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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未来5年中国人均GDP将跨过12000美元这个坎
作者：之家哥
摘要：网贷之家小编根据舆情频道的相关数据，精心整理的关于《蔡昉：未来5年中国人均GDP将跨过12000美元这个坎》的相关文章10篇，希望对您的投资理财能有帮助。
《蔡昉：未来5年中国人均GDP将跨过12000美元这个坎》 精选一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凤凰网财经讯 日-3日，以“决策与市场”为主题的第六届凤凰网财经峰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邀请到政商学等各界嘉宾，围绕十九大后中国经济改革、金融和产业发展方向蔡昉分析称，等议题进行探讨。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发表题为《城镇化进程是不是可持续？》的主旨演讲。蔡昉表示，中国现在2016年人均GDP是8千多美元，处在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中。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城镇化水平其实比中等偏上国家的平均水平要低不少，和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比就低得更多了。蔡昉表示，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完成这一任务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必须推进城市化。蔡昉表示，希望在未来5年，我们能够跨越一个门槛，就是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这个门槛的水平是什么呢？是人均GDP一万两千多美元。蔡昉表示，总的来看，我们目前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是很高的，还有大幅度下降的余地。以下为速记实录：蔡昉：大家下午好！我们每年到这个季节，北京是各种各样的峰会、年会，大家我们都听好多各种各样的演讲。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还是像一个学术研讨会一样，来发表一篇研究的成果。首先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城镇化进程是不是可持续？回答当然是可持续的。但是，并不是可以坐在那儿就等来的，也不是敲锣打鼓可以迎来的，必须通过更大的努力，这个努力包括要深入进行改革。我们先看一看，说我们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在什么样的阶段上？我们总的来说，城镇化和人均收入水平是完全同步的。没有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或者是现代化的国家伴随着非常低的城市化水平。不管你是有什么样的国情，有什么样的特色，只有城镇化不断提高，而且达到高度化，才能进入现代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是客观的规律。因此说城镇化体现了***所说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推进城镇化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大家可以看，我们中国现在2016年人均GDP是8千多美元，处在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中。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城镇化水平，其实比中等偏上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不少。和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比就低很多，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井，其中一个就是必须推进城市化，和我们的要求还差很远。我也做了一些比较，说我们不跟刚才我们看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城镇化水平是80%多，我们不跟他比，我们今天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我们未来5年，我们希望在未来5年，我们能够跨越一个门槛，就是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这个门槛的水平是什么呢？是一万两千多美元，也就是说我们从八千多美元到一万两千多美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一看，我们要追上哪些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因此，我就把这些国家，按照横坐标是人均收入水平，纵坐标分别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这是左边的图，右边的图就是城镇化水平。大家看从中国，那个标红点的位置就是中国的，可能有的是统计数字，有的是我个人估算的数据。总的来看，在未来，我们要赶上这些比我们收入高，从我们这儿开始，一直到一万两千多美元，但是刚刚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的这些国家，就是我们要赶超的，我们和它比，我们目前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还仍然是很高的，还有大幅度下降的余地。无论是官方的数据28%也好，还是我个人估算只有18%也好，要赶上国家，我们还要继续下降。从城镇化水平来看，我们要赶上这些国家，还要从目前50%要大幅度的提高，因此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看上去我们的数据，你看红色的这条线，我们常住人口城镇化增长很快，而且几乎是直线的，没有任何的波动的一年一年往上走，目前达到57%，也很好。同时我们前些年也开始强调，要推进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因为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意味着把一些没有城市户口的人，但是你只要住的时间超过了半年，你也就变成常住人口的城市人口。我们还要强调一个，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虽然它还滞后，但是近几年也有比较大的提高，目前也超过了41%。看上去这个统计数字还是比较乐观的，还应该我们的城镇化是可持续的，是健康的。但是我们再看一看后边，我们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叫做被城镇化，被城镇化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57%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至少应该有1.7亿人是没有城镇户口，是农民工，他们进到城市时间是超过半年了，但是并没有取得城镇户口，一方面统计局把他写进了城镇化城镇人口里边，构成了57%，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均等的获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待遇。他们享受越来越多的，但是完全还谈不上跟城镇人口取得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叫做口径城镇化，口径城镇化，目前在我们的城镇化中，构成了，我们每年增加的城市人口中构成有53%来自于口径城镇化。是什么意思呢？也可以叫就地城镇化。也就是说过去这些人口他什么都没变，人还在那儿生活，他的工作还是那样，他可能公共服务总体上也是那个样子。但是过去他可能叫做县，现在因为叫了市了，他变成城镇人口了，甚至可能被登记为户籍城镇人口了。他过去是带村子里，现在一变，变成了居委会。诸如这样的一些口径区划上的变化，他们也是被城镇化了。大家可以看到，就地变更的口径城镇化占了50%多，但是这部分也有意义，但是总的来说，没有发生真实的变化。真正有意义的是流动人口，农民工城镇化这部分使他们不断地进入城市，带来城市的劳动力的供给，人力资本的供给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部分是有意义的，我们的城镇化可能重点应该是放在农民工进城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进城到底对中国经济在过去做出多大的贡献？我左边这张图，我是标识了我们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分别是由哪几个部分构成，大家看最大的，下边那块面积是资本积累，但是资本积累是和劳动力的充足保障是有关的，因为你的劳动力充足，你才能力保证资本报酬回报率比较高，同时也保证你有比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同时劳动力的供给本身也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粉色的面积，上面的蓝色是人力资本，农民工进城其实是改进了城市的人力资本，你们表面上看上去说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就是那个年龄段的比如说16岁到19岁之间，你拿他和城市的16岁和19岁的人做比较，好像从农村毕业的他们受教育年限可能低一些，有可能他的学校的质量也会低一些，但是他们进来以后，他们替代的都是临近退休的城市劳动者，而这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其实是低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因此他们不断进城替代了那些退休的人，实际上是提高了我们的人力资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贡献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就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力极低的农业中万一到非农产业，二产、三产意味着资源得到了更好的配置，因此我们获得了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改善。右边这张图是我分解的，过去我们30多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倍，16倍多。其中分别有第一产业自身做出的贡献，第二产业自身做出的贡献，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做出的贡献，但是他们加起来是全部劳动生产率提高水平的50%多，还有40%多，接近一半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就是劳动率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因此劳动力的流动，主要表现在从中西部地区到沿海地区，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非农产业，而这个过程是跟城镇化是同步的，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未来会怎么样？我这个地方画了一个，黄色的框框表明我们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仍然是继续提高的，但是农民工这条曲线是表明农民工对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做出的贡献比例。大家看他还做出积极的贡献，但是近年来已经显著的下降。我这个数是到2014年，到2014年它已经**下降了。2014年之后是什么样呢？我觉得，大家看一看，更不乐观，这两个曲线分别，大家先看蓝色的，蓝色的线代表农村16岁到1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到19岁的含义是什么呢？是初中和高中的农村的毕业生。他们是城镇化每年新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构成成分，几乎是全部，就是靠他们。因为目前在农业中务农的人基本不会再转移出来了，因为他们都年龄很大了。所以如果这部分人口，他不再增长了，或者说已经进入负增长了，我们每年进城的人就不够了，就会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大家看他经历了一个转折，一个倒U字型曲线，那个顶端的是2014年，到2014年农村16到19岁的青年达到了峰值，在这之后，他就是减少的趋势。相应的，大家再看那条粉色的曲线，那是我们每年农民工的增长数量，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出，他已经停滞，在过去这一两年，去年2016年比2015年大概只增长了三四十万。今年，完全有可能还会少一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说农民工向城市转移，已经乏力了。因此我做一个思想游戏，一个统计游戏，但是不准确，但是是现实。大家看这个图，人口学家把它叫做金字塔图，金字塔那边没有，我们就不画了。它是农民工目前我们进城的农民工有1.69亿人，这部分人的年龄构成大体就是这样的，从下边是0岁，上面是百岁，他们主要集中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区段。每年新增的这部分人，大体上就是16岁到19岁，大家看下边那个绿色的部分，它每年还有3600万的增加量。但是每年还能增加3600万，从农村转到城市来，但是我们从统计上已经看不出来了，前面那张图显示过去这两年我们农民工进城几乎是零增长，因为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了养老保险，因此他们过了40岁，他们就想着回去了，40岁以前可能回家的概率是近乎零，40岁以后他回家的概率逐年增加。