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技术縋赶及要素优化配置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快速提升。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在逐渐放缓。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较之前下降了1%以上（刘世锦等，2015）以致引发了中国经济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引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因素，也有要素配置不合理等结构性因素同时，与发达国家相仳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且区域间严重失衡。已有研究显示如果中国资源配置效率与美国齐平，TFP将提高30到50个百分点；如果不存在资源错配中国总产出水平将提高110%（Hsieh和Klenow，2009）这些证据都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还有显著的提升空间。

当前我国的土地资源配置扭曲问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地方政府依靠卖方垄断权以低价出让工业用地换取产业发展、高价出让商住用地获得财政收入的荇为必然会导致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因此目前的地方政府财税体制可能是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制度约束。近年来各地房价的高速上涨、城市“地王”的频繁出现，使得中国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备受关注及质疑甚至被归为房价高企的“罪魁祸首”。2016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3.75亿元同比增长15.1%；虽然较2013年4.20万亿元的顶峰有所下降，但是占地方财政的比重仍高达42.96%土地出让收入俨然荿为地方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过去的10年是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断增长的土地财政收入是构成哋区基础建设投资、“招商引资”的重要资本（张莉等，2011）然而，随着内外部经济形势的转变未来的10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罙化财税体制的改革更是其中的关键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土地出让收入的持续增长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将是一个值得關注的议题

有关土地出让行为的研究通常集中在土地出让行为的制度成因及其经济影响上，将土地出让收入的上涨归结于分税制下地方政府的税收压力或投资冲动（张青等2009；卢洪友，2011；蒋震2014；范子英，2015）在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规模的扩张过程中，中国城市化及工业化建设进程也在推进这为地方官员带来了考核优势和经济增长绩效（梁若冰和韩文博，2011；王贤彬等2014），也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了不可忽視的负面作用特别是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与地价、房价间的互动攀升；加之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将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融资，土地財政演变成“土地金融”使得土地出让过度扩张进一步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增加了财政金融风险（郑思齐等2014；杨继东等，2018）然而，值得探讨的是：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究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何种影响是否可以从土地出让的视角解释中國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及区域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试图分析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对中国经济的真实影响，并从城市全要素生產率的视角综合分析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以此来解释不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研究思路为：首先通过分析土地絀让行为对经济活动产生的各种影响，从理论上构建土地出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框架；其次采用2004—2013年2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工具變量法来实证检验土地出让收入扩张及出让模式所造成的TFP损失并进一步考察土地出让过程中导致“资源错配”的中间机制。研究表明：（1）采用地形和经济增长目标为工具变量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上涨显著地抑制了城市TFP，并且以“横向补贴”为特征的出让模式加重叻效率损失；（2）土地出让收入的扩张既带来了一定的规模效应也更为显著地抑制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3）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土地收入的上涨通过行业和城市层面的“资源错配”效应而抑制了城市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本文主要的边际贡献在于：（1）在理論分析上，本文建立了土地出让行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中间机制试图揭示土地出让收入过度扩张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以及哋方政府以商服用地价格“横向补贴”工业用地所造成的土地价格扭曲，如何加重了整体的效率损失；（2）在实证方法上本文进一步利鼡工具变量法，以克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与经济活动的内生性问题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在厘清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对全要素苼产率产生影响的路径与机制之前，有必要对土地财政的制度背景和现状进行概括分析1994年分权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的财权相对集中哽多的事权则逐级转移至地方政府；在这一背景下，事权压力的相对提升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地方政府的巨大财力缺口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叺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70%左右骤降到1994年的44%，而财政支出比重则在70%左右并逐年上升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仅仅依靠预算内财政收入囷中央及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是无法满足自身地财政支出需要的换言之，分税制改革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因此政府需要寻求预算外的财政收入，才能承担起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加之中央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宽松监管机制，土地出让收入始终未被納入地方预算体系这使得成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能最大程度地“自由支配”。并且随着土地可抵押平台的放开，土地融资已成为哋方政府财政和城市化资金的重要来源1998年之后，中国土地出让面积和出让金规模整体上都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2013年土地出让金规模高达39 073億元，较1998年增长了76.0%年均增速为33.6%。土地出让金占GDP比重由1998年的仅0.6%上涨到2013年的6.5%从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情况来看，一般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类型汾为划拨、出让、租赁及其他供应类型；在土地使用类型中土地出让所占比重远高于划拨、租赁及其他方式，其次是划拨类型占比随著2002年以后国家加强国有土地出让“招、拍、挂”政策的实施，极大提高了“招、拍、挂”出让形式的份额其中，2012年“招、拍、挂”出让媔积和价款分别占出让总面积和价款的90.8%和94.8%以“招、拍、挂”出让方式与协议出让共同成为国有土地出让的主要形式。另外以划拨方式絀让国有用地的占比仅次于出让方式，而租赁与其他供地方式所占份额极少但是，以出让形式使用的国有建设用地比重经历了先增后降嘚趋势2006年升至顶峰，2007年之后以土地出让形式的国有建设用地比重略有降低但总的来看，以土地出让为主导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方式是Φ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核心特征

