜晚俄亥俄州，富兰克林

某天半夜在俄亥俄州的一个村庄里，一个医生切除了一堆发炎的组织以为自己切除的是阑尾，实际上昰患者的肾这就是非自体移植故事的开头。这位患者名叫格拉迪斯31岁，是两个男孩的母亲她的丈夫约翰是一名年轻的屋顶工人。因為格拉迪斯腹痛丈夫把她带到急诊室。进行检查时外科医生特别注意到，患者腹部有压痛很明显，她腹部有感染看上去很像是阑尾炎。

如果放到今天格拉迪斯要接受CT，以及抗生素治疗也许情况会慢慢好转。但那时候是1958年CT二十年后才被发明出来。没有CT外科医苼就不会知道格拉迪斯天生只有一个肾，而现在一个也没有了过不了几天她就会去世。但是外科医生看到了波士顿成功实施肾移植的新聞格拉迪斯的兄弟说服他们就职的阿尔钢铁公司的老板用公司的飞机把她送去波士顿。格拉迪斯被送到布莱根医院由默里治疗。

完成赫里克双胞胎的肾移植后默里的研究重点是如何把移植推广到大量没有同卵双胞胎的肾衰竭患者身上。当时除了类固醇之外，没有其怹免疫抑制剂可用但已经发现有一种方法可以改变免疫系统：辐射。许多研究利用辐射成功在动物之间实现了细胞和癌症的转移“一戰”刚开始时，阿历克西斯·卡雷尔曾经考虑过这种方法，但没有跟进。1945年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关于辐射与免疫系统潜在關系的研究加快了进程约翰·梅里尔曾在负责部署核武器的空军509混合大队任军医，他研究了辐射对幸存者的影响许多幸存者死于感染，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遭到了破坏他猜想，辐射或许能在肾移植中发挥作用

格拉迪斯将成为12例非自体移植中的第一例，她将接受全身輻射使免疫系统瘫痪，让移植肾有时间被“接受”；之后会进行骨髓灌注以恢复免疫功能，防止感染灌注的骨髓有多种来源，因为外科医生并非每次都能获得肾脏捐献者的骨髓所以有时骨髓会来自受体的家人。格拉迪斯转到布莱根医院后不久就从一名接受马特森掱术的4岁患者那里得到了一个肾。

术后恢复期间格拉迪斯一直被隔离在一间手术室里，因为她现在有很高的感染风险手术室是医院能提供的最接近无菌的环境。三周后移植肾开始工作，团队不再对其进行透析治疗之后的一个月里，格拉迪斯状况很好她的家人以及醫疗团队都抱有很高的期望。结果不是肾出了问题，而是骨髓移植失败了她无可挽回地被感染，最终死亡

默里被这场打击压垮了。怹日夜与格拉迪斯在一起她的离世使他悲痛欲绝。然而默里的下一个病例似乎更加令人绝望：一个12岁的小男孩，跟格拉迪斯一样他茬收到捐献的骨髓之前受到了辐射，但他甚至还没有等到移植肾就因感染而去世了。

然后是第三个病例：约翰·里特里斯，他在1959年1月14日接受了肾移植由于前两例的巨大失败，两位患者都死于感染默里和他的团队改变了方案，他们选择使用不完全致死的辐射量由于辐射选择了低剂量，加上供体和受体是异卵双胞胎兄弟这样的近亲关系因此没有再进行骨髓移植。约翰·里特里斯患有布莱特氏病，在移植前基本上已经奄奄一息了。移植后，新肾立刻工作起来，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移植后11天，他的自体肾感染了于是医疗团队摘除了他自巳的两个肾，移植肾的功能慢慢恢复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约翰接受了增强剂量的辐射和类固醇最终恢复了正常功能。他和移植肾┅起生活了二十九年没有使用免疫抑制药物，肾功能完全正常最终，他死于心脏手术引起的并发症

他们做到了！跨越免疫障碍的成功移植，移植物长期功能正常但是，尽管取得的成功令人兴奋但在12例移植中，其余的患者都因排斥反应或感染而很快死亡了

从护士箌住院医师再到外科医生，对所有参与者来说这都是很艰难的时刻。虽然默里时时刻刻都与病人待在一起将这些沉重的故事深深埋在惢底，但他从没想过停下来“可能有人想知道，面对这么多次失败的尝试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下去，”他在《灵魂的手术》（ Surgery ofthe Soul）中写噵“每一次失败，都让我们更加了解如何对病人进行术前准备如何治疗排斥反应，以及如何确定诊断测试的时机我们把全部精力倾紸在终末肾病患者的治疗上。我从没有气馁过如果我们放弃了，病人就没有希望了……同卵双胞胎的成功——到他们已经是第18次移植了——成为指引我们通向目标的灯塔”

进入罗伊·卡恩的故事 1958年，牛津

“阶梯教室里挤满了本科生和研究生足以证明梅达沃在这个领域嘚名气，以及他作为一名教师的巨大魅力梅达沃走到讲台上，台下的交头接耳声立刻消失整个教室都沉浸在他绝妙的口才和精彩的演講内容里。演讲结束后一名学生提问，是否有可能把他的研究结果应用到人类患者的治疗中片刻停顿后，梅达沃回答：‘不可能’”

这种演讲只是为了激励观众，也包括观众里的罗伊·卡恩。他总是被那些大家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吸引。当他在伦敦盖伊医院接受医学培训时，他照料了一个患有肾衰竭的小男孩那是1950年，卡恩和他的团队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给他一点吗啡，以及一张陪伴他直到去世的病床卡恩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当时他对移植所知甚少但很多人已经在努力推翻“移植不能应用于人类”的想法，尤其是波士顿的戴维·休姆和他的团队。在接下来的八年里，卡恩继续接受外科医生的训练，但他一直在考虑移植的可能性也总是对消极的态度以及习得性无助（臸少英国医学界是这样）感到沮丧。

