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南怀瑾：还原国学大师完整翔实人生
书名：父亲南怀瑾
作者：南一鹏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父亲，两个字，看似普通，因为人人必有；叫着困难，因为不是人人都有。本书是南一鹏先生对父亲一生经历和发心的介绍。
《父亲南怀瑾》是迄今为止，首部最完整翔实还原南怀瑾一生的传记作品。作者南一鹏是南师第三子，曾长期亲炙南怀瑾先生教导。本书从“继志述事”的立场，详尽述说了南怀瑾先生少时在家乡开蒙立志、青年离乡拜师访道、而立去台湾弘文励教、花甲至美国传道授业、古稀回香港广行善业、晚年归根定居太湖等重要人生阶段的点滴，以广阔的视角重现了南师“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的百年传奇人生。
作者简介：
南一鹏，南怀瑾先生的第三子，是子女中跟随父亲时间最长的一位，祖籍浙江温州。他自幼坐拥书城，饱读史书，学贯中西，深得南师精髓，近年在国内开展“家教、身教和言教”、“家道家风与传统文化”、“国学与商道”、“心性管理”等系列主题讲座。
书摘正文：
第一章天纵清净本来身（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五）
五、家变异数祸兮福
一个人在“福报”很好的情况下，不要把“福报”一下子都用完了。修得了“福报”，也是要慢慢用、省着用的。
个人、家庭的幸福与否往往与整个社会、国家息息相关，国家富强，则“远者来，近者悦”，国势倾颓，则“远者避，近者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处于内忧外患的中国就更是如此了。在那个视人命如草芥的时代，个人往往频遭厄运，无数家庭也因人祸天灾而凄惨度日，无以为继。
一九一二年后，中国政局持续动荡，国力逐渐衰败，政府无能，但随着通商口岸的打开，沿海经济和航运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彼时军阀混战，生产屡遭破坏，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于是，流民之中或为匪或为盗者日渐增多，中国东南海域的海盗活动再次猖獗起来。常常有沿海地区船只被劫、邮包被扣、船员被伤等消息见诸《申报》等报端，海盗之患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一九二○年十月，《申报》发表时评称：“时届冬令，每多盗匪劫掠之事，故官中名之曰冬防。实不知其何以至此。然至冬时，劫掠之案自多于他日，即以租界各地而论，亦已可证。意者冬令于需食之外，又需御寒，需用既多，故贫困之徒，不能不为盗贼欤，抑或冬时富有之人，多所收入，为盗贼者视其时为合宜之时……”很多海盗实际上是由军阀内战时的散兵游勇组成的。
同样的历史也在明朝发生过，因为张士诚的兵败，加上日本军阀的争斗，日本社会也有许多浪人散兵，他们与中国海匪结合，引发中国沿海一带冲突不断。整个明朝都没有真正处理好海盗问题，甚至到了明朝灭亡之际，还是由海盗出身的郑成功家族，在台湾短暂地继承了明朝的正统，这也是奇事。唯一不同的是，明朝的海匪应该是有比较高强的海军技术的，毕竟那是中国曾经称霸海上的辉煌时代。可惜的是后来开设海禁，加上我们民族安土重迁的观念，中国没能真正成为海权国家。而几个世纪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就利用了他们的海盗，打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舰队及商业利益，进而称霸世界。
民国时期，海盗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海域，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吴淞口的铜沙洋面，闽浙交界的温州、台州洋面，闽省的厦门附近和广东的汕头、汕尾海域。关于海盗的传闻，祖父是做生意的，消息灵通，自然有所耳闻。但是，毕竟自己的家离温州洋面还有相当距离，海盗主要劫掠商船，一般不会到岸上活动，所以也并没有什么防备。谁料，家里竟然招致了海盗劫掠这种无妄之灾。这件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父亲在城里小学读了半年，到了年关放寒假，学生们都回家过年了。他提前给林家人拜了年，就兴冲冲地往家里赶。新春佳节快要到了，家家户户不管收成好坏，岁入多寡，也不管政局多么混乱，辛苦劳累了一年，一家人总要热热闹闹、开开心心地吃顿团圆饭，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元宵节，天天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忙得不亦乐乎。本来单是过年就够热闹的了，当年恰好又赶上给曾祖母做六十大寿，祖父是个大孝子，打算好好为曾祖母过个生日，热闹热闹。所以家里不免天天开十几桌的席，宴请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和乡里乡亲。祖父在乡里本来人缘就不错，加上他刚刚捐修了一个陡门，更是受四邻乡人的敬重，因此前来祝寿的人特别多，其中来“蹭饭”的，肯定也不少。就这样，声势浩大、热火朝天的宴席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
第一章天纵清净本来身
生日宴好不容易才结束，此时离开学的日子还有好几天。然而，宴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一大早，父亲突然从梦中惊醒，直直地在床上坐了好一会儿，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早饭时，父亲突然向家里宣布：“我要走！不能待在家里了！我要上学去！”态度异常坚决果断。
祖母就问：“为什么要这么早去上学呀？离开学不是还有好几天吗？现在不能去！”虽然祖母再三劝阻，也没拦住执意要走的儿子。
祖父最近一段时间忙着给曾祖母做寿，累得很，也没有心思管他了，就发话同意让他走：“走可以，你自己一个人去吧。”
父亲鬼使神差地一心只想赶紧离开家，到县城里去，没人送也不在乎。他收拾好行李就上路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独自步行几个钟头，进了城，还是住到林家。父亲给林家大人拜了晚年，送了祖父让带的礼物，放下行李，就和林梦凡到城里逛去了。这个时候，年味已经渐渐淡了，不过两个小伙伴依然玩得十分开心。
第二天上午，有人大声地敲林家的门。林父打开门一看，原来是祖父从家里派来的用人。来人急匆匆地说，南家昨天夜遭海盗抢劫了。父亲一听，吓出一身冷汗，怔怔地站立不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来人塞给他一张纸，叫他到县里报案。父亲这时才清醒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祖父写的状纸。林父赶忙到县衙报了案，县里接了状纸，说会尽快处理，先回去等候。林父怕父亲一个人回家不安全，便亲自带着他回到乡下老家去一看究竟。
到了乡里，远远地就看到南家门口围了一大圈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进了家门，只见锅碗瓢盆散落一地，柜子桌椅倒的倒，散架的散架，还有一些衣服也被扔在地上，房顶上挂着的大红灯笼也被戳破了，咧着个大口子。父亲毕竟是生平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剧变，一时无所适从，张口结舌，呆立一旁，说不出话来。
见林父带着自己的独子出现在家门口，原本一脸颓丧的祖父母这才稍显欣慰。祖父招呼林父坐下，把父亲叫到身边，这才慢慢地道出事情原委。
原来，经过多天的热闹嘈杂，昨天晚上，南家人好不容易才把家里收拾停当，便早早地歇下了。半夜时分，突然传来一阵打砸门窗的声音，祖父从睡梦中惊醒。祖父的杂货店，前面是门脸，后面是住屋。细听辨认，声音是从商店那儿传过来的。祖父当下判断，很可能是海盗来打劫了。他赶紧把大家叫醒，让大家不要管家里的东西，赶紧逃跑，自己光着脚先从后门跑出去求援搬救兵。家里一阵慌乱，有些人还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门被撬开了，一群拿着刀枪的人冲进里屋来。祖母急中生智，把戒指耳环摘下来，拱手交给带头的人，说：“主人都跑掉了，我是他家的用人。这是主人的首饰，都给你们。”祖母平时就很朴素，穿着本就不怎么讲究，也不爱打扮，夜里又看得不是十分真切，海盗便信以为真，放过了她。海盗们肆无忌惮地翻箱倒柜，把家里和店里值钱的、能带走的东西席卷一空。临走时，一个海盗看到厅堂里的大红灯笼还亮着，就顺手用枪把它扎破一个大口子，这才满意地走了。可幸的是，海盗志在钱财，并无意伤人，抢劫时祖母和用人们都没有抵抗，所以没有人伤亡。等到祖父带着一群“盐兵”赶到时，那帮海盗早已不知所终了。
遭受海盗的这次洗劫，祖父的财产损失极为惨重，辛苦半辈子的心血几乎全部付诸东流了，但好在全家人的性命都保住了。祖父天性豁达，深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倒也看得开。最令他宽慰的是，孩子竟然神奇地逃过一劫，毫发无伤地出现在他身边。林梦凡的父亲也以“破财消灾”“钱财乃身外之物”之类的话语为祖父排解忧愁。
经祖父一说，父亲听得心惊肉跳，自忖身为南家独子，若在家中，恐遭不幸，必遭海盗绑架勒索。幸而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让自己避过这场祸端，现在想想，大概是天意吧。祖父不想让他过多操心家里的事情，便托林父继续把他带到城里等待开学。
从这个偶然事件上，父亲后来竟也悟出一番终身受用的道理。他经常说如果不是因为祖父大肆操办曾祖母的六十大寿，可能也不会招来海盗；祖父的小康之家还能细水长流，平平安安。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轻言做寿。拿佛学的道理来讲，一个人在“福报”很好的情况下，不要把“福报”一下子都用完了。修得了“福报”，也是要慢慢用、省着用的。也许正是因为童年时代的这个经历，父亲一生都淡泊名利，发善心善缘，却从来都是“为而不有”，不居功自傲。真是应了那句“满招损，谦受益”的老话了。
尽管神奇地躲过一劫，但此事对父亲的一生似乎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没有把它看成一桩有惊无险的飞来横祸，而把它当作一个值得铭记终生的教训。我们子女自小就听从父亲说的“财不露白”的训示，随时检点自己，不喜欢张扬。
也许正是因为童年的这些经历，虽然父亲才华横溢，但为人处世时，无时无刻不放低自己的身段。对人，他谦逊平和，不管是对待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还是对待贩夫走卒、平头百姓，都是同心同理同等对待。对己，他谦而不溢，低调行事，即便后来名声日隆，也从未轻狂恣肆。他总说自己最不喜欢别人像看明星那样对待他，他一生自知肩负着普通人无法理解也无力承担的重责和使命，从不为外在的功名利禄而发善心善缘，讲学著述非但不为“稻粱谋”，而且稍得余钱便常常乐此不疲地扶贫济困，秉持着“为而不有”的菩萨心肠助力公益，且功成弗居，急流勇退。他从来都是把自己当作普通的修行之人，远离名利之场、富贵之地，一生修行不辍，与天下人无碍，以期度化普天下的普通人，从不高高在上。如果说父亲有什么不同的话，现在看来，或许就是童年的这些遭遇使他早早地觉醒了自己的慧命吧。
七、习武弃医初立志
要多交天下朋友，多交有知识、有学问、有道德的朋友；有钱了，要多买书，多读书。
父亲小的时候，祖父曾告诫他：“仗剑需交天下士，黄金多买百城书。”意思是要多交天下朋友，多交有知识、有学问、有道德的朋友；有钱了，要多买书，多读书。父亲少时，确实就已读了很多书，比如《资治通鉴》，在十三岁以前，他就已经圈点过三次了。古书没有标点，他一边读一边圈点，每一遍用不同颜色的笔，不懂的地方就拿去请教老师，读得多了最后都能背下来。以前读书是读书，现在读书是看书。以前读书，像现在朗诵白话诗一样，是要朗声念出来的，是要唱出来的。一本书圈点过了，再这样读下来，印象就会特别深刻。他当年在书房里读书，大声诵读，读了三遍以后就不看字，开始唱了。放学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边唱和着古诗词，一边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嬉笑玩闹，很是调皮。
