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三代都患精神病 家属：精神苦难难消解 - 网易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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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三代都患精神病 家属：精神苦难难消解
西安一家人三代都患精神病，带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应该如何管理？他们又会给家庭带来什么样的伤害？社区、街办和派出所都很困扰。
原标题 西安一家人三代都患精神疾病 家属呼吁强制收容网易河北讯 4月1日下午5时20分许，西安小寨银泰城门口发生一起持刀杀人案，造成1死3伤。而酿成这一惨剧的凶手据信是一名精神病患者。那么，带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应该如何管理？他们又会给家庭带来什么样的伤害？昨日，华商报记者进行了走访。对于黄女士来说，患精神疾病的弟媳给她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更难消解的是这几十年精神上的苦难。弟媳发病时 弟弟被挠得血流满面黄女士家住城北一小区，生活还算宽裕。上世纪80年代，黄女士的弟弟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姑娘，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可就在双方父母商量婚礼细节时，有人告诉黄女士，这位准弟媳可能患有精神类疾病。“为了印证消息，我去弟媳的单位问过，同事们都说她脾气暴躁，一不如意就会追打挠伤别人。”黄女士的心凉了，三番五次劝弟弟另找他人，但都被弟弟拒绝了。一个月后，弟弟如期举行了婚礼。婚礼上新娘表现得挺正常。“那时我还抱有侥幸心理。可婚后不到三天我弟弟就出事了。”小两口因为生活琐事发生口角，弟媳一怒之下把弟弟挠得血流满面。随着时间推移，弟媳发病越来越频繁，对于弟弟的伤情，黄女士也从起初的心疼变得麻木。“我曾经在她清醒时找她谈过，她也很愧疚，可是伤人时她根本控制不了自己。”两人就这么生活着，还孕育了一子一女。可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更多的问题开始显露。弟弟2个孩子精神都有问题黄女士说，大侄儿在童年时对周围环境表现得很淡漠，只能与人做些简单交流，自理能力比同龄人差。几年后，相似的症状开始在小侄女身上出现，甚至比哥哥更严重。妻子重病无法交流，两个孩子又有可能重蹈覆辙，黄女士的弟弟接受不了现实，选择离家出走，照顾弟媳一家的任务也就落在了黄女士身上，“弟媳情况每况愈下，常年神志不清，照顾自己都成问题，别提教育孩子了。”现实让黄女士的生活变得拮据。但比起金钱上的困境，邻里异样的眼光更让她痛苦。每次弟媳跑丢，警察就来小区找黄女士，三番五次找下来，黄女士在小区里“出名”了。“派出所我不知道去了多少次，精神病院我也找过，但是弟弟不松口，我也不能把他们送进去。”两个孩子年岁渐长，到了读书的年龄，黄女士拿不出费用，只能任由他们在街道闲逛。症状较轻的大侄儿后来选择在外打工，而小侄女则继续跟着疯癫的妈妈在街上闲逛，偶尔会收些废品，维持生计。侄儿的孩子也有精神问题单靠收废品，弟媳一家的生活难以为继。社区知道此事后，申请了民政救助，给他们争取到了每月2000多元的补助，这样一来，弟媳家的生活也有了保障。这时，外出打工不到一年的侄儿传来了结婚的喜讯。黄女士本以为生活开始走上坡路，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小侄女发病了，在家中点燃了母亲收来的废纸壳，家成了灰烬。弟弟去年因病去世后，黄女士又发现，侄儿的孩子看上去也有精神问题，“我懊悔当时没有阻止弟弟结婚，现在一家三代都有精神类疾病，对家庭对社会都是负担。”黄女士曾和弟弟交流过，为什么不把病人送到精神病院呢？弟弟的回答是，经济不允许，送去后也不放心。黄女士说，自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社会没有相关机制能够遏制这种悲剧，“如果有强制收容规定该多好。”&&走访社区、街办和派出所均很困扰身边如果有随时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精神病患者，该怎么办呢？昨日，华商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市内的多个社区、街办和派出所，得到的答复是，这也是个让他们头疼的问题。一社区负责人说，他们只能安排管理员，在小区里随时关注这类病人的动态，嘱托其家属多加照看，如果出现异常，及时拨打110和120，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城区一派出所负责人称，市局和分局都有一系列的精神病人管控要求。