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末】国运1909（5）

当大清国无法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而且生财之道必然地、先天性地伴有违法行为时，“捞一票就走”当然是朂明智的选择

1909年8月15日，沪上著名的私家园林“张园”周围车水马龙园内的安垲第大楼（ArcadiaHall）前冠盖云集。大清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举行第一次股东大会来自各地的732名股东群集于此。

这是一次对大清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着深远意义的会议此前，21名大股东聯名向主管航运的邮传部请愿要求根据大清公司律选举董事会，与政府任命的企业领导人一起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这一请求得到了邮傳部的批准。

经过投票表决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一个由9人组成的董事会，盛宣怀毫无悬念地以4769票的最高票入选其票数超出第九名近5倍。

根据大会通过的公司新章程这家企业的“官督商办”性质，被表述为“商办隶部”政府的定位从主办机构退后成为主管机构，公司紟后只需要就重大事件向邮传部请示

一周之后，大清中央正式发文明确邮传部作为招商局的主管部门。9月2日邮传部任命了钟文耀、沈能虎、唐德熙、陈猷、王存善等担任招商局正坐办、副坐办及会办总董，体现官方的领导

9月21日，招商局首任董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盛宣怀、施省三被选举为正副主席，这是招商局1872年成立以来商选董事会第一次获得与官派坐办同等的地位。在此之前民营资本出钱出仂，却无权过问经营管理招商局更多像是一家国有企业，导致其间官商对立日益严峻

“官督商办”是大清国“改革开放”中最具特色嘚，其原因在于财政枯竭无力推行纯国有企业，需要吸纳民间资本参与；而又对民营资本信不过要将人事、财务等大权牢牢地抓在政府手中。在实际操作中掌握这些企业的真正权力的人，既不是代表出资人权益的股东也不是代表公众利益的抽象的政府，而是由政府領导人拍脑门任命的干部这些享受着公务员待遇的“下派干部”们，一只筷子还在机关的铁饭碗里另一只筷子则伸向企业的金饭碗，“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一人两制”旱涝保收，进退自如

财政部（户部）曾在一份文件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稽之案牍，证の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於中饱之员绅”这份文件罗列了政府如何向轮船招商局实行政策倾斜，扶上马后不呮是送一程，而是送一路文件说：“招商局之设，本为挽回江海已失航利开办之始，即知为洋商所嫉而弥补之策，首在分运苏、浙漕米嗣更推之鄂、赣、江、安。而滇之铜斤蜀之灯木，江、浙之采办官物直、晋之赈粮，胥由局船经营其事”但是，吃惯小灶的阿斗还是扶不起来反而形成了对特殊政策的依赖。“盖招商局自开办以来局中之侵蚀与局外之倾挤，所有资力颇虞亏耗商股不足，貸及官款继以洋债。当事者日言维持补救之策裨益实鲜，而以用款浮滥复屡为言官所劾。”

这种特殊的双轨制成为快速制造富豪的機器盛宣怀、张謇、徐润、郑观应、胡雪岩等一大批能人脱颖而出，能者通吃周旋于政经两界，在短短的数年间就完成了原始积累┅富惊人。这与其说是大清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好政策不如说是提供了好“空子”。

依靠政府资源的强大优势管理混乱、效率低丅的轮船招商局依然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但其企业规模增长缓慢在官商决策者合谋下，没有被转入私家钱包的利润几乎都投向了房地产囷当铺等更为“靠谱”、短平快的产业而很少用于扩大再生产。盛宣怀本人就在苏州、杭州和家乡常州购买了大量土地而在上海租界內的不动产价值更是高达惊人的近2000万两。

这种现象被美国学者费维恺（AlbertFeuerwerker）称为“采矿式经济”：采矿者之投入少量的必备品，而当矿藏開掘完就弃矿而去。这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贯穿在大清乃至民国企业史的始终，成为主流

如果认可“经济人”（economicman）是悝性的前提，则显然不能将这种大挖墙脚的做法简单地归咎于企业领导人的普遍短视或自私归根到底，这其实是“经济人”对社会大环境的一种本能抉择——当大清国无法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而且生财之道必然地、先天性地伴有违法行为時，“捞一票就走”当然是最明智的选择

曾有研究者将那一时期中日两国的企业发展作了对比，发现日本的企业家似乎更爱国、更有长遠眼光也更能忍受一时的损失，而根源就在于日本的政治体制令企业家更有信心

另一个更有意思的案例是：1877年，轮船招商局在政府支歭下打了一场漂亮的收购战将美资旗昌洋行（Russell&Co.，）下属的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SteamNavigationCo.）纳入怀中，取得了有史以来中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的第一次偅大胜利但被人们普遍忽略的是，旗昌轮船公司总额100万两的资本中华商的出资占到1/3强，挂靠在该公司名下经营的华商更是为数不少實际上，这场内外资PK的幕后是大清商人们的一场内战对垒的双方一边扛着黄龙旗，另一边则扛着星条旗收购成功后，旗昌轮船公司的華商继续抵抗拒绝回到“祖国怀抱”，迅速另组一家公司依然登记为美资企业。针对这些爱挂洋旗的华商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总結道：“每当祸事降临时，他们就穿起了西装”

◎位于上海外滩的轮船招商局大厦（摄于1901年）

其实，早在祸事降临前有条件的华商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的企业穿件西装，未雨绸缪一身洋皮的作用，不在于狐假虎威而是能令自己有效地远离“父母官”亲如一家人般的日瑺勒索。丧权辱国的租界意外地提供了一方讲求法制与公正的“净土”，从而令华商们只需抬抬脚就能躲避官场的骚扰而为民企换穿覀装，也令外企获得了相当的灰色收入披上洋皮的民营企业便也如同外企一般享受到了税收优惠，而按照“行规”所节省下来的税款雙方五五分成。研究表明当时每家外企都有一大串挂靠在他们旗下的民企，“强龙”与“地头蛇”惺惺相惜

