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 小糗君 我从小爱看电视剧 一直羡慕着大户人家的姑娘都能有个丫鬟伺候着

小糗君，我从小爱看电视剧，一直羡慕着大户人家的姑娘都能有个丫鬟伺候着，整天小姐请喝茶小姐您慢点儿小姐什么什么的，有一次亲戚聚会，大家欢天喜地就问我长大后想做什么，我当时骄傲地大声告诉全场人：我要做小姐！！！要做小姐。［）。。做小姐。。小姐。。姐。。po主男[拜拜]

篇二 : [惊叹！] 汉殇——跪着的中国人------ 请网主放行！

我一直想写一点关于历史的东西，可是怯于提笔，毕竟浩如烟海的资料无从比较对错。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花脸，没有人知道哪一张脸是真实的，我们能知道的仅仅是那些我们需要的脸孔，问题在于哪一张脸是我们最需要的？是历史课本上教的还是清宫剧里演的？那些是非混淆的历史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前些天看了《明朝那些事儿》 ，很激动。感谢当年明月，他笔下栩栩如生的明朝将士给了我提笔的勇气。明是一种精神，一种让当今中国人汗颜的民族气节，一种血性、理性、张狂、无畏，一种中国人早已丢失的骄傲和自尊。是的，我该写点什么了，也许我不能写出一段没有纰漏的历史，但我能写出我们需要的历史，一段汉民族辉煌与泯灭的历史。

从哪儿说起呢？从我们每天都用的汉语说起吧。

引子第一节、胡言的汉语

清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朝不保夕，没准哪一句话说错就会进太平间，因此不敢议论时事，不敢评点历史，连吟诗作赋都不敢，那知识分子憋慌了都干什么呢？于是乾隆嘉庆年间兴起一个乾嘉学派，正事不干，专门考据，天天翻故纸堆，考据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语音学（音韵学），随便说一个字，考证这个字先秦怎么读，汉怎么读，唐怎么读。考证到后来得出一个对现代人而言意义深远的结论：中国古代汉语的发音与江浙一带的方言相近，与北方话相去甚远。后人接着研究，发现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至今还保留在东南沿海的方言中，比如吴语，闽南话、客家话、粤语；尤其是客家话，较好地保存了唐代的中原汉音。

中国官方的说法一般是汉语分五大方言（或七大方言，增加赣语和湘语），这五大方言内部还有无数的小方言。不过这个说法存在争议，因为西方学者对语言的定义为互相之间不能通话的均应列为不同的语言，照这个定义，汉语事实上是一大堆语言的统称。说个真实的笑话：我一个师弟是浙江黄岩人，他的某位老乡有一次在大学校园的公共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当他高亢激昂地和父母拉过家常挂下电话后，惊讶地发现后面等电话的同学用崇敬的眼光望着他，并情不自禁地说：“你的英语讲得真好！”这件事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英语教学不是失败，而是失败到极品。第二、黄岩话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确实很像一门外语。还有一个例子，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军队的话务员都选用莆田人。很显然，越南****的情报人员听得懂国语粤语，但绝不可能听懂莆田话，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语言（方言）。

有人会说，汉语各大方言虽然语音差异极大，但都使用汉字，应该算同一种语言。这种说法虽然是中国的官方论调，但不太经得起推敲。东方语言大多属孤立语，同音字多，缺乏曲折变化，因此只有使用汉字这样一种意音文字才能清晰地表达词义，而且每个汉字对应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发音。汉字曾广泛被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用作书写语言，但从没人说日语、韩语、越南话就是汉语，事实上他们和汉语的差别并不比客家话和普通话的差别来的大。韩国和越南近代相继废除汉字，文化上是一种倒退。日本人讥讽韩国人说他们废除汉字后，连“韩”和“汉”都分不清楚（韩国人要的会不会就是这个效果，这样中国的都变成韩国的了）。韩文是注音文字，无法解决同音字问题，很容易导致歧义，汉字不得已又小范围恢复使用，最终于1999年8月7日，金大中发布总统令，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并书汉字以确保公务文书的内容准确的传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汉语各方言确实更象语言，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相互能听得懂尚且算作两种语言（这也是西方学者动辄会十几门语言的原因，并不比掌握十几个中国方言难度高），何况我们的方言之间完全不能沟通。不过，鉴于中国官方的立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将朝鲜语、日本语、越南语等中国周边语言统称作汉语的“域外方言”。反正差不多，要么都算语言，要么都算方言。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文明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的最基本特征。没有自己的语言，不能否定一个民族，但有自己的语言，肯定是一个民族，这就带来一系列荒谬的问题：汉语五大方言区照这个理论应该算五个民族，可现在大家都称自己为汉族，那么哪一种方言或文化最能代表汉族？读者会说，这不是废话吗？中国70%的人操北方话，当然是北方话喽。这又产生两个问题：一、北方话真地能代表汉语吗？二、北方话内的差异也不小，初分为八区方言，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到东北官话，各有各的调，哪一种官话最能代表北方话？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来研究一下目前中国的官方语——普通话的来由。

“普通话”是中国官方标准话最近的称呼，中古时期的标准语称作“雅言”、“雅音”、“正音”，明清称作“官话”，清末改称“国语”，1956年最后命名为“普通话”。现代普通话最早发端于1909年（宣統元年）清政府设立的“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官话正式定名为国语。那么当时的官话是什么话？是满蒙贵族说的话。换句话说，那根本不是汉人的语言，而是满人的语言，确切地说，是满人说的汉语。这也就是为什么大伙儿都说黑龙江人（尤其是哈尔滨人）的普通话说得最标准，为什么我们的蒙古族兄弟操起普通话个个字正腔圆，比北京人说得还溜？这原本就是他们的语音嘛。

将普通话定为汉语的标准音，产生出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滑稽现象：汉语说得最标准的区域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族居住区黑龙江和内蒙古，而绝大多数的汉人说不出一口标准的汉语；继承汉民族文化最多的东南沿海民众说的是和普通话完全不同的的语言（方言），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懂普通话。这是哪一茬对哪一茬？

现在的官话事实上是完全游牧民族化的汉语，那么游牧民族对汉语究竟产生过什么影响？首先，发音越来越简单。古汉语的发音较为复杂，至今闽南话有七个声调，粤语有九个声调，还有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游牧民族南迁后显然发不出这么复杂的音，于是北方的语音越来越简化和胡化，同音字愈来愈多，要保证语义的准确，只能将复合词大幅增加，导致语言越来越啰嗦。学过古汉语的都知道，古文言简意赅，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要多费不少口舌。

由于中国灌输式的教育，国人对普通话都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事实上，普通话的地位即使在近代，也受到过挑战。第一届民国议会的议员半数以上是广东籍人，当时要投票选择中国的官方语言，孙中山怯于北洋军阀的势力，一个一个去广东籍议员那里游说，要他们放弃粤语，投北京官话，最终粤语以一票败北。这一票使游牧民族的文化在中国取得彻底的胜利，标志着汉人已完全接受了游牧民族文化的正统地位，那个彪炳青史的汉民族已不复存在。

现在读者会问：北京官话之前中国的“雅言”、“雅音”是什么话？答案很出人意料，最起码出乎我的意料：南京官话！

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洛阳）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之后洛阳雅语和南京吴语融合，逐渐形成南方的江淮官话，以金陵雅音为标准。从东晋到清初的近一千五百年历史中金陵雅音一直都是中国语音的正统。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当时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的综合系统，因以南朝为正统而偏重金陵士音。唐著《唐韵》，沿隋《切韵》；宋编《广韵》，袭隋唐《切韵》、《唐韵》。因此唐宋虽然没有普通话，但从韵书中可以看出，南京音是最标准的。元朝蒙古人说蒙古语，汉人说汉语，互相之间要翻译，乱七八糟。明恢复汉统后，“一以中原雅音为正”，即以南京音为基础音系，南京官話为国家标准语音。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说的都是南京话，甚至到民国初年，西方传教士主持的“华语正音会”依然以南京音为标准，这实在是个讽刺，老外坚持汉统比汉人坚持的时间还长。南京话对中国周边国家也产生过巨大影响。六朝时期中国传入日本的语音就是吴音（金陵雅音），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中国语都是南京话，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转而使用北京话。

那么北京官话又是怎么来的？这得追述到四百年前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与不懂汉语的庞迪我神父同行前往北京，搭乘一个大太监的船，临别时这位太监将一个从南京买来的男孩作为书童赠送给两位传教士，告诉他们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他们纯粹的“南京话”（《利玛窦中国札记》意大利原文为“中国话”，同时代的传教士金尼阁将之翻译成拉丁文时译作“南京话”）。可见直到明末，南京话依然是中国话的代名词。利玛窦到北京后作出一项中国文化史上的创举，他第一个用罗马字母拼音汉字记录下当时的北京官话，从他的记录中后人惊讶地发现：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与现在的北京话根本不是一码事。后人将利玛窦、金尼阁的拼音方案和1902年K. Hemeling出版的《南京官话》相比较，二者基本相同。因此明代的北京话确切地说就是通行全国的南京官话。

满清入关造就中国历史上汉语的最后一次退变，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内城的满人说满语，外城的汉人说明朝官话即南京话。很快满人发现满语在老林子里打猎伐木还能凑合着用，一进城面对花花世界词汇量远远不够，靠满语没法生活，只好硬着头皮学汉语。问题是满人学汉语有先天缺陷，入声字发不出一下子全部丢弃，造成现代汉语同音字急剧增加，语言表达能力大幅下降。满人发音象老外说汉语那样不伦不类，但满人不是老外而是中国的统治者，这种蹩脚汉语在北京内城定形后，迅速向外扩张，随着满清统治的巩固而遍及全国。

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首次确立以北京内城官话（满式汉语）为国语正音，大力推广满式发音。但南京话直到清末，依然有“南京白话最堪嘉”的美誉。满式汉语的国语标准音地位至清末民初才最终确立。从此蹩脚成为正统，这种对汉语的发音、词汇和语法进行全面破坏的满清官话被定义为“国语”。清267年统治将汉文明彻底地从地球上抹去，到民国时已搞不清哪些是满，哪些是汉，国人将被满人**过的汉文化视为正统，汉民族彻底地堕落，沦为任人宰割的鸭子。

我也是近期闲暇时研究方言才知道的这段历史。我在南京生活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南京话的辉煌过去，甚至南京的乡土教材对这段最值得荣耀的历史也只字未提，整天就是六朝古都，似乎帝王将相就是值得怀念的全部，这是怎样的一种教育？说实话，这么些年我一直在为自己那土里土气的南京腔而犯愁，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自己说的才是“中原雅音”，我一直都在为自己发不准游牧民族的语音而烦恼。原本我已不准备让儿子再学南京话，毕竟那是一个正在流失的方言，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先学南京话吧，那是汉文明的最后一点血脉。