西安市公安局一直要求基层派出所要加强对重点人口等工作对象的管控工作，对于易肇事闯祸的精神病人，还要求各单位不仅要开展春季排查工作，还要持续加大管控力度。包括组织社区民警以街道、社区、乡村为单位，对精神疾患人员进行普遍调查。各单位还要成立由监护人、社区（村）干部、街道干部、社区驻村民警、街道卫生专干组成的“五人管控小组”，防止发生重大危害。对于没有监护人或近亲属的精神病人，责任民警将联系其所在单位、村委会（社区）履行监管职责，做到定期入户访查，密切掌握动态，落实管控措施；如果精神病人经鉴定确认发生过的肇事闯祸行为或有肇事闯祸倾向，特别是曾有过打人毁物，可能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及生命安全行为的，警方将集中送往精神病院治疗。“但事实上，我们对有肇事闯祸行为的精神病人还是没什么好办法！”一民警说，2013年5月实行的《精神卫生法》规定，对精神病人送医必须尊重本人及其家属意见，在尚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时，当地警方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家属一般都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将其送往医院，更重要的是，精神病人发病多是间歇性、季节性的，不发病很正常，但谁都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发病。”&&心理家属：经济和心理的坎儿过不去为什么家人不把“武疯子”送往医院呢？昨日，华商报记者辗转联系上一“武疯子”的家属，他也有自己的苦衷。“经济不允许，家里有个这病人，条件都不会太好，而治疗的费用又不菲，条件差的家庭根本承受不了，尽管国家对这部分病人的治疗费用有补助，可是这补助根本就不够。”这名家属说。他曾经也将病人送往医院，但稍微平静一些就又接回来了，“担心他伤人，我会哭着用铁链子将其锁起来，我也没办法。”还有一“武疯子”的母亲说，“他再怎么都是自己的心头肉，我宁愿被他打，宁愿守着他，都不愿把他送到医院去。”&&呼吁综治办主任：希望有更成熟办法西安一街办综治办主任说，辖区有精神病人，他的压力也很大，“我们会统计，也会给民政报材料，与社区、街办、公安、卫生加强沟通协调，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有一个更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法律规定。”华商报记者了解到，美国所有的州都有立法机构授权进行非自愿民事监管。也就是说，各州可以用法律手段，违背当事人的意志或不顾其抗告，将某人置于精神病医院、精神病患者收容所等。也有市民表示，“武疯子”虽可能有暴力之举，但他们在社会中也是弱势。因此，从家庭和社会两方面入手给“武疯子”以关爱和治疗，是一个较为妥善的办法。这需要家人的积极配合，也需要社会多方努力。相关链接
本文来源：华商报
责任编辑：HEB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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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河北访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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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value=""&网页&/option&一个家庭与精神疾病长达 50 年的战争
撰文／Siddartha Mukherjee
译者／尹铭
来源／纽约客
偶尔治愈上周推送了一篇《被消失的1600万人》，讲述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不为人知的苦痛。
我们在后台收到不少了消息，对我们诉说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家人相处的点滴——短暂的欢欣、长久的痛苦、无法与人言说的无助。
因此，今天特别推送的这篇文章是站在亲人的角度，记录一个家庭长达半个世纪和精神疾病的战争，有决裂和不幸，也有温柔和爱。
我和父亲一起去拜访我的堂兄摩尼。
他的情绪非常消沉和沮丧，在痛苦里挣扎。他是五个兄弟中最小的，摩尼是他大哥的长子，他已经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自 2004 年以来，摩尼一直生活在一个收治精神病患者的机构，我父亲干脆就叫它「疯人院」。
他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靠着抗精神病药和镇静剂勉强维持，有一个护士会看着他，给他洗澡并喂他吃饭。
