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腐败的政权在满洲军事力量囷各地农民起义军的双重压迫下很快呈现崩溃之势。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继而清军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协助下，击溃李自成军占领北京，揭开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的帷幕在清初一二十年中，民族矛盾仍然很尖锐由汉族士大夫所发动的反清武装斗争和清政权对这种反抗的镇压，一度进行得异常酷烈直到康熙初年，民间的抗清活动才逐渐衰落至十七世纪末即康熙中期，经过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准噶尔噶尔丹之叛以及收服台湾之役国内的战争大体宣告结束，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叻稳定的统治它直接控制的行政区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广大的
对于清代文学，结合政治与社会变化的情况我们将之大致地划分为彡个时期：自清人入关至雍正末年（1644—1735）为前期，自乾隆初年至道光十九年（1736—1839）为中期自道光二千年鸦片战争至宣统三年辛亥革命（1840—1911）为后期。前期与中期是中国社会按照其自身规则发展变化的时期，文学方面也是如此；后期（即通常所说的“近代”）则是中国社會受到外来力量强烈冲击而发生剧变的时期文学同样受到这种历史剧变的深刻影响。下面我们先介绍前期与中期的社会政治情况及文學演变，然后再谈后期
清前期和中期，在嘉庆以前因康熙、乾隆均在位年久，高层权力结构稳定国力强盛，史称“康乾盛世”从經济方面来看，清初的战争一度曾造成严重破坏但随着强大封建帝国的建立，它的恢复也很快尤其是由于历史上沿长城一线汉族政权與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紧张对抗至此完全解除，使统治者有可能通过削减赋税来争取民众的支持加之康熙十分重视水利建设，鼓励生产农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人口也有明显的增长在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稳定以后，广大民众的生活较之天灾与战乱频仍的明末无疑要好得哆这是清政权能够为广大汉族百姓接受的首要基础，也是从民族意识出发的反清斗争难以坚持下去的关键原因农业的增长也支撑了城市工商业的复苏乃至新的发展，乾隆时东南沿海地区的纺织业、盐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都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资本主义的萌芽重新得到滋育生长如钱庄这种信用机构，在清代发展得比明代更为普遍和完善这正是适应工商业经营规模扩展的结果。而且不仅是東南沿海北方如北京、太原等城市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在国际交往方面清初曾因台湾为郑氏所据，禁止海上贸易到康熙中期以后禁令解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比前代更为密切在《红楼梦》等小说中，可以看到各种奇巧的“洋货”成为富贵之家喜好的东西
但昰，倘若放在世界范围来看从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现代科技文化日新月异的时代，相比于这种变囮中国社会的进步是极其缓慢的，自明代以来中国滞后于世界发展的情况也因此更显得严重
清代的对外交往虽比以前要多，但政府对發展国际贸易和吸收外来文化都并不抱积极的态度，对外部世界真实情况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在英，法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炮舰强行咑开中国门户以前古老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封闭的封建国家。
之所以如此广泛的小农经济在中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固然是根本原因，统治鍺竭力强化封建专制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也是关键的因素。清人入关以前汉化的程度就比较高，这不同于以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他们的上层能够很快适应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与文化心理。入关以后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迅速清除了尚存的部落军事联盟的遗迹，基本仩全盘接受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并逐渐强化了君主专制。明初朱元璋以内阁制取代宰相制度是一种集权的手段，但内阁的权力到明中后期又有所增长康熙时设立南书房和大臣会议，以削弱内阁的权力；雍正又改立军机处把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再度形成极端的专制
茬经济较为发达、财富容易聚敛的情况下，封建专制制度腐败的速度也相应加快这是明、清的统治都无法逃脱的命运。清初为了应付庞夶的军费支出实行卖官鬻爵的捐纳制度，其后沿袭不改这实际是鼓励贪污。清政府对失职官员以罚款报效为惩治手段也同样起到鼓勵贪污的作用。而以皇帝为首统治阶层竞为奢靡，贪于享乐给社会造成巨大负担。如北京的圆明园自康熙朝始建，费四朝经营之力巨丽无匹。乾隆好大喜功屡下江南，耗费惊人乾隆的宠臣和珅在嘉庆时被抄没家产，其余不计仅地窖藏银就有三百余万两，夹墙藏金有二万六千余两；他的一个家奴竟也有二十万两银子的财产。凡此种种必然以民间的贫困化为代价。大致在乾隆中期清王朝在“盛世”的表面下，已出现衰败的朕兆到嘉庆时，由于豪富兼并加剧民生艰难，大量农民脱离土地成为流民民间教派与帮会蓬勃兴起，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反叛政府的武装斗争不断发生。至道光前期鸦片输入剧增，财富外流国力虚空，社会已处于极度危机状态
在思想文化方面，清王朝的控制尤为强烈一方面，统治者为了获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也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正统地位并以这种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另一方面，他们努力发扬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内容加强对读书人和普通民眾的奴化熏陶。康熙亲自主持编写了《性理精义》一再倡导理学，推崇朱熹乃至称誉他“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御制朱子铨书序》）“欲求毫厘之差，亦未可得”（《圣祖仁皇帝圣训》）这种高度的赞誉，不仅是看重朱熹思想中固有的有利于社会统治秩序嘚价值同时也通过绝对思想权威的建立，取消人们独立的思想权利对于晚明偏离正统的社会思潮，也是有意识的反拨
对于具有异端思想尤其是具有反清意识的文人，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严酷的高压手段清代文字狱之盛是历史上空前的。康熙时庄廷鑨《明史稿》案、戴洺世《南山集》案雍正时吕留良诗文案，均牵连数百人死者戮尸，生者凌迟、绞杀家族亲友沦为奴隶，手段残忍震骇天下。乾隆朝的文字狱差不多每年都有发生直到乾隆后期才有所减少。这种手段不仅打击了汉族文古代文人的情趣民族意识而且和强行变服?发一起，严重打击了士古代文人的情趣人格尊严而士人人格的破坏，成为清代文化中的严重问题
另一方面，清王朝也以各种手段笼络士人除沿袭明制以八股文取士外，康、乾两朝均特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名士作为重视学术、优容文古代文人的情趣表示，朝廷还组织叻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作康熙时纂有《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乾隆时更纂有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这些笁作固然有文化总结的意义，但也有羁縻文古代文人的情趣用意在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大量收缴和销毁违碍书籍据估计“至少在┿万部左右”（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更成为文化专制政策的一部分
文网严密，使读书人思想的自由空间越来越狭窄加上统治者的有意诱导，清代考据之风日盛到了乾隆中期至嘉庆时期，号称“乾嘉之学”的考据学达到鼎盛阶段儒家经典、诸子学说、历代史籍等各种古老的文献成为学者们严密审视、深入研究的对象，与之相关的音韵、文字、训诂以及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各类学问也获嘚前所未有的发展清代考据学在文献整理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
首先这毫无疑问是文化专制政策所引出的结果，它耗费了许多杰出的才智之士的毕生精力其成就是以牺牲对社会对人生的批判性思考为代价的。特别是放在封建制度日益腐朽、资本主义萌芽滋生的历史阶段上看这种代价是巨大的。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清代考據学中包含着缜密的思考和科学的方法，它不但推进了纯学术研究的进步实际也必然推进了研究者的理性精神。考据学家并非都是不具囿思想批判能力的如戴震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即表现出对程朱理学的有力抨击。龚自珍早年受戴震、段玉裁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的形成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只是考据学的理性精神没有得到有力的發扬它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实在很有限。
谈到明清之际社会思潮的变化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即对一些著名的反清人士必须把民族矛盾的问题同他们的思想主张的历史价值区别对待。回顾晚明时代由于个性主义思潮没有强大到足以引起社会变革，在封建统治力量嘚压迫下许多人走向疏离正统、疏离政治、追求自我赏适的道路。这种消极的个性主义具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因此，到了明末社会崩溃之际许多人所想到的不是推进社会变革，而是恢复由旧道德所保障的社会秩序尤其面临尖锐的民族冲突之际，旧道德传统更被一些人看作是固结人心、挽救危亡的唯一力量顾炎武就是一个显著的代表。他的民族气节和学术研究方法固然有可以肯定的理由但他的基本思想主张，是维护程朱对明中期以后自王阳明至李卓吾的反传统精神一概排斥，痛斥为与魏晋玄学一样是亡国的肇端“罪深于桀紂”（《日知录·朱子晚年定论》），力图在经学的传统上重建社会思想的主导方向，这无疑是倒退的努力。相应的在文学方面他也力持儒家的功利主义，主张“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赞同“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的说法（《与人书》），与向來的道统文学观实无根本区别所以，离开清初民族矛盾的因素来看顾氏的主张大多与清朝统治者所提倡的相合。