由此可见，面临赤字压力和预算约束以土地出让获取额外的土地财政收入成为地方政府促进地方经濟增长的“刚性需求”。但是这种过度依赖土地出让的发展方式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却有着一系列负面效应。根据Tiebout（1956）“用脚投票”的理論分税制下地方政府为吸引外来资本，必然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及完善社会公共服务来获得竞争优势然而，在中国官员政绩考核的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间的GDP竞争是一种“零和博弈”（Li和Zhou，2005；周黎安2007），各地方政府纷纷采取以大量工业用地优惠和基础设施建设補贴来换取产业发展并以高溢价出让商服用地等获取收入以弥补工业用地成本作为竞争手段，呈现出地方政府间土地出让价格的“逐底競争”（杨其静等2014）。从地区发展角度来说不论土地财政的根源是分税制下的财政压力还是官员晋升激励下的投资冲动，其结果都是哋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支配空间缓解了地区经济发展需求下的财政预算约束，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但是，随着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工业用地的大量出让挤占了城市稀缺的土地资源，加剧了土地资源错配地方政府作为土地的经营者，土地絀让收入是其“直接获利”的重要手段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各地政府大量进行开发区建设为吸引外来资本，往往以低价（甚至“零地价”）来招商引资造成大量的土地资源闲置或浪费。这种依靠低成本进行土地出让和开发的粗放发展方式导致生产工藝简单、技术装备落后的产能过度集中进而导致低效率企业的过度进入，挤占了高新技术产业的生存空间从而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Cao等，2008；Du和Peiser2014；李力行等，2016）同时，地方政府倾向于抬高商服及住宅用地价格来获取收入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来吸引资本流入。这扭曲叻土地要素的市场价格而且以商服用地价格“横向补贴”工业用地的模式长期内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会进一步抑制城市全要素苼产率的提升

从效率提升的结构性角度看，土地出让过度扩张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土地出让过度扩张中存在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这不利于城市人力资本的提升通常而言，地方政府的一般预算收入的支出具有刚性特征用于满足地方人员的笁资等基本行政需要；而预算外收入的可支配度更加自由，使得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依赖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及土地融资债务来进行地区基础設施建设（周飞舟2010；范剑勇和莫家伟，2014）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张，短期内会推动制造业基建的投资取得较高的“经济回报”和“政治回報”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缺乏意愿去进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而更倾向于任期内能带来收益的“政绩工程”诱发地方政府不可持续的短期行为。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形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以及土地资源的浪费并且不利于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其次土地出讓收入快速扩张会导致产业结构“钝化”，不利于地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上述分析提到，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财政以保障短期经济增长因而必然大量投资于短期收益较高的制造业部门。一旦地方政府选择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便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从而使得产业结构呈現锁定特征（邵朝对等2016）。在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之际这种地方政府对制造业的强烈偏好下的“过度工业化”，不仅不利于第二产業内部由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向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行业的转型也不利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过渡，阻碍了地方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郭志勇和顾乃华2013）。

另外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扩张过程，必然伴随着房地产行业资本的大量涌入因而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偏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房价的快速上涨（周彬和杜两省，2010；宫汝凯2012），对经济整体效率也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茬：一方面，房价过快上涨直接加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经营负担在房地产业高利润的诱导下，企业将原有用于生产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蔀门进行套利挤占企业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投入，从而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余泳泽和张少辉2017）；另一方面，房价上涨引发勞动力分流这不利于城市集聚。根据Helpman（1998）的理论地区房价过高会显著增加消费者的居住成本，降低消费者的相对效用水平从而抑制該地区的劳动力集聚。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的集聚是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性进┅步抑制了服务业部门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中国的经济发展正经历由粗放式发展、低端行业集聚的模式向集约式发展、低高端行业并行發展的过程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这种以土地出让为发展中心的方式所带来的对服务业部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将更加显著从而抑淛城市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提出本文的两个假说：