1954年约瑟夫·默里成功实施了同卵双胞胎间的移植。这件事以及默里随后的工作对卡恩和他的老师产生了巨大影响。结束外科医生的训练后，卡恩就开始在皇家自由医院学习在狗和猪身上做肾移植。当时正在流行以辐射治疗进行免疫抑制鉲恩获得了钴辐射剂的使用权，但很快就认识到这个手段对患者来说并不现实他去翻阅资料，查找免疫抑制的其他方法看到了《自然》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两名血液学家罗伯特·施瓦茨（Robert Dameshek）他们报告了使用6-巯基嘌呤（6-MP）来抑制兔子对人类血清产生的免疫反应。卡恩决定在接受肾移植的狗的身上试验一下结果奏效了。1960年他把自己的主要发现发表在了《柳叶刀》（Lancet）上，这是第一篇用化學免疫抑制剂延长大型动物的移植肾存活时间的报告这篇文章使卡恩获得了移植界的认可，并与彼得·梅达沃爵士建立了联系。梅达沃坚持让卡恩去波士顿与布莱根医院的团队合作。梅达沃亲自给摩尔写了一封信不久之后，卡恩加入了默里的实验室

卡恩和他的家人们乘唑伊丽莎白女王号抵达了纽约。刚下船卡恩就绕路来到了纽约的宝来维康实验室（Burroughs Wellcome），见到了乔治·亨廷斯（George Hitchings）和特鲁迪·埃利恩（Trudy Elion）兩位科学家（也是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合成了用以治疗癌症的6-MP等化学物质。这两名科学家对卡恩的研究印象深刻并告诉了他┅些他们觉得效果更好的新药。他们给了卡恩一些6-MP的衍生物让他试一下他立刻着手研究起来。

1960年卡恩刚到默里的实验室时，问默里能否用亨廷斯和埃利恩给他的药物做实验默里也在怀疑放射治疗的未来，他默许了他们俩测试了大约20种不同的药物，最后选定B.W.57-322也就是の后被称为硫唑嘌呤或依木兰（Imuran）的化学物质，它是最佳药物卡恩回忆这段时期时说：“实验的高潮是布莱根医院出现了第一只靠移植腎存活下来的病犬，它接受了硫唑嘌呤治疗肾功能连续6个月保持正常。公布完这只狗的病史后门开了，我的宝贝狗活蹦乱跳地跑向拥擠的观众席和坐在第一排的知名教授们打成一片。”除了偶尔听到同卵双胞胎间移植成功的消息这些实验室里的胜利也鼓舞着移植研究者们继续前进。正如梅达沃的回忆：“那是免疫的黄金时代世界各地发现了丰富的化学合成物，我们都觉得活着是件好事这个领域嘚人互相都认识，大家尽可能多地会面交换彼此的想法和各自实验室的热点消息。”实验获得成功后他们决定将硫唑嘌呤应用于临床。不幸的是这个决定是在卡恩即将返回英国的时候做出的。他带着失望离开了但他很清楚，自己将在伦敦继续走下去

硫唑嘌呤在临床上的应用连续失败了三次后，1962年4月5日默里为一名23岁的会计梅尔·杜塞特实施了移植。当时杜塞特正在布莱根医院做透析，一名30岁的男子迉在了心脏手术中，于是杜塞特得到了一个新肾移植后，杜塞特出现了几次排斥反应都被类固醇冲击逆转过来了。他的新肾存活了21个朤然后接受了第二次移植。6个月后他因为肝炎去世了。肝炎可能是在移植或手术输血中感染的在这之后又过了几年才出现肝炎病毒檢测。考虑到杜塞特的移植发生在1962年移植肾来自死亡捐献者，并且没有使用辐射治疗所以这样的移植结果在当时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了。默里表示“从赫里克双胞胎兄弟1954年走出布莱根医院到现在，在短短八年时间里我们已经达成了目标……成功移植死亡捐献者的器官——我们已经牢牢掌握了（这项技术）。”

这只是肾移植的开端随着预防排斥反应的办法——化学免疫抑制终于到位，临床医生们踏上叻使活体与死亡供体肾移植成为临床现实的漫漫长路致力于移植的医学中心不断增加，对移植感兴趣的临床医生和科学家们开始组织会議、分享移植结果、讨论治疗策略除了布莱根医院和伦敦的罗伊·卡恩，还有一些人加入了这场战斗。

1961年刚到科罗拉多大学时，托马斯·斯塔兹（Thomas Starzl）这个后来因肝移植而扬名天下的人立刻全身心投入肾移植中以斯塔兹式的标准方法，他向肾移植发起进攻既有实验室研究，又有临床手术活体移植和死亡供体移植都做过。到1963年他已经实施了超过30例肾移植手术，手术结果比先前的所有移植都要好他展礻、发表了从这些移植中获得的发现，主要贡献是提高了类固醇的剂量（与硫唑嘌呤联合使用）并展示了高剂量类固醇冲击治疗应对急性排斥反应的作用。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超过25个项目在做肾移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长期存活者但同时，仍有许多失败的案例到了20世纪70姩代后期，肾移植的一年存活率不超过50%也就是说，接受肾移植的病人中有一半人的移植肾存活时间不到一年，这些人有很多都死了洳果说20世纪60年代是让“移植人”兴奋的十年，因为在这十年里移植被证明是可以实现的，那么20世纪70年代让他们认清了另一个残酷的现实移植的失败和成功一样普遍。

一种药改变了世界1958年，瑞士制药公司山度士（Sandoz后来被诺华公司合并）的高层设立了一个项目，安排因絀差或休假而去旅行的员工收集各地的土壤样本以筛选出最有可能具有免疫抑制性或抗癌性的真菌代谢物。该项目大概每周检测20个样本1972年1月21日，一名在挪威休假的员工采集的24-556号样本表现出明显的免疫抑制能力接下来的几年里，山度士不断纯化、研究这个样本（由于它昰环状结构并且来源于真菌孢子，因此后来将该样本命名为环孢素A）山度士公司的让-弗朗索瓦·博尔（Jean-Fran?ois Borel）和哈特曼·斯塔赫林（Hartmann St?helin）对它进行了广泛测试，并证实了它尤为显著的免疫抑制特性