父亲常说小时候读书都是高声朗诵的，这样读了，几十年都忘不掉。父亲的这个经历也正印证了英国哲人休谟的一句话：“想要除掉田野里的杂草，最好的办法就是种上庄稼。”的确，人的头脑就是一块良田，与其让它长满杂草，不如让它结满果实。对孩童而言，好的东西不去占据头脑，那么坏的苗头就会乘虚而入。同样，如果头脑中没有这些深邃文雅的诗词歌赋，那么头脑很可能就会被一些糟粕的东西占据。今天的孩子们嘴边经常是一些毫无文化内涵的口水儿歌，甚至是电视里的那些广告词。相较而言，古人让童蒙记诵诗词歌赋的做法不知要高明到哪里去。而且，经过年少时的读书训练，父亲的记忆力更是十分惊人，到了晚年讲课，《资治通鉴》信手拈来，甚至这段文字在哪一页、哪一段，都还记得。
年少时的读书时光总是快乐的，一辈子也忘不了。不过对于从小身体不太好的父亲而言，少年时的欢乐相比其他同窗要少一些，更多的时间他是在生病吃药中度过的。他生来多病，六岁到十二岁，身体一直非常弱，加上正餐不好好吃饭，喜欢吃零食，三天两头生病。十二岁以后，像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仍然不时光顾，不过一辈子却也没有得过什么大病。
读书、练武是父亲少时生活的二重奏。虽然体弱多病，他却喜欢练武功，一心梦想着有朝一日做个侠客，行侠仗义，快意恩仇，真可谓是“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他曾偷偷地叫人到上海，买了许多有插图的武术书——大概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些武术著作，真假也无从考证了，那些书后来也都没能留下来。没有老师，他就一个人待在书房里，趁家里没有人的时候，照着书上的图案，一招一式地依葫芦画瓢，倒也练得有模有样。有一天，他读完了书，照着书上的某个图案，倒挂在梁上，两条腿倒转来勾着，支撑不了一会儿，便气力不支，哐当一下掉到地上，发出很大的响声。祖父在楼下听到，赶忙上来问：“出什么事了啊？”只见父亲直挺挺地摔倒在地上，叫也叫不出来，动也动不了，只是不停地流眼泪。祖父不敢扶他，只是先拉个椅子坐下等着，过了许久，看他动了一下，才伸一只手把他拉起来。祖父既痛惜又爱怜地说：“你要练武功，不是这样的，光照着书上的图案比画是学不会的。”说完他把长袍解开，打了一套拳，亲自示范给父亲看。父亲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亲武功很高，拳法也打得很好，真是身在福山不知福，舍近求远，拜错了老师。不过，他还是很不解，为什么祖父上来后不直接把他拉起来。祖父告诉他，跌倒了，尤其是老年人和小孩子，没有哭出来或者不出声，千万不要去抱，也不要扶他，跌倒马上去扶起来是很容易受伤的。父亲后来常常以此例告诫别人。这是个常识，可惜许多为人父母者或者为人子女者都不 懂。
第二章更向云山寻旧路
自从见到祖父显露了身手，父亲就不时地纠缠着他要教自己武功，可是，祖父却不肯答应，无论怎么样也不亲自教导他学武功。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要“易子而教”——自己的儿女不能自己教，而是要交付给朋友，请朋友来教。因为亲不责善，只有这样教者才能无所顾忌地施教，学者才能全心投入学好。早在《孟子》中就已有这样的教育理念。公孙丑曾问孟子：“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回答：“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这就是说，易子而教是为了防止父子因相互责善而关系交恶，从而影响了教育的效果。
父亲后来也继承了祖父的这种传统观念，常说做父母的不要把孩子盯得太紧，易子而教才好。父亲对我们这几个孩子的教育理念也是这样的，他在国熙弟年少时就将他送往美国，由他人教导，不可谓用意不深。同样，父亲虽然精通武术，可是他在我们五六岁时，还是延聘拳师教我们国术，并没有亲自教导，就是秉承祖父的教育理念。
祖父见父亲习武心切，只好找一个当地的名医来做他的武术老师。这位名医姓林，父亲叫他林伯伯。林伯伯此前从不教授别人武功，平时穿长袍，走出药店就是个白面书生，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个“武林高手”呢。他一开始怎么也不肯教，但在祖父三番五次的请求下，只好“敬谢不敏”了。他白天忙于治病救人，便答应夜里来教父亲武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因为父亲学武时的领悟力高，一点就通，所以这位林伯伯觉得教人习武也蛮有意思的，就持续了下去。后来，祖父叫上邻里的四五个孩子，陪父亲一起练武，林伯伯也首肯了。
林伯伯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他虽然教导父亲武术，但更希望父亲也跟着他学医，最好能悬壶济世。他说虽然学武术可以强健身体，但是练武的人毕竟是少数，是独善其身之法；得病的人总是更多，需要救治，是兼善众人之术。况且如今武功再高也抵不住子弹，要想有所成就做个“大人物”，治病救人才是最好的途径。他引用范仲淹的话“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是范仲淹年轻时候立下的志向，意思是说，如果自己将来做不了一个治世济民的宰相，那就做一个治病救人的好医生。他还告诉父亲，在范仲淹眼里，出将入相跟做一个名医，功德是一样的。祖父在一旁听着，觉得林伯伯说得有道理，就叫父亲平时也要多读医书。父亲听从了教导，一边习武，一边连着几个月读《黄帝内经》等古典医学名著，偶尔还到林伯伯的医馆里辨识一些中草药，看林伯伯开药方，学习了不少医学上的知识。后来，父亲很少求医看病，大多都是靠自己的医学知识制药调理，有自己的私人药房，或许就与这段习武学医的生涯渊源颇深。
其实父亲在教育我时，也时常复制祖父对他的教导。我记得在台北有位光熹公公，应该是在南氏家族里与祖父同辈分的长者，所以我要称呼他为“公公”，这可不是清朝连续剧里的“公公”。光熹公公在台北迪化街的一家中药行做事，管着药铺，也会切药、抓药、配药的技术。父亲曾经叫我去迪化街的药铺，向光熹公公学认识中药。我去了好几天，他都很忙，没有时间教我什么，只是叫我去库房看药材。可惜我那时真是不懂事，没有好好掌握机会去辨识药材，只会偷吃用蜜炮制过，非常好吃的黄精一味，惭愧地辜负了父亲的心意。
父亲体弱，刚开始学拳，走的是刚猛硬拳法，对他的身体并非适当，常常练完拳后有头脑昏沉的感觉。因为从小想要行侠仗义，也就勉强自己继续练习。后来负笈四方，遇到的技击能人很多，也碰到许多懂神通的有道之士，父亲都及时顶礼，叩拜为师。他说在二十岁前，拜过的师父，有南宗、北派的；有长拳、短打的；连兵器都学过至少十四种；甚至还学过蒙古摔跤、“西洋”的拳击等搏击，各门各派，累积起来师承八十余人，可见父亲对中华武术和道功的喜爱。
中国国术主要倡导人和奠基人张之江先生曾在浙江省国术馆主办全省性国术比赛，父亲也曾参与其盛，以姿势优异取得拳型的冠军。如此好武的父亲，并没有因为这些经历而自满。他自忖所学不够精到，不过是略为看到门径而已，所以后来进川，决心继续寻师访道。
第二章更向云山寻旧路（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九）
太老师袁焕仙这么坦率、这么严肃地指出父亲性格上的弱点，在父亲的一生中，恐怕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成都附近灌县（今都江堰市）有座青城山，“诸峰耸蔚，俯瞰万流，极趣清幽”。山上有一座寺庙叫灵岩寺，父亲得空的时候就往这里跑。灌县离成都比较远，远离尘嚣，每次都坐汽车去。这条路弯曲狭窄，路况很差，夏天雨水多，到处坑坑洼洼的，汽车时开时停，速度慢不说，坐在上面被颠得七荤八素的乘客时不时还要下来帮忙推车。当时在四川大后方流行一首诗，是根据古诗改编的，说的就是这段烂路。原诗是这样写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经过当地人一改，就成了：“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
灵岩寺之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西法师。传西法师是灵岩寺的住持，不是一般人，曾与汤用彤、梁漱溟、蒙文通、姚柏年、黄树因、王恩洋、熊十力等人同为当时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的弟子。传西法师本人极富才学，精通唯识法相之学，交往的多是名士、学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华西大学派滑竿师傅将他请下山，聘为教授，给学生讲授佛学，他一直不肯应承。后来，在朋友们大力催促下，他才下山。谁也没有想到，在课堂上，传西法师突然将讲课内容改为“情与爱的哲学”。一个出家人竟然在一群大学生面前“谈情说爱”，一时引为奇谈，甚是轰动，都上了当地的报纸。
传西法师曾经邀请李源澄先生来此创办书院。李源澄，四川犍为人，字俊卿，又作俊清，师从廖平、章太炎、欧阳竟无、蒙文通等先生，先后在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大学任教。李源澄当时在灵岩寺的下院铁佛寺办了一个书院，就他一个老师，“艰苦卓绝，始终不退”。
燕京大学著名教授郭本道也在这里修习，他还把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全套线装《道藏》搬到这里，以免被日本人抢走。本来父亲是没有多少机会看到这些书的，这次机缘巧合，一下子看到了这么多的书，心里自是十分欢喜。
冯友兰先生当时也在山上住了三个月，在灵岩寺读了《指月录》，下山后去教书，并在重庆出版了《新原人》，此后便走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路 途。
父亲的老朋友净天老和尚，也在灵岩寺待过，一直都称父亲为“南教官”。老和尚一生修行持戒，修音声作佛事，以梵呗供养诸佛菩萨，为四川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梵呗唱念的法师。净天和尚于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成都文殊院首座的身份，在六合楼圆寂往生，享年九十九岁。
灵岩寺本来是座小庙，并非什么千古名刹，“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之所以小有名气，是因为传西法师邀请而来的众多名士汇聚于此。抗战时期，避难的文化界朋友纷纷到这里投奔传西法师。灵岩山住的和尚不多，却住进来一批文化人，也是奇景一桩了。冯友兰、钱穆、袁焕仙、贾题韬等人，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他们都欠传西法师一份大大的人情。这些人的吃和住，被传西法师全包了。他们心存感激，打趣他不供养和尚，却专门供养文人。法师因为这些文人济济一堂而十分开心，根本不计较庙里的收支是否平衡，回答他们说：不管啦，我还非得要供养你们不可。这些人物后来都为中华文化点灯传薪做出巨大贡献，法师的胸襟和眼界令人钦佩赞叹。
传西法师还邀请钱穆、蒙文通、王恩洋和傅真吾等人来此读书，邀请川北大德袁焕仙至此闭关，邀请至交——我的父亲来此游玩，于是才有了“灵岩‘禅七’法会”，才有了父亲与袁焕仙的相识。传西法师虽然出家了，但一直十分热衷结交名流雅士。他让这些人住在灵岩寺，尽力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环境。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灵岩寺这么一个清静的去处，对这些文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谈笑有鸿儒”的世外桃源。