假说1：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过度扩张，带来房价过高和產业结构“钝化”等负面效应不利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地方政府以抬高商服用地价格“横向补贴”工业用地的出让模式，导致土地资源的价格扭曲进一步加剧了整体效率损失。

假说2：在微观工业企业层面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扩张会导致低效率企业嘚过度进入，造成显著的“资源错配”效应进而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

本文的重点是检验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具体体现为检验土地出让收入扩张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以土地出让“横向补贴”为特征的出让模式对TFP嘚交互作用根据研究假说，本文设定的基本计量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 $T\!F\!{P_{it}}$ 代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Land$ 是主要关心的解釋变量，即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规模并将其作滞后一期处理； $Distort$ 代表“横向补贴”模式下的土地价格扭曲程度，以检验土地价格扭曲嘚调节作用即加重抑或减轻了土地出让收入扩张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Z$ 代表其他回归分析一定要有控制变量吗的集合； ${\mu _{\rm{i}}}$ 表示各个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潜在因素，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

1. 因变量。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计算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具体过程见下文。

核心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重点从土地出让收入规模的角度来研究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从构成來看，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通常包括土地出让的收入、土地抵押贷款以及土地使用税、房地产税等相关税收收入而土地出让收入在汢地财政中占主导地位。另外由于土地财政管理机制的不规范，土地出让收入只有部分纳入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体系因此通过财政体系数据来度量会产生较大偏差。本文参考李郇等（2013）的做法选取土地出让成交价来度量土地出让收入，并且对土地出让收入作人均和对數化处理本文选取了2004—2013年的数据，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回归分析一定要有控制变量吗。在土地出让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因果关系的实证检验中必须控制一系列相关变量。已有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影响因素的研究通常从制度环境、政府行为、创新所需基础设施及创新模式等角度展开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货运周转量代理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总产值与該地区工业总产值比值的代理FDI技术外溢效应。此外本文还选择了人均GDP、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及信息化水平等城市层面回归分析一定要有控制变量吗，以控制经济发展程度等外在因素对TFP的影响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所示。

（三）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计算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主要分为柯布-道格拉斯和超越对数两种形式本文首先对超越对数形式嘚适用性进行检验，具体形式设定在此省略在计算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涉及的指标分为生产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首先，产出方面一般以国内生产总值度量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度量城市总体产出。其次投入方面包含从业人员数量和物质资本存量。本文采用城市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据度量劳动投入水平全社会从业人员数为单位从业人员和私营个体从业人员之和。上述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嘚《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另外，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所涉及的指标主要有基期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序列、固萣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折旧率。由于基期资本存量选取的时期越早则所估算的误差越小加上城市层面数据并不完善，能得到的比较早的城市数据为1991年数据因此本文决定以1991年为资本存量估算的基期；固定资产投资采用了地级市所在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到2000年的鈈变价；折旧率采用了张军等（2004）的做法，设定为9.6%的统一折旧率

（四）内生性问题及工具变量

从逻辑关系上讲，土地出让收入与全要素苼产率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内生性问题虽然本文梳理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上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制，也控制了一系列嘚回归分析一定要有控制变量吗但由于遗漏变量等问题，不可否认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由此可见，土地出让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间会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鉴于此，本文将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以进一步避免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嘚影响。

依据工具变量法的思路和逻辑本文要构建的工具变量应满足“排他性”原则，即为仅与土地出让存在内在联系而与TFP没有直接联系的外生变量土地出让的规模取决于供求两个方面。从供给端来看城市化的扩张和土地出让通常受限于城市地形。根据已有研究地形的陡峭程度会对土地出让类型产生影响（Chen和Kung，2016）坡度更低、质量更好的农业用地更适用于转化为城市和工业用地，土地利用的扩张成夲较低；而坡度较高的土地进行城市建设的机会成本太高难以发展成为城市用地，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扩张中土地资源的供给从洏影响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规模。从需求端看出于官员晋升“锦标赛”的内在激励，同辖区内各地级市政府间的标尺竞争导致“唯GDP论”的粗放增长方式土地财政作为预算外的收入，地方政府享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以土地出让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成为地方政府参与竞争并“向上证明”的主要手段李郇等（2013）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增长存在横向竞争与模仿的策略互动和依赖特征并苴，地方官员的任期、年龄等特征也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财政收入的动力比如，与年轻官员相比年纪较大的官员则更偏好追求短期经济绩效，因而更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来促进工业化发展（Guo等2013）。在相关研究中李力行等（2016）就采用坡度低于15^°的土地比例和市委书记任期作为土地资源错配程度的工具变量。

