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工人运动与革命先驱赵世炎
这首诗，是吴玉章在回忆赵世炎同志时写的。
赵世炎是我党早期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直接指挥者。他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坚贞不渝、奋斗一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赵世炎，字琴荪、号国富，笔名施英、乐生。一九○一年一月十三日诞生于今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镇。他的父亲赵登之，是个小地主兼商人;母亲陆氏，出身贫寒，终日勤劳不息，操持家务，对子女尤为慈爱。赵世炎从小在母亲的影响下，养成忠厚、勤劳、同情人民疾苦的优良品质。
二十世纪初，中国继续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加深，人民苦难深重。在黑暗和混乱的社会中，四川人民不断掀起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一九○七年，革命党人熊克武在成都组织起义;一九一一年武昌首义，四川同盟会在荣县宣布独立，川东南各县相继响应。年幼的赵世炎，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激流中，经历着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洗礼。
赵世炎的二哥赵世珏，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来参加北伐战争，他常把新思想灌输给自己的弟妹，从外地寄回许多介绍民族英雄的书籍，使赵世炎从小就受着爱国主义的教育。他效法二哥，果断地剪掉了自己头上的辫子，表示了与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决裂，不当清朝统治者的“顺民”。在高级小学堂念书时，他得知祖国的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瓜分得支离破碎，便“怒目切齿，默坐不语”。赵世炎十分崇拜宋代民族英雄岳飞，喜欢他那气势磅礴的《满江红》词，经常高声背诵“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词句。对南宋杰出的政治家、爱国诗人文天祥的《正气歌》和明末抗清将领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尤感兴趣，经常大声朗读。而对中华民族的败类洪承畴之流，则是切齿痛恨。一九一四年，赵世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龙潭镇高级小学堂。第二年来到北京，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在高师附中学习期间，赵世炎勤奋刻苦，有强烈的求知欲，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他对时事政治很感兴趣，对校事国事特别关怀，在阅报室内，人多争看副刊上的游戏小品，而他总是在看时事新闻。他曾写信给在家乡的小学同学，劝他们不要埋头读死书，应注意国家大事，并经常把报纸寄回家乡，引导同学注意时事。
在附中的几年，赵世炎亲眼看到满清统治者虽然被推翻，而民国的建立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一线光明;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特权，仍是有增无减。他们在东交民巷，筑墙驻兵，胡作非为，形成了国中之国。年青的赵世炎，对军阀、军僚的贪污腐化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对劳动人民的苦难遭遇寄予了无限同情。他开始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公众事业成败的关键，希望治理国家的人，要“注意于民生之利害”。他在《说图书馆答友人问》的作文中说：我看社会事业，大凡力量单薄的容易毁灭，力量雄厚的容易成功。那么如何才能使力量雄厚呢?他说雄厚的原因，在于集合群众的力量，群众起来，事情就好办了。
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赵世炎组织和领导附中同学参加了这一运动。“五四”后的几天，各校纷纷成立学生会。赵世炎被选为附中学生会的干事长，经常出席全市中学生联合会的会议，讨论如何组织和发动同学问题。他每次开大会回来作传达时总是很详细，讲话有条理。当同学中因意见分歧发生争执时，他首先作全面了解，听双方陈述理由，然后进行分析，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的结论总是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因此同学们便常以“及时雨大哥”称呼他。
“五四”爱国运动空前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各种社团纷纷成立，出版刊物如雨后春笋。赵世炎从附中毕业，为了追求改造社会的理想，他不去投考大学，而是投身于改造现实社会的洪流中。他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的“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的“少年中国学会”。他还效法少年中国学会，在一部分附中同学中，发起组织“少年学会”，并出版了《少年》半月刊。他在《少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抨击了当时的黑暗社会和“封建官僚式的教育”。
赵世炎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开始认识到要想解救中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但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来得及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对社会主义的了解是很肤浅的。赵世炎企图从教育入手，将“工读主义”视为“改造社会”的救世良方。他同他的同伴设想通过工读方式，“养成一种勤工俭学的学风，使他们(指人民大众)闻风而起，将来人才日多了，民智日进了，为贵族政府奔走的人，一天一天的少了，贵族的政权就会“日益消亡”。那平行的自由社会就会“自然的兴起”。在这种“工读主义”思想指导下，赵世炎在北京积极参加了李石曾等人倡导的勤工俭学活动和李大钊等发起的工读互助团的活动。
