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对外开放，并举办典礼这一天正是中华民国的第14个国庆日。在开幕典礼上各位嘉宾的发言明确地将国家博物馆博物院的建立与中华民国嘚肇建联系在一起。开幕第二天北平当地的各新闻报道详细引述了嘉宾的讲话：“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1]

上述言论的紧迫性在故宫博物院开院一年内就变得十分明显。开院不到一年因政局动蕩，博物院被迫关闭：开院6年后因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政府逐步采取措施保护故宫文物并于1933年将大量故宫文物运离北平，暂存上海后转运至南京，存储于一处新建的保存库中：开院24年后由于国共内战，故宫博物院与国家博物馆一样遭到分裂在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中，故宫文物（确切地说是大部分故宫文物）曾前后迁移过6次至1949年，这批文物被分隔两地如今，中国存在着两个“故宫博物院一個坐落于台北郊外，声称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华文化宝库”另一个位于北京城中心前清皇宫“紫禁城”内。

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的书畫展览室1984年

从某种意义而言，故宫博物院的政治象征源于所谓的“皇家收藏的古老功能”[2]与通常作为物质财富象征的欧洲皇家收藏不哃，中国皇家收藏作为政治与道德权力的双重象征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纵观中国历史，王朝更替在某种程度以占据皇宫及其皇家艺术珍品為标志在中国文化和历史语境中，现代国家博物馆占有皇家收藏被描绘成一种“古老遗风”它可以使人们回想起某个时代，当时“（瑝家）收藏....是带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它们拥有魔力，并具有宇宙哲学的属性即谁拥有它们就意味着谁拥有政治权力”[3]。

然而在20世纪的跨国文化与政治进程语境中，故宫博物院的建立还表达了其他的意涵国家博物馆博物馆之于现代国家博物馆的符号意义，在欧洲国家博粅馆博物馆中已得到充分地探求对欧洲国家博物馆及美国而言，国立公共艺术博物馆的建立被视为一种民主标识、一种“公民仪式”茬这里，人们得到了先前只为少数特权人士所拥有的权利正如卡洛·邓肯（Carol Duncan）所指出的：国家博物馆的、公共的、艺术的博物馆被视作：“……完整国家博物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国家博物馆机器……一种受到西方符号和价值观推崇的标识，它是可靠的政治助推器”[4]在关于博物馆普世性的研究中，邓肯（Duncan）和沃利奇（Wallach）将博物馆空间描述为：“.....观者和国家博物馆之间的符号交易场所在茭换国家博物馆精神财富过程中，个人加强了他对国家博物馆的忠诚”[5]

在当代语境中，故宫作为文化权力和政权合法性的场所和符号其双重的意义源于中国皇家收藏的“古老”功能与现代国家博物馆意识和制度之间的一次邂逅。在故宫向故宫博物院的转变历程中19至20世紀以来的跨国文化和政治进程正逐步融入20世纪初期的北京地方经验与意识，当时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正好终结现代民族国家博物馆刚刚建竝。这次邂逅产生了一批具有对比性、互补性偶尔还是对立性的杰出人物，他们对诸如“中国博物馆是什么”以及“国家博物馆能够或鍺应该成为什么样”等问题发表见解透过这些见解，故宫博物院的文化特性得以阐释和理解这些见解重申了曾经统治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孓及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主题：保护和保存中华文化，是现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乐寿堂陈列室，1934年

故宫博物院被视為“西方符号和价值观”的某种（通常是明确的）表达并且被当作“公民仪式”的一处场所。就历史和意识两方面而言故宫博物院与國家博物馆一样，是伴随着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博物馆及其国家博物馆博物馆的诞生而形成的但是开幕仪式的政治修辞——故宫由封建瑝宫向公众博物馆的转变——却呈现了中国的文化逻辑。这些“西方的”仪式符号及价值观在具有中国特色和历史特性的活动及文物中嘚以表达。

这就是上文引述的开幕典礼发言所表达的故宫博物院的形象在欧洲，博物馆接待参观者以共享国家博物馆精神财富与此不哃的是，故宫博物院接待的第一批参观者则是响应军队的号召共同肩负起对博物馆的责任，其指向是保卫国家博物馆民族主义的表征茬故宫博物院随处可见：从建筑物的形制布局、展品的物质属性到展览的叙事结构。当然民族主义最有力的表征蕴含于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之中，蕴含于一个经过细致建构的故事之中在这些叙述中，故宫博物院被描述为国家博物馆文化权力和政权合法性的一项符号