一座庙里住着那么多的名人高士，自然引起父亲极大的兴趣。虽然路途遥远艰难，这里还是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一九四二年夏天，被誉为“盐亭老人”的一代禅门宗匠袁焕仙先生，来到灵岩山掩关禅寂。或许，袁焕仙在上山之前，很可能就“去何处闭关参禅”一事请教过十方堂住持昌圆法师，昌圆法师就建议他去灵岩寺，因为早在一九三七年，昌圆法师就曾与其弟子能清和尚住持过灌县灵岩、般若两寺。
第三章端坐蒲团传薪火
一九四〇年暑期，父亲借休假之机，背着一把长剑悄然上了灵岩山，前去看望至交好友传西法师。在这里，他结识了袁焕仙先生，很快就结为忘年之交，后来，敬拜袁先生为授业恩师。不过，他刚上山的时候，并没有马上见到袁先生。此时，袁先生已在山中闭关了一段时日。
太老师袁焕仙，名其章，号世杰，一八八七年出生，四川盐亭县麟瑞乡龙顾村人。少有逸才，倜傥不羁，健谈论，善画，工书，早年以辞章闻名。清末时应童子试，年十三岁名列前茅，先宿震之。辛亥革命后，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一九一六年后，曾任越西县知事、盐边县知事及直、鲁、豫十四省巡阅使署及川康绥靖公署高等顾问。一九二六年，广州革命政府在北伐进军中，委派杨森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驻防万县。杨森委派太老师袁焕仙署理夔关监督，兼任联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当时，朱德任杨森部团长职务，与太老师袁焕仙关系很好。一次，在朱德性命攸关时，蒙太老师袁焕仙出手相救，朱德逃过一劫，因此，他十分感激，一直称太老师袁焕仙为“焕哥”。新中国成立后，太老师袁焕仙给朱德写过信，朱德对他也有所照应，助他度过比较平静的晚年生活。
袁太老师素来信奉佛教，精研内典。四十岁时，见国家多难，人心缘溺，于是弃政从佛，先后师从吴兴吴梦龄、鄂之翘楚秀空、苏州李印泉、穹窿山道坚，后皈依报国寺印光大师。袁太老师曾经在成都十方堂禅院大殿内，苦参“德山小参不答话”句，连日废寝忘食。一天夜里，大殿插住的大门“哐当”而开，他豁然大悟。后来，袁太老师焕仙声名日隆，人称“大禅师”“大居士”，受邀上灵岩寺之时，他已与佛门大德虚云大和尚齐名。
袁太老师当时在灵岩寺闭关，对经常登山造访传西法师的父亲已有所闻。他发现父亲虽然年纪尚轻，但绝非等闲之辈，遂有意传道于他。不过，当时正值袁太老师闭关禁语，每周只有周日一天解禁。
第三章端坐蒲团传薪火（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五）
“其实我是无党无派，就是爱国。什么有利于国家，我就做什么。国家强大了，我们做国民的才会有尊严。”
父亲曾经在成都军校当过几个月的武术教官，并接受过国民党的社会福利政策训练，也阶段性地自认为是蒋介石先生的学生。在西南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国民党的西康行辕主任贺国光，也曾经送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头衔。这完全是一顶没用的帽子，但在两党激烈对抗的时期，却是一个麻烦的政治立场问题。父亲曾说：“我这个人身份比较复杂。共产党说我在国民党那边当过官，要抓我；国民党则说我帮助过共产党，也要杀我。其实我是无党无派，就是爱国。什么有利于国家，我就做什么。国家强大了，我们做国民的才会有尊严。”这就是父亲对于政治的态度，他真正考虑的是国家的兴亡。然而，麻烦当头，父亲只好敬而远之。加之，父亲深受中华文化的思想影响，“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当时无所为用的情况下，自然不会主动参与。
一九四七年，父亲结束了在大西南漫长的求学访道生活，回到乐清与家人重聚，那也是他与双亲最后的团聚。回去的那天晚上，他跟祖父睡在一张床上。到了半夜，祖父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忍不住问他：“如今天下大势究竟如何？”父亲回答：“共产党一定会统一中国。”祖父听后大惊，抓住他的手紧张地问：“你是不是共产党？”父亲说：“不是，但如今也不管国民党的事。两面都不管。”祖父又问：“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认为共产党一定会统一中国呢？”父亲说：“大势所趋，理由很多，一言难尽。”父亲向祖父表明心迹，此次回家是想带全家人一起走。对此，祖父长叹一口气说：“我素来不喜欢出门，外面语言也不通，就留在家里听天由命吧。但你打算上哪儿呢？”父亲说：“有三个地方可以选择，台湾、香港地区或新加坡。”
那次，父亲并没有说动祖父。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好辞别双亲和妻儿，再次离开家乡，最终决定在国共交恶的棘手时事下选择远走台湾。
不得不说，父亲是个有远见的人。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这个选择对他而言意义非凡。自五四运动以来，大陆处处弥漫着一股与传统对抗的思潮，凡是传统的都被认为是过时的，是阻碍新社会的建立的，因而对传统文化持有一种欲除之而后快的态度。再加上当时大陆和苏联修好，一切以苏联的新改革马首是瞻。当时苏联正处斯大林的统治下，实行恐怖的清洗政策，许多人，包括党内的人物都惨遭杀害。这种有选择性的偏激思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也时有出现，对于人、路线，甚至文化，都有过激烈的政治运动。再者说，当时的共产党实行严格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意识形态，坚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显然，这对信佛修禅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因而，父亲似乎已经料到，如果留在大陆将注定是应劫之身。而后来云门事变中，虚云和尚的受伤、梦参法师的牢狱之灾，以及许多人士的被批斗致死，都应验了父亲的预言。在那个环境中，如果不走，只能徒增几个冤魂，如此一来，对大道的存续和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就更无从谈起了。
父亲的出走彼岸，也绝非只从个人的一己之私利出发。实际上，作为修行之人，他早已无欲无求，宠辱皆忘，更无党派得失之忧患。他从中国文化的覆立出发、从文脉道统的传承出发，敢于自任于存亡继绝之际，矢志于皓首穷经、求学问道之事，欲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为毕生志趣，将此身此世托付于弘道传法的行迹之中，颇有船山先生“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豪迈。所以，父亲才决定保全性命于乱世，只身东渡台湾，唯愿留一盏微弱的文化之灯，期冀能在日后烛照中华大地。如同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在出逃雅典时，曾说“我不想让雅典人再犯下第二次毁灭哲学的罪孽”一样，父亲彼时或许也有“不想让中国人再犯毁灭传统文化的罪孽”的类似心境吧。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父亲此时去台与三十年后离台去美，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年代“告老还乡”，其志趣都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要续接文脉，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火种。
虽然对父亲而言，走是决绝而必然的，但毕竟是离别父母之乡，而且前路未卜，总有些恋恋不舍。因而，他并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先后到了杭州天竺和庐山天池寺清修了一段时间。最后又只身到了上海，住在虹口区的一个佛教医院里。当时，当家的智方法师把一间特等病房的钥匙交给了父亲，使父亲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有了一个清静的安身之处。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当上代总统。此时，李宗仁的“军师”白祟禧，从武汉托人给父亲传话，请父亲出山，许诺他政治参议兼秘书的官衔。对此，有人说这是“老亮”找“小亮”，因为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
然而，此时的局势是国民政府只剩下半壁江山，风雨飘摇，犹如西晋灭吴之际的“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父亲已然看透了国民党必败无疑，于是引用了两句五代时人刘洞的古诗给传话人，“千里长江皆渡马，十年养士得何人”婉拒了当局的邀请。
一九四九年，战场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原来还持观望态度的“党国人员”、残兵败将、土豪士绅，纷纷仓皇逃离。由于战火纷飞，时局混乱，去台人员身份相当混杂，台湾当局害怕有中国共产党方面人员混入其中，于是随即宣布，从三月一日开始，台湾实行出入境管理制度，凡是进出台湾的人，都得有当局颁发的出入境证件。父亲不愿向主管这事的人低头，于是提早买好了去台湾的轮船票，于二月二十八日赶到台湾，抵达基隆。回想起这段狼狈出逃的经历，父亲曾感慨道：“三百年来养士朝，为何文武尽皆逃。”
由于父亲对唯识学也没有足够透彻的把握，因此父亲每次和学生讲时，都从不说讲解，而只说研究。
搬进莲云禅苑一周后，父亲就开始“唯识研究”的课程了。
唯识学是大乘佛学三大体系之一，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鼎盛于唐代。唐朝之时，玄奘大师为了解决唯识理论存在的种种困惑、疑问，历尽艰辛去印度求法，并和他的学生窥基法师贡献一生心力，糅合印度十大论师的诠释，编译出了《成唯识论》。此后，“唯识宗”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佛学宗派正式形成，并得到迅速的发展。《成唯识论》本是佛学中极重要的论著，对人类意识有着深入根本的探究，但深奥难懂。
以往，这门学问只存在于寺院内的修行学者中。因为这本是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学论著，且从前寺院中的出家人，许多都是严格选拔出的通达儒、道的学者，他们本身便学识渊博。
后来，唯识学逐渐受到寺院外学者的重视，而这始自熊十力先生。熊十力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按照牟宗三先生所言，自从明朝结束，乾嘉学派形成后，中国的学统就断了。清朝以来，全部的学问都没有了，只剩下《说文》《尔雅》。然而两者并不能代表科学、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也无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繁荣。所以熊十力先生重建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儒家传统，并决定恢复唯识学这生命的学问，恢复这中国老传统、汉家威仪。
熊十力先生为了恢复唯识学这门学问，便构思想写一部叫《新唯识论》的书。这部书分为两册，一册是《境论》，另一册是《量论》。《境论》已经出版，但是《量论》始终未能成书。熊十力先生对于自己对中国先秦学问的了解十分自信，他曾说道：“当今之世，讲先秦诸子，只有熊某能讲，其余都是胡说八道。”虽自负如此，但他的重要著作《新唯识论》中的《量论》始终没写 出来。
牟宗三先生是熊氏的入室弟子，在台湾和香港的几十年中，对文化思想的贡献颇为显著，有目共睹，是位大师级的人物。对于《新唯识论》的《量论》，他说自己“或可以写出来”，却最终也没有写出来。
学养深厚如熊、牟两位先生，都没有写出《量论》来，可见两人治学态度之严谨，也得以知晓唯识学之艰涩。所以父亲对唯识学只用“研究”两字，其慎重也就不难想象了。无论如何，这些都说明了“唯识”这门学问的深奥，如若轻率讲述，恐有误导他人之流弊，父亲是绝不会如此做的。
