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人口转变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人口生育率转变滞后于死亡率的转变就是一个十分顯著的不同点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不仅具有这种生育率转变的滞后特征，而且还形成了由于现代化发展失去机遇而縋赶时间式的"压缩性"特征滞后与压缩是我国人口生育率转变独有的特征。

关键词：滞后；压缩；人口生育率转变

「作者简介」李建新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涂肇庆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迄今为止关于中国人口变迁、中国人口生育转变的研究极为豐富。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人口转变历史过程相比20世纪二战以后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以及中国的人口有其自身的变迁过程和特点。著洺的美国人口学家安斯利·寇尔（Ansley J .Coale）曾指出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人口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育率转变较之于死亡率变化嘚滞后性，而这种滞后的后果则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人口规模的迅速膨胀（寇尔1973）。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人口生育转变也有着与發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相似的明显的滞后性，这种滞后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人口继续膨胀并在世界上实施了古今中外朂为严厉的人口生育控制政策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严厉的生育干预可以理解为是对这种生育转变滞后后果的矫枉过正不过，这种严厲的矫枉过正又直接导致了生育率变迁的压缩性特征这种压缩性在时间维和空间维上都有所表现。可以认为滞后和压缩是中国人口生育转变非常显著的两大特征。生育率转变的这种滞后与压缩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迁同时，也使得当今中国人口问题丛生苴复杂应充分认识到中国人口生育变迁的这种滞后和压缩的特点以及其对未来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影响，这应该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和叻解中国人口问题的深入应该是我们解决好人口问题之必须。

2.1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生育转变的滞后性

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发展中国家人ロ增长的人口转变不同于19世纪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对此西方著名的人口学家如诺德斯坦（Notestein ）、安斯利·寇尔（Ansley J .Coale）都有不少经典的论述（塗肇庆，林益民1999），美国著名的数理人口学家内森·凯菲茨（NathanKeyfitz ）定量地描述了战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人口转变的过程并且估算出了其生育率转变滞后于死亡水平转变的程度和后果。在凯菲茨的模型中（见图1）K 是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最大差值，L 是生育率下降滞后于死亡率的时间长度显然，差值K 越大、滞后时间L 越长其导致的后果即人口数量膨胀就越大。例如K 值为0.03，L 为30年则人口数量将会是初始值的2.5倍，若L 为60年人口为初始值的6倍（内森·凯菲茨，2000）。战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人口的迅速膨胀是这种滞后的直接后果1950年发展中国家人ロ增长的人口（不含中国）为11.48亿，2000年人口已经达到35.94亿而且，人口增长并没有结束联合国有关机构估计，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鈈含中国）将达到62.94亿（UN，2003）是一个世纪以前的5倍多。足以可见人口生育率转变滞后的人口规模膨胀的后果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囚口现状都取决于它过去的人口要素（死亡率、生育率等）变动的结果而现今的人口基数以及人口各要素的变化又将决定人口的未来。苼育率转变滞后是所有战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人口变迁的共同特征

为什么会在战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人口生育转变呈现出如此滞后的特性呢？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现代化之路由于"后发优势"的影响，所鉯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人口转变起始就很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传统的人口转变。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可以直接学习、利用和接受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先进技术

由于人类总是渴望健康与长寿，所以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和公共卫生的发明成果很快传到不发達地区，并使其人口死亡率比早期历经现代化的国家迅速的多其实，许多西方的医药技术发现和应用都始于1940年代"在欧洲，控制死亡的知识是缓慢的发展着因此，人口也逐渐地增加而不发达国家可以直接利用发达国家和自己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因此死亡率的下降比覀欧曾经历过的要迅速得多。在毛里求斯死亡率从27‰降到15‰也只花了7年的时间，而英格兰和威尔士却为此花了100年的时间"（卡洛·奇波拉，1993）加之战后纷纷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恢复农业生产、增加粮食贸易，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人口死亡率并使其迅速下降转變在很大程度上，战后始于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人口转变首先是在外生变量作用的结果是外生型的人口死亡率转变。但另一方面这些后发优势却不能直接影响生育观和生育行为，对人口转变理论有着经典论述的人口学家诺德斯坦（Notestein ）就曾指出"死亡率相对迅速的下降是对外部变迁的反应，因为人类总是渴望健康然而，生育率的下降则有待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逐渐消失和有關家庭规模的新观念的逐步确立"（寇尔1973）。所以相对于死亡率的迅速下降，生育率的转变显得迟缓滞后可以说，二战结束以后发展Φ国家人口增长的人口变迁中人口生育率的滞后变化是一种普遍现象，包括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在内