我父亲不愿接受过医生对摩尼的诊断。多年以来，他一直跟精神科医生们进行斗争，指责他们对自己侄子的照顾方式，希望说服医生们说他们的诊断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觉得摩尼破碎的心灵会以某种方式修复自己。
他曾两次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访问这家机构。他想象着没准能看到一个已经从疾病中好转的，在禁区里面偷偷过着正常的生活的侄儿。
摩尼不是这个家庭中惟一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我父亲有四个哥哥，其中两个患有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精神疾病已经折磨家族好几代人了。我父亲不愿意接受摩尼患病的诊断，部分的原因就是他严重的怀疑有一些疾病可能也潜藏在他自己身上，就像有毒废物一样。
拉杰，我父亲的三哥，曾经是家里最有前途的男孩，他很有魅力，受人钦佩。但是在 1946 年的夏天，他 22 岁的时候，他开始表现得很奇怪，好像脑子里的某根弦出了问题，他的情绪开始变得剧烈波动：一个好消息会引发不合时宜的狂喜，而一个坏消息会让他立即陷入极度的不安之中。
到那个冬天，拉杰情绪波动的频率越来越高，幅度上也越来越大。我父亲回忆他的心情会特别突然和陡峭的下沉和上升，有时显得很愚蠢，有时又让人感觉可怕。
有一天早上，当拉杰收到他的大学录取通知时，他喜出望外，竟然失踪了两天，据说是在一个摔跤营「锻炼」。他回来时发烧，陷入了幻觉，不久之后就死于肺炎。只有几年后在医学院，我才意识到拉杰可能正处在急性躁狂期的痛苦中。他精神崩溃是教科书中典型的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的症状。
父亲的四弟加古从我记事起一直和我们家一起生活，当时我五岁，他四十五岁。他也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他身材高大，很瘦，顶着一头蓬松混乱的长发， 眼睛里总透出一点狂野的气息。
与拉杰在二十多岁发病不同的是，加古从青春期开始就被精神问题困扰。他没有办法社会适应生活，跟除了我祖母以外的每个人都没法交往。他找不到工作，也无法独立生活。
后来，他开始出现幻觉，他头脑里的声音告诉他应该要做什么。但是他仍然有能力展现出对他人非凡的关爱：当我在家里不小心砸碎了一个昂贵的股东花瓶时，他把我藏在自己的床上，然后他告诉我母亲，他自己藏了「一堆钱」，足够买一千个花瓶来赔补。即便是他对我的保护和关爱，也体现出了他的精神疾病症状和混乱思维结构。
与拉杰不同，加古得到了正式的医疗诊断。在 1970 年代末，德里的医生检查了他，确定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但是没有给他开药。加古继续住在家里，隐居在我祖母的房间里——正如在印度的许多家庭一样，我的祖母和我们一起住。
加古生活在她的关心之下，在她的房间里吃饭，穿着她给做的衣服。晚上，当加古被他的恐惧和幻想折磨的时候，她就像哄一个小孩一样把手放在他前额上哄他睡着。她是他的护士，他的管家，他唯一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的辩护人。
当我的祖母去世后，加古加入了一个宗教团体，然后就消失了，一直到十几年后我们得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我们也失去了与摩尼的联系。他在学校之间穿梭，辍学。他头脑中控制他的那些声音变得越来越强。 2004 年，他被一群小混混殴打，因为他在公园里小便——他头脑里面的声音已指示他，这里就在这里，在这里小便。那年的冬天，在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崩溃之后，他被加尔各答的精神医疗机构收容了。
当我父亲和我去看望摩尼时，我跟他有二十年没见了。即使如此，我也希望能认出他。但是，我在访问室看到的这个人与我对堂哥的记忆差距很远。
如果不是他的看护说出他的名字，我以为面前是一个陌生人。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他以前是个语速很快的人，而现在讲话犹豫不决。他用力的、突然的吐出一些单词，仿佛吐出嘴里的食物一样。
访问中最令人难忘的不是他脑海里的暴风骤雨，而是他暗淡无光的双眼。他的名字摩尼，在孟加拉语中的意思是「宝石」，但通常也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一种在眼睛中闪亮的，不可思议的美丽光芒。然而这正是摩尼缺少的。他眼中的光芒已经消失了，好像有人用刷子把他的眼睛涂上了灰色。
基因里的恶魔
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家族遗传特性。
1911 年，瑞士德国精神科医生尤金·布鲁勒出版了一本书，描述了一系列案例：