由于父亲对唯识学也没有足够透彻的把握，因此父亲每次和学生讲时，都从不说讲解，而只说研究，意思是还有待于大家的一同探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父亲在香港看到《十方》杂志有关“唯识”方面的文章后，还打电话给刘雨虹女士，特地嘱咐不可以整理他自己所讲的唯识。
父亲注重的，是对佛法修证方面的印证［佛教将“戒”（戒律）、“定”（禅定）、“慧”（智慧）称为“三学”，认为一切法门尽摄于此，应当精勤修学。这中间，戒、定属于修行实践，慧属于教理思维］。因此，父亲一生之专注便在修，在证，在教化。父亲所教的修法，不只是理论，而且包括了自己过去修行的经验。他曾闭关专修，可算作过来人，因此才能指导他人修法。父亲的教化，并不只局限于佛法，而是包罗万象，各方面互通互补。很多人说父亲不是学者，此话倒也有理，因为学者注重的是学理，虽然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却未必能将之活用。一般所谓学者，也就是学某个别人创建的理论，像个解说员，或是翻译官。而父亲却不同，他一向重视实践，认为学问再好不能应用也是白说，就像有人背得出唐诗，自己却不会作诗，又有何用？古人说：“说食不饱。”会说不会做，没用！
父亲的实践，从其对学生的接引便可见一斑，对“三剑客”来说，更是如此。前面已经提到的杭纪东、林曦表哥及王绍璠三人，是原来的“三剑客”，后来王绍璠有了女朋友卢惠玲，旧“三剑客”便改组了。新“三剑客”是指徐进夫、林曦表哥及杭纪东。徐进夫从禅学班开始与大家相识，与林曦表哥及杭纪东往来甚密，极为投缘，后来大家便也称他们为“三剑客”。自从《人文世界》出版以来，忙得最多的要算是徐进夫了。不但编务多由他负责，每期的稿子他也尽力写出长短各数篇。
第四章西出阳关啸东风
像许多学生一样，“三剑客”中的林曦表哥，也常年追随在父亲左右，父亲对他有着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林曦表哥后来曾说，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在国外遇到过不少科学界的顶尖人物，他们的教学方法给他的震撼和感动，都只是局限于片面。而父亲当年所运用的教学方法，无论似雷霆或如雨露，在他的回忆里，永远是温暖的春风，父亲对他的影响历久弥深。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先后主持了六七次禅七，林曦表哥总共参加了四次。父亲的禅风与当代宗师大异其趣，他接引学人的手法，既非临济喝、德山棒，亦非赵州茶、云门饼，而是将禅机和诗情融为一体，禅中有诗，诗中有禅。再加上父亲应机垂示，含摄万端，变幻莫测，引人入胜，直扣心扉，令人如饮醍醐。父亲的禅七手法堪称出类拔萃，为当今之一绝，他的禅颇似七宝楼台，眩人耳目，仰之弥高。
父亲历年接引的学人不下千人。他常引用百丈禅师说：“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不过，在末法时代，上上根器之人，稀似凤毛麟角，难遇难求。
最令人称道的是，父亲应机教化之手法。一天，林曦表哥正在为父亲整理文件，忽听敲门声骤起，他一时分神，将文件散落一地。父亲见状，面带微笑地走到他身旁，帮他整理，并悄悄对他说：“临危必须镇定，慌张只会误事，回去看看《世说新语》，你就会明白。”第二天林曦表哥翻阅《世说新语》后，发现历史上那些非常人物，果然都雅量非常，临危应变，无不从容镇定。
可见父亲的禅，绝非空洞高渺的理论，而是无孔不入、与生活圆融相通的实践。比起对佛理的一味钻研，父亲更看重切身的修行。
然而唯识由于名相太多，必先向修行者解释，因此多数修行者容易陷入名相之中反复钻研，最后变成一个唯识学者，反而偏离了修行。在这一点上，出家人则具有一些优势，他们比较重视将佛理与修持配合进行研究。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父亲不愿将他讲的唯识整理成文字。听讲和读书对人的效果相差甚远，上课时的方便讲解和浅显说明如果化作文字流传，可能会使人理解产生偏差甚至误解。这样做便违背了父亲的意愿。
东西精华协会在成立以后，还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比如为乌来、石门、大湖等偏远地区的小学送救济衣物，积极为紧急受难的灾民或社会团体筹备赈灾捐款，以及修建育幼院，给受刑人捐赠医药，等等。不仅如此，协会还长期资助贫困学生助学金。这些贫困学生因为需要忙于兼职以维持生计，自然难以同时做到成绩优异，所以助学金并不限制功课是否名列前茅。
这些公益活动，都是在父亲的领导下默默进行的，甚至有些设立助学金的人还会特意隐去姓名。例如，有个人在记事册上只留下“张氏助学金”等字样，而张氏是谁已无法查考了。此外，父亲早期的学生沈翰初，英年早逝，他的家人将五十万元作为社会福利基金捐赠给协会了。那时的五十万元，还真是笔大数目呢。
第四章西出阳关啸东风（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八）
四、剧怜高处惊风雨
为免父亲由“大师”变“学阀”，“学阀”变“党祸”，蒋经国也有意借由“十信”事件来瓦解“南门”势力。
一九八三年年底的一天，深夜两点，父亲还在读书。忽听敲门声骤起，开门一看，竟是只穿了睡衣与拖鞋的马纪壮。堂堂一个“总统府”的秘书长，在深更半夜穿着睡衣来访，不免令人错愕。
父亲问：“什么大事，如此仓皇？”
“老师，你怎么看邱创焕、林洋港、李登辉这三个人？”马纪壮也不客套，开门见山地抛出了他的问题。
单从他的张皇失措和这三个名字，父亲就立刻明白了马纪壮的来意。原来，此前父亲就已从学生口中得知，蒋经国先生知道自己的身体很糟，随时都有可能出状况，因此，他一直对提名就任第二年（一九八四年）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人选一事很是头痛。现任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谢东闵是不错，但他年事已高，并没有续任的意愿；曾经刻意培养的孙运璇又突发中风，无法继续任职。左思右想之下，蒋经国先生脑子里只剩下“省主席”邱创焕、“内政部长”林洋港以及台北市长李登辉三个人选。马纪壮来不及更换衣装便在深夜来访，恐怕正是应蒋经国先生之命，前来征询候选人的意见 的。
“我跟这三个人都没什么交情，很难说得上意见。”父亲不愿引火上身，因而并未直接发表见解。
尽管父亲平日谨言慎行，且向来远离政治，然而，风暴最终还是不期而至。这还得从一桩经济案件说起。在父亲那里上课的蔡辰洲，是当时台湾首富蔡万春之子。蔡家最初不过是农民之家，后来因经营酱油产业而发迹。随后，蔡家逐渐将经营范围扩展到百货、建材、制药、贸易等方面。由于蔡万春经营有方，他于一九五七年被选为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简称“十信”）理事会主席。从此，他先后担任“十信”理事达十五年（五届）之久。蔡万春任职期间曾到日本访问，发现日本金融、保险及信托业甚是有利可图，回台后便立即成立了国泰产物保险、国泰人寿保险、国泰建设及国泰塑胶等企业。此时，蔡万春将其他三部门交其三兄弟分营。“四分天下”使得蔡家在各业均有很大发展，尤以蔡万春的人寿保险获利最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蔡家已成“国泰王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蔡辰洲出任“十信”理事会主席。“十信”成为台湾规模最大的信用社，到一九八四年，“十信”的存款额达一百七十多亿元，贷款额一百二十亿元，这也令蔡辰洲敛财甚巨。国泰企业至此进入大力扩张阶段。但不少被兼并的企业是蔡辰洲以“吃倒账”的方式接管过来的，并非由他亲手创建。这些企业或因向“十信”贷款而后无力还款，或者因经营不善、亏损严重而被蔡辰洲吞并，成为他旗下的企业。
然而这些企业多是亏损企业，蔡家将其吞并后，也增加了自己的财务负担。为了维持经营，蔡辰洲开始以国泰塑胶公司的名义，向民间调度头寸，以高利率吸收资金，利率一般在百分之二十四左右，是一般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的四倍多。况且蔡辰洲是“立法委员”，拥有庞大的家族资产。在普通人眼中，这一投资自然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许多人为了赚取高利息，纷纷将大笔资金投入蔡辰洲的国泰塑胶公司名下。蔡辰洲通过这种方式汇集了不少社会资金，但利息压力也很沉重，许多关系企业还需要不断投入大量资金，于是债务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后来，蔡辰洲已无力支付银行利息，他就利用职权将“十信”的资金挪用到他的关系企业。挪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利用人头当贷款客户，高估低价值的土地作为抵押品，从而大量套出信贷资金。而他为了当选“立法委员”，也曾动用了不少“十信”的资金，这是最普遍的政治投资。蔡辰洲的行为引起了“十信”内部一些员工的不满，不断有人向财经部门告状揭露。尽管有关当局也曾多次检查“十信”违规经营的情况，但蔡辰洲差不多每次都能过关，而未受到任何处罚。
到了一九八四年年底，“调查局”终于将一份长达七十八页的关于“十信”违法经营的秘密报告呈送蒋经国先生。在上海曾以“打虎”闻名的蒋经国先生对商人素来没有好感，便当即批示财经部门依法处理，不可姑息。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蒋经国先生指示，要彻底整顿金融与经济犯罪，依法办事。债权人见此情景，纷纷到蔡家的“十信”“国信”与来来饭店等企业门前抗议，要求蔡家偿还债务，蔡家的商业帝国由此被彻底摧毁。这场瓦解蔡氏家族王国的金融风暴，在台湾引起连锁反应。许多地方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出现挤兑和退票风潮，债权人和其他受害者纷纷游行示威。连政坛也因此产生震荡。
三月十一日，“经济部部长”徐立德因其在“财政部部长”任内对“十信”违法经营负有道义责任而辞职。到了三月中旬，“十信”与国泰信托公司十多位负责人被收押。不久，蔡万春、蔡辰洲及国塑集团理想公司董事长萧政之三人以违反“票据法”之罪被起诉，三人的财产也被查封。萧政之锒铛入狱，被判刑一年又八个月。因萧政之是王升的亲信，“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升也被外放到拉美当了“大使”。
这些事件其实都与父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但由于这个案子牵连了许多特别班的学员，外界不免将舆论的矛头指向了父亲。一时之间，“凡与南怀瑾沾上点关系的大员纷纷失势”的传言甚嚣尘上。
而恰在此时，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蒋彦士请李省吾传话，对父亲说：“蒋（经国）先生认为老师是‘新政学系领袖’。”
“政学系”是国民党里的一个派系，人数不多，但一段时间里，曾在蒋介石身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蒋介石在江西对红军发动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时，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就是由“政学系”的杨永泰等人提出来的；蒋介石搞的“新生活运动”，也是由他们炮制的。此后几十年里，“政学系”在国民党内部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蒋经国说父亲是“新政学系领袖”，以其多疑的性格来看，肯定是对父亲有所怀疑，认为他图谋不轨了。
“这个话严重了，我得走了。”尽管心底磊落，但面对如此棘手的情景，父亲也自知身不由己。瓜田李下，是非由人。他知道任何辩解都是没有用的，现在所能做的就是“走为上计”。其实父亲招来这些风传也并不意外。当时，因为这些特别班的学生身份特殊，父亲的寓所门前经常停着一二十辆高级轿车，还有不少便衣安全人员整夜在外巡街保卫，这自然有些树大招风。而特别班还请父亲讲谋略，父亲因为身正心明，也便没有推辞。于是，父亲就编了一套“正统谋略学”的书，将春秋以来的诸家兵法全部归入其中，这些也都给当局留下了口实。