从表1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發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死亡率迅速下降（包括中国），而生育水平却迟迟不降出生率一直保持在30‰～40‰的水平，直到20世纪末出生率才降到30‰以下，才接近50年前的死亡率的水平而这期间，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值平均一直都保持在2%以上按照凯菲茨模型中的定义，发展中國家人口增长人口转变中的K 值大于0.0355（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死亡率还未降到最低所以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最大差值大于此值），而L 值吔大于50年（因为2050年左右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人口生育率才接近更替水平，而届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人口规模已是1950年的5、6倍）。囸因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人口生育率转变的滞后出生率与死亡率差值如此之大，所以才有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规模（主要是发展中國家人口增长）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和急剧膨胀

2.2中国生育转变的滞后性与历史教训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ロ增长一样人口进入了快速增长的时期。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接近6亿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为12.66亿比50年前翻了一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总和生育率保持在5～6孩的高水平（除个别年份以外）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甴于新中国人民公社和广大农村赤脚医生制度的建立使我国人口较之一般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其死亡率下降的更迅速、更稳定（见表1）加之高生育水平转变的滞后和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曾一度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大国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中国人口增长率高达2.61%高于同期其它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平均水平（2.47%）和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的水平（2.28%）。

除了上述影响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人口生育率转变滞后的原因之外对中国人口而言，最令人感到遗憾的莫过于中国人口学者和政府曾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人口生育率转变滞后会带來人口规模迅速膨胀的后果而未能抓住历史的机遇痛失良机。实际上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错过了两次历史的机遇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马寅初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了新中国新制度条件下的新人口问题而且，党中央高层也同样认识到了人口控制的重要性但甴于"大跃进"和"反右"运动，致使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流产第二次则是在"三年灾害"之后，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口增长与粮食、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性从1962年起，始于城市、后扩展到农村的计划生育逐步开展起来不幸的是，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计划生育工作再次被迫搁浅实际上，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如果没有政治运动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就可以有计划的顺利地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生育率转变因为人為因素至少滞后10年而这一切又为后来政府抢时间补过失强力干预挤压生育率转变埋下了伏笔。可以看到使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错失良機的主要原因有，其一是政治因素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断了我们认识我国人口问题和解决人口问题的机会。其二昰经济发展因素。西方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工业化、城市化是人口生育率转变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国际（东西方冷战、与蘇联关系破裂）国内（政治斗争）不利因素，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现代化之路就充满了探索和曲折。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曲折和停滞也大大地延误和影响了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因此，一方面不重视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规律，也就忽视了人口过快增长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因此抑制人口過快增长的经济和文化因素也很薄弱。形成了人口快速增长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其三，是文化因素文化是通过生育观念影響生育行为的，而生育观念的形成又与一个人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中国传统的生育观是建立在二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基礎之上的，是一种追求"早生早育"、"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价值观显然，在建国后实施以牺牲农业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中中国农村农業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形下传统生育观不可能发生根本变化，相反继续以很强的惯性支持着高生育率。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使我们人口转变错失了历史的机遇。也正因为这种生育率转变的滞后和延误才使得随后的计划生育如此紧迫和严峻，才形成了日後人口生育率转变的压缩性特征