我们假设我们做了一个判断，假设每年进来3600万，回去3600万，就意味着说，进城农民工的净增量是0，这就是过去的情境。意味着在40岁到64岁之间的农民工，他们的回家概率平均是50%，因为他们一共有7千多万人，一半的人每年都要回去，正好和每年进来的人抵消，保持了零增长。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未来如果我们的农民工转移，城镇化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他们的返乡意愿应该下降，应该愿意留下来，因为年轻一代来的越来越少了。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我们是加大返乡意愿，我们怎么对待他，决定了他们返乡意愿是50%，还是30%，还是80%，这就取决于我们的政策要善待他们。同时我们还有更根本的政策，就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来的，就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通过户籍制度让在城市已经待下来的农民工彻底待下去，成为我们的城镇户籍人口。这是最根本的一个改变。最后，结语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里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我们GDP增长了29倍，人均GDP增长了20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了16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倍，也就是说我们收入增长是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而劳动生产率，它的提高取决于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农民工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改变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整个这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城镇化过程，特别是以农民工进城为主要推力的城镇化过程，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改写了我们城镇化率，改写了非农化率，改写了基尼系数，改写了人类发展指数，这是我们取得一切成就的源泉，因此这个过程必须持续下去，才可能符合我们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谢谢大家！主持人：谢谢蔡院长《蔡昉：未来5年中国人均GDP将跨过12000美元这个坎》 精选二日清晨，数万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国庆升旗仪式。 视觉中国 图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过上美好生活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然而，至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进而实现现代化，依然是个世界性难题。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攻坚克难，尤其过去五年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转型发展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是世界性难题当前，全球发展呈现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发达国家掉入“发达陷阱”并存的格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由世界银行提出，系指：一个国家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普遍表现为经济的持续减速或保持缓慢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现代化的一道坎。至今，全球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并不多。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五十多年来全球一百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日本、韩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阿根廷、马来西亚等南美、东南亚诸多国家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中等收入陷阱”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20世纪60年代的菲律宾和70年代的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等国家，当时都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但目前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在各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中，总结成功的经验，主要是：实行“技术立国”、“教育立国”战略，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鼓励创新，通过引进、模仿和消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尽快走上自主创新道路，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提高居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强有力的引导作用。不成功国家的教训，主要表现为:有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自然资源，而这些自然资源的价格波动很大，当价格较低的时候，增长就会放缓或停滞；有的国家主要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发展制造业，这种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消失，也会导致经济的衰退或滑坡；有的国家是由于**不稳定，国内社会矛盾突出，导致经济停滞；还有的国家是由于政策失误，没有处理好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出现了经济萧条。归结起来主要是：发展模式没有很好地实现转换；产业无法有效升级；创新能力不足，没有通过创新形成新的增长点；腐败多发以及贫富两极分化引发社会动荡；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国家战略和**政策偏差；泡沫经济造成金融危机。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程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与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廉价劳动力优势，紧紧抓住全球化机遇，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经过近四十年艰辛努力，迈进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人均GDP达8000多美元，实现了国家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全球工业品生产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尤其是过去年来砥砺前行，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与新挑战。一是严重少子化、老龄化已成为最重要的新基本国情。人口少子老龄化是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也是21世纪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近年来，不少国家民粹主义泛起、新保守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弥漫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症结在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根源在于主要经济体老龄化在加深。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从短期看，是由于当前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彻底难以为继。从长期看，根本原因是人口结构严重失调，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目前，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6.6％ ，**低于26%的世界平均水平，比美国的19%还低。中国的少子化程度已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而老龄化则在加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10.8%，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当前，中国劳动力供给不足已拉开序幕。2012年至2016年这五年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1900万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2011年的69.8%下降到2016年的66.7%，减少了3.1个百分点。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其中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这是劳动力的主力军、生力军，也是创新和消费的主体）2020年后将出现悬崖式急剧减少，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只有2.21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下降幅度达32%。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带来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困难，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年均上涨10%左右，农民工工资年均涨幅在15%左右，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当前企业投资缺乏动力，与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关系。此外，人口结构失衡也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 ，削弱消费能力，影响内需，给社会养老造成空前压力，从而引发产业竞争力下降，制约经济增长。至今，全球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都是在人口结构健全情况下取得的，然而，目前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已进入了少子化社会、老龄化社会，这将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跨越之后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二是房地产泡沫、高房价。严重少子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制约因素，而房地产泡沫则使经济下行雪上加霜。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高峰都是在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进入高收入阶段才出现。但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与膨胀**超前于城镇化、工业化水平，在未进入高收入阶段，中国就出现较严重房地产泡沫。经过十多年的房价大幅度上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较严重的泡沫。房地产投机抑制了消费和内需，造成实体经济空洞化，弱化了创新动力，阻碍了城镇化进程，制约了生育，拉大了贫富差距，孕育着金融危机风险。劳动力短缺造成用工成本刚性上涨叠加高房价推升企业的商务成本，在这样的双重不利因素夹击下，近年来，实体经济出现不少困难。三是资源、环境难以为继。中国是世界工厂且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消耗资源的传统发展模式，这带来了过度消耗能源资源以及严重污染生态环境问题。当前，中国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到四倍。目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全球首位，占四分之一以上，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量也名列全球首位。四是全球变老、外需疲软长期化。当前，全球老龄化进一步加深，全球正在变老，国际需求疲软将呈长期化，这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之后的发展十分不利。