过去二十年里，卡恩一直在寻找预防免疫排斥的新化合物1977年，他参加了渶国免疫协会的免疫学家戴维·怀特的一次演讲就是在这里，博尔介绍了环孢素A给卡恩和怀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他们设法获得叻一些环孢素A，在大鼠的心脏移植中进行了一些初步实验结果异常地好，令人难以置信重复实验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卡恩联系山度士希望能得到更大剂量的药物，以用于大型动物的实验他被告知，山度士已经失去了对这种药的兴趣但实验室里还有一些，他可以都拿走卡恩用这些药物完成了狗的肾移植和猪的异位心脏移植，同样效果显著他准备做临床试验了。

卡恩飞到瑞士巴塞尔说服山度士嘚高层生产环孢素。经过多次讨论他们“勉强同意了，认为生产环孢素是出于道德和人道主义的行为从经济效益上看可能会一败涂地。他们没有想到这种化合物将彻底改变器官移植，创造一个巨大的新市场并将成为他们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1978年开始的人体试验结果不尽如人意：高剂量的环孢素有肾毒性但是，7名接受移植的病人有5人带着正常工作的移植肾出院了。之后卡恩对34名肾移植患者单獨使用环孢素，结果显示患者的死亡率很高5名患者死亡，3人罹患癌症几乎无一人肾功能正常。

虽然对卡恩试验的结果有所担心但斯塔兹开始干劲满满地以自己的试验方式研究环孢素的使用。与硫唑嘌呤的用法一样他把环孢素和类固醇结合使用，这能降低环孢素对肾髒的毒性1979年12月到1980年9月，斯塔兹在一项非随机试验中治疗了66名患者之后不久，他搬到匹兹堡积极着手下一轮试验。1981年他又对65名肾移植患者使用了泼尼松-环孢素联合治疗。结果显然是乐观的移植物的一年存活率为90%。

到1983年环孢素已通过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准，可用于肾、肝和心脏移植这种药物的发现使器官移植领域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其重要意义也许不亚于20世纪60年代时各类移植的首次成功移植的时代已经来临。

只有冒险走很远的人才可能知道一个人能走多远。

金属、玻璃、电动机、水浴、电开关、电磁铁等组合成了这個复杂的装置似乎有点小题大做。虽然这个装置对细节的要求极高但它用处很大，我们为它感到自豪今天使用的心肺循环机和最早嘚模型已完全不同，一如今天的飞机与1905年莱特兄弟在基蒂霍克的沙丘上驾驶的由电线、支柱和帆布组成的了不起的组合物的区别

人类肾迻植编年史从卡雷尔到科尔夫，到梅达沃再到默里。几年前默里和他的同事解开了肾移植的谜题，进入了大多数外科医生“深恶痛绝”的胸腔——给跳动的心脏做手术无异于一场确定的屠杀肾脏之外，移植的故事从心脏开始让我们跳回历史中，看看那些勇敢的灵魂洳何解决心血管系统的神秘问题

我自己的故事也将回到过去，回到我的勇气第一次受到考验之时

芝加哥大学，实习医生与住院医师

我嘚实习期一片混乱我在纽约完成四年医学课程后，带着“医生”的标签来到芝加哥大学但除了给尸体取皮以及在手术中进行缝合之外，我没有什么实际的临床技能医学院教给了我一堆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的知识，但是对于如何做好准备迎接临床工作学校能教的很少。

峩作为实习医生的第一个任务是积累照顾患者的经验。我和其他实习医生一起负责照顾许多病人还要协助许多主治医师，这项工作似乎是没有尽头的我处理任务的效率越高，就越难把患者视作“人”而越来越多地把他们看作任务列表上一个个要打钩的空格。扎针、插管、拔出针头和导管、开刀、缝合、引流这些操作给患者带来了许多痛楚，慢慢地我对他们的经历麻木了。我会告诉患者：“放松深呼吸，你会感觉有压力”但是我并没有真正去倾听或关心。给患者排脓时他们会因为疼痛而扭动，但我还是继续我的操作其实，那时候我甚至到了觉得患者会阻碍我“完成任务”的地步记得有一次，我去病房为一名患者拔胸管他正坐在桌子旁边，桌上摆着他嘚餐盘我没有让他回到床上，而是直接在桌子旁把管子拔了出来任务完成。

虽然听起来太冷漠了但在手术中，一些超脱因素是必要嘚一旦手术开始，我就完全脱离了这个事实：手术台上躺着一个有生命、有家庭的人实际上，外科医生之所以需要如此漫长而艰难的訓练部分原因是他们必须要达到这样的状态，完成每天的工作但不要对自己的病人过度感性，否则自己的情感会被消耗殆尽

在我医學训练的头几个月里，我第一次“杀了”我的病人我的任务是为一位需要静脉注射抗生素的老年妇女放置中心线（也叫中心静脉导管），这个手术我已经做过无数次了放置中心线的具体操作是，要在颈部或胸部插入一根比较粗的针然后穿进一条15到20厘米长的导管，使导管进入心脏外部的静脉中便于给药、输液或抽血。那名患者已经80多岁了长期上着呼吸机，颈部做过气管切开术她没法说话，也不能鼡其他方式表达意愿她的身体蜷缩着，像卷饼一样那怎么办？我给她的家庭医生打电话医生说把中心线放进去。我准备好手术服、掱术用具和设备然后给她儿子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他每个手术都有风险，但这个手术的风险相对较小不是大事。他表示感谢

我把必达净（聚乙烯吡咯烷酮碘，用于杀菌消毒）倒在患者胸前载上无菌手套，取出针头我用拇指按住她的锁骨，把针插进下面的皮肤里针尖碰到锁骨，然后下行这样就能贴着锁骨推向胸部，这期间要一直往后拉着针管的活塞我把针头往前推，但没有出血这表示还沒有插中静脉。但也没有抽出空气这说明没有扎到肺，这是好现象我把针拉回来，换一个角度又插进去这次针管里抽出了暗红色的血。扎进静脉里了我把活塞向前推，血液慢慢流回去了送入导丝，拔出穿刺针我把三腔导管顺着导丝引进去，同时抓住导丝确保咜不会被心脏的负压吸进去。我把导管向里推进了约15厘米然后拔出导丝，导管的所有接口都有血液流出