为免父亲由“大师”变“学阀”，“学阀”变“党祸”，蒋经国也有意借由“十信”事件来瓦解“南门”势力。在蒋经国看来，这种势力，早晚会出大问题。所以，他不能允许所谓的“新政学系”在他的眼皮底下继续存在并壮大。父亲说过，这时的文官武官都有自己的学生，都来听过课，这就犯了一个忌讳，所以他离开台湾实在是“盛名之下，不可久居”。
父亲在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时，和他的同学们在南京见过一面。当时大家还不确定他是否真的要去台湾，毕竟只是政权的变革，不像离开台湾是整个大环境的改变。那时父亲就说过：天下事是你们的事，我自己决定做个世外闲人。等父亲到了台湾，他决定定居岛内。谁知道三十六年后的他，竟然有如此的名声。虚名之下，祸害自身。如今竟然要离开这个居住最久、朋友最多的乐土，那份感觉只有不胜唏嘘了。
这一年，《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在美国被暗杀了。在台湾这座小岛上，任何突然的事件都会迅速传到每个人的耳中，令人不安的气息笼罩民众的心头。有的人说，正是为了转移大家对江南遭暗杀一事的注意，官方才一举揭露了酝酿多年的“十信案”，将其抛出作为吸引民众目光的第二战场。官商之间自古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界的动荡自然也牵动了党政界的神经，没有人知道蒋经国想要把这剔除异己的罗网撒多远。于是另一种不安也弥漫开来，只是感染的范围缩小了。这次，民众是看戏人，而政坛中人则人人自危。一九八五年整个上半年，这场戏锵然开场后便一直紧锣密鼓，戏中人唯有踩着幕后人的鼓点，依照早已设定好的剧本唱念做打，并时时担心自己会成为被殃及的池鱼。
父亲心知人言可畏，为避免招致欲加之罪，他已决定离开这座生活了三十六年的美丽岛屿，前往他地暂避风潮。我在父亲到美国住下以后，马上打电话给父亲请安。一时之间，我百感交集，告诉父亲，非常高兴他及时来美国了。虽然没有身处台湾的环境中，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父亲所处的环境是多么险峻。其实我一直没有和父亲提起一桩令人伤心的事，在我高中时，台湾某单位就已经派了“职业学生”与我交往，甚至后来还与我拜把子做兄弟，就是要更进一步观察父亲的言行吧。我离开台湾后，这位所谓的把兄弟从来没有联络过我，虽然也到机场送我离开，但是从来不与我合照，随时保持隐身。后来此人在父亲离开台湾后，马上与我联络，我才大梦初醒，醒悟人生的复杂，见面后我决绝地与该人绝交了。最起码我不负人，但也无须做违心之人。
至于为何选择美国作为落脚之处，则还有一番因缘。
第五章香江甘霖润神州
第五章香江甘霖润神州（一九九八至二〇〇四）
四、两岸圆缺香江潮（部分）
金温铁路的建成开通只是父亲在港几年的其中一件大事，除此之外，父亲还做了一件与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却鲜为人知的“大事”。这件大事也反映了父亲虽中立于党派之间，但绝不停留于“独善其身”，而时刻想着“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关于这点，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主席肖武男曾在《亚洲周刊》上表示：“其实，南怀瑾先生最关心、最在意的还是政治。在两岸交流中，他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肖武男先生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当然父亲对国家民族发展的关怀，也就是秉承了传统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以天下忧乐为己任，自然会对政治关注，但是在他看来，政治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国富民强，文化卓越，最终使人民得利。
肖武男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曾经多次探访父亲，两人经常促膝深谈，有几次交谈时间竟然长达四个多小时，更有意味的是，他们谈的不是佛教，也不是国学，而几乎全部是政治方面的话题，两岸关系是核心内容。每当谈到两岸关系发展时，父亲总是流露出惋惜的神色，接连说了好几个“可惜”。诚然，正如肖武男所说，父亲一直致力于推动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的实现也有他的努力，所以，有人说父亲是一位沟通两岸的和平使者。不过父亲从未接受任何官方的称号，但是，他为两岸和平统一大业做出的贡献却值得我们铭记。这还得从父亲刚到香港时说起。
一九八八年年初，父亲在香港刚刚安顿下来。二月五日凌晨三点钟，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打破了深夜的宁静。父亲起初以为是打错了，并没有立刻接听。谁知道电话铃声越来越凌厉，父亲只好拿起话筒：“请问哪位？”
电话那头答道：“我是贾亦斌。”
父亲顿时睡意全无，欣喜万分：“喔，老朋友，真的是你吗？”
“是我。有件事，很重要……”
“什么事情那么重要？”
“三言两语，电话里说不清楚，见面细说吧。”
这位贾亦斌不是别人，正是父亲一九四〇年在成都中央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搬到成都后改名）的同事。当时父亲任政治教官，贾亦斌是战术教官兼区队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父亲后来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在前面讲述父亲在成都的经历时已经简单说过 了。
那么，为什么阔别了半个世纪的贾亦斌先生会突然半夜给父亲打电话呢？这得从当时的两岸关系说起。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在台北因病去世。父亲当年旅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蒋经国对父亲的忌惮、猜疑和戒备。父亲这次回港，多少也与此有关。
大陆领导人对蒋经国的逝世深表哀悼，并于次日发表了谈话，肯定了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为两岸关系的缓和而做出的努力。
同年一月二十二日，七十六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贾亦斌，以探亲名义，再度访问香港。在为期半个月的时间里，贾亦斌接触了台、港相关人士约五百人次，多次与台湾老同事通电话。二月五日凌晨打给父亲的电话，就是其中之一。当天晚上，贾亦斌来到父亲位于香港港岛中环半山区的麦当劳道的临时居所。时隔近半个世纪，老友重逢，两人竟然激动得手舞足蹈，手拉手，彻夜促膝长谈。两人的话题从当年的成都同事之谊，彼此分别后的遭遇，到世事变化，再到海峡两岸关系，无所不谈。
其实贾亦斌曾经与蒋经国情同兄弟，但后来贾亦斌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率部起义，为此，蒋介石曾大为光火，罕见地指责了蒋经国“用人不当”。蒋贾二人从此亦反目成仇，天各一方，四十年未曾谋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海峡两岸处于极为严重的敌对状态中。贾亦斌当时在宋时轮将军的九兵团，从事对外联络工作。后来，他主动申请赴香港工作。蒋经国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命令情报特务系统的香港站站长王新衡，务必除掉贾亦斌这个昔日的兄弟。蒋经国还派出军舰在香港附近海域游弋，一旦捉到贾亦斌，就将他绑架到军舰上，押往台湾；如不能活捉，就采取“打闷棍”的方式将他处决。
那时的香港，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十分活跃，贾亦斌可以说是如履薄冰，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当时，他就住在香港九龙旺角西洋菜街。有一天，由于工作需要，他与国民党的旧部约好在尖沙咀的半岛饭店会面。他们还没谈几句，就发现饭店周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贾亦斌当即决定中止会面，迅速撤离。贾亦斌出了饭店就上了一辆计程车，发现后面有车跟踪，他指挥司机东拐西拐，接连换了三次车，才最终把“尾巴”甩掉。
改革开放后，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贾亦斌与蒋经国逐渐捐弃前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通过秘密通道进行联系。但是，造化弄人，蒋经国猝然去世，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联系很快就中断了。
因此，贾亦斌这次来港，着急约见父亲的目的显然很明确，除了叙旧，重温老朋友之间的友谊，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请父亲出面，为两岸和谈开辟新的通道。
贾亦斌如约登门拜访。老友相见，嘘寒问暖。父亲说：“有空过来吃饭，但不谈政治的事。”话虽如此，父亲还是抑制不住，自己先把话题扯到政治上去了：“中国民主的问题，时间不到，过早的民主，只会使人各自争取私人的利益，不会为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做贡献的。”
贾亦斌见父亲如此关切，便顺势请求他出面搭建两岸和谈通道。父亲在美国隐居三年，甫一到港，就接到经年未见的老朋友委托的重任，而且这个任务关系到两岸苍生，自然是慎之又慎。加上他此时对两岸的底牌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婉言谢绝道：“你说是来看我这个老友的，但谈来谈去都是这些政事。如果你要我回台湾去为你们做说客，是不行的。我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来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根本不想这些事；二来我原就与蒋经国先生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是李登辉当家，我与你一样都是外省人，与他更没关系了。”
贾亦斌见状，怕父亲真的撒手不管，因此也不再遮掩：“我们知道李登辉是很尊重你的。目睹两岸骨肉同胞长期分离，难道老兄能置身事外吗？你听我说，我找你是有理由，而且非你不可，非你莫属。第一，你是能与李登辉说得上话的；第二，你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了解两岸的政治和历史；第三，你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在两岸甚至在国际上都是有巨大影响的。你说，除了你，还有谁能担此重任呢？”
有人说，父亲在台湾政坛上一言九鼎，其实这是过誉了。父亲从来不主动结交政治人物，相反，是台湾的各界人物或者倾慕于他那备受推崇的“国学”，或者希望借助他的名望，或者出于其他目的，纷纷交好于父亲。父亲广开门庭，有教无类，桃李满天下。一九六六年，父亲应蒋介石、蒋经国之邀，在台湾各地巡回演讲，在高雄冈山“空军”基地讲《中庸》时，倾心儒学及王阳明学说的蒋介石亲临现场，“前设布窗，坐在幕后听”。这之后，拜父亲为师求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多数还是党政军各界的闻人要人，诸如“总政战部主任”王升、“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陆军一级上将”刘安祺、“调查局局长”阮成章、“海军上将”崔之道、“海军总司令部政战部主任”萧政之等。不过父亲从来也没有说过谁是他的学生，倒是这些人自奉为“南门弟子”，在台湾政坛上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一九八八年年初，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父亲也从美国飞抵香港，并决定在香港住下来。李登辉甫一走马上任，政权尚未完全巩固，所以对父亲依然极为敬重。父亲也确实给了李登辉一些意见。父亲的初衷是希望台湾局势稳定，希望李登辉能做一些对台湾人民、对两岸同胞有利的事情。
