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读经济学的书，我从梁小民的《读经济学书》进入，根据是书提供的书目开始选择，渐渐发现不大对头，似乎《读经济学书》的书名不妥，改为《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书》更为合适。因为梁小民推荐介绍的，全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家之言，当然也有例外，推荐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属于经济学的书，这是第一次看到的观点，很新奇，我只知道《资本论》是经济学的经典。可能梁小民先生不同意，但毕竟《资本论》的产生和发展，已形成了经济学的一个流派，这是事实。再一例外是推荐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不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畴。　　选择了《卖桔者言》，张五常著，这是一本让自由主义者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书。通篇以讲故事为主，以说明“产权、交易成本”的道理，即私有产权可解决一切问题。但我认为张五常是预设结论在做循环论证，先有“私有产权”可解决一切问题这个结论，再来假设问题，假设是“公有产权”则不符合他的预设结论，所以成问题、错了；假设产权私有了，符合他的结论，所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完全是不讲道理。余斌的《经济学的童话》一书，是对张五常的《经济解释》的逐条进行批驳，看了余斌的书，再读张五常，如果不是做批判研究的话，无异于浪费生命。　　梁小民先生推荐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值得一读，作者：陈雷。他是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各国的经济现象，如德国不同于英美，法国和意大利南部地区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类似，所以偏爱于“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国有体制是文化的、自然的、必然选择。　　例外，为了解自由主义经济学，读了美国人哈维写的《新自由主义简史》。英国人约翰·格雷的《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这是一本政治学的书籍，方便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自由主义有什么区别。梅俊杰的《自由贸易的神话》，则是从梳理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史中得出结论，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是骗人的鬼话。如果美国当年听了英国“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的鬼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英国在没有确定自己经济优势之前的前工业时代，也不奢谈自由贸易。　　《反主流经济学：新国家主义经济学》，这是我第一次读何新的书。非常好。张维迎的《产权、政府与信誉》，非常烂，感觉是一个经济学爱好者在学写文章，用课堂学的一家之言硬套现实，现实有出入，就说现实错了，没按课堂教的来。　　然后是波兰尼的《大转折》、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英国人张夏准的两本书，再然后是等等。我读书必做笔记，接下来忍不住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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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首相邱吉尔说：“两个经济学家讨论一个问题，通常得出两种结论；如果其中一人为著名经济学家，结论必有三个以上”。 唯有经济学这一门学科，会出现两位经济学家互唱反调，而他们却分享着同一个诺贝尔奖。
　　一、经济学这门学科　　经济学是当代社会科学中的学科。它的理论的形成，是通过对现实社会活动中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归纳、总结而形成的描述性的解释，在解释中试图找出经济活动的规律性。由于观察者的视角不同、方法各异，所以解释经济现象的经济学理论就呈现出观点略有差异或观点迥异的多种理论。这些理论试图揭示的规律、或按所揭示的规律进一步逻辑推演将得出相同、相似、或完全相悖的经济学观点。比如对公有经济善恶的价值判断，有的认为是万恶之源，可有的认为是经济活动的必要保证。　　有一类经济学理论、这类经济学理论门派繁多，但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运用逻辑演绎的方式，先假设个公理，然后从公设出发，经过一系列推演，得出合乎逻辑形式的结论。这类经济学理论就是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主流经济学”。而采用对既往事实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结论的，则是通常称之为的“非主流经济学”。　　无论“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经济学”，其理论都是溯后的，其揭示的规律少有实证检验，故而，其前瞻性很值得怀疑。再则，社会学科的规律缺乏自然学科规律的普遍性、一贯性和可重复能检验的特点，故而，当我们运用社会学科的规律指导人们实践时，当慎之又慎。马克思曾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规律的局限性。他在《资本论》前言中曾写道：“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规律。一旦生活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时，它就受另外规律支配”。“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应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　　这个道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懂，他们常常把自己门派的经济学规律当成绝对真理，推广到具有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不同国家，当不能产生“规律”所宣示的目的时，他们不是修正理论以达到目标，而是销现实的足来适理论的履，仅仅是为了使自己主张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规律看起来形式完美。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对待宗教神学的崇拜。我们一直批评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僵化模式，如果采取同样态度去拥抱另一种经济学理论，同样是愚不可及的僵化。经济学规律本身已经注定，因时、因地才部分起支配作用，在应用时，也要因时、因地去修正它，以使经济学规律能与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洽和。
　　第一章、经济学及发展简史说明　　经济学成为独立一门学科的历史并不长，成为显学也就几十年的事。经济学理论的建立，不外两种方法，其一来自历史现象的研究与归纳总结，其一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假设进行逻辑推理。　　既然把经济学当成是一门科学，就应该以科学的精神来对待它。科学的精神之一是：怀疑。选择互相抵触的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理论，自认为是真理，进而上升到意识形态，这决不是科学的态度，这是宗教、神学的态度。如果把这种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或经实践检验已经证伪的理论采取某种方法推行到社会实践中，象牙塔里的学者的，就是患了哈耶克所说的“知识的僭妄”病，而游说于政商权贵之间经济学家则是懒惰、幼稚、投机和别有用心，或者兼而有之。
　　斯大林的一国独自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的八级工资制和农村的自留地经济形式、邓小平的私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一只重要力量，这些经济理论的提出应用，都是对马克思基本原理针对特殊实际情况的修正。也许，中国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以及修正后的理论实践，不过是一场灾难性的经济实验。然而苏联和中国在这场“实验”中，均取得了远胜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均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跻身到世界强国之列，而且，中国保持着继续增长的态势。“五十年代中国的增长与苏联三十年代的工业化一样，相当成功。1952年—1957年年均增长率高达8.9%，”而“苏联1933年—1940年年平均增长率8%，1948年—1958年平均9.4%的增长率”。（杨小凯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这无可辩驳，持激烈批判计划经济态度的杨小凯也承认这个事实。苏联的解体，问题出在未能继续、及时地修正马克思经济原理以适应发展了的国家实力、经济形势和消费者的供给和需求，而不在公有经济的本身。　　何新在《反主流经济学—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中有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学以及理解国家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由于经济学存在着多种类型，而且极其矛盾的体系和至今未见最后分晓的复杂辩论，所以使用经济学原理设计经济政策应当十分谨慎。如果决策者相信世界只有一种、而且存在一种‘科学经济学’，并据此制定国家政策，那就可能为意识形态所误导”。　　“如果死抱着一种经济模式不变，不管是左派的计划经济模式还是右派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不顾国家的现实情况和社会利益的需要，那是一种政策和政治上的愚蠢。其结果最终都会把国家引导到空想主义的灾难”（何新：《反主流经济学》第121页）。
　　撸主的文章　　很有见地！！！！！！！！！！！