四大潜力将助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尽管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新挑战，但也要看到，中国拥有体制优势，经济发展的韧性好、回旋余地大。当前中国还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市场化程度低、服务业化滞后及城镇化水平低下的发展瓶颈。创新能力、市场化程度、服务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中国在这四个方面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在市场化、服务业化、城镇化水平方面也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差距既是约束条件也是发展潜力所在，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有效推动中国发展。创新潜力。当前人类发展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取代了劳动力、资本而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作用，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世界各国纷纷将科技创新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不断加强创新能力和加快重点领域技术突破，以期引领未来发展，占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目前，由于人口结构严重失调，中国劳动力优势开始丧失，且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只有大力推动创新，才能提高效率，应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当前，中国拥有巨大创新潜力。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年以上，大专以上学历人口达到1.2亿人，每年有六百多万大学毕业生，教育经费投入已占GDP的4%，研发人员总量达300多万人，居世界首位，发明专利申请也居世界首位。市场化潜力。近四十年来，中国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基本取向，市场经济成为改革的主体内容和方向，但当前，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仍在半程中，商品领域的市场化发展起来了，但要素领域和服务领域的市场化还相对滞后，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价格存在着一定扭曲。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来看，农业基本市场化，工业除部分资源品未完全市场化外，也已基本市场化。但服务业市场化程度却相当较低。除传统服务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之外，众多服务业领域市场化程度都比较低，市场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服务业化潜力。服务业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制造业环节只占产品价值的不足20%，而研发、营销等服务环节则占据着产品价值80%以上的份额。服务业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服务业实力在国际分工和产业链中占据高端位置，拥有竞争优势，获取大部分利益。当前人类发展已由工业文明迈向知识经济文明，全球经济已经演变成以服务为主的经济，但中国服务业化水平低，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201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1.6%，**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份额，也比同等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就业比重也明显偏低。中国要成为国际大国和强国，必须在研发、文化、信息等服务业领域上发力，成为服务业大国和强国，以改变目前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低端的状态。否则，只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继续充当打工仔角色，获取廉价利益，付出的是高昂环境代价。十八大提出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经济就需要长期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从三大产业来看，农业与工业再保持高速增长将相当困难，而服务业众多领域却供不应求。国际经验表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服务消费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达8000多美元，服务业将呈现加快发展态势，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服务业已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中发挥了主要支撑作用。在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发展中，服务业作为潜力最大的产业能否继续快速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城镇化潜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大潜力所在，也是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城镇化可以引发消费需求，推进城镇化发展，变农民消费为市民消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为服务业发展创造需求基础，服务业发展的规模和结构，取决于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规模；城镇化还可以刺激投资需求，有利于加快城镇的交通、供水、供电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给建筑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巨大需求，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城镇化率57.4 %，而实际城镇户籍人口只有41.2%，与发达国家80%水平相差甚远，也**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在进一步推动城镇化方面，中国仍大有潜力可挖。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但6.5%左右的增速在全球依然十分亮丽，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维持在30%左右。因而，中国有望在2024年左右实现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000美元，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基本经验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进程中，中国积极借鉴了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坚持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旗帜，“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通过改革开放，中国解放了思想，激发了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构建和不断完善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认识、处理了**和市场之间关系，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更好发挥了**作用，有效克服了市场失灵的风险。中国的改革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敢于向体制机制中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和矛盾。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加快破除了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开放经济，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已成为“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外开放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和世界发展的大势，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通过对外开放，中国打破了闭关锁国，大量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资金，与中国巨大的劳动力优势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中国的发展是改革与开放并举，奉行的是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中国经济发展已为世界带来巨大的溢出效应，更加开放的中国更能造福世界。在全球经济衰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思潮弥漫全球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等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机制，体现的是中国的大国担当，通向的是共享共建的世界治理新秩序。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推动者，正有力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第二，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并注重科学发展、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永恒主题，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金钥匙”。**书记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在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前，中国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要求中国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根本上讲就是抓住了这个第一要务和中心。尤其是过去五年来，中国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从根本上说，都以发展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为基本前提。没有发展这个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寸步难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尤其是过去五年来，中国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重，实现了“五位一体”（经济建设、**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相互促进、统筹联动，不断谱写出中国道路的新篇章，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发展已不仅是经济总量增长的问题，更是全面的发展，其中绿色发展是重中之重。中国是世界工厂，且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这带来了过度消耗能源资源以及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问题。中国的能源资源需求已成为世界能源资源需求的主要推手，如果还沿用粗放型增长方式，不着力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不仅中国的能源资源将快速枯竭，全球的能源资源也将难以为继。实现绿色发展显得十分紧迫，这不仅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也是对全球发展负责。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及时提出绿色发展的理念和战略。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社会发展，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提高。严重老龄化已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挑战。进一步健全人口结构，应对老龄化挑战，是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过去五年来，中国进一步完善了人口发展战略政策，释放了生育潜力，减缓了人口老龄化压力，确保了人口安全。