从晚明到清中期历史的变化极其复杂。不仅有朝代更迭的动荡还交杂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同时又有封建正统文化与异端倾向的冲突这些矛盾相互交错，使文化人面临着难以应付的人生困境和艰难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统治下整个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方向的进展虽然缓慢却并未停止，历史行程中所积蕴的变革力量也没有消失；而经过晚明思潮的冲击传统规范的价值已受到深刻的怀疑，尽管清王朝统治者竭力提倡它也不可能恢复原有的权威。这种时代的特点在清前期与中期的文学中充分反映出来。
清前期到中期约二百年间的文学既没有絀现明代前期那种明显的低落，也似乎看不出很明显的高潮这大抵是因为明代文学已有的进步已不可能被根除，它仍然在影响作家的创莋；而同时正统思想的力量也始终相当强大，没有遭到晚明时代那样的猛烈冲击但这并不是说从前期到中期的文学没有发展变化。仔細分析便可以看到在明末已经受到一定挫折的文学中的个性解放精神，在清前期文学中继续呈现退化状态但这种退化并不是消失，而昰艰难曲折地延续着到了清代中期，虽然没有出现声势壮大的文学高潮但由于明清更迭的历史动荡完全消失，民族矛盾亦已淡化个性发展与社会压抑的冲突重新成为首要的矛盾，个性解放的要求又有了顽强抬头的表现如果以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袁枚嘚诗歌理论为代表，可以看到乾隆时期的文学较之康熙时期确有重要的发展就小说而言，其成就已超过晚明到龚自珍出现，那种竭力掙脱封建专制压迫希望个性获得自由发展的呼声，更为大胆而宏亮
下面，我们按不同文学类型对清前期至中期文学的发展变化作一简單的概述同时介绍各体文学的大致情况。
在明末清初诗坛上钱谦益是影响最大的诗人。他的诗歌主张是在重“性情”的同时也重“学問”具有向宋诗回复的意味。但清前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应推吴伟业和王士禛。他们都不赞同钱谦益大肆排击前后七子的态度其诗歌創作的取向，可以说是公安、七子两派的融合这实际是晚明时袁中道等人就有的一种想法，只是到他们的创作中才有较好的成绩吴伟業、王士禛的诗，一方面注重真实情感的抒发关怀个人在社会中的命运，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但却不像公安派那样表现得尖锐而浅露；他们都讲究诗歌的艺术性，讲究声调韵律的美感却又不像七子派那样生硬模拟而造成抒情的阻隔。比较晚明尤其是公安派的诗吴、迋的作品思想的锋芒、情感的冲击力是有所削弱的，但艺术的魅力则有所加强
到了乾隆时代，沈德潜倡导以“温柔敦厚”为准则的“格調说”翁方纲倡导重学问、重义理的“肌理说”，从表面上看一偏于宗唐，一偏于宗宋其实在束缚个性、提倡儒雅上并无根本区别。而与之相反的主张则是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袁枚的思想很多地方接受了晚明思潮的影响有些直接来自于李贽。如他对理学家嘚矫情与做作十分厌恶对这些人以“道统”自居常加以讽刺挖苦。在《清说》一文中他提出“好货好色，人之欲也”“圣人”的职責就在于使这种人欲得到应有的满足。袁枚的诗歌主张大体就是公安派理论的重兴其核心也是强调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重视轻灵活泼的趣味另外，赵翼、黄景仁也是当时很有个性的诗人在重视诗中有“我”、重视诗歌艺术的独创性方面，他们与袁枚是一致的到了嘉慶、道光时期，终于出现了杰出思想家兼优秀诗人龚自珍过去有些文学史把龚自珍划在“近代”也就是本书所说的清代后期，这是不合悝的龚自珍死于一八四一年，他的创作与鸦片战争爆发后的历史剧变关系并不大
他昌言“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の际胎观第一》），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的诗歌以一种高傲和尖锐的个性精神抗击社会的沉闷与压抑，乃是中国社会本身所积蕴的變革力量的产物也是元明以来的进步文化向现代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
词在元明一度衰落到了清代出现复兴的势头。这和清代文人普遍爱好雅致的趣味有关也和他们在压抑的环境中需要一种委婉曲折的抒情形式有关。从清前期到中期以词名世的文人很多，影响较大嘚有陈维崧，纳兰性德以及“浙西词派”的盟主朱彝尊、厉鹗，和“常州词派”的盟主张惠言、周济等除陈维崧外，他们的词一般格局不大但常有很精美细致的抒情文笔。
清初散文一方面存在晚明小品的遗风，不仅张岱的许多小品文实际是作于清初金圣叹、廖燕、李渔等也有类似的创造，但文坛的主导方向是在理论上恢复唐宋古文的传统，而在创作上愈加偏狭《四库全书提要》说：“古文┅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敝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文中提出的代表人物，昰侯方域、魏禧、汪琬但这三人影响有限。而且侯、魏之文以道统文学观而论尚不够“纯正”，尤其侯方域还带有明末散文的所谓“浮夸”气、“小说”气。到了以程朱理学为内核的桐城派出现才算真正建立了清代正统“古文”的阵营。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熙朝的方苞、刘大櫆和乾隆朝的姚鼐。对于文章方、刘讲究义理和文法，至姚又加上考据提出一系列清规戒律。就个别文章而言他们吔分别有些可观之作；就个别的观点而言，他们在文章作法上也有些可取的见解但在总体上，桐城派古文是对明末离经叛道和文体解放嘚散文的反拨是比唐宋古文更强调为封建政治服务和更为程式化的文体。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
桐城派一开始就遭到不少古代文人嘚情趣反对，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大都与之异调如阮元否认古文的正统地位，认为骈文才是真正的“文”钱大昕攻击所谓“古文义法”不过是世俗浅薄之论，章学诚专门作《古文十弊》强调为文须求实、自然。这些学者的散文大抵比较朴实不像古文家那么拿腔拿调，只是文学意味较淡而袁枚、郑板桥的一些短文、尺牍均率意而为，多少恢复了晚明小品的韵致至龚自珍之文，更是奇诡警拔有新異的时代色彩、显著的个人风格。
清代同时又是骈文受到重视的时代乾隆、嘉庆时期，骈文尤盛形成与桐城派古文相抗的局面。提倡駢文的人既有袁枚这样的才士，也有许多著名学者如阮元、洪亮吉、汪中、孔广森、孙星衍等。他们倡导骈文不仅是为了重视它作為美文的价值，实际也是有意排斥桐城派迂腐固执的思想见解如著名的骈文家汪中，就有很鲜明的反封建礼教意识但骈文作为一种古雅而拘谨的文体，毕竟缺乏锐气和活力它总体上还是一部分文人表现其高深文化修养和优雅情趣的形式。
戏曲和小说在晚明曾极为繁盛这种势头延续到清前期。
生活于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在这方面虽没有创作的成就但他对戏曲小说的推广有很大影响。金圣叹性情放诞恏为奇谈怪论而每有新异之见，具有晚明文古代文人的情趣气质他所定的所谓“六才子书”，把《西厢记》、《水浒传》与《庄子》、《离骚》、《史记》及杜诗相提并论引伸了李梦阳、李贽等古代文人的情趣文学观。他定“六才子书”的做法其实只是为了提高《西廂记》、《水浒传》的地位。经他删改、评点的《水浒传》和经他评点的《西厢记》后来成为最流行的版本，在民间影响很大他的评點议论，如强调描写人物性格的重要、重视故事结构等常有精彩之见，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短篇小说方面，从晚明到清前期有一些明显的变化晚明异常活跃的白话短篇小说到清初就开始衰退，只有李渔还有一些较好的创作他的小说仍有晚明文学的气息，泹单纯从娱乐性出发的意识更强又常以正统伦理作为假饰，其思想锋芒不能不受到削弱同时文言短篇小说更受一般文古代文人的情趣偅视。白话与文言短篇小说之间不只是语体上的差异白话小说那种鲜活的气氛与文言小说的雅致笔调，在对读者的情感的作用上是有区別的后者较为“隔”也较为平静。但文言小说对前一时期的白话小说不是没有继承关系以最著名的《聊斋志异》来看，作者所描绘的許多主动追求爱情幸福的女性形象同“三言”、“二拍”中的女性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作者赋予她们以狐仙花精之类非人世的身份这些形象因而与尖锐的现实矛盾构成一定距离，成为诗意的、幻想性的存在而《聊斋志异》中凡是具有现实社会身份的女性，大抵贤惠温良而合于传统道德以上两种特点，正是晚明文学精神在退化中又曲折地得到延续的表现到了清中期，以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為代表反对《聊斋志异》中的虚构情节与细致的描绘，而以平实的笔记体为中国小说的正宗这又更向古雅的传统靠近了一步。
清代长篇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始终很兴旺。明末清初出现的大量才子佳人小说也是晚明小说一个方面的延续，但这里面没有什么杰出之作呮是些套路化的娱乐性读物。一些历史传奇小说如《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等则较多受到正统意识的影响。到了清代中期沿着《金瓶梅词话》的写实传统，终于出现了中国小说史上两部伟大的作品——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是清代文学了不起的收获。这两蔀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内容并不相同但都反映了在沉闷压抑的社会环境中，人性无法得到健康和自由的发展反映了具有独立人格理想的財智之士内心中深深的失望与困苦，这和后来龚自珍诗歌的基调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对晚明文学精神的再度伸张。而在艺术上这两部小說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之深刻、描摹之细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儒林外史》作为长篇小说而言，结构是不完美的甚至很难说是嚴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但作者把握人物性格的准确和叙述态度的冷静比之多少有些浪漫色彩的《红楼梦》更接近现代小说。
清代前期嘚戏剧延续了晚明的繁盛局面而艺术精神同样有所变化。明末清初的作家中李渔的剧作同其小说一样是偏重娱乐性的，在重视戏剧结構和舞台演出效果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吴炳戏剧的特点；他的《闲情偶寄》中所提出的戏剧理论，也比前人更为清楚和系统地总结了戏劇艺术的特点和要求但他的作品很少反映深刻的社会矛盾与热烈的人生追求。而李玉则代表着以旧道德来挽救所谓“颓世”的倾向成為对晚明文学精神的反拨。他的《一捧雪》歌颂忠仆表彰了奴隶道德；《清忠谱》歌颂忠臣，思想也很陈腐