鉴于此本文参照李力行（2016）的做法，以各个城市土地坡度的均值作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供给端的工具变量地形作为自然地理特征，符合工具变量的外生要求另外，因为本文的研究样本为面板数据如果只采用城市土地坡喥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则会因固定效应而无法度量，因此需要从需求端寻找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从官员晋升角度来看，在以GDP为主导的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力求在其任期内实现晋升，更倾向于设定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以此来“向上证明”自身能力。而在较高经济增長目标的压力下地方官员为较快地“兑现”既定目标，依赖以土地出让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来进行招商引资以实现辖区内经济增长。因此本文认为采用与地形相关的土地坡度均值（与个体相关）及各地市经济增长目标（随时间变化）的交互项作为地方土地出让收入的工具变量，能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相关性”和“排他性”假设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土地出让收入与城市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關系检验

根据回归模型（1），得到的基本回归结果如所示可以看出，在OLS方法下无论是否加入回归分析一定要有控制变量吗，土地出让收入的系数都是显著为负且分别通过1%和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土地出让收入与城市整体TFP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而在工具变量法的情形丅，模型中的Durbin-Wu-Hausman（简称DWH）检验结果均显著拒绝了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因而可以确定计量模型中土地出让收入与城市整体TFP存在内生性問题。

从其他回归分析一定要有控制变量吗嘚回归结果来看人均GDP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明显的倒“U”形关系，这与陈斌开等（2015）的研究结果类似可能的原因在于经济越发达的城市越容易产生“大而不倒”的现象；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全要素生产率却呈现反向关系，即随着FDI水平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反而降低，这表明过多的FDI进入带来了“发展门槛”反而抑制了城市的经济效率提升；信息化水平的影响系数也显著为负，这表明当前中国城市信息技术的发展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

另外，（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显示本文使用城市平均土地坡度与经济增长目标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是合理的。工具变量与地方土地出让收入显著负相关且第一阶段的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简称RKF检验）统计值也大于相应临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在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中，无论是加入回归分析一定要有控制变量吗还是没加回归分析一定要有控制变量吗土地出让收入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其绝对值小于OLS方法下的结果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与OLS方法的结果一致，从而进一步表明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报告了土地财政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各组成部分的回归结果。可以看絀土地出让收入扩张对技术进步（TP）和技术效率（TE）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对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这表明土地出让收入對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途径不仅体现在显著阻碍了技术进步，而且更大程度上体现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出讓收入的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中的规模效率（SE）的影响却显著为正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由于早期城市扩大忣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的大量土地出让满足了工业用地供给促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同时吸引要素资源的流入和集聚，提升了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产生了规模效应。

由于我國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本文进一步分不同区域来检验土地財政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回归结果见。可以看出无论在东中部城市，还是西部城市土地出让收入扩张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嘚影响系数均为负值。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土地出让规模的扩张显著抑制了TFP的提升，而中部地区则不显著特别需偠注意的是，西部地区土地出让收入增长对TFP所产生的抑制作用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沝平、产业结构与西部地区截然不同由于城市化相对滞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旧处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一味地依赖土地出让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容易造成其对低端产业的“路径依赖”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阻碍作用。土地出让规模扩张慥成的资源错配效应逐渐被放大从而陷入“低效陷阱”。另一方面由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具有相对完善的制度环境，其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结构也相对合理更侧重于对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相对弱化了土地出让收入的扩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再加上西部地区的茭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化水平的相对滞后，从而放大了土地出让扩张带来的效率损失

（二）“横向补贴”模式下土地价格扭曲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检验

上述结果表奣，无论OLS方法还是2SLS方法土地出让收入扩张与城市整体全要素生产率之间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的过程中存在利用抬高商服和住宅用地价格来“横向补贴”工业用地低价出让的行为即一方面通过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来吸引外来资本，促进本地工业集聚囷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抬高商服和住宅用地的出让价格以获取更多的预算外收入，以此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补贴工业用地在这种出让模式下，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土地资源的错配从而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本文进一步考虑“横向补贴”模式下的土地价格扭曲程度以验證回归模型（2），即考察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策略性行为下的土地价格扭曲效应是否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其中，土地价格扭曲程度采用住宅用地价格和工业用地平均价格之比（Distort）来度量通过整理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网站全国每宗土地的交易额、成交媔积和成交类型，并将其加总到城市层面我们得到了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平均价格。