　　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规律本身无不带有利益集团的深刻烙印，一个国家只依据某一种经济学理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都难免偏驳。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做过这样的评判：“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卫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则服从资本家。马克思把他们的观点倒转过来为工人辩护。在现代，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的卫道士”（琼·罗宾逊夫人：《现代经济学导论》第50页）。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极力割裂经济与政治的联系，已经成功地从“政治经济学”华丽转身为“经济学”，然而，现实中的任何经济政策都不能摆脱政治的影响而孤傲地独立存在，把经济学当成纯粹的科学的天真想法纯属乌托邦式幻想。持“世界主义”经济学观点的人，笔者将之分为两类：善良的书呆子和弱智的骗子，持原版马克思经济学观点的人属于前者；而后一类归属所有非马克思经济学“世界主义”的持有者。因为，他们的“世界主义”的基点不同，前者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后者来自对弱者的鄙夷。再则，经济学的主观性特点，也限制了经济学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经济学包括三个方面或者起着三种作用：极力要理解经济是如何运转的；提出改进的建议并证明衡量改革的标准是正当的；断定什么是可取的，这个标准必定涉及道德和政治判断。经济学绝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判断”（琼·罗宾逊夫人 《现代经济学导论》 第5页）。经济学家是人，人的价值取向的差异，就势必会在个人价值取向驱使下，去理解经济学标准的正当与否，“纯粹”的去政治化是徒劳的，不受个人价值观支配的经济学，渺不可寻。　　“现实经济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经济哲学总是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开始，国民财富的研究就是对于我的国家的财富和怎么使它增加的研究。理论涉及对政策的支持” （琼·罗宾逊夫人 《现代经济学导论》 第5页）。虽然罗宾逊夫人强调经济研究是为国家服务，但西方现代经济学似乎并不认可，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问题，与是否爱国了无牵挂。这看起来似乎不无道理，然而，国家依据此“经济学”原理制定国家经济政策就会极不靠谱，因为其研究的对象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处于同一层面，应用此经济学原理设计的政策就难免南辕北辙。主流经济学家认可的“经济学”是微观层面的，属于“微观经济学”，它仅能提供一种投资术、个人或企业的赚钱的技巧；而政策属宏观层面，偏重于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性政策，是国家或者说全体国民的投资术。犹如股票中K线理论，如果用K线图来研判股市大盘的走势，误判是必然的；大盘的走势，必须结合基本面、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等宏观层面的材料来加以判断才有可信度。而且，不关乎国家利益的经济政策，只能靠乌托邦来采纳，现实中的国家采用某一经济政策背后都有“爱国”因子，尽管这一考量存在很大的主观因素、尽管“爱国”的动机能不能达到“爱国”的目的尚存疑，这另当别论。但制定政策时，出于爱国、为本国的利益，这是任何国家的政府得以存在的唯一理由。　　对经济学逐渐走入书斋成为一种智力消遣游戏时，国外早有批评：“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广泛的社会问题转移到转为狭窄的限定的事物方面，最典型的是被当前称之为微观经济学的领域内的最大化问题有关的那些事物”。　　“经济学家离开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和制度问题，而注重于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试图详细说明他们如何分配资源以使其福利或财富最大化。‘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遂被‘经济学’代替”（维·史利特《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集》 第15辑）。笔者以为，经济学家凭籍个人的学力、视角、兴趣对经济形象的微观、宏观进行研究，并无不当，找到现实中可资利用的经济规律本应集合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问题是，经济学家将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推介给国家以此为依据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这实在就是经济学家的狂悖和虚妄。
　　很欣喜疑似银河2对我观点的认同。
　　多读书多受益，尤其是经济学方面的书籍！
　　说到底，经济学还称不上是一门严肃的科学。这从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可窥视一二。历届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他们的理论和主张均存在较大的抵触，有斯蒂格利茨这样反对自由化、强调政府管制的；也有视政府为万恶之源、力主放任自由的弗里德曼，然而，判断科学真伪的标准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事实，究竟斯蒂格利茨为真还是弗里德曼为伪呢？诺贝尔奖没有告诉我们答案。更有甚者，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哈耶克与纲纳·缪达尔分享，虽然表彰的是他们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中的贡献，但学界公认他们的经济学理论的差异极大。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现代福利国家理论最激烈的批评者、缪达尔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瑞典福利国家的理论创始人；一个主张放任自由，一个力行国家主导；一个治学用斯密的假设进行逻辑推导，一个研究取历史学派的搜集资料辨析的方法。究竟假设是不是真理，诺奖颁发者其实很暧昧，并未给出答案。缪达尔在荣膺诺贝尔奖之后，曾声称像经济学这样非科学的领域授予诺贝尔奖是不恰当的。正如伊曼钮尔在《不平等交换：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所说：“在经济学这门学问中，不同地点、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几乎无法得到一致的意见。在这个领域内实际上没有哪一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代一代的学者把学术上的真理贬为自相矛盾的谬论，或把谬论奉为经典规律。在这个领域内，一切都捉摸不定而且互相矛盾”。缺乏知识的连贯性和继承性的经济学，很难定义为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予标准，从获奖者来看，似乎也没拿经济学当成科学来对待。　　再则，一种学术之所以称为科学，必然具有科学的特征与属性。科学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存在某个适用范围。比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在一定精度下是正确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在极小极端引力情况下失效。而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似乎不受适用范围限制，不仅扩张到一切经济领域，也大有往政治学、社会学领域渗透的趋势。而且经济学家也没把经济学当成科学来对待，因为他们在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可感知和遇到的一切。经济学妄人张五常就说过，他只需掌握一两种经济学原理，就能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这听来很可笑，经济学在他眼里成了传销“话术”、一种自圆其说某种现象的语言工具。如果真是如此，经济学就实在是没存在的必要，中国历来不缺夸夸其谈的招摇撞骗者，连“人生规划师”这样的算命方士都上了电视媒体招摇，难道还需要专门设一门学科来收容经济学妄人吗？科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适用范围内的普遍性。但经济学中有个20\80定律，此定律用来说明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存在着严重缺陷，即人类行为的80%符合此假设，另有20%并非“经济人”所描述的。各个学派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这个大前提下的，在这个大前提下推导出来经济学理论自然缺乏普适性。　　所以，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只是一门主观的、唯心的社会学学科，它只是有条件的部分反映了经济学规律。经济学规律不是普遍规律，一种经济学规律只适用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状况。每种经济学理论都将特定国家、特定人群为服务对象。关于这一点，是我们从一个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中，认识一个国家为哪个阶层服务的依据，无论这个国家的政府如何说、也不管这个国家是民主、还是专制。
　　二、古典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　　“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中。一般来说，西方学术，都能溯源古希腊。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年—前355年）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他反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拥护斯巴达的贵族专制，后来投靠斯巴达王得到一小块领地，就是在经营这块领地时，写了上述两本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经济论》以记录苏格拉底等三人对话形式写成。对话录这种形式可能是印刷术发明之前传达涉及面广博、讨论精深问题的最佳形式，东西方传达哲人的思想都不约而同地采用这种形式进行，如柏拉图的《对话录》和孔子的《论语》等。《经济论》推崇农业，反对雅典的商业，这或许与色诺芬反感雅典的民主政治不无关系。笔者读经济学史后发现，只从经济角度思考问题的人，往往与“民主”绝缘。　　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英国威廉·配第爵士的《政治算术》为标志，《政治算术》写成于1676年，1690年出版。“所谓政治算术，意指运用数字，对于与政治有关的事务进行推理的技巧······这种技巧本身无疑是很古老的······但是配第首先给他起了个名字，并且提出了一些规则和方法，这就是近代经济学最初命名和起源”（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 第一卷 第38页）。威廉·配第的经济学思想被称为重农主义，重农主义学派有两位重要人物，其一为威廉·配第，另一位是法国的魁奈，两位都是医生。魁奈对《经济论》重视农业的观点极为赞赏。以魁奈为首的重农主义“也许真正是第一个主张自由贸易的集团”（季德、利斯特 《经济学说史》上册 第111页），游历法国多年的斯密正是受魁奈重农主义的启发而研究和主张自由贸易。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进入古典时期。对古典时期之前的经济学理论，斯密将它们通统称之为“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理论萌芽于14—15世纪，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多是以类似奏折的形式呈给国王或领主的关于国家经济政策的建议。它们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强调国家力量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着重点不在于个人或企业如何攫取财富，而是关注国家如何富强。重商主义经济政策重点是“保护主义”。用国家力量进行保护，保护国家安全和国防、保护就业、保护民族产业，国有经济的概念也是重商主义的重要贡献之一。重商主义在经济学中贡献良多，古典主义的“经济人”概念也源于重商主义。“经济人”假设，是所有主流经济学各个门派理论的原点，主流经济学均是建立在“经济人”共设上的逻辑演绎。虽然斯密从“重商主义”中借用了构建他的理论体系的“经济人”假设，但是，斯密在其著作中用了相当篇幅来攻击、贬低重商主义，以至于到了凯恩斯那代人，评论某个经济学观点幼稚荒唐时，往往用含有“重商主义”的观点来判断，“重商主义”几乎成了荒唐可笑无稽之谈的同义语。