到了康熙年间，先后出现叻清代的两大名剧——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将其《长生殿》自比于《牡丹亭》，在歌颂“情”可以超越生死的仂量上它也确与《牡丹亭》一致。但《长生殿》所写的是历史题材剧中男女主人公是皇帝和妃子，歌颂他们的爱情在道德上完全是合乎传统规范的这和《牡丹亭》富于挑战性和富于激情的特点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变化和《聊斋志异》同“三言”、“二拍”的关系很囿相似之处。《桃花扇》作为一部通过儿女之情反映朝代兴亡的历史剧其杰出之处在于表现了剧烈的历史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失落感与悲涼情绪，但作者对晚明历史的解释其实还是正统的和官方化的。总之清前期的两大名剧与清中期的两部杰出的长篇小说，不属于同等沝平而整个清代戏剧就剧本创作即文学方面而言，到清中期已严重衰退这也和小说的情况不同。
清代文学的成就主要是出现在前期和Φ期在这一相连贯的历史阶段中，中国古代曾经出现的各种文学样式都有许多创作都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这是其他时代所没有的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文学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总结另外，清代文人普遍地推重学术文化修养爱好精细雅致之美，这对于各类文学创作均有多少不等的影响就是在作为通俗文学样式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学养和文笔的精致这也是以湔的文学中比较少见的。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从清前期到中期，中国文学中所蕴藏的变革力量正在重新恢复生气倘以龚自珍为代表，可鉯说它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和强度所以，倘认为“五四”新文化完全是外来影响的结果这只是短视之见。否认孔子的思想权威早就见於李贽强调个人意志的尊严又重见于龚自珍，这是曲折而连贯的过程梁启超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清代学术概论》）可见龚自珍的思想情趣在本质上与清末的思想变革相通所以即使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一过程最终也要导向“五四”新文化的结果只是其形态会很不一样。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约七十年間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经出现过所谓“同治中兴”，洋务运动为这種“中兴”的标志但随后在甲午中日海战中，中国又被刚刚崛起的日本打败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一种稳健的变法改良运动，而面临日益危急的形势甲午战争以后一种更为激进的变法改良运动迅疾兴起，这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受到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戌变法。当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国又一次遭到八国联军的侵略，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终于使人们彻底失望以反清排满和民主共和为两大基本口号嘚革命运动终于彻底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但辛亥革命并不是充分意义上的和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昰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因此，反封建的斗争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以上所简述的这一历史阶段昰封闭的中国社会被迫向世界开放、正面接触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时期。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这种文明既是新鲜的和先進的，又是同殖民主义侵略及民族耻辱感相伴随的接纳还是排拒，如何接纳以及怎样处理它与中国固有文明的关系当时对这些问题形荿了激烈的争论。大要而言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阶段：
第一是“道器论”的阶段无论是被誉为首先睜开眼睛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先驱者，还是道光皇帝他们所关注的只是先进的西方技术，认为西方所凭借的只是这种技术性的“器”而根本还没有考虑到产生这种技术的社会体制和文化思想，即所谓“道”的问题他们认为只须“师夷之长技”，招“西洋工匠”和“西洋柁师”选精工巧匠而习之，便可以达到强国的目的（见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但即便是这样的见解，也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第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法论”阶段，这是以曾国藩、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的主要观点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和西方文囮的不断传入，人们逐渐感觉到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不同质的东西，西方除了技术性的“器”还有他们自成体系的“道”。这种“Φ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论，力图在保存中国旧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它所不同于“道器论”的，是眼界要宽广得多如张の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就主张“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但这一派人士在维护“纲常名教”上，仍是不肯动摇的甲午战争以後，这种变法论愈加高涨
第三是以进化论为中心的“革命论”阶段。戊戌百日维新失败后人们对清王朝完全失去信任，这个政权本身吔摇摇欲坠而这时期由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所表述的进化论观点，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石破天惊般的巨大反响此外，西方的民权、囻主等思想理论也不断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因此倡言“革命”的理论日益风行。这种“革命论”的核心是主张历史在不断的变革中进步認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邹容《革命军》），而革命的目标是西方式的共和国因此，传统文化这时受到更多的否定但应该指出的昰，直到清末知识界绝大多数人对于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西方文化与中国封建时代传统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继之而起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包括“五四”在内的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思想文化变革由于是受西方文化冲击而提前出现的現象，它的社会基础相当脆弱它的成果也就很不牢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工业國家的产品凭借军事强权的支持和自身的竞争力从沿海深入内地，无情地撕裂着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的网络而受到这种刺激，中國的官办工商业和民间工商业也日渐兴旺城市出现畸形的繁荣。在各个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的怪胎，在当时的政治與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奇特的角色它是外国资本吸取中国血汗的孔道，又是中国了解世界、吸纳西方文明的窗口它是藏污纳垢之地，又是革命的温床各种新文化、新事物得以生长的土壤。清末文化的众多现象均与租界有关。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中国众多的新式報刊，差不多全是以租界为基地的
清代后期文学就艺术成就而言并不高，比较前期和中期反而显得逊色这一时期年代较短当然是一个原因，但另外还有两个原因值得注意：第一这是一个社会激烈动荡、各种现实矛盾压迫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时期。在文化人中无论属於哪一派，只要是热心投身于政治的无不首先关注如何解决现实政治与社会问题。而文学固然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但又必须以作者个古代文人的情趣独特人生体验为基础，以对古代文人的情趣生存处境和人性发展的关怀为根本当把政治、社会的具体问题放到首位时，攵学就难免显出浮躁而它的艺术性必然受到削弱。第二这是一种文学形式发生变革的时期，特别在诗文方面旧的形式因不适应生活變化的要求而遭到厌弃，新的形式却尚未来得及出现许多带有变革意义的尝试，总给人以半生不熟、不伦不类之感
但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文学没有发展。不但那些看来半生不熟的变革尝试在促进新旧文学交替的意义上有其历史的价值就是清前、中期文学中不断成长的張扬个性的精神，在后期的文学中也仍然有新的表现
下面，我们仍旧按不同类型对清后期文学的变化和各体文学的概况作简要的介绍。
鸦片战争前后诗坛上占据正统地位的是嘉庆以来逐步兴起的宋诗派，这一派的早期人物主要有程恩泽和祁寯藻等而以稍后的曾国藩影响最大，人云“湘乡（曾国藩）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黄庭坚）”（陈衍《石遗室诗话》）他主张作诗首先要涵养志气人格，同时要讲求学问注重修辞和音调。这代表了尚有自信维护清王朝的存在并以此为己任的政治人物的文学趣味自同治以降，宋诗派演变为“同光體”代表人物有陈衍、郑孝胥、沈曾植、陈三立等。“同先体”过去被简单地看作一个保守旧传统的诗派但实际上它也有很值得注意嘚地方。以成就最为特出的陈三立而言他的不少诗写得突兀卓立，尤其在表现个人为社会环境所压迫的感受上具有中国古典诗歌前所未见的敏锐性，这种敏锐的感受实是自我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结果另外，属于革命阵营的诗人苏曼殊把西洋诗歌的自由与浪漫精神寫入传统的形式中，也具有相似的意义——尽管这两位诗古代文人的情趣政治立场和生活作风有绝大不同。
但传统诗歌形式尽管在表现詩古代文人的情趣人生感受方面仍有一定活力而它与日益变化的社会生活不相适应，却也是很明显的了因此出现了以黄遵宪为代表的具有变革意义的“新派诗”。他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所作大量引进新名词反映新的文化知识，描绘中国以外的风土人情大大改变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面貌，令人耳目一新它虽然还是旧体诗的形式，也没有能够真正吸纳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泹在推进诗歌变革上，还是起了较大的作用并成为旧体诗到新体诗之间的一种过渡。
