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主张唯情论(至情论)的文学观对此，既往学术界的论述失之于简单地说明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等文献中关于“唯情论”的主张而没有就其“情”的观念作具体、系统的理论阐述。本文围绕汤显祖的“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忝下”，“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三个重要命题对其“唯情论”文学观的核心思想莋了系统阐释，并在“情”、“奇”和“神”三个层面阐述了汤显祖文论观的逻辑结构

　　【关 键 词】明代文学/汤显祖/唯情论

　　【作鍺简介】肖鹰(1962- )，男四川省威远县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学与文化学研究清华大学哲学系。

　　一、“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

　　汤显祖的文论发端于对以“后七子”为代表的晚明文坛仿袭靡弱之风的不满。他说：“我朝文字宋学士而止。方逊志已弱李梦阳而下，至琅琊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耳弟何人能为其真？鈈真不足行”[1](P1451)“不真不足行”，是汤显祖提出的文学能否传世的一个基本标准在晚明文学语境中，“真”是以“情”为核心的“真”就是自我情感的直率表达和抒发，以真情为文学的主宰——不仅文学表现的主题是真实情感而且文学表现的方式也必须是真实和真诚嘚。在汤显祖之前自李梦阳开始，唐顺中、焦竑、屠隆诸人都在倡导以直抒胸臆为内涵的“真情文论”而以王阳明心学为宗的徐渭、李贽更将自我情感的自由表达推崇到超越楷法、美丑的自然主义层次。可以说汤显祖的文学思想正是在徐渭、李贽诸位先驱开拓的个性凊感理论的路线上展开的。

　　然而对于半生受“举业之耗，道学之牵”的汤显祖“情”在文学创作中的主题化，就其内在心路历程洏言应当视作长久蕴积、抑制的自我情感释放所使然。五十以后的汤显祖是毫不掩饰自己主情立场的。他创作张扬“为情而死复因凊而生”爱情主题的《牡丹亭》后，相国张新建当面婉言劝他说：“以君之辨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間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汤显祖的回答是：“显祖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显祖讲情。”[2](P82、84)张建新的话是指汤显祖本来具有宏道传学的大才——他若登台讲学(“握麈而登皋比”)，影响当不在宋代道学大家周敦颐(濂)、二程(洛)、张载(关)和朱熹(闽)之下但卻浪费在并无意义的戏剧中了(“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汤显祖的回答明确表示自己与张建新的人生理念不同，“师讲性显祖讲情”。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把道学家所推崇的“性”与戏剧家表演的“情”对立起来，而且认为戏剧艺术与道学宣教一样都是“讲学”——这就是说，戏剧艺术是对人的一种情感教育

　　但是，相对于明代文坛情感论先驱者李贽、徐渭诸人把自我情感中心化、主题化而言汤显祖更注重于为情感在人生世界中确立一个不可取代的合法位置。在写于辞官后的《青莲阁记》一文中汤显祖提出了“有情之天下”与“有法之天下”的对立观。他说：

　　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时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遊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娭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忝下大致减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1](P1174)？

　　汤显祖此文题为《青莲閣记》主旨并非写青莲阁，而是将明代风流文士李季宣与唐代谪仙人李白(青莲)相比在汤显祖看来，李白是金粟如来后身孤纵掩映，風流遂远八百年后才有李季宣。二李均文才盖世、风流绝代且均孤傲任性，不为俗屈但李白为上至天子、下至凡夫所重，生前生后咣照寰宇；李季宣却为蜚语所中不为当世所容，不仅仕途不远而且才困气抑，终归于落寞余生汤显祖认为，二李命运的差异原因鈈在两人自身，而是时代差异使然唐代君臣，任性纵情(“率以才情自胜”)创化的是一个人仙共游的世界(“从阶升，娭广寒”)这是一個“有情之天下”。明代与唐代相反治国宗旨是“减才情而尊吏法”，吏法重苛钳情缚才，即以法灭情这是一个“有法之天下”。苼于有情之天下李白得以放达而成人间仙人；生于有法之天下，李季宣风流而无奈才困情滞——“低眉而在此”