一九一九年秋，他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法文，还与鲁其昌等人创办《平民周刊》和《工读》半月刊。赵世炎通过刊物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民主与科学，鼓吹半工半读，公开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进一步寻找改造社会的良方，一九二○年五月九日，赵世炎乘阿芒贝尼克号远洋轮离开上海，于六月底到达法国马赛。在离上海前，他曾去找过陈独秀。在法国，他初住在巴黎华侨协社，除了补习法文，还帮助华法教育会做些编辑和出版工作。十月以后，到三得建铁工厂作工。他每天除做八小时勤杂活外，还挤出三、四小时的时间自习;并随时与勤工俭学同学讨论国内外大事。他还和国内同学保持密切联系，积极为国内出版的《少年》写稿，报道在法勤工俭学的情况。
赵世炎在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发达的法国，表面上比封建落后的中国进步繁华，但实质上也同样黑暗腐败。他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说，到了法国生活上并不是那么愉快的，并指出过去自己对社会改造问题的看法，未免空想的太多，不切实际。他希望朋友们“务要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
一九二一年二月，赵世炎到巴黎学校街五十号找张申府(陈独秀曾委托张在西欧发展党员)，并接上党的关系。当时陈独秀在国内曾给张申府去信，告诉他赵已在国内入党，并且由赵口头作自我介绍。在法国的党员，除张、赵外，还有周恩来、刘清扬两人，于是在巴黎组织中国共产党小组。就在此时，赵世炎还没有完全摆脱“工读主义”的影响。同年二月二十八日，当蔡和森领导蒙达尼附近勤工俭学学生，开展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时，他还表示反对。他和李立三、陈公博等人认为勤工俭学才是“正途”，到工厂做工同样是学习，因而他们不计工种和工作条件，千方百计找工作，并且组织了“劳动学会”。在他们看来，革命首先要组织工人，同时提高和锻炼自己领导工运的本领，为将来革命做好准备。
赵世炎、李立三等，虽然没有参加“二·二八”的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但是对于中国公使陈箓勾结法国军警欧打学生的反动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发表声明和印发意见书，抗议中国公使镇压学生的罪行。
“二·二八”事件，深刻地教育着全体勤工俭学学生，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促使勤工俭学学生内部的团结。赵世炎确认蔡和森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分子，主动写信给他，并专程到蒙达尼同蔡和森面谈了三天。结果双方意见完全一致。表示“争论已经过去，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大家都谈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一年四月，赵世炎进入法国最大的铁工厂施乃德厂做工。这是一个华工比较集中的工厂，有华工近一万人。他利用这一机会，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作。在华工中组织华工组合书记部，举办消费协作社和工余读书会，还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华工周报》。同时，他积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学到的革命理论用通俗易懂的方法，向华工进行宣传，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北洋政府出卖华工利益的罪行。经过赵世炎的耐心启发和教育，一些积极要求进步的华工和青年，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一批华工加入了党组织。赵世炎自己也提高了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在欧洲，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与工人结合，而赵世炎就是这个较早结合的典范。
一九二一年六至八月，广大勤工俭学学生，在赵世炎、蔡和森和周恩来等同志的组织和领导下，发起一个规模较大的“拒款运动”。抗议北洋军阀以国家烟酒税、印花税为抵押，向法国政府借款五亿法郎，用以购买军火打内战。六月初，中国政府专使吴鼎昌、朱启钤到达法国的消息传出后，由赵世炎、周恩来和蔡和森等同志发起，联合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等六个团体，组织拒款委员会。六月三十日，在巴黎哲人厅召开拒款大会。赵世炎主持大会，宣布开会宗旨：“一为全体磋商反对之办法;二为预防将来借款之阴谋;三为宣布对于法国之态度，非反对其国民，乃反对少数资本家借款与中国，长中国之内乱者。”会议最后宣读并通过了拒绝借款的决议草案。八月十三日，又召开了第二次拒款大会。会议进行中，听众“满腔义愤”，痛打了公使馆代表王曾思。
拒款斗争坚持了两个多月，在群众压力之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暂停向法国政府借款，从而打击了法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经济利益，减少了中、法政界一些人的发财机会，“拒款运动”最后取得了胜利。
一九二一年九月，在赵世炎、蔡和森等同志领导下，勤工俭学学生又发起了一次“占领里大校舍”的群众斗争。北洋政府官僚吴稚晖等人，以照顾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为名，动用庚子赔款，建造了中法里昂大学。学校建成后，却又从国内招来一批富家子弟入学。于是激起了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的极大愤怒。各地派出先发队到里昂，推赵世炎为总代表，开始与校方交涉。交涉无效，学生们强行占领“里大”校舍。校方及中国大使馆勾结法国反动政府，派遣武装警察，将先发队一百零四名学生逮捕，并送进兵营监禁。在关押中，赵世炎、蔡和森等领导学生进行绝食斗争。赵世炎在法国当局强行将勤工俭学学生押送回国的混乱之际，巧妙地逃出兵营，继续留在法国。这时，大批优秀分子如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罗学瓒等被遣送回国。由于赵世炎的护照被法国当局没收，他不得不跑到法国北方去做苦工。在这半年里，他一边做工，一边在华工中开展工作。同时与在德国的党小组成员张申府、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商讨建团事宜;并保持同国内的联系，及时把筹建情况报告国内。