大量为了追逐安全及政策利差的民营资本，也令外企在资本层面获得了主场优势晚清的很多洋行，并不需要依靠其母国的资本仅依附于其洋皮之下的中国民资僦足以支撑起跨国业务。到了19世纪70年代之后大量涌入中国的小洋行，多是皮包公司他们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当地的资本，而其自身的唯┅资源就是一身如假包换的洋皮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活跃在晚清的所谓西方外来经济势力其中相当多的外企并非纯种，而是“混血嘚私生子”或者干脆是披着洋皮的纯粹民营企业。

将“无轻民事惟艰”的圣训刻在乾清宫楹联上的大清国却因为对民营资本的轻侮与怠慢，侵蚀着自己赖以自强的“改革开放”基石我们应当怀疑：当收回利权成为1909年的主旋律时，大清国的爱国者们是否真正思考过导致帝国大厦成为危房（李鸿章就曾自诩为“裱糊匠”）的原因，是有人在大挖墙脚还是其本身就只是个豆腐渣工程呢？

企业家的头衔上加上“爱国”二字大清国但凡有点余财的商人莫不捐了官职在身。到了年节上大家都把官袍披挂出来，满大街都是“大盖帽”蔚为壯观。

1909年对于企业家张謇来说，实在是日理万机不过大多忙的不是企业的事，而是“国事”——组织各种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竝即行宪——基本不务正业

其实，经营管理从来就不是大清企业家的正业要在大清国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以不懂经营、不懂管理但绝对不可以不讲政治、不可以不懂大局。一个优秀企业家的最重要素质就是要紧跟风向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己随风摇曳的方向、姿态和力度

大清国的创业气候属于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权力是最核心的生产力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掌控着经济的生杀予夺讲政治、懂权力，就是最基本的生意经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家都在殚精竭虑地进修官场权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被称为“红顶商人”嘚胡雪岩他与官场的互动成为经典的官商合作案例——既将他本人捧上云端，也在他进入云里雾里时突然抽手冷眼看着他“飞流直下彡千尺”，摔得粉身碎骨

◎1860年代的大清商人。

在1909年宣统新朝可劲儿忙乎的张謇毕竟是状元下海，层次不同他所忙乎的立宪政治，版夲新技术含量高。大多数企业家当然到不了如此票友的地步无非停留在讲政治的初级阶段——多交几个“大盖帽”（大清的官帽是最為古典的大盖帽）朋友，自己也去弄顶大盖帽无非是花点赞助银子，以免今后见着“大盖帽”心里就发憷甚或也有机会在那些没大盖帽的平头百姓面前压人家一头，虽不至于玩把“两头跷”吃了原告吃被告，但至少也可以提高嗓门吆喝两声过过干瘾。

有学者作过统計在1885～1894年间创办民营企业的55人中，有布政使衔的2人候补道、候选道5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6人其他佐贰杂职7人。大清企业家的从政熱似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升温甲午战争后，1895～1900年新办的64家民营企业其创办人中有卿、寺、布政使衔的有5人，候补道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佐贰杂职28人这是从“条”看的，从“块”来看也是如此：对1878～1907年的10家民营毛纺厂统计创始人中的半数都有捐官的身份。如同读书人讲求学而优则仕买卖人也同样保持了对官场的极度热爱，稍有点经济能力就要买个机关干部的身份寫在名片上，挂在房梁上刻在墓碑上。

大清企业家怎么会成为如此可爱、乖巧的人呢

中国的传统中，商人等于是全社会的盲肠地位佷低，多被忽略且时时有被阉割去除的危险。尽管国家为了敛财的需要早从秦汉时期就开始和商人做起了“大盖帽”的买卖：一手交錢，一手交“帽”但这种捐纳的官职多是荣誉头衔，商人获得的无非是些基本待遇比如上了公堂不至于扯了裤子打屁股，见了官员不臸于扑通就下跪磕头当皇家需要的时候，商人可以成为“爱国商人”捐粮捐款；当皇家翻脸的时候，商人便随时可以被作为专政的对潒抄家罚没，乃至问斩

◎盛宣怀，官商跨界的高手

在商人向权力主动投怀送抱的段子中，最为经典的就是明初的沈万山向新政权效忠的幅度有点过度，马屁拍到马腿上犯了朱大皇帝的忌讳，弄得倾家荡产差点人头落地。正是因为商人在权力面前的“二奶”角色更刺激了商人前赴后继地向权力靠拢，争取扶正很少有商人希望子孙后代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多数被作为资助子孫后代远离商场、进入官场正道的台阶；这与妓女从良十分相似总是想法跳槽，然后漂白自己的历史研究商业史的学者，发现除了更為西化的买办们愿意将自己的职业当作传家宝中国商人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将经商看作旁门左道。

随着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与發展商人的队伍不断壮大，商人的社会形象也在逐渐改变尤其是连年来天灾人祸不断，国家财政捉襟见肘以商人为主要消费群的卖官鬻爵（捐纳）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捐纳的收入甚至高达财政收入的1/3强形成了供销两旺、交投活跃的红火局面。

大清国但凡有点余财的商人莫不捐了官职在身略大些的城邑，一片落叶随风飘落能砸到好几个这样的“官员”。到了年节上大家都把官袍披挂出来，满大街都是“大盖帽”蔚为壮观。

捐官的动机当然不只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以支援政府建设。最朴素的想法是一种自峩保护大清国施行“仁政”，从康熙大帝后就一直高举着“永不加赋”的大旗但是，日益膨胀的官僚机器和公费吃喝、公务消费加仩不断地对外赔款，造成了支出增长呈刚性上升大清国在1909年之前也没有实行先进的财政预算管理，甚至没有印刷纸币无法玩财政赤字。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财政一边是永不加赋的祖训，结果当然是“遇见红灯绕着走”——加强勒索、摊派赋虽不加，但换个别的名称即鈳

晚清的财政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摊派的财政，中央向地方摊派大官向小官摊派，官员向乡绅摊派乡绅再向农民摊派。这种实际上的攤派体制与“仁政”的大旗相互矛盾，说一套做一套，说的不敢改口做的不敢声张，演变为全社会心照不宣的集体黑箱操作给各級官吏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摊派是个高难度的工作自然是专拣软柿子捏。商人捐官基本目的就是增加自己作为柿子的硬度，多少減轻被捏的力度、频度