有了在台湾的这些“政治资源”，此时贾亦斌找到香港来，自然是寄希望于父亲，希望他出面促成好事。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父亲与贾亦斌先后晤谈了七次。父亲也已经答应尽力为两岸人民的福祉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两个老朋友的久别重逢，揭开了父亲作为和平使者，与两岸高层领导人来往，沟通和促进两岸关系的序幕。
三月五日，贾老带着自己在香港收获的“战果”回北京。临行前最后一次会谈中，贾老对父亲说：“我下次来港时给你带个重要人物。”父亲正色道：“我不认识的朋友，请你不要带来。”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贾亦斌如约带来一个新朋友介绍给父亲认识——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的杨斯德，曾经是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部长。
父亲起身开门迎客。杨斯德身形高大，站在贾老身后，一进门便对父亲鞠躬，用浓重的山东话自我介绍道：“南老，我叫杨斯德。”
父亲把客人请进门，说：“杨先生，我听说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当然，你们这次一定是为重要事情来的。”
杨斯德说：“南老，北京有诚意与台湾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家统一问 题。”
父亲说：“你们对我谈统一问题，不可能的！你们还是去找毛泽东。”
杨斯德说：“老师，不要讲笑话了。”
第六章传灯祭酒觉有情
接着，父亲对杨斯德讲起了近代历史：“当年大家一起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成立‘中华共和国’，旗帜是五色旗。后来袁世凯称帝，国民党不得不发动北伐。北伐胜利，国民党把‘中华共和国’改为‘中华民国’。其实，这是帝王思想在作祟，似乎非改朝换代不可。等到两党一起抗日，仍然在‘中华民国’旗帜下。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杨斯德说：“南老，这是历史问题，我们不予置评。中央坚持和平统一，但是不承诺放弃武力。”
没有听完杨斯德详细阐释，父亲就说：“现在你们说要统一，那除非是兵临城下，台湾不得不投降。如果你们现在硬要出兵攻打台湾，胜败尚不可知。即使你们拿下台湾，也将使二千万人变成一千万人，台湾成为一个荒岛，再不是美丽岛了。既然我们是朋友，希望两岸不要打仗。”
贾亦斌连忙说：“不会打啦，不会打啦。小平同志有过批示，要和平解决统一问题，南老若不相信，我们下次带给你看。”
父亲这才平息了激动的心情，继续与杨斯德交谈。这次交谈对父亲的触动很大。他了解了中共最高层对台政策的基本原则。
一周之后，贾杨二人回京。其间，三人又多次见面。临别之际，父亲郑重表示，自己将竭尽全力为两岸和谈牵线搭桥。杨斯德与贾亦斌带走了一盒与父亲的谈话录音带，以便向有关领导汇报。
杨斯德与贾亦斌刚走，父亲就吩咐李素美即刻启程，飞赴台湾，将同样一套录音带送给李登辉。父亲还亲自打电话给时任台湾前“总统府公共事务室主任”的苏志诚：“志诚，你告诉叔叔（指李登辉），那边有贾亦斌要带朋友来，你懂不懂朋友啊？”
苏志诚答：“听懂了。”
父亲说：“你告诉他，快派人过来。”
苏志诚说：“老师，我们没有人去，香港不能去的。”
父亲说：“你可以去找安全局长，他们做特务的什么身份没有，尤其是你现在要办多少个身份都不难，随时可来。不用怕，我会保护你的。”
可能是出于对大陆的不了解和畏惧，苏志诚还是没有来。
录音带送过去了，父亲却没有收到李登辉的回应。父亲原本以为有很大的机会促成双方的会面，但是，一来，父亲多少有些高估了自己的影响；二来，尽管双方代表密谈不算是特别重大的政治事务，但也不是小事一桩，时机也很重要，并非一时半刻就能促成的。父亲慢慢也想通了，这件事情需天时地利与人和，面面具备，才可能完成。
虽然两岸代表会谈这件事情暂时落空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事的沟通，父亲与大陆的关系日渐密切起来。其中，修建金温铁路这一件事就让父亲与大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前前后后长达十年之久。而金温铁路的建设，也有贾亦斌牵线搭桥、极力促成之功劳。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日，父亲电告李登辉，请他让苏志诚设法来一趟香港，以便了解大陆谈判的意图。李登辉也迫切想要知道大陆方面的底牌。因此，过了年以后，在李登辉的授意下，苏志诚首次秘密赴港，传达了李登辉的邀请，希望父亲回一趟台湾，共商大计。
一九九〇年九月八日下午，父亲在阔别四年之后，终于重返台湾。当天晚上，父亲与李登辉会面，地点在李登辉的台湾“总统府”。李登辉把父亲请进自己的书房，仅留苏志诚一人作陪。
父亲也不客气，落座之后，便反客为主，说古道今，纵论天下，晓以和平统一的民族大义，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李登辉一改往日自己一言堂的做派，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称是。
父亲最后说：“你先不要管大陆出兵不出兵。蒋家把天下交给你，他们是自己打下来的。你没有威望，要有德望。台湾现在‘外汇’存底有八百多亿美元，你先管内政。蒋经国先生有十大工程，你应好好利用八百亿美元为老百姓做点事。”
次日晚，父亲和李登辉在“总统”官邸再度会面，两人又深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李登辉夫妇把父亲送到门口说：“我就不到机场送行了。请问南老师最后还有什么吩咐？”
父亲意味深长地说：“我希望你不要做历史的罪人。”李登辉听完，甚是惊讶父亲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竟然不知道该怎么作答，一脸尴尬地目送父亲离去。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父亲的引荐下，贾亦斌陪同台办主任杨斯德与李登辉办公室主任苏志诚在香港会面，国共双方重启会谈。会谈地点依然是父亲在香港的寓所。
第六章传灯祭酒觉有情（二〇〇四至二〇一二）
五、一无所长无所是
预测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对于这种学问，父亲的态度十分明确——可以研究，但不要盲目。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有一种文化长盛不衰，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包括看相、算命、测字、看风水等活动在内的术数文化。这些术数文化，是从道家文化中逐渐剥离出来的。虽然在科学日渐昌明的今天，术数文化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但就目前为止，这种文化在民间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大街小巷，在人群集聚的公园附近，甚至是在路边，我们还是经常会看到一些自称能通晓古今的人在招揽生意。其实，这些人所掌握的术数，是十分“低端”的，与几千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改进，而与真正的道家文化精髓，自然也毫无关系。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些“旁门左道”也“与时俱进”了，换了一张新的面孔，披上新的马甲，继续纵横江湖。现在，社会上提倡学习国学，因此，有人便利用“国学热”的效应，打着《易经》的旗号，到处做宣传、办培训班。于是，一些在古代很简单的知识，甚至一些民间信仰，经过别有用心之人的包装，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科学”，成为牟利的工具。这基本上就是利用人的贪念和心理学，进行的财物或是人事的欺骗。真正穷苦的人是不需要任何未来预测的，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每天必须努力生活。但凡有了财产或是地位的人，就开始有了恐惧，害怕失去，正好让人有可乘之机，本来不会受到损失，反而因为想多得而多损。
其实，无论是看相、算命、测字、看风水，还是民间流行的据说能够包治百病的气功，或是各种所谓的特异功能，无一例外，都是道家文化衍生出来的东西，历来都被归为“旁门左道”。对于这些东西，父亲基本上都做过研究，无论是看相、算命还是看风水，只要他愿意讲，就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父亲和中国古代大多数的文化人一样，虽然不一概否定，但也并不提倡这些东西。
一方面，他认为，这些东西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其中一些内容是有一定道理的。
比如说《易经》这门学问，现代人只能偏重于其中的术数应用，而不能真实地去探究它的原义，这是我们文化上的一大损失。父亲在《易经杂说》里，提到古人对易经的看法是“洁静精微，易教也”，据说这是孔子整理《易经》所做的评语。这句话点出了《易经》的真实性，既富哲理，又符合科学，不过现代人只能用到它的极小部分，同时思考上又被文王著的周易所限制了，这让老祖宗的智慧沦落为街头小道，甚至有人误以为它就是占卜学说，可悲可叹。以我的了解，我们必须回归到易学的起源，重新思考它的理象数问题，必然可以对后代的中国心理、科技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真理实相是万变的根源。
不过，《易经》作为占卜之书，其中一部分预测还是有道理的。因此，父亲的意见是，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一概归于迷信的行列而完全加以排斥。
另一方面，父亲不做看相、算命这些事，也屡屡劝诫别人不要迷信，更是坚决反对有人用这些东西去赚钱牟利。
父亲虽然对于这些术数文化颇有研究，但他总是谦虚地称自己“一无所长，一无所是”，下面，我就谈一下父亲对于这些术数的研究和运用，让大家了解一下父亲的博学多识。不然，不了解他的人，真就要被这句自谦之语所“蒙蔽”了。
在这些术数文化中，预测是一门流行至今的学问。预测学并非中国所独有，古今中外，都有这方面的著作和学说。前些年在全世界流行的世界末日理论，就是源于南美洲的玛雅文明。而美国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以《大趋势》一书名扬世界后，又相继写了几本关于预测的书，这些书也无不风靡一时。与西方相比，中国的预测学，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似乎更大，而研究这门学问的人中，道家中人尤为擅长。平民百姓津津乐道的所谓“参透天机”“通晓古今”，都源于预测之学。而与预测学相随而出的，有许多预言之书，如《推背图》《马前课》《烧饼歌》《梅花诗》等。父亲遍览中国古籍，这些书他都有收藏，于他而言，自然并不陌生。
父亲虽然从来不提倡这些东西，但是对道家的学问却极为推崇，特别是《易经》中的预测学问。因为正统道家学说，是在宇宙万有和性命修身上，别有所长，而且是中华文化百家源头。我们的文化本来没有什么家门派别的，只是战国时代，因应不同理论游说，才有区别观念；而《易经》本来是不分什么道家、儒家的，是中华古文化里每一个读书人都会研读的理论学说。所以父亲也精通《易经》，偶尔用《易经》里面的方法来进行预测，而且每次都能应验，这让我们惊叹不已。不过，父亲从来不讲预测的过程或者方法，他一般只讲预测的结果。因此，我们只能莫名惊叹，却无从知晓这些结果是怎么来的，也不了解父亲是如何运用《易经》来进行预测的。只是听他提到“去年是‘雷水卦’，流年不利，今年是‘未济卦’”之类的话，但都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因此，对于未曾真正读透读懂《易经》的人来说，父亲的话依然是不知所云，听起来一头雾水。
