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是把脑袋里装满了奇妙装满,而是让思维飞跃

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但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

——钱颖一《大学的改革 · 学校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在我批评中国教育之前,首先要肯定中国教育的成绩。因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肯定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并不容易。

我并没有受过教育学系统训练,所以不熟悉教育学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是一名教育实践者,所以我就从直观的观察开始。今天讲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

中国教育“均值”高,普及程度好

我对中国教育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教育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上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

用统计学的语言,叫作“均值”(mean)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我是指在同一年龄段、同一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这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上海学生的表现——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中都名列前茅——可以窥见一斑。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这个测评中,中国农民工子女比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子女,中国艺术院校学生的数学比美国学生平均水平,都要强。这都说明了问题。

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是令人钦佩的。即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阶段,特别是在与开放相结合的时候。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当然还必须有改革、开放。在远离技术前沿的情况下,“模仿和改进”就可以实现“追赶”。

中国在这一阶段做得极为出色,得益于改革,特别得益于开放。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这在制造业、服务业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管理流程,在超级市场的收银、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和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规律性的大规模操作业务上,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准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我们每个人对此都有体验。

中国教育“方差”小,杰出人才少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variance)小。“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数,而”方差”则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值的分散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中国的杰出人才和人口数目是不匹配的

我们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该与人口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表明了一种问题。还有其他证据说明问题。

我们不用去同发达国家比,与印度的比较更有说服力,因为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它在出现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国显著。从我自己平常接触到的例子看:在全球著名商学院中,如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在全球著名大型跨国公司中,如微软、百事、德意志银行、万事达卡的现任CEO(首席执行官)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还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的院长和跨国公司的CEO。

不是 “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 “扼杀”杰出人才的问题

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缺乏创造力,缺乏领导力,缺乏影响力。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

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我在2010年8月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和2011年2月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都强调了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问题。这是中国教育的问题。

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扼杀”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得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因此,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杰出人才的问题。

中国的发展必将受到“方差”小的严重影响

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结论是,我们培养出来的人的“方差”小,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地压缩小的。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

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在高收入发展阶段,位于技术前沿,经济增长主要是,也只能是,靠通过创新而取得的技术进步。

中国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大国,处于两者之间:一方面,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投入相比发达经济还有空间;但是另一方面,相比低收入阶段,这个空间就没有那么大了,因此仅仅靠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投入以及“模仿和改进”已经不够了,更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此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

这样,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轻视素养

如果说在知识和技能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我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

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的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也就是说,太差的人不在少数。这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件规模和程度中可领略一二,它们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钱理群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是什么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

我在2014年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致辞中的主题,就是“人”重于“才”,这是因为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及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三个观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来概括:

我们的优势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均值”较高,这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

我们的劣势是基础知识特别是能力的“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这就导致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

教育除了为发展经济服务的功利作用之外,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更为重要,而人的素养的“均值”低却“方差”大,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

和孩子一起,听科学家讲科学

这是《科学队长》推出的“师说”专栏的第13篇文章。

第1篇 | 饶毅:理想的教育是中国的理科+美国的文科

第2篇 | “我首先是一个小家庭的成员,然后是老师,之后是科学家,最后是知识分子”

第3篇 | 我们花八百元一斤吃着濒危鱼类,还能给孩子们留下什么?

师说是《科学队长》为热爱学习、关心子女教育的爸爸妈妈新开辟的专栏,坚持“名师、名家、名篇”的编辑方针,旨在借助大师智慧,共同探寻科学教育的本质,进一步去指导我们日常的教育与行为实践,帮助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为自我悦纳的、独特的、有价值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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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美教育的差异,一个看起来是悖论的现象特别引起我的浓厚兴趣:

