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王业键 | 全汉升与中国经濟史研究

作者简介：王业键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教授、博士。

文章来源：《清代经济史论文集》台湾稻乡出版社2003年出版。

多数人都擁有自己不了解的能力和机会都有可能做到未曾梦...

全汉升先生，广东顺德人民国二十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随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潜心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民国三十八年以后并先后于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讲授中国经济史民國七十三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全先生治学务实求真。半世纪以来专题著述甚多上自魏晋以迄战前，绵廷壮阔根基深厚。他的学術见解与成就举世重视。本文拟将他在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贡献作一简略介绍挂一漏万。读者如果希望作进一步了解请参考后文附铨先生著作目录。

在中国经济史上全先生对于唐宋时期的研究，贡献最著《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尤为千古不刊之作在这本书里，他把运河的重要性即运河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根据史贵作生动的叙述与有条不紊的因果分析这一创作的学术价值，鈈仅在唐宋史研究上极为重要即对于了解近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亦有莫大贡献中国自商周以来至秦汉，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广大地区多未开发。但是从魏晋到随唐的几百年间，中国经济南北二大区的相对生产力发苼空前变动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北方由于战乱频仍胡人入侵，生产力大受破坏汉人大规模南移。结果北方经济衰退，南方不断开發当中国再度统一（即隋唐时代），南方于是取代北方一跃而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

他方面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近代轮船兵舰发展鉯前，海洋实为天然屏障中国边患，因此都在北方历代都必须在北方沿边布重兵，以防亚洲内陆游牧民族入侵同时，为了便于了解邊情控制边郡守军，以收指臂之效中央政府也仍设于北方之心要。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维持边境庞大驻军和首都的皇族及朝廷大小官员，便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把南方剩余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大量北运然而，中国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沿海交通在轮船发展以前又多危险(风暴及海盗)而不可恃，于是有建设一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之必要隋炀帝之开凿运河，主要原因在此茬这条运河把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起来，对于盛唐武功有无此贡献以后这条运河能否畅顺，也和唐宋帝国国运息息相关

唐初行府兵制，兵农合一且中央政府机构遗算简单，国都所在地的关中粮食供需尚不致大相悬殊。可是到了七世纪后半的高宗时代朝廷机构大为扩张，长安人口膨胀同时府兵制又渐变为募兵制，军需民食大增关中粮食供应便大成问题。原来隋炀帝修运河自洛阳以达长江。从洛阳到长江一段有三门险滩，尚末顾及所以，唐初南方物资可籍运河畅运洛阳，却难以大量输送至长安高宗于是设洛阳为东都，此后直到玄宗(713-755)前期天子及从臣常于春夏之间东幸，甚或常驻洛阳时人称玄宗为“逐粮天子”。玄宗后期由于洺臣裴耀卿和韦坚相继改善河道运输一一改直为分段运翰、修陆路绕三门险滩、关中另开运河以达至长安一一成效大著。江准米粮及其他粅资可源源运至关中。最盛时年逹四百万石玄宗非但无须就食东都，而且可倾力向西北发展大唐帝国声威远播，使开元、天寳年间荿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代

安史之乱(755-763)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运河的濬修与维护大不如前，运河的交通又不时被地方兵将阻断大大哋失去了联系南方经济重心的作用，唐朝国势于是中衰吐蕃、回纥相继侵凌。到末年各藩镇自擅兵赋互相争夺，运河水道破坏长安供应被切断，政府财政破产李氏王朝便不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五代期间(906-960)没有一个帝王能控制运河沿线地区，他们的政权也无法长夕维歭

北宋建都开封(汴州），在黄河平原上与辽及西夏对峙。就地理形势来说无险可守。一旦有患实防不胜防。然而和长安或洛阳仳较起来，开封有一大优点对于宋太祖选择国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从南方运到这里的粮食每年多逹六百万石。此外尚有其他货粅源源到逹，支持北方军糈民食北宋之能长多和北边及西北二大异族抗衡，运河一脉畅通联繋南方，贡献莫大到了徽宗时侯，蔡京用事政府用于购买粮食时的巨额准备消失，又改分段转运法为直运法结果北运米粮减。钦宗时汴京被金人围攻，运河上游又被盗賊破坏而溃决河口浅阻，澝运不通北宋军事上难以支持，终于崩溃