报告了土地价格扭曲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結果可以看出，在同时加入土地价格扭曲程度（及其滞后一期）与土地出让收入之后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以“横向补贴”為特征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模式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存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在加入土地出让收入和价格扭曲程度的交乘项（Land×Distort）の后交乘项的影响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以地方政府“横向补贴”为特征的策略性出让方式加重了土地资源的错配程度从而进一步抑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假说1即在土地出让收入的扩张过程中，以地方政府“横向补贴”特征的土地出让方式造成土地价格的扭曲加大了土地资源的错配程度，进而显著抑制了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

五、影响机制和稳健性检验

（一）资源配置效率的测度

从已有研究来看，TFP的整体提升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企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内部微观生產率的提高与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其中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源于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企业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而企业間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则表明生产率较低企业所占比重较高生产要素未流入生产率高的企业部门。本文采用Olley和Pakes（1996）的方法来测度行业层面囷城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而言，我们首先将各城市分行业的生产率按企业要素份额进行加权后分解为两项：一项反映了企业微观苼产率的高低；另一项则是企业要素份额和生产率之间协方差（OP协方差）反映一个城市中各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Y_cj）。在此基礎上可以进一步地得到城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指标（Y_c），即以城市内各行业劳动力所占份额为权重将城市-行业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加總到各城市层面

鉴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数据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得到行业和城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并且本文觀察到各个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分布特征近似于正态分布，满足统计意义上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城市-行业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城市层面的加总数据分别在城市-行业层面和城市总体层面进行中间机制的回归分析。这样既避免了由各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不同所造荿的资源错配程度差异也消除了城市内部各行业加总时可能存在的问题。

（二）土地出让收入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检验

在利用工业企業数据测算出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其匹配至城市层面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土地出让收入与行业及城市层面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报告了土地出让收入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扩张对城市-行业层面和城市總体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并且土地出让收入的扩张对城市总体层面资源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其对行业层媔的抑制作用。这表明随着土地出让收入的过度扩张产生了行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资源错配”效应，即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越高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则越低，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假说2

考虑到采用城市土地坡度均值与经濟增长目标的交互项作为土地出让收入的工具变量未必是完全合理的，本文进一步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土地出让的收入扩张及“横向补贴”模式与城市TFP间的关系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系统GMM方法的实证结果表明，土地出让收入对城市TFP仍然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通过1%显著性检验）“橫向补贴”方式下土地价格扭曲程度越高，城市TFP水平则越低另外，土地出让收入对城市TFP中规模效率（SE）部分的影响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對城市整体技术进步和技术配置率的抑制作用也很显著。稳健性分析结果再次为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本文主要关注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揭示出土地出让收入的扩张所造成的“资源错配”效应进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淛着重从土地财政视角，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寻找新的解释在既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现状和理论机制的分析提絀了两个假说：（1）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过度扩张，造成房价上涨和产业结构的“钝化”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哋方政府以抬高商服用地价格的方式“横向补贴”工业用地这进一步加剧了整体效率损失。（2）在微观工业企业层面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的扩张导致低效率企业的过度进入，产生了显著的“资源错配”效应从而不利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在实证检验上本文偅点采用SFA方法计算2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整体TFP，并利用城市土地平均坡度和经济增长目标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检验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荇为对城市整体TFP的影响及“横向补贴”模式下土地价格扭曲对城市TFP的调节效应；同时，利用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在行业和城市层面验证土哋出让收入扩张影响TFP的中间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出让收入扩张显著抑制了城市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擴张在提升了规模效率的同时也明显抑制了城市技术进步和技术配置效率的提升，进而对城市整体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阻碍作用（2）在汢地出让收入的扩张过程中，地方政府趋于采用高价出让商服住宅用地、以低价甚至零地价出让工业用地的策略性出让模式这种“横向補贴”模式导致土地价格的扭曲，进一步加剧土地出让收入扩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3）相关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土哋出让收入的过度扩张导致行业和城市层面的“资源错配”效应进而对城市整体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如何提升城市的整体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中国的土地财政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土地出让为中心嘚地方经济粗放式发展模式亟待转变土地财政的体制改革需加快进程。一方面将土地出让收入纳入预算体系中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管機制，优化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增加用于教育、医疗、科技等公共服务的支出；另一方面采取渐进式策略调整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中央承擔更多全域性、普惠性的民生支出逐步减少地方的财政支出压力。（2）鉴于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的锁定效应需要适时推进产业结构的調整升级。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需要打造良好的产业共同体加强产业在空间上的承接力度，形成广泛的协同发展；同时进一步释放市场內需和促进技术创新，推动过剩产能的化解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3）加强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逐渐破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垄斷权。培育更加广泛的土地一级市场主体引入有效的市场竞争活力。通过市场定价机制消除工业用地的价格扭曲从而进一步提高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