一方面,中国学生普遍被认为基础扎实,勤奋刻苦,学习能力——特别在数学、统计等学科领域——超乎寻常,在国际大赛中屡屡摘取桂冠,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远远甩在后面;另一方面,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整体地位不高,能够影响世界和人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至今也只有一位本土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难怪”钱学森“先生临终之前会发出最后的考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与此类似的另外一个看起来也是悖论的现象是,一方面,美国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被公认为竞争力不强,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中国、印度——相比,美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基础科学领域的能力和水平较差,在各种测试中的成绩常常低于平均值;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独步全球,美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始终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一个水平很低的基础教育却支撑了一个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也许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吊诡的现象之一。

在通常情况下,就整体而言,优秀学生的基数越大,未来从中涌现出优秀学者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然而,当下的中国教育正在验证我们的担忧:优秀的学生和未来优秀学者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并不显著。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就不禁要问:我们的教育是有效的吗?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教育?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帮助人们实现了教育的目的。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我们——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已经渐渐忘记了教育的目的。恢复高考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累,却很少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奔跑?

教育似乎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师上课是为了谋生;学生上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规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是为了通过上一级的考试;校长看上去像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等等。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古代中国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关于社会和人生的伦理学训练。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的一面,但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学生们通过反复阅读经典的经书来完善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务,进而服务于国家和天下苍生。

科举制废除之后,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颠覆性变革,中国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语言、学制和评估体系。这一源于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教育体系尤其强调功利性的一面,即教育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某种问题而存在的:教育为了救国;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和基础等等。

到了当代,教育更加呈现出相当显著的工具性特征:学生们希望通过教育获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她)们能够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增强他(她)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如果教育不能帮助他(她)们实现这些目标,他(她)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读书无用论”渐渐开始抬头的思想根源。

反观美国,其教育也有功利性的一面,但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附着于公民教育背后的产物。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越强调教育对人本身的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机构,也依然把提高本州人民素质作为最根本的教育目标。

因此,实用主义哲学最为盛行的美国,在教育领域却非常地“不实用主义”: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教给学生的越是些“无用”的东西,如历史、哲学,等等;越是优秀的学生,越愿意学这些“无用”之学。

实际上,美国学生之所以基础差,和美国中小学的教学方式有直接关系。美国教育界深受古希腊苏格拉底“产婆术”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教育是一个“接生”的过程,教师就是“接生婆”,人们之所以接受教育是为了寻找“原我”以不断完善自身。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知识非他人所能传授,主要是学生在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自我领悟的。

所以,在美国课堂里——无论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教师很少给学生讲解知识点,而是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学生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量很大,但很少被要求去背诵什么东西。

美国学校教育是一个观察、发现、思考、辩论、体验和领悟的过程,学生在此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寻找资料、得出结论的技巧和知识。虽然他们学习的内容可能不够深不够难也不够广,但只要是学生自己领悟的知识点,不仅终身难以忘记,而且往往能够举一反三。

与之相比,中国学校教育深受孔子“学而时习之”思想的影响,老师把知识点一遍又一遍地教给学生,要求学生通过不断地复习背诵,使之成为终身不忘的记忆。这种教学方式对于传统的人文经典教育是有效的,但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而言,其弊端显而易见: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扎实,但也因此束缚了思想和思维,丧失了培养创新意识的机会。

从教育的目的和教学方式出发,中国和美国关于“教育有效性”的理解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提高教育有效性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价值观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教育的全部过程之中。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统一的高考录取体制对基础教育的制约和影响,以及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教育的过程正在逐步被异化为应付考试训练的过程。

目前,这个过程正在向低龄化阶段发展。由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比拼心理,对儿童的早期智力开发正在进入历史上最狂热焦躁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孩子从教育中不能享受到快乐,不快乐的时间一再提前。教育提供给人们的,除了一张张毕业证书外,越来越难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平和。反社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

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下决心通过大学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来逐步扭转这一局面。然而,当下的社会舆论环境、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的简单理解和忧虑以及缺乏信任度的社会文化心理,都进一步强化了教育过程中对“选拔进程的负责度与选择结果的公正性”的非理性追求,进而加大了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并可能削弱改革的效果。