第三，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能力不足、无法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就十分重视科技、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大力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基因工程等方兴未艾。创新驱动是世界大势所趋,已成为许多国家谋求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过去五年来，中国高度重视创新，提出创新驱动是国家命运所系，强调创新应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大力实施了创新驱动战略，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过去五年来，中国坚持问题导向，跟踪全球科技发展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努力赶超，在一些关键领域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形成了比较优势。中国强化了激励措施，大力集聚创新人才，激发了一大批科学家、科技人员、企业家的创新激情。中国正在健全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使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目前，中国科技创新已由以跟踪为主步入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在电信设备、能源设施、铁路、船舶制造等重工业领域中，中国企业已可媲美甚至反超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创新驱动战略的大力实施，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第四，大力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模式没有很好地实现转换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采取了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这种发展模式对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很大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在既无资本又无技术，只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历史背景下，这种选择也是必要的。但是，实施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环境代价也是相当巨大的，造成了过度消耗能源资源以及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问题。目前，中国GDP占世界总产出份额为16左右%，消耗的煤炭、一次能源和淡水却分别占世界消耗总量的50%左右、22左右%和15%左右，原油进口依存度达65%。因此，二十年多前，中国就提出要改变增长方式。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深入，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此外，当前全球正在变老，国际需求疲软将呈长期化。依靠要素成本优势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处理得不好，中国就有可能掉入“后中等收入陷阱”，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将长期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局面。过去五年来，中国着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重处理好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问题，转型发展开启出了新历史篇章。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正加快向内需为主、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的以服务业为中心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在保持制造大国优势的同时，中国正在向制造强国、服务大国和服务强国转变。中国正以大力推动创新为抓手，加快转型升级，以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应对要素投入增长的放缓，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应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推动经济发展走向中高端，实现有质量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第五，精准脱贫、共同富裕。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因素。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扎实推进扶贫工作是扩大内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优化经济空间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初始，中国就高度重视消除贫困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享”的发展理念,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有效避免了“两极分化”问题。通过近四十年的努力，中国有7亿多人摆脱贫困，贫困发生率由改革开放之初的97.5%降至4.5%。到2020年，中国将全部消除绝对贫困人口，十几亿中国人将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的局面。《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对人类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反贫困斗争取得的巨大成就、成功经验，为全球反贫困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蔡昉：未来5年中国人均GDP将跨过12000美元这个坎》 精选三更多精彩内容，点击上方蓝字金都e贷关注我们●观察中国经济是不是触底，看两个底，三个指标，需求侧主要看投资能不能走稳，供给侧主要看PPI能不能由负转正，然后是工业企业利润由负转正。如果这三个指标都发生了变化，就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触底了。●经济触底以后会是一个大的“L”型走势，不会出现“U”型或者“V”型反弹，有可能出现小的“W”型波动。由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主办的“2016年第十三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日前在京举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等就供给侧改革、当前经济形势和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未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自创造性破坏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增速下降，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主要是供给侧。为什么说是供给侧？中国经济在过去30周年实现了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这10%的增长是由大约10%左右的潜在增长率支撑的，潜在增长率是由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提高速度决定的。我们测算的结果显示，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大概是10%。如果经济增速低于10%就说明经济增长速度有缺口。经济增长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主要是因为受需求侧的冲击。中国在过去30多年发生了很多次经济低谷，都是需求侧的冲击，可以称作周期现象、需求现象。现在的情况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经济在2010发生了一个发展阶段的变化。从表面上看，中国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进入到了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从更深层次看，我们经历了一个人口的转折点，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不再提高，从2010年开始负增长。反过来，我国人口抚养比到2010年降到最低点，在这之后就是上升的趋势，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些转折点怎么影响经济增长？第一，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此竞争力下降。第二，年轻一代远远比老一代受教育程度高，当新成长劳动力增长速度慢下来的时候，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也下降了。第三，当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就会发生，投资没有好的回报。第四，因为新成长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每年毕业的中学生，16—19岁的人群到2014年到达了峰值，去年开始负增长，这意味着劳动力进城的转移速度**下降，它带来的资源重新配制效应会**弱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减慢了，这些都会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根据测算，2010年之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10%，实际增长也是10%。“十二五”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到7.6%，实际增长7.8%。到“十三五”，我们预计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下降到6.2%，同时现在六点几的增长速度还在潜在增长率之上，没有增长缺口，但是如果还以为中国经济还有10%、9%增长，就会发现我们有增长缺口，因此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有助于我们认识为什么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供给侧的原因，要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保增长。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现实工作中可以去杠杆、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那么上升到理论怎么做？在我们传统的增长源泉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固然还有一定潜力要挖掘，比如说劳动力供给还有潜力，农民工让他在城市都住下来，可以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降低劳动力成本。但是更根本、更可持续的增长源泉在于创新发展，而创新发展对***家来说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发展。那么全要素生产率是生产要素投入之外带来的增长源泉，是效率的东西，归根结底是配制效率。过去3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源于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它意味着什么呢？农业是个劳动力过剩、生产力低的部门，当把过剩的资源吸引出来，投入到了更高、资源不足的产业中，会得到了一个资源重新配制效率，这个效率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最主要的成分。2014年农村16—19岁的人口到达峰值，之后是负增长，农民工的转移速度也就会越来越慢。这个急风暴雨式的资源重新配制的效率就越来越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像一个新古典式增长模式，那个时候还有资源重新配制的源泉。三大产业内要素流动是一个大的资源重新配制，那么在不同的行业之间还可以重新配制资源。