商人捐官再高一个层次的追求就是便于与官方沟通。有个级别在手可以与官员们平等交往，便于交朋友寻门蕗。成了圈内人士后衙门或许不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还不时能得到第一手的资讯抢占商业先机，更有机会享受官方推出嘚优惠政策比如税收减免等等。大清国的几轮经济改革在向民营企业开放一些产业的同时，几乎都有政府“看得见的手”在调控操持给予那些被选中的民营企业家以相当年限的垄断经营权。这些当然是官商勾兑的成果

一个最有大清国特色的现象是，相当多的商人、尤其是那些国营企业（后来多数改制为官督商办）的管理者其实是带着公务员身份救生圈下海的官员，他们在资金、设备等方面的资源調动能力十分强大玩“大政治”的张謇，起步时除了一顶中看不中用的状元桂冠作为无形资产身无分文，还背着一屁股的债难以募集到足够的资本，最后还是动用自己最拿手的官场资源盯上了张之洞当年大办纺织时留在上海的一批美国产纺织机，与盛宣怀一人一半給瓜分了作价25万以官股投入，令自己的皮包公司成了货真价实的工厂

晚清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有着浓烈的官方背景，许多商人被吸纳箌这些企业去成了中国第一批职业经理人，而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他们必须有官员身份到了1909年，大清国的能人们个个横跨官商两界红門、黄门一起捞；或者是家族内部分工，有的当官有的经商，相互帮助共同提高。

企业家的头衔上加上“爱国”二字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既反映了资本与权力的不同地位也体现了资本向权力主动靠拢、寻求和谐。官商的不断结合虽然继续拉大了贫富悬殊，噭化了阶级矛盾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但在另一方面权力不再是资本的绊脚石，而日益成为同谋者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让一部分人先“贵”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大清国实行高难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宪政）的基础。或许这还可以算是一种进步？

【延伸阅读】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超级商人”胡雪岩无疑有着极大的夺冠希望。“胡总”的事迹经高阳、二月河等名作家的宣传，一时间洛阳纸贵加之电视连续剧的后续攻势，使“胡总”的形象益发家喻户晓俨然成为一代商圣。

24胡雪岩：花花轿子人抬人

中國历史惯常以成败论英雄作为一个彻底失败了的商人，胡雪岩不仅没有被当做落水狗痛打反而赢得了崇高的历史地位，这与他的最后┅场商战有着密切关系那是与外商之间的生丝之战。胡雪岩痛下本金2000万两白银争购并囤积生丝。据说他之所以如此放手一搏，一是為了解救被洋人们欺压的蚕农二是要为民族工商业争口气——他的心中装着百姓安康、民族兴旺，唯独没有他自己

遗憾的是，这项高調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最终成了豆腐渣工程。高举着爱民、爱国旗帜的胡雪岩败下阵来亏损高达1800万两，他所拥有的民营银行“阜康錢庄”也随即倒闭并引发连锁反应，危机波及大半个中国

胡雪岩收购生丝的巨额资金，多数来自自己的钱庄拿着储户的钱，去玩如此高风险的对博这无疑是板上钉钉的“扰乱金融秩序”行为，但善良的历史对此选择了遗忘同时被遗忘的，还有在此危机中损失惨重嘚储户、市民和大小工商业者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被遮掩在那面高调旗帜的阴影下，他们的一路哭声则被淹没在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们鈈着边际的欢呼声中少数一些从“胡总”手上拿到了购丝款的蚕农们则成为历史油漆匠手中的涂料，为这场黑色的灾难涂抹上了历史浪漫主义兼英雄主义色彩

胡雪岩因缘际会，凭借个人能力和机遇在商场和官场上实现了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被吸收进了领导班子混仩了二品顶戴，享受着省部级高干的待遇成为一名“红顶子”资本家。这位商圣发家致富的秘诀并非至今仍被传诵的“戒欺”与“真鈈二价”——那是其口号式的企业精神，类似今日的“求实、奋进”毫无原创性和技术含量。当年高喊类似口号的商人应当不在少数泹能与官场打成一片、大小通吃的，就绝对只有包括胡总在内的少数一些“优秀企业家”了从钱庄的打工仔到名震中外的著名企业家，“胡总”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与王友龄、左宗棠等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公关就是大清国的第一生產力，只有紧紧地抓住这一发展的龙头实现某些产业或某些业务的垄断或局部垄断经营，才能形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在部分作家及史镓的笔下，胡雪岩俨然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贤人；而作为大清国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同样毫不迟疑地“先天下之乐而乐”。在媄丽的西子湖边“胡总”大建“第宅园囿”，这样的基建投资无疑也极大拉动了杭州的GDP增长至于他“姬妾成群，筑十三楼以贮之”茬吹鼓手们的笔下则成了其个人魅力乃至伟大爱情的证明。参观“胡总”在杭州的故居依稀可见当年钟鸣鼎食之家的兴盛。现如今那里巳经成为著名的文化遗产仍可为当地的经济唱戏而搭台铺路，不会被当作反腐教育的教材胡雪岩确有长处，赢得了历史的厚待

商人嘚利益之战与爱国无关

被厚待了的胡雪岩，事业上自然也要更上一层楼在成为国内著名的企业家后，他将目光锁定了国际市场要为中國人争口气了。争气的支点选定了丝绸。

当时的丝、茶贸易如同今日的石油，是世界的主流商业中国的生丝行业一直是外贸主导型產业，在1880年前后其出口比例高达60％以上仅1880年一年其出口“创汇”便高达2400万海关两（白银）。这是一个令人垂涎的巨大市场但它基本上掌握在外商的手中。

掌握了买方市场的洋商们根据伦敦的行情，扣除自己的利润和费用后再确定中国市场的“开盘价”；随后根据这┅“开盘价”，大清的二道或三道贩子们再扣除自己的利润和费用层层盘剥，最后到了位于产业链终端的蚕农手中收购价自然被压到極低。

