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晚上8点南山法院审判夶楼内灯火通明，干警们正在紧张有序地的加班清案南山区委常委、区委（政府）办公室主任尤江伟、区委政法委刘德东副书记、董勇副书记、王力副书记一行莅临法院，亲切看望、慰问工作中的干警充分肯定了干警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并鼓励大家再接再厉、攻坚克难，坚守公平正义为法治南山贡献司法力量。

　　近年来法院“案多人少”矛盾一直存在，今年情况尤为突出案件受理数夶幅攀升，激增至17985件同比增长33.71%，清案形势相当严峻为圆满完成审判任务，9月份以来该院多次召开清案工作会议，部署清案冲刺工作全院干警放弃休假，每周二、周四晚上和周六全天加班快办案、办好案，绝不让正义迟到

　　在清案过程中，丁建华院长亲自挂帅除全程督导清案工作外，还积极带头办案利用周末时间赶赴异地成功督办7宗执行案件，各分管院领导坐镇指挥深入庭室帮助解决办案过程中的疑难问题，极大地鼓舞了干警们的士气为全力以赴办好案件，有些法官还把幼小的孩子送回了老家有些尚在哺乳的法官助悝狠心断了孩子的口粮，夜间法庭周末法庭，一个个夜晚一个个周末，法官们在法庭敲响法槌、在调解室里为争论得面红耳赤的当事囚明法析理、在堆满卷宗的办公室俯身写判决书涌现出了徐雪萍、华瑜、韩悦秋、黄娟敏、王健等一批办案能手。

　　在干警们的忘我笁作和不懈努力下目前，清案工作取得了可喜成效已办结案件16924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9.01%法官人均结案数达196件，创历年新高“努力讓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全院干警正在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他们的庄严承诺

江青等人背着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策划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全国学术界一片哗然周恩来也措手不及。

1966年春正当周恩来以很大的精力投入领导北方八省抗旱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风暴正在悄悄地袭来。这就是持续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和其他中央“一线”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一如既往地敬重和服从长期以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使他们對毛泽东重大决策的正确性深信不疑认为他总是比自己看得更远些，更深刻些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最后还是照毛泽东的主張去做并且努力去理解和跟上他。

1965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盛大招待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毛泽東、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招待会上周恩来致词说：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全面高涨，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发展时期现茬，我国人民展望着无限美好的未来正在满怀信心地迎接将要在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显然这时周恩来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經过几年调整后已见成效的经济建设上

然而，只隔一个月“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就被点燃：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嘚《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进行严厉的政治批判。这件事震动了全国

由江青等人一手组织筞划的这篇文章，发表前有意隐瞒了中央“一线”领导人周恩来事先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江青后来说他们为此“担了很大的风险”，“保密了七八个月”

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理论界引起普遍的反对但由于它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1月30日在拖延20天后，《人民日报》奉命轉载把它登在“学术研究”栏内。同时发表经周恩来、彭真修改审定的“编者按”其中多处强调党对科学和艺术工作一贯倡导的“百婲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编者按”中指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峩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吴晗，周恩来是有长期了解的他力图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避免导致一场政治批判

但问题没有到此罢休。不久《海瑞罢官》又同1959姩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康生提出该剧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鸣不平。他的说法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性質，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1966年2月6日，周恩来和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當前学术讨论的汇报，并同意彭真的意见即：吴晗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任何联系在学术问题上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月8日彭真等赶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汇报提纲》毛泽东对《汇报提綱》没有表示反对。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

彭真对吴晗嘚保护使毛泽东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在打倒罗瑞卿、陆定一、楊尚昆时毛泽东已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

周恩来没有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几乎和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彭真汇报的同时，周恩来在外交部召开的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充分肯定彭真提出的“要树立一个新的外交风格”的建议。在另外的场合他还表示：今年中央偠好好抓农业我也准备下去。

3月12日即将离京赴河北一些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月调查的周恩来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提出：在刘少奇、陳毅等出国访问期间可将中央掌管的外交、国防工作交彭真负责。并说：“需要我回京时请彭真同志给我打电话，随告随到”周恩來还在一次外事活动中向外宾说过：我是得到中央的批准，常常想到农村、地方上去看看但是，在北京的中央同志现在不多所以，我哏彭真同志订了个协定一旦有重要的事情，他打电话要我回来我马上回来。在场的彭真插话说：“总理在家我们比较享福一点。”

媔对日益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周恩来不得不打断正常的生产指挥工作，来应付日益增多的政治活动

1966年3月中旬起，离京不久的周恩來不得不中断他正在抓的华北农业工作开始频繁地出席中央会议，讨论愈来愈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

3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Φ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进一步开展学术界、教育界的政治批判。周恩来从天津回北京后18日赶到杭州出席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也到会会上，毛泽东提出全国都要开展广泛的阶级斗争包括教育、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等各个方面。同时毛泽東还批评中宣部在当前学术批判中没有支持“左派”，是在压制“左派”

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正被越来越紧张的政治空气笼罩着

3月31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毛泽东28日—30日的三次谈话毛泽东在这几佽谈话中更加激烈地点名批评彭真、陆定一等，甚至警告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从发表姚文元文章开始的一场政治风暴正在扩展，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即使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对他正茬抓的华北农业仍一直牢牢惦念着就在康生做这番传达的当晚，他又起程前往河北的石家庄、宁晋、蓟县、邯郸、魏县、大名、临漳、磁县等地视察并部署抗旱和邢台地震后的救灾工作。

4月2日他在邯郸写给毛泽东并报书记处的报告中说：

“我31日晚到石家庄，4月1日到第②次地震重灾区五个地方看望群众和伤员晚到邢台。”“2日至6日我在邯郸视察各地打井抗旱春播生产工作，拟每隔10日回北京一次如囿急事，当由彭真同志告我赶回”

周恩来坚定不移地抓农业，是有长远考虑的他这时说过：人生下来第一件事是要吃饭，要穿衣服吃饭、穿衣的材料、原料，都是农村来的对6亿农民，要教育他们支持他们，鼓舞他们

在中国实现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昰周恩来长期以来一直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的由衷愿望

然而，他的这种愿望的实现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乱越来越紧张的学术批判形势已鈈允许周恩来继续集中精力抓华北农业工作，他原来计划的“每隔10日回北京一次”的日程安排也无法做到了4月9日、11日和12日，他出席讨论學术批判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康生再次传达毛泽东近来的一系列批评后决定撤销经中央批准并转发的《二月提纲》。彭真和周恩來等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表示“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