一九二二年四月，在周恩来的催促下，赵世炎离开法国北方来到巴黎，奔走各地，与有关方面磋商和酝酿入团条件。当时有人提出“工学世界社”全体入团的意见。赵世炎则坚持严格要求，主张入团只能以个人名义。一九二二年六月三日，旅欧青年团组织在巴黎西郊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等十八人。赵世炎是会议主持者，并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章程。大会以多数通过团体名称为“中国少年共产党”，并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会议结束后，执委会向国内党中央作了报告。一九二二年九、十月间，赵世炎与王若飞等人，经胡志明同志介绍，参加了法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少共”和法共的联系。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党小组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一九二二年秋中国旅欧总支部正式成立，张申府为书记，赵世炎为法国组织负责人。
一九二三年三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十二人，接组织通知，离开法国去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赵世炎抓紧一切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九二四年三月，他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世界与列宁及列宁主义》和《列宁》两篇文章，详尽地分析了列宁主义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以及它的精华所在。这是较早地在中国报刊上系统地介绍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文章。后来，他在国内多次介绍列宁主义，认为“今后列宁主义者对于列宁主义之研究发扬之责任，也正如当初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之研究发扬责任一样。”
一九二四年夏天，赵世炎跟随李大钊、王荷波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列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他帮助了大会的工作，并给中国代表团当翻译。通过会议，他吸取了许多有关建党、开展工运及农运的经验，为他后来回国投入火热的实际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由于革命形式发展需要，一九二四年七月，党中央决定赵世炎回国，担任北京地委书记。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后，他担任区执委宣传部长及北方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在北方地区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作为李大钊的主要助手，同李大钊一起领导着北方地区党的工作。
赵世炎认为，要搞好革命工作，“头一件事就是需要一个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革命就不能胜利，自从他到北京工作以后，北京及附近城镇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北京的党组织很快由原来和东城和西城两个支部增加了好几倍，并在各大学建立了团的组织。
赵世炎十分注意党的组织建设，特别强调在工人和农民中建设党的组织。他认为“工农阶级是一个最后和阶级，工农党担负世界未来的政治改造、经济建设的最后责任就在现在呢!工人农民赶早就要组织起党来，训练自己的战士，做日常的斗争，做将来革命的斗争。”他同以往在西欧时一样，亲自深入工人群众，培养发展党员，注意把群众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
赵世炎还采取了各种方式，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并注意吸收他们中积极分子入党。他曾多次到女师大和他的母校——高师附中，作公开演讲;还参加女师大进步青年组织的“女星社”的座谈会。针对女学生中存在的关于妇女运动一些认识问题，指出“妇女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一部分”，“妇女必须和男人一起参加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他的直接教育和影响下，“女星社”的一些成员参加了党组织。
为了推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和培养蒙古族干部，迅速扩大了党的队伍。赵世炎与李大钊、邓中夏等经常到蒙藏专门学校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阐述革命斗争的方针和党组织的原则。有一段时间，赵世炎差不多每天都要去一次。有时开大会演讲，有时开小会或个别交谈。他还针对蒙古族青年存在不满汉族压迫的心理，着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和解释民族问题，指出民族压迫来源于阶级压迫。在赵世炎和李大钊等直接培养和教育下，最早一批向往革命真理和蒙古族青年如乌兰夫、奎壁、吉雅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后来开展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准备了骨干。