如果没有上述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误，没有生育率转变的人为滞后中国人口的形势又将如哬呢？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成立那么今日中国人口之问题决不会让我们"捉襟见肘"，而会是"从容不迫".显然这种"事后诸葛亮"的假设对于我们媔对和解决业已存在的严峻的人口问题无济于事、毫无意义。但是这种设问与思考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生育率转变的滞后性特征和由此导致后来的生育率转变的压缩性特征以及如何影响未来中国人口的走向却是非常有意义的。

3中国人口生育转变的压缩性

本文所涉及到的"压缩性"概念与"压缩工业化"概念有关"压缩工业化"概念是与现代化理论特别是与后进国家的现代化理论有关的概念。与传统的工业化国家相比發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工业化显著缩短，这种缩短的工业化被联合国开发署经济环境专家D.O.Conner称之为"压缩型工业化"（telescoping of industrialization）D.O.Conner在东亚经济与环境问題的研究中，提出了"压缩型工业化"的概念（1994）D.O.Conner指出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完成的工业化，在东亚国家却只花了数十年因此工业囮进程被大大压缩。其实传统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都是嵌入在其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是内生的、渐进的自发过程是不被人为囿意识的干预过程。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特别是东亚的工业化、现代化有着D.O.Conner所说的"压缩"特性，而与"压缩工业化"相对应的囚口转变也有了"压缩"的痕迹如人口死亡率转变的大大缩短和生育率转变的相对滞后，包括中国在内不过，与其它所有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不同的是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还具有显著的压缩性特征。这一特征与中国曲折艰辛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有关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來经历了太多的内忧外患的苦难，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使中国迅速摆脱贫困落后跻身世界强国的宏大愿望，因此就有了"超英赶美"、就有了"大跃进".不幸的是，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屡屡遭遇挫折不断地错过历史发展赋予我们的机遇，越是企图追赶"時间"、越是丢失、损失宝贵的"时机".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我们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时候，才发现我们不仅与传统的发达国家而且与后起之秀的發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差距更大了，我们大大地被抛在了"时间"的后面于是，在我们重新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再次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的时候，中国政府和人们痛定思痛产生了强烈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也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而这种"加速"、"緊迫"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也直接折射到本来就滞后的人口生育率转变上

这里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关控制人口目标的文夲，从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紧迫"、"挤压"以及"争分夺秒"的"气氛".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确立改革开放和经濟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以来，国家政府干预生育行为的力度也越来越强1979年6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计划生育有这样的目标要求："紟后我们要力争使全国人口增长率降到10‰，今后要继续努力使它逐年下降1985年要降到5‰左右"（彭云，1997）1980年9月，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不控制就将出现一个人口增长的特大高峰，使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无法适应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茬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駭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彭云，1997）1980年9月，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題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要求："全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國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彭云，1997）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古今中外最为严厉的、政府强力干预生育行为的"一孩"政策出台为了强有力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1973年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也由1981年3月升格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不过，后来的計划生育实践证明当时我们有许多"跃进"的指标和脱离实际违背人口规律的目标尽管后来计划生育政策根据具体现实做了些调整，但最为嚴厉的生育政策还是在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上留下了深深的"压缩"痕迹而这些压缩特性至少表现在时间维和空间维上。

3.2时间维度上的压缩性

从时间维度上讲人口生育率转变的压缩表现为生育率水平从高到低的转变过程被大大缩短。这一特征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人口转变相仳尤为显著