随便提一句，正规的历史剧似乎都应该用南京话来对白，当然胡人进京还是可以说普通话的。

现在有人会问：南京话和北京话到底有什么区别？说白了还是前面提到的入声。中古汉语的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前三声保留至今，入声游牧民族发不出，因此经元清两朝的半殖民统治，入声在华北等地的官话中消失。结果是用普通话读古诗词，经常不押韵，而东南沿海方言大多还保留入声，因此用上海话念古诗词就比用普通话读顺溜得多。而目前八大官话方言中，唯一保留入声的就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江淮官话的范围包括江苏、安徽、湖北长江以北沿江地带和江西、浙江的部分地区），因此北方语系中，只有江淮官话还保留了唐宋语音的特点。

说到底，从政治上讲，普通话是最正确的语音；从文化上讲，普通话是最垃圾的语言。中国的任何一种方言，哪怕你认为自己的发音再土，再羞于见人，都比普通话要更具底蕴。中国目前一方面在大力拯救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另一方面在汉语区内却罢黜方言独尊京腔。这一看似怪诞的政策本质上是清以降对汉文明（或中国传统文化）摧毁性打击的延续。

好多年不说南京话都不大会说了，不行，我得重新操练起来。

啰里啰唆讲了半天，汉语这一部分总算说完了。文明的特征除了语言还有什么？服饰。好，下一章就讲汉服，问题是有人见过汉服吗？

判断一个人，不外乎远观其形，近闻其音。一个黄种人穿着和服，他是日本人；头上插满羽毛，他是印第安人；穿着长袍马褂？只能说他是中国人，但中国人严格意义上并非民族概念，他是哪一族人？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尴尬：汉族或满族，没法再分了。

有个笑话，说中国56个民族大联欢，各个少数民族都穿着自己的民族盛装，只有汉族代表着西装打领带尴尬地站在前面。是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只有汉族例外。汉族的民族服装被清灭掉，随之一起毁灭的是汉族的民族性。

有人会问：服装算什么，不就遮寒蔽体嘛，上升到民族性至于吗？这个看似合理的问题本身就已暴露出汉民族性的丢失。衣冠对古人而言不是重要，而是头等重要。汉族古称华夏族，为什么叫华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华夏的意思就是“冕服礼仪之邦”。衣冠在中国古代象征着发达的纺织手工业，那是文明的标记。永嘉之乱时，晋元帝率中原汉民南渡，史称“衣冠南渡”，意思是中原文明南迁。中国古代的那些烈士，死不见尸，友人将他生前的衣冠埋于地下，称“衣冠冢”。可见衣冠在中国大到代表文明，小到代表个人。唐太宗著名的镜子论，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我们形容坏事干绝的伪君子叫“衣冠禽兽”。衣冠在中国古代就是文明、文化的象征。可是现在的中国还有衣冠吗？

我母亲曾经参加很多中国老年人都去过的“美西游”，导游是个老广东，移居美国多年，颇看不起大陆人。他对我母亲说：我一眼就能从大街上分辨出谁是大陆来的，谁是港台来的。我母亲颇为诧异，问你怎么看？那时远处正好有一个国际性会议散会，导游指着一位往街上走的女士说：她肯定是大陆来的。你看她嫌冷就应该穿长裤，没人说她；她里面一条棉毛裤（过膝的棉毛半截裤），外面一个短裙，这样的打扮，除了大陆人，谁敢穿出来？我母亲听后，颇为汗颜，想反驳都不行。中国人尤其是大陆人衣着的邋遢和bad taste，和男子国足的声名有的一拼，我们不但汉服丢了，连最基本的审美也丢了，现在的中国哪里还有一点点“冕服礼仪之邦”的样子？

说起汉服，我们丢得真是很彻底。八十年代中日合拍第一部古装大剧《敦煌》，中日剧组各设计出一套北宋服装，结果大相径庭。中方说日方设计得像和服，日方说你们设计的根本不是宋朝服饰，双方都不服气，只好去找敦煌壁画和出土文物，结果发现日方设计的更象宋服，让中方很丢脸。汉服从先秦到明，式样没有大的改动，一直都是交领、右衽，不用扣子，而用绳带系结，堪称全世界最洒脱飘逸的服装。但现在继承下汉服的却是和服和韩服，中国的汉服到哪里去了？

大家都知道清初的“剃发易服”是汉服灭亡的原因，却鲜有人知女真人在四百年前的金国就搞过这一手，原因说起来倒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深谋远虑。女真人征服辽国后，亲眼目睹饱受奴役的汉人和渤海人对亡国契丹人的报复性**。女真人本能地想到自己假如亡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后人分不出谁是女真，谁是汉人。虽然汉服比女真的服装好太多，但哪有征服者向被征服者靠拢的道理，于是定下让汉人“剃发易服”的政策，把汉人变成女真。不剃头的后果很严重，就是掉头。不过当时还有南宋，“剃发易服”导致汉人南逃，因此这一政策执行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金朝结束时，反而是大量女真汉化，剩下的那些拖着长辫子的女真毫无例外地遭到蒙古人和汉人的报复。

不过汉文明被北方蛮族毁灭似乎是历史的宿命，正所谓“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四百年后，当两条辫子的女真演变为一条辫子的满人再次崛起时，努尔哈赤重新祭起“剃发易服”的法宝，原因与他的祖先一样，将汉人同化。那时候东北的满汉之争已经形同水火，后金是奴隶制，汉人被剥夺土地沦为农奴，对满人恨之入骨。这样的背景下，努尔哈赤甚至不许满人单独上街，不许满人买汉人的肉，喝汉人的水，怕被害死，于是将汉人满化成为后金政策的重中之重。当然，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汉人杀光。事实上满清入关时，关外的汉族百姓已经被杀得所剩无几。

说到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满人虽然在关外坏事干绝，但当时信息不流通，关内的老百姓并不知晓满人的暴行。满清入关时明朝已亡，中原汉民饱受战乱之苦，满清是唯一一支象样的武装力量，政策上又轻徭薄赋迅速获得中原民心。最关键的是，南宋的历史没有重演，南明没有出一个赵构那样有点头脑的皇帝，而是腐败无能很快土崩瓦解。清“扬州十日”后，南京投降，满清并未屠城，以此为榜样，江南大部分地区顺势归降，满人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大半个中国。这时候，缺乏汉族正统政权的肘挚，满清终于肆无忌惮地迈开毁灭汉民特性的步伐。“剃发易服”的政策掀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腥风血雨，剃发与反剃发的斗争爆发了，归降不久的江南成为斗争的中心。

江南从“衣冠南渡”开始，就成为汉文明新的中心兼避难所和发源地。南朝政权的屹立不倒使汉文明在江南生根发芽，并由于竞争和示范性作用，最终迫使北魏鲜卑人汉化（还有其他原因，以后再叙），否则华夏文明在五胡乱华就结束了，哪里会有隋唐？同样，北宋使辽部分汉化，南宋使女真部分汉化。北方中原地区在西晋之后断断续续甚至长期被游牧民族占领，已部分或大部分胡化，江南却只在元朝受过异族统治，而元朝末年，这块地方又最早脱离蒙古人的控制成为“驱除鞑虏”的中心。当朱元璋把皖江浙连成一片，建立明朝后，挥师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势将蒙古人赶回草原。江南使得中国的汉文明从晋到明得以延续，然而当北方蛮族再次一统天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江南人民只能用鲜血去捍卫汉文明最后的尊严。江南的反剃发斗争最著名的要数“江阴十日”和“嘉定三屠”，一个在江，一个在浙。

满人入关原本太平无事，多尔衮在刚入关时贴下告示：“天下臣民照旧束缚各从自便。”于是兵至江南时，很多地方甚至“结彩于路，出城迎之”。然而一旦根基立稳，多尔衮翻脸发布“剃头令”：“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江阴收到剃头令后，秀才许用等在孔庙立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率众百姓将县令方亨抓入狱中，共推典史陈明遇为首领，主持抗清事宜。江阴人坚守城池81天，杀死清兵7.5万余，有6.7万人战死城墙上下。城破，清兵惨绝人寰连杀10天，死于清兵屠刀下者有17万多人，仅有53名老小幸免于难。

清军初次来到嘉定时，嘉定人原本出城迎接。但清下达剃发令后，嘉定总兵吴志葵起兵逐走清廷县令，占据了城市。清将李成栋开始**，以大炮攻城，城破后，李成栋下令屠城；是为嘉定第一屠。李成栋离开后，嘉定人朱瑛聚集民众再次控制嘉定。于是清军再次前来**，城破后对乡兵进行残酷**；是为嘉定第二屠。后来，嘉定绿营把总吴之藩起义，不久被**。嘉定再遭浩劫；是为嘉定第三屠。经过李成栋的三次**，嘉定成为人间地狱，死亡人数估计在5-20万人之间。李成栋率部在江阴嘉定一带**烧杀抢掠屠戮，事后因此“赫赫功绩”，被提拔为江南巡抚。

江南虽惨，不过还有一个地方抗清比江南还要惨烈，那就是四川。清军入川在剃头令之后，四川从开始对清军就殊死抵抗，抗清十余年最终被杀成无人区，蜀人绝种。不过无耻的满清征服者哪里会承认如此暴行？于是康熙小儿将屠尽川人的屎盆子一古脑儿扣到张献忠头上（反正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还编造出一个“七杀碑”的故事。清廷一边开始“湖广填四川”的庞大移民活动，一边教育新川民要世代对满清的四川解放运动感恩戴德。现在的四川人都是清初移民的后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四川话属北方话系的原因。

有读者会问：为什么汉人对剃发易服的反应如此强烈，不惜以命相抗？回答这个问题很复杂，首先我们要来谈谈女真人为什么留辫子？实际上辫子是马上民族的一个特点，从西藏到东北再到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许多都有留辫子的习惯。原因在于骑马是一种剧烈运动，头发容易松散遮挡视线，因此扎成辫子就少了这个后顾之忧。汉族老百姓不骑马，自然不需要留辫子，汉族骑马的多为军人，有头盔或紧扣下颌的帽子固定发髻，亦无需留辫。因此，从远古汉服发髻形成以来，辫子就被视为蛮夷的标记之一。不过虽然很多民族留辫子，此辫子和彼辫子却大不相同，女真人的变态之处在于不仅留辫，还要剃光头，发式不仅仅是难看，而是难看到超出正常人审丑所能忍受的极限。