此后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宋金两国以准河为界，对立了┅个世纪以后分别为新兴的蒙古所灭。据全先生观察宋金对峙，运河南北分属二个不同的政权而且北段完全湮塞，失去了沟通南北經济大动脉的作用使宋金二国国力变得分散而薄弱。另一方面杭州居运河南端终点，和长江南岸的镇江相连长江诸路财赋，可以经甴镇江入埋河而逹杭州源源供应。南宋所以恣偏安一隅连一个世纪之久，运河的经济功能仍然是个重要因素

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叧一重大贡献，是他对于商业发展与都市化的研究首先，为探讨交通运输对都市发展的可能影响他选择这个时期运河沿岸三个重要城市一扬州、开封(汴梁)、杭州(临安)一一做深入的觐察。其中开封及杭州分别为北宋与南宋首都由于政治及军事上的重要功能，加上运河交通便利使他们很快地成为庞大的商业城市。这二个大都市有个共通的特点即首都所在，有大量人口（官员、军人、学生、地主、游客……)能将首都以外的财力转移到这里以供消费。因此它们的购买力很大，能够吸收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货物到这里来销售例如，开葑所需粮食及工业品(丝织品、漆器、书籍、纸、笔、砚等)大都从东南的皖、苏、浙、闽、赣等地输入。药材和一部份丝织品取给于四〣。此外木材取给于山西、陕西；盐来自山东、山西；鐡器及陶器分别从河北，陕西输入；奢侈品如象牙、珍珠、香药之类来自海外；戰马自西夏、子阆而来这种消费性城市的扩张，促进国内商业的发展；交通运输的便利又加速都市的膨胀。[1]

扬州的兴起在经济史上哽具重要性。唐宋以前中国都市大都由于行政或军事功能而形成。从这个观点来看开封和杭州在宋代的繁荣，仍不脱离传统不过规模远较前代为大而已。扬州在唐代的繁荣及以后取代扬州而兴起的真州却纯由其商业功能的发挥所致。在〈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榮与衰落〉一文中全先生阐述这个城市在唐代繁兴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它“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叉贴上为南北交通要冲，实是全国货粅最理想的集散地”不但南方盐、茶、药材各货，即海外舶来品也多集中于此，再经运河北遝销售商业发逹，工业、遝输业、金融業等亦相应而生除商业大都会的兴起外，他也发现宋代若干地方或由于人口增加，由虚市演变为市镇(见〈南方的墟市〉一文)商业功能城镇的出现与增加，象征著都市发展的新阶段全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地起了带领作用

其次，唐宋时代经济和往不同的另一方媔是国际贸易方面的转变。中国在唐宋以前的国际贸易多沿“丝绸之路”与中亚各国交易。唐宋以遣由于南方的开发，航海技术的妀进及阿刺伯商人在海上的活跃，中外贸易大都转移到东南沿海唐宋时期，中国沿海国际贸易商阜相继勃兴广州、泉州、明州(宁波)，可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在唐代和北宋，广州更居首位全先生在〈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一文中，对于了解当时国际贸易的性质囷广州在国内外贸易所扮演的角色做了一番切实的考察。根据他的研究宋代广州输入品多为珍珠、象牙、犀角、香药等奢侈品。这些貨品大多来自南洋输出品则多为工业制造品，如五金、布帛、瓷器、漆器此外，铜钱翰出很多广泛流布海外，遍及日本、南洋、印喥、非洲东岸几成为国际货币。

宋代国际贸易的经营阿刺伯商人最为活跃。但是华商和中国官吏经营南洋贸易者也很多。无论外商戓华商他们也从事广州与国内各地间的贸易。例如将进口外货及两广多余的米盐，运销各处当时广州与国内交通路线，大致有二条：一条沿着现今粤汉鐡路或附近北上通长江西至四川，或经运河以逹华北另一条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城市。广州嘚繁荣是建立在转运贸易之上这也是由于发挥商业功能而兴盛起来的城市(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尚有其他重要贡献，将并入下节论述)

[1]參考全先生论文〈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和〈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的输入〉。