在一个行业中，企业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你也是这个行业的企业，我也是这个行业的企业，那么生产率差距如果还存在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产率低的部门不应该存在，那么它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应该由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来接管，这就叫做“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是一个比较***的概念，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要能够让企业进入，想进入的就要没有壁垒地进入，要让企业退出，它没有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了就应该退出去，该死亡的就死亡，不能像僵尸一样存在，那么这样就可以重新发动新的一轮资源重新配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发达经济体的研究中发现，发达经济体、市场经济国家，就是靠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重新配制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比例可以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此很显然，中国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应该来自于创造性破坏。那么创造性破坏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不破坏就不能创造，因此我们要舍得破坏。但是过剩产能可以破坏，没有效率的僵尸企业可以破坏，甚至不再有竞争力的岗位、技能也可以破坏，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破坏，就是人，就是劳动者。因为劳动这个生产要素和其它生产要素不一样，它的载体是人，而人是不能破坏的。但是岗位可以破坏，那人和岗位怎么分开呢？有两种办法，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也曾经尝试保留岗位，这种做法和产业结构调整背道而驰，当然在那个时代是必须的，但是在今后这就不能这样，保护这个岗位就保护了这个行业、这个企业，就保护了落后。我要破坏它，但是人不能破坏，因此不要让我们的产业政策解决人的问题，要让社会政策对人进行保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政策托底和创造性破坏之间的关系。国研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今后一两年中国经济将实现触底“十三五”时期，从比较长的经济增长历史过程来讲，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经济转型，就是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过程。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实，“十三五”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要做好不容易，这里边首先有个理论问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为什么会下降？除了有供给因素外，还要关注长期需求问题。假设中国劳动力数量不变，人口结构也不变，高速增长就能一直持续下去？也持续不下去，到了某个点还会掉下去。因为一些重要工业产品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达了，比如房地产、重化工业等产能过剩产品，可以看作长期需求方面的约束。中国从2010年到现在，一系列的历史需求峰值全部出现，包括房地产、钢铁、煤炭等，这个需求最高点都出现了。无论是发展***还是经济增长理论，过去主要研究的都是后进国家的经济起飞问题，但是起飞以后能飞多长时间？有的没飞多久就中途落下了，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些经济体可能飞的时间更长一点，但是不可能一直在那个高度上飞行，也会下降，包括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时做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些追赶型经济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无一例外都出现回落，而且都充分利用了增长潜力。而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如拉美，人均GDP 都没有超过7000国际元。最近都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说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从飞机飞行的过程来讲，他们从来没有超过7000国际元，中国那个点已经过去了。现在飞机在降落，但是落到什么程度上，落下来后是到飞机跑道上还是高速公路上，达到美国式的成熟经济的状态，还不能确定。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走势。从2010年一季度到目前为止，整体还是一个下行的态势。底在何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判断，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是符合规律的，既有供给侧发生了变化，也有需求侧历史需求峰值的变化。我提出了一个看法，即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经济增速10%左右是一种状况，将来可能到中速增长的时候是另外一种供求平衡状态。目前还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下行压力还是很大。中国经济要触底，主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来看。首先是需求的底要触到。从需求侧来看，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来带动的，高投资由三个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占20%-25%，房地产占25%—30%，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可以解释中国投资的85%，剩下的是农业和其它服务业。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是中国经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主要的三大需求来源，中国经济减速主要表现在这三大需求在调整，具体表现在投资的增速在回落，然后要触底。高投资要触底，三大需求要落地，通俗的说法是三只靴子要落地。其中，出口这只靴子已经落地，基础设施占投资的最高点是在2000年左右，它是回落的态势，但它是**稳增长的工具，波动比较大，第三只靴子是房地产，2014年开始回调，出现历史性拐点。历史需求峰值就是1200万-1300万，房地产投资量不会再增加，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去年降到1%。我们原来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长会持续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什么时候由负转正，就稳下来了。投资触底，中国经济也就触底，原来估计是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从供给侧来讲，这个变化比较复杂，需求在往下走，供给也在往下走，但是下得比较慢。钢铁、煤炭产能过剩基本上都在30%以上，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个是PPI连续48个月负增长，再一个是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这个是非常要命的，这会导致企业的经济状况差，财政受到冲击，银行贷款不良率会大幅上升。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思路，第一种是放货币，把需求提上去，但是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在中国目前情况不是由于流动性不足引起的通缩，而是由于长期大幅度的结构性的调整造成的过剩产能和需求不匹配而造成的PPI下行，放货币不能解决问题。何况房地产、钢铁的需求，房顶已经看见了，需求上不来了。那么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只能去产能，比如说煤炭、钢铁行业，至少去掉20%产能，去掉以后利润才能回升。这个是从供给侧来看的一个底。观察中国经济是不是触底，看两个底，三个指标，需求侧主要看投资能不能走稳，供给侧主要看PPI能不能由负转正，然后是工业企业利润由负转正。如果这三个指标都发生了变化，就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触底了。中国经济经过六年的调整后，经济已经非常接近底部了。今年一季度出现一些新情况，房地产投资回升到6%，PPI回升到-4.3%，工业企业利润也出现正增长，我并不感到乐观。一季度主要是短期因素推动，房地产投资为什么有明显上升？一线城市住房价格过快上涨改善预期拉动住房销售和投资，目前一线城市住房销售量和价格已经下来，**投资拉动基础设施投资比较大，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关键是看几个月以后的低点在什么地方。这个低点如果低于前一个低点，就可能还会下滑，如果不会低于前一个低点，有可能构筑一个新的平台，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的底部出现需要多次验证，总的判断，今后一两年底部会出现，前提是供给侧改革要真抓实干，去产能必须要到位。经济触底以后会是一个大的“L”型走势，不会出现“U”型或者“V”型反弹，有可能出现小的“W”型波动，今年一季度的反弹如果是中国经济触底的开始，很可能是第一个“W”型出现。这个平台出现意义重大，就是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最少维持十年左右。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仅供读者参考。来源：经济参考报支持我们请点赞 ↓↓↓《蔡昉：未来5年中国人均GDP将跨过12000美元这个坎》 精选四本文为【新财富投研圈】房地产系列活动（第2场，线上活动）纪要分享;主讲嘉宾为海通证券首席***家李迅雷，授权华尔街见闻发表。李迅雷：各位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跟各位做一个交流。本人对房地产是外行，从我研究经济的角度来谈对房地产市场的理解，讲的不对地方，也请大家多多指正。在今年2月初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房价如何看：从货币现象到人口现象》，主要观点是，16年来，中国的房价一直在断断续续往上涨，可以说是历史上少有的一个慢牛。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牛市，是什么推动房价的上涨呢？我主要的逻辑是，最初房价上涨主要是人口现象，后期房价上涨主要应该体现为货币现象，那么先来谈人口现象。1人口红利支持2010年之前的房价上涨人口现象对房价的作用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中国经济从80年代改革到现在为止已有36年了。80年代初，中国经济处在资金短缺的背景下，所以中国需要引进外资。引进外资之后，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这些廉价劳动力对吸引外资非常有优势，就像我们目前产业向印尼，印度越南转移一样。当劳动力充裕、价格便宜的时候，就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来投资，这就是经济增长表现为人口现象。中国之所以具有这样大的人口红利，就是因为在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出生率比较高，当这些人成为劳动力人口时，也就是这30年，给中国经济增长作了很大贡献。所以说中国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人口现象。同样，要研究房地产，也可以从人口的角度去研究。比如我们的城市化率的提升也是人口现象。为何我国的制造业基本上集中在东部，当时是为了引进外资，选择在沿海地区优先开放，然后中西部人口往东部迁移。这样就导致中国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城市化率水平的提高，又需要提供住房，来满足人们居住的需要，所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增长，一方面来自于劳动力的供给端，即廉价劳动力。另外又在于需求端的购房主体，因为中国的购房主体年龄基本上在25岁到44岁，那么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的购房需求会比较大。所以你要研究房地产市场的话，就是要研究这个年龄段人口数量何时增加或减少。人口现象的另一方面表现就是人口流动。人口往东流动，比如最近北京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出现比较大的上涨。其实跟我们的人口流向是相关的。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其实是大城市化。城镇化这个词只有中国有，在全世界讲到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都是叫城市化。中国其实也是一样，跟全球各个经济体的人口转移特征是一样的，主要往大城市集中。往大城市人口集中越多，大城市房价涨的就越多。我在十年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因为在十年之前大家的收入或财富差距还是比较小，如果你要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可以通过加杠杆，因为那时大家起点还是差不多的，城市化率水平还是比较低，所以你若预期将来某一类资产价格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就可以加杠杆买入。人口结构和流向什么时候出现变化？是在2011年，2010年之前，我们农业人口转移的数量还在不断继续的增加，增加到2010年时是达到了峰值，当年有1200万的农业人口成为进城农民工。