现在清宫剧上大家看到的又粗又亮的麻花辫是清后期已经被汉人逐渐改良过的辫子，剃掉前半部的头发，留下后半部的梳一条大辫子，俗称“半拉儿瓢”。即便如此，这种恶心的东西依然被西方人蔑为pigtail（猪尾巴），更何况清初的“金钱鼠尾”。从金国到清朝中期，标准发式都是剃掉几乎所有头发，只留屁大一点儿头发扎成细溜溜老鼠尾巴那样的小辫子。清军入关后检查剃发令的效果时，曾用“顺治通宝”铜钱做测量仪器，辫子能穿过铜钱方口的，才算合格，可见辫子之细。这种偌大一个光头上留一根老鼠尾巴的恐怖发式简直就是令人作呕，即便换到今天强迫我剃，留发还是留头依然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情，何况那时候的汉人。

当然，汉人抵制剃发最重要的原因是《孝经》名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对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汉人而言，剃发等同变相的阉割。不过，满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要汉人像太监一样听话。女真原本是奴隶制，因此满人入关后不要臣民，只要奴隶，“剃发易服”就是**裸的奴隶调教，不想做奴隶的杀无赦。

另外，华夏是冕服礼仪之邦，冕在汉服中有相当崇高的地位，头发没有了，原本戴在发髻上的冕也没有了，只能戴瓜皮帽。这也是明朝的瓜皮帽为何到满清才大行其道的原因。上顶瓜皮帽，下穿长袍马褂，脑后拖一根老鼠尾巴，最要面子的汉族人有幸以历史上最丑陋的形象面对突然敞开的世界，这个丑陋的形象被作为中国人的标准像永远记录在地球人的脑海中。而这个形象至今依然一遍一遍地在我们的清宫剧里重复着，宣扬什么呢，要中国人永远做奴隶吗？

中国的清宫剧上普遍用清末的麻花辫来演绎清初的历史，我在电视上从未见过“金钱鼠尾”的形象，不知道是编导们的无知，还是刻意为多尔衮们美化。国人至今还沉迷在那段被奴役的历史之中，可见满清**的成功。

话说回来，清初男人的头剃了，衣变了，女人呢？女子服饰由于激烈的反剃发运动被满清网开一面，男从女不从，因此明朝的女仕服被保留下来。但形势比人强，明朝的汉服是中国历朝登峰造极之作，无论式样还是文化内蕴都无可挑剔，男着丑陋的满服，女着雍容华贵的汉服，这样戏剧性的反差本身就打破了美学的规则。满服不能变，只能变汉服。清中叶开始，女装逐渐异化，向满服靠拢，只有宽大的衣袖还保留着些许汉家衣冠的影子。汉服的行云流水、飘逸自如最终演化成为繁琐和细碎。独领寰球两千年的汉文明就此陨落。

中国历史有不同的算法，假如仅仅指国家，那么上迄传说中的夏朝，下至民国和**；假如指中华历史或者华夏文明的历史，那么上迄炎黄，下至1645年（顺治二年）“剃发易服”就结束了。

现在的汉族是汉朝以后的称谓，从黄帝到汉朝，汉族的前身叫“华夏族”。华原意赤色，周尚赤，行周礼的地方叫作华，后衍生指华服即汉服；夏的意思是雅、正、大，主要指礼仪之大。清以后的中国一无汉服二无礼仪，哪里还配称华夏？

现在东亚一块，有点像华夏的倒是日本，既有源自汉服的和服，穿洋装也比较考究，还有鞠躬、正坐、茶道等一大堆礼仪，而且日本是全世界公认最清洁守秩序的民族。日本从中国贩去的那么些行头现在充老大了，在海外只听说看不起中国人，没听说看不起日本人的。中国这个东亚的文明之源，被满清两个半世纪的奴役彻底整残整废，连祖宗都不认识。现在最开心的莫过日本，终于有机会翻身做人，把改头换面的华夏文明说成日本文化向全世界包括中国推销。中国人傻子似的还在那哈日哈韩，殊不知哈的都是自己祖宗的东西。

近期网上看到的两件事情让我惊诧不已。首先是一篇报道，说国内部分年轻人重穿汉服练习礼仪，并配发一张某女孩身着汉服的照片。这绝对是让人振奋的消息，可接下去网友的评论却让我大跌眼镜。有的说：“这哪里是汉服，明明是翻版的和服嘛！”还有的说：“唐装旗袍已经是中华传统，标新立异搞什么汉服？”

众所周知，和服是汉服的翻版，现代中国人怎么会把版权毫不吝啬地让给日本人，说汉服是抄袭和服的？把满人的马褂叫做唐装更是一件荒唐事，唐朝虽然“胡风大渐”，那也仅仅是在汉统的基础上文化多元而已，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用所谓的“唐装”去羞辱大唐的祖先？马褂旗袍是汉人被奴役最恰如其缝的象征，何时成为中华传统？中华传统就是当奴隶？汉人穿汉服天经地义，为何在今人的眼中会变成标新立异？

另一件事是一则新闻，说今年年度电脑新创意大赛的前三名得主都是华裔，大奖作品的构思深受中国元素的影响，并附获奖作品的照片。大奖作品是一副筷子形状的鼠标，显示器兼主机平放在台面上象一把古琴或古筝。出人意料的是，这款美奂美伦的作品引来众多网民的非议，焦点集中在那双筷子形状的鼠标上。有的说：“这哪里是中国元素，明明是日本元素！”有的说：“这双筷子一看就是夹日本饭团的，中国人才不用这样的东西。”我为此盯着那双筷子瞧了半天，也没看出它和我每天吃饭用的家什有多大差别，为什么说它是日本元素？日本的筷子不大都从中国进口的吗？难道因为那双筷子做得精美雅致就非说它是日本元素？中国元素就应该粗制滥造？现在我总算明白为什么韩国人鸠占鹊巢老把中国的历史占为己有。中国人自己都不认自己的传统，韩国人还不紧巴巴地跑来捡吗？

网上有评论说：“日本继承了唐朝文化，韩国继承了明朝文化，现在的中国人却是鞑靼（满人）文化的后代。”这句话说得虽然不够准确，意思却差不多。日本的和服很多人认为起源于唐朝服饰，事实上是来自三国时期的东吴，至今不少卖和服的商店依然写着“吴服屋”；最早传入日本的汉语也是南北朝时期的吴音。现在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如此痴迷于《三国》，魏蜀吴的吴就是日本最早接受的中国文化。韩国的韩服倒的确来自明朝服饰。日韩两国自古一直都在吸收中国文明，但历朝历代对两国现状影响最大的当推明朝。日韩的国民象明人一样男尊女卑、秩序森严、精忠爱国、封闭而进取、血性刚烈、知耻善勇等等。当然，岛国的特性使他们还具有明人没有的偏狭和占有欲。日本和韩国从风俗礼仪到社会结构都极为相似，非说日本象大唐，实在扯得太远。

与日韩相比，现代的中国人确实是鞑靼满人文化的后代。不过鞑靼和满人严格说来算两个概念，鞑靼是蒙古人的别称，清末把满人也包进去统称“鞑虏”。中国经元清两朝的半殖民统治已完全胡化，我们将游牧民族的自由散漫，恃强凌弱，急功近利，漠视文明（知识产权），粗制滥造，糟踏环境，草菅人命等等恶习发挥到极致。现在的中国人哪里还有一点点“汉”的影子。看来我们再填履历表的时候民族一项应该写为“胡汉”。我们没有继承华夏文明的一零半点优秀品质，但至少可以不从称谓上再羞辱祖先。

如今中日韩三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颇耐人寻味。日本的态度是继承继承再继承，韩国的态度是占有占有再占有，中国的态度则是抛弃抛弃再抛弃。孔子在中国被彻底打倒，至少官方对马克思的尊敬要远远高过孔子，然而韩国人把孔子认祖归宗后，国人又忿忿不平起来，虽然没人真把孔子当回事。理学在中国是封建礼教的代名词，国人视之如过街老鼠，殊不知明朝的理学（阳明学）恰恰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基石之一，几百年后日本甚至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武士道屠戮被满清改造成鸭子的中国人，历史就是如此的荒诞和残酷。我们坐拥全人类最丰富的文明史，却象美国黑人那样成为无根的民族。现在的中国人言必谈欧美，货必购日韩，没有自尊，没有文化，华人仿佛一个被抽掉脊梁骨的族类。

是的，华夏文明已经终结，至少在中国已经终结。那么现代中国文明的特点是什么？印象里东亚文化比较学专家金文学说过这样一句话：日本最热闹的是**房，韩国最热闹的是天主教堂，中国最热闹的是饭店。此言一语中的，现代中国文明的特点就是饮食文化。

地球上以美食著称的国家有两个：法兰西和中国。但美食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地位不一样。饮食仅仅是法兰西文化的一部分，法国从中世纪开始就一直执欧洲文化之牛耳，法语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通用语，《战争与和平》里俄罗斯贵族在社交场合说的都是法语。饮食于现代中国却几乎是文化的全部。亲人重逢，同学聚会第一件事都是吃；通长途电话父母最关心的总是：“吃得怎么样？”并一遍遍叮嘱：“什么都能省，吃不能省！”中国有全世界种类最多的保健品；中国人吃的东西包罗万象，

“两条腿的爹娘不吃，四条腿的板凳不吃”，吃上瘾能把境内的野生动物吃得濒临绝种；我们的子弟兵可以没有钱训练，但不能没有钱请领导吃饭；我们的某些县（乡）政府打白条吃喝一年能欠数十万的债务；我从国内新来的同事会冲着美国人问：“Did you have lunch?” 所里一个美国教授到中国讲学，归来后从此饭桌上看见中国人就来一句“ganbei（干杯）”，那是他在中国学到的仅有的几个单词之一；中国人贪吃贪到美国，北美的华人教会都知道靠免费餐来招揽教友。中国人在北美开业，从中餐馆、寿司店一直开到黎巴嫩餐厅，集世界饮食为一体。我们除了吃，还剩下什么？

描述现代的中国文化，最恰当的词莫过于饕餮。中国现在有一部分人自称老饕，老饕的境界就是爱吃、会吃、敢吃、吃得起。当中国人个个都变成饕餮之徒，整天想着口腹之欲，昔日的礼仪文明早已雨打飘零。如今的中国人是一个不知排队为何物，只知由着性子吸烟、大声喧哗、乱扔垃圾的蛮夷种族，与“华夏”二字谬以千里。也许我们应该象“胡汉”那样更名为“中食民族”或者“中饕民族”，这样的称呼比“中华”要贴切得多。

中国为什么会沦落至斯？还是来看历史吧。有人说现代中国人是一个缺乏智慧的民族，海峡两岸各将一根绳子套在对方的脖子上，绳子的另一端牵在美国人的手中。怎么办？“读史能使人明智”！历史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谁用正确的方法研读它，谁就能获得这笔智慧，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没有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到做人的道理，那么我们的敌人就会用它来让我们再次变回奴隶。