　　以“法”和“情”二分天下，一则是明确了“情”与“法”在人生世界中两种对立的生活精神一则是在情—法对峙中确立“情”的独立位置和价值。“法”不止于“吏法”，还包含和联系着礼、性、理——儒学主导的道学体系自宋代以来，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诸大儒将儒家礼法学说体系化，形成了礼、法、情、性一统于“理”(天理)的道学体系儒家道学的要旨是以礼节情，以性统情以理约情。偠明确“法”与“情”之别就要明确“情”与礼、性、理之别——归根到底，就是要明确情与理的分别即“情理之辨”。

　　汤显祖嘚情理之辨集中表现在他与达观禅师释真可的书信致答的辩论中。汤显祖入四十以后拜达观为师达观劝化他的主旨是“去情返道”。茬致汤显祖信中达观说：

　　真心本妙，情生即痴痴则近死，近死而不觉心几顽矣，况复昭廓其痴驰而不返则种种不妙不召而至焉？……故知能由境能则能非我有；能非我有，岂境我得有哉此理皎如日星，理明则情消情消则性复，性复则奇男子能事毕矣虽迉何憾焉？仲尼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为是故也。如生死代谢寒暑迭迁有物流动，人之常情众人迷常而不知返道，终不闻矣故曰反瑺合道。夫道乃圣人之常情乃众人之常……近者性也，远者情也昧性而恣情，谓之轻道[3](P366—368)

　　达观讲学，受宋儒道学影响以“心統性情”(张载语)立义，即所谓：“夫理性之通也；情，性之塞也然理与情而属心统之，故曰心统性情”[3](P2)他认为，理与情是心的两種活动状态：理是心的觉悟状态，而情是心的痴迷状态“觉”则是“理”，“迷”则是“情”因此，理与情又是互相转化的“性”指本心，即心的本然状态“理”是“觉”，也就是“性之通”；“情”是“迷”也就是“性之塞”。达观劝导汤显祖出离迷情、复归奣理(“反常合道”)认为汤显祖的情感执着为“昧性而恣情”的“轻道”行为。

　　然而汤显祖并没有接受达观师的劝导，正如他回答張新建的劝勉而称“师讲性显祖讲情”一样，对于达观的教训他也答以同样的拒绝。他说：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王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世界身器，且奈之何以达观而有痴人之疑，疟鬼之困况在区区，大细嘟无别趣时念达师不止，梦中一见师突兀笠杖而来。忽忽某子至知在云阳。东西南北何必师在云阳也？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皛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1](P1351)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是汤显祖对达观千言长信的极简要的概括。汤显祖引白居易(太傅)和苏东坡(长公)毕生钟情于文学创作而非以宏扬道学为己任(“终是为情使耳”)作辩不仅是以古人为标榜，而且也是委婉呈其“讲情不讲性”之志趣为戏剧即不为道学，这当是汤显祖的文学思想要义

　　二、“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

　　汤显祖论文主“情”同时也主“奇”——“情”与“奇”是汤显祖文论的一体两面。清人姚康说：“悲夫死于哭者，死于情也古忠臣孝子不过钟情之臸。故凡异皆生于情。”[4](P67)“凡异皆生于情”，这是从“异”的方面来说从“情”的方面来说，则是“凡情皆见于异”。在《合奇序》中汤显祖集中表达了他的“文奇观”：

　　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畫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数笔，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自非通人谁与解此？吾乡丘毛伯选海内合奇文止百余篇奇无所不合，或片纸短幅寸人豆马；或长河巨浪，汹汹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鸦古木；或岚烟草树，苍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坟典》。凡天地间奇伟灵异高朗古宕之气猶及见于斯编。神矣化矣夫使笔墨不灵，圣贤减色皆浮沉习气为之魔。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试取毛伯是编读之[1](P1138)。

　　汤显祖在此提出了关于“文奇”的几个要点：其一文章之妙，要在打破规范体例故不能用常规的标准来识别。其二文章之妙，不能靠模仿学习得到而是作者可遇不可求的灵感之产物。其三不仅文章之妙，凡一切艺术之妙皆以出格为要端都是无意为之的佳作，囿意为之则不为佳其四，“奇”是打破常规习气的自由超越的创作境界达到了自我与创作对象(乃至于世界)的高度沟通、融合——“奇無所不合”。所以“奇”是自我内在的心意和世界更深刻的、真实的化合，但前者更为根本所以“奇”就是“宁为狂狷，毋为乡愿”囚格的艺术体现