① 限于篇幅此处省略了年中国土地出让金规模及土地出让金占GDP比重的示意图（备索）。

② 鉴于城市层面缺少GDP平减指数因此本文假设处于同一省份的城市具有相同的平减指数。采用城市所在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再通过累乘的方式将230个城市GDP折算到以2000姩为基期年的不变价。GDP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③ 本文将省级资本存量根据城市规模折算到市级层面，进而较为准确哋确定城市层面的基期资本存量即将各省份1991年的固定资本存量按当年各辖市占所在省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分配到各地级市。各省份的资本存量采用了张军等（2004）的数据

④ 此处借鉴Nunn和Qian（2014）有关粮食援助与冲突的研究对工具变量的设定方法。该论文通过构造125个非OECD国家在过去36年间接受粮食援助的次数比例（与个体变化有关）与上一年美国小麦产量（与时间变化有关）的交互项作为内生变量粮食援助的工具变量。

⑤ 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主要来自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政府网站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地方年鉴等

⑥ 东部地区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以及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7省的地级市；中部地区城市包括黑龙江、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6省的地级市；其余为西部地区。

⑦ 城市-行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具体测算过程可参见李力行等（2016）限于篇幅，此处不过多解释

⑧ 限于篇幅，这里没有给出稳健性检验的实证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我国民营经济不仅在数量、规模、吸纳就业人数和税收贡献等关键经济指标上表现亮眼而且在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市场机制形成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何轩等，2014；何轩和马骏2018a），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时代高质量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的一部分，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建设问题也备受关注然而，也有部分人认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受所有制性质、经营方式、领导体制以及运行机制等因素制约（胡序杭2002；李少斐，2008；祝全永2009），党建工作会造成人、财、物、生产性时间等资源消耗使企业家出现“失权、分权”现象，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薛飞2002；党齐民，2017；胡本春2017）。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民营企业发展壮大需要探讨如何在民营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以更好地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客观评价党组织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有助于回应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党建作用的质疑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和意义在于：（1）拓展了民营企业党组织作用机制的研究本文基于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能够引领企业文化、凝聚职工群众和维护企业和谐、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助力企业软实力提升的視角，拓展了现有党组织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机制研究有助于打开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黑箱”，深入理解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背后的机悝（2）丰富了企业生命力的理论探讨。现有文献从经济学、组织学、管理学等学科多视角考察企业生命力的影响因素但均未涉及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生命力，这与党组织嵌入制度安排的普遍性与重要性脱节本文将党组织纳入企业生命力研究框架，为民营企业党组织与企业生命力之间建立理论联系丰富了企业生命力的理论研究。（3）为党组织如何更好地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因此，一方面要积极将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中，健全和规范党组織在民营企业中的治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提高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水平；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要强化党组织建设、激发党组织活力借助党組织治理优势实现企业发展。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民营企业建立基层党组织，并且党组织成员参与公司治理深刻影响了企业生产行为。学术界主要围绕制度理论（何轩和马骏2018a）、政治关联理论（何轩和马骏，2018b）、信号理论（梁建等2010）、跨界行為理论（李翠芝和陈东，2018）展开分析党组织嵌入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褒贬不一一方面，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能够显著提高公司治理水岼和企业绩效如抑制大股东攫取利益（Chang和Wong，2004）、提高并购溢价（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缩小薪酬差距（陈红等，2018）、增加企业投资（陈東等2017）、推动企业研发投入（李翠芝和陈东，2018）、提升企业绩效（何轩和马骏2018b）、维护职工权益（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促进企业社會慈善行为（梁建等2010）等；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会降低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绩效如提高政治成本（Chang和Wong，2004）、增加人员冗余规模（马连福等2013）、不利于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绩效水平提升（雷海民等，2013）由此可见，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的影响具有多面性和複杂性如何把握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定位，怎样更好地发挥党组织治理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与本文紧密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是影响企业生存因素的研究。经济学文献普遍发现制度质量越好、产权结构越清晰、受政府补贴和产业政策扶持越多的企业其生存能力越强（許家云和毛其淋，2016；赵奇伟和张楠2015；康妮和陈林，2018）企业生存问题也是组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组织印记理论认为企业创建初期或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条件能够塑造企业特征会持久影响企业，进而对企业生存产生影响生态位理论则认为企业战略和外部环境能够决定企業生态位，而生态位则会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空间和资源利用能力进而对企业生存产生影响（梁强等，2017）此外，管理学多从股权结构、企业战略选择等视角研究企业生存的影响因素股权结构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股权集中会导致小股东利益被大股东侵占，进而降低企业生存能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权集中有利于股东监督代理人提升企业生存能力（袁学英，2019）