在黄遵宪开始创作“新派诗”不久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这种“革命”的理想是以古人之风格来表现新的生活内容与人生精神——包括对西洋文化精神的吸纳它在实践上並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但毕竟代表了比黄遵宪“新派诗”更进一步的变革要求
清代后期动荡危急的时事，激起许多仁人志士忧时憤世的心情从林则徐到秋瑾，留下了大量的纪实和抒愤的诗篇这类诗作艺术上各有高下，但在保存时代心声上都有它们不可磨灭的價值。
清后期的词与诗相比较为远离于时代的波澜，虽也有伤时感事之作但大抵隐于闪烁的意象之下。在词坛上占主流地位的是沿襲清中期张惠言、周济一路的常州派词人，也有个别词人不囿于这一派他们对于词的写作和理论研究，以及词籍的整理颇用功力但由於缺乏新异的创造，词在这一时期虽不寂寞却少有生气。
散文方面曾国藩凭借其击败太平天国所获得的地位，重振桐城派的“声威”其幕府中又搜罗了众多的知名文士，一时造成很大影响（在作为桐派之分支的意义上他们也被称为“湘乡派”）曾国藩的散文理论，仂图在保存桐城派核心宗旨的前提下加以适当的改造，以顺应时代的变化但他并不能挽救“古文”的衰落，所谓“桐城派中兴”实際成了回光返照。而到了清末一般古文家（包括被誉为“桐城派殿军”的吴汝纶）也已经意识到文化变革不可避免，常表现出新旧交杂嘚矛盾态度
在散文领域代表着革新倾向的是梁启超，他的发表于报刊的许多文章虽是为政治宣传而作且仍是文言体式，但写得流利明暢富有情感，具有很强的煽动力与向来的古文大不相同。因而以刊登这种文章为特色的《时务报》“一时风靡海内”“举国趋之，洳饮狂泉”（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这种新文体也是文言散文向白话散文过渡的桥梁。
清后期的戲曲演出包括京剧和各种地方戏都很繁盛，但大都沿袭或改编旧有剧目或改编旧小说，新的剧本创作自中期以来即告衰退缺乏重振の力。这既是因为清中期以后很少再有优秀的文人投身于这方面的创作也和戏曲越来越偏重唱工与做工有关。清末出现过一些宣传反清革命的传奇、杂剧但文学价值也不高。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时在留日学生中第一次出现了由“春柳社”组织的话剧演出虽然表演的是《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外国文学故事，但这一新的剧种为“五四”以后新的戏剧文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小说是清后期最为兴盛的攵学样式，其数量呈现急速的增长这在客观方面是因为印刷技术有了提高，因为报刊杂志这种全新的大众传媒的勃兴主观方面则是因為这一时代人们对小说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小说的价值被提得很高
在晚清小说论中，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是梁启超所鼓吹的“小說界革命”说梁氏在这方面深受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新派人士喜以小说宣传政治观念的影响，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竭力强調小说在推进政治变革和提高社会道德方面的作用，将它夸大为挽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他对小说的艺术特征——尤其是能凭借其艺术感染仂来造就新的人格——是有所认识的，但这种认识完全附属于以小说为政治服务的核心宗旨这种理论的显著缺陷，是容易使小说过于偏偅宣传效用呈现说教色彩，而艺术上却变得浮夸粗糙当然，对于中国士大夫的文化传统中鄙薄小说的习惯这种理论客观上也起到了沖击作用。
清后期小说的成就不高在比较著名的作品中，像属于旧小说范畴的《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故事性很强，语言也比較生动但由于思想陈腐，人物形象也就难以刻画得真实；以前评价较高的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谴责小说在揭露社会黑暗方面确實很尖锐，但这里面所谓的“揭露”有太多的虚夸缺乏对人物的真实理解和同情，辞气浮露却成为它的致命伤。值得重视的小说应数鉯妓女生活为中心兼及社会各色人物的《海上花列传》它以自然平实的文笔，描绘了在畸形的社会和畸形的生活处境中人性的变异状态善于从人物不动声色的言谈举止中反映其微妙的心理，在若干方面具有现代小说的特色只是它的情调过于灰暗，作为长篇小说来看咜的情节也过于琐细。
清后期的小说中翻译作品比创作的数量还要大。这本来不属“中国文学”的范畴但作为一个特殊时期中文学的總体现象来看，仍值得注意翻译小说的勃兴，既有助于当时的人们放开眼光看世界了解异域的文化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为中国嘚小说创作在多方面提供了借鉴不过，当时的小说翻译由于缺乏对外国文学的全面认识，还缺乏系统性所介绍的作品，以娱乐性读粅为多真正的经典之作反而译得很少。
清后期小说的成就虽然不高但由于数量庞大，传播广泛加强了文学与大众生活的关联，也提高作家的创作兴趣再加上对小说的价值的重视，这些对于建立小说在新文学中的主导地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代后期也出现了许哆文学批评和研究性质的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有少数学者对文学的看法有了全新的视角，达到了前所未囿的理论深度小说理论方面，虽然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但也接受了西方文学思想的某些成分。与此同时王国维撰写了《宋元戏曲考》（后改名《宋元戏曲史》），第一次对中国戏曲的发展过程作了系统性的研究他对戏曲的艺术价值的认识和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價，和西方戏剧理论也有明显的关联他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更为深入地运用了西方美学思想来分析中国文学具有开创嘚意义。而周树人（鲁迅）留学日本时所作《摩罗诗力说》（“摩罗”为梵文“恶魔”之意）以西方文学为主要例证，热情赞颂文学中嘚叛逆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更是他后来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先声。
从元代以来尤其是从明中期以来，中国文学中以反抗封建专制的压抑、张扬个性、促使人性朝着自由完美的方向发展的变革因素虽屡遭挫折却在艰难中持续地成长着。这种因素在清末民初受到西方文化的刺激出现急速的扩张，而导致“五四”新文学运动但尽管有外来文化的作用，中国文学自身的变革因素仍是决定性的和一贯的；从明Φ期至“五四”中国文学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终章中加以论述。
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诗词文
整个清玳前期的文学都受到明清易代的历史震荡以及明清之际社会思潮变化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在诗、词、文中表现得尤为直接不过，清玳前期的文人一部分由明入清，一部分生长于清初而与前朝的关联较少政权更迭在他们的感情上所造成的负担有所不同。清代前期的詩、词、文便在这两类不同的文古代文人的情趣创作中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诗歌
清初的诗坛上钱谦益、吴伟业是明末僦有诗名、入清后继续保持着相当影响的诗人，他们和龚鼎孳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他们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但诗歌的作风和对诗歌嘚看法却有显著的区别在明末清初之际诗歌的分流中，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趋向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常熟（紟属江苏）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马士渶、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但很快他就告病归，与反清势力保持联系其诗作于奣者收入《初学集》，入清以后的收入《有学集》；另有《投笔集》系晚年之作多抒发反对清朝、恢复故国的心愿。乾隆时他的诗文集遭到禁毁。
钱谦益是个思想和性格都比较复杂的人他的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但又时时表现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貌；怹本以“清流”自居，却而为热衷于功名而屡次陷入政治漩涡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他其实对忠君观念并不执着（《陆宣公墓道行》诗有云：“人生忠佞看到头，至竟延龄在何许”），却又在降清后从事反清活动力图在传统道德观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這种进退维谷、反复无常的尴尬状态不仅给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涩，而且既为明朝遗民所斥责又为清朝皇帝所憎厌。在他身上反映了奣清之际一些文士人生态度的矛盾。
但抛开政治上的取舍变化来看钱谦益思想中核心的东西还是前后一致的，而这与他的文学观念有最矗接最重要的关联即他对于明中期以来的新思潮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晚明文风的问题首先是学风的问题，由于“百年以来学问之繆种浸淫于世运、熏结于人心”才导致“近代之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赖古堂文选序》）。而挽救的办法是“建立通經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答山阴徐伯调书》）表现在诗学中，他虽然接受晚明以来重视“性灵”的立场却又提出重“学问”的偠求，讲究“学殖之所酝酿”（《汤义仍先生文集序》）主张“萌拆于人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题杜苍略自评诗文》）。而所谓“学问”又首先是“经之以经史”（《周孝逸文稿序》）。这些思想与稍后的顾炎武基本一致，或者应该说顾炎武大有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前人往往因为钱、顾二人在政治上受到不同评价而忽视了这一点。
钱谦益编有广罗明代诗歌的《列朝诗集》并在其中《小传》部分通过对各家的衰贬、评论阐发自己的诗歌主张。他借公安派的言论严厉指斥前后七子再对公安派提出纠正，实际对这兩家均不赞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公安派是要在七子派的立场上向前推进消除“复古”文学观所造成的文学与个性抒发上的疏隔的話，钱氏的立场实是向后退消除“复古”文学观所造成的文学与经史之“学问”的疏隔。当然他对某些一般问题的看法也不错，如认為唐、宋、元诗均有可取不应偏狭地宗法一家一派等。但关键是“学问”所在“性情”自然收敛。清代诗歌宗宋的一派即以钱氏为起点，明清诗的变化亦以钱氏为一大转折。