有一次，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谈到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很多人对中国发展过快表示十分担忧。父亲却不这样认为，他笃定地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候。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中国的内忧外患一直不断，而最近几十年的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变化是从来没有过的。父亲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从现在开始，中华民族将有二百年的好运。但是好运能持续多久，还是需要靠我们自己，需要我们自己很好地把握住。谈话结束之后，大家都望着他，回味着刚才的谈话，却没有人追问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父亲只讲结论，不讲预测过程。或许是天机不可泄露吧，唯愿父亲的预测能够成真，更愿这个民族能够恢复雄风，把两百年变成五百年的兴盛。
父亲不仅预测大事，有时候，对一些小事也会进行预测。之前，父亲曾于香港办了一个公司。公司自然是以盈利为目的，这和其他的公司一样。当时，公司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业务，同时兼营房地产生意，也投资股票、黄金、外汇等业务。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时，香港的房地产、股票市场受政治和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很大，经常大起大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股票和房地产行情普遍不被看好。在大家对这类生意一致否定的时候，父亲独具慧眼，认为此时买入这类股票，日后必定会赚钱。于是，他就让周围的人大胆吃进，果然，跟着他大胆买股票的人，后来都大赚一笔。
不过，父亲终究只是预测，所以“失算”也是在所难免的。有一次，父亲在谈论到某只股票时，对其颇为赞赏，认为将会大涨。有人听到这句话，就跑去买了那只股票。结果，事与愿违，股票渐跌，那人被死死套牢了。后来，那个人见到父亲，忍不住埋怨他，说早知道这样就不该听他的话。父亲听闻此言，微笑着说自己又不是先知，谁叫他听的。说完，他和那人都笑了起来。实际上，即使父亲真有这种“通天”的能力，他也是不会投入过多精力在这些小事上的。所以，把父亲的每一句话都当作金科玉律，拿着它去寻求利益的人，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父亲对大事、小事都有一定的预测能力。这种能力对于父亲来说，是平常无奇的。但是对于常人而言，这哪里是平常无奇，简直是神乎其神了。所以，父亲在众人面前预测事情，从来都是极为慎重的，生怕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最后导致听者误解了本意，生搬硬套，生出是非，平添麻烦。
因此，每次茶余饭后，父亲要预测什么事情时，都会在开头先加上一句“现在我讲一点迷信的话，根据《易经》”云云。如此一来，父亲首先表明自己的预言不是凭空乱说，而是有依有据的，而且不管自己做出什么预测，都会因为事先的“迷信”声明，而免去了责任。其实，倒不是父亲怕事，而是他历来对于预测之事持慎重的态度。有时候，在讲完之后，他还会开玩笑地说：“这是我们的‘党内秘密’，大家不要出去乱说。”他说的这个“党内”，自然是指当时在座的一班人。当父亲根据《易经》讲今年是什么卦，明年是什么卦的时候，显然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参考，并非当作金科玉律。这是需要听者去自行分析和判断的。但不知道是因为某个“党内”成员过分崇拜父亲，把父亲的话当圣旨，还是因为“党内”有人无法“保守秘密”，总之，父亲的说话内容，最终大多都会“泄露”出去。因此，有时外面一些流言满天飞，但是其意已与父亲的本意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预测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对于这种学问，父亲的态度十分明确——可以研究，但不要盲目。这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可以研究”，那是少数人的事，哪怕研究一辈子却一事无成，也不会对社会造成影响，毕竟那只是少数人的事；“不要盲目”，一旦盲目的人过多，则就变成多数人的事了，便很可能造成社会的混乱。
父亲曾结合孔子在《系传》里的“易为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一句来具体阐释过自己的态度。父亲说，中国过去在科学上，以天文法则看天象的演变，就是除了天上的气候、宇宙气象的演变有一套法则之外，我们的文化，也没有找出孔子所说“易为天地准”的道理；所以，我们推崇《易经》，但也不要推得那么高。孔子说“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就推得太高了，等于说，宇宙里任何法则，人事物理，一切事一切理的原则，没有超过《易经》的范围。父亲的这个态度，不仅早就写在书里，而且经常挂在嘴上，但是他的意思是孔夫子的说法，还没有得到更实在的验证，我们还没有找到可以支持这句话的论证，并不是完全否定孔夫子的说法。
在父亲的影响下，周围的朋友和学生大多认可父亲对预测的态度，但是还是有人过度迷信，执念难除。有一次，一个学生拿着一篇阐释《黄蘖禅师诗》的文章，不远万里来向父亲请教。那个学生很认真地说：“这篇文章很好，解释清朝十个皇帝的事都很准确。”然后，他请教父亲，台湾会怎么样，自己该怎么办？父亲十分生气，狠狠地将他批评了一番。父亲说：“你怎么越学越迷信了，不要相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啦，我一辈子不搞这个的。你问我台湾会怎么样，我怎么知道？至于你怎么办，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来问我有什么用？”
父亲不迷信预测，因为他清楚，《易经》并不是每次都能准确预测未来的事情。但是，他还是能根据各种信息，对所面临的事情给出一个近乎完美的推论，这就使得父亲在别人眼中成了预言家。事实上，父亲几乎每次都能预测准确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而这几个条件，又是常人所不容易完全具备的。
首先，父亲极度熟悉中国历史，人生阅历十分丰富，在对国内外大局形势走向和待人处世上，有足够多的经验可以借取。他可以站在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高屋建瓴地去审视眼前的事情，拨开云雾见青天，而不会被眼前的“乱象”迷了眼。因此，国内外很多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对此感到突兀，而父亲早就看透了前因后果。于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能使父亲吃惊，什么事情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一样。
其次，从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来说，《易经》上讲人生，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吉、凶、悔、吝”，人生中如意事不过只有四分之一，而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人生中的任何事都无法逃脱这四个字。而这些人世的喜乐哀苦，父亲早就尝遍了，甚至可以说，他早就跳脱出此岸的苦海，至于荣辱得失，更是早就不记挂了。父亲超然物欲之外，做事不是为了个人的私欲，因此在面对这个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时，他能做到冷眼旁观。
再次，父亲一生做事遵循“尽人事而听天命”的原则，做事时追求完美，要求事无大小都要尽力做好，但是对于结果就不刻意追求完美，凡事随缘就好。这是他律己则严的个性使然，当然我们子女也自小受此熏染，脾气个性也多与父亲相似——在对人要求上，固然希望有等同个性的人来相应，不过经过生活的历练，自然也能够做到豁达和潇洒。在我看来，父亲在面对人生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时，总能迅速做出判断，这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实则是因为通晓情理的结果。
最后一点，父亲在和朋友日常交往的过程中，谈古论今，畅所欲言，对很多事情进行预测。如果说得准了，朋友就会把话不自觉地传播开来，倘若说得不准呢，朋友们也没人会把话记下来，将来与他当面对质。于是，不知不觉中，大家就把父亲看作是预言家了，认为他预测得非常准，而忘掉了其实他也有预测不准的时候。
至于看相，父亲也有自己的心得。和预测一样，看相也是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门学问，到现在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市场。父亲虽然很少公开给别人看相，但是历史上的各种相书，无论什么派别的，他都研究过，而且还会运用“麻衣相法”“紫微”和“子平”等各种相法。识人相面之书不可胜数，而父亲只对其中两本书颇为推崇。一本是曾国藩的《冰鉴》。该书记载了曾国藩自己识人的各种技巧，提出“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穷通看指甲；寿夭看脚踵；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曾国藩的这几句总结，深得父亲之心。父亲认为这些话很有道理，而且比较科学。因为看相是古代的形名之学，本质上就是一种研究人的科学。另一本是曹魏时刘邵的《人物志》。父亲说，这部书比起国外的“人物管理”和“职业分类”等学问要高明许多。因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如果涉及识人看相的学问时，父亲就会要求学生去读《冰鉴》和《人物志》。
看相虽也被列入“旁门左道”，但父亲不轻易地把它斥为迷信，而是认真地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对于看相，父亲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方法，并且在平常的处事待人中，经常加以运 用。
父亲相人，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个人的长相，二是个人的举止仪态，包括衣着边幅。一个人的长相是天生的，无从改变。而举止仪态则不同，是后天形成的，也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很多人，包括一些官员，对举止仪态似乎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这，正是父亲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很注意的一个细节。父亲出生于民国时期，从小接受的教育学问就是从“洒扫、应对、进退”开始的，这些礼仪经过几代人的革命，已经逐渐消失了，到了今天，几乎荡然无存。普通人的举止仪态，或许不算是大事，但是在官员身上，它的影响就大了。现在传媒高度发达，公众人物的所有细节，无时无刻不暴露在民众面前，无所遁形。这时，一个人的举止仪态，更能清晰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修养。