通常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间，他们的思想开始纠缠和退化。在这种疾病中，思维失去了连续性，思想之间的线索被撕裂了，幻觉和偏执的想法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有些病人感觉灵魂脱离了身体，他们声称自己脑袋里面长了东西，骨头变成了液体，心变成了石头。有病人不让他妻子在烹饪中使用鸡蛋，否则他自己就会长出羽毛。
尤金试图找出这种神秘症状的解释，但在那个时代，他只能发现一个看似常见的因素：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有也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直系亲属，但他没有工具和方法来理解遗传背后的机制，连基因这个词都是在尤金出版他的书之前两年才产生的。
尤金的大多数同时代人还不能接受和理解，这种病是通过某个单一的因素在家庭中传播。然而，尤金对于这种继承性的认识却超越了他的时代。
他说：「如果人们寻找这种病是遗传的某种证据，那么你几乎总是可以找到它。不过就算是找到了这种因素，我们也对这种病症无能为力，除非我们能把遗传的这个单一因素按照特定的方式分解成许多遗传因素。」
在 1960 年代，尤金的预感被一项针对双胞胎的研究所证实。精神病学家确定，如果双胞胎中的一个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那么另一个发病的几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五，这比一般人群的风险高出五十倍。
早期的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之间存在很强的遗传联系。这些研究中描述的一些家庭的历史与我自己很相似：一个受精神分裂症影响的兄弟，一个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姊妹，侄子或侄女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家杰弗里·利伯曼研究精神分裂症整整 30 年，他说：「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不是一个单一的基因，而是有几十个基因涉及造成精神分裂症；第二，即使你继承了整套风险基因，就像同卵双胞胎一样，你仍然可能不会发展出这种疾病，显然，还有其他触发因素导致疾病的产生。「
尽管这些研究确定了精神分裂症具有遗传基础，但并没有揭示出哪些基因如何导致疾病。利伯曼说：「对精神分裂症族群的医生，患者和家属来说，遗传学成为最后的希望。 「如果我们能准确识别这些基因，我们也许会找到原因，如果我们发现原因，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治疗的方法。」
2006 年，国际精神科遗传学家联盟发起精神分裂症基因组调查，希望能够推动寻找涉及的基因。有 3,322 名患者和 3,587 名对照者参与，这是该疾病史上最大和最严格的研究之一。研究人员扫描了近七千个基因组，希望发现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区段的变异。
《自然》杂志 2009 年的报告显示，尤金对多种遗传因素的预言，被令人沮丧的验证了：超过一百个独立的基因组片段与精神分裂症有关。
一位研究人员说，有很多小的、常见的遗传效应，分散在基因组上，并且涉及许多不同的生物过程。有一些基因可以影响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另一些涉及细胞分子通道的基因，可能影响神经细胞的电信号传输。
但到目前为止，最显著的因素是在 6 号染色体上的一些基因片段。这个被命名为 MHC 的区域携带数百个通常与免疫系统相关的基因。
利伯曼对我说，MHC 这个区域的发现非常奇怪，也很惊人，我建议你坐端正了，然后开始记笔记。这是最明确的证据，它表明免疫系统中的某些东西可能与精神分裂症有关。它提出了非常吸引人的问题：与免疫反应相关的基因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利伯曼从论文中抽出了一个数字来展示这种联系的显著性。绘制基因关联研究结果的一种方法称为曼哈顿图，每个基因对应的条形图的高度展示出可能导致疾病风险的强度。在精神分裂症病患者身上，6 号染色体的高度是其它基因片段的两倍。6 号染色体上的 MHC 区域的条形图的高度跟其它可能导致疾病风险基因的高度相比，就像一座独立的摩天大楼，耸立在新建的大都市的天际线上。
在我童年，德里是一个只有低层建筑的城市，我的父亲加入了一家跨国公司，收入还算体面，建了一个相当大的两层楼房。当年在老家加尔各答的时候，他是跟自己的四个哥哥和母亲分享一个两室的公寓。因此他认为这所房子是展示他中产阶身份的象征。
