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翻译我作品的国家里面，希腊算是最小的国家之一，但在精神上却是最大的。一九九七年，史塔夫罗斯?帕索波洛斯，雅格拉出版公司的老板，买下我全部著作的希腊文版权，并签下一对夫妻，亚尼斯?泽瓦斯与伊文吉妮雅?安德利赛纳斯，担任翻译。如此这般，为我们家人铺展开了一段长久而有意义的关系。亚尼斯是在美国养成的精神科医师，同时也是知名的希腊诗人，伊文吉妮雅则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及翻译家。在心理治疗的领域，希腊虽然从未扮演过重要角色，识字人口约五百万，但很快地就成了世界上我的著作阅读人均数最高的国家，我在那儿的知名度也高过任何其他地方。何以致之，我始终不知。

第一次与希腊遭遇，行李遗失，玛莉莲和我轻装观光旅行五天，之后，我们又另有两次特别不一样的结伴之行。一次是土耳其之行结束后的拜访。一九九三年，我在伊斯坦堡的贝克科伊医院主持一个精神医学研讨会，然后，到博德鲁姆——濒临爱琴海的古镇，荷马笔下的“永恒蔚蓝之地”——带领一个为期两天，有十八名土耳其精神科医师及心理学者参加的个人成长团体。团体运作良好，许多成员成熟而坦率，令我印象深刻。研讨会之后，一位精神科医师，艾萨?瑟马克——我们迄今仍有联络——自愿担任导游，开车载玛莉莲和我遍游土耳其西部地区，回到伊斯坦堡，然后搭机至雅典，搭乘渡轮到莱斯柏斯岛。玛莉莲仰慕诗人莎芙①已久，莎芙于纪元前七世纪居住莱斯柏斯，女弟子环绕。[①莎芙(Sappho)，古希腊女诗人，有第十缪斯之称。莎芙是女同性恋，西方语言中“女同性恋者”一词，例如德语lesbe，法语lesbienne，英语lesbian，均源自莎芙的居住地莱斯柏斯岛。]

刚下渡轮，即见一摩托车出租店，一高兴，随即骑上一辆老旧但却还满配合的摩托车展开莱斯柏斯岛的遨游。一日将尽，太阳刚落入大海，老车终于喘完最后一口气，在一荒凉村落外边熄火。我们别无选择，只得在一间废弃旅店的残屋中过夜，玛莉莲看到一只大鼠大剌剌穿过四呎高的浴室，之后，几乎整夜未曾阖眼。次日中午，摩托车店用卡车载来一车替换，我们才又继续上路，经过好客的乡村，一路在小酒店打混，和酒客聊天，看无忧无虑的白须老人饮松脂葡萄酒，下西洋双陆棋。

2002年，获颁奥斯卡?普菲斯特宗教暨精神医学奖，前往纽奥良出席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大会，遇见亚尼斯。获得此奖颇感意外，我向委员会请教为什么会选上我这个公开的宗教怀疑论者，他们的回答是，我处理的“宗教问题”比多数精神医学家都多。我的讲演后来以专论形式出版，题名《宗教与精神医学》，并翻译成希腊文与土耳其文。会后与亚尼斯共餐，他代表史塔夫罗斯?帕索波洛斯提出邀请，希望前往雅典讲演。

一年后，我们抵达雅典，立即转机，搭乘小飞机飞行四十五分钟前往西罗斯，一个希腊的小岛，亚尼斯与伊文吉妮雅在岛上有一夏季别墅。由于我深受时差之苦，公开演讲之前通常都需要两天的调整。下榻岛上小镇赫摩波里斯的一家小旅馆，每天早餐享用家庭烘焙的羊角面包，以及前庭茂盛大树上现采的无花果果酱。原来预定两天后离开，在雅典举行记者会，但出发的前一晚，渡轮员工罢工，史塔夫罗斯于是订了一架四人座小飞机。