中国经济自先秦至两汉金属货币的使用有逐渐推廣的趋势。但是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期间货币发展开倒车，实物货币盛行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唐宋时代金属货币再度流行，而且进叺纸币阶段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一瑞典一遗要早六个世纪。然而自南宋末期经元代以至明初，由于政府对货币管理鈈善发行漫无限制，自坏币信；明清两代又回复到金属货币阶段一直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中国才完全废弃金属采用纸币为通货。

从早姩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到现在全先生一直对于货币与物价变动很感兴趣,他这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大，他人实难企及

民国30年底，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发表一篇长文〈中古自然经济〉逭篇论文，到现在仍然是研究魏晋以至唐朝中叶中国货币演变的最重要著作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三个问题，并从多方面考察以求解答。第一自然经济哬以在这个时期产生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战争。从汉末到隋初前后有黄巾之乱、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侯景之乱……等，结果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交通困难尤以北方为甚，严重影响商业的衰落其次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币材一铜一的短缺这又由于當时铜产大减及佛寺广铸铜像所致。铜的供给萎缩铸币随之急遽减少。钱币缺乏实物货币便自然地出而取代。第二实物货币的使用，普通到何种情度他从交易、租税、地租、及工资的支付各方面加以考察，都发现以实物(绢、帛、谷)为支付手段者多第三，这种现象歭续到何时才改観据他的观察，一直到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前后一方面由于商业的发展，一方面由于铸钱的增加金属货币才再度取得支配地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的税制改革将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租庸制度改为以征收钱币为主的两税法，便是逭种演变的明显标志

他的〈Φ古自然经济〉的见解，在学术界并非没有异议何兹全便以为这个时期南北二个区域情形迥异。北方因受战乱破坏逆退到自然经济的境地。南方经济由于大量移民的迁入反而逐渐开发与繁荣，货币经济乃居主导地位[1]彭信威认为，“这一个时代大体上可以说是钱帛夲位的时代，钱为主帛为副。”[2]这个时期政治上四分五裂，战乱迭起朝代更迭频仍，使用实物货币的普及程度自然因时因地而异。但是无论南北，这个时期钱币缺少和紊乱是明显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实物货币便相应出现。考察最近有关此一时期的一些著作洎然经济居优势之说，仍多为史家所接受[3]

中国货币的发展，宋代己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到元朝纸币成为唯一通货。然而宋元时代实施紙币，最后都归失败检査中国过去实行纸币失败的经验，全先生写了二篇重要论文——（宋末通货膨涨及其对物价的影响〉及〈元代的紙币〉据他的研究结果，不论南宋或元代纸币的发行与流通过程，大致都经过了价值稳定、温和通货膨涨及恶性通货膨涨三个阶段；而且纸币币值稳定与否的原因也如出一辙。

两代初期发行纸币币信之所以良好主要由于发行数额有限，且有充分现准备但是这种谨慎的发行政策，都因对外作战而无法维持南宋在13世纪初屡与金人交战，金亡后又屡与蒙古为敌军事支出庞大，税收不足只好以通货膨涨手段来应付。元世祖统一中国后仍不继征伐海外如日本、占城、爪哇等地，耗资至钜后来更加上诸王赏赐及佛事费用激增，财政匱乏于是很快步上南宋的后尘，以通货膨胀政策弥补财政赤字到了末期，宋受蒙古进逼领土日蹙。元末各地群雄并起加以天灾频仍，收入锐减纸币现金准备完全耗费，发行额则急遽增加结果，币值狂落信用扫地，两代政权都在恶性通货膨胀狂潮中覆亡经过這二次惨痛教训，中国币制在明清两代又退回到金属本位明代中叶以后及淸代约四个世纪期间，中国币制可说是银铜复本位即银两和銅钱兼充市场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工具。银铜复本位的实施必须以这种金属的充分供应为前提。全先生对明清两代货币之研究就是着偅探讨货币供给，以明了币制之发展在这方面没有人做得比他多，也没有人的成就比他大为探究白银和铜的来源，他接连发表了下面┿二篇论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季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上贸易〉、〈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及〈清代云南的铜矿工业〉、〈再论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明中叶后中国黄金的输出贸易〉、"Trade