此外,正如储蓄不能直接转化为投资一样,上学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接受到好的教育,学生所具有的扎实的基础知识如何转化为提供创新思想的源泉和支撑,也是中国教育界所面临的另一个严峻的挑战。

我们之所以送孩子上学,并不是因为孩子必须要上学,而是因为他(她)们要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上学是一个人为了实现人生目标而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一件事是:认识到你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人的一生虽然漫长,可做的事情看似很多,但其实真正能做的,不过只有一件而已。这件事就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使命。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唤醒每一个孩子心中的潜能,帮助他们找到隐藏在体内的特殊使命和注定要做的那件事。

这是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家庭在教育问题上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和上哪所学校,考多少分相比,知道自己未来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目标。回避或忽略这个问题,只是忙于给孩子找什么样的学校,找什么样的老师,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教给学生多少知识,提高学生多少分数,这些都是在事实上放弃了作为家长和教师的教育责任。

实际上,一旦一个孩子认识到自己未来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从内心激发出无穷的动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无数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对于人的成长而言,这种内生性的驱动力要远比外部强加的力量大得多,也有效得多。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生不是一场由他人设计好程序的游戏,只要投入时间和金钱,配置更强大的“装备”就可以通关。一旦通关完成,游戏结束,人生就会立即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人生是一段发现自我的旅程,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认识到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像是远方的一座灯塔,能够不断照亮前方的道路。


河南小莱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作为国内儿童“影育”领导品牌,是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儿童电影梦工厂,旗下包含童星经纪事业部、儿童影业事业部及儿童电影教育事业部。旨在为中国培养下一代电影接班人,以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己任,创作及拍摄有助于树立孩子正确三观的儿童影视作品,展示中华文化自信。2011年至今,共拍摄出品儿童影视作品5000余部,作品点击量破千万,为荧幕舞台输送未来之星上千人,2014年被评为“郑州市重点文化产业项目”、2017年被评为“郑州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年度最具影响力品牌”、“年度最具影响力机构”、“郑州市女企业家协会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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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美教育的差异,一个看起来是悖论的现象特别引起我的浓厚兴趣:

一方面,中国学生普遍被认为基础扎实,勤奋刻苦,学习能力——特别在数学、统计等学科领域——超乎寻常,在国际大赛中屡屡摘取桂冠,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远远甩在后面;另一方面,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整体地位不高,能够影响世界和人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至今也只有一位本土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难怪钱学森先生临终之前会发出最后的考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与此类似的另外一个看起来也是悖论的现象是,一方面,美国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被公认为竞争力不强,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中国、印度——相比,美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基础科学领域的能力和水平较差,在各种测试中的成绩常常低于平均值;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独步全球,美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始终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一个水平很低的基础教育却支撑了一个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也许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吊诡的现象之一。

在通常情况下,就整体而言,优秀学生的基数越大,未来从中涌现出优秀学者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然而,当下的中国教育正在验证我们的担忧:优秀的学生和未来优秀学者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并不显著。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就不禁要问:我们的教育是有效的吗?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教育?咨询热线:唐老师

名思教育常州各大校区:  

新桥校区:新桥镇滨江明珠城112-15号(中国农业银行旁)

新北校区:晋陵中路中央花园1-53号(万豪花都酒店东面)

新北通江路校区:金百国际商业广场6栋东座3楼(参天地产楼下)汉江路校区:汉江路与庐山路交叉口都市雅居1-201号(米多超市旁上二楼)

天宁校区:天宁区武青北路19号新丰大厦四楼(明都大饭店,椿庭桥附近)

钟楼校区:钟楼区勤业路勤德家园东门商铺(靠近勤业桥,陈娟火锅旁)

戚墅堰校区:中吴大道今创路(湖港名居)506-5号

湖塘校区:湖塘常武北路96号(阳湖世纪苑西门口)

前黄校区:前黄镇前黄实验中学往南100米(一峰眼镜店后)

花园街校区:湖塘花园街316号湾里新村门口(电视塔北300米)

礼嘉校区:礼嘉镇百兴商贸城5幢101号(至尊商务宾馆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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