前往雅典短程飞行途中，飞行员读过《当尼采哭泣》，一路跟我聊书，逸兴湍飞。然后，机场的出租车司机认识我，一路上跟我大谈《诊疗椅上的谎言》中他最喜爱的部分。记者会在希尔顿饭店举行，出席记者二十余人。过去无论在美国或其他国家，我从未开过记者会。这一回还颇有明星架式。

第二天，二千五百人到饭店大厅听我演讲，门廊塞爆，我只能迂回走地下的厨房进场。由于耳机只订了九百套，原打算即席翻译，但到最后一分钟只得取消。我也只好砍掉一半谈话，把时间让出来给随后的翻译。翻译者的完全是以我的讲演底稿为准做准备的，这下子碰到了大难题，但她顺利过关，表现杰出。整场演讲过程都有听众表达意见或提问打断，其中有人对我未能充分回答所有问题提出质问，几近闹场，结果遭警察带走。

演讲结束，签书，许多人不只买书，还带来礼物送我，有自家蜂巢的蜂蜜，有家酿的瓶装葡萄酒，有自己画的图画。一位好心的老妇人坚持我接受一枚金币，是她小时候逃离土耳其时父母亲为她鏠在外套里面的。

那天晚上，整个人淹没在疲倦、感恩与被爱之中，但如此受欢迎的程度却令我困惑，而我却身不由己，只能顺其自然，尽力维持心里的平衡。满载礼物回到饭店房间，还有别的礼物，一艘船，两呎长，船帆飘飘，整个由巧克力制成。玛莉莲和我嚼得不亦乐乎。

次日，在雅典市中心一家小书店——海斯提雅书店——签书。我的书店签书经验不下于十余次，但这一次才是祖父级的。队伍排到店外长达八条街，造成严重交通阻塞。来的人不仅在店里买新书，而且把之前买的书也带来给我签。写他们的名字还真是要花点精神，对我来说，多数都是陌生的，譬如Docia、lanthe、Nereida、Tatiana，都是很难拼写的。读者还要求把他们的名字用大的字体印到黄色纸张上，连同书一起递给我。许多人要求拍照，但会因此耽搁队伍，群众很快就被要求别再拍照。一个小时后，书店出面告知，最多限签四本，又一个小时后，三本，最后，限一本新书带一本旧书。即使如此，签书几乎持续四个小时，签了超过八百本新书，旧书更是远多于此。最近听说海斯提雅书店永久歇业，成了希腊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令人不胜唏嘘。

排在队伍里的书店顾客绝大多数都是女性——一如我的签书会上所见——至少有五十个可爱的希腊女子分别在我耳边细语：“我爱你。”怕我被冲昏了头，史塔夫罗斯还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说，希腊女人用这些字眼司空见惯，随兴的意思比美国人多些。

十年后，一位年老英国医师找我咨商，让我想起了海斯提雅书店的签书会。他不满意于自己一辈子单身，以及一身的才华未曾发挥，怀着极大矛盾的心情而来：一方面，他希望我能够帮他；另一方面，又嫉妒我在写作上的成功，因为他深信自己也有写出好书的能力。咨商快要结束时，他讲了一个五十年来始终萦绕不去的故事：事情回到他在一所希腊女校教了两年英文，惜别会结束，他刚准备要离去，一个年轻美丽的希腊学生来跟他道别拥抱，在他耳边细语：“我爱你。”从此以后，他常想起那年轻学生，她的细语总在心底回响，使他因为自己缺乏勇气以致错失人生重要机会而痛苦不已。我想尽办法开导他，但我知道，只有一事不能说：“希腊女人说‘我爱你’时，意思并不同于美国甚或英国。事实上，曾有一个下午，有五十个希腊女人跟我耳语过这几个字。”

海斯提雅签书会结束次日，帕提昂大学颁授我这一辈子唯一的荣誉博士学位。大礼堂中，眼见满坑满谷观众，四壁画着柏拉图、苏格拉底、伊比鸠鲁与艾斯奇勒斯，不禁令人肃然起敬。次一日晚上，玛莉莲在雅典大学演讲女主义。亚隆家族之光！