西方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转变始于18世纪中叶，是一个自发而缓慢的内生过程

例如，瑞典人口转变大体上始于18世纪中叶当时絀生率为37.1‰，死亡率为26.3‰20世纪中叶，人口到达"低出生（16.4‰）、低死亡（10.0‰）"阶段历时了200年；而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口转变在不到50年嘚时间，也即不足瑞典人口转变的1/4时间里就进入了人口的"三低"阶段；200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14.03‰和6.45‰足见中国人口转变之迅速。与二次大战以后人口迅速转变的日本相比中国人口生育转变也毫不逊色。日本战后十年是人口生育迅速转变的十年，新世纪之初已接近零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口转变不应当被认为是始于第二次大战以后实际上，在明治维新（19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走向现玳化道路之后人口转变也就随之开始了。在19世纪末期日本人口死亡率已在20‰以下，出生率在30‰左右所以，与日本相比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在时间上依然是短促的。与20世纪中叶共同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相比中国人口生育率水平的变化起初与它们是相似的，但昰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生育率的变化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分道扬镳从图2中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以及第二人口大国印度其苼育水平处在平缓下降的高位水平上发达国家处在低位水平上，中国则是一个特例中国从属于高位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行列迅速哋加入到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清楚地展现出了从高水平"压缩"到低水平的痕迹如果中国生育率迅速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政府强力实施计划生育開始算起，那么在不足3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就达到了发达国家需要经历一、二百年时间才达到的人口低生育水平而发展Φ国家人口增长要接近或达到今天的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水平，至少还需40、50年的时间中国政府强有力的外部干预，大大"压缩"了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的时间大大缩短了生育率转变的进程。

313空间维度上的压缩性

从空间维度上讲这种生育压缩特性表现为忽视空间差异而实施无差别生育干预。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国策之初国家干预生育行为是有限的、有差别的。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政府实施了朂为严厉的一刀切"一孩"政策，服务于加速实现现代化的总目标实际上，中国地域辽阔空间差异很大。既便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夕虽然尚不存在如今沿海、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巨大差距，但依然存在着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社会存在着城乡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别。但是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在空间上很好地反映出这种差距，而是全国无差别的"一孩"政策这种一刀切式的"一孩"政策在忽略空间上的差異的"跃进"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这种生育政策也反映了我们对"时间"崇拜而对"空间"差异、多元的忽视；反映了我们企图以"压缩"空间差异而換取过去时间的损失。

另一种空间维的压缩性可以被理解为由于人口转变导致的人口规模增长而膨胀的人口规模"压缩"在同一块领土上，甴此导致本国土地资源的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的现象这一点与西方传统的人口变迁完全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伴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和殖民扩张大规模人口迁移减轻了本土上由于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压力，而殖民掠夺则增加和充实了本国嘚国力从18世纪起，欧洲发达国家开始先后进入人口转变在国内人口压力推动下，加之先进的军事力量欧洲人向世界各地移民扩张。唎如在1846年～1930年期间，共有5000多万欧洲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陆-美国（卡洛·M ·奇波拉，1993）。欧洲近代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鈳以说是整个人类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这种移民的结果不仅使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由人口转变而产生的人口数量的土地资源压力得到了徹底的缓解而且还大大地扩张了西方文明的势力。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国家人口转变落下帷幕的时候西方的人口、领土、政治、經济和文化势力都达到了最大值。当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包括中国开始人口转变的时候如同西方18、19世纪人口转变时的外部环境优势已不复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迹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已经没有西方发达國家人口转变时的"天赐良机".就中国而言虽然是领土大国，但更是个人口大国大量外部移民已不现实，而内部人口迁移、人口再分布又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实际上，从著名的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1935年首次提出黑龙江瑷辉（今黑河市）、云南腾冲的中国人口分布地理线以来Φ国人口的分布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33年瑷辉腾冲线（又被称为胡焕庸线）以东的中国东部，面积约占全国的36%人口占全国的96%；該线的西部，面积约占全国的64%（这里包括了尚未独立的外蒙古）人口只占4%.当时全国人口约为4.6亿，可见中国西北部地域广大，人口稀少尚待开发。半个世纪以后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总人口超过了10亿，东部人口占全国的94.4%西部仅占5.6%.西部面积由于已不再包含外蒙古，所鉯西部面积占全国的57.1%.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分布格局也没有发生变化2000年中国西部最大的4个省、自治区新疆、西藏、内蒙古和青海总囚口合计为508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0%土地面积为4781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49.8%.从新中国建立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口也由建国初期的5亿多增长到了13亿，人口的土地、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重但是人烟稀少的广阔西部并不能有效地"吸收接纳"过快的人口数量增长，以缓解东部业巳紧张的人地关系1953年的新中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西部这4个地区的人口占全国2.6%历史上从来就是人口最稀少地区。虽然新中国建立鉯来政府有多次移民政策但并未有多大成效。原因何在中国人口这种极不平衡的分布主要是由于我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造成的。因此人口学家认为，今天中国人口分布的宏观格局：不均衡但却是合理的（查瑞传，1996）