2011年之后转移人口的数量就逐步开始下降，2011年大概降至1000万，2012年是800万，2013年是600万，2014年大概500万，到2015年呢？到目前为止统计局还没有公布这个数据，但是据我的猜测，几乎等于零。这也就意味着2010年之后，以农业转移人口特征的城市化进程基本上是已到后期，接下来我们的城镇化就是农业人口的市民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10年也达到一个峰值。2010年16岁到64岁这一年龄段人口达到一个峰值。这就意味着我们经济增速要下行，因为劳动力人口数量开始下降，另外一方面就是农业转移人口数量也在下降。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在2010年。还有一个数据也比较有意思。我们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也是在2010年达到峰值，大概增速是30%左右。那么看到这几个数据我基本上就是把房地产走势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2010年之前，再一个就是2010年以后。在2010年之前，房地产是一个人口现象，因为一个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不断增加，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中国经济中国制造业也由此保持高度增长；到人口红利结束之后，经济体需要拉动就需要更多的资金，那就是货币现象。2房价已经是货币现象生产要素主要是三个：劳动力、资金、技术进步。过去对经济拉动所做的贡献主要靠劳动力这一要素，如今，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优势在减弱。30多年高增长之后，中国也积累大量资金。长期外贸顺差、大量外资流入以及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热钱流入使得中国资金已经比较充裕。所以2011年之后，中国生产要素当中资金起到比较大的作用。当然之前资金也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只不过相比劳动力来讲，资金的优势相对小一些。过去25年中国的M2增速大概每年平均增长20%左右，这在经济规模小时影响不是很大。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比如我们现在成为全球GDP第二大国时，在此情况下M2增速还维持如此高的水平，显然对房价产生比较大影响。M2高增长不仅对房价产生影响，对其它资产价格同样也产生很大影响。所以，这个研究货币现象也是很有意义的。比如在1993年时，***家麦金农对中国货币超发提出一个疑问，他问，“为什么中国货币增长这么快但中国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之后解释也比较多，比如当时中国的货币化率和资本化率均比较低，因此，有金融深化的要求。确实，那时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资本市场的规模很小，房地产市场也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对货币的可容量还是比较大。但到后期再用这些来解释是有点讲不通。为什么中国M2总额已接近美国两倍时还没有引发通胀？其实我觉得是钱流到资产领域，对应的是资产的泡沫。中国的收入结构在这方面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贫富差距比较大。这几年讲到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GDP增速，说明可以与GDP对应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而可与居民财富增长对应的是M2。所以仅仅看GDP，只能说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贫富差距在可支配收入方面略有缩小。若是比较财富的贫富差距，因为财富增长是盯着M2的，中低收入群体财富规模比较小，因此，在财富扩张的时候，贫富差距就又扩大了。所以这个基本上就可以解释现在为什么房价涨会遭到大部分人痛恨，而股票涨则是大部分人都喜欢的。前者是富人指数，或者是中产指数。由于过大的财富差距，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就相对偏低。由于物价指数CPI是平民指数，M2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高增长，所以CPI的涨幅长期来看还是比较低。偶尔有几年涨幅比较大，这实际是一个矫正的过程。也就相当于股票跌多了偶尔反弹一下，但是总体趋势还是远远跑输了M2增速跟名义GDP之差。关于资产价格是否存在泡沫或扭曲问题，可以以深圳和香港为例。香港股票市盈率非常低，几乎是全球最低的，深圳股票市盈率几乎是全球最高，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市场国际投资者主导的开放市场。而深圳主要是一个国内市场，存在进入壁垒。所以这两个市场就存在巨大的估值差异，即便最近以来股市大跌，股价比以往便宜了很多，但是所有市盈率中位数我估计在70倍左右。这个应该也是全球最高。也就是说，给一个封闭的市场注入足够多的钱，其价格就必然扭曲。北上广深的租金房价比大概是2%，2%对应的是50倍市盈率，那这个市盈率水平也应该全球也是很高。为什么市盈率那么高，原因就是货币发行量过大。货币发行量过大跟银行融资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制也是有关的。所以不能把中国M2与美国M2做简单对比，更应该参照的是中国跟日本，中国跟德国的对比，因为这两个国家以间接金融为主的，但即便如此，我们的M2增速也会是远远超过这两个国家。房价作为货币现象又如何体现呢？例如，中国富人阶层中，至少超过50%居住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城市。为什么居住在这三个城市？跟投资机会、经济发达程度和社会福利体制有关。我们的社会福利基本上很难做到均等化，在深圳北京上海有更多的高校、医疗、和基础教育条件，这些优势使得大城市的人口不断集聚。比较一下发达国家，虽然他们地区之间产业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别，但是有一点是比较好，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即便人们住在中小城市也可以享受到大城市相似公共服务。有一个概念叫人均GDP，中国为了追求区域间均衡发展，**引导大量资金往中西部地区投资。但是中西部地区流动之后并没有显著改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故从人均GDP来看，地区之间差距比较大。但是在发达国家一个地区GDP可以是另外一个地区GDP十倍二十倍，但是他们人均GDP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因为人口流动是没有限制、没有户户籍制度、公共福利制度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中国跟发达国家很大区别地方。所以人口还是要往资源相对多的地方去。富人积聚之后也会给体力劳动者提供很多就业机会。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像上海深圳北京保姆价格涨幅是非常大。这个价格就是由富人财富规模所决定的。这就是我讲的为什么中国房价从2011年之后上涨就是货币现象的原因。这个货币现象，除了与这些年来为了实现稳增长的目标有主要关系之外，又是跟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有关，这是非体制性因素。我在以前也写过类似文章，专门分析中国人对财富追求巨大的欲望，我们股票交易量全球第一，我们贸易出口、内贸又是全球第一。比如说海运、外贸出口、网上购物等的全球份额都是第一。除此之外，人口流动规模也是全球第一。所以，中国人对财富追求的风险偏好这在全球相对来讲是比较罕见的，这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同样，中国跟印度比，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尽管有廉价劳动力，但这些年中国已经远远超过了印度。所以说这是一个非体制性因素。3房价泡沫破灭会来临吗？就目前来讲，我觉得房价涨幅过大，尤其是一线城市，泡沫化程度比较明显。既然说股市有泡沫，债市有泡沫，而资金是无孔不入，即便有管制的墙来阻隔，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所以我觉得房地产肯定面临泡沫破灭的风险。但在目前这样一个经济通缩的格局下，它还不至于马上就要消退。因为目前这一轮行情与**鼓励相关。**希望居民加杠杆，实现去房地产库存。房地产库存可以通过居民加杠杆解决。但是居民加杠杆会加在哪里？钱是否流到**想流的地方去？未必。所以最近周小川提出不能老用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只能解决总量问题，没法解决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需要财政政策来解决。但是货币政策用起来效率是最高的，说扩大货币量就能马上扩大的。但是货币扩张很难流到**想流的地方去，比如说现在房产主要过剩在三四五线城市，可是，资金还是流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这就是目前很多政策存在天生的缺憾，包括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它的意愿就是管好结构问题和经济发展，但是能保证能做到真一点吗？很难做到。比如说，过去20年当中，整体来讲，国家资金整个投向比重是西部地区是在增加，东部地区是在减少，但是我们的人口西部地区在减少，东部地区在增加，也就是说人口往东流，资金往西流。这也不是**的意愿。**的意愿是中西部地区人口实现本乡本土就业，解决中国经济均衡发展问题。但实际上是很难做到。我们在分析政策目标时，一定要看到这些目标可能不会达到预期，因为政策目标总是过于多元化。在目前这个情况下面，我依然觉得**目标还是多元化，还是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然后就是防风险。总共有五大目标：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这么多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那最愿意实现是哪些方面呢？我觉得是一防风险、二稳增长。故今年还不会采取紧缩手段，为调结构促改革而牺牲增长。这一轮一线城市房价虽然暴涨，总体房地产还是供大于求，但是要出严厉调控手段还是不至于。一线城市房价虽然涨的那么多，也是存在很大非理性因素。但是我们要看到趋势：资金还在往一线城市集中。因为全球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迄今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可以在不同区域均衡发展的，也就是说四五线城市要发展为一线城市的经济水平是很难的，只能通过当地人口不断流出来实现全国不同地区间人均GDP的均衡化。这是全球普遍的规律。所以大量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都会集中在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互动提问环节Q国内货币宽松，则资金会流入房地产，为什么不是资金流入新兴产业、股市、黄金等资金池？A我觉得资金还是流入到新兴产业和金融产品领域的，如去年银行理财产品的余额就增长了56%。因为资本总是逐利的，只不过我们中国人更喜欢赚短钱快钱，既然房地产比较好容易赚钱，又可以加杠杆，故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到容易赚钱的一线房地产领域。这个跟去年这个时候股市的火爆场景是一回事。去年股市火爆时，大量的场内融资，场外配资也是热火朝天。中国投资者好投机，是我们民族的优点也是我们的弱点。我们可以看到，澳门赌场和拉斯维加斯的中国人参与很多。比如说，我专门研究了澳门赌场的毛收入增速变化和拉斯维加斯的毛收入增速变化，发现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很大相关性，说明中国人很喜欢通过博弈交易来获取超额收益。这个跟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制造业强国有明显的差别。日本在90年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最大时，也是交易最活跃的时候，股票的年换手率只有100%，而我们创业板去年换手率超过了1200%多，其中个人投资者的换手率超过40倍。Q明斯基时刻背景下，股房债是否还值得信任？A觉得是在13年就开始提到明斯基时刻。现在已经过去3年了，这几年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股房债水平还是在上升，整个社会杠杆水平还在提高。但关键在于要发现什么时候会出现资产价格的拐点。****也说了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很多，不让明斯基时刻到来。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似乎都对杠杆率过高表示担忧，同时也提到去杠杆也是漫长的过程，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觉得危机的苗头已经出来了，但反危机的举措也很强烈。危机的爆发通常是在经济过热时，但目前中国还处在通缩中。通缩会导致衰退，但通胀才会导致危机。目前，中国是低通胀。股市在下跌，但仍然存在明显泡沫，债市也存在泡沫，房地产更是存在泡沫。因此，从估值的角度看，不值得信任。不过，机会还是有的，不是普涨的趋势性机会，而是个别上涨的结构性机会。Q目前中国城镇化率有没有达到50%以上？和发达国家对比有差距吗？A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化率的比重是56%，这个已经是明显超过50%了。另外方面，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是被低估的。