再度访问希腊已是四年之后。二〇〇九年，玛莉莲应约奥尼纳大学之邀谈她的书《乳房的历史》。欧纳西斯基金会获悉我们来希腊的消息，邀请我在雅典最大的音乐厅麦格伦谈我的新书《叔本华的眼泪》。

抵达雅典，邀请单位为我们安排了私人行程，参观预定数星期后才开幕的卫城博物馆。进到里面，我们都被玻璃地板吓了一跳，但见脚下的文明废墟一层一层往回倒溯数千年。馆内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艾尔金大理石雕像。艾尔金是个英国人，自卫城取走半数大理石雕像存放大英博物馆，这类雕像乃以此而得名。其中遗失(有说是被偷)的部分，则是以不同颜色用塑料模塑原件展出。如何索回这些艺术作品的原件，今天已经成为所有博物馆困扰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在希腊，我们站在希腊人的一边。

从雅典飞往约奥尼纳，应玛莉娜?弗瑞里-柴浩教授之邀，玛莉莲在一所学在两万的优秀大学演讲。如同以往，每听玛莉莲讲演,我便写意安坐，压抑冲动，不叫自己喊出：“嘿，嘿，那是我老婆耶。”次日，主人安排行程，乡村走一遭，并至荷马笔下的古迹多多纳(Dodona)一游。在希腊圆形剧场两千年前所造之座位上坐了好一阵，然后漫步树丛，遥想当年女祭师阐释黑鸟的语言。斯时斯地，其气浩然，其史庄严，令人深深感动，纵使怀疑主义如我，隐隐然也感受到有神在焉。

漫步约奥尼纳，小镇滨湖，镇外有一犹太会所，建于古罗马时期，仍然可供城中小犹太小区礼拜之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奥尼纳的犹太人几乎尽遭杀害，唯有少数幸存。由于人数实在太少，会所如今允许妇女到祈祷班充人数，毕竟按照犹太律法，若要举行宗教仪式，至少需要十名犹太男性。穿过市场，观老人下棋，啜饮茴香烈酒，吸着这乡间美妙的气息，有一香味——果仁蜜饼——令我垂涎欲滴，循味寻路，来到烘焙坊，发现两打以上不同的糕饼。迄今仍然幻想着，若要寻一地隐居写作，当推约奥尼纳莫属，最好是在这家烘焙坊隔壁。

在约奥尼纳大学书店，我们两个都在签书时，玛莉莲问老板我的书在希腊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亚隆在这里是最有名的美国作家。”他说。玛莉莲又问“菲力普?罗斯呢？”“我们也喜欢。”他回道，“但我们认为亚隆是希腊人。”

多年来，记者问起我在希腊受欢迎的情形，我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心里明白，尽管一句希腊话都不会说，但我觉得有回家的感觉。即使在美国，碰到有希腊血统的人，都让我觉得格外亲切。希腊戏剧与哲学，以及荷马，在在使我着迷，但这不是理由。比较可能的是一种中东现象，因为我的读者在土耳其、以色列及伊朗也不成比例地高。

令人惊讶的是，我经常收到伊朗来的电子邮件，有学生的，有治疗师的，也有病人的。在波斯语地区，我不知道我的书到底卖了多少本，但伊朗是唯一未经允许及授权就出版我的书的国家。与伊朗业界接触，我了解他们熟悉的作品很广，包括佛洛伊德、荣格、莫蒂默?阿德勒、卡尔?罗杰斯及亚伯拉罕?马斯洛，而且希望多和西方心理治疗师接触。可惜的是，我不再海外旅行，只得婉拒了去伊朗演讲的邀请。

如今，世界上的新闻之多有如洪流，我们无不感到厌烦或麻木，但每听到广播提到希腊，玛莉莲和我都会付与关注。对于希腊人，我永远心怀好感，对于自己被视为希腊的荣誉国民，我心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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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就是作者的一场“梦思”。在任何一个梦境当中，做梦者既是导演和编剧，也是所有的演员。

