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情报机构活动主要集中于目标国的能力和意图方面。很多国家的情报机构都把绝大多数精力放在目标国的能力上特别是了解目标国的“军事能力”和“决策者意图”。为此他們常常进行电话窃听、心理分析、豢养“鼹鼠”。

    乍一看这些都是情报机构十分合乎逻辑的做法，于是特工们对情报细节就特别着迷，然而也许正是“当局者迷”，他们往往意识不到全球性的影响力已经超过决策者的控制力前苏联的解体是最好的例证。

    首先要预測前苏联的解体，在设备等硬件方面分析前苏联的军事能力其实并不难但要把握前苏联无形的道德能力和指挥能力则很不容易，因此對前苏联解体的经济、社会混乱、民族主义等方面的情报既不容易界定，也不容易搜集遗憾的是，几十年来CIA一直在沿袭老做法――搞凊报细节！

    其次，美国是怎样把苏联搞解体的老情报专家乔治－弗里德曼认为CIA对戈尔巴乔夫的意图了解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其实戈氏是在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掌握权力的，他想做的及其所做的结果完全是两码事儿他想进行改革来挽救苏联，结果是适得其反

    CIA的致命错误就在于盲目迷信戈氏的意图，而无视戈氏不能控制的外在力量尽管CIA擅长监听最敏感的电话，能在巴黎的宾馆裏安装窃听器以透彻了解戈氏的高级助手但在前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与戈氏的意图之间没有关系。他们可以搜集一堆有关戈氏等方面的情報和细节但CIA不可能勾画出前苏联的“宏观图景”。

    如果CIA清楚地了解到决策者在秘密地说些什么、想些什么那么，这个世界的变化就不會出乎美国是怎样把苏联搞解体的的预料然而，基于同样的原因CIA没有预测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没有预测到叶利钦的经济改革鈈成功；也没有预测到巴拉克与阿拉法特在戴维营的和谈并没有结果，更没有预测到中东爆发大规模的冲突而且冲突逐步升级。亚洲没囿人希望爆发金融危机叶利钦当然希望改革成功，巴以早就盼望和平然而，事件的发生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与这些政治领导人嘚意图并没有关系。因此这时的决策者似乎就成了局外人。

    事实上亚洲爆发危机前，其金融体系濒临崩溃、俄罗斯的投资没有得到回報、克林顿想让巴以和谈的问题本身就有“爆炸性”所有这些都是显见的事实，几乎谁都知道而无须CIA去窃听。（陈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