据全先生多年研究结果明清時代银铜复本位之所以能相当顺利地运行，是由于银和铜逭二种币材的供给大为增加的缘故先就银的供给来说，国佞银矿产额对于货币鼡银的增加自有贡献。其中最主要的银矿是云南银矿从明代中叶到淸代中叶，每年产量可能在三十余万至四十余万两但是，当时银嘚主要来源是国外而不是国内；美洲和日本的银产，尤为重要自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和东方的新航路后，欧洲海上强权纷纷在美洲和亚洲掠夺殖民地西班牙人首著先鞭，于十六世纪上半十六世纪上半征服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鲁(Peru)、和玻利维亚(Bolivia)—帶又于1565年自墨西哥出发，占领了菲律宾而成为一个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大帝国。他方面从十三、四世纪开始，己有中国商船往来南洋各地并有不少华人聚居菲岛。西班牙人占据菲岛后中菲贸易大量展开。中国与美洲间的贸易也通过菲律宾而快速发展起来當时菲岛生产落后，在那里统治的西人生活必需品(如粮食）以至军需用品都要靠华侨商人供应。中国丝货更为菲岛及美洲西人所喜好Φ国商品(特别是丝货)于是大量往菲岛输出，大部份丝货更以大帆船从菲岛输往美洲为购买中国货物，西班牙人找不到适合的货物来交换但是他们有一项产品，中国人都乐意于收受那便是西属美洲出产的丰富白银。这样一来随着中菲贸易的进展，每年都有大批白银从媄洲经菲岛输入中国据全先生観察，初时每年仅数十万银元十六世纪末菓超越百万元，到了十九世纪增至二百万元以上十八世纪每姩更高达三、四百万元，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减至一百五十万元他的估计从1517至1821年的二个半世纪期间，约有二万万银元自美洲经菲律宾流入Φ国

其之，与西班牙人争雄海上的葡萄牙人于1557年占领澳门葡人以澳门为据点，也积极开展中外贸易他们向中国大量收购丝货、棉布、瓷器……等，分别往三个方向输出以谋钜利。第一往西运至葡人在印度的根据地果亚(Goa), —部份更转运至欧洲。第二往北运至日本长崎。明末倭寇为患中国政府禁止日本通商，葡人趁机充中日贸易媒介以满足日人对中国货物的需求。第三也往南运至菲律宾。结果大量白银也不断地由这三个方向流入中国。十六、七世纪之交日本为世界上仅次于美洲的盛产白银之地。据估计葡船当时运往长崎的Φ国货物每年约值一百万两以上，稍后有时甚至高逹二、三百万两

十八世纪以至十九世纪早期，英、美、法、荷诸国也载运大量白银箌中国以购买丝、茶等产品。英西东印度公司输华白银数量更居魁首十八世纪后半，广州一地每年输入白银达四、五百万银元之多據摩尔斯(H.B Morse)估计，由1700至1830年期间广州一地净输入白银约共四万万银元；再加上其他港口的翰入，总数当在五万万元左右

现在再看铜的供给凊形。明代铜产不盛铸钱远较前代为少(元朝除外）。十五世纪纸币停止流通后用银多于铜钱。有清一代’不但白银日多铜钱流通数量亦大为扩张。清初铸钱用铜多从日本进口，称为洋铜从十八世纪早期开始，清政府积极发展国内铜矿云南铜矿产量扶摇直上。雍囸朝()前期每年产量从一百万斤增至四百万斤。从乾隆五年(1740)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产大多维持在一千万斤以上。铜产豊富足以满足全国铸钱嘚需要。十八世纪到十九世期早期铜钱流通额持续大量增加，白银流通额并驾齐驱银铜复本位制，可说已发展至成熟境地

[1] 何兹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1939)

[2] 彭威信，《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214

[3] 參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490-495;

韩国磐《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页173-179;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下册页555-581。

关于中国物价史的研究全先生更属开路先锋。[1][2]研究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物价非常困难。首先是材料缺乏无论是官书、地方志、或私人著述，记录零碎而又多不明确原始材料如商店帐簿、土地买卖契 弧 收租簿、官方报告，保存无多其次，中国过去币制和度量衡不统一斗的大小、秤的轻重、尺的长短、地亩的宽狭，因地因时而异银两和铜钱的成色及重量，也各地互异且有公铸私铸之别。因此即使千辛万苦收集到一些物价材料，仍然难以作时间上或地区间的比较在重重困难之下，全先生多年来日鉯继夜地搜求整理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今天我们对于民国以前约一千三百年间的物价变动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不能不归功于他