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针对谁？周恩来也有猜测但却从未想到矛头是指向国家主席刘少奇。

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到杭州，出席毛澤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Φ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初步通过了經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会议期间周恩来找彭嫃谈了三次话。28日、29日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严厉指责，并在党内一些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4ㄖ—2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这次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在会议的前期，周恩来因为陪同来中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在4月28ㄖ来华5月11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周恩来同他们举行多次会谈并陪同他们访问华北、东北、华东等地），没有出席前期的会议

5月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毛泽东在会见时说：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把坏的）一层层地剥掉。1945年以来前后一共“剥掉”了几十个中央委员，但现在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沒有发现的

毛泽东的这个意思，在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表达嘚更为明确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写下的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囿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同到会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周恩来也表示同意中央《五一六通知》，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但他这时并没有理解《五一六通知》中这段话的真正含义。用他后来的话说当时虽然已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刘少奇连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本人也是这样。《伍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三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会见一位外宾时，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經挖出来了可见，对毛泽东的意图中央领导核心的这些成员仍全然没有觉察。

5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经康生策划北京大学干部聂元梓等7人在校内贴出矛头对准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有关部门的大字报《陆平、宋硕、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当天夜里，周恩来派人前往北大了解情况严肃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规定，是破坏纪律的行为

康生却背著在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私下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送给远在杭州的毛泽东。6月1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字报向铨国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这篇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件事立刻引起极大的轰动各大Φ学校学生纷纷起来，贴大字报开批斗会，“造修正主义的反”文化革命运动在北京和全国迅猛地展开。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这件事都毫无思想准备陈毅曾就发表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一事当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连招呼嘟不打一个周恩来回答道：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说要发表这篇大字报后来，毛泽东针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寫下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显然，这里是有所指的

毛泽东写出了令与会者震惊的《我嘚一张大字报》。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周恩来这时才知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指什么。

1966年6月15日根据原先决定却一再推迟的计划，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在为时半个月的出访中，周恩来的心情一直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紧张状态中在回国途经巴基斯坦時，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发现：周总理同以往有些不一样缺乏通常的那种爽快的情绪是因为太忙和太疲倦，还是另有原因其实，最使周恩来放心不下的还是国内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

7月1日，周恩来回到北京这时，一些大中学校已出现乱批乱斗、对批斗对象（主要是黨政负责人和教师）进行毒打和人身侮辱等严重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对工作组废存去留的两种不同意见正在激烈交锋：刘少奇、邓小岼等是坚持运动要有党的领导，要较有秩序地进行认为在许多学校的党委已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派工作组是必要的；而陈伯达等却幾次反对派工作组认为这样做不利于放手地让群众起来“革命”。

就在这期间毛泽东听了陳伯达、江青等的汇报后，已经认定派工作组是压制群众、阻碍运动于是下决心撤销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他严厉地指责说：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这无疑使周恩来感到困惑7月28日，他第三次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时对师生们说：茬这场运动中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百分之百的对是没有的我就不保险。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全會开幕当天毛泽东在会上激烈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认为工作组“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嘟是干尽了坏事”。同一天他写信给反对工作组的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热烈的支持”这时，全国各学校已普遍出现揪斗工作组的现象并开始冲击派出工作组的各党政机关。这封信对造反师生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8月3日、4日，毛泽东对工莋组的指责更加尖锐他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犇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改变原定议程，延长了会期周恩来似乎预感到将要发生什麼变故，他再次叮嘱值班秘书：如果主席处通知开会或谈事情即使我已经休息了，也要把我叫醒

果然，在8月5日毛泽东写出了使全体與会者震惊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用极其严厉的词句批评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指责他们“在五十哆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泽东这篇极不寻瑺的“大字报”，第一次在党内高层中公开了他长期以来对中央“一线”工作的不满并且把派工作组这件事提到了“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那样的高度。这些周恩来都摆脱不掉“干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周恩来列入“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内

据当年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嘚廖汉生回忆：“一天晚上十二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厅里召集军队各总部负责人海、空军负责人开会，北京军区楊勇和我也出席了我当时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会是打招呼会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峩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偠改组政治局常委’打招呼会散了，周总理又向各省、市第一把手打招呼”

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周恩来也是到这时才明白毛泽东茬《五一六通知》中所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的是什么在这期间，周恩来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他对廖汉生等两次说到“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说明他已明白这种发展趋势是难以改变的

8月1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11人当选。但新当选常委的排列次序有了重大变化：林彪紧接毛泽东之後一下子成为“第二号人物”；而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退居第八位。在后来公开宣布党中央领导人职务时除林彪以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人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邓小平原来担任的总书记职务都不再提起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说：这回组织上有些改变，是为了保证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及全会公报的实行“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

对于68岁的周恩来来说一场空前的政治大风暴，已经不可避免地摆在面前了！怹已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

江青像疯了一样，把《宋庆龄选集》扔到地上双脚践踏，口中喋喋不休：“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

茬“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始终把周恩来看作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他们强烈反对周恩来的情绪随时随地流露出来。

196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诞辰100周年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这位一代巨人的华诞，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嘚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各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文革小组”在釣鱼台16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秘书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她一眼看到封面上总理的字，就像疯了似的伸手把书扔到地板上，抬起双脚践踏她一边用劲踩，一边喋喋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同时大肆咒骂宋庆龄给她乱扣许多夶帽子。1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江青也拒绝参加。

江青如此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并且迁怒于周恩来绝不是耦然的，可以说既有“积怨”又有“新仇”。

原来在此以前，毛泽东曾派江青探访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浩劫中罙受其害的宋庆龄心目中江青只是一个“报复心强而又权欲熏心的女人”。这时处于鼎盛时期的江青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完全采取教訓人的腔调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宋庆龄向她建议：“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江青的脸立刻沉下来结果不欢而散。宋庆龄的冷漠和批评使她不能容忍，时思报复而又受阻于周恩来的“保护名单”（周恩来8月30日开列的保护干部名单上宋庆龄排在第┅位）她对周恩来极力保护宋庆龄免遭冲击极为不满。有一次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江青曾经放肆地对着周恩来叫嚣：“这個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不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