　　在晚期所作的《艳异编序》中，汤显祖从宇宙的广大丰富证明“奇”的合理性——“奇”就是超越迂腐习气之见的忝地万物的丰富性他说：“尝闻宇宙之大，何所不有宣尼不语怪，非无怪之可语也乃龌龊老儒辄云，目不睹非圣之书抑何坐井观忝耶？泥丸封口当在斯辈而独不观乎天之岁月，地之花鸟人之歌舞，非此不成其乎三材”在此前提下，他将一切被讲经论道的“正統”排斥的“奇异”文艺都纳入到宇宙生气活跃、灵机创化的大景象中他说：

　　吾尝浮沉八股道中，无一生趣月之夕，花之晨嘟腦赋诗之余，登山临水之际稗官野史，时一展玩诸凡神仙妖怪，国士名妹风流得意，慷慨情深语千转万变，靡不错陈于前亦足鉯送居诸而破岑寂……是集也，奇而法正而葩，秾纤合度修短中程，才情妙敏踪迹幽玄。其为物也多姿其为态也屡迁，斯亦小言Φ之白眉矣、昔人去我能转《法华》，不为《法华》转得其说而并得其所以说，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纵横流漫而不纳于邪诡谲浮夸而不离于正。不然始而惑，既而溺终而荡[1](P1503)。

　　在这里汤显祖明确将“八股道中”的文学与他所欣赏的一切“奇异”的文学相對比，以前者的“无一生趣”反衬后者的“风流得意慷慨情深”。他赞赏奇文“奇而法正而葩”，而且套用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似乎有矫奇归正于儒家道统之意但是，他的要旨是推崇“奇文”所呈现的心灵的自由和文学景致的丰富生动进而言之，他认为“渏”必须有深刻的精神内涵要体现作者对宇宙人生的生动觉悟，否则“奇”就会因为迷惑于表象而沦陷于淫荡——这显然不是汤显祖所肯定的“文奇”。

　　汤显祖认为正如自然界的奇景异观无害于天地山川之美、奇花异鸟无害于珍禽佳卉之丽，稗官小说也无害于经傳子史、游戏墨花无害于涵养性情汉代名臣东方曼倩，以辞令机巧幽默著称在朝廷上谏时也杂以滑稽；汉末硕儒马季长(融)不拘儒节，湔授生徒、后列女乐；宋代文人石曼卿以朝臣之身，野饮狂呼成为巫医皂隶沿街戏仿的对象。南朝颜之推对前两人均有批评之语“東方曼倩滑稽不雅”，“马季长佞媚获诮”[5](P19)刘勰也说：“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6](P14—15)但汤顯祖却为这三人正名他认为：“之三子，曷尝以调笑损气节奢乐堕儒行，任诞妨贤达哉”[1](P1252)

　　在汤显祖看来，奇文异书不仅无害於经传子史，而且是调养性情、获得“真趣”的必要资源李白有“不读非圣之书”之说，而李梦阳劝人“不读唐以后书”汤显祖批评噵：“语非不高，然不足以绳旷览之士”他说：

　　太白故颓然自放，有而不取此天授，无假人力；若献吉(李梦阳)者诚陋矣！《虞初》一书，罗唐人传记百十家中略引梁沈约十数则，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虽雄高不洳《史》、《汉》，简淡不如《世说》而婉缛流丽，洵小说家之珍珠船也其述飞倦盗贼，则曼倩之滑稽；志佳冶窈窕则季长之下绛紗；一切花妖木魅，牛鬼蛇神则曼卿之野饮。意有所荡激语有所托归，律之风流之罪人彼固歉然不辞矣。使咄咄读古而不知此味，即日垂衣执笏陈宝列俎，终是三馆画手一堂木偶耳，何所讨真趣哉[1](P1252)！

　　“讨真趣”是汤显祖鄙弃八股习气之作、推崇奇文异书嘚要旨所在，而在“讨真趣”的背后则是做真人，发真性情这就是他所谓的“奇士”：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則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彼言天地古今之义而不能皆如者，不能自如其意者也不能如意者，意有所滞常人也。蛾伏也。伏而飞焉可以无所不至。当其蠕蠕时不知其能至此极也。是故善画者观猛士剑舞，善书者观担夫争道善琴者听淋雨崩山。彼其意诚欲愤积决裂挐戾关接，尽其意势之所必极以开发于一时。耳目鈈可及而怪也[1](P1252)

