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有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查到有关荷兰猪传染狂犬病的信息，所以只好滚去美国CDC（←这家伙的全称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查了查相关的内容，结果如下

小型啮齿类动物，如松鼠，仓鼠，沙鼠，豚鼠，大鼠和小鼠），花栗鼠，和兔形目包括家兔和野兔都几乎没有被发现过感染狂犬病，同时也还未发现将狂犬病传染给人类的情况。

（翻译渣渣，大致意思你们能看懂就行/(ㄒoㄒ)/~~ ）

在一本1962年版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中，生态学家John B Calhoun介绍了在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进行的一系列可怕实验的结果。 他将几只大老鼠放在一个由谷仓改建的实验室中，不让它们染病和遭捕食，并给它们喂食、喂水和提供睡铺，这些老鼠迅速繁殖。它们唯一缺少的是空间，这一状况越来越成问题，因为这个他喜欢称为“鼠城”和“啮齿动物理想家园”的地方挤满了动物。不需要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导致压力和敌对行为增加。根据生理学家Hans Selye的研究，似乎肾上腺系统提供了标准的二择一解决办法：搏斗或逃跑。 但是，在封闭的空间里，不可能逃跑。暴力迅速升级，失去控制。随之而来的是同类相食和杀害幼仔。雄性变得纵欲、泛性，而且同性性行为比例越来越高。Calhoun称这种漩涡为“行为的沉沦”。其数量开始终结性下降，该种群越来越小，最后灭绝。实验结束时，只有还活着的动物幸存下来，但心理代价极大：无性欲且极为孤僻。它们茫然杂乱地拥挤成一堆。即使把它们重新放回正常的啮齿动物群落，这些得了“社会孤独症”的动物依然孤立，一直到死。用Calhoun一名合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啮齿动物“理想家园”已跌入“地狱”。

Calhoun用大小老鼠所做的实验证明极具影响力。他的研究结果产生了反响，引起了各种关注，包括人口增长、环境退化和城市暴力等。在一个研究压力形成过程的项目中，伦敦经济学院的Jon Adams和我一起探索了从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啮齿动物实验室产生的拥挤病理学证据如何移入另一个环境：即社会科学家、城市规划人员、建筑师和医学专家所在的建筑物、机构和城市。城市社会学家和社会精神病学家在其统计研究中探讨了密度与病征之间的关系，而环境心理学家则把监狱、学校和医院等场所当作实验室和研究领域。社会和医学科学家的兴趣在于能够提供证据说明一种有形和可衡量的变量——密度，如何导致必须采取政策措施加以应对的严重后果。许多人已经开始使用Calhoun的老鼠理论来支持计划生育方案或改进城市的有形设计。

然而，关于拥挤问题的各种人类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在心理学家Jonathan Freedman进行的一组具有影响力的实验中，雇佣了一些个人到密集程度各异的环境中执行任务，结果显示出的病征极少。 这里焦点由只确认密度的病理后果转向了调解其影响的因素。对此有所帮助的是，把作为物理计量标准的“密度”与作为主观反应的“拥挤”作了区分。 是否感到拥挤取决于一系列社会和心理因素：一个人渴望的隐私程度，其控制局面的能力或其社会角色。密度增加或许在所难免，但人类有能力应付拥挤状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摈弃Calhoun的研究。研究人员认识到Calhoun的工作不只涉及物理意义上的密度，如每平方米单位面积上的人数，而且还涉及社会互动的程度。通过改善空间设计减少不必要的互动，如为囚犯提供单人牢房或为病人提供单独的生活空间等，可以避免导致拥挤胁迫。 这是Calhoun后来研究的焦点。Calhoun通过改进设计和加强控制，试图发展更具协作性和适应性，能够承受更大密集程度的啮齿动物群落。

监狱人满为患和交通拥堵等问题持续存在，使得拥挤胁迫问题始终具有相关性，但Calhoun实验的相关性却较少得到承认。在其职业生涯即将结束时，Calhoun（1995年去世）大概越来越感到失望，提起其研究，人们更经常联想到的是一种简单化的消极观点，即人口密度等于病理，这使其贡献在人类环境中似乎不只是有缺陷，而且是危险的。用社会学家Fischer和Baldassare的话来说就是“当代思维的趋势是，只要涉及城市生活就必然想到一群红眼尖齿的老鼠。” 将焦点放在拥挤问题上，不只对密集型城市生活的好处视而不见，而且忽视了城市病理的其它原因，如贫穷和不平等。但是，Calhoun的工作考虑到了其中许多因素，并建议了克服办法，因此，应当重新评价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