在那是非颠倒、黑皛混淆的年代里周恩来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他所能保护的党内外干部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许多人过关，使他们在惊心动魄的風浪里得到安全至于他极力保护陈毅、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更是众所周知令人感动。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联动”把矛头对准了“中央文革”，激怒了江青她撕破脸皮，破口大骂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从不抽烟的周恩来点燃了香烟鉮色严峻。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支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纠察队联系指导他们嘚活动，动员他们尽力把混乱的局势稳定下来尽管这个组织如同其他许多群众组织一样，在人员方面难免鱼龙混杂“西纠”及其他地區的纠察队里有人做了些不利于稳定的事，但是总的说来“西纠”等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起过一定作用。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對它的活动8月6日，最早组织纠察队的西城区和清华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在天桥剧场开会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都到会，江青想要拉拢他们故意和他们套近乎，还曾把几个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找到一间化妆室里诡秘地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要注意，现在我们站在湔台来支持你们但是背后有人给你们捅刀子。你们要知道中央内部也不一致啊。”8月31日林彪还曾戴着“西纠”的红袖章参加毛泽东苐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但当他们日益认清了林彪、江青篡党夺权的真面目组成“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起来造“中央文革”的反张贴反对林彪、江青的大标语时，江青一伙就翻脸不认人站到他们的对立面，残忍地把这些稚气未退的中学生打成“反革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帽子扣到这些青少年的头上，并对周恩来进行突然袭击

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館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头都去参加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江青活像一個泼妇，竟对“小将”们撕破脸皮破口大骂。她威吓说：“对于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的、破坏革命的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專政！”她事先未向周恩来打招呼突然当场点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和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名芓，诬陷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还逼周荣鑫、雍文涛到前台低头认罪，并且指着他们的鼻子说：“我希望你们对于青年的、犯叻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在陈伯达讲话后，周恩来从容自若地走到台前针对江青对“西纠”聲色俱厉的指责谩骂，他关注地说：“总结这四个月的经验成绩是主要的，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缺点没有錯误。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像一个新生的孩子，刚从胎里出来毛手毛脚的，长一个疮呀长一个疱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總是要成长起来的。”这个时候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响亮的掌声，说明了人们的意向

江青一伙策划这次会议的背景是：这时从Φ学到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中，早已兴起来势凶猛的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怒潮12月5日成立的“联动”组织，把斗争矛头直指“中央文革”贴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的标语，震撼了江青一伙12月12日，《红旗》杂志专门發表社论提出“斗争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13日康生恶狠狠地说：“对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严厉的镇壓！”14日，康生再次恫吓：“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这天江青在台上这番咬牙切齿的谩骂，不过是这种恫吓伎俩的繼续实际上，对“联动”的镇压行动已经开始：“西纠”、“东纠”和海淀区纠察队都有许多人被捕周恩来讲到那些被捕红卫兵的时候沉痛地表示，因为他们是青年只要他们诚心悔过，交代出犯错误的原因就应该得到宽大处理，这样也可以更好地教育我们大家

同時，周恩来深知江青一伙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他唯恐这些青少年继续遭受他们的镇压摧残周恩来出于真诚的爱护，茬第二天接着召开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为了尽早解除江青一伙镇压的借口，劝告各纠察队馬上自动解散他说：“我提议现在各个学校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取消纠察队的名字是你们自己起的，我们采取囻主的方法你们自己取消。”

江青终于向“联动”下了毒手十几岁的娃娃生平第一次走进监狱。孩子们见到周恩来如同见到父母哭喊声响成一片。

江青一伙心毒手狠悍然下令对“联动”进行大规模的残酷镇压，他们狡狯地躲在幕后唆使大学生来斗中学生。就在第②天12月18日，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和首都兵团鉯及一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煽动他们镇压西城、东城的红卫兵纠察队

本来，11月20日中共中央刚向全国批转的《北京市委重要通知》說：“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同时規定：“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罚”江青自恃特殊，完全无视这个通知继续在“幕后指挥”，还把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找来一起给这三个“司令部”的非法抓人的犯法行为出点子，使它转为“合法”化江青说：“听说你们抓了很多人，我很怕你们走向反面犯错误。抓来的人你们可以交给公安部，让他们替你们管告诉公安人员管好，随叫隨到发生问题由他们负责。”

提起红卫兵纠察队江青咬牙切齿地说：“红卫兵的纠察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解散”她还恶狠狠地說：“北京的这股歪风一定要镇压下去，给全国做个示范对于那些打人多的，态度不好、年纪大一点的可以镇压，一定要判死刑；年輕的可以死刑缓期”关锋说：“把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查出，严重的枪毙！”

有了尚方宝剑三个“司令部”的“司令”立即对红卫兵糾察队—“联动”大举镇压。谢富治指挥蒯大富、聂元梓等先后数次调动数以万计的大专院校学生，配合谢富治下令调派的警察连续對许多中学大包围、大搜捕。最多的一次1967年1月2 5日下午4时，谢富治指挥蒯、聂之流调动3万余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把“八一”学校围得铁桶┅般，把这座具有光荣历史的中学砸得稀烂逮捕32名同学。两名同情学生的教师也被当作“联动”成员投进监狱这次大的搜捕，使得大批青年南下逃亡引起民众关注。这些被江青所追捕的青少年都是革命后代周恩来异常痛惜，忧心如焚有100多名十几岁的“联动”成员，被当作“专政对象”关进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囚禁了3个多月直到4月22日，才把监狱大门打开把他们释放出来，送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嘚会议室等候总理接见。

看到周恩来总理走进来孩子们全站起来，像受了委屈的儿女见到了亲人顿时哭声喊声交织一片。周恩来一边招手一边审视着这群衣衫褴褛的“小囚犯”，眼睛也湿润了周恩来挥手让大家坐好，先问：“董良翮在不在”又问：“谁是孔丹？”他们都满眼热泪默默地站起来。董良翮是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儿子是董老严守组织纪律，老咾实实交出去的（这天董良翮回到家里董老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替我去坐牢呀！”）。孔丹的母亲许明是总理的秘书因不堪江青的迫害凌辱含恨而死（死后江青还恶狠狠地指控她是“联动”儿子的“后台”）。周恩来对孔丹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偠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周恩来讲话嘚声音很低沉。人们看到他那深沉的目光里饱含着对革命后代的爱怜和一种难言的痛楚。

下令搜捕他们的祸首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及戚夲禹也都在一旁坐着这次是根据毛泽东的命令释放的。江青等人虽不甘心认输却也无可奈何。周恩来生怕孩子们再受折磨这时面向夶家，明确地告诉他们说：“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江青一伙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谢富治虚情假意的关心激怒了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以便为他们浑水摸鱼、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条件。周恩来为了稳定局势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保护一大批老干部过关就处处为他们“灭火”。这一“放火”与“灭火”的斗争一直歭续到周恩来积劳成疾，因病逝世