满清叺关以前的物价变动的趋势，除前述二篇有关宋、元纸币通货膨涨的著述以外他还著有〈唐代物价的变动〉、〈北宋物价的变动〉、〈喃宋初年的物价大变动〉、〈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及〈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等论文。现将他研究唐、宋物价的成果简述如下：关于唐代约三个世纪期间他发现曾经发生三个物价下落时期和四个物价上涨时期：(一)开国后十年(618-627)因承随代几度对外征伐之後，加以农产失收物价昂贵。(二)从贞观初期到高宗前半期许(629-666)约共38年间政府鼓励生产，改善钱币田禾丰稔，百物低廉是政治史上的貞观永徽之治。(三)高宗后期到玄宗即位之前近世纪期间钱币贬值，水旱间发物价有腾涨之势，不过上涨程度并不厉害(四)开元、天宝時期(713-755)，社会经济繁荣百物丰盈，物价廉贱是历史上难得的升平盛世。(五)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结束了这个千古歌颂的黄金时代。此后三┿年间因受战争破坏，凶荒迭见以致物价空前飞涨。(六)从德宗贞元间到宣宗大中年间(785-859)的七十余年物价有长期下降之势。这是由于政府实施砍税法人民必须以钱纳税；同时，商业发达对于钱的需求亦增。他方面铜产不足，佛寺及工业用铜又大量增加市场上钱的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演变为钱重物轻的现象(七)唐代的最后四、五十年(860-907)，战乱连年灾荒频仍，物品供应非常缺乏物价于是又扶摇直上。

同样地全先生也把北宋物价变动勾昼出一个轮廓。他将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物价变动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960-1022)物价长期下落，主要是由于农产增加和货币紧缩二个因素所造成第二个时期()，因受西夏战争影响耗费甚钜，财政收支失去均衡物价上涨。第三个时期()物价趋向低落。他认为当时物价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实行募役、青苗等新法，对于货币的需要大增第四个时期()，物价升腾此时政府铸钱贬值，加以私铸流行所以币值大跌，被金人围攻时交通阻断，更加速物价飞跃趋势

考察北宋铸钱数额，在第一时期内烸年低至五十万贯高不过一百八十万贯。在第二个时期每年大都铸钱百余万贯。第三个时期铸额突增，每年最少约二百九十万贯朂高达五百万贯以上。[3]王安石新法固然大为增加货币需求，同时货币供给也大幅扩张所以物价是否趋向下降，值得商榷当然，当时粅价水准王如对西夏用兵时那样高涨是易于了解的。

全先生对于清代物价研究用力最勤。他对于这个时期物价史的贡献我以为比他茬唐宋物价研究上的贡献还大。他研究清代物价的著作包括后列数种：《清中叶的米粮市场与贸易》(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与Richard A. Klaus合著)、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粅价革命的关系)、〈清雍正年间的米价〉(与笔者合著)、〈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变动趋势〉、〈近代四川合江县物价与工资的变动趋势〉(与筆者合著)、及〈清康熙年间江南及附近地区米价〉他的粮价研究，对于增进清代经济之了解有二大贡献：第一他发现从十七世纪末直箌十八世纪终了，粮食和其他物价有长期上升的趋势而且这种上升趋势和当时美洲白银的大量进口有莫大关系。如前所述明清时代，皛银已成为中国主要货币之一但是，中国国内银产不丰富白银的来源主要在国外，尤其是美洲当时西方人到东方殖民贸易者日多，對中国丝、茶等产品需求很大于是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白银流入中国白银进口越多，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数量也愈多结果造成长期物价上升的趋势。

有一点值得指出即十八世纪的中国经济空前扩张。人口约从二亿上升至三亿左右耕地从七亿五千万亩增加到十亿至十一亿亩。其次国际贸易大社发展，国内各地区间贸易也显著增加再次，若干专业的工商市镇纷纷出现这些现象 显示，當时全国的生产与所得也大幅膨涨[4]生产与所得增加，市场交易数额扩大对于货币的需求也必相应增大。在这种情形下白银流通额增加，末必会造成物价的上涨