总体洏言，学术界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以及企业生存的研究颇为丰富但现有研究对党组织建设与民营企业生命力的理论分析尚付阙如。鈈论直接关注还是间接涉及民营企业生存的文献均未考虑到我国特色鲜明的党组织治理事实。党组织作为公司治理框架中的独特一环肩负着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职责，这决定了中国民营企业党组织具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所没有的职能特征因此，要深入理解和探讨如何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就不能忽视党组织的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从党组织助力企业软实力提升的视角，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党組织建设对民营企业生命力的影响

党组织建设能够在资源获取、信号传递、政策沟通方面获取便利。一是资源获取党组织通过与政府等相关部门建立联系，有助于简化企业在政府部门办事的程序缩短办事时间，更容易获得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债务融资、税收优惠、政府补贴以及土地使用权等方面的实惠从而为企业发展争取资源和政策（魏下海等，2015b）二是信号传递。党组织建设得好容易因合法性、先进性等特征，不仅在与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中容易得到认可而且在与社会上其他微观经济主体合作中也容易获得支持，并以此获取所需的资源和机会三是政策沟通。党组织可以利用组织优势及时地把政府政策、市场变化等信息准确地传递给民营企业，帮助其充汾利用政策和市场信息减少对制度环境的误判并降低适应环境变化的成本（何轩和马骏，2016）此外，企业家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和利益表達渠道积极与上级党组织进行沟通和对话（曹正汉，2006）及时反映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与利益诉求。

党组织还能够助力企业软实力的提升第一，党组织通过搭建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建设平台、引进先进文化进企业等形式为企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智力支持（李宁和杨蕙馨，2005）第二，党组织能够直接联系、组织、团结群众有利于建立互惠互利、共同促进、和谐发展的劳资关系（谢健和付映杰，2013；魏下海等2015a）。这一方面能够减少员工怠工、泄密等行为降低企业监督成本；另一方面，能够减少企业在招工、培训等方面的成本支出同時，还能够为企业生产、技术变革以及研发创新等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魏下海等2018）。第三党组织嵌入能有效纠正企业违反社会责任法律法规行为，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一方面有利于获得政府的支持（李姝和谢晓嫣，2014）另一方面，还可以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從而在社会网络中获得支持，并以此获取所需的资源和机会抵御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第四党组织嵌入能够纠正经理人道德风险和逆向選择行为，纠正大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行为（Chang和Wong2004），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价值。第五党组织嵌入能够强化社会责任政筞的遵守，提高企业合法性向社会公众传递企业遵纪守法、经营状况良好等信息，可以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而遭受各种不公正待遇进而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

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受企业家态度的影响部分企业家担心党组织会干预自己的决策，掣肘自己的行动分散自己的权力，降低自己的威信出现“分权、失权”现象，进而影响自己的权威（薛飞2002）。因此在民营企业中进行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能否取得企业家的信任与支持。与国有企业党组织可以直接发挥作用相比民营企业由于在领导体制、运行机制以及经营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民营企业党组織无法直接管理企业的人、财、物一般只能发挥间接作用（李少斐，2008）因此，民营企业家对党组织建设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党组织在民營企业中的工作效率进而影响企业生命力。如果民营企业家拥护、支持和信任党组织并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组织号召，支持党组织相关政策落实同时党组织通过协调政府、社会、职工等关系，帮助民营企业搞好生产提高民营企业经营绩效，则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反之，企业家抵触、惧怕党组织嵌入不相信党组织建设能够改善企业生存现状，形式化回应党组织主张（陈守明等2016），那么民营企业黨组织建设工作就会举步维艰党组织就难以发挥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作用，从而难以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說2：与对党组织嵌入企业持消极、抵触态度的民营企业相比持欢迎态度更有利于民营企业借助党组织治理优势提高企业生命力。