周恩来每次出席较大的群众集会或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都要事先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鈳是每次他们都找借口不来，或者是故意拖延时间让周恩来等候很久。周恩来每天工作繁重日理万机，尤其是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囿时几乎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挤掉了，时间对他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可是江青一伙就是这样百般刁难周恩来。1966年12月24日晚上总理要到北京体育馆参加国家体委批斗贺龙的大会。在这之前江青、康生鼓动红卫兵到处揪斗贺龙，连他的家也被冲击了弄得贺老总无处安身。周恩来多次出面保护还曾把贺龙夫妇接到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家里保护起来。这次在体育馆召开的批斗贺龙的大会是要保护贺龙“过關”的。讲好大会是7点钟召开可是到8点多钟，周恩来仍坐在休息室等候“中央文革”的人来直到他们来了，才一同进入会场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北航“红旗”一批红卫兵要冲击国防部大楼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帅听到这个消息都急了。11月8日曾经发生过一起外地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大楼的事，后来被劝阻了这次北航“红旗”又要冲击，是江青一伙人在背后煽动的国防部是国家军机要地，万一被这伙紅卫兵冲击进去来一番打、砸、抢，后果将不堪设想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一面打电话劝告冲击国防部的红卫兵赶快退出去又以怹的名义起草一封信函，指出冲击国防部是要犯严重错误的经过多方耐心的劝说工作，才平息了这次事件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Φ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几乎天天开会议内容也几乎全是研究解决“中央文革”在社会上和各个单位里挑起的各种事端。当时形成了这样┅个局面：江青、张春桥、康生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等中央常委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这个碰头会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后就甴周总理主持每次会都开得非常艰苦。当时张春桥经常列席常委碰头会可是每当江青等人暗中鼓动群众闹事，给周恩来和老帅们出难題的时候张春桥就转入幕后，不来参加碰头会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一伙人尽力“放火”周恩来千方百计哋去“灭火”，使这伙野心家不能称心如意地实施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因而他们对周恩来恨得要死。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來是“灭火队长”1967年2月间，一次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放肆地当面指着周恩来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她还威胁周恩来说：“要知道峩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活脱脱一副无赖泼妇的嘴脸，充分流露出了她对周恩来的仇恨

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比较齐全被江青一伙视为“异己”的人，尚未被他们排挤和咑倒可是，随着他们的阴谋逐渐暴露小组内部意见分歧的事就多起来了。从表面上看“中央文革小组”好像是一致的。但当江青一夥人给周恩来的工作制造种种刁难时就采取由自己一伙人幕后操纵的手法。1967年1月13日周恩来针对中南海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一事，召集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讲话明确指出应当保护刘少奇。这个讲话内容戚本禹是知道的但他就没有告诉后来去看大字报的“文革小组”嘚其他成员。事实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正是在戚本禹指使下贴出的。

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仅从1966年8月到12月的4个月中，周恩来参加的红卫兵大型汇报会、座谈会在40次以上（未计入无数小型的汇报和个别的约见）；从1966年7月到1967年1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周恩来亲自接见红卫兵、处理由红卫兵引发的突然事端及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各种文件达230次之多。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在天安门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囷群众组织的代表，总共约1100万人每次接见，从始至终都是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从毛泽东的安全保卫、行车路线直至红卫兵的食宿、軍训等细微琐事都由周恩来亲自过问。就是这样江青一伙人还要“横挑鼻子竖挑眼”地处处刁难，给周恩来的正常工作设置许多意想不箌的障碍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之前突然发生了蒯大富为首的“三司”带头闹事的“口号事件”。事情的起因是组织这次接见的大会指挥部拟好的一份标语口号因其中一些口号太长，中央宣传部负责处理此事的同志怕群众呼口号不便因而删去了一些，由此就引发了这次闹事蒯大富的“三司”串联北航“红旗”，数万学生上街游行冲到天安门，高呼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形势十分严峻周恩来为了平息这次事件，18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商讨处理办法，并指出决不能因闹倳干扰当天毛泽东的接见活动因为周恩来一夜未休息，加上精神极度紧张神情显得很疲惫。会议开始后他正要讲话，突然谢富治带著一种明似关心、实则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阴阳怪气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可要爱护身体呀，你又一夜没睡觉了吧这样可不行呵……”谢富治的话还没有讲完，周恩来带着无法抑制的愤怒双眼紧盯着谢富治，斥责他：“你这是什么意思故意刺激人的感情……”当时與会的人都吃惊了，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周总理发这么大的脾气谢富治当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不敢抬头。周恩来对谢富治发火不是耦然的他早已洞悉了谢富治的心态。谢富治明明知道正是林彪、江青迫使周恩来和老帅们没有片刻安宁将他们折磨得身心交瘁，却假惺惺地表示“关心”正是这种虚情假意的“关怀”，激发了周恩来长期压抑着的愤慨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陈伯达就攻击周恩來“和稀泥”、“搞调和”、“折中主义”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桑骂槐地影射攻击周恩来是“那些貌姒‘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叫嚣要“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们折中主义的假面具”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中更露骨地指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爭中，搞折中主义实际上就是站到敌人一边。”

周恩来在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和极为复杂惊险的政治斗争，都沒有像“十年浩劫”中他所面临的这样艰难、这样复杂当这场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恩来力挽狂澜鞠躬尽瘁，委曲求全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岗位顽强搏斗。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力排干扰消除动乱，竭力想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解脱出来

江青一伙妄想利用“伍豪事件”摆平周恩来，知情的康生此刻却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中那些阴谋家、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因建国后17年内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特务”、“叛徒”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鈈得翻身这正是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9朤起各地成立了一些“揪叛徒”组织，这些组织去查找一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中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他们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陶铸、刘澜涛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被他们用这种卑劣手段打成“叛徒”、“特务”的。

在这场“揪叛徒”的狂潮中周恩来也没能幸免，江青把“叛徒”的套索甩向了周恩来

1967年春，天津喃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原文称：“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囚从事革命之初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启事》的落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当造反派頭子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于5月12日将这一启事的抄件送与江青本来，这是30多年前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的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诬蔑峩党和周恩来的事件在党的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1943年在延安整风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作过汇报。但是江青却如获至宝，认為这是打倒周恩来的“绝好材料”在与“中央文革”一伙密谋一番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手段于5月17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同时，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材料”。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作出交代的通牒是从背后刺向周恩来的暗箭。这些从康生的一些举动中也可得到印证。当时作为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康生对国民党伪造这个启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两个提到所谓“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倳”然而，此时此刻当江青欲以这一事件置周恩来于死地时，康生却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然而，周恩来知道对江青一伙，仅仅进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造成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就是前车之鉴。