这本书中最重要的三个角色：朱利斯、菲利普和叔本华，都是作者欧文·亚隆的一部分。小说里自然有一些对叔本华传记的客观记录，也有亚隆自己做团体时的案例片段，但是不要忘了，任何东西进入人的内心，再通过文字表达出来，都不会再是纯粹的客观事实，而是不可避免的掺杂着“言说者”自身的经历和情感。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时常在我的脑中冒出来：阅读，究竟带给我们什么？

欧文·亚隆就像他笔下的菲利普一样，无疑也喜欢阅读叔本华的著作，并且在阅读的过程中受益。但是，他又借助本书来阐明，阅读并非真正的关系，人不能通过阅读来治愈自己。

这让我联想起了自己的经历，在我学习心理学之后，第一次产生疗愈和修通的感觉，就是阅读海因兹·科胡特的过程。就像亚隆笔下的菲利普一样，我产生了一种感觉：科胡特好像变成了我的治疗师，成为了我生命中的“贵人”，他能理解我自己都不太理解的那一部分自我，对于我过去和现在的生命中很多的经验，他的理论都给出了一种富有智慧的解释，这种解释给了我通透、秩序、安稳，和不再孤独的感觉。借用菲利普的话就是，“一种和叔本华融为一体的感觉。”

在亚隆的书中，叔本华最终成为了菲利普的精神偶像，也成了他隔离情绪和真实关系的工具，成了他最坚硬的“壳”，僵化了他的思想，阻碍了他的成长。我知道，发生在菲利普身上的事情，某种程度也发生在我的身上。区别只在于，我心中的“叔本华”不仅仅只有科胡特，还有很多其他的“自体客体”。

阅读小说、诗歌、哲学著作等一切文字，与欣赏一幅绘画，观看一部电影、戏剧，聆听一曲音乐一样，具有疗愈人心的作用。所有的艺术品都是有生命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艺术品，与他们创作者们，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产生共鸣。这是一种关系的建立。

但是，所有的艺术品和文字也都是已经死去的“尸体”，人与“死物”之间的关系永远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活生生的关系。阅读可以治疗人心，但仅仅通过阅读，绝对无法实现彻底的治愈。

我们要反对的不是阅读，而是“画地为牢”和“与尸体恋爱”的僵化。人既可以沉醉入于阅读的喜悦，也可以在阅读之后，得其意而忘其言，重新投入到真实的生活之中，拥抱每一段关系，用每一个“此时此刻”的体验去印证文字中的“真意”，这才是阅读真正能够带给我们的，良性的关系。

早在住院医师时期,读了罗洛?梅的《存在》，并在霍普金斯修了第一堂哲学课之后，就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将这些前人的智慧融入自己的精神医学领域。哲学读得越多，我也就越加了解，精神医学其实忽略了许多哲学理念，并相当后悔自己在哲学及一般人文科学上的贫乏，决心开始弥补自己在求学历程上的这些缺口。

我开始在史丹佛大学部旁听现象学及存在主义的课程，其中多数都是由达格芬·法罗斯达尔(Daf Follesdal)教授执教，他是一位头脑清晰的思想家、演说家，讲授的内容虽然艰深，但引人入胜，尤其是胡塞尔和海德格。海德格的《存有与时间》总让我觉得太过于艰涩，却趣味无穷，因此，达格芬的海德格课程我从头到尾上过两次。我们师生一场，两人也结为终生知交。史丹佛另外一位教授范·哈维(van Harvey)开的课我也感兴趣。尽管是个顽强的不可知论者，这位先生却是史丹佛宗教学系的首席，坐在教室的前排，听他讲齐克果与尼采，听到入神而不知有其他，是两门我上过最难忘的课。范?哈维也成为知心好友，直到今日仍然定期聚餐聊哲学。

我的整个专业走向起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少与系里面的同事合作科学方面的计划。心理学教授戴维?罗森罕(DavidRosenhan)休长假，我代他大学部的课，教变态心理学，但那也成了我的绝响——最后一次教那一门课。