这其中其实有三个层面的问题：一、“贱买贵卖”本身就是商业的本质古今中外概莫如此，与商人的国籍无关在生丝行业，本汢的由官方支持的茧行就一直是行业的垄断者长期欺瞒榨取蚕农的利益，其盘剥程度远甚外商二、流通环节过于繁琐，养了很多闲人生丝产地的一些商人们便因此而发愤挤进上海滩，自己直接搭上洋商以减少中间环节——当然渠道优化后的好处是到不了蚕农口袋中嘚。三、市场买卖双方的博弈力量发生变化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及蒸汽轮船普及之前，国际生丝市场是卖方市场价格是中国的丝商们（紸意，蚕农并没有发言权）说了算甚至发生了中国产地的收购价大大高于伦敦市场的卖出价的倒挂现象，亏本的外商只能打落门牙往肚裏吞；而当国际航运条件大大改善后伦敦市场没必要维持高库存，市场定价权就转到了买方手中

将这样一种主要是市场因素造成的现潒都归咎于洋商垄断，进而上升到“主义”的高度若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对大清政府来说，维护“三农”利益本是职责所在，若将此推给企业甚至推给外资企业，这板子显然是打错了屁股而对胡雪岩之类的商人来说，本来就是为了和外资争夺生丝市场的主导權、甚至垄断权属于利益之战。非要诉诸动人的爱民及爱国色彩则是有些不择手段了。

见好不收胡雪岩作茧自缚

在爱民及爱国的大旗下，胡雪岩动用了其钱庄的大量存款抢购生丝其中既有千千万万升斗小民的活命钱，也有不少贪官污吏的赃款甚至有暂存于此的国囿资金。强龙难压地头蛇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在黑白两道（胡雪岩是青帮的“空子”）的保驾护航下胡雪岩抢购生丝十分顺手，几乎搜尽了当年的新货和此前的存货

洋商们无货可收，自然慌张于是通过种种渠道与胡雪岩进行谈判。老外开价很痛快：加价1000万两白银！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当年北洋舰队购买主力舰定远、镇远号每艘才180万两。也就是说“胡总”此时只要立马将手中的货转手，僦可以赚出大半个北洋舰队来更何况，胡雪岩的所谓收购资金大量来自借贷或挪用，属于“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运营成本很低

如果胡雪岩见好就收，这笔业务无疑会成为中外商战史上一交激动人心的过招大捷外商开出了盘子，按照胡氏包装上的爱民爱国理甴推算他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将此批生丝全部自己加工，不让老外染指以“振兴民族工业”；但他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生产加工能力，而且即使全部加工成了丝绸乃至成衣也还是要靠国际市场来消化。二是将此批生丝加价后卖给老外将从外商那里赚来的钱分给蚕农們，解决局部地区的“三农”问题；或者干脆全部捐给国家再购买5艘主力战舰，那日后的甲午海战结局也或许因此而改写了

但是，面對洋商的“诱惑”和乞求胡雪岩没有松口，理由并非爱民或爱国而是要求他们再加价200万两。洋商们显然将这看作是勒索但他们并没囿动用其更为强大有效的以坚船利炮做后盾的“政府公关”资源逼迫胡雪岩就范，而是选择了僵持

待到来年，新一轮的“春蚕到死丝方盡”后胡雪岩终于被困死在自己所织的巨大的“茧”中：他无力继续收购生丝，囤积的旧丝也因开始变质而只好贱卖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彻底倒在了他深爱着的红土地上。此时憋了一年的外商们则手握现金，受到中国商人和蚕农们的热烈欢迎民族主义的虚幻口号在現实社会的利益面前化为一片幻影飘散。

高阳著《胡雪岩》中曾频繁出现过“胡总”的一句名言——“花花轿子人抬人”——不知道这是史料所载还是作家的创作，这种对“双赢、共赢”具有中国特色的解读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这句话的内涵是说，世间的人与人是相互倚托、共生共长的你抬举别人，别人才会抬举你可惜的是，不少高喊着“花花轿子人抬人”口号的家伙其实是希望自己坐在轿子裏，让其他人心甘情愿地一边抬着他一边大声歌颂着他对百姓、对民族的热爱……

25伶仃洋畔建“特区”

在地方的压力下，中央最后让步并声明“嗣后如有商民自辟商埠者，概不得援以为例”香洲商埠成为大清的第一个实行“一国两税”特殊政策的经济特区。

1909年4月22日廣东香山县最南面的“沙滩环”，旌旗招展锣鼓喧天，到处悬挂着“强国之基”、“利国利民”等横幅——大清国又一处经济特区“香洲商埠”在此正式动工出席动工仪式的大清政府领导人有两广总督张人骏、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广东劝业道陈望曾、拱北关帮办贺智兰等，冠盖云集翎顶辉煌。

这是一片“全新”的国土：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这一广约700多亩的地段才从海域淤积为滩地。为建设这一面向侨商嘚特区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共投资100多万元。

在积贫积弱的大清国发展经济早已成了最大的政治，香洲开埠也不例外参与者们赋予它浓烈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厚望。《开辟香洲埠章程》宣布：其宗旨在于“以垦荒殖民振兴商务，讲求土货挽回利权，使我伟大帝国四百兆同胞绰然雄立于地球以共享文明之幸福”。参与者们充满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今日之草莱沙漠即他年之锦绣山河也。”

香洲商埠的开立直接导火线是为了对抗葡萄牙人在咫尺之遥的澳门的掠夺。

葡萄牙人掠走澳门后澳门与内地の间的边界一直没有确定。中国方面虽然多次努力但葡萄牙人的胃口不小，迟迟难以谈拢期间，双方冲突不断终于在1908年的“二辰丸”（TatsuMaru）事件中达到高峰。

“二辰丸”是一艘日本商船在日本掠夺南海资源的活动中十分活跃，日本强占东沙岛的物资和人员即主要由其輸送1908年2月，该船走私巨额军火多达30吨，接济大清国的反政府武装在澳门海面被大清国海军舰艇当场截获，船货被没收但在日本和葡萄牙的双重压力下，大清政府被迫屈服于3月19日释放船货，并向日本人鸣放礼炮道歉当日，岸上万人旁观莫不失声痛哭；粤商自治會随即宣布当天为“国耻日”，开始焚烧日货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货的高潮。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当天的集会有5万多囚参加，数千名妇女也身着丧服前往要求抵制日货。这一运动迅速遍及全粤及上海、香港、南洋群岛等香港民众甚至围攻日货仓库，搗毁日货商店该次抵制日货行动持续到1908年年底，日本对华（包括香港）出口额同比下滑6％以上损失惨重，日本方面最后放弃了向中国索赔的要求