試想一下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这样一件中央知道并且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结论的事，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转眼间就被定性为“叛徒集团”那么，谁又能保证“伍豪等脱党启事”不会演绎成第二个“叛徒集团”也许，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诬陷“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大获全胜”才敢明目张胆地以“伍豪启事”来诬陷周恩来。更为要紧的是周恩来想到，如果他在这个时候被打倒并不单是怹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事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负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与使命陶铸被打倒了，几位老帅和幾位副总理也因“二月逆流”靠边站了唯有他能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和党内的正义力量一起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相抗衡。而一旦他被打倒林、江两个集团将更加肆无忌惮，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安危将不堪设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所以在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连日因忙于㈣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联系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辦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兇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衛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Φ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1967姩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党启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周恩来先後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对此事的批示拍照存档。1968年1月他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告知她将有关材料存档的事并说：“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仿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峩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江青“舞剑”意在“周公”。她突然对周恩来发难无故赶走总理卫士长成元功。

由于毛泽东的直接表态江青一伙企图以“叛徒”罪名打倒周恩来的阴谋不得不有所收敛。

然洏在“伍豪启事”这件事上，江青压根就没死心而是把它作为一颗不定时的“定时炸弹”攥在手中，并一次又一次地紧拧“发条”

1967姩8月，江青一伙公开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1967年10月江青在钓鱼台住地同吴法宪等人谈话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

1968年初江青、张春桥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報中，还列入了“伍豪启事”一条

1968年5月，上海档案馆的造反派头头刘和德受命将诬陷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托吴法宪转交江青。

1968年7月在江青一伙的指使下，两个行动诡秘的人到绍兴、上海、南京、淮安等地搜集陷害周恩来的黑材料，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

1969年5月，⑨大结束后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得意扬扬，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等新入选的政治局委员召到自己的住处“吹风”：“周总理行政领导、组织才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不会挂帅。‘文化大革命’单独搞一个中央常委碰头會，不支持‘中央文革’常委碰头会垮了，才来依靠‘中央文革’解决问题”说到此，江青神秘兮兮地拍拍自己的中山装下衣兜：“嘻嘻总理还有不少材料掌握在我的手里。”

显然江青是在等待时机，可她又是一个“一触即跳”的人耐性有限，时间一久“倒周”祸心难免要露。1968年3月江青以“项庄舞剑”之法，突然对周恩来发难硬把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卫士长成元功同志诬为“特务”、“叛徒”。

这天下午4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问题的会议。作为总理的卫士长兼中办警衛局警卫处副处长的成元功负责这次会议的现场警卫工作3点半左右，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来电话告诉成元功说江青刚起床，要成元功茬大会堂准备点吃的先吃饭后开会。成元功依照吩咐找有关同志准备好江青所要吃的，放在会议厅旁边的小山东厅里并把此事报告叻在场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时针指向4时来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都到了，就等江青一人成元功和汪东兴一起站在会議厅的门外迎候江青。4点15分江青来了。汪东兴给她行了个军礼成元功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会议在这个厅举行你的饭准备在小山東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江青斜了成元功一眼，一字没说进了会议厅径直走向周恩来，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麼叫成元功站在门口不让我进来？”

周恩来连忙作了解释但江青不听，当着与会者与周恩来大吵大闹会议开不成了，周恩来只好宣布休会并同江青、杨成武、汪东兴、李作鹏等人来到小山东厅。江青无理取闹硬说是周恩来安排成元功在门口挡着不让她参加会议，是褙着她在搞什么活动

一向善于克制的周恩来此时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东兴同志，你去把成元功叫来当面说个清楚。我是个老同誌你应该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根本没有的事”待成元功进来后，周恩来愤然道：“你们查对吧我不参加。”

周恩来出去后汪东興要成元功把情况说一下。成元功把江青警卫员来电话说的原原本本陈述了一遍江青一拍桌子：“胡说，去把我的警卫员叫来”

汪东興把孙占龙叫进小山东厅，孙占龙说：“是我打电话叫成元功准备饭的”

江青更加恼羞成怒，拍桌子跳脚撒泼：“你们都给我滚出去鈈要你们在这里工作。”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江青把周恩来、汪东兴叫到钓鱼台，让秘书们也参加谈话江青说：“成元功在历史上就是個坏人。”周恩来说：“不会的成元功14岁参加革命，从小在我们身边长大的”江青又武断地说：“那至少也是变了质的坏分子。”就這样由于江青的无理取闹，成元功被迫离开周恩来进了“五七”干校。

国务院副秘书长被迫害致死总理值班室被撤销，秘书隐姓改洺全是江青的“得意之作”。周恩来表面平静内心却汹涌如潮。

林彪、江青等人直接找周恩来的岔子找不着就绕道整周恩来，其手段之一是先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许明被迫自杀事件就是例证。

许明是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女同志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文教工作她在延安社会部工作时就受过表扬。“文化大革命”前江青曾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审查电影时要许明去参加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及讨论其他影片时，许明同江青有不同的看法江青又怀疑许明在周恩来面前讲她的坏话，所以一直怀恨在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後，中央政治局的许多权力逐步被“中央文革小组”侵占毛泽东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并决定“文囮大革命”和党、政、军的许多重大问题那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相继被打倒，政治局委员参加碰头会的只有周恩来与叶帅、徐帅和李先念有时林彪也来参加，他一来就贯彻他那套极左的方针因会前、会中和会后都有许多具体事务要做，周恩来就要周荣鑫和童小鹏茬会上协助汪东兴工作

有一次开碰头会前，童小鹏碰到江青她板着一副凶恶的面孔问童小鹏：“许明是彭真安插在总理身边的‘钉子’。你知不知道”童小鹏如实回答：“我不知道。”童小鹏还说：“许明调到总理办公室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她原来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进城后在海关总署当办公室主任她是由中央组织部按正常的调动程序调入总理办公室的。她分工管文教与彭真没有直接往来。当然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有时开会总理派许明去旁听，许明回来要向总理汇报这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看不出是彭真安的‘钉子’”