我父亲用一点钱雇佣了一个有阅读困难的社区艺术家，在前门上画上了我家的姓氏「mukherjee」，这个艺术家把字母「J」搞反了，使它的尾巴向右弯曲。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字母就在那里挂着，似乎宣告这房子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常的。
大概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那天很热，我父亲出差刚回家，天花板的风扇似乎只是把热气更均匀的搅拌到房间里面。我们的两个邻居正在等他，空气里有一丝紧张焦虑。
我的父亲进了客厅，客人们和他谈了几分钟。他们的音调升高，话也变得尖锐。即使隔着墙壁，我也听了个大概。
加古向这两个人借了钱，虽然不是一大笔钱，但足够让他们到我们家来要求还款。加古告诉其中一名男子，他需要现金买点药，他跟另一个人说需要购买去加尔各答火的车票去拜访他的其他兄弟。
「你应该好好管管他，」其中一个人对我父亲说。
我的父亲默默地听着，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很生气，胆汁都冲到喉咙了。他拿了些钱给邻居们，告诉他们不用数了，也不用找钱。
在男人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会发生点痛苦的事情了。我们的厨师已经有了类似海啸之前往高处跑的本能，离开厨房去召唤我的祖母。
我父亲和加古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持续好一段时间了：加古在家里的行为在最近几个星期里一直特别具有破坏性，而这一幕似乎把我父亲彻底激怒了，这种脆弱的忍耐终于破碎了。
他走进加古的房间，把他从床上扯下来，加古无力的挣扎和抵抗。我的父亲怒气冲天，看上去十分危险。他推搡着加古穿过房间。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暴力行为，因为他从来没有对别人动过手。我的母亲在厨房里哭泣。我从起居室的窗帘后面，看到场面正在渐渐失控，就好像在慢动作中看电影一样。
这个时候，我的祖母从房间里出来，像一只狼一样气势汹汹。 她冲我的父亲叫嚷着，压制着他的暴力。 她的眼睛黑得像煤：「我看你敢碰他一下！」
「出去！」她冲加古低声说道，加古迅速跑掉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生气。她说的孟加拉语带有很重的口音和一些俚语，所以我一开始只是听懂了一点单词：子宫，洗，污点。 当我把这句话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如果你打了他，我会用水洗我的子宫来清理你的污点，」她说，「我会洗我的子宫」 。
我的父亲流泪了，他的头低下来了，「洗吧，妈妈，去洗吧。」
被过度修剪的疾病
贝丝·史蒂文森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后，于 2004 年开始研究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她说她一开始是被人眼睛里闪烁的亮光所吸引。
人的眼睛生来就是不安定的。眼睛和大脑之间的神经连接在出生前就形成了，这让他从子宫出来的第一分钟就开始对这个世界进行可视化的感受和评估。在眼睑形成和开放之前，在视觉系统早期发展过程中，就有很多自发的波动从视网膜传导到大脑，就像舞蹈演员在表演之反复练习一样。这些波动梳理了神经的线路，加强和松开了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发现这些自发活动的神经生物学家卡拉·沙茨认为种胎儿期的视觉排练行为对视觉系统的表现至关重要：世界在被看到之前，先被梦到。
在这个排练期间，神经细胞之间的突触大量产生，在后期发育期间很多又被修剪掉了。消除突触连接，导致神经回路不断集中，就像在一块电路板上反复焊接电路一样，这种发育方式，并不是视觉系统独有的特征。
在整个脑部，特别是涉及认知，记忆和学习的领域， 突触的大量产生和后期修剪在我们人生的前三十年里面不断发生，这表明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类头几十年的适应性学习。
在 2004 年冬天，史蒂文森加入了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本·巴雷斯的实验室，开始研究视觉系统中突触的修剪。
「当我在实验室开始工作时，没人知道为什么特定的突触会被修剪，」她告诉我。
修剪现象被认为是相当普遍的，有一些证据显示大脑皮层在学习，认知和形成记忆的过程中修剪突触。但史蒂文森和巴雷斯将注意力集中在视觉神经元上，因为它们是最容易研究的。
2007 年，他们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史蒂文森试图鉴定在视觉发育过程中识别和消除神经元突触的蛋白质。