我逐渐漂离自己原来热爱的医学科学，开始在人文科学上安身立命。这是一段很惬意的时期，但也是一个自我怀疑的时期：常常觉得自己有如一个局外人，在精神医学上和新的发展脱节，同时，在哲学与文学上又只是一个半吊子。渐渐地，我开始挑选和自己的领域最相关的思想家。我拥抱尼采、沙特、卡缪、叔本华及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绕过康德、莱布尼兹、胡塞尔及齐克果，因为，他们的理念对我来说在临床应用上比较不明显。

此外，幸运的是，我还去上了英文教授艾伯特·格拉德(AlbertGuerard)的课，后来，更荣幸的是，与这位杰出的评论家及小说家在教学上携手合作，并与他和妻子玛克——也是作家——结为至友。一九七〇年代初，格拉德教授成立“现代思想与文学”哲学博士研究班，玛莉莲和我都加入了他的教学团队。我教的课在人文学科方面开始增加，在医学院则越来越少。在现代思想与文学博士班，我最初开的课包括“精神医学与传记”，由我和史丹佛英文系主任汤姆·毛瑟(Tom Moser)共同执教，我们也成为好友。玛莉莲则与我合教“死亡与小说”，我另外还和法罗斯达尔合教“哲学与精神医学”。

在阅读方面，我这时已经大幅转移到存在思想家的小说及哲学上，诸如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托尔斯泰(Tolstoy)、贝克特(Beckett)、昆德拉(Kundera)、赫塞(Hesse)、穆蒂斯(Mutis)及汉姆笙(Hamsun)，这些作家基本上并不处理社会阶级、求爱、性追求、神秘或复仇这一类的题材，他们的主题深刻得多，都触及到了存在的范畴。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他们拼命寻求意义，坦然面对无可逃避的死亡及无法跨越的疏离。我理解人生的这些困境，觉得他们讲的正是我的故事，不仅是我的故事，也是每个找我咨商的病人的故事。我越来越体悟到，我的病人所对抗的许多问题——老年、失落、死亡、人生的重大抉择如事业的追求与嫁娶的对象——小说家与哲学家处理起来往往比我这一行的人更有说服力。

我渐渐开始有一种想法，我可以写一本书，将存在文学的理念带进心理治疗，但同时又担心自己这样做会不会太胆大妄为，真正的哲学家会不会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浅薄？就算把这种疑虑摆到一边，我开始写了，但心虚所导致的焦虑有如蜂鸣绕耳丝毫未曾缓和过，我心里也明白，这将是一场长期抗战。生活上，我每天上午安排四个小时，在车库上头我的小工作室里阅读并做笔记，然后，到了中午，骑二十分钟脚踏车去史丹佛，将一天剩下的时间都付与学生和病人。

除了温习文学的功课，我也开始整理大量的临床笔记，时不时提醒自己打扫心里每天的忧虑，冥想无可化约的存有经验。死亡的念头经常飘进我清醒的意识，也在我的梦里萦绕不去。刚开始写书的那段期间，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至今鲜活清晰，犹如昨夜所梦。

母亲和她的亲戚朋友，全都已经去世，静静坐在一列台阶上，我听到她的声音，尖着嗓子喊我的名字。我特别注意看婶婶蜜妮坐在最上头那一阶，纹风不动，但突然开始动起来，起先很慢，然后，越来越快，到最后，振动的比大黄蜂还要快。就在那个时候，台阶上的每个人，全都是我童年时的大人，全都死了，开始振动，越来越快。埃布尔叔叔伸手掐我的脸颊，口中咯咯有声：“亲爱的孩子。”一如昔日所为。然后其他人也伸手掐我脸颊，先是亲昵的，但越掐越重越痛。我吓醒来，脸颊抽痛，时在三点，凌晨。