　　对于业余爱好者，还是先看看教科书吧　　推荐美国的教科书，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备部逊揽范扬jcru479
　　@yangyizhqun
　　读《史记－货殖列传》肯定不一样的感觉，再看看最早的国营民营之辩《盐铁论》，中国自己有经济方面的长远传统，读西方的经济学书籍，容易走火入魔，薛某某就是典型，火车票涨价论就是供需论走火入魔的产物。张五常一篇文章中提到经济学中定理假设的问题，他的《经济解释》有两本，一本是商务馆的文集，一本是专著论。不知楼主说的哪种。我以为经济学的近代以来最大贡献就是科斯的《企业的本质》引申出的制度经济学派以及博弈论这两派有实际意义，　　
　　有空找来欣赏下。。。^_^
　　古典主义经济学自斯密始，为便于说明，列表如下：
　　（列表不会发，算了，空缺）　　斯密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推崇的是：国家分工、自由贸易、全球化的世界主义。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工业在全球范围内占据绝对领先地位时，开始推行有利于己的斯密经济学，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始成为主流经济学。对斯密经济学思想持强烈批判态度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一派，就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经济政策很容易在后进、或赶超一流的国家中找到共鸣，如在保护幼稚产业方面的美国（1820年—1930年）、德国（1879年—1914年）和日本（1873年—1951年），而且均交上了无与伦比的成绩单，唯独中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对李斯特颇为冷谈，这很耐人寻味。十九世纪俄国的财政大臣康威特曾说：“德国所有大学都在学
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而且，此书是被卑斯麦的案头书”。这是后进国家对后进国家的观察感言，确实，我们在学习先进国家时，万不可照搬先进国家现在的经济政策，而要考察它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政策。　　与斯密的世界主义相对立的是李斯特的国家主义。李斯特（德国人，）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写道：“我们的经济学并不是研究人类普遍利益的个人经济学，而是首先关注以民族国家经济利益作为单位的‘国民主义’或‘国家主义’经济学”。所以李斯特主义又称“国家主义经济学”。最早运用国家主义经济学制定国家经济政策，并取得经济霸主地位的是美国，美国在汉密尔顿的引导下，实行发展民族工业、关税保护等广泛地保护主义政策。美国的经济政策催生了李斯特主义的产生，1825年，李斯特一家流亡美国，并在美国经营农场和开矿，亲身对美国经济的考察促使他写下了《美国政治经济学体系》一书。可以这样说，先有汉密尔顿的保护主义实践，然后才有了李斯特的国家保护主义理论。经济学理论大凡遵循这样一种规律，就是从实践中来的、对现实历史的考察、分析、提炼出来的经济学理论，其对一国的富强具有指导意义；而在象牙塔中运用逻辑演绎推导出的经济学理论往往靠不住，有些条件不适合的国家如采用，一般会起到祸国殃民的作用。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日 - 日），是美国的开国元勋，独立战争中担任华盛顿副官一职，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著名的联邦党人，《联邦党人文集》中，85篇对宪法探讨的文章就有51篇出自汉密尔顿之手，美国新版10美元纸币正面就是汉密尔顿的头像。日—日，纽约历史协会举办了一个展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塑造了现代美国的人”。他在1789年，年仅33岁时出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虽然在他有生之年，他的经济思想未被完全采纳，但在他47岁逝世后不久，美国的经济政策就全部实现了他的经济思想。他的经济思想得到美国早期共和党从林肯到罗斯福一脉相承地延续。　　首先是发展民族工业。美国建国初期，斯密用比较优势的观点评论道：“假如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独立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生产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国家渐臻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碍”（详见亚当·斯密：《国富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表达更为直接：“像波兰一样，美国应该依赖农业而忘记制造业”。美国第一任国务卿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美国应该成为田园牧歌式的家园，而汉密尔顿反对这种浪漫抒情。
　　mark　　
　　1791年，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了一份题名《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国家需要计划发展制造业，并提出一系列措施如关税、补贴、禁止重要原料出口等来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幼稚工业”的命名就源于汉密尔顿，这一概念也一直纠缠于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之间，其中“禁止重要原料出口”至今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如果我国政策制定者稍微有点脑子，也不至于前几年把重要战略资源——稀土，当成白菜来贱卖。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时，美国的平均关税从12.5%翻番到25%，1816年达到35%，1820年更高达40%。特别是在以后一个多世纪里，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会中使那些旨在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常常获得胜利。因此美国经济是在30%以上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步入成年期的。毫无疑问，关税壁垒直接影响影响了消费者的利益，但是从长远来说，正是这一壁垒保护了美国消费者的永久利益。的德国和的日本在创造经济奇迹时期采取了相似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效应究竟如何？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可说明一切。“这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没有多少道德判断的余地”。　　历史中的美国完全无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斯密、萨伊的经济学判断，才有了现实中的美国今天领导全球经济的地位，否则，美国就只能永远被绑在殖民地国家的从属地位的绞架上。　　汉密尔顿的幼稚产业理论这个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天敌，同时启发了李斯特。于是，李斯特成为了幼稚产业理论成功的推动者。李斯特的经济学研究是通过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寻找反复出现的对经济产生过正面影响的历史模式，再构造理论对这些模式进行解释，同时兼顾到技术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影响，而构建的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学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大陆国家的主要经济学流派采用了这一方法，主要人物有威廉·罗雪尔、卡尔·克尼斯等，这一学派称“德国历史学派”。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之一的理查德·伊利，在德国求学期间师从克尼斯，约翰·康芒斯又受教于伊利，而康芒斯的经济学思想影响了美国制度学派的诞生。　　制度经济学是非主流经济学中较引人注目的一个流派。这一学派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与李斯特一脉相承，而且都反对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抽象演绎法。研究经济问题以制度为视角，其制度含义是广义的，诸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历史因素和社会伦理等，社会伦理中的价值观、伦理观、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都进入他们的视野以研判经济问题。制度学派认为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是不存在的，人必然是社会人和组织人，单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必然受正式成文制度（政治、法律）和约定俗成不成文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约束，从考察个人动机来发现经济规律，那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做法。早期制度学派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20世纪60年代，制度学派又以历史分析的方法探讨产权变迁的理论，这一时期，加尔布雷斯是其重要代表。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的改革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我国的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制，往往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寻找根据。　　遗憾的是对我国改革产生影响的是“新制度学派”，研究问题的切入点是新制度学派与制度学派唯一的联系。新制度学派的科斯（Coase）和诺斯(North)均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将边际分析方法应用于制度分析中，引入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其研究呈现出微观化的倾向，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纠纷、农夫与养牛者的利益问题等等。新制度主义自科斯后被归并到主流经济学中。但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也认识到，市场机制并不是完美的，考察市场行为者的利润最大化时，必须考察制度因素的影响。
　　马克　　