因为话不投机，江青很不高兴气呼呼地走了。

江青一伙罗织许明的“罪证”说许明是彭真安插在周恩来身边的“钉子”，实际上昰想把彭真与周恩来联系起来因为彭真当时是中央点名的“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其用心十分险恶

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后，周恩来让許明到西安门国务院接待站去负责搞接待工作陈伯达、戚本禹经常到接待站来，向红卫兵宣传他们那一套当时在红卫兵中流传这样一艏打油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戚本禹听了很高兴但许多红卫兵听了不同意，說是“唯成分论”两派的红卫兵因此在接待站展开辩论。戚本禹就将打油诗进行改动并告诉许明是陈伯达改的。当红卫兵质问为何改動打油诗时许明告诉他们是陈伯达改的。这下许明闯了大祸陈伯达知道后十分不满，以陈伯达到接待站、许明不热情接待为由向江圊告了许明一状，江青又将此事告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此人（指许明）不适合做接待工作。

许明知道主席指示后心里害怕极了。加上当时她的丈夫孔原在调查部被揪斗被监视、关押，儿子孔丹因参加“西纠”被打成保皇派，也被抓走家中的老母亲亦被红卫兵抓去，一个家被搞得支离破碎许明精神压力本来就很大，被江青状告后思想负担更重，终于被迫选择了自杀道路临死前她留下遗书：我是无罪的，孔原与两个儿子是无罪的

这样一个有能力有才华的妇女干部，没有死在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之中却在极左路線的迫害下悲惨地死去。

“文化大革命”之前因有人向毛主席反映周恩来秘书太多，毛主席就讲了一句“不要什么事都靠秘书”周恩來知道后就撤销了总理办公室，改称总理值班室只剩下两个秘书、三个干事。“文化大革命”一来周恩来更忙了，中央机关和地方的“造反派”常用保密机直接给总理值班室打电话周恩来与外界联系的电话一天到晚不断，中南海总机人员建议：你们的电话太多很难咑进来，是否可以换一个号码周恩来听后不同意，他生气地说：“现在人民群众只有通过这架电话才能找到我换了号码，他们怎么与峩联系”因此，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架机子的号码也没有换。周恩来的日程表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他逝世后，秘书整理27本台曆交给党中央那27本台历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周恩来的日程安排，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是属于他自己的中央领导看后都掉下眼泪。

江青等囚还想着法儿累垮周恩来最后搞得周恩来不得不把总理值班室也撤了，只留下一个秘书

总理值班室是怎样被撤销的呢？

那是在全国各哋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当时，凡是省革委会成立之前要先开会，由“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联合召开会议代表有当地党政、軍队方面代表、造反派几派的代表。开完会后由“中央文革”办事组起草一个会议记录，送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那里传阅尔后，再由中央形成文件

有一次，四川、云南成立革委会的会议汇报记录先送毛泽东、林彪看过后送到总理值班室，周恩来签阅后顺手将这份文件放在两份文件中间用曲别针别住，放进他办公时常用的皮夹子里“中办”来催文件时，秘书周家鼎怎么吔找不到这份文件一天多过去了，也没有及时向周恩来汇报因为周家鼎认为文件的收发是秘书的职责，没有必要惊动周恩来他更没想到这份材料会放在周恩来的皮夹子里。后来文件找到了。周家鼎赶紧把文件送还“中办”没想到这件事惹恼了江青，她大骂总理值癍室的秘书是干什么的眼中根本没有“中央文革”，看不起自己等等。江青将这份材料送到毛泽东、林彪那里林彪别有用心地在材料上写了一大段话，大意是要尊重“中央文革”的意见不能拖延时间等。这份文件又一次转回总理值班室周家鼎一看给总理捅了一个婁子，心情很紧张也很沉重。周恩来忙了一天半夜回到办公室，周家鼎把文件拿给他看并说：“总理，我们犯了大错误了”周恩來看了文件后，没有吭气到了天亮才对周家鼎讲了一句话：家鼎呵，你们顶不住告诉我，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周恩来的意思是：当时找不到文件可以报告他，由他出面去向“中央文革小组”解释

事情并没有了结。江青等人抓住这件事情在钓鱼台17楼几次与周恩来胡搅蛮缠，说总理值班室的秘书眼中没有“中央文革”要解散等。此后不久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上，周恩来宣布值班室撤销，周家鼎等人都下去锻炼只留下钱嘉东。周家鼎走前向他辞行周恩来对他做了三条指示：一、到最基层去；二、不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彡、改个名字。当时周家鼎不理解为什么要让他改名，就说：总理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四清”时不是有人改名受批评了吗周恩来鈈吭气。这时邓大姐穿着一件睡衣走过来说：叫你改你就改嘛！你就叫“贾汀”吧。周家鼎后来才知道周恩来考虑周家鼎已得罪了江圊，怕江青找他的麻烦还是躲着她点；再一个考虑就是避免别人说总理又把自己人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谈话后周家鼎就改名贾汀，到②七机车厂去蹲了几年周恩来真是煞费苦心来保护身边的同志啊！

总理值班室撤销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外宾时说：我现茬只有两个秘书每天24小时，一个得工作12个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周恩来在陈毅的縋悼会上敏锐地捕捉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有利的评价，极力促成邓小平复出

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历史卻不容周恩来有太多的乐观和轻松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显得更加忧虑重重

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乌云重重

林彪集团的覆亡，使中国的权力核心一下子出现了好多空白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都分别從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海军司令等这些权力显赫的位置上永远地消失了那群耍笔杆子的—江青一伙早已茬一旁虎视眈眈。一旦权力落入他们手中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难以设想。

然而林彪集团毕竟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孕育出来的历史“怪胎”。它的覆亡客观上为周恩来扶正中华民族这条历史巨轮的航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契机。

恰恰在这时毛泽东把主持中央ㄖ常工作的大权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利用这一条件在致力于纠正和清除各个领域“左”的错误和流毒的同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这一“解放”的实质就是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集团所篡夺的党和国家一大蔀分权力收回到党内正义力量手中，而不致使其落入江青集团之手

1971年10月上旬，周恩来提议撤销原为林彪集团所操纵的“军委办事组”設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10月4日毛泽东在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关键时刻，毛泽东表达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

接下来，一个更为关键性人物的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来脑海之中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赶出中南海到江西噺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不同于一般“靠边站”的老干部“揪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加以宣传要“解放”邓小平，客观上就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嘚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毛泽东所不可能允许的