我们该象欧洲文艺复兴的先贤那样重温昔日的辉煌，找寻我们遗忘已久的文明和尊严。让该荣耀的归于荣耀，让该耻辱的永远耻辱！

四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第一章 宋——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第一节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公元1279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海战在今广东江门市的崖山爆发了。

宋20万人，战船千艘；元2万人，战船50艘。

宋人数虽多，却只有当落水狗被穷追猛打的命。此前宋已丢失全部陆地，宋的最后力量都囤积在崖门这个海湾里。宋太傅张世杰命部下用绳索将千余艘船一字形连成一线，等着元军进攻。“铁索连船”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失败的发明，水战讲究灵活机动，把船固定成“陆地”，变机动为被动，焉有不败之理？从三国到明，“铁索连船”几乎成为全军覆没的代名词，这一次也不例外。

当然，张世杰比曹操到底还是长进一些，元军一上来就用火攻，无奈宋船皆涂泥，并有长木阻挡，火攻不奏效，于是元军封锁海湾。十余日后，宋军水尽粮绝，士兵汲海水解渴，结果脸部浮肿，大量呕吐，胜负的天平已经无法逆转地倾向元军。

二月六日，元军发动总攻，以布遮盖的船楼冒着矢雨驶向宋船，元兵背负盾牌俯伏在船内，一旦接近宋船，即撤布交战。元军系北方士兵，原本大都晕船，可是宋船被绳索连为一体，极为平稳，登上宋船的元军如履平地大开杀戒，宋军大败。

宋末代皇帝赵昺刚满八岁，他在船队的最中央见此情景吓得哇哇大哭。左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逼迫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然后据传他对赵昺说了这样一句话：“皇上，德祐皇帝已受尽侮辱，您不可受辱啊！眼看国家就要灭亡，皇上还是以身殉国吧！”接着含泪将宋室玉玺栓在赵昺身上，背起赵昺跳海而死。

此时文天祥已经被俘，被元将张弘范押至崖山，张弘范屡次让文天祥给张世杰写劝降信，文天祥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张弘范不理，依然相逼，文天祥遂作《过零丁洋》为答复，张看后劝降一事不再提起。

崖山海战，文天祥作为战俘在元船上目睹全过程。当他看到宋军大败，宋室后宫及大臣纷纷跳海自尽时，悲痛欲绝，死志早定。随后文天祥在狱中度过四年时间，这期间有各色人物对文劝降，甚至还收到他女儿的信，告诉他她们姐妹二人和母亲都在宫中为奴，十分凄惨，文天祥痛哭之后依然不为所动。最终，忽必烈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那时候宋朝早亡，这么大面子的事要放到今天中国人，早巴巴地改姓了。但那时的中国人显然不懂什么叫“曲线救国”，“成王败寇”也没多少市场，投降的人虽然有所谓的荣华富贵，依然自觉耻辱。文天祥答道：“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

文天祥上刑场，对狱卒说：“吾事毕矣。”向南方拜后，从容就义。数日后，他妻子前来收尸，在其衣带中发现遗诗一首：“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崖山海战，赵昺的母亲杨太后在张世杰的护卫下逃出元军包围。海战七日后，十余万具**浮出海面，杨太后听闻自己儿子的死讯后，亦跳海自尽。不久，失去全部希望的张世杰在瓢泼暴雨中溺死于平章山下。

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并称“宋亡三杰”。

宋的灭亡算来也不意外，两个多世纪前的北宋易学大师邵雍就已在其著名的《梅花诗》里预言到赵宋王朝毙于海上的末日：“三百年来终一日，长天碧水叹弥弥。”综观宋三百年历史，真可谓窝囊到极点，但宋死得却轰轰烈烈，这一点是宋与清最大的区别。宋在亡国的那一刻，才显出这个王朝姗姗来迟的血性和尊严。

那个陆秀夫遗言中提到的德祐皇帝（宋恭帝，宋倒数第三任皇帝），其实算不得受尽侮辱。德祐降元时只有五岁（三年前被谢太皇太后抱着出临安城投降），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德祐的一生颇为传奇，他19岁被忽必烈派去西藏出家成为高僧。当他年长知晓当年荣辱写诗怀古后，被元赐死。

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宋的灭亡被后世称作：“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这句话念起来有点不爽。元清不算中国也就罢了，凭什么明也不算中国？

其实算不算中国要看指标的。明虽然是华夏文明最后的璀璨，但已被蒙元搞得有点串味，以某些指标衡量，明确实不大像中国，至少不是汉唐意义上的中国。这些指标里排名第一的就是“跪”。

要谈跪，我们还是从跪的集大成者——满清说起吧。

1792年，正值法国大革命天翻地覆的时候，英国第一次派使团出访中国。英王乔治三世对这次访问极为重视，委任他的表亲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乘坐当时日不落帝国最先进的军舰“狮子”号向中国进发，目的主要是开放港口，互通贸易，建立邦交等等。英国朝野对此行都寄予一种乐观的期许，没有人想到这次出访会演变为一场闹剧，缘由在于一个西方人闻所未闻的东方礼节——磕头。

一靠上中国的码头，英国人就已发现中国人这个奇特的风俗：登上“狮子”号的大清领航员看到舱里挂着乾隆的画像，马上毕恭毕敬的跪地磕了几个头。当然，此时的马戛尔尼还没有把中国人的这一奇异癖好和自己联系起来。

东西方礼节的差异很快促发冲突：按中国的规矩，向英夷宣读圣旨的时候，英夷应该跪下领旨，并磕头高呼“谢主隆恩”；可直隶总督梁肯堂气愤地发现马戛尔尼仅仅脱掉帽子，笔挺的站在那就算领旨了，没一点教养。

英夷不懂磕头的奏折第一时间送到乾隆的手中，使乾隆意识到应该对这些未开化的野蛮人进行一些必要的礼仪教育。于是钦差大臣徵瑞得到旨意：要在不经意的谈话中教导英夷行三叩九拜之礼。当然这也是为英夷着想，朕八十大寿那天，有很多藩使要来磕头，英夷不磕，会被人耻笑的；英夷说他们的衣服太紧身，不便下跪，可以在觐见前先把腰带什么的脱掉，觐见完再穿上嘛。

带着圣意的徵瑞来到英国人的下榻处与马戛尔尼联络，谈着谈着忽然聊起中西服饰的优劣，说我们中国的长袍多好啊，宽宽大大想跪就跪，想磕头就磕头（原来国服长袍是为磕头设计的）；你们英国人的服装设计的就不太合理，磕头不方便嘛。不如你们觐见皇上时把腰带、吊袜带都去掉，这样磕起头来多爽啊。徵瑞越说越兴奋，最后一个劲地要教英国人磕头，也不管英国人的拒绝是多么坚定。就此，中英双方关于磕头的拉锯战正式揭开帷幕。

倒霉的徵瑞开始繁忙地奔波于乾隆和马戛尔尼之间。英国人的态度很坚决：什么都能忍，磕头决不让步。于是乾隆愤怒起来：中国人见我要磕九个头，你们英夷是化外之人，朕慈悲为怀，将九个头缩减为一个头，你们还是不磕。你们究竟是来朝贡的，还是来**的？

很快，英国人从饭碗里感觉到“天威”的压力，大清供应的午饭只够使团四分之一的人食用，英国人以绝食抗议。至此，原本英国人想象中前景光明的破冰之旅，降格为一场伦敦剧院里天天都能看到的滑稽戏。什么贸易、外交、双边关系，统统抛到脑后，中英双方的焦点只有一个：磕头还是不磕。

最终，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行单膝下跪礼。可以想象，马戛尔尼当时遥望着乾隆的手背一定狠狠地咽了两口吐沫。按西方的规矩，觐见他国君主只需三鞠躬，马戛尔尼行跪礼已做出重大让步。但做戏要做全，见本国君主时，单膝下跪后接着是吻手礼，马戛尔尼却很遗憾地只做了一半。当然，乾隆此时的手放在椅把上一定也不自在，乾隆在会前的磋商中断然拒绝了马戛尔尼的吻手礼：朕乃龙体，哪里是英夷这样的小虾米想摸就能摸的。等等，他们不光要摸，还要吻，男人吻男人？果然蛮夷！

中英官方的第一次交会以这样一种近乎玩笑的方式结束，双方都给彼此留下极为恶劣的印象。乾隆的结论是：英夷乃蛮夷中的蛮夷。马戛尔尼的结论是：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清国的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不过马戛尔尼依然不想惹起战端。马曾就任大英帝国驻沙俄公使，洞悉老毛子对中国领土的野心。马认为：冒然对中国开战，可能导致这个帝国的崩溃，俄国将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英国并不能从中捞到多少好处。

历史不幸被马戛尔尼言中（马有很多预言，除甲午战争外，中国未来一两个世纪的动荡基本都在马的意料之中），沙俄鲸吞的约四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大部分都被满清割让在**战争之后，再加上苏联挑唆的外**立，中国因为苏俄共丢失领土五百八十八万多平方公里。

言归正传，继续谈磕头的问题。1816年8月28日，英国的第二批使团到达北京。由于二十多年前马戛尔尼的傲慢无理，使嘉庆皇帝和下面的奴才们都憋了一口气：这次一定要让英夷接受教化三叩九拜。于是英国的使团午夜刚到北京，气还没喘一下，就被宣召进宫。在殿外等候的时候，满清的官员们开始逼迫特使阿美士德磕头，说服教育无效便开始动手，双方在大殿外推搡起来，好不热闹。

等到嘉庆皇帝不辞辛劳，凌晨坐上龙椅，宣英夷觐见时，大殿上空空如也，阿美士德已愤然离去。嘉庆原本意欲一雪皇阿玛耻辱的愉悦心情一落千丈：英夷居然给脸不要脸，立马给朕驱逐出境。

阿美士德之后，英国人不再有兴趣陪中国人玩磕头的游戏。想来英国人也算仁至义尽，两次千里迢迢跑来中国修好，都因为磕头而灰溜溜地离去。英国人很快发现，军舰和炮弹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既然无法向中国的皇帝下跪，那就让中国人向咱们下跪吧。

澹台卓尔在他的大作《历史的底气——中国制造的万国来朝》中详细叙述了上面一段历史，并有这样的总结：“套用美国前总统亚当斯的一句话：'我们西方人只对自然规则和上帝双膝下跪。'连双膝下跪都如此神圣，更何况磕头这种比下跪更卑谦的礼仪了……英语kotow这个单词就是根据汉语叩头（磕头）产生的，在英语中，这个单词含有贬义的味道……”