赵世炎不仅注重党的组织建设，同时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他总是把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人阶级解放的道路作为重要任务。对工人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经常进行思想教育。为了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北京地委还秘密举办新党员培训班。赵世炎到训练班讲课，他的讲课以精练、生动、条理清楚和富于鼓动性受到听课同志的欢迎。北方区委成立后，建立区委党校，罗亦农任校长。赵世炎经常被邀请去讲“列宁主义”、“帝国主义论”以及“无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等课程。除此外，他还主编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经常给《政治生活》撰稿。他通过党刊深刻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复杂多变的北方形势，揭露了帝国主义、军阀的丑恶面目和国民党右派等反动伎俩，宣传了党的正确主张，为革命群众指明了斗争方向。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际，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英、美支持的曹锟、吴佩孚政府。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号召在全国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民众运动。孙中山先生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下，同意北上，并发表了北上宣言。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害怕民众运动的发展，企图阻止孙中山北上和全国国民运动的开展。为了正确地估计时局，阐明我党的主张，揭穿反动派的阴谋，赵世炎在《向导》、《政治生活》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一九二四年年底，孙中山乘船到了天津。赵世炎作为北方党组织代表，到天津欢迎孙中山。并在欢迎会上致词。孙中山到了北京，赵世炎组织了两万多工人、学生到车站去欢迎。段祺瑞和张作霖不顾广大群众的反对，悍然召集“善后会议”，并企图拉拢孙中山参加，而国民党内部一些人，则表现动摇不定。赵世炎对以上情况，连续发表文章，揭露段、张的阴谋诡计，规劝国民党人要振作精神，批评那些动摇不定的人。
三月一日，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举行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和地区的二百多位代表。会议名义上由国民党左派主持，实际上是由我党领导的。李大钊代表党中央直接领导这次会议;赵世炎是会议的党团书记，具体地领导和组织这次会议。在大会上作了许多重要报告，动用列宁主义观点分析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指出：“中国已成为国际帝国主义之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他的报告，对于提高到会代表的政治觉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大会进行了一个多月。会议粉碎了国民党右派的一系列破坏活动，使会议得到了圆满结束，并通过了许多有益的决议。会议结束后，赵世炎在《向导》上发表了《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之经过与结果》，扼要地介绍了会议的成就及所作出的各项重要决议。为进一步促进全国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贡献了力量。
一九二五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大屠杀。以李大钊、赵世炎为首的北方区委，首先在北京组织了数十万工人和学生示威游行，以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
不久，天津日商纱厂在天津地委领导下，开始组织工人罢工，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北方区委特派赵世炎亲自到天津指导这一斗争。他到达天津以后，运动已进入尾声。于是他召开干部会议，妥善地安排善后工作，抚恤和救济遭难、受伤的工人及其家属。
与日商纱厂罢工同时，停泊在天津港的英商轮船上的中国海员也进行大罢工。赵世炎与天津地委负责人组织罢工委员会，全面领导了这次罢工。罢工先后坚持了三个多月，使天津完全陷入瘫痪，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侵华势力。
一九二五年九月初，赵世炎赴唐山，领导了开滦等五矿工人的罢工。他亲自深入到赵各庄煤矿组织罢工斗争，听取工人代表汇报，召开工人骨干会议，组织积极分子分头串连。经过两天的酝酿，九月十三日晨，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开始了。顷刻之间，绞车不转，火车不走，整个矿山陷于瘫痪。罢工开始比较顺利，工人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并向厂方提出谈判条件。但是英国资本家及奉系军阀从天津调去武装督察队，残酷地镇压了这次罢工。赵世炎在工人掩护下步行六、七十里回到唐山。这次罢工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于英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仍是一次打击，而对于广大煤矿工人，也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从“五卅”惨案开滦五矿罢工，赵世炎夜以继日地组织和领导了罢工斗争。在此期间，他连续发表了十多篇文章，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及奉系军阀镇压工运的罪行，鼓励和教育广大工人积极投入国民革命的洪流，总结了党领导罢工斗争的经验。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赵世炎这时对各个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一篇文章中作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投降和小资产阶级的涣散，并不足以丝毫动摇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但是工人阶级的“孤军独战”，决不能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只有大多数工农阶级当先锋，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和商人积极参加国民革命，才使“帝国主义和军阀感到畏惧”。