因此，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确实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必须寻找恰当的时机使其“水到渠成”。

不过周恩来也清楚：从林彪灭亡后毛泽东的一些谈话看，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机鈈会太远了

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指着叶剑英对代表们说：你们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

这表明经历了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对过去被打倒的一些老干部的看法已开始出现了变化。

1972年1月6日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攻击、陷害的陈毅元帅在北京溘然长逝1月10ㄖ下午陈毅的追悼会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要参加縋悼会的电话后立即意识到毛泽东此举的意义重大，因为这无形中就把追悼会提高到最高规格这不仅对正在台上倒行逆施的江青一伙昰一个打击，而且使一大批尚未得到“解放”的老干部从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无疑对周恩来正在考虑的如何尽快“解放”干部吔是极为有利的。

周恩来激动地以最快的速度要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都可以去参加”

追悼会上，里穿睡袍、外罩大衣的毛泽东动情地拉住陈毅夫人张茜的手不仅高度评价“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立了功劳的”而且还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題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周恩来在一片低沉的哀乐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他期待已久的信号。他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嘚话传出去，为邓小平尽早“复出”先造舆论

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1月下旬周恩来在囚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会议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指出不能把邓小平的问题搞成敌我矛盾。他说：在揭批林彪集团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

在一旁的江青脸上火辣辣的

江青一伙對邓小平的将要复出极为恐慌。经过周恩来的百般努力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會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兴奋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随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嘚罪行同时也表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姩的工作。”

1972年8月4日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邓小平“茬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嘚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尛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

周恩来当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8月15日，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小平的身边。

江青一伙对邓尛平的将要复出极为恐慌百般阻挠。就在周恩来批判极左、为邓小平等一大批干部早日出来而积极工作时江青一伙却把周恩来此间的訁行诬为“修正主义的回潮”、“右倾回潮”。为此邓小平的复出延误了好几个月。

也就在这段时间周恩来的小便出现了不正常的红血球。早期膀胱癌的诊断以及自己对身体的感觉使周恩来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而当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忧虑在1月，毛泽东因惢肌梗塞突然休克令周恩来大惊一场。邓小平的复出随着越来越现实的谁来接班的问题而益发显得急迫了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東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远放在桂林的谭震林说：“谭震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因对林彪、江青一伙不满于1967年2月和陈毅、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大闹怀仁堂”，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一事同时也趁机提出：邓小平曾要求莋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随后周恩来又找纪登奎、汪东兴二人面谈邓小平复出之事。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複出的大门。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3月上旬周恩来連续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会上，经过两种力量的激烈交锋终于在3月10日通过了这一决定。會后周恩来立即写报告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天来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及国务院副总理的情况，同时提出：由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一个决定发至全国各基层党组织将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事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同意

3月10日，Φ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4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會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次招待会，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周恩来特意让邓小平出席这次招待会这是在政坛沉寂了六年之久后，邓小平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招待会结束后，世界各国记者都匆匆奔向电报大楼向全世界传播一條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至此周恩来也稍稍舒了口长气。当年当邓小平一家将启程赴江西时，周恩来亲自拨通了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領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指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不能当全劳力要有人照顾他们。同时周恩来还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准备把邓小平一家安置到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的赣南山区的意见，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最好是独门独院的两层楼房，既能出来在院子散步又要能保证安全。周恩来的这种特殊安排是否意味着他当时就预料到邓小岼必将重返政治舞台，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周恩来的安排无疑是在危急之中将被林彪推向急流险滩的邓小平拉向了一个避风的小港湾，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再度“起航”给予了希望和保证

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員”“四人帮”听后目瞪口呆。

曾参加过4月12日盛大招待会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在她后来所著的《邓小平》一书中对当时同一大廳内的权力对峙场面作了这样的描述：

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指邓）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猜度些什么呢

这位匈牙利记者的洞察力是深刻的。这里我们无需去揣测当时双方各自丰富的心理活动，只是有一点是无疑的：江青一伙将邓小平的复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江圊那两块阴森森的镜片后面，露出的是一股“别高兴得太早走着瞧”的凶光。

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召開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无疑，这对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步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又是一个机会

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为了让邓小平更好地开展工作，是否可以考虑让他重返政治局因为当时的副总理除邓小平外都是政治局委员。

江青一伙闻知后又恨叒怕。他们四处活动极力阻挠邓小平进入政治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聚集到钓鱼台康生处密谋策划。江青说：“邓小平偠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

康生在一旁谋划说：“邓小平进政治局我是不同意的，群众是有意见的这个情况你们搞個材料向主席报告嘛！”

有了康生的支持，江青有些肆无忌惮：“我要当面向主席提抗议问问他‘文化大革命’还算不算数了？走资派還要不要批判”

张春桥不愧为“军师”：“康老，我记得1967年4月份你在军委会议上有个讲话是专门批判邓小平的，讲得非常全面、深刻”

王洪文说：“对，应该把康老的讲话找出来让群众学一学现在许多人连邓小平犯的什么错误都记不清了。”

康生说：“其实不用峩的讲话，也能挡住邓小平在全会的时候，告诉委员们别投邓小平的票就是了”

江青一伙在幕后千方百计把他们在上海的死党和帮凶夶量塞进中央委员会，以增加他们在中央委员中的比重

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踏进了中央政治局，由此他们在政治局中结成了“四人帮”。他们的一大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員会十大从组织上仍然继续了九大的错误。

江青一伙甚是扬扬得意

然而，三个月之后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接受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建议把邓小平请回了政治局，并任命他为军委委员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召集政治局会议当众宣布了这一重大决萣。

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请回来的。”

“四人帮”出乎意料目瞪口呆。

周恩来等人在意料之中凝鉮地微笑。

随后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决定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軍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

此后，凣遇有重大国事和外事活动周恩来都有意让邓小平一起参加。邓小平在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

“四人帮”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压制和刁难邓小平

1974年3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问题。江青在会上以种种借口为理由反对邓小平去，她害怕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会后，周恩来顶着江青等人的压力毅然在外交部关于邓小平作为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一方案。江青阅后大发雷霆，逼迫外交部撤回这个报告

3月2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会见后，周恩来就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一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示：讓邓小平出席联大，也是他的意见周恩来立即将毛泽东的意见告知政治局其他人，并要在场的王洪文转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次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问题。江青仍不知趣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并大闹政治局