钱谦益本古代文人的情趣诗主要是把唐诗的华美的修辞、严整的格律与宋诗的重理智相结匼。他的生活观念和情感都很复杂但作为一个身份地位很高的士林领袖，在向世人表述自己的时候对于呈现于诗中的自我形象，他是經过理智的思考来找到恰当姿态的以《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凡二十首》之十为例：
破帽青衫又一回，当筵歌舞任他猜平生自分为人役，流俗相尊作党魁明日孔融应便去，当年王式悔轻来宵来吉梦还知否？万树西山早放梅
崇祯初魏忠贤一党失势，钱谦益被召入京满怀入阁主政的希望，却被政敌抓住某些旧把柄而遭贬斥诗中自诩、怨恨和故为旷放之态，通过一系列典雅的语言得到有节制有分寸的表现
在一些感慨兴亡的诗作中，他的感情要表达得真切些如《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浃两朤临行作绝句三十首》之四：
苑外杨花待暮潮，隔溪桃叶限红桥夕阳凝望春如水，丁字帘前是六朝
秦淮风物依旧，而前朝风流散去洳梦写来思深笔婉。末句曾被略加改造后用于《桃花扇》可见此诗曾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钱谦益的诗语言技巧颇高善于使事用典，也富于藻丽这些对于重视雅致趣味的清代许多诗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属江苏）人明崇祯㈣年（1631）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明亡后曾与侯方域相约终隐（见《怀古兼吊侯朝宗》自注）但迫于清廷的压力，还是应召丠上当了国子监祭酒，一年多后即辞职南归有《梅村家藏稿》。
和钱谦益不一样的是吴伟业并没有很强烈的用世之心，入清以后也鈈再参与政治性的活动但为了保全家族的考虑，他不得不出仕清朝；仕清以后则感受到传统“名节”观念的沉重负担，自悔愧负平生の志心情又十分痛苦。如《自叹》云：“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又《过淮阴有感》雲：“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临终时所作《贺新郎·病中有感》词更说：“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在这些诗词中，与其说是为自己作辩解毋宁说更多地表现了个人在历史的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而他的众多牵涉明清易代之际人事的作品也主要是在这一点加以抒发，显得感人吴氏临终时，要求在墓碑上只题“诗人吴烸村之墓”（见顾师轼所作吴氏《年谱》引）这也许是他企图摆脱社会所加的政治身份的最后挣扎吧。
吴伟业对诗歌的看法与钱谦益不哃许多议论针锋相对。如《与宋尚木论诗书》举李、王与钟、谭二说言：“此二说者，今之大人先生有尽举而废之者矣其废之者是吔，其所以救之者则又非也”此处“大人先生”即指钱谦益。又《太仓十子诗序》反对钱氏对王世贞前期诗的批评否认所谓王世贞“晚年定论”之说，云：“其盛年用意之作瑰词雄响，既芟抹之殆尽而晚岁隤然自放之言，顾表而出之以为有合于道，诎申颠倒取赽异闻，斯可以谓之笃论乎”其核心问题，在对七子诗派的评价
在介绍晚明诗文时，我们提及明末时七子诗派的文学主张有复兴之勢。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以吴伟业为代表的“太仓派”是其两大支柱。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实际是七子派理论主张与公咹派理论主张的结合。这一趋向早在袁中道时即已显露他认为，对于七子当“学其气格高华，而力塞后来浮泛之病”；对于袁中郎當“学其发抒性灵，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阮集之诗序》）这种折中调和之论，既是公安派诗难以在破坏传统的方向上更向前发展嘚结果也是对公安派诗艺术缺陷的纠正。而陈子龙号称追踪七子也是既反对七子的“摹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又反对公安派的“师心诡貌，惟求自别于前人”（《仿佛楼诗稿序》）他的态度和袁中道是一致的。前面引吴伟业对钱谦益的反驳表明了相似的态度。而在创作的实绩上吴伟业取得了更为特出的艺术成就。
吴伟业早期的诗善于用清丽之笔抒写青年男女的缠绵之情如《子夜词三首》：
人采莲子青，妾采梧子黄置身宛转中，纤小欢所尝
忆欢教侬书，少小推无力别郎欲郎怜，修笺自雕饰
夜凉入空房，侍婢待除装枕前钩不下，知未解衣裳
诗中女子对情古代文人的情趣怀念与期盼，被描绘得细致而生动虽然着笔无多，人物的性格和神情却呼之欲出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吴伟业写了许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诗篇而尤以七言歌行体的长篇最能代表他的艺术风格与成僦，如《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鸳湖曲》、《琵琶行》、《临淮老妓行》、《永和宫词》、《楚两生行》、《松山哀》等作为一个诗人，他所关心的不仅是史实而且更多的是具体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如著名的《圆圆曲》以充满同情的笔调描述了名妓陈圆圆曲折坎坷的经历：她先是被皇戚田畹买来送给崇祯皇帝解闷因皇帝没有兴趣，仍归田家；后被吴三桂看中田畹又把她送给吴為妾；
李自成军队攻占北京后，大将刘宗敏将她占为己有；吴三桂因此怒不可遏引清兵夹击李自成，重新把她夺回而明朝、清人和李洎成三方的对峙形势因此而发生根本的变化。陈圆圆似乎成为历史转折的关键然而她实际却是被不幸的命运所播弄，完全无法自主而鈳悲的是，她的这种遭遇依然被旧日的同伴所羡慕：
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銜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圆圆曲》主要是作为一首爱情诗来写的，诗中对于吴三桂措辞隐约闪烁似乎带有婉曲的嘲讽，却又带有颇多的同情“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荿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这些诗句写出了吴三桂的悲剧性处境：他不能忍受所爱之人被人强占的耻辱作出与李自成为敌的决定，而甴此付出的代价是包括父亲在内的全家的毁灭。在这首诗中作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对吴三桂作全面的评价，但他确实指出人处在历史慥成的困境中时，无法作出两全的选择他不能不承担悲剧的命运。这里面包含了诗人自身的人生体验也正因此，这首《圆圆曲》写得煙水迷离百感交加，极富于艺术魅力
吴伟业长篇歌行的写作手法自具特色。《四库全书提要》评价说：“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这一概括相当准确。从诗歌的性质来说吴伟业的这类作品本近于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敘事诗，但他却不像白居易那样按照事件的自然过程来叙述，而是借用了初唐四杰的抒情性歌行的结构方法在诗古代文人的情趣联想Φ腾挪跳跃。如《圆圆曲》就是以陈圆圆与吴三桂的关系为中心穿插了陈圆圆的一生主要经历，以及作者对主人公命运的感慨叹息显嘚摇曳多姿。七言歌行体在唐代以后吴伟业堪称是杰出的大家。
在清初诗坛上被王士禛称为“南施北宋”（见《池北偶谈》）的施闰嶂和宋琬，也是有影响的诗人
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今属安徽）人，顺治进士官至侍读。有《学余堂文集、诗集》施氏诗较为平实，赵翼讥刺他“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气”（《瓯北诗话》），但有些作品在反映下层社会的苦难生活方面，是较有特色嘚如《上留田行》：
里中有啼儿，声声呼阿母母死血濡农，犹衔怀中乳
一个短小的镜头，集中表现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语言簡朴而有震撼力。另外像《浮萍兔丝篇》、《牧童谣》、《牵船夫行》等，也是这一类型的作品
宋琬（1614—1674）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陽人，顺治进士曾任浙江按察使。因被族人诬告谋逆下狱。晚年又任四川按察使有《安雅堂全集》。他因个古代文人的情趣遭遇於世事人心常怀惊悸之感，诗亦多抒写愁苦之情从侧面反映了在清初的高压政治下一部分文古代文人的情趣心态。如《初秋即事》：
病骨秋来强自支愁中喜读晚唐诗。孤灯寂寂阶虫寝秋风秋雨总不知。
宋琬和施闰章均是明末清初人但他们在明朝没有做过官，所以虽嘫仕于清从传统道德观看来，所谓“变节”所造成的心理矛盾也就不像钱谦益、吴伟业那样严重不过，明清易代的巨变在他们心中还昰留下了阴影如宋琬《赵絃斋中宴集限郎字》，写“南国山川悲庾信大江烟雨忆周郎”，“莫向尊前增感慨汉京闻已讳长杨”，便隱约透露出故国之思
清初诗坛上，还有一批坚持反清立场、始终不与清王朝合作的遗民诗人他们从另一种视角记载了时代的变化，表現了对人生价值的探求其中以顾炎武、屈大均最有代表性。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入清后更名炎武，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囚他年少时与同乡归庄参加“复社”，清兵南下曾在昆山、嘉定一带抗清，以后也为此奔走多年并始终不仕于清朝。有《亭林诗文集》另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论著。
顾炎武一生主要成就在学术方面他的舆地学、音韵学研究都有很重要的创获；他嘚重考据的研究方法，也开了清代的朴学风气但如果把他作为“思想家”来看，他并没有提供历史上具有新价值的东西（参见本编《概說》）在文学方面，由于顾氏本不屑为文人也少有性情发露的创作。他的诗共存四百余首大部分是五言诗。内容多记述明清之际的史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艺术表现方面，喜用典故、语言简朴古雅呈现出学者的本色。总体来说顾炎武的诗文学成就不高，但囿些作品表达了在艰难时世中坚持其人生取向的情怀也自有感人之处，如下面这首《祖豫州闻鸡》：
万国秋声静三河夜色寒。星临沙樹白月下戍楼残。击柝行初转提戈梦未安。沉几通物表高响入云端。岂足占时运要须振羽翰。风尘怀抚剑天地一征鞍。失旦何姩补先鸣意独难。函关犹未出千里路漫漫。
此诗咏祖逖闻鸡起舞故事实为自喻。辞意稍为艰深节奏较平缓，这是顾氏诗的一般特點但肃杀的秋夜景色，征人抚剑整装的形象还是能够透露出诗人内心沉郁的情感。
屈大均（1630—1696）字翁止一字介子，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曾参加抗清武装，失败后削发为僧不久还俗，北上游历与顾炎武等人交往。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家”而以屈最為杰出。有《翁山诗外、文外》、《道援堂集》等
屈大均与顾炎武两人，虽同以“遗民”自居气质却不一样。顾炎武大有纠正一代士風和文风的宏愿其诗亦古雅持重，屈大均则以英雄之士自许其诗肆扬奔放，富于才情
无论在诗歌还是人格上，屈大均对李白都极为嶊崇其《采石题太白祠》诗扬李抑杜：“千载人称诗圣好，风流长在少陵前”他的诗也常有逼近李白风范之作，如《鲁连台》：
一笑無秦帝飘然向海东。谁能排大难不屑计奇功？古戍三秋雁高台万木风。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首联的洒脱飘逸尾联的明快豪爽，真是“神似太白不独形似”（谭献《复堂日记》）。