　　非主流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思想大体继承了古典主义，其“劳动创造价值”和“劳动价值论”分别来自斯密和李嘉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私有制是万恶之源隐含着对“经济人”共设的肯定，都承认贪婪的人性。古典主义的斯密认为个人从人性的贪婪出发，能达到增进总体福利的效果，对经济发展有益，所以要给贪婪的人性“放任自由”。然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并没看到总体福利的改善，却看到贪婪的资本家是如何侵害工人的利益。出于公平原则，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马克思欲限制人性在贪婪方面的泛滥，所以在他的经济学理论中，取消私有制，以全民所有的国家计划来代替。上述两种理论，都属于书斋经济学，同样以“经济人”（也就是个人的自利行为会给社会总体以有益的改进）为假设，得出与斯密截然相反的结论，马克思是想设计出一套遏制贪婪的、一劳永逸的经济政策。马克思似乎忽视了人性的复杂，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斯密的放任自由都有极端的一面，对实践而言，非白即黑的实行，都属于不且实际的乌托邦。　　私有制、公有制、人的自私行为，不是水火难容非白即黑的两个方面。当代各主要发达国家实行的多是“混合经济”。法国经济学家多米尼克·拉费认为混合经济并非预先设想的制度，而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他在《混合经济》中指出：“混合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模式，从理论上正是针对计划经济中极端干涉主义明显失败和自由主义思潮鼓吹国家退却、鼓吹私有化和鼓吹解出管制而提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补救措施”。　　“混合经济的根本思想，就是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及其计划机制实施调控和监督，从而对市场缺陷进行纠正和救治”。　　市场竞争追求效益，国家干预偏重公平。各国偏重点的差异，使得各国之间的混合经济各具特色，美国是国家需求管理型的混合经济体制；瑞典等北欧国家为福利国家型的混合经济（其社会形态接近于马克思最初设想的社会）；德国为典型的社会市场型的混合经济；法国强调供求管理的指示性计划型的混合经济；日本韩国则为国家发展导向型的混合经济体制。不同在于各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色彩浓淡而已，其中法国社会主义色彩最为浓厚。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将经济学当成全民的意识形态来看待，经济学家有意识形态倾向，但国民和民主政府自有其消解意识形态的功能，他们只考察经济政策是否对国民和国家有利，而不论它有社会主义因素还是资本主义的因素，一般不会出现中国这种乱象，要么是天使、要么就恶魔；要么消灭私有制、要么取消公有制，之所以国内经济学家会采取这种极端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与他们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和个人利益取向有莫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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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楼上各位，也谢谢专门注册珠海拾贝11，恕不一一言谢。　　我理解，发后续文才是王道。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专门论述过“混合经济”。他认为，“混合经济”就是国家机构和私人机构共同对经济实行控制，但是，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控制更为重要。　　虽然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混合经济体制，在本国内极力抵制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但是，向欠发达国家推荐和力主实行的却是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潮。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极端思潮可溯源古典主义的斯密。
　　三、从斯密到凯恩斯革命　　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生于苏格兰法夫郡，1737年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1751年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1752年直至1764年辞职，任该校道德哲学教授，道德哲学涵盖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多门学科。在1759年，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盛享隆誉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则在日面世，开始写作时间是1764年。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完整地体现在《国富论》中，因其只写了一部经济学著作，被当今经济学家广为引证的“看不见的手”就出于此书，尽管这只无所不能的“神秘的手”在全书中仅惊鸿一瞥地出现了一次。　　这只“神秘的手”其原始概念来自英国哲学家边沁。他有种这样的理论，就是：单个人为谋取个人功利最大化，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博弈，最终会达到一个均衡状态，这一状态最有利于公共利益。所以边沁被称作为“功利主义”哲学家。斯密将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作为理论发生的原点，所以，“看不见的手”并非斯密原创。伸出这只手的是“经济人”或叫“理性人”，这里“理性人”是指谋取个人功利最大化的为理性，研究者指出理性人的概念亦非斯密原创，“经济人的概念，通常以为是19世纪古典学派的发明，实为重商主义学说中的一个内容”。“一些作者已经先于亚当·斯密，阐明了斯密的基本原则，即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往往同时在服务于公众利益，故而不加管制的贸易是可取的”（援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第19页）。即便如此，理性经济人尚不能涵盖所有人群，现实中存在大量不“理性”的人，他们并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拼搏疆场、舍己助人、隐遁山林等，有南丁格尔这样的伟人和雷锋般的神人、以及狂热的宗教信徒和自虐狂的变态者。　　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Pareto,）研究发明的“20/80法则”，即：百分之八十的价值是来自百分之二十的因子，其余的百分之二十的价值则来自百分之八十的因子。这个法则推广到所有社会领域，被认为基本与现实洽和。如80%的财富被20%的人所掌握、80%的企业利润来自20%的项目和客户、20%的人拥有80%的智慧等，在任何系统中，约80%的结果由该系统中20%的变量产生。那么，在社会人群中有着20%的非理性人存在，当属确凿无疑。当然，在主流经济学家里，有一种解释，把无私精神、宗教的、变态的等的追求也纳入功利性的追逐范畴，将这些行为人解释为追求精神性的功利，这就将“功利性”概念无限扩展了，失去了本初设定这个概念讨论问题的意义。　　所以，把“理性经济人”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假设，相当不严谨。
　　楼主继续！　　
　　事实上，“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从开始就是谬误的产物，它源于斯密“摩登原始人”的构想。认为“原始人”为自己和家庭谋生而从事劳动交换，基于交换劳动产品的永恒性和普遍性这一神话，斯密极其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由此衍生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经济理论，把整个经济学都建立在个人精打细算的交换活动上，把经济学问题变成不关乎国家利益和群体利益的、马克思称之为的“庸俗经济学”。然而，现代考古学已经澄清了原始人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互惠和朝贡。“原始人”远距离贸易，也并非为了单纯“谋利”，而是混合了互惠、炫耀和肌肉展示，前资本主义时代，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主要目的就不是单纯贸易，而更多的是夸耀武力和政治宣示。40年代，匈牙利经济人类学家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里明确指出了这点。　　不仅斯密理论的逻辑起点、而且依据假设演绎出来的自由贸易理论，虽然经过后代经济学家加以条件限制，同样也受到广泛地质疑。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章就讲到劳动分工，这被经济史家熊彼特认为是《国富论》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斯密就“交换”做过举例：某个渔夫花三天时间捕到一条大鱼，另一个猎户只花一天时间就猎到一头驯鹿，他们所花的劳动时间不同，所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就有高低。但他们自愿进行交换，是不是猎户剥削了渔夫，渔夫为什么甘愿受其剥削，为什么在自由状态下能够产生交换呢？因为渔夫需要驯鹿，需求影响价格，再则，如果渔夫自己去猎驯鹿的话，可能需要耗费十天时间，渔夫认为交换是合算的。从而论证了劳动优势使猎人不会去捕鱼、渔人想吃肉也不用去狩猎，他们各自从事己方具有优势的劳动，用产生的产品进行交换，其利益远远超过亲自从事打猎或捕鱼。　　所以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应该如此，遵循自己的优势，进行社会化分工，如此才能利益最大化。斯密的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理论就是建立的劳动优势基础上的。但他是静止地看待双方之间的优势，没考虑新的劳动方式、新技术以及新材料的使用将会改变这种相对优势。　　李嘉图很快发现，假如A国相对B国，捕鱼和狩猎都不具有优势，那么交换的贸易就理应不会发生。李嘉图于是提出了“比较优势”的原理进行修正，比如A国相对于B国，狩猎的生产率是50%、捕鱼的生产率是70%，A国就会用捕鱼去进行贸易，或换布匹。斯密的绝对优势只是比较优势的一种特殊情况。但不久李嘉图就意识到，在国际贸易中，一国可以利用处于比较优势的产品对方的需求程度，可以设法获得比对方更多的利益。穆勒则进一步阐述了“相互需求规律”，他指出：每一个国家对于对方对方国家所供应产品的需求强度决定了贸易条件，当一国对另一国出口需求缺乏弹性时，另一个个可用出口关税来谋取利益；当一国对另一国供应需求缺乏弹性时，另一国可用进口关税来取得优势利益。穆勒的“相互需求”原理，是得到公认的对自由贸易的一个修正。