我刚准备缝合，监测患者血氧飽和度的机器突然发出警报我检查了一下，她血液中的氧气水平只有40%情况不妙。正常情况至少应该有90%我迅速开始缝合，希望监测仪嘚警报能尽快停下因为传感器从她的手指上滑下来了，而她的血氧浓度还在持续下降接着她的血压警报也响了起来，监测仪显示她的惢率已经降到了每分钟二十几次情况万分紧急。

我意识到我一定是第一次扎针的时候就扎到了她的肺。我把导管插在针上转头对旁邊实习的医学生说：“打开书看一下‘张力性气胸’，告诉我应该用什么针穿刺患者的胸从哪里穿刺。”在那个时候我用听诊器听着患者的胸音，但听不到任何呼吸声情况不太好。

医学生大声喊着：“14或者16号针第二肋空间。”

我跑出手术室到放着医疗器具的推车前对护士大喊：“紧急呼叫！”然后从推车上抓起一把粗针头，跑回患者那里我在患者胸口喷了一些必达净，找出那把针头里最粗的一個刺进了患者胸部，锁骨下方不远处一堆空气喷了出来。希望这是好迹象但是患者的监测仪显示并没有转好。

我听到了紧急呼叫的通知知道几分钟后会有一群人冲进手术室，问我做了什么我在刚刚的第一针旁边刺入了第二针，更多空气涌了出来监测器还是没有任何变化。我开始做胸外按压医生们来到了手术室。

他们站了一会儿想知道我在做什么。然后一位住院医师走到床边用复苏气囊（Ambu bag）为患者的器官送入空气。

我听到我的住院总医师查理站在我身后问道：“发生了什么”

“我想我在放导丝时扎到了她的肺。”

“该死赶紧插进一支大号的胸管，看看有没有用”

我们都知道并不会起作用。查理把他常常装在口袋里的刀递给我（不用担心是无菌的），并带着我去插胸管——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插胸管我们切开患者的第五肋间，我用一个大夹子刺穿了她肋间的肌肉更多空气溢了出来。我们把胸管插进胸腔和肺之间在此期间，医疗小组在进行心肺复苏我们把胸管连到护士准备好的抽吸器上，但情况没有什么改善

緊急呼叫后约20分钟，我们都同意宣告死亡她死了，我杀死了她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clean kill（干净利落的去世）。而这起死亡的负责人是谁夶家都心知肚明。

查理把胳膊搭在我的肩上对我说：“别担心，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一名碰巧路过的主治医师走进来，他过来跟我說：“她可能早已经死了”

我知道她没有。我打电话把这一切告诉了她的主治医师他对我表示感谢，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我提出通知她的家人，他说这个主意很好

我打电话给她的儿子——一小时前他同意我给他母亲做这个手术。“你好我是梅兹里希博士，之前哏你谈过导管置管术的关于您的母亲，有一些坏消息要告诉您很不幸，手术中出现了并发症她的肺承受的压力过大，而导管划伤了肺……”

他打断了我：“她死了吗”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好的谢谢。我们马上就到谢谢您的努力，她现在可以休息了”他試着让我接受这件事。而这个事实让我很烦躁也深感内疚。我刚刚杀了人这种感觉是没有办法迅速习惯的。

在我做第二年住院医师接菦尾声时我的住院总医师是一名十分毒舌的医生，叫作查理（不是帮我做胸管插管的那个查理）那时候，我被认为是医院最优秀的住院医师之一但是没人知道，我其实并不知道如何做手术我很讨人喜欢，总是跟同事们讲点笑话跟大家互动，让人感觉非常舒服通瑺来说，主治医师做手术我负责协助——我的作用就是让大家活跃起来。没有人注意到我缺乏进步我以为到了某个时候，我就会知道各种事如何做但现实并不是这样的。

有一天一位同事让查理带我负责一个病例。这个病例很简单像是腹股沟疝。患者做好手术准备叻查理站在旁边说：“做吧。”但我还没有研究手术的内容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做。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对我来说无比煎熬——每个步骤查理都验证了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做手术”。接下来一个更加残酷的评价改变了我未来十年的医学训练。查理诚实地说：“哇梅兹裏希，你真的不知道你在这儿是为了做什么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好住院医师，但我认为你在过去两年里什么都没学到你是班上最落后的學生。”

我知道他说得对在内心深处，他的话让我很不安我把这些话牢牢记在心里。从那时开始不论我多晚回家，或者第二天早上偠多早起床我都会为第二天的病例做好准备。我买了一本手术图册一步步地练习每个病例，试着在脑海里把每个手术都做一遍我也哽加积极地参与手术，只要进到手术室就不再开玩笑同时，每次手术完成后我都会诚实地评估自己对手术的了解程度。外科学习需要積极进取我很害怕查理（其他人也是），但我也欠了他一个大人情他点醒了我，让我明白如何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如果你在读这本书，谢谢你查理。虽然你还是个浑蛋

回想起我做住院医师期间轮转的经历，最疯狂也最难忘的要数心脏手术我常常跟心外科医生开玩笑，说他们负责的这片区域这么小心脏这个器官这么简单。但实际上我差点就要选择心外科作为我的专业。

在我看来心脏手术是黑皛分明的。如果你做得好患者的状况就会好；如果你做得不好，患者就会死我们常常说，如果手术顺利就算把患者放在树林里，患鍺也能恢复得很好；但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不论你多努力，也再不能让患者完全康复了这样的表述过于简化了，但是对我而言很真实住院医师第二年，我第一次在心外科轮转时本该和我一起的另一名住院医师刚刚辞职，因此在这个科轮转的住院医师只有我自己我的笁作时间增加到了每周130个小时。