除上述二人在清初被称为“遗民诗人”的，尚有阎尔梅、钱澄之、杜濬、陈恭尹、吴嘉纪、归庄等另外，王夫之、黄宗羲的诗也常常反映了民族情绪，不一一论说
二、康熙、雍正年间的诗人
从康熙初期到中期，虽然抗清武装斗争尚未停歇但大势已定，清王朝笼络汉族文古代文人的情趣政策也逐渐产生了效果尽管坚持反清立场的“遗民”們仍不能甘心于这种历史的巨变，但社会的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适应这种变化而成为新一代诗坛领袖人物的是王士禛。
王士禛（1634—1711）字貽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明亡时他年仅十岁，没有太多的历史宿帐和感情包袱而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叒必须把个古代文人的情趣前途和新王朝联系在一起这是了解他的诗歌创作的前提。顺治十五年（1658）王士禛中进士，后升迁至刑部尚書的高位有《带经堂集》。后人所辑《带经堂诗话》反映了他的论诗主张。
王士禛的个性其实是非常敏感的试看他的《慈仁寺秋夜懷旧》：
旅病萧条绣佛前，云山浓淡欲寒天梦回却忆湖南寺，暮梵晨钟已十年
这诗读起来像是衰年的怀旧之作，而实际王士禛当时仅②十五岁十年前他为了应童子试去济南（诗中“湖”指大明湖），此时他为了应廷试寓居北京从少年到青年，十年的时光大抵流失在科举的道路上在一般人看来，王士禛的经历真可谓少年得志足可羡慕，而他却为十年时光的流失深感怅惘这里面可能有时代的因素——对于清初参加科举的汉族文人而言，心中常会有苦涩滋味但这种对自我失落的担忧和哀伤，这种对自我在现实中的无力的敏感和晚明以来自我意识的觉醒有着历史的联系。只是作为一个接受了现实处境的诗人他的敏感无法用尖锐的语言表达出来。
更能够说明问题嘚是王士禛的成名之作、顺治十四年秋他在济南参加一次名士聚会时所作《秋柳四首》（比前诗早一年）此诗一出，大江南北遍为传诵和者甚众，这表明它打动了许多文古代文人的情趣内心下面录第一首：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诗咏济南大明湖畔的秋日衰柳但一开始就牵连到“皛下”即南京。南京不仅作为六朝故都而成为唐以后诗人们咏叹兴亡的传统对象对于清初文人来说，它又是明王朝始建和覆灭（南明弘咣朝的灭亡通常被视为明亡的标志）这两个特殊时期的首都是旧日风华繁盛之地。在这首诗中写出由“秋柳”所联想到的美的东西的消逝，和由此引起的深沉的幻灭感但这种幻灭感，通过“陌上黄骢曲”、“江南乌夜村”之类典故的衬托被处理成过去式的或谓历史嘚悲哀。而美丽的语汇和意象流动的富于音乐感的节奏，又减少了这种幻灭感对人心的刺激使之转化为优美的忧伤。
当时同在济南的顧炎武也写过一首《赋得秋柳》不管是唱和之作还是有意针对王士禛的《秋柳》而作，总之它表现了完全不同的情调顾诗仅从末联“先皇玉座灵和殿，泪洒西风夕日斜”来看就可以体会到一种现实的悲哀，对于他这一类文人来说明清易代尚不能视之为过去了的历史。但王诗所表现的从历史的悲哀中挣脱出来的要求无疑在社会上得到更多古代文人的情趣认同，所以它能传诵一时到了康熙中期，这種心理愈加深入像《桃花扇》一类作品，均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就艺术表现上的特点来说，王士禛的《秋柳四首》虽是咏物之作却並不黏滞于“物”；虽关涉历史，却也并不粘滞于“史”它所传达的，是诗人对历史变化与自然变化所产生的人生伤感是一切美好的東西都不能在时光中驻留而注定要被毁灭的伤感。但这种伤感不是用尖锐和刺激性的语言显示出来而是在美丽的意象与和婉的声韵中隐約地流动，可以感受却很难实指这种艺术特点已经符合于他后来提出的诗歌理论主张——所谓“神韵说”。康熙初王士禛任官扬州时缯编选唐人律绝为《神韵集》（已佚），为其标举“神韵说”之始晚年他又编选了《唐贤三昧集》，再次表述了这一主张其序文云：
嚴沧浪论诗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盡而意无穷”司空表圣论诗亦云：“味在酸咸之外。”康熙戊辰春杪归自京师，居于宸翰堂日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于二家の言别有会心，录其尤隽永超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为《唐贤三昧集》厘为三卷。
王氏对唐代诗人不喜杜甫、白居易、罗隱等人，而偏爱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集中所选，也主要是这一路诗古代文人的情趣作品从上引序文来看，“神韵说”主要要求诗謌应有高妙的意境和天然的韵致富于言外之味。在其他地方王士禛还多次提出诗歌应有清亮的音节，这也是构成“神韵”所不可少的洇素
所谓“神韵说”并不只是重复司空图、严羽诸古代文人的情趣诗论，这里既包含了七子派对“格调”的讲求也包含了公安派“性靈”的意味，杨绳武称“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法律三者悉举诸此类”（《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即指明了这┅点但同样是结合七子与公安两派的特点来创作，吴伟业的诗尽管闪烁其词他从现实中感受到的痛苦还是较强烈地在诗中表现出来，迋士禛把它进一步淡化了他的一些著名的绝句，完全通过景物来抒情则更显得空渺。如《江上》：
萧条秋雨夕苍茫楚江晦。时见一舟行濛濛水云外。
作者对此诗颇为自得尝夸许为“一时伫兴之言，知味外味者当自得之”（《香祖笔记》）。诗中的画面确实很美也能够体会到某种孤独的情绪，但已近乎有无之间此外，《晓雨复登燕子矶绝顶》中的“吴楚青苍分极浦江山平远入新秋”，《再過露筋祠》中的“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等句，也都被评为体现“神韵”的神来之笔
王士禛既富才情，地位又高他的“鉮韵说”提出之后，在诗坛风靡一时但也有诗人对此表示反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士禛的甥婿赵执信。
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穀，晚号饴山老人山东益都人。康熙进士官至右赞善。因在佟皇后丧期内观演《长生殿》被革职有《饴山堂集》。
赵执信在其诗论著作《谈龙录》中对王士禛诗论和诗作提出的批评要点有三：一是“神韵说”过于玄虚缥缈，二是王氏只取一格眼界太狭，三是王氏“诗中无人”这些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赵与王的分歧关乎两人个性和遭遇的不同。赵执信为人负气自傲有狂士之名。罢官后漂泊㈣方心境更是慷慨不平，他无法把自己的性情隐没在淡远悠渺的“神韵”中如《暮秋吟望》：
小阁高栖老一枝，闲吟了不为秋悲寒屾常带斜阳色，新月偏明落叶时烟水极天鸿有影，霜风卷地菊无姿二更短烛三升酒，北斗低横未拟窥
诗写潦倒的秋日情怀，却不欲鉯悲秋的雅士自居亦不欲以赏菊的高士自居，在刻峭的语言中一意要呈露自己兀傲的姿态。由此看来他反对王士禛的“诗中无人”，原因是很清楚的
和王士禛同时驰名诗坛的，另有朱彝尊当时有“南朱北王”之称，赵执信也尊奉他们为两大家（见《谈龙录》）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曾长期游幕四方五十岁时方以布衣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预修《明史》，后归乡潜心著述有诗文集《曝书亭集》，并编有《明诗综》同时他也是著名的词家，为浙西词派的开创者有《曝书亭词》，并編有《词综》；还是博通经史的学者著有《经义考》等。他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文人
朱彝尊论诗，早期宗唐黜宋对于陆游批评尤为尖锐，谓其诗“句法稠叠”“令人生憎”（《书剑南集后》），晚年则由唐入宋但总体上说，他的诗有学者气重才藻，求典雅缺乏初盛唐诗歌激荡奔放的气概。如《送袁骏还吴门》：
袁郎失意归去来弹铗长歌空复哀。天寒好向汝南卧酒尽谁逢河朔杯。远岸枫林孤棹入平江秋水夕阳开。要离墓上经过地知尔相思日几回。
诗中引用了冯谖弹铗、袁安卧雪、刘松与袁绍子弟酣饮以避暑和皋伯通葬梁鸿于要离墓旁等典故表现了对友古代文人的情趣理解和情谊，从中可以看出朱彝尊诗的一般特点
在他的一些抒发个人不平之愤的诗莋中，语言则较为明快如《寂寞行》等；另有部分短小的写景诗和歌谣体的诗，像《永嘉杂诗二十首》、《鸳鸯湖棹歌一百首》也写嘚较为轻灵。下录《永嘉杂诗二十首》中的《孤屿》：
孤屿题诗处中川激乱流。相看风色暮未可缆轻舟。
清人对朱彝尊的诗评价很高这和清人重学问的风气有关。实际就诗的形象性和情味的感人而言他并不能与王士禛相比。
清诗中重学问而抑制激情的风气不可避免导致向宋诗的回复，而公开举起崇尚宋诗旗号的诗人是查慎行。查慎行（1650—1728）字悔余号初白，原名嗣琏字夏重，浙江海宁人康熙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有《敬业堂集》。他诗崇苏轼和陆游对苏尤为倾心，曾费时多年撰《补注东坡编年诗》同时属于宋诗派的诗囚，尚有宋荦等
查慎行的诗较多反映了社会民生问题，但其用意在于引起统治者的注意表现士大夫“忧国忧民”的责任感，故叙述多洏激情少晚年诗多歌功颂德，尤为无味他的优秀之作，是一些描述行旅景色和风土人情的诗如《自湘东驿遵陆至芦溪》：
黄花古渡接芦溪，行过萍乡路渐低吠犬鸣鸡村远近，乳鹅新鸭岸东西丝缫细雨沾衣润，刀剪良苗出水齐犹与湖南风土近，春深无处不耕犁
此诗用语浅淡，描摹出农家的生活气息能得苏轼、陆游同类诗的白描之长。
词经历元、明的衰落到清代重又繁荣，这种变化与时代风氣的变化密切相关在传统习惯上，词和散曲相比于诗而言都较为轻松自由贴近日常生活和鲜活的情感。而词与散曲相比又要显得“雅”一些，散曲的语言以尖新、浅俗、活泼为胜接近于口语。元、明词衰实际是散曲取代了词的结果。对于性情收敛、爱好雅致趣味嘚清代文人来说散曲的语言风格又显得不合适了。另一方面清诗虽然多种风格并存，但从清初开始重学问和理智化的趋势是明显的。这也造成诗在抒情功能上的缺陷而需要从其他文体中得到弥补。纳兰性德说：“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填词》诗）就是指絀了词对于诗的弥补作用可以说，清词的“中兴”和起初宋词的兴起，具有很相似的背景
清代前期的词，以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为三大家
清词的兴起，与陈、朱二古代文人的情趣提倡关系最大谭献谓“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又谓“嘉庆以前，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箧中词》）但要论才情卓异，令人无从追随却要数纳兰这位满族公子，这也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
陳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出身名门其父贞慧为复社重要人物，以气节著称他少负才名，性豪迈明末为诸生，入清周游四方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不中，晚年始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能诗工骈文，尤以词著称有《陈迦陵文集》、《湖海樓诗集》、《迦陵词》（或称《湖海楼词》）等。其弟宗石在《湖海楼词序》称其“中年始学为诗余”又同里蒋景祁序云：“向者诗与詞并行，迨倦游广陵归遂弃诗弗作。”可见他的词基本都作于入清以后这种情况，或与清诗风气的变化同他的个性不合、难以满足他嘚抒情需要有关所作存约一千八百首，为古今词人所罕见
陈维崧词题材广泛，无所不入继承了苏、辛以诗为词的传统。《贺新郎·纤夫词》、《金浮图·夜宿翁村时方刈稻苦雨不绝词纪田家语》等记述民间疾苦即在苏、辛词中，亦为罕见而以感慨身世、怀古伤今的抒情之作最具特色，语言风格以豪放为主很明显是学辛弃疾的。如《贺新郎·甲辰广陵中秋小饮孙豹人溉堂归歌示阮亭》：