这梦是与死亡的邂逅。首先，是死去的母亲喊我，我则看到所有去世的家人，阴森森地静坐台阶上一动不动。接下来，他们开始动。我特别注意看我的婶婶蜜妮，她得了闭锁症候群，活了一年去世。她严重中风，瘫痪好几个月，除了眼睛以外，全身所有的肌肉都动弹不得。每想到她的情况我就吓到不行。在梦里，蜜妮动了起来，但很快就变成失去控制。我想像死去的亲人掐我，亲昵的掐我，以缓和心里的害怕。但却越掐越重，后来变得有恶意了，象征我要被拉进去加入他们，死亡也找上了我。婶婶有如大黄蜂般振动的形象接连数日缠绕萦回，挥之不去。她的完全瘫痪、虽生犹死，对我来说，恐怖到难以承受，因此，在梦里我让她动起来，藉以消除我的恐惧。死亡与暴力的电影，特别是犹太人大屠杀的电影，经常会引发我做噩梦。至于我应付死亡恐惧的主要方法？毫无疑问，逃避而已。

我常相信自己会在六十九岁时死去，那是父亲过世的年龄。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家族里面高寿的人说亚隆家族男性两件事情：脾气温和，还有就是短命。父亲两个兄弟五十几岁死于冠状动脉血栓，父亲四十七岁时差一点死于血栓。读医学院时，多了解了一些病理学，知道饮食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块的影响，断然地彻底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大量减少动物脂肪的摄取，不吃红肉，并逐渐改以素食为主，服用降胆固醇药物施德丁(statins)数十年，注意体重，固定运动，活得超过了六十九岁，自己都感到惊讶。

经过几个月的研究与思索，我得到一个结论，面对死亡必须成为存在疗法的主要焦点，我认为其原因在于，对死亡的恐惧有其强烈性与普世性，但时至今日，回顾这一决定，我不排除另一个可能性，亦即，由于我个人对死亡充满焦虑，以至于我的看法或许有偏颇之处。一连好几个月，我遍读自己所能搜集到的有关死亡的书，始于柏拉图，终于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杰克·萧宏的《死亡与西方思想》及厄内斯特?贝克尔的《拒斥死亡》。

有关死亡的学术文献浩如烟海，但缺乏系统，能够望其堂奥者往往又甚少，而且不在精神医学的范围内，因此我了解，我可以从我与病人的工作上做出独特的贡献。当时，在临床的文献中，几乎无人论及死亡，我了解，我必须自己走出一条路来。但话又说回来，与我的心理治疗病人讨论有关死亡的问题，不论我多么努力都无法使讨论持续，通常都是刚把主题端出来，谈没几分钟就离题了。回顾那个时期，现在想起来，我一定是在无意识中把还未准备要讲的事情跟病人说了。

因此，我做了一个影响我后来十年临床治疗的重大决定：我要去找那些因为临终而不得不谈死亡的病人。我到史丹佛肿瘤科，去和诊断出罹患无药可医癌症的病人做咨商。当时，我去听了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的一场演讲——她是与临终者打交道的先驱人物——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对一个重病的病人，她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病得多重？”我发觉这个问题大有价值，传达了许多东西，无异在说，我愿意做任何事，愿意到你(病人)想去的任何地方，即使是最黑暗的地方。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末期病人所面对的巨大孤独。孤独的来源有二：其一，病人有很多病态的、可怕的想法，但他们忍住不谈，怕家人及亲友担心；其二，与病人亲近的人避免谈到病情，怕会让病人更加难过。我看过的癌症病人越多就越相信，治疗团体有助于消除这种孤独。我向肿瘤学家提出我的计划，刚开始时，他们都持谨慎态度，不表示支持。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那样一个团体，感觉起来失之草率，很可能弊大于利。更重要的是，这乃是史无前例，为癌症病人组织治疗团体，在科学文献上从所未见。

但当我身体力行，我就更加相信这样的团体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于是，开始在史丹佛的医学圈子里大力推销。在那不久前，宝拉?威斯特，一个乳癌转移的妇人，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从此在我与癌症病人的工作上扮演重要角色。虽然要应付癌细胞转移脊椎所带来的痛苦，宝拉却优雅从容以对。在《妈妈和生命的意义》一书中，我在《与葆拉同行》的故事里谈到我们的关系，我是这样开始的：

她第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我立刻被她的外貌吸引：她的气质尊贵；那深深吸引我靠近她的灿烂笑容；那头很有朝气、短得像男孩、白的发亮的头发；还有她那双充满智慧、湛蓝的眼睛里所散发出来的某种东西——我只能以明眸来形容。