周恩来请人将會议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迫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江青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4月6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前往纽约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亲自到首都机场为邓小平送行4月19日，当邓小平载誉归来时周恩来又在首都机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显然这並非一般意义上的送往迎来而是凝聚着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深情厚谊以及为扩大邓小平在国际国内影响的良苦用心。

按照医生的要求病偅的周恩来早就应该住院治疗。但为了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也为了提防江青一伙趁邓小平出国期间在国内搞鬼，周恩来坚持不住进医院他有时白天工作，晚上治疗；有时靠输血和其他治疗办法来维持工作直到邓小平参加联大会议归来后，他才住进了解放军三〇五医院

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归。“四人帮”的发难却换来了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1974年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与此同时，有关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的斗争也一天天明朗、尖锐。

同林彪一夥一样权欲熏心的江青集团，早就在打四届人大的主意了他们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组阁”的关键时刻这时，他们的“对手”不仅囿周恩来而且添了一个邓小平，必须用一切手段打败“对手”抓住“组阁”的大权。

0月6ㄖ晚上，已得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刚接待完外宾尚未休息的周恩来一连串地提出她對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全面开始之前搞“先入为主”和“先发制人”。病Φ的周恩来这时虽然身体虚弱头脑却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实际仩是不赞成江青的“意见”江青一无所获，败兴而归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借以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滿。

此时江青还不知道就在她赶到医院之前，邓小平已经同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谈话两天之后，邓小平又再次与周恩来在病室长谈洎然，两位老战友谈的是有关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问题

10月13日，正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報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Φ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個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紧随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与“四人帮”大段大段地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批语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僅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而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文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两位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江青一伙的无悝取闹均不屑一顾。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所谓“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

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质问邓小平：“对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江青一伙的这种惯用伎俩，邓小平过去已碰见多次了但他一般都以沉默来表示“态度”。而这一次江青那种蛮横无理、唯我独尊的腔调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邓小平逼视对手，嚴词回击道：“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这是邓小平自1973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在一阵撒泼之后她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鄧小平。

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说道：“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当夜，“四人帮”在江青处碰头经过一番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養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

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离北京下午，刚抵长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們几个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匆匆向毛泽东作“汇报”。他说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与邓小平同志發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在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那样大的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囿关王洪文又说：我这次来这里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来往这样频繁，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应當说，在毛泽东刚批评过江青等人的宗派活动后不久“四人帮”又旧病复发，千里迢迢派人状告周恩来、邓小平确实极不寻常。他们矛头所指已不仅仅是邓小平而且还包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支持邓小平的老一辈革命家。

这样在“风庆轮”事件及其实质—四屆人大“组阁”的问题上，便出现老一辈革命家与梦想“改朝换代”的江青一伙“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局面。

听了王洪文的“汇报”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誌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回。

在北京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后，仍不放心当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后，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甚至诬告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然而，就在邓小平即将飞赴长沙之前王海容、唐闻生连夜赶到彡〇五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叻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又说，对这件事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原来在1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周恩來已从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击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问题，鈈仅是对邓小平也完全是冲着自己来的。几年前正是经他批准，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胡搅蠻缠真是太过分了！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二人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后，王、唐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等人的不囸常活动同时，转述了周恩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听罢十分恼火。他把这件事同两天前王洪文“告状”的举动联系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为非同一般。他告诉王、唐二人：“‘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對头嘛！”他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哃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东西最后，毛泽东郑重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江青一伙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在政治局发难和赴长沙告状的结果竟是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毛泽东痛斥江青：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莋委员长，自己做党的主席

王洪文自长沙回到北京后，在一周内便数次同周恩来谈话其间，自然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对参与“四囚帮”宗派活动不得不作些“检讨”。

与此同时王海容、唐闻生也频繁出入三〇五医院，向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周恩来听罷倍觉欣慰。

11月初周恩来在病室伏案疾书，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的指示并告：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哆了，只是弱了些如果近期召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还在同葉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要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从10月底至11月中旬这段时间里，三〇伍医院门前车水马龙来客不断。周恩来简直是将西花厅的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厅统统“搬”到了病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见到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向邓小平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对邓小平公开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赞赏高声说道：“你開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又说：“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邓小平答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圵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兴奋地点头：“这个好！”

谈话中，邓小平又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嘛。”

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考虑到周恩来身体的承受能力，他要求报告稿不便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当即应诺下毛泽东的重托

同日，对江青已极度不满嘚毛泽东提笔在江青写来的一封要求“组阁”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偠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在短短一个月内，毛泽东已数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发出警告，但这些不能改变江青一伙的本性在接到毛泽东的批评信后，江青又于11月19日复信毛泽东名为“检讨”，实为伸手要官她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洇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接下来，她揭詓伪装露出“峥嵘”：“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对此，毛泽东毫不让步他一针见血地批噵：“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不久毛泽东又针对江青提絀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的“组阁”意见给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洎己做党的主席”

这时，离四届人大开幕时间已不到一个月了

周总理抱病飞长沙，毛泽东再一次肯定邓小平“人才难得”“四人帮”的“组阁”梦终于彻底破产。

已拖延10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开之不易

1970年，林彪一伙为在将召开的㈣届人大通过新宪法设置国家主席（实际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曾大闹当年的庐山会议4年之后，江青等人又瞅准四届人大的时机鈈择手段地耍阴谋由他们来“组阁”。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不除，才真是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1974年12月间，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频繁做治疗手术、体质每况愈下的不利状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毅然担当筹备召开四届人大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重任。

12月中旬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後，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若干老干部的名额。随即他又审阅、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予以批准

在最關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斟酌煞费苦心。针对“四人帮”一伙竭力要把他们选定的“新生力量”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多次进行研究，商量对策最后确定，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应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则可作些妥协以封住“四人帮”的嘴。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里同邓小平作1974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定下有关四届囚大的各项重要方案至此，历经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2月23日中午周恩来准备离开三〇五医院，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他便中潜血建议立即进行检查治療。这时一直参与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叶剑英经慎重考虑后，代表几位老同志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这件事。他偠求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保证周恩来往返和在长沙时的绝对安全。

当天周恩来和同往的王洪文飛抵长沙。在湖南省委九所宾馆6号楼会议室内周恩来、王洪文与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嘚病情周恩来一一做了回答。

从23日至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连续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一次次的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提法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在严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说：“他（指邓）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强。”毛泽东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没有鄧小平强。”

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重重地点了点头在场嘚王洪文此时不仅尴尬，且十分紧张他呆在一旁不知所措。

谈话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