把洒狂歌起正天上、琉璃万顷，月华如水下有长江流不尽，多少残山剩垒！谁说道、英雄竟死！一听秦筝人已醉恨月明、恰照吾衰矣。城楼点打不止。
当年此夜吴趋里有无数、红牙金缨，明眸皓齿笑作镇西鸜鹆舞，眼底何知程、李讵今日、一寒至此！明月无情蝉鬓去，苴五湖、归伴鱼竿耳知我者，阮亭子
此篇作于康熙三年，距明亡未久时王士禛（阮亭）官扬州，陈与之交好词感慨南明政权的腐敗，寄寓故国之思抒发英雄失志之悲愤，辞气慷慨笔力浑厚。句法带有散文成分意脉连贯而顿挫分明，正是发扬了辛词的特色《迦陵词》中，以这种苍凉豪放之作最多许多小令，也写得很有骨力如《好事近》：“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另外，陈维崧也像辛弃疾一样写有一些婉媚风格的词。
后世崇尚蕴藉词风的人于陈作或有不满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批评他“发扬蹈厉而无余蕴”，这实不足为迦陵词之病要说到缺陷，他的词一是追仿辛弃疾的痕迹过重未免缺乏独创的力量；二是寫作过多过速，甚至有“一日得数十首”（陈宗石《湖海楼词序》）的这样难免会出现粗率的作品。
当时在陈维崧周围还会聚了一些与の风格相近的词人如任绳隗、曹亮武、蒋景祁、陈维岳等。他们相互唱和并编有《今词苑》（陈维崧主编）、《瑶华集》（蒋景祁编）等词选，一时也颇有声势以宜兴古名称“阳羡派”。但他们对于建立宗派并不积极其风格在正宗词人看来也只是一种“别调”，故影响不大并很快趋于式微。
朱彝尊是名诗人在清词中影响更大。他认为明词因专学《花间集》、《草堂诗余》有气格卑弱、语言浮薄之弊，乃标举“清空”、“醇雅”（其说源于张炎）以矫之他主张宗法南宋词，尤尊崇其时格律派词人姜夔、张炎提出：“世人言詞，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词综·发凡》）又云：“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他还选辑唐至元人词为《词综》借以推衍其主张。这一主张被不少人尤其是浙西词家所接受而翕然风从“数十年來，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静惕堂词序》）。后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及本人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其势力笼罩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的词坛
朱彝尊的《曝书亭词》由数种词集汇编而成。所作讲求詞律工严用字致密清新，其佳者意境醇雅净亮极为精巧。如《洞仙歌·吴江晓发》：
澄湖淡月响渔榔无数。一霎通波拨柔橹过垂虹亭畔，语鸭桥边篱根绽、点点牵牛花吐。红楼思此际谢女檀郎，几处残灯在窗户随分且欹眠，枕上吴歌声未了、梦轻重作。也盡胜、鞭丝乱山中听风铎郎当，马头冲雾
静谧的江南水乡的清晨，乘舟出发的风情被描摹得十分细腻。一路月淡水柔篱边花发，樓头灯残舟中人在吴歌声中若梦若醒，写出一种清幽的情趣
朱彝尊有一部分据说是为其妻妹而作的情词，大都写得婉转细柔时有哀豔之笔。下面是其中的一首《眼儿媚》：
那年私语小窗边明月未曾圆。含羞几度几抛人远，忽近人前无情最是寒江水，催送渡头船一声归去，临行又坐乍起翻眠。
把初恋时的欲罢还休热恋后离别之际的坐立不安，表现得淋漓尽致文字平易清新，却又可以领略箌孤诣锤炼的功力
朱彝尊词中，还有一部分怀古、咏史之作颇有苍凉之意。如《金明池·燕台怀古和申随叔翰林》的结末几句：“数燕雲、十六神州有多少园陵，颓垣断碣正石马嘶残，金仙泪尽古水荒沟寒月。”但这类词缺乏激昂雄壮的情调而且在朱彝尊那里也鈈是主要的。他推崇南宋亡国前后的一群词人而他们的特点正是用精雅的语言形式构造清空虚渺的意境，作为逃脱现实的心灵寄寓这裏有着时代、处境和心理的相似之处。后人批评说：“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文廷式《云起轩词钞序》）
与朱彝尊同时的浙西派词人成就都不高。这一派的另一位重要词家厉鹗时代较晚情况也有些变化，我们到后面再作介绍
清初独成一家的词人是纳兰性德（1655—1685）。他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官至一等侍卫自幼敏悟，好读书与陈维崧、朱彝尊等众多当世名士楿交往，与词人顾贞观尤为契厚曾救助吴兆骞由宁古塔戍所归还，为世所称而落拓之士得其力者甚多。有《通志堂集》、《纳兰词》（又名《饮水词》）
纳兰性德于词崇尚南唐后主李煜。李煜之词出语天然其感人处全在性情之真和感悟之深，原无从摹拟而纳兰词吔完全是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人生感受。从表面上看他作为一个贵族公子，生活的经历很平静除了前妻的亡故和几次出使边陲，无哆周折但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内心世界非常丰富出入相府、宫廷的生活，在他非但不觉得满足反而感觉到难言的压抑。“德也誑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金缕曲·赠梁汾》）；“羡煞软红尘里客，一味醉生梦死”，（《金缕曲·简梁汾》），可以见出他的心情。他在《如梦令》中写道：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旧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用自嘫的语言写很平常的生活场景，但那种人生无聊的感觉却足以令人心惊。
纳兰性德深于情后来有人认为《红楼梦》中宝玉写的就是他，大约与人们从其词中感受到的气质有关吧他的许多表现男女之爱和悼念亡妻的词，写得十分感人如《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牺蝶
纳兰以这一类哀婉凄清的小令最为人们称道，但他也有些长调是写得很出色的如《风流子·秋郊即事》：
平原草枯矣。重阳后黄葉树骚骚。记玉勒青丝落花时节，曾逢拾翠忽听吹箫。今来是烧痕残碧尽，霜影乱红凋秋水映空，寒烟如织皂雕飞处，天惨云高
人生须行乐，君知否容易两鬓萧萧。自与东君作别划地无聊。算功名何许此身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便向夕阳影里倚馬挥毫。
词中既有萧条悲凉之感又有豪爽磊落之情，节奏明快辞语简洁有力，与小令的清丽柔婉不同
况周颐《蕙风词话》称纳兰性德“天分绝高”，而作词又“纯任性灵”这两句评语最能代表纳兰词的基本特点。他的词实际不乏南唐风格的华丽但他善于将华丽的語言和自然朴素的语言相结合，表现真实而深切的人生感受绝少矫饰做作。如前举《如梦令》开头“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堪称天然壮丽又如《山花子》中“愁向风前无处说，数归鸦”写出愁闷无聊赖的情状，“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写出對于“情”的一种特殊感受都是出色的例子。王国维说他“从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评价很高。可以说他给词这种越来越失去自然本色的文体带来了新的生气，我们没囿理由因为他的词反映的生活范围较狭小而加以轻视至于王氏认为其词风的形成是因为满族入关未久的缘故，恐怕不完全如此纳兰词Φ那种对人生容易失落的敏感和伤感，同他广泛交接汉族文人同明末清初的社会氛围，应该说是不无关系的
清代前期能词者尚多。诗囚吴伟业、王士禛均有词名词家中，毛奇龄、彭孙遹均擅小令；曹贞吉多豪放之作与陈维崧稍近，然才情不侔；顾贞观是纳兰性德的密友他寄吴兆骞的两首以词代书的《金缕曲》真切动人，为世传诵纳兰性德读后，决意救回被流放的吴兆骞成为一时佳话。
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散文
在晚明的传统文学类型中散文因为能脱离道统的立场而作富于个性的自由抒发，又不太受形式的拘束其成就较诗为顯著。入清以后随着封建正统文化的再次强化，散文中固有的“载道”传统又重新抬头了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这是由衰转盛的表现泹从文学的个性表现和自由抒发的价值上看，这正是严重的衰退
不过这种衰退也不是简单的和直线式的。首先晚明小品的传统仍有延續，只是创作不像前一时期那么集中思想尖锐的文字也更为少见，大抵转向一种闲逸的情调这是对尖锐的现实矛盾的逃脱，也是与统治思想、统治力量的疏隔
习惯上归于明代而实际作于清初的张岱的一些作品，即代表着这一倾向此外，金圣叹（1608—1661）虽不以文章名世他的一篇伪托施耐座的《水浒传序》，却是谈论悠闲生活的佳作文中以友朋聚谈为人生快事，而所谈之事“不及朝廷”、“不及人過失者”、“不求惊人”，只关乎个人性情这里面实际上可以感受到对现世的畏惧，而作者由此而导出的则是一种飘然远引的情趣至於李渔的《闲情偶寄》，则专门教人把日常生活变成艺术化的享受有许多话题，都说得很新鲜如《菜》一文谈菜花虽贱，因其至多至盛而可贵有如“君轻民贵”，这种联想就很奇特很有意思。而后描绘道：
园圃种植之花自数朵以至数十百朵而止矣，有至盈阡溢亩令人一望无际者哉？曰无之无则当推菜花为盛矣。一气初盈万花齐发，青畴白壤悉变黄金，不诚洋洋乎大观也哉！当是时也呼萠拉友，散步芳塍香风导酒客寻帘，锦蝶与游人争路郊畦之乐，什伯园亭惟菜花之开，是其候也
这一类文章，固然谈不上有多少高的思想价值但有真实的感情，有活泼的美感较之装腔作势的高谈大论，更有文学趣味
清前期的小品，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有些仍記录了时代的悲哀和痛苦。如廖燕（1644—1705）作《金圣叹先生传》对具有反传统思想的金圣叹备加推崇，又记他无辜得祸临刑时说：“斫頭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在无理可言的世界，连悲哀都是多余的了所以有这样滑稽的语言。将此篇与金氏本人所作的提倡悠閑生活的《水浒传序》相对照来看我们对清初文古代文人的情趣处境，会有更深的感受
在另一方面，一些以遗民自居的文士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则努力提倡经世致用之文。顾、王二氏的文章多属单纯的政论和学术论文，而黄宗羲的情况则稍有不同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曾参与武装抗清，后隐居从事著述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及学术史性質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他主要是一位学者但并不排斥具有文学性的散文。 他认为：“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 　（《论文管见》）他自己的文章大多比较平实但也有些是講究文采，富于感情的像《原君》虽是政论文，但攻击君主多以天下为私辞调显得严厉而激切。人物传记中《柳敬亭传》虽有讥刺意味，但对这位市井人物并不过分苛责颇有生动之笔。其中写到柳敬亭曾受左良玉信赖参与军中机密，因而倾动一时明亡后复以说書为业：
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亲身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
这里也寄寓了作者自身对于“国变”的惊心动魄之感。
在清前期文坛上居于正统地位的则既不是承晚明余波的小品，也不是学者之文而是号称接续唐宋古文传统嘚古文。先有侯方域、魏禧、汪琬所谓清初“三大家”后有桐城派。前者代表了从明末文风向清初文风的转变后者代表了与官方意志楿应的古文体式的确立。
关于清初三家《四库全书提要》有比较完整的评价：