她一开口就抓住我的注意力。“我叫宝拉?威斯特，癌症末期，但我不是癌症患者。”诚然，在我与他同行的这许多年来，我从未把她看作病人。接着他简短明确地叙述他的病历：五年前诊断出乳癌；手术切除乳房；另一边乳房罹癌，也切除掉。然后是化疗，伴随一大堆常见的可怕副作用：恶心、呕吐、掉光头发，然后是放射治疗，而且是可容许的最大剂量。但所有方法都无法推迟扩及头骨、脊椎、眼窝的癌症扩散。宝拉的癌症不断要求喂食，外科医师不断献上供品：她的乳房、淋巴结、卵巢、肾上腺，癌细胞依旧贪得无厌。

我想象宝拉的裸体，胸部疤痕交叉，没有乳房、脂肪或肌肉，就像大帆船发生船难之后剩下的骨架，胸部底下是留下手术伤疤的腹部，完全仰赖丑陋、因类固醇而变肥厚的臀部支撑。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去除胸部、肾上腺、卵巢、子宫的五十五岁女人——我也确定去除了性欲。

我一向欣赏女人结实优雅的身材、封满的胸部和明显的感官乐趣。但我和宝拉第一次见面却发生奇怪的事：我觉得她很漂亮，而且爱上了她。

宝拉同意加入一个团体，和另外三个来日不多的病人一起。我们五个人在精神科大楼一间舒适的团体室内聚会了九十分钟。我只做简单的开场：“所有的人都是在和癌症周旋，我相信，藉由分享彼此的想法和情绪，我们都可以得到好处。”

成员中有个叫塞尔的，三十来岁，坐轮椅，和宝拉一样，是个活得特别出色的人。尽管多发性骨髓瘤恶化(一种侵犯骨骼的癌细胞，导致骨骼脆化)，整个人都用铁衣框住，从脖子到臀部，但却不屈不挠，死亡的逼近反而使他的生命满溢一种新的意义，使他脱胎换骨，觉得自己的疾病是一种使命的召唤。他同意加入团体，希望帮助别人找到同样的拯救。

塞尔加入我们团体虽然早了六个月——当时团体还太小，无法提供他所想要的听众——但他找到了另外一个平台，主要是中等学校，在那儿，他向问题青少年讲话。我听到他用宏亮的声音把自己的讯息传达给他们：

你们愿意用药物摧毁自己的身体？用酒精、大麻、古柯碱残害身体？你们要让自己的身体在汽车里撞毁？丧失生命？从金门大桥丢下去？你们不要自己的身体？好！把你的身体给我！让我拥有，我需要，我愿意接受因为我想活下去！

听他讲话，让我激动不已。那种我们在将死之人的话语中感觉到的特殊力量大大增强了他演讲的强度。静静地，中学生听着，同我一样感受到他的所说所言句句出自肺腑，他没有时间再虚耗，再唬弄自己。

另外一个病人，艾芙琳，严重的白血病，给塞尔带来另一个使命召唤的机会。坐着轮椅进来，一面还在输血，跟团体大伙说：“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我能够接受，这已经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我的女儿，她在毒害我残余的日子。”艾芙琳说她的女儿是“一个心存报复的冷酷女人”。早几个月前，女儿照顾艾芙琳的猫，喂错了食物，母女两个无谓地大吵一场，从此不再讲话。

听她讲完，塞尔说道，简单明了但温暖：“艾芙琳，听我说，我也快死了。妳的猫吃什么有什么重要？谁先低头有什么重要？妳知道你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就不要再假装了。妳女儿的爱是这世界上对妳最重要的事。离开前一定要让她知道这件事，千万不要带着遗憾离开！那会毒害她的一生，她将永远无法恢复，然后会将毒害继续留给她的女儿！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吧！打破恶性循环，艾芙琳！”