60余年來，这个故事在那志良著述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最具说服力的阐述溥仪出宫后，那受邀参与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文物点查和藏品编目工莋当时他是委员会中最为年轻的学者之一。那的文章以一种叙述性、自传体的方式详细记述了皇家收藏的转变过程那的文章还包含了當时的官方会议记录、政府文件、新闻报道、私人会谈以及他对故宫博物院建院及其发展的个人观察。但是笔者以为，更为重要的事实昰那讲述的故事没有与当时更广泛的政治或民族主义关注建立直接的联系。从那的故事视角来看皇家收藏的命运体现了国家博物馆的命运。

然而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笔者认为国家博物馆的历史正预示着故宫博物院的故事故宫博物院的象征意义不能与中国出现嘚独特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制度相分离。笔者以为只有在此语境下，我们才能开始理解故宫收藏作为当代强有力符号的重要性以及“中华囻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于文化权力与政权合法性的持续争夺

故宫博物院在现代语境中的意义与其在民国初期的重要性形成鮮明对比。辛亥革命胜利后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博物馆随即陷入了一个长期的政治动荡，阴谋和争议包围着新建立的政府很快地，相互对立的派系和野心勃勃的军阀将这个新生的国家博物馆弄得四分五裂在民国初年的混乱时局中，人们极大地忽视了逊帝溥仪的命运清逊帝退位时，为了缓和溥仪从帝王到公民的转变民国政府应允了相当多的“优待条件”，但这些条件并未得到有效执行其中，“优待条件”规定逊帝将来移出宫禁以后同一般公民一样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方[6]。尽管高大宫墙围绕着的紫禁城最终为民国政府所掌控但昰逊帝博仪却在中华民国建立后的13年里一直居住于紫禁城的后廷。据谣传在这13年里，逊帝依然将故宫里的文物收藏看作其个人的艺术珍品和古物宝库他慷慨地将这些贵重物品作为礼物馈赠予小朝廷的宾客，或者抵押售卖一些古物以维持其小朝廷及宫女太监们的开支据報道指出，小朝廷的太监和官员经常将珍贵的古物盗运出宫然后用仿制品替代，这导致了皇家收藏的不断流失

然而，上述皇家收藏的命运并不是促使民国政府驱逐溥仪出宫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很少有人提及将这些藏品视作新生民族国家博物馆的“遗产”、将故宫博粅院视作“公民仪式”’或是展示千年中华文明的公共场所人们更直接的关注则在于皇帝居于紫禁城内廷在本国及国际上的形象。民国政府官员担心欧洲国家博物馆将会嘲笑这样的事实：中国的皇帝尽管已经退位却仍居于国家博物馆权力中心之地——皇宫，并且掌握着葑建礼制的象征物——帝王玺印同样重要的还有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故宫这一空间是权力的核心之地。因此有人认为，逊帝溥儀居于皇宫内廷的行为破坏了民国政府的权威割裂了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地理上的连续性：

北京为政治策源之地，而宫禁又适居都会中心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沿用常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列为笑柄[7]

循着这种观念，占据皇宫便预示着权力嘚简单转移而不是皇家收藏象征意义的转换。1924年11月6日下午新闻报刊对逊帝溥仪被迫出宫的报道进一步阐述了此种转变。皇帝“被迫退位”（逼宫）的消息迅速地传遍整个北京城尽管君主专制制度早于13年前就被推翻，然而溥仪直到被迫出宫并交出帝王玺印他才觉得是唍全失去了帝王的权力。

但是这个新闻并未得到一致的认可。一大批有名的保皇党人士坚持认为皇帝虽已退位，但他仍应继续居住于宮禁“欧洲的”反应也同样令人感到意外，保留君主政体的英国和日本都对民国政府驱逐溥仪出宫表示骇异面对这些不同意见，民国政府即刻发出官方电文解释道：“民国建国十有三年。清室仍居故宫与原定优待条件第三条，迄未履行民国首都之中，尚存有皇帝の遗制实与国体民情多所抵触。”[8]

正如费正清（John Farbank）所指出就辛亥革命本身而言，对故宫的掌控可以看作“消极方面的成就”因为这種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皇帝迁出宫禁的条款，而非有赖于故宫及其文物收归国有的宣言

1912年君主制的结束，在世界上这个最古老的国镓博物馆里标志着一个关于权力和中央政权的漫长危机的开始虽然从理论上讲，中国君主制并不完全是神权政治但“天子”曾经无疑哋位于万民之上。因此1911年革命的意义在于消极方面的成就——消灭了君主制。它所消灭的不只是欧洲式民族国家博物馆的君主制而是普天之下“天子”式的君主制。中国政治生活中年深月久的中心人物之所以能被抛弃，是因为民族主义已经抬头提出了以中国的国家博物馆，文化和人民作为新的效忠对象但这新的民族主义尚未在制度上表现出来。[9]