　　“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一个假定前提是生产成本恒定不变，然而包括李嘉图本人也相信在农业中存在规模收益递减的规律。尼克尔森于1897年明确提出，收益递减现象会对比较优势原理带来问题。他借助通常用来解释比较优势的产品指出，如果小麦生产服从于规模收益递减规律，而布匹的生产服从于规模收益递增的规律，那么：专业化和贸易见对两个国家意味着绝然不同的结果”。　　“弗兰克·格雷厄姆在1923年作了更系统的阐述，他提出当制造业受收益递增、农业受收益递减规律支配时，如果一国专业化分工的领域是农业，同时进口的是工业品产品，那么，它在自由贸易的过程中实际上被剥夺了高生产率部分的生产，由此会丧失提高生产率的机会。当然，他也相信自由贸易增加世界总体的产出，但是，只在收益递增部门拥有优势的国家却在自由贸易中遭受损失。格雷厄姆的政策结论是：比较优势原理并非最佳商业政策中“绝对正确的标准”，“对制造业的保护可以有利可图地延续很长时间，大大超过幼稚阶段”。（上两段引自《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　　有关收益递增的贸易保护讨论在1970年代前后重趋活跃。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认为：相对一部分国际贸易，特别是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其产生原因不是国与国资源禀赋上的差异，而主要是收益递增基础上形成的国际分工；由于收益递增规律的作用，国际分工模式除了一些最初的社会经济条件外，更可以有某个历史事件偶然性促成，外生及内生规模经济性会不断强化分工格局并使之固定下来，同时，工业化初期很小的差别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不平等的鸿沟。　　另一阐述“比较优势”则更为丰富和全面，他们是来自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舍和他的学生俄林。1930年他们提出“要素禀赋”原理，又叫H-O理论、H-O模型，大致意思为：产品价格有非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和生产性要素劳动力等共同决定，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产生了产品相对价格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国际贸易。各国会用要素禀赋较优势的产品进行国际贸易，以缓解生产要素配置的不均衡。比如，资本丰裕，就会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劳动力繁多，就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这个假设原理，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于1951利用美国1947年相关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得出相反的结果。美国在进口资本密集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产品,这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完全不相符，与要素禀赋理论的基本原理得出的结论完全相悖。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或“里昂惕夫悖论”。
　　关于这个悖论，笔者最想说的是，斯密理论貌似合乎逻辑的推理，由于大前提外延的扩大，所以其理论必然会有利于一方而损害另一方；有利于经济条件较强的富国，有损于经济条件较弱的穷国。虽然二百多年来，历经经济学家的修正和条件限定，但多没经过实际检验，1930年的要素禀赋理论，直到1951年才验证，结果还与理论告诉我们的相反，可在1951年之前，要素禀赋理论却用描述性的词语毋庸置疑地告诉我们该理论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经济学家们也是不加考虑地当成绝对真理来处理国际贸易事务。为了解释“里昂惕夫之谜”，克拉维斯(I. B. Kravis)在1954年的研究发现，美国政府一直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严格的保护，从而影响了美国的贸易模式。虽然这对解释“里昂惕夫之谜”有一些帮助，但同时也说明，政策会影响经济，而且美国政府从来不是无所事事、也从来没按原教旨的市场经济运作，而美国经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繁荣。　　尽管斯密的《国富论》没有原创的观点，“事实是《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理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如果抽掉这些先驱者的思想，是否还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504页、第508页）。理论基础都是先贤的，而且存在诸多漏洞，且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有害无利，可为何能爆得大名呢？　　《国富论》和斯密之所以成名，并非《国富论》的思想指导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的初期发展与斯密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均背道而驰，虽然英国在19世纪早期曾大力倡导斯密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政策，一度实行单边自由主义经济，但英国制造业这时已经牢牢占据了世界领先位置，他国无力撼动其竞争优势，故而在全球范围推行自由主义对其有利，在经济落后于荷兰等低地国家时，它采取的是保护主义，保护主义成就了英国经济，正像保护主义成就美国一样，美国取得领先后，也开始鼓吹自由市场主义。由此看来，斯密系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富国或领头羊国家的一项实用的工具。对斯密经济学的本质，李斯特说过句很著名的话：“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经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他伟大的同代者威廉·庇特以及所有在他以后在英国执政的人的世界主义意向的秘密，也就在这里”。是《国富论》表达的观点和理论相当洽和领先者国家的心态，能为其所用，所以才变得如此有名和“主流”。　　据梅俊杰在《自由贸易的神话》中研究表明，《国富论》1776年出版印数不过500-1000册，近两年后出第二版，印500册，再过六年，即1784年始出第三版，印1000册，前三版跨度十年总发行册。这实在不像国内经济学说史著作中所说的：“第一版两卷本一下子就告售罄。该书从一开始就受到极为热烈欢迎，而它的影响······那么巨大而又广泛”。实际上，直到斯密辞世的1790年，《国富论》也没被重视，因为他的理论不适合英国的实际需要，他是为制造业绝对优势的国家提供的理论，当时英国并不具备这点。《国富论》出版80多年、斯密也逝世近70年后，才被当时取得世界经济领先地位的英国所重视并推行。
　　@yangyizhqun 10楼
12:41:01　　二、古典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　　“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中。一般来说，西方学术，都能溯源古希腊。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年—前355年）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他反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拥护斯巴达的贵族专制，后来投靠斯巴达王得到一小块领地，就是在经营这块领地时，写了上述两本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经济论》以记录苏格拉底等三人对话形式写成。对话录这种形式可能是......　　-----------------------------　　魁奈的重农主义,其的启始根源,我记得是对法国之前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反思.同样,重商主义的出发点在于对于财富的认识的局限,当时的看法, 就是货币(金子)多,就是创造了财富.正是这种对财富的认知区别,带来了两种经济思想的不同.　　而相比之下,魁乃在当时来说,更接近价值来源.而重商主义,则是明显的唯钱数主义.而当时的货币是金属货币体系,对于现象的直接结论,得到了如何来获得更多金属货币的方法的研究,结合本国情况, 通常作为国策来让君主进谏.　　经济学的发展,我发现,它通常呈现出前因后果的现象,也就是,一次大的危机之后,催生对危机的反思,进而出现新的理论.　　亚当斯密也是这样的.后面的还没看.待会看.
　　魁乃是因为对过去人们对财富的认知带来的社会结果的反思,从而进行了一次对财富创造的反思.它的经济学表,基本就表明了资本运作过程的各个环节,只是问题在于,它只是在简单的计算财富的加减和运行,而后世有人对这个利润创造环节重新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从而得出:　　劳动者(工人)在利润分配中该拥有发言权,而具体多少.哈哈.谈判吧~
　　@yangyizhqun 22楼
10:37:30　　非主流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思想大体继承了古典主义，其“劳动创造价值”和“劳动价值论”分别来自斯密和李嘉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私有制是万恶之源隐含着对“经济人”共设的肯定，都承认贪婪的人性。古典主义的斯密认为个人从人性的贪婪出发，能达到增进总体福利的效果，对经济发展有益，所以要给贪婪的人性“放任自由”。然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并没看到总体福利的改善，却看到贪婪的资本家是如何侵害工人的利益。出于公平原则，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马克思欲限制人性在贪婪方面的泛滥，所以在他的经济学理论中，取消私有制，以全民所有的国家计划来代替。上述两种理论，都属于书斋经济学，同样以“经济人”（也就是个人的自利行为会给社会总体以有益的改进）为假设，得出与斯密截然相反的结论，马克思是想设计出一套遏制贪婪的、一劳永逸的经济政策。马克思似乎忽视了人性的复杂，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斯密的放任自由都有极端的一面，对实践而言，非白即黑的实行，都属于不且实际的乌托邦。　　-----------------------------　　不是吧?马克思哪本著作里说国他是要设计出一套遏制贪婪,一劳永逸的经济政策?　　趋利避害,是经济政策权衡中最根本的取舍依据.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权衡,是选择时的重要衡量考察点.　　马克思如果是想设计出一套一劳永逸的经济政策,显然这个就太形而上了,这完全不符合他的分析方法.他在经济学上,是进行了对商品,生产,资本,这个社会经济大循环中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很明确嘛：　　劳动者（工人）所创造的利润被他人剥夺，进而得到的现实指向是：工人拥有利润分配上的话语权。　　到这里为止，是事实分析结果。　　而这个事实分析，现在已经被世界上各种工会和劳资纠纷中的谈判所显示。　　目前为止，这就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上重大贡献。　　而这之后，事实分析清楚之后，进而得出：财富创造者，在财富分配的时候，却没有话语权的社会事实判断。进而指向了又一个现实：不公平。　　而由此，这个不公平会带来何种社会远期结果，最终对全体利益是否是更好的分析。　　而如何该，则需要依照各个环境的不同条件，来进行不同的符合发展时期特定取舍，来进行建设。
　　举报 回复 楼主：@yangyizhqun 时间： 11:06:43
　　-----------------------------　　楼主兄，你在后面论述的几段，我基本上不同意，幸亏没看熊的那本经济历史分析。哈哈。　　亚当斯密，是西方经济学追求效率的祖师爷！这是他们的方法的方法。　　自由，不过是亚当斯密理论的外衣，而也正是他对效率的侧重，让他的道德看起来那么虚伪。哈哈。　　简单来说，亚当斯密只是在努力说明一点：应该提高效率。　　而如何提高效率，则可以依照不同的环境，采取不同的方法。　　西方经济学，至今也没什么创新，他们的最高度就是亚当斯密。
　　楼主兄，你这个帖子，基本上是把亚当斯密一把揽到怀里，你面露不悦，但是亚当斯密却面带微笑。
　　在高度上，我认为亚当斯密也确实是一代大师，他所提供给后世的，也是方法的方法。　　到最后，正是对效率的追求中，发现，只一味追求效率反而对全体利益是损害。
　　熊的那本经济历史分析　　-------------------------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想起来了,这本书我看过第二卷.不过看过就忘记了.　　哎,我的记忆力一直就不好.