帝王将相有他们的相，平民布衣也有自己的相。父亲既给别人看相，作为一介草民，也被人看过相。父亲小时候就被一个相士看过相，这在前文已经提及。后来，父亲老了，也有人给他看过相。大家都说父亲的相很好，给他最普遍的评价是“仙风道骨”。父亲个头不高，体重不足一百斤，是一个瘦小的老头。但是当你站在他面前时，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父亲不怒自威，身上散发着巨大的魅力。同时，父亲慈眉善目，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虽然面相是先天形成的，但父亲的仪容仪表，同他一生修禅学道也有很大关系。港台一些有名的相士，还有父亲的学生中懂相法的人，都给他看过相。父亲听了他们的论断，一笑置之。在他看来，真正的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主要是看这个人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条理。
父亲有一个相士学生，是台湾大学毕业的，在台湾很有名气，人送外号“刘神仙”。他看相算命要价很高，一次要好几万块钱。有一次，他得空要来看望父亲。彼时，父亲还在香港居住，于是他就从台北飞到香港。他刚一见到父亲，没说几句，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聊起了看相算命。父亲劝他不要再从事这类事情了，收摊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吧，如今时机不错，可以到大陆投资做生意，自己可以帮助他找路子。但是，这位“刘神仙”对于父亲的提议，完全听不进去。他继续谈论自己的老本行。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讲得头头是道。最后，他对父亲和周围的人说，给大人物看相算命，更容易成名。对于他的侃侃而谈，父亲并没有放在心上，而是礼貌地再次劝他就此打住。
第六章传灯祭酒觉有情（2）
父亲对他说，历史上有名的相士，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正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父亲为此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东汉之时的易学大师京房的例子。京房与他的老师焦延寿创造出“京焦易”，能未卜先知，言无不中，以至于连皇帝有什么事都要去问他。他的老师说，京房把我的易学都学通了，将来必死于易学。后来，京房果然因学问太精，遭人嫉恨，被捕处死，死时年仅四十一岁。另一个是关于北宋大儒邵雍的。邵雍是“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对易学研究很深，写了一本《皇极经世》，并创作了预言性质的《梅花诗》，学问很大。但邵雍的命运也并不好，一生隐而不仕，生活清苦，六十七岁便病逝了。父亲举这些例子，规劝“刘神仙”，希望他能及时收手，莫要将来后悔。但父亲的一番好意，却没有劝动他，他的兴趣还在算命看相上。
过了一年，父亲听到消息，说他的那位学生因为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才刚过五十岁，也算是暴死。真应了父亲对他说的“察见渊鱼者不祥”那句话。这些所谓的“神仙”，究竟能否“察见渊鱼”，我们无从知晓；但他们为了个人私利，绞尽脑汁去糊弄别人，以至于心力交瘁，却是事实。
父亲在香港时，还有一个学生也对看相测字诸事颇感兴趣。有一次，这个学生听说从内地来了三个不寻常的人，其中有一个是“神医”，还有一个是“相士”，据说本领都很高。于是，就向父亲询问，能否请这三个人过来聊聊。父亲那一天正好没有要紧的事做，就高兴地答应了。随后，那位学生就开车将三人接来了。那位相士来了之后，和父亲寒暄一番，提出要给父亲看相，父亲没有同意，让他给其他人看。于是那相士就开始挨个给在场的人看相，而父亲就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偶尔插上一两句“有道理”“讲得对”。那一天，在场的人共有二十多个，大家听了相士的话，都觉得颇有道理，于是在相士临走时，大家一起包了个一万港币的红包塞给他。对此，父亲就一直坐在旁边，默不作声，不置可否。等三人离开之后，父亲才长叹一声，说：“唉，跑江湖的，也不容易。”大家这时才明白，原来父亲并非真的认为那些人讲得对，只是给他们面子，不去点破罢了。
平日里，有很多人要给父亲算命、测八字，对此，父亲总是笑呵呵地说：“我的八字早就算好了，叫作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我们这一代都是这八个字。”这一句话说得看相人和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不单是看相，只要是有关人身秘密的探测，大家也都会拿父亲做实验。有一次，在东莞寮步镇办学校的姚海奇在晚餐以后，拿着父亲的手把脉，父亲也让他把了两只手的脉，然后问他，怎么样？海奇回答得很妙，他说：“老师的脉是六脉纯阳，非仙即怪。”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父亲也是笑得开怀。其实父亲身体的各种状况，他是非常清楚的，对于气脉的流通，气息的起伏，气机的运转，父亲自己都有数的，不需要外人多叙，随着机缘让大家开心一下就是。
当时，父亲虽然身在香港，但有很多内地的事情要去处理，很多投资和文教基金项目都需要有人去管理。父亲自己没有时间，也难以安排出人来做这些事，于是只好靠内地的朋友向他推荐人。对于朋友推荐的人选，父亲一般会让对方交三样东西，以此来决定这个人的去留：一是本人的一张照片，二是本人的笔迹，三是本人的姓名。拿到这三样东西之后，父亲很快就会决定到底用不用。父亲说，照片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气度；笔迹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就像西方的“笔迹学”一样；至于一个人的名字，一般都是爹妈起的，从生下来就有，一般都暗含着父母对子女的寄望，而人在成长过程中，多少也会受到自己名字的影响。凭这三样东西，父亲往往都能选出合适的人选来担任相应的职务。当然，父亲这样的选择也会有失误的时候，有时做事的结果证明用人不当，甚至有时所选的人在他眼皮底下坑蒙拐骗。不过，父亲明察秋毫，一经发现，立刻就把他们开除掉，因此也没有给公司造成太大的损失。
如果父亲要去从事看相算命这些旁门左道的事情，一定也会是个“活神仙”。父亲自己也曾说过，这些旁门左道的东西，他都不玩；他要是去玩，赚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事。父亲此言并非吹嘘夸大。但是父亲并不玩这些东西，而是把对这些东西的研究运用到为人处世上，应用到人际关系方面，而这远比他从事看相算命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除了预测和看相之外，父亲对风水也颇有研究。
风水，又称堪舆。（堪，《淮南子》云：“堪，天道地；舆，地道也。”堪舆学即天地之学。《史记》所记堪舆家，本有仰观天象，俯察山川水利之意，后世以之专称看风水的人，曰“堪舆家”。）它和看相算命一样，也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问。经过千年的发展和流传，直到今天，这门学问则更加系统和完善，甚至传到了国外，包括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国外的一些媒体曾介绍过中国这门古老的学问，把中国古代的风水学和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管理理论。比如，公司的选址，公司大门的朝向，办公室的布局，甚至桌椅物件的摆放，都有讲究。桌椅的朝向，桌上应该摆放什么物件，哪些物件不应该出现，实际上蕴含了风水学的一些道理。但是，这桌椅摆放的讲究，算是迷信还是科学？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如此一来，风水理论逐渐风靡全球，近年来，连许多堪称天生商人的犹太人老板，也对此产生了兴趣，他们纷纷花大钱，聘请华人命相家、堪舆家，对他们的公司布局选址进行指点。
父亲曾告诉我们，他在幼年时期，就对风水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父亲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读书人一般都要懂得三理，即命理、医理和地理，“中国文化讲究孝道，这需要我们懂得命理，父母岁数大了，什么时候是个关口，自己出远门能不能回来，都要事先心中有数。第二就是父母病了，要懂医理，知道怎么治疗。第三就是父母不幸去世，要懂地理，找个好地方安葬”。父亲祖籍温州，当时这个地方很重视风水，住宅（阳宅）和坟地（阴宅）选址都是必须邀请风水先生的。父亲说，他小时候曾跟随风水先生跑过路，煞是有趣。从小的所见所闻，令父亲对风水学说逐渐产生了兴趣。
和其他钻研风水学的人不同，父亲对这些知识虽然精通，但是并不迷信。父亲懂风水，但是并不拘泥于所谓的风水理论。年轻时，他以好奇的心态涉猎风水学，探索把玩，疑信参半。等到年事日长，他说自己“涉猎既多，恍然而悟”，对这些东西就不再有任何的迷信了。
当时，有朋友对父亲说，他的办公室座椅的位置不对，不能那样坐。但父亲置若罔闻，他说：“我不需要鬼神来帮助我，一生行事无愧无怍，了无所憾，所以什么都不怕。”
父亲认为，风水学是我国古代质朴的科学研究，可惜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只把它用在阴阳住宅的选址之上。后来，这门学问在民间广泛流传，逐渐被加上许多妖妄之言，这实在是一个大错误。父亲一直在劝诫别人，不要迷信风水，因为风水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能够改变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族的命运。父亲说，老一辈的风水理论里就有一德、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之说，只改变风水而置积德、读书于不顾，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父亲希望那些迷信风水可以改变人生命运的人，可以从这个理论中醒悟过来。
父亲经历过两件与风水有关的事，这两件事也体现了他不迷信风水的态度。
第一件事是力保天文台不被拆。蒋经国晚年时，曾患过一次很严重的眼疾，对此，他曾向一个风水先生请教。那个风水先生勘察了“总统府”周围的环境之后，说蒋经国之所以患眼疾，是因为风水不利，都是被“总统府”前面的那个天文台所“冲”，应该把它拆掉。听闻此言，管事的人大吃一惊，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坐卧不安，陷入两难之地。因为如果相信风水先生所说，就需要拆掉天文台，而这个天文台是美国人帮忙建造的，且刚完工不久，一旦拆除，很有可能会酿成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更何况，宋美龄一生信仰基督教，根本不相信风水先生所言，想要说服她相信风水先生的话实属不易。但倘若不相信风水先生的话，如今蒋经国已经病成这样，万一那风水先生说得有道理，却置之不顾，耽误了蒋经国的病情，后果也十分严重。
这个管事的人左右为难，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想起了父亲。于是，管事的人就来拜访父亲，恳请他亲临天文台，看一看风水究竟如何，出一个主意，到底该如何是好。父亲本是不想管这件事的，因为他根本不迷信风水，更不相信蒋经国的病和天文台会扯上联系。但是，管事的人和他是老朋友，这个忙不好不帮。于是，父亲就答应下来，说会想办法的。待那人走后，父亲随即招了一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