我摘录这段历史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最早，而是因为它最著名，并诱发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马戛尔尼从中国归来后，英国报纸有如下评论：“这就是中国人，昔日他们还是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降为人类学研究的奇物。”这个“昔日”指的是明，“今天”指的是清。英国使团两次国事访问中的所见所闻，将一百多年前大明在西方世界树立起来的崇高形象粉碎殆尽，中国从一个原本西方人眼中的理想国度沦落为满清式卑贱蛮夷的一堆豆腐渣，中国历史任人宰割的一页就此翻开。

第二节 跪着的中国人（中）

写到这里，出现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清跪，明难道不跪？为什么西方人的眼里，明在云端，清就成大垃圾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第一、明跪，但没有清跪得那么凶，至少没在大殿上跪死过人。第二、让人跪，是要凭实力的。在中国历朝军力排行榜中，明排正数第一，清排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宋）。明之所以名列榜首，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将强悍军力保持到终结的王朝。明的军力长盛不衰堪称奇迹，甚至在崇帧上吊时，明军依然坚守长城防线，若非拜李自成所赐，八旗再打一百年也未必打得进山海关。明帝国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在亡国后由余部郑成功硬生生从荷兰人那儿虎口拔牙抢下台湾。

中国的官方教育一贯是“郑成功收复台湾”，要知道，台湾在郑氏之前从来不是中国领土，“收”啥个“复”？明军居然能在朝廷灭亡后还为中国添出这么大个岛来，此等壮举估计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

客观地说，明初的国力与汉唐极盛时相仿，明朝中后期的国力比汉唐衰落时就高出太多，这一点至关重要。所谓的西方列强（在明帝国看来也就是开胃小菜，不够填肚子的）纷至沓来皆在明朝中后叶，如果明朝后期象汉唐后半程那样国家陷入政权迭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是绝不可能给国际友人（或国际强盗）留下什么好印象的。

下面来看看和马戛尔尼相似又迥异的另一段故事吧。

1517年（大明正德12年）9月，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正式的欧洲客人兼海盗佛朗机（葡萄牙）人的舰队驶抵广州码头。这支舰队受葡萄牙驻满刺加（马六甲）总督派遣，搭载着葡萄牙驻印度总督的特使托梅.皮雷斯来大明建立外交关系并欲图设立商站。所谓商站说白了就是殖民地。当时葡萄牙的称呼“佛朗机”应该是“法兰西”的音译，因为法国在欧洲过牛，南亚东南亚的商人称呼欧洲人都叫佛朗机人，于是佛朗机也有幸成为第一批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的国号。

满刺加是大明的藩属国，而佛朗机与大明没有任何关系，于是上岸的皮雷斯脑筋急转弯自称是满刺加国王的使臣，来大明朝贡。但见多识广的大明官员很快看出问题：皮雷斯的高鼻深眉和羊骚味与印象中的满刺加人完全对不上号，并且皮雷斯不懂基本的天朝礼仪。再三盘问下，皮雷斯无奈承认自己是佛朗机人，并自吹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特使，可又拿不出国书。总之，对广州官员而言这是个惹麻烦的主。

不过，鉴于皮雷斯朝贡的意愿极为坚定，广州官员还是按对待藩使的规矩来对待皮雷斯，第一件就是外国贡使必须“习礼三日”。所谓习礼就是教你怎么跪和磕头，这时候，皮雷斯和他的后辈马戛尔尼的差别出来了。与马戛尔尼眼中破败的满清完全不同的是，皮雷斯一踏上大明的国土，就像其他欧洲传教士和商人来华后的感受一样，被大明远胜欧洲的繁华强盛所震惊，因此虽然极不情愿地第一天学会跪左腿，第二天学会跪右腿，第三天学会磕头，但还是跪下磕头了。不过皮雷斯虽然学会了磕头，等来的却是劝归，原因在于他没有大明颁发的朝贡的表文，有假冒朝贡之嫌。当然，主要是大明对佛朗机不感冒，懒得搭理。不过皮雷斯倒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赖在广州上下打点疏通关系，就这么七搞八弄还真让他搞到觐见正德皇帝的机会。

就在皮雷斯徜徉于大明的花花世界乐不思葡的时候，接连的厄运向他袭来。首先，1511年满刺加被葡萄牙人灭国时满刺加国王派出向大明求援的使者历经十年终于赶到北京，葡萄牙人殖民者的嘴脸败露，皮雷斯被驱逐出北京。然后雪上加霜的是，那些护送他来的葡萄牙官兵早已操起本行在东莞屯门修建堡垒，并以之为据点对附近海域的居民和商船烧杀抢掠，还附带上殖民者最令人诅咒的劣根性——贩卖人口，搞得人神共愤。于是，皮雷斯刚回到广州就被抓进监狱。这样，皮兄一口气创下数个中国纪录：他是第一个到中国来的西方外交官，也是第一个学会跪礼磕头，还被抓进中国监狱，并最终死在中国监狱的西方外交官（有没有第二个？）。

对于皮雷斯的战友们，我只能借用老美形容韩战的话来向他们表示惋惜：他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干了一些错误的事情。首先，中国不是非洲，不是印度，也不是东南亚；其次，他们早生了几百年。如果在开豆腐店的满清，葡萄牙人的所作所为会让他们拿到屯门甚至东莞的治理权并获得大量赔款；然而十分令人遗憾，他们的对手是明，明不是卖豆腐的，谁来闹切块豆腐给你，明是开铁匠铺的，谁来撒野给你一锤子。葡萄牙人的好日子到头了。

1521年，中西历史上的第一场海战在屯门爆发，大明水师先挫后扬，继而团团包围屯门岛，差点将葡萄牙人饿死。最后，葡萄牙人借着一场救命的暴风雨（或台风），三艘船突围逃脱，其余被歼。

屯门海战大明第一次接触到西洋火器，这时候，华夏（明）和蛮夷（清）的差别就突显无误，明军非常识货，马上组织神机营武器专家对其进行改造生产大量装备。明朝之所以长盛不衰，与他们接受新事物步步紧追世界火器的发展前沿密切相关。我说日韩像明，这点也在其中，看到好东西不管谁的马上拿过来翻版制造。

第二年，又一批葡萄牙殖民者奉葡王之命，卷水重来，他们驾五艘军舰，兵员一千多人，扬帆直逼珠江口，欲图在广东新化西草湾重新建立根据地。只是葡萄牙人做梦都没想到，这次他们面对的是Made in China的佛朗机铳。原本势均力敌的海战变成一边倒的歼灭战，葡萄牙战船两艘被俘，三艘逃掉，四十二人被活捉，这里面还包括他们的司令官。大明对洋鬼子可没今天那么客气，嘉靖一道旨令，四十二个人头齐刷刷割下来，挂在广州城门上以儆效尤。

这两场海战把葡萄牙人彻底打蒙了，赶紧巴巴地再派人来向大明示好，没想到大明认为佛朗机乃“贼虏之桀”，根本不予理睬。葡萄牙人老羞成怒，开始煽风点火，成为嘉靖大规模“倭患”的始作俑者。今天的国人对“倭寇”总有点轻视：不就几个日本武士嘛，吹那么大至于嘛。其实“倭寇”一点都不简单，那是众多以日本人、中国人为主体的国际海盗集团，里面夹杂着相当数量的西方殖民者。日本人主要是烧杀抢劫，葡萄牙人不但劫货，还大量俘虏平民到海上贩卖，属真正的罪大恶极。明朝抗倭不时能缴获佛朗机战船，甚至还有非洲黑奴。走马溪海战明军除生擒“佛郎国王（海盗头子）三名”外，还赫赫记载着俘虏“黑番鬼”等人共四十六名。

葡萄牙是欧洲的第一个暴发户，西班牙与荷兰紧随其后，征服完大半个世界野心爆棚想来殖民中国，到了中国才发现这块最肥的肉啃起来更像骨头，而且是那种敲都敲不碎的筒子骨。大明本着见神杀神、遇魔灭魔的精神，不管你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大门牙大龅牙一律打脱让你咽回去，就这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一直到郑成功的神来之笔，把荷兰人赶走夺下台湾。

现代人都以为中国的海患始于清，其实大明的海防形势远比满清严峻得多，可大明水师在对抗西方列强上连战连捷，游刃有余，此等独孤求败式的骄人战绩居然被今天的中国人集体失忆，怪哉！我们的精英分子们有空花浓墨重笔在《大国崛起》中描绘明帝国的手下败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为什么不去写写明？写明为什么强盛，清为什么衰败？没人敢写，要犯错误的。

扯那么远，你一定会疑问：这和跪有什么关系？我明白地告诉你：有关系。明时的中国人已经跪下，但那是向自己人下跪。明只有洋人向中国人跪，没有中国人向洋人下跪的。那么清呢？

我们再回到满清这个大垃圾场听听苍蝇的嗡嗡作响吧。

1676年1月，斯帕法里率领的俄罗斯使团到达中国境内的嫩江，满清官员赶着130辆牛车，60匹骏马和多得数不清的物资前来迎接，如此丰盛的礼物让斯帕法里瞠目结舌。要知道，清俄当时是事实上的交战国，俄罗斯远征军早已完成吃掉50多个中国边民的壮举，正一步步蚕食满清在西伯利亚的领土，**当地的老百姓，残酷**鄂嫩河、乌德河流域的蒙古人反抗。斯帕法里此行就是要让满清承认沙俄在西伯利亚侵占的土地，可以想象，斯氏到达中国前生死未卜的心情。

现在，悬在他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中国人向来讲究宾至如归，满清则更上一层，做到“敌至如归”。“爱你们的敌人”这一西方人看来畏如登天的信条，对满清以后的中国人简直就是无师自通。从康熙开始，满化的中国人已为世界基督徒们做出榜样：什么叫“爱你们的敌人”，怎么去爱。

满清官员看到俄罗斯使团首先要求对方出示康熙给沙皇的信件确认身份。斯帕法里拿出来后，第二件让他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所有在场中国人一律跪倒在地对着他（确切地说是对着他手上的信）进行三叩九拜，磕头对斯氏带来的震撼远胜那些眼花缭乱的礼物，以至于他在后来的书中写道：“他们竟有如此不分场合的，奴隶般的举止，实在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卑贱的鞑靼。”

俄罗斯人原本就是豺狼的同类，一试探发现满人属猪，气焰顿时嚣张起来：既然满鞑象奴隶，就把他们当作奴隶好了。礼部侍郎马喇要求斯帕法里前去拜会，斯氏断然拒绝：“作为沙皇陛下的使节，我只能被迎接，而不该去迎接任何人。”并提出具体要求：在野外搭个帐篷，我先进去，马喇跟着才能进去，帐篷由俄国人把守，没有我们的同意，任何清人不得入内。好嘛，一进清国，就支个帐篷当租界，马喇对这样离谱的要求居然全盘接受。