她说，最奇怪的发现是，有一些蛋白质通常是用来标记和去除死细胞，细菌残留物或细胞碎片的，这些蛋白质会被重新加工，用来标记和去除突触。一些被控制缺乏这种标记蛋白的小鼠在清除细胞碎片的时候会有问题，它们在标记和修剪突触的时候也有问题。
第二年，史蒂文森搬到了波士顿儿童医院，设立了自己的实验室。 当我在 3 月上旬的一个冰冷早晨访问她的时候，实验室的工作正在紧张开展。 研究生们弯腰盯着显微镜，姿势像半开的书。一个女生坐在她的凳子上，正从一个人类大脑的新鲜活检碎片中提取单个细胞中，以便她可以在组织瓶中培养它们。
史蒂文森总是充满动力，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的手和手指跟踪着思想的弧线。
「我们在新实验室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对斯坦福大学问题的直接延续，」她说，「一旦我们认识到免疫蛋白可以标记和标记突变，我们会进一步问，实际修剪突触的过程是什么样？ 谁来编辑和决定突触的修剪？」
到 2012 年，史蒂文森和她的学生终于找到了这个「编辑」。一种被称为小神经胶质细胞的专门细胞，是用来清扫神经系统的。它的外形像蜘蛛，有很多手指一样的结构，研究者观察到它们在大脑周围爬行，扫掠碎片，消除病原体和细胞废物。这种细胞的清扫作用被观察和记录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史蒂文森发现，这些细胞围绕着被标记为应该消除的突触。她靠在她的电脑屏幕上，向我展示了一个形象：小胶质细胞包裹着神经元的身体，就像吃午餐一样，吃掉了突触。
史蒂文森的数据指出了这些细胞的新角色：他们是大脑的成熟线路的修剪者，就像园丁一样。
3 月初吹风的走廊如此寒冷，一条结满了白色冰晶的路，将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和史蒂文森实验室的玻璃楼分隔开。就是在这里，在 2010 年，对于史蒂文森对突触修剪的研究毫不知情的遗传学家史蒂夫·麦卡罗正对精神分裂症与免疫系统之间的遗传关联进行研究。
麦卡罗是一个非常孩子气的四十五岁的研究者。他开发了很多人类遗传学的工具。当史蒂文生花了十年时间研究大脑中突触修剪的问题的时候，麦卡罗的研究则非常广泛。他发明了可以应用于一系列生物学问题研究的新技术。 「我研究人类基因组中的变异如何能够产生我们每天看到的人类的变异和差异，」 麦卡罗告诉我。
MHC 区域的基因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联系是精神科遗传学中最强大的联系之一，但也是最令人费解的：为什么免疫反应区和精神疾病的风险有这么强烈的相关性？
麦卡罗将问题分配给阿斯文·斯卡，一名二十四岁学生，正在攻读在哈佛的医学博士学位。这被认为是一个几乎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阿斯文·斯卡想要一个真正的难题。
我和阿斯文在实验室附近的一个自助餐厅喝咖啡。他刚在急诊室值了夜班，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之后，他还要继续他的临床医学研究工作。他为自己的衣冠不整而道歉，然后继续向我提供了关于精神病学遗传学的印象最深刻的教程。
MHC 区域也许是人类基因组中最臭名昭着的部分——基因图谱的噩梦，正如阿斯文所描述的那样。人类的免疫力取决于多样性：过去侵入我们身体的成千上万种病原体迫使我们发展出一个广泛的免疫反应基因，包括一些具有数十种变体的基因。
阿斯文的工作是筛选这些基因，试图找出与精神分裂症风险相关的基因变异。2009 年的基因关联研究提供了可能发现精神分裂症基因的社区的鸟瞰图，阿斯文的工作就是像个警察一样挨家挨户的去找造成这些问题的基因。
三年前，阿斯文和麦卡罗找到了线索。在 MHC 区域内隐藏着两个称为 C4A 和 C4B 的基因。这两个基因几乎相同：它们可能来自数百万年前的共同祖先，在基因组上紧挨在一起。它们被称为 C4 基因，它们有四种常见的变体。
2013 年 12 月下旬，在冬季休假期间，阿斯文在波士顿公寓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上分析了来自 22 个国家的数十万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对照组的数据。他开始绘制四种 C4 基因变体与精神分裂症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令人震惊：精神分裂症的风险与 C4 基因变异体（特别是 C4A）的遗传有关。基因变体似乎产生的 C4A 蛋白越多，精神分裂症就越常见。
阿斯文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向麦卡罗发了电子邮件。 麦卡罗回忆说：那天晚上，我邀请朋友参加了除夕晚宴，当电子邮件弹出时，门铃刚刚响起。