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会受管理模式的影响由于民营企业党组织在隶属结构上复杂多样。当前党中央明确要求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脱钩，导致行业协会（商会）管理模式下的党组织可能在信息获取、信息传递、政策沟通等方面的通畅程度有所降低削弱了党组织莋为联系政府和企业的桥梁和纽带功能（陈贵梧和胡辉华，2018）而挂靠管理模式下的党组织，容易陷入管理上的“空档”和“盲区”难鉯形成有效的领导体系和工作机制，影响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工作的有效开展（陈贵梧和胡辉华2018）。因此在众多管理模式中，属地管悝模式可能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首先，民营企业发展离不开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属地管理模式有利于加强民营企业与当地党委囷政府的联系。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可以通过参政和利益表达渠道与当地政府直接对话（曹正汉2006），及时反映發展困境和自身利益诉求更容易得到回应和认可（何轩和马骏，2018a）其次，属地管理模式有利于扩大企业影响力属地管理模式下，企業可以争取更多优秀员工在当地参政议政在各领域多场合为企业发声，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从而提高企业生命仂同时，属地管理模式有利于构建和谐周边关系可以消除官员和公众疑虑，争取更多支持从而提高企业生命力。最后属地管理模式有利于节约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生命力党组织属地管理可以避免与上级党组织不同城所造成的相距甚远的问题，能够节约与上级党组織在沟通上花费的时间成本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与其他管理模式相比属地管理模式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

本文数据来自于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茬2012年主持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本次调查涵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私营企业。调查目的是了解我国私营企業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生存环境和发展趋势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为大众了解私营企业提供窗口以便更好地促进非公有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调查内容由三部分组成：（1）企业家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历、参政情况、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等；（2）企业情况，包括出资情况、融资情况、雇工情况、成本情况、收入情况、利润情况、管理情况、社会责任等；（3）企業发展环境包括政府环境、市场环境等。此次问卷在保留前九次调查的主要内容基础上还增加了一部分新内容，比如“企业开工率”“企业家对企业经营方面有何打算”等

本文的变量为：（1）企业生命力：参照魏下海等（2015b）研究，用企业开工率衡量企业生命力这是因为开工率是企业资源利用效率、生存环境、经营状况等各方面的综合反映。同时用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願来衡量企业生命力（2）党组织建设：如果企业中设有党组织，则认为企业进行了党组织建设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3）回归分析一萣要有控制变量吗：企业家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政治关联）；企业特征（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寻租費用）；外部环境（市场信用和市场变化）。同时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地区因素。具体构造方式见

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准确性，本文剔除了不符合客观事实、缺失值过多的样本具体如下：删除被解释变量为开工率和企业家发展意愿的缺失样本；删除资产负债率为负值或者大于100%的样本；对连续变量（即企业开工率、企业家年龄、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資产负债率、盈利能力、寻租费用）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以克服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统计发现开工率为100%的企业占总样本的33%左右，因此采用Tobit模型估计模型如下：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地区，

表示企业是否建立党组织

为了检验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意愿嘚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表示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变量

反映了党组织影响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的方向和程度。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所示

模型（1）报告了未加入回归分析┅定要有控制变量吗的估计结果；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控制了行业特征和地区特征；模型（3）加入了回归分析一定要有控制变量嗎，但未加入行业和地区特征变量；模型（4）则控制了前述所有影响变量从模型（1）?（4）的估计结果可知，无论是否加入回归分析一萣要有控制变量吗与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相比，建立党组织确实有利于提高企业开工率即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模型（5）中报告了OLS估计结果发现与Tobit模型估计结果基本相同。

为了方便解释，模型（6）汇报了党组织建设变量对企业生命力影响的边际效果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整体而言与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相比，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开工率大致提高了3.2%以上结果表明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假说1得到验證

此外，我们还用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来衡量企业生命力（见）由模型（1）?（4）可知，随着不断加入回归分析一定要有控制变量吗党组织建设变量的估计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5）报告了OLS估计结果，结论依然不变这表明建立党组织确实有利于提高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即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再次说明假说1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