有这样的开局，后面的事情当然更加匪夷所思。俄国人到达北京后，康熙命令每三日宴请使团一次，每日需用不得怠慢，这一来，俄国人吃香的，喝辣的，简直像被贡起来一样。接下来自然是有关礼仪的纠纷。接待官员苦苦哀求斯帕法里觐见康熙时三叩九拜，某官员甚至跪地恳求，希望斯氏看在他们卖力奉迎俄国人的份上，跪上一把，好让他们不受斥责。

这里补充一点，康熙之前，沙俄已数次遣使前往满清（或后金），每次都因拒绝磕头而吃闭门羹。斯帕法里与他的前任们不同，斯氏并非贵族，甚至并非俄罗斯人（是罗马尼亚人），而仅仅是受雇于俄外交部的一名翻译，因此斯氏对礼节并没有他的前任看得那么重，而对完成任务看得较重。个人推测，他出发前就已做好礼节上让步的准备，不过由满清的奴才们求着他让步，感觉好不说，还能狮子大开口提个天价，何乐而不为？

斯氏折磨了满清奴才整整三个月，卖足了关子才最终同意叩拜，但要求清国有更隆重的仪仗。觐见那天，斯帕法里大摇大摆地走进殿内，斜对着康熙的御座双膝跪下，象征性地低了低头，也不等喊平升，就立马站起来。上贡的时候，满清官员发现，沙俄的贡品堪称垃圾，乱七八糟的貂皮和狐狸皮，还有一些日常的玻璃器皿；康熙却欣然接受，还夸礼物隆重。

等到康熙回赠时，斯帕法里又一次瞠目结舌：金银首饰，翡翠玉件，丝绸裘皮，甚至还有康熙自己穿过的一件火红狐狸皮以示亲善。而康熙赠给沙皇的礼物更让斯氏惊掉下巴：“一件钢玉雕刻，一把缀满钻石和宝石的金如意，一对象牙制品，和若干用金盒子装的龙涎香等，其中任何一件都可以抵过俄国的所有贡品。”斯氏居然要用十来个大漆皮箱才能把清廷的礼物全部装下。

此后的日子，斯帕法里爽到消受不起，康熙宴请使团十四次，其他官员的宴请不下百次，俄国人再壮也顶不住这么吃，最后不得以把官员们的宴请全部推掉。不过俄国人提出的要求却让康熙笑不出来，沙俄要吞并整个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并且拒绝遣返满清索要的叛徒成特木尔。康熙很生气，后果很轻微。最终谈判破裂，斯帕法里满载着十几个大箱子的礼物回到俄罗斯，完成他成功出使中国的壮举。俄罗斯以十倍的价格将中国带回的物品在市场上销售，狠赚了一笔，彼得大帝甚至向英国大使炫耀康熙的赠品，让英国人羡慕得直流口水。

斯帕法里在他轰动俄国的中国札记中总结道：“难道这就是那个在古代传说中，强大得不可思议的东方帝国吗？他现在是那样地软弱和卑贱。”并在对沙皇的报告中写道：“这个国家不具备攻打俄国的能力，大汗的政府是一群奴才组成的，他的国民羸弱不堪，军队的武器也很一般，我们的一个士兵可以对付他四个，而且我们的大炮可以击溃他们的骑兵……鞑靼皇帝丝毫没有什么可惧怕的。”注意，斯氏称呼康熙为“大汗”和“鞑靼皇帝”，相比现代中国人对康熙的肉麻吹捧，这样的描述要精确得多。

俄国人从来没有接触过真正的中国，那个能把他们打得屁股开花的华夏帝国早已随着崇帧吊死在景山上。从俄国人第一眼看到满清的那刻，他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可以随意玩弄的猎物。虽然那时候的沙俄还没有经历彼得一世的改革，在欧洲屎都排不上，被瑞典、波兰、土耳其轮着骑，但在光顾着奴役汉人的满清政府面前，已经足够作威作福。

斯氏之后，清廷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如俄国人所想得那样弱不禁风，发动了丢死人的雅克萨战役：清军包围雅克萨城近一年也没把它攻下，最后在沙皇的要求下撤围，让沙俄残军退守尼布楚。这种羞于见人的糗事居然被今天视为反抗侵略的经典战役；而后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更是荒唐到开创中国历史上（亦可能人类历史上）盛世割地的先河，确认沙俄在西伯利亚侵占的土地，使俄罗斯正式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巨无霸，并进而演化为全人类的威胁。

有斯帕法里在满清当大爷的先例，此后的事情自然一发不可收拾。《尼布楚条约》之后，荷兰商人义杰斯率俄罗斯使团出访清国，应义杰斯的要求，清廷在他跪拜康熙时，鸣枪庆贺以示补偿。最离谱的是，义杰斯把俄罗斯带来的烂货全部赊给中国商人，自己懒得要钱却嘱咐清廷帮其**，哪个官员收不到帐，马上跑到康熙那儿去告状。沙俄使团的其他商人虽然没本事让清廷帮他们**，但也狐假虎威在市场上强买强卖，动不动打骂中国商人，还明目张胆地威胁道：“我们是你们大汗的朋友，你们是大汗的奴才，敢跟我们作对？！”最后发展到酒后强吻良家女子，偌大个北京城无人敢管。

义杰斯二十多年之后，沙俄派伊兹玛依洛夫使团访华。觐见康熙时，俄国人依照前辈们的样子，半跪半蹲地做个样子马上起身，大臣周颐清让他们重跪，伊兹玛依洛夫当着康熙的面骂了周颐清一句（用俄语），大殿上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然而康熙挥挥手说算了，俄使不懂礼数，不必相强。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一个纠缠在国人心头阴魂不散的问题：什么时候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高人一等？答案很简单：康熙。原因就是俄罗斯商人那句牛气冲天的话：“我们是大汗的朋友，你们是大汗的奴才，敢跟我们作对？！”中国人见到康熙要三叩九拜，洋人做做样子就可以了。中国人只能做康熙的奴隶，洋人却可以做康熙的朋友，换句话说，洋人与康熙是同档次的，反洋人等同反皇帝。国人见到洋人时，头还抬得起来吗？

谈洋人谈得差不多了，最后言归正题，来份大餐，看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访欧洲的使臣托时的磕头表演秀。

1730年，雍正委派礼部侍郎托时执节西行，赴俄罗斯恭祝新皇登基（原为庆贺彼得二世，等到俄国，才知道这哥么已经归西，遂变成庆贺安娜女皇登基），临行前雍正向托时提出很“礼貌”的要求：以前俄国使节到中国都非常傲慢，不肯三叩九拜，你们这次到俄罗斯要给他们做一个榜样，一切礼仪造中国的办，见到沙皇如同见朕，要行大礼，让俄罗斯人看看，我们天朝的官员是怎样的知书达理。

有这样的圣旨，托时憋足了劲准备到俄罗斯大秀一把。1731年1月14日（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七），托时行抵莫斯科，一见到安娜，奉上国书后，马上领着使团成员集体下跪行三叩九拜之礼，女皇和群臣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仗势，惊得不知所措。当俄国外交委员会委员巴什罗夫宣读雍正国书时，托时等人依然跪着不肯起来，这时候女皇实在看不下去，打断巴什罗夫的宣读，示意托时等人站起来，没想到托时骄傲地拒绝：这是我们大清的礼节，请女皇不要强迫我们。于是女皇只好看着他们跪到国书宣读结束。当托时们跪完站起来的时候，个个红光满面，象为国争光了一样。

觐见结束后，侍从将军要带领满清使臣下去，没想到托时等人又统统下跪行三叩九拜之礼，把这个将军吓了一跳，忙通过翻译告诉使团“可以了可以了”，但托时哪里肯听，最终礼毕在过把瘾的爽快心情中昂然而去。满清使臣一走，全场哄然大笑，女皇身边的小丑们纷纷学着中国人的样给女皇磕头，把场上的王公大臣们逗得乐不可支，女皇花枝乱颤地说：“这比打胜瑞典还要令人快活。”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再次觐见时，女皇看到托时等人三叩九拜不再惊讶，而是象看演出那样鼓起掌来，这下托时更来劲了，磕得满头大汗。女皇为了奖赏托时的卖力表演，赐酒给他喝，托时受宠若惊，忙跪下领酒，喝完后又磕了几个响头。

满清的使团回国后，俄国宫廷排演了一台滑稽戏《好磕头的中国钦差》。满清当时并非沙俄的藩属国，可满清官员表现出来的却是连到沙俄觐见的藩使都望尘莫及的奴颜卑膝。托时此行除恭祝安娜女皇登基外，还有一项议题，就是要沙俄在满清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战争中保持中立。问题是，有这样好磕头的使臣，沙俄要是还答应满清的请求，那不是一种耻辱吗？俄庭不承认准噶尔是叛乱，以准噶尔不隶属任何国家为由，没有给托时任何答复。

看完上面的精彩表演，接下来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国人是否天生命贱，见了人就想磕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元朝以前中国君臣之间并无跪礼，跪是蒙古人带进来的。

我们将视线再转回1283年1月8日（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蒙元大殿上那一名垂千古的时刻。忽必烈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甚至许以丞相职位，允诺文代其管理中国。

文天祥不为所动，长揖不跪。

三年前元丞相孛罗提审文天祥的时候，文昂然屹立对孛罗行一个拱手礼，孛罗喝令手下逼文天祥下跪，文坐在地上竭力挣扎，就是不跪。文说：“南揖北跪”，我是宋人，当然要行宋礼作揖，怎么能行你们胡人的跪礼？

三年后，文天祥站在忽必烈的面前，依然只揖不跪。忽必烈爱才心切，甚至没有迫文天祥下跪。

那时候，宋已亡国四年，所有汉人都在蒙古人的淫威下跪以偷生，关在监狱里的文天祥是一个例外。

他是最后一个站着的中国人。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一场笑话。我们从小被告知，中华乃礼仪之邦，可现实上的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缺乏最基本的教养，而且仅有的那点礼仪都来自西洋，老师也不知道哪些是华夏的礼仪。西洋礼仪属接触性，目的是表达对对方的亲密，从握手、拥抱到亲吻层层递进；东方礼仪属非接触性，如作揖和万福，目的是表达对对方的尊重，因此中国人学习西方礼仪学来学去也只会握手，拥抱kiss那是会起鸡皮疙瘩的。自己的礼仪没有了，西方的礼仪又学不来，于是中国人在社交场合表现出来的永远是呆板木呐。