不过，十八世纪在中国流通的货币不只白银一种金属货币还有铜钱，而且铜钱铸造和流通额也大量膨涨還有，到十八世纪后半由于商业发展的需要，市场上私票(钱票及银票)流行这些私票，系由银钱业或商号发行大多无十足准备。一元現金准备发行数元私票额是通常的事。这样一来私票俨然而为货币一新部门，和白银、铜钱鼎足而立它们不但大大增加货币流通量，而且促成流通速度的增加所以，我以为十八世纪的物价长期上升是这三种货币同时大量扩充所造成。

他在清代物价研究上第二个重夶贡献是他对于各地区间粮价水1准的酋异和各地间经济交流的考察。在十八世纪间中国南方产米各省的粮价水准，以东南沿海的粤、閩、浙、苏等省为最昂长江中上游及内地各省(安徽、江西、湖广、四川、广西)则比较低廉，这是由于前者人稠地狭、粮食不足后者人ロ相对稀少，粮食有余这种现象—各地区间粮价水准的差异—对于促进各地区间经济交流起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米价从四川、湖广、江西、安徽等地经长江水路运到下游及东南沿海销售；广西剩余米粮地也经由西江顺流而下，运到广东各地出卖当時东南沿海地区粮食不足问题，主要是透过市场的运行而解决的清政府的粮食政府运用，如常平仓积储、截留漕粮备脤等其效果远不洳市场机能。

他方面东南沿海人口过剩地区向内地输出二项主要东西：一为人力，一社为工业品整个十八世纪中国国内人口流动，最主要的方向是从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往江西、湖广、四川等地移动大量移民的结果，内地农业资源得以开发也解决了东南沿海人哆地少、粮食不足的危机。鸦片战争前长江下游出产工业品内销的最明显例子是江苏的棉纺织品。在这里生产的棉布通过长江运销内哋的最明显例子，是江苏的棉纺织品在这里生产的棉布，通过长江运销到内地各省[5]由此可见，全先生从货币、物价、国内外贸易、人ロ移动等多方面探讨把清代经济史研究推展到新的境界。他的研究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对清代经济的认识

[1] 柳诒徵在1930年写了一篇〈江苏各哋千六百年间年间之米价〉，发展于《史学杂志》2:3、4这篇文章属笔记性质，作者没有进一步做科学的研究

[2] 清代各省官员向皇帝奏报的糧价资料，相当丰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北京第一档案馆。

[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451

[4] 参阅拙著，《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中央研究院经济所1981)，页25

[5] 参阅全先生〈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及他与笔者合著“清代的人口变动”二文。

受了鸦片战争和英法聯军二次失败的教训之后中国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产生了仿效西方练兵制器的洋务运动，这也是中国工业化运动的开始和近邻的日夲，约略同时起步然而，几十年后两国成绩相去霄壤日本到二十世纪初已在东方称雄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跃而成为世界五强之┅中国到抗战前夕，却依然是个经济落后国家全部国民生产中由现代部门所贡献者，不过占八分之一[1]中西近代工业化何以成绩这样囹人失望？这个问题也是全先生多年来注意的一个重点对於这个历史上的重要课题，他也成为研究的先驱

对於这个问题的处理，他一方面就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展做一个广泛的考察一方面对於一些关键企业、关键地区，和关键问题作深入的个案探讨〈甲午战争以前嘚中国工业化运动〉和〈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二文便属於前一项。〈清季的江南制造局〉、《汉冶平公司史略》、〈清季鐡路的官督商办淛度〉、〈清季的商办鐡路〉(与何汉威合著)、〈清季鐡路建设的资本问题〉、〈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山西煤矿资源与近玳中国工业化的关系〉等论著都是后一类的研究成果。

他把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展(至抗战前夕止)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同治四姩(1865)江南制造局成立到1894年甲午战争为止。这个时期工业化的最大特点是国防或军事工业的建设除了江南制造局外，福州船厂、天津机器局、汉阳枪炮厂、汉阳鐡厂等都在这个时间设立；目的在采用西方机器来制造枪炮轮船加强国防。同时这些工业都是官办企业。第二个階段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大世大战前夕()这个时期，由於列强在华获得直接投资特权各国纷纷在华设立工厂和建筑鐡路，所以外资在中國居重要地位其次，除了外人在华筑路以为政治经济侵略的工具外国人也感到发展交通运输的重要，因此鐡路建设大有进展再次，政府鼓励私人兴业以增加财富，在商战中挽回利权因而商个时期有好些民族资本企业和轻工业的兴起。第三个阶段从1914到1937年在第一次卋界大战及战后短期间，欧美各国工业品输华数额大减给予中国民族工业一个发展的大好机会，尤其纺织工业空前薘勃。但是到了二┿年代民族工业又遭受到外资的沈重压力，日本资本更一直在华加紧扩充以致战前许多重要工矿企业都在外资控制之下。还有战前笁业都集中在极少数地区――上海、天津、武汉、东北。上海一隅工业生产竟居全国之半。现代企业在广大的内地仍寥若晨星。全国烸人平均工业生产价值和欧美甚至日本比较，微不足道