　　二觉兄看的仔细，谢谢。　　某些不认同的暂不解释，我会去想，请二觉兄继续挑漏洞。
　　斯密古典主义理论，本不像后世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呈现给世人的那么极端和绝对。“他不是教条主义者，他并没忘记任何一种法则都是例外”（季德、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 第109页）。包括在自由贸易问题上，设想了一些例外情形，例如，他提出了设置关税的几种情况，一是“特定产业，为国防所必需”；二是对国内产品课税时，也应该“对外国同样产物课以同税额”；三是在对外贸易报复和向自由贸易逐步过渡时，可以合理使用进口税。此外，斯密承认商人会背离公众利益，政府是市场机制的必要补充，如政府可提供公共产品、建立法治体系，保证市场运作能够井然有序（《国富论》，下卷，第34、36、38、40页）。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表现出相当的“良心”和“常识”，仅举两例：　　　　“利润增高的作用，却象复利一样。我国商人和制造者，对于高工资提高物价、从而减少国内外销路的恶果，大发牢骚；但对于高利润的恶果，他们却只字不谈。关于由自己得利而产生的恶果，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只对由他人得利而产生的恶果，大喊大叫”。（ 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的结尾部分）　　　　“其实，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虽然往往对于公众有利，后者却总是和公众利益相反。缩小竞争，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余市民却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负担”。（ 第十一章 论地租）　　更重要的，斯密是个爱国者，他的理论为他的国家当时所处经济地位服务，当国家利益与他的经济理论相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国家利益一边，他坚定地支持英国的《航海法》即是明证。《航海法》是英国保护国家利益的一项法律，其中一条主要内容就是：进出口英国和英国殖民地的船只必须使用英国制造的船只。这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全然迥异，更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品格有着天壤之别。　　第二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楼主：@yangyizhqun 时间： 20:13:01 　　继续说亚当斯密.假设下,如果这个世界充满和平,人们在自由交换中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愿,而不会被枪炮所威胁,那么结果是什么?还需要国内保护吗?或者假设地球是一个国家,那么在这个国家之内,是否可以适用亚当斯密的理论?　　而为何当变成众多国家之后,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却有时被反对?　　反对的人,在国内是否又运用了亚当斯密的理论思想?　　基本上,我认为,西方经济学,提倡自由竞争,认为这样能达到资源配置最佳,效率最优,从而达到美好的天堂世界.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后世人,如何来粉饰,比如寻求什么道义呀,比如对妓女口头上的尊重啦,这些不过是虚伪的外表,其内里,就是将优胜劣汰发挥到极值.将人向着趋利避害的动物方向推动.　　而这些在马克思的时代达到了高峰,同时,马克思这个"异教徒"却明确的指出了这一点,也就是亚当斯密那充满绅士风度理论下的构建出的将是动物世界的真相.　　马克思会去设计一个一劳永逸的蓝图吗?他只是在说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的结果是最终对所有人都不利.　　而亚当斯密,没有原创吗?这个原创还真要分怎么看.哈哈.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来源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而他又对两者进行了批判,重商主义是"唯钱数衡量论者",而重农主义,又把眼睛盯死在了土地这一死物之上,亚当斯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明确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货币,土地,劳动.这是西方在经济学早期的努力探索路径.　　在生产关系中,劳动力是商品.可以买卖的.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直接导致的就是把劳动力榨取到极限的结果.　　他之后的人,无论其理论看起来多么温情,都藏不住:优胜劣汰的动物真容.　　而马克思,是西方所产生的经济学家中,这几百年来唯一的另类.　　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不是书斋里的理论,就因为其的出发点是:从事实出发,用事实来检验真理,简单来说就是那句: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最根本的.　　这从他所使用的方法和所秉持的历史观中都可以看到.
　　从亚当斯密的世界来看,里面的生产关系之下,只能出卖劳动力的群体毫无选择的自由.这也是为何我有时听到西方自由主义者说自由时我就发笑的原因.这就是亚当斯密理论的虚伪之处.哈哈.　　在这种生产关系下,贼的儿子永远是贼,贼的儿子永远是拉卡.　　对于亚当斯密之后的人,我认为,精华已经都被亚当斯密写干净了,后世没几个超过他的人.而西方经济学理论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能批判亚当斯密的人.
　　@yangyizhqun　　y兄,说真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一本极其不容易读的书,应该把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阅读这一个,弄好了之后,其他人的书,如果不学西方经济学理论史,何必浪费时间成本去看他们呢?
　　贼的儿子永远是贼,拉卡确实拥有自由,他只拥有作个贼的自由.可是,这还叫自由吗?
　　现实是残酷的.　　光有理想,百无一用,激情退去后,只会留下那一点点倦.　　只有现实,万劫不复,庸碌无为中,一个人的生命到最后什么也不会留下.
　　继续说亚当斯密.假设下,如果这个世界充满和平,人们在自由交换中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愿,而不会被枪炮所威胁,那么结果是什么?还需要国内保护吗?或者假设地球是一个国家,那么在这个国家之内,是否可以适用亚当斯密的理论?　　而为何当变成众多国家之后,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却有时被反对?　　反对的人,在国内是否又运用了亚当斯密的理论思想?　　----------------------------------------------------------　　再补充一个问题:现在的世界,对比过去,"自由贸易",是倒退了还是进步了.　　马克思都没有想掀翻亚当斯密,他只是把亚当斯密一脚踹下神坛罢了,而后者的继任者们,却一个劲的帮他掸泥.
　　现在的社会经济决策,早就已经建立在数据统计,信息分析的基础上了,这在越来越多的学科中得到了显现,只有文科领域似乎与此无缘.
　　楼主：@yangyizhqun 　　回复的多了一点,希望Y兄不要介意,我也是对这些比较感兴趣,所以多说两句我的看法.
　　@二觉 49楼
22:46:07　　楼主：
@yangyizhqun　　回复的多了一点,希望Y兄不要介意,我也是对这些比较感兴趣,所以多说两句我的看法.　　-----------------------------　　不介意，二觉兄说的很好，表示感谢。　　说明二觉兄读了，并平时认真思考过，很不容易。
　　第二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以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其中，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学派诞生的标志性人物。它的组成复杂、门派繁多，其理论承继新古典主义，并使之极端，虽然同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但各学派之间理论略有不同、或某个观点互相攻讦，然而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是其共同特征。新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当资本主义经济处于“滞涨”时，因反对凯恩斯主义而形成，并成为经济学主流的一个流派。这一流派的经济学，在目前亦称之为主流经济学。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门派繁多　　一般以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和引起世界广泛关注、是源于二十世纪20-30年代的一场论战。但美国批判主义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提出了另一种说法，认为新自由主义“长期以来就潜伏于公共政策中”，“主要包括学院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围绕著名的奥地利政治哲学家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聚集起来，于1947年创建了（他们在瑞士度假村首次碰面后命名的）朝圣山学社，其中知名人物包括米塞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一度包括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这个集团的成员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 第023页）。　　发起那场据说引发新自由主义诞生的论战之主角是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Ludvig von Mises）。上个世纪20年代，苏俄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这在西方思想界产生极大震动，包括罗素、海明威、爱因斯坦等在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坚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这个背景下，米塞斯于1920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的经济学短文，从根本上彻底否定在中央计划中、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从而引发上个世纪20～30年代在世界范围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大论战。应战一方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罗纳和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等。兰格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提出了竞争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兰格认为，公有制的经济中，制定计划的中央机构掌握经济体系的知识、经济运行中的信息远较任何私人企业家丰富，因而可以较正确地采用试错法来模拟市场机制，决定价格，使供求得到平衡，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方面远胜私人企业家。兰格以为社会主义的实际危险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非解决合理资源配置的问题。30年代，哈耶克撰文与兰格商榷时指出：兰格的方案对静态均衡理论过于迷恋，根本不理解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而且全面掌握经济信息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场不分胜负的论战，在传统上，被当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登上历史舞台的里程碑。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新自由主义演绎出众多学派思想和理论体系。主要学派有：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为主要成员的芝加哥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卢卡斯、巴罗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新自由主义理论由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在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受到学界的尊敬”（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 第026页）。