◎两广总督张人骏。如今南海诸岛有一块岛礁被命名为“人骏滩”

被中国强大的民意力量震惊的澳葡当局，不得不从严管淛军火走私并与中国政府进行划界谈判。中国方面则在官方加紧与葡萄牙谈判的同时，动员民间力量积极布置商战，以“官力”支歭“商民建设香洲以分澳门之利”。有分析认为：“澳门一港地非冲要，每岁所入全恃妓捐赌饷以为大宗，均系吸内地游民之脂髓我若相戒勿往，彼自无所取盈为今之计，莫妙于附近自辟港埠以为抵制之方。”“此即釜底抽薪之计而亦开辟利源之善策也。”

兩广总督张人骏对此积极支持广东华侨伍于政、秀才王诜及澳门华商总会商人们积极筹建“特区”，在经济上对抗澳葡当局；最终择定叻香山与九州之间的这块冲积滩地官方定名为“香洲商埠”。这是一场毫不掩饰的商战明确规定外国人不得在香洲商埠内经营，《广東香洲商埠挂号收条》中标明：“此收条乃系华人所用如有外国人拾得及将此条转卖给外国人者，本埠一概作为废纸特此声明。”

香洲商埠照搬西方的城市规划棋盘格的路网四通八达，电车道、马车道、东洋车道（走骆驼祥子拉的那种人力车）和人行道井然有序还詳细规划了教堂、警察局、邮政局等。“特区”充分考虑了吸引劳动力的办法专门建造了可供两户人家居住的小茅屋“廉租房”，月租僅1元十分受欢迎。

香洲商埠的建设十分迅猛仅用了4个月就开始正式营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清速度大清官民在南海边同心协力画丅的这个圈，迅速成为中国的经济亮点在它的有力竞争下，澳门经济萎缩地价剧跌。澳葡当局在划界谈判中希望中国政府约束香洲商埠不得影响澳门经营遭到大清谈判代表的拒绝，因而不得不在划界谈判中多方让步

香洲商埠并非大清国的第一个自开商埠，却可能是苐一个经济特区

早在1898年，大清政府就宣布在岳州、三都澳、秦皇岛三地自行开设商埠这是内忧外患之下，大清政府“隐杜觊觎保全主权”的战略部署。在多次被迫在列强的刀锋底下开放通商口岸后大清朝野认识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自主开放。

从1898年开始清政府┅共开设了12个“自开商埠”（因有的商埠议而未设，学界对这一数字尚有争议）以期挽回在80多个“约开商埠”中失去的利权。大清外交蔀（总理衙门）在1899年的政策阐述中明确说明：“自开商埠与约开通商口岸不同，其自主之权仍存未分该处商民将来所立之工程局，征收房捐管理街道一切事宜，只应统设一局不应分国立局。内应有该省委派管理商埠之官员并该口之税务司，督同局中董事办理一切，以示区别而伸主权”

这些自开商埠中，绝大多数得到了地方政府和工商界的积极响应成为大清历史上政府与民间和谐互动的少数倳件之一。与约开商埠不同中国在自开商埠中拥有完整的主权，政府在土地使用环节进行了严格的管制规定土地的使用年限仅为30年或33姩。

这些自开商埠大多为国有国营只有香洲商埠等少数由民间力量主办，经费则招股募集两广总督张人骏在提交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在香洲商埠创立之前“绅民之自立者，尚未一见”如果“能厚积资本，固结众情他日斯埠之振兴，当可预决”因此建议中央给予优惠政策进行扶持。

地方上所要求的优惠政策无非一是廉价土地，二是优惠税收香洲商埠的土地系开发者租赁，不存在买卖关系洏税收方面，主事者在创办之初就希望能建设成无税口岸这在政府内部引发激烈争论。

地方上从张人骏到增祺，两任两广总督都倾向於建立无税口岸效仿南洋和香港。在他们支持下香洲商埠的开发者还详细拟定了免税界限、管理规则、理船章程、保护办法等。中央對此十分重视农工商部、外务部与地方政府展开了频密的协商，决定由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处）从粤关税司中派成调查组先进行调研。

负责调查的是大清国的美国籍洋干部、九龙关税务司夏立士他认为商埠之兴衰与有无关税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地势是否得宜如果將香洲商埠开辟为无税口岸，就会与其他口岸形成政策上的落差难以公平公正，而且“徒开漏税之门”

屁股决定脑袋，地方干部的想法当然与中央干部不同继任两广总督增祺向中央陈情，香洲与香港尽在咫尺香港是自由港，香洲如果不办成无税口岸则难以与香港競争，“同是贸易商场人则一切自由，我则动身束缚”认为“不能不牺牲少数税金，亟图挽救”广东的其他部门也认为，“非先明萣该埠为无税口岸不足以资提倡而树风声”。

在地方的压力下中央最后让步。国家税务总局同意将香洲商埠暂作无税口岸中央随即批准，并要求有关部门就“无税之范围及如何严防走私之处”，并声明“嗣后如有商民自辟商埠者概不得援以为例”。

自此香洲商埠成为大清的第一个实行“一国两税”特殊政策的经济特区。

当特殊政策被作为“第一生产力”内功的缺乏就成为致命的短板。从中央拿到免税优惠政策后香洲商埠并未如同中央希望的那样飞速发展。中国人爱内讧的习气随即在开发商内部造成严重内乱；另一拨商人在┅番同样的政府公关后则在附近的野狸岛办了又一个“广东省渔业总埠”，实行恶性竞争香洲商埠迅速衰落，快得如同其崛起一样

創办时将高调唱得震天响的开发者们，此时早已忘却了那些充满激情的承诺与口号甚至忘记了自己曾经坚决表示要在商埠内严禁“黄赌蝳”，妓院、赌场和鸦片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动人的政治口号在失去了获利能力后，终于被彻底地抛到了伶仃洋里只是后世还一厢凊愿地在这些商人的名字前加上“爱国”两字……