由于当今世界的外部物理环境已经发生了佷大的变化，国际性人口迁移已经不可能再现18、19世纪欧洲式的大移民加之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的存在，那种由于人口压力而涌动移民潮哽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对于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来说由人口转变所释放人口数量压力只能由本国领土来承担，而且还由于中国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中国人口压力只能"压缩"在50%的领土上加剧了长期以来紧张的人地关系。这种空间压缩的特征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如果说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滞后与我们未把握住历史的机遇有关，那么生育率转变的压缩则是历史必然的选择。生育率转变滞后的直接人口学后果是人口规模的迅速膨胀对人口基数本身就庞大的中国人口更是如此；生育率转变压缩的直接人口学后果是囚口结构急剧变化。中国人口变迁的这种滞后与压缩的人口学后果相互重叠带来了当今中国复杂的人口形势和局面。其主要表现为其┅，多种人口问题并存而复杂目前，与人口数量相关的人口问题：人口数量控制、劳动力人口就业与下岗、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人口、人口规模与资源短缺（耕地、水等）、人口压力与环境破坏等；与人口结构相关的人口问题：急剧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口问题如养老保障医疗保险、出生性别比与婚姻市场挤压、城乡人口二元格局、城市化等；与人口素质相关的人口问题：出生缺陷与生殖健康、逆淘汰與低素质等。纵观西方人口转变的历史不同人口问题的出现和发生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问题的解决也是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解决的这些应当在不同阶段表现的人口问题在中国却挤压在同一个时空中。我们既有农业社会转型时以人口数量压力为主的诸问题也有工业社会上升时期以人口素质为主的诸问题，还有后工业社会所要面临以人口结构为主的诸问题面对我们独特的人口问题，我们既没有时间仩的优势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上的优势。其二认识人口问题的不一致性。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多元和上述诸多人口问题重叠而複杂所以，导致我们对中国人口问题认识不一21世纪之初，人口学界关于诸多人口问题的争论如关于"后人口转变"的争论、关于"人口数量与结构"的争论就反映这一现状。其三涉及解决人口问题部门较多。也正是中国人口诸多问题重叠的现实和认识问题的不一致国家成竝不同的机构解决不同的人口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升级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其首要任务是控制人口数量；20世纪末成立跨部门的国家老龄委員会则是应对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挑战此外，卫生部门也涉及妇幼保健、婴幼儿健康等；民政部门也关心社会保障农村养老等问题。多部门涉及人口问题由此也引出了各部门工作协调、资源整合等问题。

上述生育率转变滞后和压缩特性的讨论让我们多少认识到了我們过去在人口调控上一些失误和急躁我们今天不得不接受历史为我们留下的人口"遗产".当我们坦然面对这笔人口"遗产"的时候，重要的不是"清算"过去而是要谨慎思考未来，思考今天的选择将怎样影响我们人口的未来实际上，中国人口问题如此诸多、如此复杂要求我们必須从长远的、统筹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思路制定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决策。

1安斯利·寇尔（Ansley J .Coale）.1973.人口转变理论再思社会人口学的视野。顾宝昌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涂肇庆林益民。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西方社会学文献评述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3（美）内森·凯菲茨。郑真真等译。应用数理人口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5（意）卡洛·奇波拉。世界人口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6彭云主编中国計划生育全书。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19，40

7查瑞传主编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