　　可以回复吗
　　还是从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读起．如果要入门，否则是走马观花，变成了读经济学历史，而不是经济学
　　@ceiet 53楼
13:12:19　　还是从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读起．如果要入门，否则是走马观花，变成了读经济学历史，而不是经济学　　-----------------------------　　该从哪读起，就不劳赐教。　　这门里的大师，在我眼里，基本就是厚脸皮的骗子。
　　一般认为，供给学派算不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里的重要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被看作是新自由主义里最有影响的学派，但考察美国经济从国家管制的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无不受供给学派的影响，所以有专门介绍供给学派的必要。供给学派经济学又称“里根巫术经济学”，因为由里根政府大力推行、而“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可以通过减税来完成”，这一看似“巫术”的方法，使其得名“里根巫术经济学”。对供给学派，西方有这样的看法：“一直到2003年，《华尔街日报》正是宣告了它的死亡。那些主张税收减免和税收返还的理想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也不愿意与供给学派经济理论挂上钩”（科林·里德：《金融危机经济学》第132页）。　　供给学派理论最重要是在于重新复活“萨伊定律”。认为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西方各国政府的一系列错误政策、政府过多干预所造成，而并不是有效需求不足所致，萨伊定律完全正确，错的是凯恩斯。70年代初，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芒德尔多次抨击美国的经济政策，提出与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观点和看法；他的观点引起了拉弗、万尼斯基的共鸣，70年代后半期，拉弗、万尼斯基利用《华尔街日报》广泛宣传他们的观点；到70年代末，供给学派在美国经济学界成了较受瞩目的一个学派，80年代红极一时。　　供给学派极力强调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产生生产过剩，需求不足是供给不够，供给是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政府应当刺激供给而不是需求。这里面包含这样的逻辑：个人或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经营活动中，总是逐利的，企业利润会影响企业的行为；工资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储蓄和投资报酬会影响资本的供给和利用。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下，就能够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状态。其力主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但同时又强调政府应该刺激供给。这几乎是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各流派的致命悖论，一方面反对政府干预、同时又指责政府干预不力，指责政府在干预他们认为对的方面采取干预措施不够。　　政府如何刺激供给，唯一的方法是“减税”。供给学派给出这样的解释，减税部分的资金在资本家手上，会被用来投资生产，进而创造就业，就业人群获得报酬再用于消费，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因为低税率，更能吸引资本参与逐利活动。其理论依据就是“萨伊定律”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然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减税部分的资金，很大部分并没进入生产领域，很可能被用于投机活动，因为“减税”的税收鼓励对投机活动的影响同样巨大，而获利却是生产领域无可比拟的，这将制造一个泡沫，在将来某一天泡沫破了，将极大地损害经济体的健康。当然，争论的后果已然呈现，西方经济的麻烦在早几年金融危机时开始，一直到现在也未摆脱麻烦走出低谷，就是投机造成的泡沫破了。80年代初时，后果都是预测，当初面临的棘手问题是政府财政预算赤字。政府“减税”，势必影响政府财政收入，加巨日益增大的财政赤字。关于这一点，供给学派有个近乎巫术的解释：减税不会加大赤字反而会增加政府收入，降低赤字。其理想是：税率降低，会有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领域，盘子大了、蛋糕多了，足以弥补甚至超过降低税率的收入，所以收入自然会多。说明税率与税收收入关系，供给学派如痴如狂地依赖该派倡导者拉弗画的一条“拉弗曲线”。
　　其实，拉弗曲线并不支持税率越低税收越多这一说法。拉弗曲线只不过指明存在某一个P点，在P点时获得最高的税收收入，税率在P点横坐标的左右税收收入都将降低，越远离P点，降幅越大。由于“拉弗曲线”简单、易于理解，所以成功说服了里根政府，成为里根政府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之一。还有个“之一”属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里根虽然强烈反对财政赤字，可吊诡的是，在他8年任期中，从接手白宫时500亿美元的赤字，到卸职时高达1.5万亿美元的巨额赤字，创下了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的最高纪录。这得拜供给学派的“减税增加财政收入”所赐。在时尚界，目前流行简约美，在经济学界，也流行简单，这本身就很荒唐，经济学理论不该跻身时尚流行，它的评判只能是适合不适合与对和错。
　　下大功夫了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学派比供给学派的影响大得多，本身逻辑自圆其说得也使人能够信服，但是，经济学家的傲慢和“知识分子”对知识技艺的炫耀，使得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看起来更像是玄学，特别是经济学家仿佛中国古代武林中人的作派，有着极深的门户之见，都认为本门学问是绝学，可以包打天下、包医百病，欲取代所有经济学门派一统江湖成为至尊，故而，理性预期学派的原始假设的不严密或者说虚假，就造成梯级推论中的漏洞被无限放大，以至于该派理论欲取代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笔者以为是精致而艰深的谬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倒不太敢奢谈“理性预期理论”，因其极其显摆数学，在经济计量分析中，调动了包括微积分、线形代数、概率论、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等几乎一切数学工具，这点阻止了普通人窥探经济学，也阻吓了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因为国内45岁以上的经济学家鲜有会解初中一元二次方程的。抛开微积分等一切艰深的数学工具来看“理性预期理论”，其实就是斯密的古典主义，无怪该派又称新古典主义的第二代，第一代是马歇尔的古典主义。　　依然从斯密的“经济人”自私逐利的原点出发，但自私逐利的过程在该派看来不是盲目莽撞，而一定对自己的经济行为的后果有某种“预测”和估计，这就称作“预期”，而这种“预期”是在掌握了过去和现在一切信息后作出的，能够和现实洽和，对未来的预测也总是准确的，所以称作为“理性预期”。理性预期是相对于“适应性预期”而言的，适应性预期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菲利普·卡根(Cagen)于1956年提出。该理论说：人们运用某经济变量的过去记录去预测未来，反复检验和修订，采取错了再试的方式，使预期逐渐符合客观的过程。这有点像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而理性预期与这种适应性预期根本不同，它是指人们预先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做出的预期，而且人们在做决定时，不用刻意自然会是“理性预期”。为什么会这么做？该派有个很著名的回答，鸟儿并不懂空气动力学，并不影响鸟儿煽动翅膀飞翔，因为它的行为同样是理性预期的结果。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对经济信息的反应远不如公众灵敏，所以政府任何一项哪怕初衷是善意的决策，施行过程中都会被公众的理性预期所抵消而无效，更增加成本，造成社会成本的浪费。对经济，政府最好的决策就是什么都别管，市场有自我调节的功能，让它去发挥作用。该派也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政府任何事都不用管这其实不新鲜，不过是“无为而治”，两千多年前中国老子就是这么建议，可老子不会用微积分、概率论和微分方程组而已，所以老子不被当成经济学家，而是哲学家。