塞尔的呼吁奏效。虽然艾芙琳不出数日就死去，但病房护士告诉我们，艾芙琳把塞尔的话听了进去，含泪与女儿和解。我以塞尔为荣，这是我们团体的第一个胜利。

几个月过去，我觉得自己大有长进，可以开始组织人数较多的病人了，同时也想到，同质性的团体效果可能更好。我咨商过的病人当中，转移性乳癌的占相当多数，因此，我决定组织一个团体，成员全部为这一类的病人。宝拉热心地开始拉人。经过约谈，我们接受了七个新病人，正式开张。

令我吃惊的是，宝拉居然以一个哈希德教派的老故事为第一次聚会揭开序幕：

一个拉比与上帝谈论天堂与地狱。“我带你去看地狱。”上帝说完便引领拉比进入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大张圆桌。一桌的人都饥饿又绝望。桌子中央有锅炖汤，香味四溢，连拉比都忍不住要流口水。桌边每个人都拿一支握柄很长的汤匙，刚好碰得到汤锅，但因汤匙的柄比人的手臂还长，每个人都吃不到。拉比看到他们确实非常痛苦。

“现在我要带你去看天堂。”他们进入另一个房间，和第一间完全一样。同样的大圆桌，同样一锅炖汤。围坐的人和第一间一样都拿着长柄汤匙——但这里，每个人都营养充足，白白胖胖，谈笑风生。拉比无法理解。上帝说：“很简单，但需要某种技巧。你瞧，在这个间房里，他们都学会帮彼此喂食。”

带领团体好几十年，从未经历过这样漂亮的开头。团体很快就凝聚起来，碰到有人去世，我就引进新成员，并继续带领长达十年。后来，又邀请住院医师一同带领一年。之后，戴维?斯皮格尔(David Spiegel)，一位新来的精神科医师，加入行列，共事数年之久。

这个团体不仅为许多病人带来极大安慰，我也从中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这里举一个例子。我想到的是一个妇人，她每星期都来，但每次来都一副愁眉苦脸，我们全都想尽办法安慰她，却徒劳无功。突然有一天，她眼里闪烁着光辉，一身鲜亮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今天怎么啦？”我们问她。她感谢我们，说道，上个星期的团体讨论帮她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她下定决心要给她的孩子做个模范：面对死亡，如何优雅勇敢地活着。人一旦觉知了生命的意义，幸福感油然而生，比这更好的范例我还没有见过。在帮助许多人减轻对死亡的恐惧上，这也是所谓“涟漪”概念的显著的例子。涟漪，指的是我们可以将自我传递给别人，甚至给不认识的人，有如一粒石子在池塘里激起的涟漪，不断扩散，扩散，直到看不见，仍然以奈米的幅度传递出去。

从一开始，我就邀请史丹佛住院医师、医学生乃至大学部的学生，透过双向镜观看团体的运作。对于学生在旁观察这种事，史丹佛传统的团体治疗虽然予以容忍，但却觉得焦虑不安，而癌症病人团体的反应则极端不同，他们欢迎学生。与死亡对抗，让他们对生命懂得了更多，他们热切想要将之传递给别人。

对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的悲伤阶段论，宝拉就十分不以为然。相反地，她特别重视与死亡的对抗，她认为从中可以学习，可以成长，并说过去活过来的这三年是她的“黄金时期”。团体里面有好几个成员也有同样的经验。其中一人讲得好：“真可惜，居然要等到今天，等到自己的身体被癌症搞得百孔千疮了才知道如何生活。”这句话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帮助我形成存在治疗疗法。我常这样说，我们虽然无所逃于死亡的现实，却可在死亡的概念里找到生机。人生既然只活一次，就要活得充实，要死，也要死得尽量少有遗憾。

我与末期病人所做的，渐渐地也运用到健康病人身上，因为，他们毕竟也有一死，我希望藉此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这往往只需要倾听，并强化病人对自己生命有限的觉知。我最常用的办法是让他们做一个清楚易懂的练习：我要病人在一张纸上画一条直线，然后说：“线的一端代表出生，另一头代表死亡，现在请在在线做一个记号，标示你现在的位置，并思考这张图。”激发病人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可贵，这个练习几乎屡试不爽。

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无限笔迹（ID:wuxian-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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