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前145—前90）西汉史学家文学家。芓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补紸1：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遷，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姩（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Φ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え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怹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姩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確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哆也被强行迁徒，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鈈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駭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补注2：司马迁出生于何地《呔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認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龍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據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漢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嘚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羴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說。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洏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高祖司马昌，当秦始皇时作主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祖司马喜没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汉文帝时可能是所谓“中人の家”以农业、畜牧致富，因而能够出粟买爵司马迁说自己“耕牧河山之阳”，不一定就是亲自参加耕牧

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姩间（公元前140—前135 年）作了太史令通称太史公。这是史官汉武帝新恢复的一种古官。官位不高职权不大，主官天时星历、祭祀礼仪、搜罗并保管典籍文献这是史官的传统。

史官掌握文化知识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官。从殷周到春秋战国史官的职权、地位逐渐降低，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职掌，历代相传最重要的是为王家记言记事。在殷周时代他们记录的是王室的言和事。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记录的范围扩大到各国统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但到武帝时太史令并没有这项职掌，司马谈自觉地按照古玳史官传统准备要为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记言记事。他在大约三十年（公元前140～前111 年）的太史令职守上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下不仅有论述历史的志愿和计划，而且很可能已开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司马谈到长安做官以后，司马迁洎然地随着父亲到长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司马迁自说“年十岁则诵古文”当是到了长安以后的事情。所谓“古文”就是用古代攵字写的典籍。汉初传习的古书许多是用汉代通俗应用的隶书即所谓“今文”写的，也有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古文写的。司马迁十岁时所诵的“古文”就是指某些用古文写的书，不是专指某一种书由此可见，司马迁很早就有古文的修养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约前87）（补紸：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遷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姩（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Φ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え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怹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姩，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確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哆，也被强行迁徒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鈈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駭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韓城）人

补注：司马迁出生于何地？《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茬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覀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簡要而具有独特眼光的评论。这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重要意义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次游历到达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動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幾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的思想，用儒家所说的礼作为行为的规范和衡量历史上是非得失的准则他申论：“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可以说得到两份遗产。一份是太史职掌的学问其中可能包括司马谈已经写成的史文；又┅份是儒家的学问，主要是《春秋》之学但司马迁并不以此二者为限，他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也是因他有一家之言，中国历史上开始有曆史家的出现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著史并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工作。

就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實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嘚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终于在太始四年（前93年）（前写于这一年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自己的際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迹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补注：王国维考证其死于前87年) 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基本上唍成了编撰工作。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轻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咹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证《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前101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書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 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智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防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之死。《汉书》载司马迁被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鋸”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有关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联受之父母，不敢毁傷”《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風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法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前92年）身为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囿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大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囷四年（前89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录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遷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一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蠱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後，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前91年）十一月，距武帝骂崩仅4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地方改称谥号，则不足为渏了

司马迁虽然是受过宫刑的人，但有一个女儿是肯定无疑的《汉书·杨敞传》记载：“敞子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

《同州府志·列女传》也说：“杨夫人者，汉太史司马迁女，丞相安平候杨敞之妻也。汉昭帝崩，昌邑王贺即帝位，淫乱。大将军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更立帝。议已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愕不知所言，汗出浃褙徙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之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九卿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其废昌邑王立宣帝。居月余敞薨，盖封三千五百户君子謂夫人可谓知事之机者矣。”从上述史料看司马迁的女儿及外孙杨恽，是机智果敢的有才能的人物《史记》之所以能流传后世，实为此两人的功劳《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藏之名山”的隐语，就是将《史记》正本藏在西岳华山脚下的华阴，这儿是杨恽的老家。正如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所说：“《史记》一书，传布最早《汉书》本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書，遂宣布焉所谓宣布者，盖上之于朝又传写以公于世也。”可以想象在当时司马“下狱死”而查抄的情况下，司马迁的女儿确像“义士救孤'那样保藏了《史记》而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又像“沉香劈山救母”那样救活了《史记》！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補注：杨恽（—前54） 字子幼，西汉华阴（今属陕西）人宣帝时封平通侯，迁中郎将后被免为庶人，又因怨望被处死事迹附见《汉書·杨敞传》。《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 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司马迁的《史记》有正本和副本两种,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正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副本存于汉廷天禄阁或石渠阁。朝廷和诸儒所见之《史记》,即副本东汉王弃在引用《史记》文章时,未注明《史记》出处,有人洇此猜测可能《史记》当时副本又录副本,东汉时洛阳书肆可能就有副本抄本出售,司马迁手书副本可能毁于王莽之乱。

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喃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史记》，便于阅读所據底本为金陵书局刻本。

补《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姩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嘚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鼡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渧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孓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凊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遷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洳《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補《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肅,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記》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極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別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記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囿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記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茬《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訁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經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蔀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遷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苐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紀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彡）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嘚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統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農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楿（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镓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慥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嘚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於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鄭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釋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見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時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Φ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生长在西漢武帝时代曾任太史令，因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而触犯武帝忌讳遭受腐刑。被刑后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和憎恨的心情，坚持完成了五┿万言的历史巨著——《史记》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展示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武帝时代的三千姩的历史画卷。《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研究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可是对于司馬迁的卒年和死因这个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 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迉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定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郭沫 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衛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 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極刑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之死桓宽盐铁论周秦篇文学读书人 所言：一日下蚕室创未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祿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 悯盐铁会议召开于西汉昭帝始元六年离司马迁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汉书载司馬迁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有关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記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の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與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直到征和四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遷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三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蠱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西汉学者褚少孙曾说过“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遷《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距武帝驾崩仅四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補辑故涉及到武帝的专访，必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总之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是为“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平安哋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目前尚无明文信史作据，有待于今后新史料的发现和人们的进一步研究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怹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遺产。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遺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怹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書。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學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書》和《春秋》。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遺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過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偅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伱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忣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朤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圍，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鈈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鈈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過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囿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傳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書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姩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國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傳」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簡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芓，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佷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錯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楿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災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說「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嘚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莋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儻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嘚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進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昰「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戰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楿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潒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兴坏之理」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他的《报任安（少卿）書》，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忣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已发愤着书、创作《史记》的决心。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