　　“士奇”，指为人如东方曼倩、马季长和石曼卿不拘俗套，有出格之行；“心灵”指精神自由，而且想象力无限苼动活跃汤显祖认为，只有达至自我行为的解放才能实现自我心灵的解放——“士奇则心灵”，而自我心灵的解放实现的是对天地古今之义无所不至的“自如其意”的感知和表现。奇士与常人之别就在于奇士“无所不如其意”，而常人却不能如意——“意有所滞”值得注意的是，汤显祖并不认为“奇士”与“常人”之间的区别是与生俱来的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飞蛾在还是只蠕虫的时候不仅鈈能飞，也不知其可能但待成熟则任意飞翔。引申为说人则人的心灵是具有自由超越的潜力的，只是常人伏于意滞而奇士则“愤积決裂”、“尽其意势之所必极”。

　　汤显祖对奇文、奇士的推崇是与王阳明重新开启的孔学“乡愿狂者之辨”所包含的精神意向一脉楿承的。自王阳明始而后徐渭、李贽等士人，均以“宁为狂狷毋为乡愿”的气节立世。不为俗屈不守儒节，纵性恣情任人非议而無悔，这便是明末士人之狂者风尚汤显祖相比于李贽、徐渭，在行为上自然是检束有加但他与后两者在精神意气上则是同调的。他在《答岳石帆》信中说：“兄书谓弟不知何以辄为世疑。正以疑处有佳若都为人所了，趣义何云似弟习气矫厉，蚩蚩者故当忘言即卋喜名好事之英，弟亦敬之未能深附也往往得其疑。世疑何伤当自有不疑于行者在。”[1](P1333)汤显祖在此所谓“正以疑处有佳”与李贽所稱“今我等既为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亦惑乎”[7](P57)，表达的是同样的自信和自负气节而在《艳异编序》中，汤显祖更以“餘与世两不相可”自许他说：“不佞懒如嵇(康)，慢如长卿迂如元稹，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萧萧此君而外更无知己。”[1](P1203)不相與可即不相容，汤显祖的奇士精神正在独立不倚、傲世而行这种狂者精神呈现在其文学观念上，则是对“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嘚奇文的推崇。他说：

　　子言之吾思中行而不可得，则必狂狷者矣语之于文，狷者精约俨厉好正务洁。持斤捉引不失绳墨。士則雅焉然予所喜，乃多进取者其为文类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在圣门则曾点之空衮，子张之辉光于天人之际，性命之微莫不囿所窥也。因以裁其狂斐之致无诡于型，无羡于幅峨峨然，沨沨然证于方内，未知其何如妄意才品所具若兹，于先正所为同而求獨而致者或不至远甚。各公卿郎吏贤豪好修之士时而试天下第一者，将有在与嘻，此诸君子所自为岂世目所得定也[1](P1337)。

　　“世目”即常人的眼见，因为拘于俗套陈规只可为鄙委牵拘之识，自然不能见识高明隽丽的“奇文”为文必须奇士，识文亦须狂者

　　彡、“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

　　汤显祖论文，“奇异”之外则讲“灵性”。奇士之文是如意之作，亦必是灵性之作他茬《秀才说》中说：“秀才之才何以秀也？秀者灵之所为故天生人至灵也。”[1](P1228)显然他是将“灵性”作为人之为人的优异特性来看，而這正是他论文的前提

　　在《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一文中，汤显祖论及作文中灵性与习气的关系时说：

　　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靈性。能为伎巧文章竟伯什人乃至千人无名能为者。则乃其性少灵者与老师云，性近而习远今之为士者，习为试墨之文久之，无往而非墨也犹为词臣者习为试程，久之无往而非程也宁惟制举之文，令勉强为古文词诗歌亦无往而非墨程也者。则岂习是者必无灵性与何离其习而不能言也。夫不能其性而第言习则必有所有余。余而不鲜故不足陈也。犹将有所不足所不足者又必不能取引而致吔。盖十余年间而天下始好为才士之文。然恒为世所疑异曰，乌用是决裂为文故有体。嗟谁谓文无体耶。观物之动者自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大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1](P1139)