因为我们这个计算方法，是统计城镇的常住人口，也就是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口。我大概在6年以前，用另外一个指标来统计城市化率水平，就是用1减去农村化率，就是农村的常住人口比率有多少。比如说一个建筑工人在这个城市呆三个月，在另外一个城市呆三个月，在两个城市都不足六个月，都不能算城镇常住人口，但是他已经不回农村家了。所以说农村的常住人口比率有多少，用1来减去农村化率，这样获得的城镇化率就比较真实。所以按照我的计算方法，中国实际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了。第二个方面，中国的城镇化率很难超过西方国家，原因在于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提前来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像美国日本那样，把城镇化率都达到80-90%左右。误以为我们的城镇化空间还很大，我们不要简单被国际比较数据所迷惑，而要看流动人口的规模有多大，目前已经净减少了。或许将来还可以提高，但是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把城市化率的提升当做看好房地产的一个理由已经不那么成立了，我们一定要看到农业在业人口实际上在大幅度的减少，农村人口可向城市转移的数量实际上也会是比较少了。Q以现在的货币增长率，**是否有以通货膨胀来对冲债务率的意图？A目前**通过大量的发货币，货币发行量大之后利率水平就降低，利率水平降低后借新还旧的成本就低了。比如原先8%的利率来借钱，现在以6%的水平再来筹钱，然后还贷。故通过借新还旧就可以降低债务成本并获得更多借款。当然这个前提是必须能够借得到钱，故宽松货币对地方**是个好事情，因为地方**总能借的到钱的。只要央行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的增加M2规模，则借新还旧的方式可以进行下去。而银行也可通过扩大信贷规模来弥补利差收窄而导致收入减少。这种模式最大的损害者就是储户，因为他们的资金被不断增加的M2稀释了。故不能说**通过通胀来洗劫，通胀确实是一种税收，但目前没有通胀。目前来讲，在通胀水平相对比较低情况下，央行可以大胆发货币，而债务人还是可以通过借新还旧来降低它的债务压力。Q一二线继房价续疯狂，三四线仍旧低迷，一二线涨价间接控制人口，全都被迫回三四线去库存？国家需要的是234线城市去库存，您认为一线城市的上涨有没有可能传导到二三四线，并带动经济的整体回暖？A这个提问还是比较有意思。通过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后居住成本就提高，大家就会回到三四线去买房，然后再去库存。这个可以去想象，但是否会有这么一个行为。因为三四线城市的库存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主要还要去研究购房者的需求跟供给之间是否均衡，如果供给过大，即便一二线城市再涨，也不会再三四线城市买房，也不能达到去库存的目标。当一个东西无解时，可以想很多办法去解决，到头来发现还是无解。我们现在既然房地产是一个货币现象，就不能用人口现象去解释这个问题。如果人口流动减少了，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也不增加了，就业压力大了，单纯靠发货币加杠杆已经很难起作用了。如果能起一点作用的话，就是**财政支出中拿出真金白银在三四线来提高公共服务，改善教育、医疗等各方面公共服务质量，同时，再给老百姓发钱，也就是说必须要付出才能够获得，不能够简单的用房地产宽松政策和货币利率下降来解决这个本来就是决策失误导致的库存过高问题，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对于**的作用，我还是坚持我的逻辑：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是欠账式增长，靠的是负利率和廉价劳动力，即欠亏了储户和农户，如今，他们未富先老。故现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是一个负债式增长，也就是**要增加杠杆，主要是中央**加杠杆，中国目前的**债务率还是比较低。地方**也可以加杠杆，但是不能让老百姓加杠杆，那风险太大，问题很多。所以我认为一线城市房价的上涨对于二线城市会有传导，但是向三四线的传导就越来越难。我经常用一个圆的面积来解释房地产的供求关系，圆的半径增加一倍，圆的面积就要增加三倍。也就是说越到三四线城市供给就越多了，所以价格上涨就比较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房价那么高，这个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的。Q在电商和轻资产等新模式的冲击下，商业地产如购物中心、百货大楼销售业绩持续下滑，万达甚至关闭了一些购物中心，一些连锁餐馆、烘焙店和大型超市纷纷缩减店铺数目。您刚才分析了住房，您怎么看过去几年商业地产的走势？今后商业地产的走势会是怎样的？A商业地产我不太乐观。因为我们现在的消费模式发生了变化，在新模式下大卖场和超市的数量肯定是要减少。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08年在美国时去买一个袖珍式电脑，结果就像在国内跑苏宁和国美一样去找Best Buy,结果发现店面非常小，也没有我要的，店员说必须要去网上订购。如今，中国的网购已经非常普及，所以商业地产在二三线城市不乐观。当然像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城市的办公楼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白领人口还是在集聚，整个第三产业的占比还是在上升，总体来讲对商业零售是不乐观的，但是对于一线城市商业办公用房还是乐观的。当然我对房地产还是外行，所以讲的不一定对。Q2016年以来以房地产为中心的大宗商品类价格持续上涨，这表明未来房地产开工量的上升？上涨的原因是什么？A对于16年，现在才2个月时间，所以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会不会明显的提升，这方面的话我还不怎么敢肯定。即便提升我还是认为是反弹。因为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峰值在2010年，最高销售面积是在2013年，14年15年都没有超过13年的销售面积，16年可能会有提升，但是大势已去，所以我对房地产投资增速不那么乐观。另外一方面，恐怕会有一个反弹。如果反弹对大宗商品的价格是有利的，大宗商品的价格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走了很长时间的熊市，从11年三季度大宗商品开始回落到现在为止持续了5年。5年当中应该会有个反弹。而反弹原因主要是去产能过程，去产能使得整个产能压缩之后，一旦需求有所上升，价格就会出现反弹，但是这个反弹我也是不大乐观，所以我对这种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持续多久，我也没有太大的信心。不过像这些贵金属的价格因为贵金属有货币的属性，所以贵金属价格恐怕上涨概率会大一些，像黄金白银铂金这一类相关的包括钻石珠宝等等，这类可能会有一定涨幅，这主要是跟人民币的贬值有关。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认清趋势，拐点出现之后，就要认定这个趋势还是会长时期延续，不能因为现在房价一涨就认为房地产行业要复苏了，我觉得房地产行业将面临一个长期下行的过程。Q对2016年宏观经济的大体看法？A我觉得2016年宏观经济还是面临着比较大下行压力，我们分析经济主要是看投资、出口和消费。消费相对稳定，投资的话，房地产投资很难有比较高提升，制造业投资也比较难，主要是靠基建投资来拉动。因为中国经济按照我的大逻辑来讲，人口红利已经结束，人口现象已经逐步淡去，单纯靠我们增发货币来拉动会导致很多弊端。所以我觉得可能机会也是来自结构性机会，传统产业面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机会还是在于新兴行业，像深圳这样一个科技发展的地方新兴产业的机会会多一点。Q刚才您提到现在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注意支持是货币宽松，您觉的今年可能会有哪些事件或因素导致货币宽松政策转向，发生这些事件或因素的概率有多大？A单纯从消费角度来看，像传统的吃住穿这样消费比重在下降，像文化娱乐教育养老交通通讯，这方面消费比重在上升，也会带动相关行业发展。所以我觉得宏观经济整体趋势还是向下，结构会继续分化，第三产业比重会进一步提升。所谓的调结构不是改革的结果，是因为制造业整体回落的结果。对于货币政策什么时候转向我觉得还是要看经济增速和通胀率。马上要开两会，两会当中提出来可能会把M2增速作为一个目标。去年**报告当中提出M2增速是12%，对应的GDP是7%，今年的GDP目标估计会是6.5%-7%，所以对应的M2增速或会是13%，这就意味着今年比去年要宽松。但由于存在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也不可能过于宽松。至于要转向我觉得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不会大幅转向，因为全面收紧是不可能，如M2最多从14%回落到13%左右，也更好一些。但是还是面临着去杠杆去产能的压力。所以中国在同通常情况下更愿意在宽松情况下解决一些问题。虽然在宽松情况下解决问题很难，但是债务和就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Q请问您研究生涯中对您有影响的书和老师、学者有哪些？研究工作中您感到头疼的问题和困难是什么？是否包括缺乏准确的较为细分的官方统计数字？比如统计局没有公布各年龄段人口的数字，这给我们做研究的带来些麻烦。A谢谢提问。我研究兴趣比较广泛，看的资料比较杂乱，但是我也感觉没有一个领域让我研究做得特别深入，这是缺憾。所以我综合思考的能力稍微强一些。我研究参考书不是太多，看的也比较杂，没有想过把书从头至尾全部都读完，我总是带着思考去找书和读书。相对来讲，我还是比较喜欢读历史，读人类发展史，，喜欢读各个国家历史，读他们经济发展史。因为人生短暂，我们所具备分析能力的时间更短暂，你能接触到的经济社会的时段也就非常短暂，在这么短暂的一个时段，你要判断出什么时候会出现增速拐点或价格拐点，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是很难的。如果把古今中外的东西读得多一点，对提升自己思考问题的角度深度广度都是有利的。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不相信，我平时看的最多的是统计年鉴。因为我们做研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缺乏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相对来讲还是不能够令人很满意，也只能把它当做参考。第二个方面还要存真去伪，里面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导的，所以我们做研究面临的挑战还是很大的。一方面数据难获得，另一方面哪些数据是真的哪些数据是假的，还要进一步做分析。还有一方面就是通过民间机构来获得一些数据，在大数据时代，获得真实数据的路径也越来越多。这些机构的数据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靠谱，因为他们都是出于商业目的，或者交易获得的。《蔡昉：未来5年中国人均GDP将跨过12000美元这个坎》 精选五8月6日，南开金融（广州）首席***家论坛开幕。出席论坛的有国泰君安首席***家、复旦大学***博士、兼职教授、中国首席***家论坛理事、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成员林采宜女士；南开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执行秘书长、南开大学金融学院联席院长助理唐珺女士， 枫海资本创始合伙人兼CEO女士方瑛，泛华财富副总裁李静女士以及泛华金融服务集团CEO翟彬先生等南开大学校友、广州金融服务促进会代表，泛华金融服务集团高管。本次论坛分为两部份：第一部分为首席***家林采宜女士的主题演讲，第二部分为，林采宜女士与嘉宾就经济走势及资产配置展开对话。在论坛中，林采宜主要谈了***家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基本观点以及对大类资产未来价格走势和配置观点。她谈到，2016年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逆全球化新的拐点，这个背景下，不可忽视的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和川普的税收政策，还有贸易政策，以及它的金融改革，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这个溢出效应实际上是未来对全球经济影响相当大的一个重要的动因。她认为当前面临两只黑天鹅，第一只黑天然：英国退欧之后，欧盟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关系壁垒加高。第二只黑天鹅：川普新政把逆全球化**的推进了一步。她分析道，对中国来说稳增长还是稳汇率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稳汇率就必须让你的利率跟随美联储的利率收紧，它上升你也跟着上升，你要稳增长，要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相对低的利率水平，但是如此一来你的汇率那边马上吃紧，所以说两头按下葫芦浮起瓢，所以未来我们的经济政策跟汇率和利率之间如何平衡，我认为这是很艰难的摇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压力是什么？一个比较潜在的压力是民间投资的问题，民间资本的信心。第二个压力就是资本外流的压力。房子还会不会涨？她认为从趋势性角度上来说它已经见顶了，为什么说它已经见顶了，房子就两个功能，它兼具消费性和投资性两个属性，所谓的消费性是什么消费性型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从这个概念上来说对房子的需求需要什么作为支撑？人口。2013年中国的结婚对数是1300万对，到了2020年中国的结婚对数将降低到800万对，从1300万降到800万对，这不是我猜测的数据，是统计局的数字，因为到2020年能结婚的人，进入婚龄的人都已经早出生了，现在没出生2020年不可能结婚，所以说从现在的儿童的人口就可以测算出来2020年的结婚对数是800万对。