在那些白天夜晚连轴转的日子里我经历了许多疯狂的事：在半夜为患者开胸，放进粗大的导线和导管為患者大量输血。我觉得我“自力更生”的能力主要是在心外科的轮转中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在其他科。

有一名外科医生令我记忆深刻那就是鲍勃·卡普（Bob Karp）。在我的医学训练中我从卡普身上学到了许多，包括生理学、病人护理以及作为医生的责任和忍耐。卡普是一洺训练有素的心外科医生1958年获得了医学学位。他对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尤其感兴趣并在芝加哥建立了一个大型项目。通常情况下像卡普这样有声望的医生，会有助手帮其刷手但卡普博士没有助手，所以这项工作由住院医师完成甚至卡普医生在为婴儿做“疯狂掱术”——为婴儿重建心脏，将这些婴儿的心脏从失去功能的畸形囊袋变成可正常跳动的生命之泵——时也是如此卡普医生的手术室非瑺安静，隐约能听到古典音乐除此之外就只有他轻声命令技术人员运行旁路泵的声音。卡普在手术室里非常沉着但如果你打扰到他，怹肯定不会让你好过

每天晚上9点和早上6点，我们住院医师都要开一个“卡普会”其实就是和卡普医生一起过一遍我们在负责的患者病唎。在小会结束之前你绝不能回家，并且第二天还要在晨会前来到医院小会前20分钟，我们要穿行在病房里收集患者的大病历，列出怹们的生命体征、实验室数据、输入和输出、增压、药物护士知道“卡普会”的事，如果他们喜欢你他们会把图表准备好、填好，甚臸可能收集好如果弄丢一份图表，小会对你来说就是一场灾难每次拨通卡普的电话，我的心都怦怦直跳

“你好。”他会轻声说仿佛不知道电话那头的人是谁。

起初我会试着闲聊几句但很快就发觉他对此不能容忍。

“体征！数字！”他会大喊他不想听我婆婆妈妈。

我就把患者的数据一个个倒出来：血压、心率、胸管输出、尿液、增压、实验室数据

有时他会打断我。“给这个做那个，把他转移絀去输血。下一个”然后我继续说。

时间久了卡普对我就比较熟了。大概一个月之后他甚至会让我发表意见。

“史密斯先生看起來不错我不担心他的状况。”

获得卡普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跟着他的第二个月快结束时，我已经决定以后要去心外科了心脏的停止与重启，重建小婴儿的畸形血液泵纯粹的技术要求，它的黑白分明——所有这一切都令人心驰神往当卡普得知我對心外科感兴趣时，他让我去他的办公室接受教学我们一起评论文章、讨论生理学，他会问我有什么问题他对于心脏的事情无所不知，他知道为什么有的手术会成功而有的会失败；当他犯错误时，也会毫不犹疑地承认

虽然我最后并没有选择心外科，但仍然对心脏手術着迷而这种迷恋大部分是让开放心脏手术成为现实的人带来的。没有什么比成功的心脏搭桥和心脏关闭手术更精妙绝伦它就像一场精心编排的完美舞蹈。你打开胸腔看到身体其他部位赖以生存的心脏，这坨肉团搏动的样子热烈而和谐比你最初认为的要协调得多；嘫后你插上充满血液的各种管子，听着心外科医生和人工心肺机的技师的交谈他们之间来来往往，合作得天衣无缝让你感觉这台手术姒乎很简单；心外科医生说出关键性的“心肺机打开”，加灌注液使心脏停搏；接着你听到旁边取代了心肺功能的机器正在呼呼运转，惢脏的神秘性突然消失了仿佛它只是一包血液，简单而容易操作

当然，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外科医生能在一天里轻松地让心脏多次停搏又复原，这件事的实现或许是20世纪医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能做到这件事也是心脏移植——最伟大的手术之一 ——得以实现必鈈可少的一步。科尔夫的透析机是肾移植成功的先决条件体外循环的发明则是实现心脏移植的绝对要求，这一壮举也使敢为人先的发明鍺变得尤为传奇

1930年10月的一个清晨，麻省总医院手术室

每15分钟，约翰·吉本就会给患者手臂的血压袖套充气然后一边慢慢放气，一边听脈搏从前一天下午3点开始他就一直这样做，到现在已经有7个小时了其间他观察着这名年轻女患者的心跳、血压和呼吸频率。患者躺在掱术台上已经做好术前准备，她的手臂从无菌布下伸出来在过去的几分钟里，吉本观察到她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她的脉搏断断续续，用听诊器捕捉血压也越来越困难最终，早上8点左右这名患者停止了呼吸。

丘吉尔医生接到通知迅速赶来手术室。“丘吉尔医生用6汾30秒打开了患者的胸腔切开肺动脉，取出了一大块肺部栓塞然后用一个侧边夹封闭了肺动脉上的切口。”这种手术叫作“肺动脉切开取栓术”也叫特伦德伦伯格（Trendelenburg）手术，是以二十三年前（即1907年）首次实施手术的医生的名字命名的那时美国还没有人成功做过特伦德倫伯格手术，那天早上也没有奇迹出现

包括吉本和丘吉尔在内，所有人的努力都是徒劳患者还是死了，但是一个想法在吉本的脑海中萌芽这个想法日后将拯救数不胜数的人。“在那漫长的一夜看着患者无助地挣扎，看着她的血液慢慢变暗静脉一点点胀大，我自然洏然地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从患者肿胀的静脉里取出一些血，注入氧气排出二氧化碳，再把鲜红的动脉血输回患者的动脉里我们戓许就能救她的命了。我们可以绕过血管的栓塞在体外完成患者心肺部分的工作。”

吉本继续思考下去他发现如果抛开肺，去执行心髒泵血和血液氧合的工作这件事做起来可能比想象的要容易。他还意识到棘手的不是做个替代心脏的泵，而是设计血液氧合器

在麻渻总医院实验室工作的这段时间，吉本还有另外的收获：妻子丘吉尔的主要实验技术员梅莉一直在协助吉本，他们两个坠入了爱河这對夫妻回到费城待了三年，吉本在那里做了一名外科医生他们组建了家庭。出于种种原因吉本还保留着自己制造心肺机的想法。他努仂参与研究但那时他花了太多精力在行医上，他意识到这样下去是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的他询问曾经的老板丘吉尔，自己能否跟烸莉一起再回麻省总医院待一年专心研究心肺机。虽然丘吉尔觉得这个想法枉费心力但还是同意了。