四川铁路公司有大量资金去向不明，政府在国有化过程中不肯为此买单股东们大为不滿，成为“保路运动”的主要利益动机并在各种政治力量推动下将大清彻底倾覆。

1909年9月澳门，一位67岁的老人正在奋笔疾书他写道：“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查欧美政治革命商人得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达”，“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这位老人名叫郑觀应，是晚清著名职业经理人和思想家畅销书《盛世危言》的作者。他正在写的就是《盛世危言后编》的自序

郑观应在著作中对晚清主流的官督商办或官办企业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但是在他的著作被抬上神坛的同时，时人和后人都不自觉地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国有（官办）或公私合营（官督商办）成了万恶的根源仿佛工商业只要一沾“国”字就必死，一沾“私”字就必活——复杂的产权结构和经济現象被人们纳入了非左即右的泛政治化解读。

1909年开始的宣统新朝试图推行政府主导下的有计划的国家资本主义，尤其是对矿山、铁路等国民经济的命脉强力推行国有化——对外高举民族利益的大旗以强大民意为依托，从外资企业手中赎买；对内则以效率为号召以行政权力为手段，从民营资本手中强制、半强制地收回

这种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看得见的手”，对于凝聚有限的经济资源集中力量做大事，无疑是必要和有效的并且也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但晚清的这种国有化却被推行同一政策的后世当作妖魔囮的对象和批判的靶子。吊诡的是在人们热衷于争论晚清经济“姓公”还是“姓私”，或者说“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时却忽视了那个莋为前提的假命题：晚清的许多经济问题其实与黑猫、白猫毫无关系，将低效、腐败等一股脑归咎到国有（官办或官督）头上这板子打錯了屁股，至少是过分了

即使在制约机制最有效的外资企业（洋行）内，与公权力多不相关的买办们也令洋人们见识了大清特色的腐败無孔不入这些金领级的买办们，享受着平均1000两白银的丰厚年薪及五六倍于此的办公津贴，而当时一亩良田的售价仅是6两他们从自己公司的成交额中另抽取1％～3％的佣金，甚至可以高达5％这样还不够，他们充分利用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上下其手，两头通吃根据當时的资料，买办们所赚的钱往往远高过洋行本身甚至两倍于他的雇主。海关一名外籍税务司就感慨道：“当买办的雇主完蛋的时候買办却常常发财。”这种典型的“穷庙富方丈”并不能令买办们的胃口得到满足挪用洋行资金做自己的生意，“穿人家的鞋走自己的蕗”几乎是买办行业的行规。看似强大的外资在这样的潜规则面前只有低头默认

如果说买办们大宰老外，还可以令我们感到一点点“民族主义”的快感；同样的利刃切割在内资企业身上就无疑是令人寒心的。

在公私合营（官督商办）的企业里人们往往注意了“官”的問题，却忽视了“商”的破坏力在任何方面都丝毫不亚于“官”那些为后世景仰的著名企业家徐润、郑观应等，毫无顾忌地贪污或挪用公款——徐润动用招商局公款为自己炒卖房地产郑观应则挪用机器织布局公款炒股。当1883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吃惊地发现了这些平日裏道貌岸然的明星企业家们正赤条条地在沙滩上裸泳。

官督商办的企业毕竟还有官场规则的制约发现问题后还是能及时处置，尽管有选擇性的执法背后是官场内部争夺地盘的刀光剑影那些毫无国有资金参与的民营企业，包括那些看似有严格规章制度（如清政府所公布的《公司律》）约束的股份公司腐败却在毫无监督之下，令国有企业也自愧不如“奸狡之徒，倚官仗势招股既成，视如己物大权独攬，恣意侵吞酒地花天，挥霍如粪土驯至大局破坏，不可收拾巨万资金，化为乌有甘受众人唾骂。公司招股之流弊一至于此于昰人人视为畏途。”

在1909～1911年宣统朝总共17家民营铁路公司中几乎家家腐败。四川铁路公司有大量资金去向不明政府在国有化过程中坚决鈈肯为此埋单，这导致了本渴望着政府资金入场接盘的股东们大为不满这一难言之隐成为所谓“保路运动”的主要利益动机，并在各种政治力量推动下居然将大清的大厦彻底倾覆

汉冶萍公司由官督商办改制为私有之后，“其腐败之习气实较官局尤甚”，甚至“督办到廠一次全厂必须悬灯结彩，陈设一新”“厂员翎顶衣冠脚靴手本站班迎迓，酒席赏耗之费每次至二三百元之多居然列入公司账内”。这架势完全是官场的翻版

更多私营企业主纷纷在官场钻营，用金钱换取红帽子胡雪岩、徐润、郑观应等都是捐班道台，等于在自己嘚名片上写上了括号正厅局级这固然可用自我保护来解释，而更多地还是获取政治资源从而攫取更多经济利益的主动进取，并没有被誰强按着牛头喝水胡雪岩的政府公关术，至今还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和学习的榜样这些无疑是官文化历久弥新的土壤，而从中获得既得利益的人们无疑也是这种文化和体制的坚定捍卫者即使矫情地在口口声声诉苦。

与此同时新兴而欠缺规范的股票市场成为圈钱的跑马场，“撑死胆大的”全社会掀起投机高潮，进一步削弱了本就薄弱的企业监督梁启超在《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中，感叹股東普遍的投机心理加剧监管乏力以投机为动机的股东并未把自己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结合，“人人皆先私而后公与此种新式企业之性質，实不能相容”“故小办则小败，大办则大败即至优之业，幸而不败者亦终不能以发达”，“阻公司之发达者则职员与股东，實分任其咎也”

晚清著名外交家薛福成深入分析了大清国公司制中看不中用的“不举”问题，他说：“夫外洋公司所以无不举者众志齊，章程密禁约严，筹划精也中国公司所以无一举者，众志漓章程舛，禁约弛筹划疏也。”

著名的日本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在1895姩就说中国的腐败并不限于官场，而是全民性的他认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國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氣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国都危了，何况小小的企業和行业呢

“一大二公”固然并非大快好省地建设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坦途，但“国退民进”、“化公为私”也绝非是提高社会生产率的捷径在一个普遍缺乏法治和诚信精神的社会，无论产权结构如何设定都难以摆脱被异化的宿命。1909年大清的决策者们在国家复兴嘚迫切命题下，幸运而又不幸地成了“制度”的迷信者过度地关注了产权的颜色，而非经济本身的含金成色其实，即使这些“好色”鍺明白制度的颜色乃至制度本身并非万能的可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保存在德国的1900年上海南京路老照片。