而“在国民革命的内部，无产阶级之斗争，也是必然不可避免的事实”。赵世炎在文章中，始终强调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五卅”运动以后，全国反帝的怒潮汹涌澎湃。广大群众再一次提出关税自主的要求。一九二五年八月，段祺瑞政府为了蒙骗舆论，特邀请九国公约有关各国于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关税特别会议。以李大钊、赵世炎为首的北方区委，在关税会议后，组织了多次反对关锐会议的示威游行。游行群众高呼“无条件的关税自主!”“反对骗欺中国的关税会议!”“打倒媚外政府!”“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党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在天安门召集了有五万人参加的“反对关税会议”的群众大会，赵世炎站在中台，手扶石狮，掌握会场。在会议进行过程中，他领导群众与国民党右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顺利地通过了由我党提出的“反对关税会议的宣言”。
在关税会议召开的前夕，赵世炎发表了《关税会议与段祺瑞政府》一文。他指出：由于关税会议的召开，使段祺瑞政府既可以欺骗民众讨好帝国主义，又可以得到一笔财政收入。因此，关税会议是“段祺瑞政府的续命汤”。资产阶级的商人“想到关税会议里争一个关税自主”，“还相信段政府是能替中国人民争关税自主的政府”。其实段祺瑞政府“根本无意于力争关税自主”。而真正明了关税会议的用意的，是“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工人阶级”。他在文中明确指出：“要想真能得到关税自主，只有民众以自己力量，实行革命以后，自己宣布关税自主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揭露了段祺瑞政府的丑恶面目。
十一月二十五日，郭桥龄倒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倾向革命的国民已经统治着北京、保定一带。为奉系所扶植的段祺瑞卖国政府，更加摇摇欲坠。北京群众经过“五卅”运动和关税自主运动的锻炼，思想觉悟空前高涨。加之我党与国民军进一步加强联系，并派遣党员充当下级军官。北方区委估计到这一有利形势，决定发动一次逼迫段祺瑞“还政于民：的革命斗争。成立了以赵世炎(代表党)、陈为人(代表工会)和邓洁(代表学生)等人参加的行动委员会，赵世炎任总指挥。当时组织了工人保卫队、农民自卫队和学生敢死队。大家没有枪支，手里拿着棍子。先是游行，后来集合队伍包围了段祺瑞的执政府，赶跑了警察总监，占领了警察总局和邮电局，捣毁了《晨报》馆，致使北京城里两三天内处于无政府状态。
由于国民军首领在国民党右派的挑拨和唆使下，背弃了早与民众合作推翻段政府的诺言，使这次暴动遭到失败。但这次暴动却给反动军阀以沉重打击，检阅了北京革命群众的力量，并由此在全国掀起一个反动段祺瑞政府的国民运动，当时一些同志把这次暴动称为“首都革命”。
“三·一八”前夕，赵世炎由天津赶回北京，向区委汇报了工作。三月十八日上午，天安门举行抗议八国最后通牒的群众大会，到会十八万人。会后群众游行队伍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示威，遭到执政府卫队的残酷镇压，赵世炎参加了这次示威，机智脱险。
以后不久，赵世炎又回到天津。由于形势的变化，他安排好工作，于四月中旬，率领北方代表团，动身去广州，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
一九二六年五月，为了加强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留赵世炎担任江浙区委(包括江苏、浙江、及上海市)的组织部长和上海总工会的党团书记。此后，赵世炎深入群众，了解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情况，组织了上百次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他直接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度控制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上海，狠狠打击了中外反动派，为中国工人阶级在世界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赵世炎到上海不久，就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一起负责组织和领导了为纪念“五卅”周年而举行的群众游行示威。他们的指挥所设在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个小旅馆楼上。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游行的群众陆续来到集合地点，随后开进了南京路。游行队伍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并与阻拦游行的租界巡捕进行了顽强搏斗。赵世炎为此发表了《“五卅”周年纪念之教训和上海民众之责任》一文，详细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民众运动高涨和工人阶级力量成长的原因。他指出民众贴上“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只能“使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胆战心惊。”而“各界民众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团结，更是实行继续‘五卅’口号的首要工作。”
“五卅”以后，资本家进一步加重了对工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广大工人要求再次斗争起来，以提高经济待遇和政治权力。赵世炎与总工会领导人针对当时有利形势，决定继续掀起“五卅”周年后的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六月份一个月，从沪西到闸北、沪东罢工共有一百次以上，参加工人有六万人。赵世炎连续发表了“一论”、“再论”、“三论上海的罢工潮”，等文章，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对罢工的种种污蔑，揭露了帝国主义与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的罪行，全面分析了罢工的真实原因;总结了罢工取得胜利的经验，特别强调上海工人与其他阶级的团结，要工人阶级“与上海各界民众合作”，开创“革命的上海”。