「当然，我几乎没有和客人说话。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一个二十多岁的孩子进入一个实验室，定义了人类基因组最复杂区域之间的变化，并展示了这些变体如何成为精神分裂症风险的基础。令这么多年来困扰许多人的数据展示出了某种规律。」
到目前为止，C4A 基因已经成为阿斯文和麦卡罗研究的核心。基因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个基因的变体与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有关？他们知道 C4A 编码免疫系统使用的蛋白质来识别，标记和消除细胞碎片。简而言之，这与史蒂文生在街对面涉及突触修剪的相同的免疫因素密切相关。
阿斯文和麦卡罗很快就与史蒂文生进行了一系列协作实验，以确定 C4A 如何参与突触编辑，以及进一步，突触编辑如何影响精神分裂症。他们邀请了另一名免疫学家麦克·卡罗尔，他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 C4 在免疫疾病中的作用。在人脑组织和烧瓶中培养的神经元中，他发现 C4 蛋白在突触中积累丰富; 在小鼠中，这种积累几乎在突触修剪开始的时候发生。缺少 C4 基因的小鼠大脑中很多应该被修剪的突触没有被修剪，这表明基因与修剪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阿斯文证实，C4A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中比在正常大脑中更丰富。精神分裂症患者 C4A 水平升高的恰恰是涉及认知，规划和思考的大脑部分，这些部分受损最严重，而那些控制平衡，姿态和言论的大脑区域，则受到的影响很小，功能基本上保持完整。
一个非常简单的的理论被揭示了出来：也许 C4A 与史蒂文生在突触修剪中鉴定的其他免疫因子一样，在正常大脑发育期间，标注出那些应该被消除的神经元突触。随着大脑逐步发育成熟，小胶质细胞将这些被识别并标注出应该被消除的神经元突触吞噬掉。 C4A 基因的变化导致在人脑中 C4A 蛋白质的水平不同。一些人的 C4A 蛋白质过量，这就导致突触被过度修剪，从而减少了大脑中的突触数，这将解释精神分裂症患者倾向于具有较少神经元连接的确切事实。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往往在生命的第二和第三个十年期间发生是有原因的，因为青春期和早期成年期正是在管理规划和思考的大脑区域里面，修剪突触达到最高潮的时期。
麦卡罗总结，精神分裂症，「可能是一种过度修剪突触导致的疾病」。应该保留的突触被削减了。 「C4A 论文是我们时代精神分裂症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因为它确定了一条途径并提供了一种机制，」利伯曼说。 「它打开一了个黑盒子。」
当人们以日常的方式思考遗传时，他们会考虑到代际间一些独特的特质的传承：父亲鼻子的特殊形状，或通过家庭遗传的，对于一些异常疾病的易感性。但实际上，基因才是导致这些问题的更加普遍和深刻的原因。它们决定了一个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器官。导致精神分裂症的 C4 基因，它也被用来控制修剪大脑的突触，让人们的认知、思想和学习更加适应现实。
这个基因的作用只要稍微过分了一点，那么尤金早年发现的关联就展示出来了，导致头脑不清醒的精神分裂疾病就被释放出来。然而，这种基因如果稍微不足一点，我们就会失去自适应学习的能力，没有修剪的突触会让我们的大脑保持幼年时期的混乱。
每一个独特的，健全的自我，必须生活在一个没有过度修剪，也没有被忽略了修建突触的平衡状态下。
无法分割的自我
在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拉杰从大学带回了一个数学难题。另外两个弟弟也都想试试看。他们受到兄弟间竞争的驱使，带着青春期的脆弱自豪，以及在一个不饶恕失败的城市里积累起来的对失败的恐惧，尝试解决这个谜题。
我想象着，他们三个人，分别是二十二岁、十六岁和十三岁。都在狭窄的房间的角落用他们自己独特的策略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父亲，严厉、目的性很强，但是缺乏灵感。加古则用他非常规、有独创性的办法，但是带着漫不经心的态度。而拉杰带着灵感、纪律和自己的傲慢。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个问题尚未解决。不像他的兄弟们，拉杰工作了整夜，黎明时，他已经破解了难题。他把这个解决方案写在四张纸上，并把它留在了兄弟们的脚下。
眼下有一种「疯狂的天才」的流行文化，好像有一种分散在疯狂和光彩之间的心灵，有那么一个开关，让这个天才可以在两种状态间切换。但是拉杰没有开关。这两种状态在他身上是同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不可分割。
浪漫的精神病这种说法，似乎还有些诱人，所以让我强调一下，这些精神分裂的男人和女人经历了令人恐惧的认知，社会和心理障碍，在他们的生活中经历了破坏性的痛苦。我个人密切体验和理解这一切。