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华夏文明就被定以“礼乐文明”的基调而卓显于世，礼仪这个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曾无数次让外邦之人自惭形秽，如今一切成梦，华夏的礼仪随着华夏文明的陨落而烟消云散，我们只能在这里缅怀祖先的优雅高贵，回味那种居高临下的文明优越感。

椅子是否舶来之物已不可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在中国出现得很晚，五代时才流行起来，至宋最终进入千家万户。五代之前中国人都是席地而坐（坐在席子上，不是直接坐在地上），那时候的坐姿至今依然保留在日本的榻榻米居室中，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跪坐”，其实跪和坐在古代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仪态，双膝并拢着地，臀部贴着脚后跟是“坐”，臀部离开脚后跟“引身而起”谓之“跪”，因此“跪坐”是一种极不规范的说法，但怎么将那时的坐和现在的倚坐区分开来呢？姑且采用日本人的称谓“正坐”吧。

毫不夸张地说，正坐是中国人在礼仪上最伟大的发明。我们祖先的这种坐姿，形神内敛庄重，坐着抚琴弄墨，优雅恬静，执剑而坐，则如爆发前的蛰伏，透出萧萧肃杀之气，是所谓“暴力美学”的极致。正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极能锻炼身体，东方哲学素来讲究以静制动，正坐就是这种思想最完美的体现，与蹲马步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曾试着正坐看一部影碟，结果脚酸腿麻，中途放弃。因此正坐无论对人的精气神，还是筋骨都有上佳的修炼作用。国人五代前虽然喜静，却阳刚霸气，与正坐有极大的关系。五代之后，国人依然好静恶动，却因为失去正坐这个日常修行的方式，而日趋萎软散漫。

我们的先人为什么采用这样一种坐姿？这是“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思想的具体外现。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对大自然的亲近和尊敬，正坐体位较低，有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与高高在上的倚坐完全不同；人身上最不雅的地方是臀部，最脏的地方是足底，正坐臀部与足底相接，而以腿和足背着地，表示对大地的谦恭。因此在上古时代，正坐直接联系到一个人的修养，坐不好是要挨骂的。

孔子的老朋友原壤踞坐等待孔子。踞坐就是臀部着地，两足向前张开，两膝弓起，其形如箕，名为箕踞，是最不敬的坐姿。孔子看见，勃然大怒，骂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至阴至毒之话：“幼而不孙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意思是：你小时候不敬重兄长，长大了毫无建树，老了还不死，真是害人啊！边说着，还用拐杖敲他的小腿。当然，鉴于这两人的至交关系，也可能都在闹着玩。不过，一个侧面也说明坐姿的重要，否则，开不出性质如此恶劣的玩笑。

还有一个例子是被**封为“南下干部第一人”的赵佗。秦将赵佗随主帅任嚣打下岭南后，成立南越国。赵佗会见汉高祖使臣陆贾时，箕踞而坐，被陆贾当面指出，很不好意思，改为正坐后，自嘲说：“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可见坐不好确实是件丢面子的事情。

可惜从宋朝开始，正坐就被国人遗忘。时至今日介绍正坐的文章中，大都强调这是一种日本文化，极少提及正坐其实来自中国。维基百科上甚至没有“正坐”的中文词条，而在日德英法西各语言中均有对“正坐”详细的解释。愧对祖先啊！

鉴于日本是目前唯一保持正坐的国家，有必要在这里对我们这位蹊跷的邻居废一点笔墨。遣唐使将正坐带回日本，但日本那时候和朝鲜一样是盘腿坐，正坐并没有普及开来，直到十二世纪（一说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的正坐已完全被倚坐所替代，日本却开始推广正坐，而不是引进椅子。此消彼长，中国日趋重文轻武之时，日本却越来越具侵略性，归根到底，一切都是正坐惹的祸。

日本原属荒蛮之地，正坐使日本人变得典雅庄重内涵起来，使日本开始显得有文化。世人大都无法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有“菊花与刀”这样既唯美又残酷的双重性格，其实这样的性格完全拜正坐所赐。“菊花”是正坐姿态的优雅，“刀”则是正坐一触即发的气势，日本的茶道、合气道（武技的一种）、居合道（剑术的一种）、舞踊等等都是建立在正坐的基础上。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正坐，就没有所谓的日本文化。

正坐对好静的中国人是一种锻炼，对原本就躁动的日本人则带来极为可怕的后果。正坐为日本注入雅致，理性和纪律，将日本人的盲动调整为万众一心的力量。我们的先祖肯定无法想象，他们发明的正坐却因为在数千年后传入一个蛮荒的岛国而为他们的子孙带来巨大的灾难和耻辱。

如今日本的正坐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逐渐式微，日本古怪的民族特性也在一点点消退，也许是我们重拾正坐的时刻了。如果正坐能在中国成年人中（未成年不提倡）恢复起来，相信中国人的体格神貌会再次让世人刮目相看。

任何一个民族，最高层次的文化都掌握在上流社会的手中，中国也不例外。华夏文明是礼乐文明，因此君臣礼仪无疑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那个部分。从君臣之礼的演变就能看出华夏文明的兴衰，所谓一叶知秋也。那么，我们想象里中国古代君臣会面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

皇帝端坐龙椅之上，大臣鱼贯而入，跪地磕头，再战战兢兢分列大殿之上。这是清宫剧里最常见的场景，由于目前中国银屏上泛滥成灾的辫子戏天天给人**，以至于现代中国人一想起古代就是长袍马褂磕头，把卑微的满清文化视作华夏文明而自轻自贱，最后的一点民族自豪感也被胡编乱造的历史剧搞得荡然无存。要重拾民族自尊心就得重新梳理我们的历史，在这里让我们上溯源头看看周代的君臣会面吧。

周王、大臣和侍从各就各位站立朝殿之上，周王先对职位最高的孤、卿一一作揖，再按爵位对每个档次的大夫作一次揖，然后对上中下三等的士各作一次揖，最后回头，对自己身后列于左门的侍卫作一次揖，再对自己身后右门的侍卫作一次揖。等这时候周王的揖全部作完，群臣和侍卫才集体还揖一次，结束，开始议事。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觉得自己的眼睛是不是花了：怎么可能，哪有君向臣甚至是自己的侍卫先行礼的道理？是的，这确实是周礼，就是那个“反动文人”孔子毕生推崇的封建礼教——周礼中的站立礼。

我们再谈跪拜礼。前一节说过，臀部垫着脚跟叫做坐，臀部离开脚跟叫做跪。因此双方对立时行揖礼，双方对坐时行跪礼。臣向君跪，似乎天经地义，可先秦还有不少君对臣行跪礼的记载，比如“太甲稽首（磕头）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当然，最著名的莫过于“秦昭王五跪得范睢”。秦昭王为求得范睢（当时乃平民，无任何官职）的指教，不惜连跪五次，并对范睢说：“昔者齐公得管仲时以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为父！”而范睢显然“物超所值”，他先为秦王订出“远交近攻”的战略，使秦从此走上统一霸业，后又在秦赵之战中使出反间计，诱使赵王以赵括换廉颇，结果赵四十五万人被白起所灭，再无力抗秦。

依照《礼记》的记载，先秦国君接见他国的大夫时，要行跪拜礼感谢使臣屈尊来访；册封本国的大夫时，也要行跪拜礼，感谢新大夫的就任。上面说的都是国君主动行跪拜礼，而臣下向国君跪拜时，国君一般也要还拜一次“空首”，就是双手拱地，叩头至手不触地的磕头。

先秦时君主礼让臣下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降阶，即下台阶相迎或相送；抚席或撇席，用手象征性掸一下灰再请大臣就坐；离席，即离开坐席行揖礼或跪拜礼，齐桓公向曾带领他逃亡并多年辅佐他的鲍叔牙表示感激时，就曾离席再拜（跪拜两次）；兴席，即会宴结束，臣下告退时，君主起立示别。另外，还有一项重要的礼节就是“国君不名卿老”，君主只能称呼高级官员的字，不能直呼其名。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先秦的礼仪总结四个字就是“礼贤下士”。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从先秦这个华夏文明源头的礼制就能一眼相出，这是一个人类顶级文明的构架。秦昭王五跪范睢，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势阶层向知识分子低头，先秦如此的尊知重教，哪有不灿烂的道理？

先秦的君王有如此谦逊的礼仪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先秦是中国历史上跨度时间最长的分裂和自由竞争时期。诸侯将相面对空前的社会变革和竞争压力，表现出来的更像是市场经济下大集团的董事长，到处招贤纳士为自己求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忠君思想在先秦还未定型，能人异士普遍的想法是“士为知己者死”，而非“精忠报国”，于是但凡有些能耐的都周游列国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上位者，谋个“CEO”的位子施展抱负，合不拢就跳槽，毫不勉强。先秦就在这样一种君臣的互相寻觅和碰撞中产生出“灿若星河”的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自由竞争的封建时代落下帷幕，以垄断和大一统为特征的帝国时代终于到来。新时代的君王还需要对下属那么彬彬有礼吗？

秦始宋终：华夏礼仪的嬗变

三、秦始宋终：华夏礼仪的嬗变

先秦君臣会面的礼仪应该说大体上是对称的，君对臣作揖，臣还揖，臣对君跪拜，君“空首”还拜。华夏礼仪的嬗变从九州统一的那天开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独裁者嬴政为自己取了一个牛翻天的称号“皇帝”，意思他是三皇五帝集于一身的人物，是中国这块土地唯一的所有者，并要求“天下事无大小皆決于上”。先秦君王自称时一般采用“孤”、“寡人”以示自谦，或用“本王”这样的中性词，而“朕”这个字是先秦所有人包括老百姓自称的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我”。嬴政有绝对的权力，不需要再向臣下表示谦逊，当然不会再用“孤”、“寡人”这样的字眼，他是皇帝，自然也不能再称“本王”，于是规定“朕”这个原本人人都用的字从此归皇帝一人独享，谁再说就是犯上。

这一规定一直沿用到清末。

有这样的背景，如果你依然认为始皇帝陛下应该象先秦君王那样对臣下作揖行跪礼，只能说明你活得够腻味，应该去阴间自个YY去。当然，嬴政向自己的授业师及“三老五更”还是会行礼，但那已非日常礼仪，而是特殊场合下的特别礼让。

秦是个短命王朝，很快被汉取而代之。汉礼脱胎于秦，并大抵沿用至五代。皇帝一般情况下不再对大臣作揖或跪拜，而一律改为“兴（起立）”。丞相觐见时，皇帝起立相迎；皇帝在车上路遇丞相求见，要下车示敬；王公跪拜谢恩，皇帝以起立作答礼。