根据上海罢工运动发展的情况，赵世炎提出运动要向纵深发展，决定除了加强纺织、印刷业的工作外，强调加强市政工人的工作。他说：“如果把水电和公共交通抓到手，对打击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影响最大”。赵世炎亲自抓市政系统方面党和工会组织，亲自到电灯公司建立党支部，主持新党员的入党仪式，帮助电灯公司建立工会和纠察队。
八月以后，赵世炎连续发表了“五论”、“六论”、“七论上海的罢工潮”。他在文中代表上海工人提出包括增加工资、废除打骂制度，实行言论集会自由等十一条要求，彻底揭露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罪行，批判了《商报》记者为资本家辩护的谬论，指出小纱渡日本内外棉厂的总同盟罢工“是上海工人的民族政治性兼经济性的奋斗。”
上海广大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从“五卅”周年开始，进行了连续三个多月的经济大罢工，参加者在二十万人以上。在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以后，于九月中旬相继复工。这些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军阀和国内资本家，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锻炼和考验了党团工人积极分子，巩固和壮大了工会组织，为后来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打下良好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从广东出发，分四路出师北伐。中共江浙区委和上海市总工会积极组织力量，开展迎接北伐军的活动。
十月十六日，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归附国民政府，为准备向上海进军。当时孙传芳的大部队已调往江西，在上海仅有警察二千、步兵一千，后方十分空虚。根据这一情况，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并指派赵世炎具体负责。这时我党能够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有工人纠察队二千人，其中有武装的只有一百三十人。
十月二十三日，夏超在嘉兴为孙传芳军队所败。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主席钮永建事先与夏超商量好，在二十四日举行联合军事行动。钮得知夏超失败消息后，却按兵不动，并不通知我方，企图让上海工人阶级去孤军作战。
同日夜晚，在起义即将发动的时候，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得知夏超失败的消息，于是连夜亲自通知各处暂停起义。只有闸北地区的几个小队行动起来，进攻当地警察署，但很快遭到失败。在这次起义中，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牺牲，百余人被捕。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对上海工人阶级来说，是一次实际的锻炼。赵世炎在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上，总结了这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第一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孙传芳在江西失败，他的军队正向南京溃退;直鲁军阀张宗昌正在酝酿进入江苏、上海。上海局势混乱。
这以后，总工会在赵世炎、汪寿华的领导下，根据区委指示，积极整顿队伍，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倒孙拒张”的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
为了发动海军起义，十一月六日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在区委下设一个海军支部，由赵世炎任指导员。十一月十六日，上海举行了反直鲁军南下的市民大会。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总工会恢复公开办公。十二月份，江浙区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第二次武装起义问题。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十八日，它的先头部队已进入嘉兴。上海市总工会在赵世炎、汪寿华等同志领导下，于十八日晚发出了总同盟罢工命令，参加总同盟罢工的工人，当天就达到十五万人，第二天扩大到二十七万人，第四天增加到三十六万人。总同盟罢工开始后，工人和市民不断向军警夺取武器。淞沪警备司令李宝璋在国民党右派张继、居正等挑拨和唆使下，对散发传单和街头演说的学生、工人实行残酷镇压。
于是江浙区委决定在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以停泊在高昌庙的两艘起义炮舰的炮声为信号，由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暴动。起义打响后，赵世炎和汪寿华在洪发里指挥战斗。各区的工人纠察队和罢工工人、市民开始袭击军警，解除军警武装。闸北和南市有的地方的工人与军警进行激烈的巷战，起义达到了高潮。
但是蒋介石却命令在嘉兴的国民革命军停止进攻，钮永建在上海的武装别动队和商团都按兵不动，使工人阶级陷入孤军作战境地。第二次起义被迫中止，总工会于二十四日下午主动宣布复工。
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天，赵世炎在《向导》上发表了《上海总同盟罢工的记录》一文，总结这次暴动的经验教训。他指出：“作为一次演习的第二次起义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总同盟罢工可以直接过渡到群众的暴动。”由于“武装在军阀手里便是白色的恐怖;夺取武装到群众手中来时，即革命的武装斗争之暴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门功课。”“上海工人阶级须练习这一课。”赵世炎还明确指出：夺取政权是这次起义的政治目的，但“上海工人现在的目的，并不是工人政府，而是市民政府——民主主义的市民政府，属于国民政府的市民政府。”他号召上海工人和被压迫市民继续斗争，夺取武装，驱逐直鲁军，建立市民代表政府。