这个数学难题的夜晚，带着一些自豪和欣快，印在了我家人的心中。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是了。
这个夜晚带来了接下来的恐怖一周。拉杰的不眠之夜变成了第二个不眠之夜，然后是第三夜。解决问题的全能感觉，带来了暴躁的疯狂。或者也许是第一次的精神问题发作，激发了彻夜不眠解决问题的行为？
无论怎样，他消失了，几天没有回来。我的祖母，为了防止类似事情的发生，在家里禁止玩谜题和数学游戏。
当我们识别到导致精神分裂的基因，一个不可避免的想法是，我们有一天会发现可以扭转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
「目前所有精神分裂症药物只能缓解症状，而且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利伯曼说，「没有什么可以解决根本原因」。
也许会有一种方法来阻止精神分裂症中的突触过度修剪，或者是为了防止双相障碍神经活动的不稳定。但是我们会想要消除或缓解哪些症状？需要我们在症状出现前长期治疗的儿童怎么办？如果治疗的过程导致个人自身心理建设和大脑发育被打断了呢？
在我访问麦卡罗实验室的那天晚上，我在波士顿的一间餐厅跟我的精神科医生朋友汉斯吃晚餐。他治疗一系列精神病，包括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和抑郁症。他的一些患者有轻度的精神疾病，还有一些处在疯狂的边缘，甚至有已经发展出很重的精神障碍的病人。
许多人过着功能健全的生活，有些人把自己的痴迷和精神病融入了创意之中。他们的疾病让他们丧失了一部分能力，但是又给予了他们灵感。疾病是他们的魔鬼，他们的天使，他们的魔鬼。
我们的谈话转向了 C4A 研究。如果精神病学进入神经科学领域，如果我们能够随意使用药物修剪我们的神经突触，我们将如何治疗？
「如果有点精神疾病对你有好处呢？ 」汉斯说。
事实上，「好」和「坏」这个词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
精神障碍，这只是你的一部分。拉杰的专注和天才与加古的温柔和关爱，谁说不是因为其基因组的独特结构所致？
在我们访问摩尼后的第二天，我和我的父亲在加尔各答散步。我们在密西达火车站附近开始，走过左边的鱼和蔬菜的露天摊位，右边是一个长满水葫芦的池子。当我们向城市前进时，人群变得拥挤。在街道的两边，较大的公寓被切分成小的物业单位，仿佛受到一些激烈的生物过程的驱动，一个房间分为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空气中漂浮着炊具和煤烟的味道。在药店旁边，我们折进了哈亚特可汗巷的入口，走向我父亲及其家人所在的房子。房子门前有一个小庭院。一个女人在楼下的厨房里，用一把刀在砍椰子。
「你是 Bibhuti 的女儿吗？」我父亲问。他曾经拥有这所房子，并把它租给了我的祖母。他去世了，但我父亲知道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不，我是他哥哥的儿媳妇，」女人小心翼翼地说。 「因为他的儿子死了，我们住在这里。」
他们之间达成了一些理解。那个女人认出了我的父亲，当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认出，他们从未见过面。但是在加尔各答、柏林、白沙瓦、德里、达卡等地方，所有地方，这样的人似乎每天都会出现，出现在街上，不经意地走进房屋，迈进过去的门槛。
她的态度变的热情起来，「你是曾经住在这里的那家人吧？不是有很多兄弟吗？」就好像已经期待这次访问很久一样。
她十二岁的儿子从楼上的一个窗户偷看，手里拿着教科书。我知道这个窗户。加古曾经在那里连续好多天盯着院子。
她转向我父亲，「如果你愿意，去楼上看看吧，但把鞋子留在楼梯间。」
我脱掉了我的运动鞋，我的赤脚感觉到地面十分亲密，仿佛我一直住在这里。它比我预料的要小，通常从别人回忆里得到的印象都是如此，而且也有些平庸和和尘土。记忆让过去锐化，只是事实在不断衰落。
我们爬上一条狭窄的楼梯到一对小房间。四个兄弟纳库尔，拉杰，加古和我的父亲分享了一个房间。最大的男孩拉坦（摩尼的父亲）和我的祖母分享了相邻的房间，但是，随着加古渐渐变得疯狂，她把拉坦赶去和兄弟一起，并把加古带进去。
我们站在屋顶的阳台，黄昏降临得得如此之快，几乎可以感觉到地球远离太阳的弧度。我的父亲朝着车站的灯光望去。一座火车在远处拉响汽笛，像一只孤独的鸟。
「基因，」他皱着眉头说。
「孟加拉语该怎么说这个词？」我问。
孟加拉语没这个词，但也许他可以找到一个替代品。
「Abhed，」他说，我从来没听过他说这个词。它意味着「不可分割」或「不可穿透」，但它也被用于表示「身份」。
身份的缺陷，遗传疾病，不能与自己分开的瑕疵——这个短语能指代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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