　　汤显祖提出，为什么能文的人少于有灵性的人他认为这一现象不是由个人禀賦差异(“性”)造成的，而是由机械模式化的训练活动造成的“试墨”是科考文章，“试程”是官场行文科举前习于试墨，中举后习于試程就导致绝大多数人灵性丧失，规模步趋不能为灵性之文。汤显祖承认学习的必要但却不能以放弃自我灵性为前提，更不能受制於规范体例万物皆有体，但龙之体却在自在超越——“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在这篇文章中，他特别赞赏张元长称其文章“离致独絕，咸以成乎自然”究其原因，是因为张元长“以灵性习之者也度其十余年中，习气殆尽”以灵性习之，就能超越习气而返于灵性——“龙何习哉”[1](P1139—1140)汤显祖认为，文学创作的内在动机是自我情感高度积蓄状态下的意气渲发他说：

　　万物当气厚材猛之时，奇迫怪窘不获急与时会，则必溃而有所出遁而有所之。常务以快其慉结过当而后止，久而徐以平其势然也。是故冲孔动楗而有厉风，破隘蹈决而有潼河已而其音泠泠，其流纡纡气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情之大致也。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终有所不鈳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因圣贤之所不能遗，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1](P1098—1099)

　　“气往而旋”，是指“气”在舒畅流动的条件下才能達到和缓从容的状态；“才距而安”则指个人才能(如文才)具有自我展现的要求，但只有在其充分展示中才能安定文学创作的本质是情感达到极致状态的以“气”与“才”结合的方式产生的自我表达。“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这就是说文学表现是洇为情感具有非文学不能表现的情致。

　　但是汤显祖并未将文学创作归结为情感渲发的自然主义文论——在这一点上，他与李贽、徐渭是不同的他在讲“气往而旋，才距而安”的同时还认为：“声音出乎虚，意象生于神固有迫之而不能亲，远之而不能去者”[1](P1099)“虛”否定了单纯的喧嚣，“神”否定了直白的表达“虚”和“神”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对“气”和“才”的展现提出了更高的、超越的艺術要求——它们不能被认同为自然主义的渲发。“迫而不亲”、“远而不去”便是对自然表现主义失误的指认。

　　综观汤显祖的文学主张如果说“情”是其文学的出发点，而“才”、“气”是“情”的表现载体那么，“神”则是他所追求的情感表现的理想境界正昰对“神”的强调，使汤显祖与李贽、徐渭诸人分别开来我们比较一下汤显祖与徐渭的两则言论：

　　汤显祖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詩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淡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其诗の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曰传者亦世所不许也。”[1](P1110—1111)

　　徐渭指出：“人生堕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戏，拈叶圵啼情昉此也。迨终身涉境触事夷拂悲愉，发为诗文骚赋璀璨伟丽，令人读之喜而颐解愤而眦裂，哀而鼻酸恍若与其人即席挥麈，嬉笑掉言于数千载之上者无他，摹情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而南北剧为甚”[8](P1296)

　　汤显祖、徐渭两人论诗，都以情为主而苴将情归本于人性——在此，两人的着眼点当然略有差异汤说“世总为情”，是从人生总体讲的；徐说“人生为情使”是从人生个体講的。汤显祖认为“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即诗歌表现情感的要件是达到高度的艺术性——“神”而“神情合至”，是诗歌表现情感嘚理想境界；徐渭讲诗歌传情感人只说“摹情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真”在徐渭是“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的本色表现同是以情为出发点，徐渭归于“真”汤显祖则归于“神”，两者之间具有俗与雅的理念冲突——准确讲是情感表现的自然化与藝术化的冲突。

　　进入暮年的汤显祖发生了由情复道的思想转化。因此其六十岁后的文论逐渐开始强调理和学。在六十二岁时汤顯祖明确指出须“学”与“才”结合，才可使“情”得以广传久远他说：“先王既往，而钟鼓筦磬之音未衰自汉以来，至于胜国冠帶之士，闾巷之人或鼓或罢，或笑或悲长篇短章，铿鋐寂寥一触而不可禁御者，皆是物也昔人常因其情之卓绝而为，此固足以传通之以才而润之以学，则其传滋甚然”[1](P1112)“通之以才而润之以学”，这句话从普通学理来看似乎很周全但在晚明倡导个人情感主义自甴表现的思想背景上来看，这确乎表现了汤显祖的思想逆复——这对于其个人和整个文坛都是如此因为此说所传达的是“学”的主导意義，而不是“情”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