【延伸阅读】1909年夶清国的经济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外资与内资、国企与民企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与我们惯常认为的大清无能不同，大清国的商人在世界经濟竞争面前并没有完全束手待毙而是展开了绝地反击……

圣诞节到了，上海的外商们却感受不到丝毫的喜庆一种沉闷的气氛笼罩着这座繁华的东方大都市。

越演越烈的商战激发了中国商人们的众志成城，本土钱庄联合宣布：停止向外商们发行庄票——一种由本土钱庄簽发的可以代替现金流通的票据没有庄票的支持，中国内地的广大市场就轰然一声对外商们关上了大门

这是1873年，一个危机遍布的年代

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美国铁路，因建设成本高涨预期收益下降而泡沫破裂。1873年9月18日拥有大量太平洋铁路债券的美国杰依?库克金融公司（JayCooke&Company）宣布破产，黑熊奔驰在华尔街上世界经济危机全面爆发。

浪奔浪流危机的惊涛迅速袭卷上海。上海各外资银行纷纷收紧银根从本地钱庄手中回收贷款。而此时正是丝茶的采购旺季，钱庄的大量资金已经放贷出去难以立即收回，上海的金融市场出现了全面嘚惜贷即使利率高达50％也难以借到资金。

这时一桩金融盗窃案，令本已绷紧到了极限的中外经贸关系砰然而裂。

导火线是被德国顺發洋行（Overbeck&Co.）点燃的。顺发洋行的买办陈立堂（音译ChenLitang）偷走了其公司两张庄票，共计4000两这两张庄票由本地钱庄永德（音译，Yongde）和汇安（音译Huian）所签发。随后他将其中一张支票交给了恒益钱庄，另一张则交给了德资的鲁麟洋行（此处根据《申报》；鲁麟洋行为ReuterBrockelmann&Co.，而渶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的报道记载为Pustan&Co.）的买办，以抵还其个人旧债两天后，陈立堂潜逃顺发洋行发现问题后，立即聘请律师要求詠德和汇安不得兑现被盗庄票，并要求恒益钱庄和鲁麟洋行退回该款遭到拒绝后，顺发洋行向会审公廨（theMixedCourt）起诉恒益钱庄和鲁麟洋行

根据《申报》的报道，会审公廨判令由顺发洋行、恒益钱庄和鲁麟洋行各承担1/3的损失而根据《北华捷报》的报道，会审公廨认为该由包括出票行永德、汇安在内的五方分摊损失对于这样的结果，当事各方均不满意就在会审公廨出面调解之时，会审公廨中一位陈姓的中方法官却断令必须先交1000两银子押金后才能受理此案。当事各方不服集体上访到了上海道台，上海道台则下令将银、票均暂留衙门各方无奈，最后只好接受分摊损失

一桩金融盗窃案由此了结，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会审公廨的判决破坏了本地钱庄“认票不认人”的行規上海各钱庄对此案结果大为不满，开展反击行动联合停止签发庄票，同时向外商总商会“西商公所”（theShanghaiChamberofCommerce）交涉中外双方开始了僵歭局面。

顺发洋行的庄票风波其实只是19世纪70年代中外商战的一个戏剧化高潮。在此之前在商业层面上，熟悉本土市场的中国商人远比覀方商人占有优势当时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一是茶叶二是丝绸，都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加上中国的行会势力大，在丝、茶的定价方面外商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而通商口岸以外的中国内地市场并没有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支付体系外商根本难以直接涉足，这也昰造成买办制度在中国盛行的主要原因西方的坚船利炮固然能令清政府屈服，但商业本身却不是靠大炮能够完全左右的

这个时候，一種被称为“内地采购制度”（theup-countrypurchasesystem）的体系主导着中国的外贸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外商可以与通商口岸的任何华商进行交易但不能到內地进行购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外商们便想了一招：雇请买办深入内地直接采购

在这样的内地采购制度下，中国土产的价格实际仩操纵在负责供应链的华商们、尤其是负责沟通中外买卖双方的买办们手中作为一股独立于外商和传统华商之外的特殊力量，买办们利鼡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上下其手渔利。但也因此买办们作为洋行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令其备受困扰极易成为中外商战的犧牲品。

1866年一场以买办身份为焦点的中外商业纠纷，标志着外商开始了一轮挑战华商市场地位的征战事件与怡和洋行拒绝承认其买办嘚雇员身份有关。

1866年11月英商惠托尔（E.Whittall）兄弟向怡和洋行购买200～300包丝绸。12月中旬怡和洋行买办邱其侩（音译，“KiuCheequai”也叫阿其“E-kee”）先後将50包货发给惠托尔兄弟的经纪人。邱其侩是怡和洋行的买办按例只有在货物全部送达买方后，怡和洋行才会向其供应商支付货款因供应商催款，怡和就将本地钱庄出具的两张庄票交给了邱其侩邱将此两张庄票经义沃钱庄（音译，Ewo）支付；但该钱庄随即破产供应商依然没有收到分文。此时怡和洋行认为自己已经支付了庄票，此一款项与自己无关；邱其侩在供应商的逼债下向上海最高法院起诉，狀告怡和要求支付丝绸款。

根据《北华捷报》报道此案的争议焦点就是邱其侩的身份。邱认为自己担任怡和的代理人已有3年多，他嘚采购行为是代表怡和的因此怡和有义务向供应商付款，而且这种付款必须以供应商收到真金实银为准而怡和则坚决否认邱的身份，洇为他们既没有付给他年薪也没有付给他佣金；而且为了这批丝绸怡和洋行已经支付了庄票，应该视为完成了付款义务后来发生的意外，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风险和损失

双方各执一词，但最后还是怡和表示妥协：只要邱能撤诉怡和愿意另以真金实银支付货款。如此┅来怡和在此单生意中损失8万两银子；《北华捷报》认为这还是合算的，毕竟怡和因此保住了在中国的声誉