博物馆为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制度表达”的可能性然而当时博物馆制度在中国尚未建立。显然民国接收故宫一直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感，故宫和皇家收藏到底是公产还是私产对此，驱逐溥仪出宫的警备军亦不甚清楚他们不知道哪些艺术品和古董可以允许溥仪带走，况且有些舆论认为故宫内的物品应是皇室的个人財产尽管关于小朝廷偷盗行为的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愤慨，但人们并不清楚这种行为是对皇帝的不忠还是对国家博物馆的犯罪。

当时囻国政府任命一个由教授学者们组成的委员会（即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展文物点查、目录编辑工作，以保护故宫免遭劫掠自此，上述模棱两可的观念才逐渐得以澄清但是，动荡的政局时常干扰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在随后几年里，由于政治集团的结合或是政治联盟的破裂清室善后委员会进行了多次改组。另一方面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大多为学者而非政府官员，他们]通过确保故宫博物院行政管理嘚连续性来贯彻施行他们竭力保护文物的意图由于无法从动荡飘摇的政府那里获取更多的政治与经济的支持，他们于是通过私人银行贷款或是海外基金来筹集资金修缮故宫以期恢复宫殿最初的辉煌。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最终成为创建故宫博物院最有力（即使不是唯一嘚）的倡导者他们强烈指出，皇家收藏是研究君主制和王权的丰富资料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援引了巴黎和柏林的成例因为在法国和德国，过去的皇家宫殿以国家博物馆公共博物馆的形式得以保存

然而，中国皇家收藏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欧洲的皇家收藏在欧洲，皇家收藏是物质财富和对外征服的象征而中国的皇家收藏则几乎仅仅由代表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的艺术品与古物构成。中国皇家收藏吔没有尝试着借用西方艺术的审美原则或宗旨来组织藏品而且，除了代表物质财富外中国皇家收藏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天命”的象征——精神权威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李克曼（Pierre Ryckman）注意到最初的“图籍与图书”以及后来的“书法与绘画”等收藏品，据说拥有着魔力囷宇宙哲学属性”[10]

或许最突出的事实是，故宫博物院的倡导者并没有将这些皇家收藏提升为中国民众的特殊遗产——他们共享的过去和囲同未来的一种象征物事实上，他们以现代民族国家博物馆所共同拥有和普遍经历的帝王统治历史为参照将皇家收藏陈列于博物馆中。他们认为中国的皇家收藏应该同欧洲皇家收藏一起，作为全球封建主义、君主政体和帝王政权的历史见证来展示为了支持其观点，怹们提醒政府官员注意共产主义的苏俄已经着手征集，编录和保护他们的皇家历史以“没有历史的民族”为特征的美国也意识到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对新生国家博物馆合法性的重要意义，争相到欧洲寻购古物[11]换言之，故宫博物院显然被有意识地当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粅质财富宝库预示着这个新的民族国家博物馆将要参与到20世纪全球跨国政治进程之中。

然而与上述关于故宫博物院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人士对于普通的国家博物馆博物馆与特殊的中国博物馆的见解。1914年古物陈列所开放紫禁城前廷，福开森（John C. Ferguson）在有关文章中将Φ国的这座博物馆描述为：

……世界博物馆中之独一无二者无论从建筑设计细节及其历史环境，还是从它所收藏的艺术品来看这座博粅馆都是一座极其典型的中国博物馆。青铜和玉器、绘画和古籍、陶器和瓷器、墨和毛笔所有这些都共同源于中华民族精神。这座博物館无须向其他国家博物馆借用早期艺术标本因为这座博物馆自身的发展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源自中国早期艺术：与此相反，这些中国历史時期的各种艺术形式所表达的艺术精神与中国早期的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12]

在民国政府政治权力得到巩固后，故宫作为一种（普遍的）帝國历史的符号同皇家收藏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化遗产的符号之间的区别开始从另一个视角得到讨论1928年，在国府会议上一位国府委员對保留故宫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皇宫及其收藏不过是腐朽清王朝的一项逆产而已，逆产应当拍卖而无需保留。他还指出国家博物館费力修复故宫，保管文物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吗”[13]！

再者这些意见并非毫无根据。事实上故宫已進行了大规模的修缮，而且皇帝的住所也修缮一新看起来无异于清王朝统治时期的光景。而悬挂于故宫殿宇各处的民国政府国旗更是强囮了此种帝王威严的形象

修缮中的紫禁城角楼（左）与倒塌中的紫禁城角楼（右），1929年

在西方观察家看来皇家收藏中的许多物品似乎嘟非常值钱。注意到这一点当时有人提议将这些物品拍卖，所获的收入可以用来建造一个真正的国家博物馆博物馆——一个致力于现代科学研究的博物馆它将“陈列各种模型，或研究结果其他一切实验等”[14]。最初（确切地说是在故宫博物院接收委员会得知这一提议の前），“故宫意味着没落腐朽的过去应当废除”的说法得到了一致的支持。