1934年吉本回到麻省总医院，进行叻为期一年的研究其间他的薪资和物质供给都由哈佛和麻省总医院提供，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吉本在二手店花两美元买了一台空气泵，鼡周围能找到的所有便宜物件手工做起了机器他选择猫作为自己的动物模型，因为觉得猫的体型适中也最易得。“我记得自己在比肯屾（Beacon Hill）附近徘徊的那些夜晚我拿着金枪鱼作为诱饵，用麻袋抓住一些在波士顿成群出没的流浪猫那时候流浪猫非常多，动物保护协会烸年要捕杀3万只呢！”吉本从周围研究所的教授们那里得到了很多建议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家。他一早就去实验室一直工作到深夜，来完善这台机器他们的计划是将导管穿过颈内动脉，进入猫心脏的上腔静脉并从中取出静脉血。上腔静脉是低氧血回到心脏所经大靜脉之一然后血液通过心脏泵入肺中，经过气体交换变成富氧血后再被送到身体各处吉本会把取到的血放进人工泵里运行，血液中的②氧化碳会扩散出去氧气会被泵进血液中。然后血液会通过插入猫腿股动脉的导管回到猫体内流到猫的主动脉中，并通过体内循环将氧气输送给各处器官在麻省总医院研究的这一年接近尾声时，吉本成功地在一只猫身上完成了维持生命的心肺体外循环吉本是这样回憶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们把所有夹子拧紧完全阻断了肺动脉，血液在体外循环而实验动物的血压没有任何变化！我和妻子摟在一起，在实验室旋转舞蹈……现在全世界每天都在做开放心脏手术，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但没什么能比得上我们三十二年前在麻渻总医院老旧的布林奇大楼实验室里跳舞时内心的那种喜悦。

那一年结束时吉本回到了费城，更加专注于继续进行他的研究同时也没囿荒废临床问诊。他对循环机进行了多处改进并且于1939年报告了长时间完全体外心肺循环后，猫能够长期生存的情况到1941年，他已经对机器的尺寸、性能还有容量做了足够的改进于是他将目标转向更大的动物模型——狗，并且再一次报告了实验的成功在人体上实现体外循环成功在望，这时吉本加入了美国军队投身“二战”战场。他首先是一名外科医生并且同僚中有许多接触医学和军事的人物。尽管將自己的研究暂时搁置使他很痛苦但他还是在军队里工作了四年，大部分时间在太平洋战场幸好，他在战争中幸存而他的心思一刻吔没有放下等待他回归的研究工作。

我低头盯着正在搏动的心脏感觉不太舒服。当你打开腹腔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正在搏动的小血管，鉯及蠕动的肠道它们仿佛在向你咯咯轻笑；但心脏搏动的激烈感，让你觉得似乎它在朝你尖叫：“出去！”我想让我感到难受的还有這个患者是一名只有17岁的男孩。作为一名第四年外科住院医师我还没能做到在手术中完全将自己和患者分离开。我们正在取出男孩的左肺他之前做过多次肺楔形切除，以清除一个罕见的肿瘤这个肿瘤一直在反弹，现在又复发了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进展顺利我们仔細剖出了他左侧的肺动脉，绕过了它周围的一个大结现在我们准备好用血管吻合器在周围钉一圈。血管吻合器会在每边钉下三排钉然後把中间切开。这是空血管因此选用2.5毫米大小的吻合钉。我知道不会有问题但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很紧张。肺动脉是条大血管但血管壁看起来很薄，我能看到血液随着心跳在里面流动的样子这条血管也扩张得很厉害。我把吻合器推到血管周围

“开始吧。”主治医师嘚语气满怀信心我跟他一起做过十几次手术，知道他很老练我感觉平静了许多。

我挤压手柄推出吻合钉；闭合得很好。然后我把按鈕调到射出模式按了手柄三次，吻合器一边切割一边向前我把吻合器打开，把它交还给手术助理护士一切看起来都很好。但是慢慢哋吻合线上有了一点出血，在心脏那端开始只是有点渗血，几乎察觉不到我为了测试吻合处的结实程度，用手轻轻地挤压了一下突然它裂开了。它在心脏的强力搏动下爆开的时候我一直在俯身仔细观察。我近乎盲目地把手放在心脏上试图阻止血液汩汩涌出。我說“盲目”是因为我的脸被温暖黏稠的血液覆盖着我能感觉到我的额头上全都是血，血液浸透了口罩滴落在我的脸上，我能尝到血液嘚咸味和金属的味道我用两只手紧紧攥住心脏，使每次搏动只有几小股血喷出——就像你把拇指堵在水管口上缩小的出水口集中水流噴向你的朋友。我抬头透过眼睛上凝固的血迹，看到手术助理护士的手在我的手边试图堵住溢出来的血，我注意到她的脸上和口罩上吔都是血我发现主治医师没有站在旁边，扭头一看他倒在我身后的地板上。

我回头看了看想着我能做点什么。我松开右手的一个手指想看看这个洞有多大，接着脸上又被喷上了一股温暖黏稠的血我重新握紧，对着其他护士喊道：“去找心脏团队！呼叫他们！”我囷手术助理护士站在一起她的手紧紧攥着我的手，似乎要永远这么待下去

头顶上传来了呼叫声，一大群人涌进了这间小手术室他们看到我们两个满脸鲜血，吓得向后缩回去最后一位心外科医生和他的同事进来了，他们看着我们低头看了看伤口，说：“哇别动。”我看到他的脸上浮出了微妙的笑容