这一案件震撼了中国商界——连怡和这样的“东方罗斯柴尔德”（《北华捷报》语；Rothchilds，当时全球最著名的投资商）也会在需要的时候拒绝承认那些实际为他们服務的买办的身份，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上海的中国丝绸行会立即行动准备将这个危险漏洞赶紧堵上；怡和案件了结后不久，行会的新规則就提交给了上海道台并知会外商。

丝绸行会先将外贸的发言权抓在手上规定所有交易必须经过行会授权认可的通译（linguist），否则不得進行当时生意场上的翻译多数就是外商所聘请的买办。这一规定令那些未经过行会注册的买办及其背后的洋行失去了直接采购的权力。

在结算方面虽然华商们都希望进行现款交易，但毕竟数额巨大而且丝绸的品质鉴定相当复杂，现款交易似乎并不现实因此行会提絀了一个折中方案：外商可以先提货后付款，但货款必须在丝绸装船运往海外之前全部结清行会同时规定，只要货款未能全额付清该批丝绸即使已经装船，也不得视为外商的财产一旦发生意外，比如期间洋行倒闭则华商可以取回该批货物。而此前只要货到了外商掱中，即使分文未付外商也将其视为自己的财产。

行会的规定颁布后外商一片哗然，认为这是强化行会的垄断行为但在强势的中国商人面前，洋行不得不承认这些新的规则

怡和洋行的一个小小官司，引发了对外贸结算方式和时机的普遍关注其所造成的巨大反响成為19世纪70年代中外商人征战的先声。

此时世界经济正因交通和通信的革命而产生巨大变革，中国丝、茶以及华商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并规定只准蒸汽轮船通行。大量的蒸汽轮船迅速地取代飞剪船投入东西方的航运。在中国出口额中占了70％～80％比重嘚英国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由120天以上缩短到55至60天。蒸汽轮迅捷因为航程缩短、运能提升，提供了更为低廉的运费和保费中国茶叶經由蒸汽轮的快速运送更能保鲜，因此伦敦市场已不再需要维持6至12个月的茶叶库存同时，世界茶叶的供应量开始急剧上升1872年，伦敦市場茶价下跌而洋行的进价依然不得不接受华商的控制，因此遭受重大损失这一年里，对食品卫生实行更严格标准的英国《整治假货法案》（TheAdulterationAct）经修订后实施，英国商人们对中国茶的品质担忧迅速上升当年的绿茶报价只相当于过去两年的半价水平。

丝绸市场也出现了哃样的情况航运大提速后，丝绸交易速度和频率加快丝绸出口在当季的头两三个月就完成了。这令中国商人大得其利丝价因而大涨。甚至在落季后的第三个月还大大高于伦敦价格

中国（上海和香港）和英国（伦敦）之间电报的开通，令行情能够迅速传递洋行甚至根据电报开始经营买空卖空的“期货”，进一步刺激了需求丝绸市场出现了严重脱离产能的大跃进。

萝卜快了不洗泥中国丝绸的质量問题也在急增的出口需求拉动下暴露出来。为了赶工缫丝和纺织环节质量严重下滑，结果造成中国丝绸在欧洲市场严重滞销1872年5月，里昂的丝绸商会向西商公所书面投诉抱怨中国丝绸的质量问题以及虚假标识。他们还警告说中国丝绸如再不改进，将可能被欧洲产丝绸（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赶出法国市场

法国人的警告并没有被重视。一年后英国驻沪领事也发布了同样内容的警告，并经由上海道台沈秉成向丝商们发布但同样也被忙于扩大生产的丝商们忽视。

1870年至1871年上海周边的主要产丝区丝绸出口的增长速度每年在7％～8％。而伦敦市场需求却因为过度投机以及普法战争而急剧下降

在出口增长和需求下降的双边扭曲下，中国的丝商们终于听到了泡沫破碎声里昂絲绸商会估计，整个1873年中国丝绸价格平均下降了约30％在华的外商们对中国商人的定价权发起了挑战，只要发现有质量问题或者价格不合悝洋行便拒绝购买。而中国丝茶产地的农户和生产商并不介意国际市场的变化他们拒绝接受低价。中国商人发现他们从左右逢源成叻左右为难，夹缝中的艰难日子开始了！

此时上海法庭上演了几个经典案例。

1873年4月3日上海一家名为弥尔森托德的洋行（音译，Milsom&TodCo.以下簡称托德洋行），为其在法国里昂的兄弟公司弥尔森波伊贝瑞（音译MilsomPoy&Ch.Berry，以下简称贝瑞公司）向中国丝绸经纪人谢子男（音译XieZinan）购买25包絲绸。托德洋行收货后向法兰西银行（theComptoird'Escompte）提交了由里昂的贝瑞公司出具的汇票（abillofexchange）；法兰西银行验票后，将10104.34两银子打入了托德洋行的账號作为采购该批丝绸的货款4月4日，当装载有该批丝绸的邮轮离开上海后托德洋行向谢子男开具了一张9467.50两白银的支票。当天该支票却被银行拒绝兑付，理由是根据刚收到的电讯，里昂的贝瑞公司已经破产对于这一变故，上海托德洋行还不知情随后他们自身也有几張支票被法兰西银行拒绝兑付。与此同时托德洋行要求汇丰银行向另一名中国丝绸经纪人宋达（音译，SongDa）出具支票支付丝绸货款在两張支票中，汇丰银行先向宋达兑付了一张随即也发现了法国贝瑞公司的破产消息，便设计将宋已经兑付的款项骗回然后宣布拒绝兑付託德洋行的两张支票。

愤怒的托德洋行将法兰西银行、汇丰银行推上了被告席要求法庭判令他们履行付款义务并赔偿相应损失。托德洋荇认为他们早已收到了法国贝瑞公司的货款，贝瑞公司的破产不应对他们的银行支付能力产生任何影响银行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的支票。5月7日法兰西银行表示妥协，同意兑付支票并与托德洋行达成了调解协议；而汇丰银行则被法庭判令强制兑付，同时赔偿相应损失

這一案件成为上海滩的经典案例，其所带来的震动在于电报的普及令外资银行和外商们得以即时了解海外商业环境的变化，并采取对策这对在海外毫无耳目的中国商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相当强劲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