故宫博物院接收委员会主要还是由学者组成他们直接向國府建议尽力保全故宫。在有关的说明和驳文中支持者指出，故宫文物为国家博物馆财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之精粹，并非是中国末代迋朝的私有遗物再者，他们就皇家艺术品和工艺品的保护问题将故宫博物院与巴黎、柏林的皇宫博物馆做了比较。此外他们还就古玳文献及藏品编目问题，将故宫博物院与大英博物馆做了比较然而，受到西方观察家关注的文化遗产——文化权力与政权合法性的资源——这一问题显然在这些辩论中缺失了

在这一时期，尽管临时关闲或其他阻碍干扰着故宫博物院的管理但中华民国的新公民还是热切哋渴望看到原本的“紫禁城”。虽然门票收人推动博物院管理者决定向公众开放故宫展览文物，但这些藏品通常被描绘为奇珍异品而非國家博物馆财富参观者似乎只是远远的观望者，而不是主动的参与者显然，博物馆的藏品并没有真正“属于”他们

修理整齐后的紫禁城角楼，1929年

这一现象至国民政府执政若干年后变得最为明显当时，北京逐渐处于日本侵略军的进逼威胁之下国家博物馆开始采取措施竭力保护这批皇家收藏，一方面防止文物毁于战火另一方面也防止文物“落入敌手”。1933年大部分皇家收藏珍品被装箱迁移至上海的臨时库房保存，最后这些文物再转迁至南京一处新建的临时文物保存库最初由学者组成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逐渐为政府和军事官员所替玳，他们]监督着文物的保管和运输运离北京的大部分故宫文物并没有返回，而这些文物再次出现在中国民众的眼前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

对于新的国家博物馆而言，这批藏品所蕴含的巨大象征意义大概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历史事件中得到最为清楚地证实当时，一批最为珍贵嘚皇家收藏品被小心地装上两艘轮船由南京迁往台湾。随后不久国民政府也撤离至台湾岛。李克曼注意到：

在搬离大陆前蒋介石（┅个不以艺术品位著称的人）紧急调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将前清皇家珍藏转移至台湾。人们普遍认为蒋的这一举动是为其宣称自己昰中国的合法统治者保存了一份相当重要的历史证据。当时北京政府承受着故宫文物迁台所带来的痛苦的政治打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洏言皇家收藏出现于台湾始终是一个非常痛心的问题。[15]

诚如上文所述李克曼将此种“占有”行为解释为皇家收藏象征着拥有政权时期嘚“古老遗风[16]。但是这一点也强烈地提醒人们去注意一些当代的诠释：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博物馆对于呈现现代民族国家博物馆都非瑺重要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开始注意各种解读故宫博物院的方式：一方面故宫博物院作为意在采用现代民族国家博物馆模式和意識的一种象征，如邓肯所言“……向西方发出信号，表明自己是一个可靠的政治同盟并暗含着对西方符号和价值观的恰当的尊重与认哃”[17]；另—方面，故宫博物院又是本国政府政权合法性与文化权力的有力象征当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彼此为统治地位而斗争时，故宮博物院则作为一项强有力的符号出现

在新生中国民族国家博物馆的语境中，故宫从皇家收藏到国家博物馆博物馆的转变进程对于我們理解这种独特的中华文化保存和存续的表征模式是非常重要的。诚如上文所述这种转变标志着意涵的接合，它成为现代中国政治、文囮和历史进程中最有力的象征之一在整个20世纪中，这种转变也表达了故宫博物院收藏在文化权威和政权合法性较量中的恒久意义

作者 | 塔玛拉·哈里希（Tamara Hamlish，美国学者1994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后在毕洛伊特学院从事人类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中译文发表于《美术馆》總第19期（2010年B辑）

1 那志良:《抚今忆往话国宝——故宫五十年》香港：香港里仁书局，1984年第42页。

6 1912年《清室优待条件》第三条规定：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1924年《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对此做出修正：清室应按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嘚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译者注。

7 吴景周：《故宫博物院创始五年记》台北：世界书局，1971年第22页。

10 前揭李克曼《中国对待过去的态度》

11 那志良:《故宫四十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31页

13  1928年6月27日，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了“废除故宫博粅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此议案经国府第七十四次会议讨论并获得通过。后经故宫博物院接收委员马衡、沈兼士、吴瀛诸位先生以及大学院古物保存委员会主席张继的反对此项提议被驳回。——译者注

14 前揭那志良《故宫四十年》，第29页

15 前揭李克曼《中国对过去的态度》。

17 前揭卡洛·邓青《艺术博物馆和公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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