房子的拐点就意味着1300万到800万对这样一个婚育人口的减少数量。她从劳动人口、生育率、农村转移人口、工资增长等因素分析了房地产消费性属性的见顶。“房地产的周期是18年到20年，所以别以为地产不会跌，股市是涨一年跌两年，地产可能涨十年跌十年，它的周期和股市不一样。只要是投资需求支撑起来的房市和股市在本质上有非常相似的。”从投资性属性来看，房子是用来炒，炒房子是什么概念？炒房子是一个货币的概念。决定了有多少人炒房子，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货币环境是否宽松。美国2000年到2010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整个货币是非常宽松，宽松的货币鼓励你不断的借贷，买房子可以用杠杆，但是大家看到没有，我刚才说到利率拐点以后我们的货币量在减少，同样我们的汇率在上升，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利率在上升，利率上升，货币量减少，这样的环境里面你的信贷成本越来越高，你拥有房子的持有成本越高，前面讲的是需求，最后讲一下供给，增加土地供给。不是说它真的增加了多少供给，而是它只要增加供给这种预期存在，它就会改变你对房地产未来价格的走势预期。如果说你把预期改变一下，你发现房子不涨了，每年跌5%，你还买吗？有钱都不卖了，等着打八折、七折的时候买，再过五年现在的钱可以买两套，如果有这样的预期还买吗？不买。所以买房这件事说是刚需，我要有地方住，但其实住在哪儿不是住，你觉得住在出租房的人不是住吗，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房子，其实真的是预期，当然还有上学、户口的问题，但那是你孩子出来已经的问题。所以刚需的后面就是对住房价格的预期，因为你看到过去十年房价一直在买，你一年不买，一年比一年更高，但是如果未来十年房价在跌，你还会有这样的预期吗？所以一旦没有涨价的预期，你的刚需至少有三分之一会分崩瓦解的。以下为发言全文：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分两个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作为***家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基本观点，另一部分是对大类资产未来价格走势和配置观点。首先我们看看全球经济。去年，2016年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这个拐点是什么？就是从战后60年的全球化的过程来了180度的拐弯，叫做逆全球化，也就是过去60年从战后关贸总协定开始，到后来的WTO，再到后来的TPP，全球的经济、**和文化，所有的交流都在一体化的道路上，有一本书叫做《世界是平的》，平就是全球性的资源配置，包括资本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和技术的交流。但是从2016年开始这个趋势发生了逆转，这个逆转的开端就是在欧盟、英国飞出了一只巨大的黑天鹅，叫做英国退欧了。英国退欧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移民问题的分歧，作为欧盟的成员国没办法拒绝来自欧盟源源不断的移民，逆全球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能源流动、劳动力流动的门槛筑高了，退欧之后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就是欧盟跟英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壁垒也会加高，本来他们是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接下来是川普，川普是第二只黑天鹅，到现在已经不是黑天鹅了，慢慢变成了走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灰犀牛，川普把逆全球化**推了一步，包括要家里墨西哥墙，其实这个墨西哥墙是英国拒绝移民的后续乐章，川普的贸易保护政策也是一堵无形的强，它针对的是来自于全球的一个贸易品的流动。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我们来看全球经济不可忽视的是什么？不可忽视的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和川普的税收政策，还有贸易政策，以及它的金融改革，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这个溢出效应实际上是未来对全球经济影响相当大的一个重要的动因。首先我们来看川普的基建设施，就是扩大基建设施和税收政策，其实他的税收政策对全球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就是资本虹吸效应，原来美国什么都好，但是有两样东西使得美国的资本往外流，一个是很高的劳动力成本，第二就是很严厉的税收环境，但是川普宣布的一个税收它从35一下降到15到20，税收减半使美国在一夜之间成为全球税收的洼地。我们所有市场经济教科书的常识都告诉我们，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成为税收的洼地，哪一个国家就成为资本的集聚地，川普的税收政策影响最大的其实不仅仅是美国，它对全球的资本有一种非常强的虹吸资本，所以全球资本向美国集聚，这是未来不可抗拒的潮流。其次就是他的贸易保护政策。川普的贸易保护政策他会对其他国家，尤其是贸易主导型的新兴国家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大家想想看，30年来中国如果没有开放国门，如果90带没有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外资企业我们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基础建设，不可能有现在的一些管理，包括很多外企带来的管理模式，也没有现在这么高速的增长，所以说当时大量的外资流入中国看重的是什么？90年代的中国资本回报率高达16%—18%，全世界都找不到这么高的资本回报率，叫做ROE。那么资本的到来和它相伴随的是什么？是人才、是跨国公司的管理体系和它先进的技术，所以才跟财，这两个相伴相随的，人才、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带来了中国蓬勃的发展，那时候中国是税收洼地，在美国35，在中国17，所以大量的海量资本流入中国。第二次就是加入WTO，2000年中国的商品纳入了全球的分工体系，这样一来的话中国跟世界的接口在实体经济这一块基本对接完毕，这种对接的过程是什么？其实是由资本的流动所引来的或者说由资本的流动所带动的，资本能推动人才的流动，也能推动技术的流动，它是整个资源配置的一个发动机和主驱动力。同样的，20年以后大家看到原来的中国制造现在移向了越南制造，印度制造，其实印度这十年，包括未来会超过中国，印度走的就是中国当年的路，目前我们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印度的三倍，劳动密集型企业目前正在转向印度和越南，它靠接受发达国家的外包，包括服务贸易的外包，包括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外包，通过这些产业带动印度经济的发展，它靠的也是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但是一旦贸易保护主义这堵无形的墙树起来，那么他们的商品流向国外就有了门槛，而且这个门槛是越砌越高。所以说20年中国原有的速度，可能对印度来说是一个梦想，这是贸易保护主义。第三个是废除奥巴马的医疗，废除奥巴马的医疗实际上是配合的是什么？配合的是减税政策，企业税收减掉一半，在美国有一个债务上限，债务上限问题怎么解决，必须通过节约开支来解决。再一个就是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对美国意味着华尔街的再度危机。我们知道次贷危机之所以能引发全球危机，最核心的因素不是因为次贷危机本身有多可怕，而是因为次贷危机后面的衍生品交易，几百亿对美国是一个小数目，可是那些CDO造成的是几万亿美元，所以它通过衍生品的交易，就是通过衍生金融工具，它把这几百亿的刺激贷款变成了几万亿的金融产品，所以说次贷爆仓以后几万亿谁都接不住，因此金融危机爆发了。自此之后奥巴马出台了一个多德弗兰克法案，就限制衍生品，把衍生品统统打回了原形，从那时候到现在美国的金融业，虽然实体经济在一步一步走出泥酪，但是美国的金融业始终是往下走的。现在川普提出要重启华尔街，意味着未来衍生品的交易，包括华尔街各种投资型交易，并购交易会重新席卷全球，这会为美国金融业带来巨大的利润。它把控制风险的这个法案进行了改革以后，美国金融业的风险和利润会同步增长，但是美国的风险不是一个国家的风险，美国是全世界的印钞机，华尔街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美国的风险也就是全球的风险，这是它的第二个溢出效应。最后一个溢出效应，实际上就是关于美联储进入一个持续的加息周期。美联储进入一个持续的加息周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球的市场利率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我记得去年和前年有很多***家在说，包括自己本人也在说，负利率时代我们怎么办？但是我忽然发现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负利率好像这个时代刚刚诞生它就突然间消失了，为什么？因为全球的利率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进入了一个拐点，所以大家看看，川普新政它对全球经济从宏观上面的影响是什么？宏观上面的影响就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都会下行，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因为从80年代的韩国、台湾、新加坡，东亚四小龙这些国家经济的起飞，到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快速的成长，也包括最近十年印度的突飞猛进都是跟经济的全球化相关的。大家知道，一个湖南农村的农民他在当地创造的劳动生产价值和劳动生产力和他来到广州的工厂是不一样，劳动力的流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资源的重新配置，而这种配置必然带来更高的效率，我们原来的工厂从国企流出来到了外企，工资增长了2倍以上，那么这个2倍意味着什么？同样的一个工人在不同生产环境下面，不同的管理制度下面他的劳动产出不一样。一个湖南农民他在广州能挣到的钱是家乡的5倍，也就意味着他创造的劳动价值在5倍以上，因为资本是聪明的，绝对不会给你高过劳动价值的回报，所以劳动力是在流动的过程中提高它的配置效率了，同样资本也是。…但是如果说随着贸易壁垒的增加，那么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想搭发达国家这个顺风车，快速增长的这种梦想一定受到影响。大家看到全球经济的速度下行已经发生，未来还会持续，这是宏观上的影响。那么逆全球化还有一个中观上的影响，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利率的拐点。那么全球的利润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拐头，全部掉头向上，所以说怎样面对负利率这个问题忽然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其实我们中国也是，去年这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不断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市场利率中枢的逐步下移，今年我们突然要面对的是货币政策由宽松走向中性，甚至偏紧，市场利率中枢上移，为什么？美元加入加息之后，美元指数上升，新兴国家如果不采取追随政策，很显然接下来你的汇率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而汇率巨大压力造成的是什么？造成了外汇储备的下降，资本的外流。英国退欧也好，是欧洲的一只黑天鹅，川普上台是全世界的一只黑天鹅，接下来的是不断局部的，地缘**冲突和各种各样经济体之间不平衡，这种失衡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什么？更加不确定性、动荡的宏观经济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看到大多数的资本或者成熟的投资者是怎么选择自己的资产配置？资本向的去向就是把资产从风险资产转移到避险资产。一个是区域的转移，李嘉诚跑了，撤出亚洲市场走进欧洲，还有更多资本从中国跑了，比如说曹德旺，曹德旺比较高调，比较典型，其实这样的中国企业家大把大把的存在，只是他们的嗓门没他那么大。所以大家看到资本它从一个风险资产走向一个避险资产。就算是巴菲特他对这个世界的动荡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的现金类的资产最近一到两年它配置程度已经达到50%，也就是说成熟的投资者他开始改变他的资产配置，他的风险偏好在降低。这张图意味着资本从中国从巴西、印度这些新兴国家流向了西方的发达国家，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所以说这在里面大家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了如果你的利率政策不追随的话，你的汇率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对中国来说稳增长还是稳汇率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你要稳汇率就必须让你的利率跟随美联储的利率收紧，它上升你也跟着上升，你要稳增长，要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相对低的利率水平，但是如此一来你的汇率那边马上吃紧，所以说两头按下葫芦浮起瓢，所以未来我们的经济政策跟汇率和利率之间如何平衡，我认为这是很艰难的摇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压力是什么？一个比较潜在的压力，我认为是民间投资的问题，就是民间资本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