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形势仍在向前发展。国民革命军包围了江苏和上海附近地区，军阀孙传芳彻底崩溃。江浙区委根据这种形势的发展，准备领导规模更大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他们首先在先进工人中选拔了五千名武装纠察队;其次在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三，制定了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组织了起义的各级指挥部;第四，在起义前十天发展了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断绝了敌人对上海军阀部队的援助。
在这一重要时刻，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来到上海，与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一起，具体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三月二十日，北伐军的东路军占领了上海近郊的龙华。驻守在上海的三千七百多直鲁军(毕庶澄部)，军心动摇。江浙区委认为发动推翻反动军阀统治的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二十一日凌晨，发动了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指令，上海总工会也同时发出总同盟罢工令。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八十万人，由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由周恩来任总指挥，赵世炎任副总指挥，半公开的总指挥所，设在闸北宝山路横浜桥南端动的一所房子里。
罢工实现后，整个上海陷于瘫痪状态。铁路中断了，水电供应停止了，机器停止了转动，商店停止营业。成千上万的人群都拥向街头，分别向预定的地点集合。武装纠察队，按照预定目标，对各警察与军队驻地开始行动。各区开始了巷战，枪声与群众的口号声相互交织在一起。徒手的群众，逐渐从敌人那里夺得了武器。革命的武装力量迅速增加并包围了敌人。平素凶恶的警察，脱下了黑色制服四处逃散。不少警察署门前，主动推出枪械、弹药，悬挂出白旗投降。在广大市民大力支持下，上海工人纠察队迅速地夺取了除闸北以外的六个区。
闸北地区境内敌人驻军较多，因而战斗十分激烈。为了援助闸北的战斗，赵世炎于起义当天下午两点，离开总指挥部来到沪东纠察队战地，指挥他们迅速占领五区三分所警察局和香烟桥警署。随后带领沪东纠察队与大队群众向江湾进发，有力地支援闸北区的战斗。
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十个小时的英勇血战，消灭了驻上海的直鲁军阀部队，夺取了全上海，取得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伟大胜利。
赵世炎在《向导》上发表的《上海工人三月暴动记实》，对我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作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上海工人阶级夺取武装消灭军阀的暴动，是“自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绩”，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页新篇幅”。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到了上海，马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勾结起来，阻止上海市民政府的成立，并指派国民党右派组织所谓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人民政权。同时收买地痞、流氓组织“中华共进会”，准备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造谣工人纠察队“内讧”，用欺骗手法，搜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强占了湖州会馆等几个纠察队的主要据点。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工人纠察队和许多党员干部对于反革命失去警惕性，未作任何准备。有许多纠察队员虽英勇抵抗，但由于寡不敌众而终于失败了。数百名工人纠察队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或逮捕。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在前一天也被反革命用卑鄙的欺骗手段暗杀。
四月十三日，全上海市实行总同盟罢工，参加工人达二十万以上。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召开有六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赵世炎、周恩来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整队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时，又遭到了蒋介石的血腥大屠杀。
四月十四日，中央代表陈延年、聂荣臻等同志由武汉来到上海，传达了党中央对上海工作的指示。赵世炎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关于“隐蔽力量，准备再干”的指示，准备再接再励继续武装起义，以迎接武汉的东征军的到来。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赵世炎被敌人逮捕入狱。狱中化名夏仁章。在狱中，他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后来由于叛徒韩步先的指供，他的身份才完全暴露。赵世炎把敌人的法庭当成讲坛，理直气壮地宣传党的正确主张和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愤怒揭露蒋介石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滔天罪行。
九月十九日清晨，赵世炎惨遭敌人杀害。临刑前，他振臂高呼：“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刽子手连砍数刀，赵世炎的头颅虽然已经滚落在地，而他的巨大的身躯却仍然挺立着!牺牲时，他年仅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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