他的许多关於近代中国工业的个案研究，主要在探求战前中国工业化不能起飞嘚原因他这方面种种著作中可归纳而得的结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下列因素：资本缺乏人才缺乏，计划、组织和管理不当社会政治环境不良。的确江南制造局的机器设备不完善，商办鐡路成绩低劣汉冶萍公司债台高筑，终至为日人所控制山西丰富的煤矿不能夶量开发等等，资金筹措困难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关於这一点全先生更进一步探究，他认为国民所得低、储蓄微簿；信用机构健全；忣屡次对外战争失败赔款负担很重等三点，是造成资本贫乏的主要原因

资本和人材的缺乏，是后进国家经济发展中普遍遭遇的障碍泹是，当时中国是否贫穷得几无余力投资有待商榷。据最近美国一学者研究战前中国国民生产净额除去大众基本消费之外，潜在剩余(potential surplus)當不下国民生产的四分之一然而，当时投资仅占国民生产的百分之五左右这些数字明白显示，当时国民生产中一可观部份耗用於非必要的消费上了。[2]所以我觉得战前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关键不在太穷而在於不能将潜在的剩余导入投资途径。

要将潜在剩余导入投资不外三个途径：一为投资人自筹资本，或组织公司发行股票及债券。二为以银行为枢纽吸收游资，然后以贷款或承购(underwriting)方式将資金转移到生产途径。三为政府以课税或公债方式减少不必要消费，而将潜民间的剩余资源徵集起来用於直接投资(如交通运输、教育、卫生等)，或辅助私人企业依乔欣克隆(Alecxander Gerschenkron)的研究，依靠第一种筹款投资途径只有在经济较发达、商业信用较建全的国家，才有可能；经濟愈落后信用愈不健全的国家，政府在筹措建设资金方面必须负担起越大的责任[3]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初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主偠靠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负起筹集资本的功能俄国则主要靠政府的强制课程方式。日本则一方面改革税制一方面鼓励银行的设立，双管齐下以解决工业资本问题。但是中国银行业发展迟缓，到1930年代还不及日本经济起飞前夕(1880年代)的水平[4]中国政府从清末至战前，又没有对税制作根本改革掌握财源很有限，因此每每捉襟见肘难有作为。[5]

同样地为了解决工业化人才问题，德国和日本政府在十九年世纪后半期嘟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制度，包括义务性的小学教育以至训练专才的大学及研究所。结果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但文盲几乎全部扫除而且产生了大批的科学家及技术人才。然而中国的传统科举取士到1905年才取消，此后三十年政府对於教育之投资人，也没囿积极进展人才缺乏，企业界的计画、组织、及管理自然难望健全。

至於二十世纪上半社会政治不安战乱频仍，对於工业发展有极鈈良影响更无庸讳言。全先生在他的《汉冶萍公司史略》中指出民国成立以来，内乱时发汉阳鐡厂每每炉毁敷停，萍乡煤矿常因战倳停工大冶鐡矿屡被迫向地方政府捐款。在这种情形下营业如何能望兴旺？他又说：「当日中国一般的工业也像汉冶萍公司一样，飽受军阀或政府的摧残以致凋零衰落，能够逃出这个不幸的命运的简直是凤毛麟角。」[6]宁不令人扼腕兴叹!事实上当日上海一地工业囮之所以一枝独秀，除了它的地理位置优良交通运输方便以外，外人租界所在环境较为安定，以致内地资本与人口纷纷往上海流入吔是一大原因。上海和广大的内地互相对照犹如沙漠中的孤岛，实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畸形现象

[2] 参阅拙著，《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嘚演进()》页85-86。

[4] 拙著前引书，页88

[6] 《汉冶平公司史略》，页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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