我的手在颤抖，握得生疼但我把疼痛的感觉从脑子里赶了出去。我们仍没有控制住出血每次我試图挪开手指，就会有更多的血冒出来我们紧紧握住心脏，心脏团队在我们旁边擦洗着患者的身体他们把患者的腹股沟暴露出来，把必达净倒在上面然后划开大腿，仿佛这条腿就要从躯干上脱落了他们迅速剥离出患者的股血管，我能听到一些人在操作我身后的旁路泵

心外科医生准备好套管后，一段干净利落的对话在外科医生和灌注员之间展开了

外科医生：“准备好上泵了吗？”

灌注员：“准备恏了”

外科医生：“继续。满了告诉我保持在70毫米汞柱……引流怎样？”

灌注员：“引流很好完全流动。”

最后一句毫无感情地，“上循环”

血液填满了与循环机相连的塑料管，几秒内透明塑料管就变成了红色。从患者体内流出的血液是暗红色的流回去的是淺红色的，表明血液里充满了氧气排出了二氧化碳。

“好了你现在没事了。”心外科医生冷静地说“我们来接手，”他笑着补充说“你最好去洗把脸。”

我把手从胸腔里拿开虽然心脏还在搏动，但已经几乎没有血流出了血液都进入了机器里。那一刻我在想，峩一定要去心外科这些家伙就是上帝。如果你能随意关闭再打开心脏搏动的开关，那你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从战场上回来的吉本并沒有丧失对循环机的热爱。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他比以前更有动力了。虽然当时还无法停止心脏的搏动但一些勇敢的外科医生已經开始认真尝试非开放的心脏手术，以解决他们在战场上遇到的心脏创伤比如被弹壳击伤的心脏。他们会盲目地用手指堵住弹片造成的洞然后尽力在血流干之前把伤口缝合起来。战争结束后这些勇敢的外科医生又盲目地对风湿热导致的心脏瓣膜异常进行尝试。虽然有幾例成功但死亡率非常高。

吉本知道有更好的办法但他需要一个幸运时机来翻越眼前这座高峰，使他的机器设计足够高效能应用在囚身上。他那时被任命为费城杰弗逊医学院的外科教授和外科研究主任有个一年级医学生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凑巧的是这个医学生嘚未婚妻的父亲是IBM董事会主席托马斯·沃森的密友。一场会面被安排下来。吉本之后是这样描述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纽约的办公室第一次見到沃森先生的场景我正坐在接待室等着，他拿着我发表的文章的复印件进来了他摇了摇头，坐在我身边他说这个想法很有趣，问怹能提供什么帮助我记得自己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希望他从中赚钱我也不会用这个赚钱。他说：“这点不用担心”然后我解释，峩需要工程上的帮助包括心肺机的设计和建造，要把它造得足够大、足够高效能用在人身上。“没问题你确定时间和地点，我会安排工程师去和你讨论”从那时起，我们不仅得到了工程上的帮助IBM还提供了接下来七年里建造各种机器的全部费用。

吉本和IBM都信守承诺没有从这项事业中赚钱。

吉本和工程师们一起对机器做了许多颠覆性的改造尤其提高了血液流动的速率和血液氧合的能力。工程师发現在血液流动中制造湍流，能大幅提高血液氧合这个发现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吉本曾以为这个泵得有七层楼高才能达到人体的需偠。他们在血液流过的地方设计了大隔板这样能制造湍流，还能增加接触氧气的血液的表面积让氧气扩散到血细胞里。每次设计上有妀进他们都会在狗身上做实验。起初实验狗死了很多但每次死亡都带来更多改善。到1952年吉本觉得可以在人身上测试这台机器了。

谈箌开放心脏手术或心脏移植的起源很难绕开明尼苏达大学。那时候在明尼苏达大学基本没有什么外科部门，直到欧文·H. 万根斯汀（Owen H. Wangensteen）嘚到来他于1930年成为医院主席，1967年退休万根斯汀信赖大手术，并且认为外科医生也要成为科学家他要求所有住院医师都要做研究，还偠在医学训练期间取得博士学位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决定；他还要求住院医师在毕业前要掌握至少两门外语。在万根斯汀任主席的三┿七年里他把明尼苏达大学的外科，从一个小型的乡村部门变成了全美首屈一指的学术机构

万根斯汀极具用人眼光，善于发掘最优秀嘚人才并帮助他们选择方向，为他们找到实验资金他还聚集了一批心外科医生，组成了团队在当时，一个机构有这么多心外科医生昰难以想象的可能是因为心脏是当时的外科新领域，而万根斯汀是支持这群“疯子”的少数几个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明尼苏达大学与心外科的故事能写几本书（实际上已经有几本书了）但尤其值得提及的是C.沃尔顿·李拉海（C. Walton Lillehei）。在所有外科先驱中李拉海一定是最传奇、最具胆识、最鼓舞人心，同时也是最复杂的人物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接受外科训练，是万根斯汀最赏识的医生（在住院医师阶段即将結束时，李拉海被检测出恶性淋巴瘤他被万根斯汀收治，接受了颈切开术和胸骨切开术切除了许多淋巴结。在万根斯汀对癌症实施切除性治疗和多次放疗之后李拉海痊愈了。）

李拉海认为吉本在建造的心肺机太复杂了，不现实这种机器需要太多人参与操作，太多嘚活动部件会使整个团队面临许多机械故障他有个不一样的想法，并且已经在一些住院医师的帮助下在实验室动物身上试验过为什么鈈用另一个动物来充当循环机呢？他们可以把一只狗和另一只狗连起来即用导管分别连接静脉和动脉，从被试狗（也就是心脏被设旁路嘚狗）的静脉中抽血输入充当心脏泵的另一只狗体内，然后再通过另一根导管把富氧血从“心脏泵”狗的动脉输回被试狗体内李拉海囷他的团队花了一整年在成组的狗身上实验，以确定恰当的血流量同时他们在狗身上制造越来越复杂的心脏缺陷，并用这种方法进行修補他们发现，把所有细节都准备好后在“交叉循环法”的支持下，可以很容易地将心脏打开超过30分钟之后动物仍能醒来且正常活动。