朝堂之上，君臣依然是“坐而论道”，大臣列坐殿上，宰相还经常有杯茶喝喝，与皇帝边茗边聊。

对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这样的顶级官员，皇帝还有很多与先秦相似的特别礼仪。比如“赞拜不名”、“诏书不名”，就是说话（包括赞礼官唱名）写诏书都不能直呼其名，而应称对方的字或职位。南朝梁武帝有一次宴会时连呼吏部尚书蔡撙（其时****宰相）的名字，蔡撙毫无反应，梁武帝改称“蔡尚书”后，蔡撙才起身应答，并当面指出：“陛下不应以名垂唤。”搞得梁武帝很尴尬。可见那个时候，高级官员在皇帝面前还是很有尊严的。

除“赞拜不名”外，三公往往还能“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即不需要快步上朝，而可以慢悠悠地走进去；进大殿亦不需要卸剑脱鞋，而是穿着鞋子御剑面君。可想而知，这些权臣上朝时肯定感觉好得没话说。

汉唐礼仪中最具先秦特色的当属象征敬老的“三老五更”之礼。皇帝要“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通常的做法是选朝中德高望重的年长大臣担当“三老五更”，皇帝亲自降阶作揖相迎，再请他们坐上席，然后行跪拜礼，聆听教诲，并亲任小二伺候酒菜，最后拜谢送老。总之，皇帝要做一回孙子以示尊老。

由此可见，从汉到五代，君臣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象先秦那样对等，但仍能做到亦师亦友。

华夏礼仪的第二次嬗变从宋开始。

历史长了，总会有些不好的回忆，959年2月3日的陈桥兵变就是一例，从那一天起，华夏文明由盛及衰，这一点从礼仪的变化上也能清楚地看出。

赵匡胤是靠兵变上台的，从执政开始，他就致力于将下一个赵匡胤消弭于无形之中。政策上重文轻武，礼仪上不断拉大君尊臣卑的差距，让大臣积攒不到与皇帝相匹的威望去搞政变。

从效果看，赵匡胤无疑是成功的。宋明二朝再无武将叛乱，稳定的代价很昂贵，那就是华夏文明的覆灭。

接前一章谈坐姿。五代之前椅子尚未普及，君臣都是坐而议政。宋开始，椅子成为日常家居的标配，皇帝也不再正坐，而是高居龙椅之上，那么大臣呢？

大臣尤其是宰辅之类的大臣原本是有椅子坐的，不过很快就没有了，原因是赵匡胤觉得宰相的权力太大，要拿他们开刀。他一方面利用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等一大堆官来削分宰相的权力，另一方面玩了个小花招拿掉宰相的椅子。某日早朝，赵匡胤突然对坐在椅子上的宰相王溥和范质说：我眼花看不清，你们把奏折念给我听吧（一说“你们将奏折递上来吧”）。二人站起来念奏折（或递奏折），完事后发现座椅不翼而飞，原来已经被人拿走了。从此朝殿之上，大臣只能站着，偶尔被皇帝赐座，也是受宠若惊，只敢半个屁股搭在凳子上，比站着还难受。

赵匡胤的“聪明才智”还表现在帽子上。这位兵变上台的皇帝整天疑神疑鬼，上朝时看到大臣在下面交头接耳就如坐针毡，忍不住幻想他们是不是在密谋什么。于是心生一计，传旨在官帽后面分别加上以铁片或竹篾为骨架的长翅。一顶帽子两边铁翅各穿出一尺多，职位越高越长，他自己的最长。长翅成为官职的标志后，在宋的历史中越加越长。戴着这么个帽子，官员只能面对面交谈，再也不能窃窃私语，于是这位来路不正的皇帝临朝的时候心里就踏实很多。

客观地说，赵匡胤对政治、军事、礼仪等各方面做的一系列改革，为中国的灭亡提供了所有必要条件，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1279年，赵宋这个一心一意做王八的朝代，终于被蒙古人赶到太平洋里喂王八去了。汉民族第一次体味到，亡国奴是怎样一个“痛”字！

元明清：跪礼的滥觞（一、二）

1230年，蒙古人征战金国打到一半的时候，蒙古贵族就发现一件让他们郁闷的事情：中原汉人太多，牛羊太少。人肉不能吃，人皮既不如牛皮坚韧，又不如羊皮保暖，要那么多汉人有什么用？于是大臣别迭等人建议道：“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道奏章，后世很多人争论“悉空其人”到底是怎么个做法，尽屠汉人还是仅仅将汉人赶走，汉人又能往哪里赶？考虑到蒙古人有大**的嗜好，多数认为戮尽汉人的可能性偏大。

这时候，北方汉人的红太阳耶律楚材出场了。

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陛下南征在即，军需从何而出？对汉人征税，每年可得五十万两白银、八万匹帛、四十余万石粟，这些物资足够军需，怎么能说无补呢？窝阔台说你试试看吧。于是耶律楚材对汉人开始征税，一年后，征得价值约七十万两白银的财物。窝阔台检查后十分开心，当即拜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宰相），引为左膀右臂。

两年后，蒙古大将速不台因为汴梁（开封）抵抗剧烈，破城前向窝阔台请示攻克后屠城。红太阳耶律楚材再次出场，他“驰入奏”，力谏窝阔台放下屠刀，窝阔台犹豫不决。毕竟按照蒙古人的规矩，这种情况完全应该屠城，而且屠城是前线将士的意愿，大汗没理由回绝这样的“正当要求”。于是经济学家耶律楚材再次施展绝活，说能工巧匠都聚集在汴梁，并报出汴梁一年生产多少盔甲弓箭，可供多少军队使用；杀光就全没了。这才打动窝阔台的心，下旨除完颜家族外不可滥杀，汴梁城内一百多万汉人得以存活。

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耶律楚材，北方汉人是否已被杀得绝种？

上面说的是耶律楚材对保存“汉”这个人种作出的巨大贡献。事实上，耶律楚材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还有另外一面，这一面鲜为人知，意义却更加深远。那就是对跪礼的改革。

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跪有点特殊——双膝下跪。因为中国人的跪源于正坐这样一种双膝着地的坐姿，其他民族没有这种坐姿，自然也少有双膝下跪。从先秦到五代，跪都是一种坐礼，对坐时表示感激，行跪礼，站立时行揖礼。宋时中国废弃正坐，但正坐的副产品跪礼却保留下来，用于下级（或晚辈）向上级（或长辈）谢恩或谢罪，不过一般场合很少使用，数隆重的礼仪。

跪是谢礼的这一“华夏”概念，到蒙古人腿上被颠覆了。

蒙古人原本和西方人一样，行单膝下跪礼。跪的适应症比中国广得多，见面跪，领命跪，道谢跪。蒙古人入主中原，将单膝跪也带过来，两种跪礼开始发生冲突。

单膝跪为胡礼，中国人看起来不伦不类，斥之为蛮夷的标记。胡人衣裤较紧身，单膝跪还有点样子，中国人身着宽松的汉服，行单膝跪也确实怪了点，因此完全汉化的耶律楚材对单膝跪非常反感，劝说周围的蒙古贵族行双膝跪礼。

蒙古人原本尊卑观念比较淡薄，耶律楚材决定用跪礼来修正这一点。窝阔台登基，耶律楚材对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大汗的哥哥，但是从地位上讲，你是臣子，应当对大汗行跪拜礼。你带头下跪了，就没有人敢不拜。”于是，察合台就率领蒙古各部向大汗窝阔台行双膝跪拜大礼。从此，跪拜在**一发而不可收，从中国原本最庄重的谢礼变成见面礼，越跪越多，见到级别高一点的就要跪。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跪礼的滥觞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耶律楚材拯救了无数中国人的性命，却又让中国人永远地跪下去。我们该怎样评价这位“楚材晋用”的红太阳呢？

蒙元开创中国面君跪拜，并且跪着上奏的恶习。当时的礼仪是“跪读表，读毕，俯伏，兴，复位”：跪着向皇帝奏事，奏完还要趴地上才能起立，象藏民朝圣那样，真正斯文扫地。

康有为对中国君臣礼仪的演变曾总结道：“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

1368年，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旗帜的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草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华夏帝国——明。这时候蒙古人已经统治中国近一个世纪，蒙古的野蛮习气早在中国扎根，并深深影响了大明。于是，明这个终极版的华夏在礼仪上表现出与宋以前截然不同的一些方面，首当其冲就是跪。

明继承下元朝的跪奏，并将跪拜礼发展为五拜三扣头：俯首至手（拜）五次，叩头至地（扣）三次，用于最正式的场合，比如官员三年一次的觐见，殿试等场合。一般情况下无需那么多次，但也经常三拜四拜。

大明的野性还表现在廷杖和凌迟这两个分别出自金和辽，蒙元继承下来的酷刑。廷杖就是朝堂之上打板子，刚开始还保留厚棉底衣，从正德无恶不作的大太监刘瑾施刑开始，底裤也去掉，大庭广众之下露出白花花的屁股一棒接着一棒打，年老体弱的一顿打下来基本上非死即残。

“凌迟”一词原为契丹语，辽以前中国并无此刑，而在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却能找到相似的刑罚，但比中国的凌迟要粗糙得多。这一本非中国的酷刑确象辫子、磕头一样在清末成为中国的标记，被西方人视为中国人野蛮残酷奴隶化的象征。原因在于1904、1905年法国士兵在中国拍摄下凌迟的照片，后以明信片的形式在欧洲发行引起震动，我不知道当时欧洲人看到那些毛骨悚然的照片是否象我今天看到那样，恶心欲呕，我只知道不少欧洲的艺术家居然能从中得到灵感——搞艺术的很多时候真的很变态。

不得不提的是前面那个创造光屁股廷杖的刘瑾，死时还创下“凌迟”的世界纪录：共受四千七百刀，三天才断气。也算恶有恶报。

明是一个光怪陆离，礼崩乐坏的时代，很难用一句简单的评语来说明这样一个复杂的王朝。只能讲，明之所以算华夏，不在他有跪拜和酷刑，而在他对跪拜和酷刑的态度。下面说几个“反面典型”，第一个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头号清官海瑞。

明嘉靖二十八年，海瑞中举，委派到福建南平县当县学的教谕（教委主任），海瑞自上任就订出“教约”：学生见老师只作揖，不下跪，严禁送礼。第二年，他的顶头上司延平府视学来南平视察工作，海瑞带着左右二副手前去迎接，一见面，左右二人立马跪下，海瑞傲然屹立，只拱手作揖，把视学震得又羞又怒，半天冒出一句：“哪里来的山字笔架？”

不得不承认，这个视学很有急智，一立二跪，活脱脱一个“山”字，“瑞”字里又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