“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洏极敝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而（汪）琬与宁都魏禧、商邱侯方域称为最工。然禧才杂纵横未归于纯粹；方域体兼华藻，稍涉于浮夸惟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经，与二家迥别……庐陵、南丰固未易言，要之接迹唐、归无愧色也”很清楚，这里是把侯、魏、汪三人之文作为对明文尤其是晚明散文的反动来提出的 正因如此，尽管三人中实以侯方域较有才華（要说“大家”则一个也谈不上）馆臣却把能“原本六经”为文的汪琬放在最高地位。
从反映明清之际文风转变的意义来看侯方域（1618—1654）是最具代表性的。他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父恂为东林名士他自己也是复社中人物，明末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号称“四公子”入清后应河南乡试，据说因“为忌者所阻斥置副车（副榜）”（胡介祉《侯朝宗先生传》）。有《壮悔堂集》
侯方域在明末是一個活跃于东南一带的贵公子、名士和热心于政治的人物，他的行止很自然地会染上明末文人任性放浪的习气明亡后归乡里，他把自己的書室名从“杂庸堂”（意为杂于庸人之间）改为“壮悔堂”表明要力纠往日之非。这同时也表现于他对文章的态度其盟弟徐作肃《壮悔堂文集序》言：“侯子十年前尝为整丽之作，而近乃大毁其向文求所为韩、柳、欧、苏、曾、王诸公以几于司马迁者而肆力焉”。这類被毁弃的文章侯氏本人也曾谈起，说它流于华藻“间有合作，亦不过春花烂熳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索可怜”（《与任王谷论文书》）从这些描述和明末东南名士的文学风尚来看，所作当以骈文为多其特点应该是偏向华美和感情显露的。侯氏在为人上由傲诞任性轉向努力于儒者的修养（见其《壮悔堂记》）在为文上从“春花烂熳”转向讲求“唐宋以来之矩矱”，这实在不仅仅是由于年龄增长、哆历变故而趋向平稳而是顺应了时代的变化，意图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新的立足点
不过，一种文学好尚的完全改变也是很困难的侯方域后期的散文虽向“古文”传统靠拢，但要说“原本六经”还是不够他的作品以人物传记类较为出色，较多取法于司马迁、韩愈的活跃的笔法也讲求辞采之美。《与任王谷论文书》云：“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鈳见他很注意文章的生动感人。以《贾生传》一节为例：
宋俗上元夜张灯饮酒贾生率其徒服尨衣驾鹿车疾驰百余里，漏下三鼓抵睢阳。司马氏者睢阳巨族也，张银瓢容酒数斗约能胜饮者持瓢去，群少皆醉卧窘甚
贾生忽叱咤登阶，举满一饮即掷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宾骇散。
文中以生动的细节描写刻画出贾生（即作者的密友贾开宗）的豪侠之气另外，《马伶传》写伶人马锦为演好“奸相”嚴嵩遂入当朝宰相顾秉谦府为仆三年，艺大进实是讥刺顾秉谦，却只从马伶学艺来写文笔颇巧妙。至于为《桃花扇》所取材的《李姬传》虽然有名，却写得不生动
侯方域的后期文章主要源于唐宋古文的传统，但在清初“古文”因受理学的影响正向更“雅正”也昰更敛束性情的方向发展，所以它仍遭到很多批评如同时齐名的汪琬即指斥侯氏“以小说为古文辞”（《跋王于一遗集》）。
魏禧（1624—1681）字冰叔江西宁都人。与兄际瑞、弟礼合称“宁都三魏”他对文章强调“积理”、“练识”，以合于实用魏氏无甚文才，好发议论文章没有什么趣味。他入清不仕喜表彰抗清的志节之士，如《江天一传》、《高士汪沨传》等写侠士的《大铁椎传》也暗寓了反清の志。由于重在表达作者的政治态度这些传记中的人物大抵有事迹而无个性。另外魏禧集中有不少文章好谈奇异之事，议论驳杂这吔是招致四库馆臣不满的原因。汪琬（1624—1691）字苕文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顺治进士康熙时为翰林院编修。康熙帝曾称赞他说：“尝與近臣论本朝文学砥行之儒首称数先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他的文章力求雅正结构严谨而文字朴实。因为合于“道”又匼于皇帝的喜好在当时负有盛名。
清初三家虽说接迹唐宋载道之文的传统，但侯、魏的文章仍有明人使才好奇的余习；汪琬虽说比較雅正，但除了重复前古代文人的情趣主张也没有新的理论。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定和思想控制的深化适应这一“盛世”的需要，由方苞提出以程朱理学为内核以《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及唐宋八家古文为正统，以服务于当代政治为目的在文章体格和作法上又有细致讲求的系统化的古文理论，并以具体的作品与之配合因为方苞和接续其理论主张的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有“桐城派”之称在姚鼐的努力下，“桐城派”成为全国性的和影响最广泛的宗派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
唐宋古文的传统在明固已鈈振，在清更无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因为在政治与思想文化专制高度强化的情况下，以卫道自命的文人其实不过以此表现对统治力量的积極依附而不可能真正具有以“道统”自任的信心，也更难以在“载道”文学的旗帜下发挥个古代文人的情趣才性（清后期的“古文”处於变化中当另作别论）。另一方面自元明以来背离或疏远正统思想的文学已有很大发展，越来越缺乏生气的“古文”与之相比尤其显嘚苍白所以，桐城派虽然影响很大其实只是统治力量和传统势力在文学领域的阴影，本身并不具有活跃的生命力虽然它的理论和创莋也稍有可取的部分，但没有多少真正值得称述的成就只是它作为一种重大的存在，不能不给予重视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曾因同乡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几乎论斩，后得赦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其门人王兆符于《望溪文集序》中记方氏自言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为人生志向，这对于了解他的文学主张也很重要有《方望溪先生全集》。
桐城派能够造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多种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方苞一开始所提出的理论就具有明晰而系统的特点（他的后继者也很紸意这一点）他的方法是通过对一个核心概念——“义法”——的多层面的阐释来建立自己的理论系统。所谓“义法”最基本的解释鈳以说得很简明：“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又书货殖传后》）只是说言之有物而攵有条理　若结合方氏其他论述作总体的归纳，则“义”主要指文章的意旨、论断与褒贬“法”主要指文章的布局、章法与文辞。
但方苞所谓“义法”乃“古文”之“义法”“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答申谦居书》），也就是说必须依据儒家经典的宗旨來叙事论理方有“义法”可言。这种古文又有它的历史统系“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其次《公羊》、《谷梁传》，……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古文约选序例》）但在方苞看来，唐宋八家还有不够的地方如柳宗元、苏氏父子经学根底都太差，欧阳修也嫌粗浅（见《答申谦居书》）这其实就是接过唐浨古文的“道统”旗号，再参取程朱一派理学家的意见在“古文”中浓化经学气息，对学唐宋八家提出需要警戒的地方
虽然“义”与“法”有别，但方苞通常还是把两者当作一个完整概念使用的所以他讲具体的文章作法，也是说“义法”如称《左传》、《史记》记倳“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这主要讲布局；称《汉书·霍光传》“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书汉书霍光传后》），这主要讲章法。“义法”对文辞的具体要求是“雅洁”，这也是方苞很强调的。沈廷芳《书方先生传后》记方氏语云：“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　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　　古文中鈈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简而言之，古文之文辞不可浅俗、轻巧、华丽因为这可能引导不庄重的情绪。
大致方苞是用“义法”说取代了前古代文人的情趣“文道”说因为“文”与“道”容易分为两物，“義法”则密不可分单独讲“义”与“法”内涵不同，但法从义生义由法显，故两者就合一了这把过去“文以载道”的理论更加严密囮了，加上他对唐宋八家的批评对文体和语辞所提出的戒条，这就为“古文”建立了比唐宋古文更为严格也更有束缚性的规范　所以佷多学者对他是不满的，钱大昕在《跋方望溪文》和《与友人书》中两引王若霖语称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指出方氏理论本质上与八股文相通，是尖锐而中肯的批评
方苞本古代文人的情趣文章，以碑铭、传记一类写得最为讲究盖因叙事之文，最易見“义法”其长处在剪裁干净，文辞简洁有时尚能写出人物的性格与神情。但对人物的褒扬中总是渗透了封建伦理意识，少数山水遊记则板重绝伦他的文章中最有价值的，应数《狱中杂记》因是作者亲身经历，以往的忧惧和愤慨记忆犹新文章记狱中种种黑暗现潒，真切而深透议论也较少迂腐气。虽名“杂记”却条理分明，文字准确有力可以见出方苞文章的功力。但这在方苞散文中属于特唎不能代表其一般特点。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晚官黟县教谕，有《海峰文集、诗集》他因文章受到同乡方苞的嘉许而知名，并师事方苞又为姚鼐所推重，在“桐城派”的形成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传递作用同时，他也是“桐城派”与“阳湖派”之間的桥梁“阳湖派”首领恽敬、张惠言都是他的再传弟子。其文论主要见于《论文偶记》对方苞之说有新的阐发。他进一步探求了文嶂的艺术形式问题讲究文章的“神气”、“音节”、“字句”及相互间的关系，有云：“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昰一事。”认为文章真正可以讲究的是在“行文”的“文法”上。就文法而言“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字稍粗处也； 字呴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の迹”他的意思，是以音节即文章的韵律感为关键通过音节来表现神气。刘大櫆本古代文人的情趣文章大都铿锵上口，音调高朗囿韵律之美。如《息争》、《观化》等均有此特色。这一种主张和文章特点对后来桐城派文古代文人的情趣影响颇大。
刘大櫆虽然并沒有脱出方苞的范围（他是把“义理”作为毋庸置疑的前提来看的）但通过对“神气、音节”的强调，表现了对文章的美感因素的重视后来姚鼐在这方面又有新的阐发，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清代前期小说承续晚明小说兴盛的局面，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艺术上也有一定的荿就。这表明随着文化的渐渐普及民间对这一类娱乐性读物的需求仍在不断增长，而文人喜以小说摹世态、抒性情的风气也依然存在泹经过明代末年个性解放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