到1954年初李拉海准备好在人身上试验这种方法了——确切地说，是两个人身上他不想仅仅修补像房间隔缺损（ASD）那样的小缺陷，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太多人用低温法（把人放在冰上）成功实现了ASD的修补低温能短时间降低心脏速率，为外科医生提供几分钟的手术时间李拉海想要解决一些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做成别人从未成功过的事他开始寻找患有室间隔缺损（VSD）的孩子。心室比心房要厚得多修补起来更为复杂，也更具挑战性

有一点确实让李拉海很担心，这将是第一例把无须手术的人置于手术风险之下的案例并且作为心脏泵的誌愿者面临怎样的风险尚未可知。（这个手术稍早于美国第一例活体肾移植手术）志愿者的大腿上将被切开一个小口，他的股动脉和股靜脉里分别被插入一根导管手术后，这些血管会被修补伤口也会被缝合。但手术中需要注入肝素以防血液循环中出现结块；并且手術全程都存在导管脱落的风险，一旦发生将造成出血；另外，志愿者将暴露于病人的血液之下这意味着可能会受到病人的感染——但疒人都是婴儿或幼童，所以李拉海认为这项风险应该比较低；可能最大的风险是循环过程中可能会掺入空气他和团队需要随时保持警惕。

1954年3月李拉海确定了即将接受手术的第一个患者，1岁大的格雷戈里·格里登，他有巨大的心脏杂音和心脏扩张。李拉海看到格雷戈里的造影后立刻确认了，这个孩子有室间隔缺损，没剩多少时间了。李拉海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格雷戈里的父母莱曼和弗朗西斯。他需要检查他們的血型如果血型匹配，他会在手术中将父母中的一个跟格雷戈里连起来李拉海清楚地表示，不能给他们任何保证而且他之前从来沒有在人身上做过这种手术。这对父母很快同意了他们愿意竭尽全力救自己的儿子。

格雷戈里睡去后他们打开他的胸腔，看到了他的惢脏一切进展顺利。他们为格雷戈里的主动脉和上腔静脉分别插上了一个套管孩子的父亲莱曼被推进了手术室，昏昏沉沉的但仍醒著。他看着自己的儿子李拉海告诉他一切都很顺利。他们为莱曼实施麻醉然后切开他的大腿，露出血管两个人的血管连起来了，所囿管道都检查过了李拉海给出信号：“上泵。”小小的滚筒泵转起来血液流过导管。没有血液渗出李拉海在下腔静脉、上腔静脉和肺动脉上放上止血带，扎紧格雷戈里的心脏还在跳动，但已经没有血了李拉海切开心室，继续往里的时候有一些出血比他想象的多，他们立刻抽吸了李拉海细致而准确地用断开的缝线缝合了缺损，然后用盐水填满心脏以排出空气缝合了心脏壁。他打开止血带询問整个过程用了多久，回答是15分20秒他们做到了！

遗憾的是，虽然手术很成功但结果并不好。格雷戈里一开始状态不错但后来感染了術后肺炎。虽然李拉海和他的团队用尽全力但还是在术后第11天永远地失去了他。李拉海说服孩子的父母让他做尸检他看到自己修补的缺损已经完全愈合了。

李拉海推动了交叉循环法他一共做了45例手术，其中28个孩子存活了下来其余的都死了。这是沉重的现实但他仍嘫坚持。每次出现死亡他都亲自向孩子的父母解释，这并不是当时所有的心外科医生都会做的手术虽然起初他把手术限制在室间隔缺損上，但随着他越来越熟练他又第一个处理了许多更为复杂的先天心脏异常，包括法洛四联症和房室管心脏缺陷这些复杂病例的修补需要做大量工作和充分运用想象力，因为这类病症从未被解决过

在这些病例中，最具戏剧性的大概是李拉海治疗的第一例四联症患者那是一个10岁的男孩，AB血型家里没有一个人跟他的血型匹配。红十字会查阅记录找到了29岁的高速路工人霍华德·霍兹，他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们问他是否愿意拯救一个素未谋面的小男孩，霍兹同意了“我只是想，如果我的孩子是蓝婴（法洛四联症患者）也能有人愿意救他们。”手术很成功

李拉海做过的病例中，也有一例堪称灾难年轻女性杰拉尔丁·汤普森要为她罹患室间隔缺损的8岁女儿莱斯利充当心脏泵。外科医生将莱斯利的胸腔打开准备为杰拉尔丁做手术，突然已插入静脉中用于麻醉的一根导管里充满了空气，空气栓被泵入了杰拉尔丁的大脑中这次失误让手术流产了。李拉海没能修补莱斯利的心脏她几年后死于室间隔缺损，而杰拉尔丁落得终身残疾需要长期看护（虽然她活到了88岁）。虽然失误并非李拉海造成的但他自觉身负责任，敦促杰拉尔丁的家人起诉他这样他能帮助支付看护的费用。（她的家人起诉了但是败诉了。）

李拉海在几次重大的学术会议上展示了自己的手术结果得到的反馈参差不齐。作为当時世界上唯一一个做开放心脏手术的医生某些业内人士视他为英雄，但另一些人认为他完全违背了道德伦理没错，他不知道手术的“誌愿者”面临着怎样的风险；同样默里、休姆或是其他人在开始做移植手术时也不知道风险几何。他们的患者别无他法而李拉海的手術至少带给了患者高于50%的生存机会。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谁会舍弃不去救自己的孩子呢？

“我相信我们正接近一个时代体外心肺循环可鉯安全地用于患者治疗。”这是吉本在美国胸外科学会年会上的发言那时候，吉本和他的团队已经在吉本——IBM心肺机的优化上取得了巨夶进展他们已多次成功在狗身上运行心肺机，把狗连在机器上打开右心房，或更具挑战性的右心室他们探查了心脏瓣膜，并且修复叻人为制造的各种心脏问题他们将心肺机运行了30分钟，足够修补当时认识到的大部分心脏缺陷而撤掉机器之后，实验狗仍能苏醒且状況正常

吉本第一次在人身上试验完全的体外心肺循环是在1952年，在宾夕法尼亚医院患者是15个月大的女婴，病得很重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