　　对政府决策不能掌握完全经济信息而个体却能天然地把握这点，笔者以为不能使人信服。政府决策也是集合个体人的分析作出的，个体人在替政府推出一项经济政策时，他的天然属性并不会因身份而消失，既然在替自己决策时拥有“理性”，那么，替政府推出决策时也会“理性”、也同样拥有掌握全部经济信息的“本能”（理性预期学派以为的），而且，相对于经济统计信息的掌握，无疑政府要强于个体公众。个体公众对经济统计信息的掌握，多依赖于政府发布的各类年鉴。公众要完全掌握经济信息是件强人所难无法实现的任务，也许你了解汽车行情和成本构成，但未必了解抽水马桶的，就算公众人人都聪明过顶勤奋好学，也不能了解房产的成本构成，因为房地产的成本在中国是“国家机密”。同样，政府的经济决策公众并不能完全消解，一年多来，国内的房地产商一直在为摆脱窘境而绞尽脑汁即为明证，同时，他们也并不“理性”，并未预见到政府会出台楼控政策。在国内，很多经济现象恰恰与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相反，恰恰是政府缺少指导性的经济政策，使得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本该“理性”却表现出非理性的重复投资于缺少核心技术、利润微薄的产业，比如如雨后春笋般的LED组装行业。更为严重的是，将蹈火式的投机当成理性预期的结果，鄂尔多斯的康巴斯新城中蒸发了多少民间财富，是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可以轻飘飘地说声：个体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总不能在别人提醒那是有风险的投机时，指责别人违反了经济规律，鼓励当事人此行为是理性的、正当的吧！上述事例，说明个体、私人企业往往目光短视、经不起投机的诱惑，“理性预期”荡然无存。　　制度主义学派的美国经济学家本·塞里格曼曾对理性预期学派理论做过恰如其分的评论：“理性预期学派将以往古典学派认为仅仅是经济学家才能拥有的那些能力赋予一般经济行为的‘个体’。工人和雇员能够充分理解政府的政策，知道每个变量的价值，还能够求解复杂的经济模型以得到最优的预期。这是对理性化假设一次不同寻常的推广，它意味着政府将不可能对真实产出和就业施加任何影响”（本·塞里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 新版导言）。　　当然，西方经济学家少有国内经济学家的幻觉，坚信本派学术包医百病。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性预期学派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在颁奖现场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世界经济开药方请求，他再三强调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经济学理论，无力为经济振兴提供简单的妙方，这就是现实。如果不是为哗众取宠，严肃的经济学家都明白这点。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Christopher A. Sims)。托马斯-萨金特与1995年的诺奖得主卢卡斯同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开创者，提出理性预期概念的思想早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美国年轻的经济学家约翰·弗雷择·穆斯在《经济计量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的论文，首次提出了理性预期的概念。70年代以后，以卢卡斯、萨金特为首始形成学派。诺奖表彰萨金特和西姆斯解答了许多有关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理性预期理论的提出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突破性成果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和理论结构。
　　对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化，并最终取代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是理性预期学派的追求之一。在他们看来，宏观经济变量、总供给、总需求、总就业量，是由具体的微观的经济变量加总而成的．因此，要了解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情况和变动规律，首先必须探讨微观经济变量的变动情况和变动规律。就理性预期假说而言，理性预期的主体是具体的经济活动的当事者，以及其在理性预期基础上所做的经济决策，构成了整个社会最优的经济活动的基础。因此，要探讨整个社会最优的经济活动，便须首先探讨具体的经济活动当事者的理性预期行为和决策，这就必须进行微观经济分析。对宏观事物的把握，从组成它的因子着手，这谁也不能否认，但问题是，这个因子本身把握不正确，那宏观事物就没有不错的道理。举一个国内用以说明理性预期理论的例子：　　某年猪肉价格大涨，养殖户多数会加大养殖规模，也有谨慎维持原有规模的，还有聪明的养殖户，他不仅参考现在和过去的价格，还考虑未来会发生什么，想既然今年价格已经虚高，大家都会多养些猪，这样供应多了价格自然就会往下走，这样干脆他就减少饲养，结果，他反而避免了肉价大幅下跌的损失。这样的人就是具有理性预期的人。这个例子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用来说明理性预期多么重要。笔者疑问在于，既然公众的投资行为冲动非理性的，而理性预期的行为者又少之又少，用理性预期理论来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并从理性预期的结果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这可行吗？无疑是缘木求鱼、风马牛不相及。正如有人讽刺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说的，在黑暗的野地里嘿咻时丢的一枚戒指，却跑到城里灯火通明漂亮的街上寻找，就因为街道上看得清楚，而且很漂亮。　　或许，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的影响超过了理性预期学派，但其理论还原到能让人看懂的人话不太容易，加上笔者真的不太懂，所以就略去，反正关于弗里德曼后文还有介绍，不急。
　　二、世界主义的特征　　源于斯密经济学的所有流派的学说都有鲜明的世界主义的特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不是继承而是批判地吸收了斯密的观点，但逻辑原点仍然相同，仍然是“经济人”假说，依然同意依据假说的推论。马克思不过是人道关怀促使他不支持这种推论结果的天经地义，认为放任人性恶的一面，将导致极端的贫富差距，人们没有了经济上的平等，自由就会变成多数人奢侈的空话，而成为少数人奢侈的挥霍。他的经济学主张的全部是为了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在他的经济学王国里创造了一个天下大同的乌托邦，声明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就是他们的祖国，在实现他的经济理想的世界里，国家形式终将消亡。然而，马克思的经济理想在苏联实现时，国家却并没消亡，因为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也可以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前提已经改变，然而，本初的结论却依然保留了下来，保留或许是无心或许是对率先实现者有利，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颂扬的世界主义——国际共产主义。　　新自由主义则以“全球化”为号召推行它的世界主义，具体措施是取消关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分工，其中“国际分工”最能体现世界主义奴役弱小国家的特征。　　新自由主义并不讳言“国际分工”利益会向工业制造国倾斜，但固执地相信财富的溢出效应将惠及所有的人。事实却没能支持这个假设。在英国用军事霸权推动的第一次全球化阶段（1870年~1913年），亚洲（日本除外）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是0.4%，非洲为0.6%；西欧1.3%；美国最高：1.8%（增长率数字取自世界银行2002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美国没有参加全球化中，反而是极端的保护主义，而从亚洲的增长也看不出受益于溢出的财富效应。实际上，第一次“全球化”的两个憧憬都落了空，即增长优于保护主义和普遍富裕的美好憧憬。　　英国推行“全球化”也非出于带领全世界人民共同富裕的无私目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普遍在认同“目的”方面存在着分裂现象，就是在个人目的方面认为人是自私的，在国家层面却又认为人是无私的。
　　十九世纪的英国，由于对茶叶的嗜好使其与中国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逆差，按照国际分工理论，这没什么不好，各优势国应该恪守各自的优势进行贸易，以促进各国人民的福利。然而，“全球化”的英国进行了违反其“全球化”措施的相反的选择，为弥补贸易逆差，开始向中国出口产自印度的鸦片，正如毒品贸易现在被全世界合法政府视为非法一样，自然遭到中国清政府的抵制和禁止。于是，爆发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实质是，英国在“全球化”的口号下、发现全球化不能为其带来利益时采取的反“国际分工”的战争，唯一能达到的目的就是弱肉强食地用武力迫使中国政府接受它的毒品贸易。　　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新制度学派的杨小凯就清政府在《南京条约》后失去管理国家海关的权利，对英国人掌管中国海关达55年（1863年—1908年）之久，曾做过如此评说：“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它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平税收······最大贡献是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杜绝了清朝腐败制度下贪官对海关的扰乱”（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一个国家的主权，以丧失关税自主权为突出特征，如果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能够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那还勉强可以从全民利益、人道主义角度诠释杨小凯的论断，国家主权要不要无所谓，人民的福利第一。可是，任何从个人自私立场出发的经济学理论，不管是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承认，国家可以通过关税来使贸易的利益分配向己方倾斜。通过战争手段制定的固定关税、并且要通过战胜国的人员来管理的他国海关，符合谁的最大利益？这似乎无需什么高深的理论来解释，而且自由贸易、国际分工理论并不支持这一解释。假如仅仅是“杜绝了清朝腐败制度下贪官对海关的扰乱”产生的腐败这么一个理由，请杨小凯先生给出“必然”腐败的理由，以及腐败后的海关对国家经济的伤害与丧失关税主权对经济发展的比较数据，至少应该论述“腐败”是怎样损害全民利益的，否则，沦为不可信的无稽之谈。　　关于“腐败”，笔者愿意提供另一蓝本。1961年，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收入是49美元，1966年苏哈托军事政变上台，直到1998年下台，在长达32年的统治期间，据估计挪用、贪污至少150亿美元，相当于1961年的45亿美元国民收入的5.2倍，然而人均收入比1961年提高了三倍。那么，假如英国人不替中国人管理海关、假如清政府管理海关必然腐败，得出全民利益受损的结论也是牵强的，为什么不会像印度尼西亚一般“腐败”并“增长”呢？何况，丧失关税主权后并没有数据支持杨小凯所言的“贡献”。　　还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杨小凯写有这样的话：“清朝与外国冲突产生的条约制其实对中国经济有其正面影响。条约制把西方的法治概念和对游戏规则的参加者之间平等讨价还价的概念引入中国”。“与此比较，英国人与中国打交道时，耐心争取中国政府自己同意的条约，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杨小凯先生缺乏常识吗？战败国没有与战胜国平等的地位，其“讨价还价”是在战胜国单方面提出的价码上的微调，战败国也没嫌价码太高而不谈的权利，就如给你自由选择，是选择上吊还是抹脖子，结果都一样，没有不死而活着的选项。中国政府确实是自己同意的条款，可是，除了在划定的圈子里讨价还价之外，还有其它选择吗？封建官僚李鸿章懂得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在日本签下屈辱的《马关条约》后，悲愤地誓不履日本半步。然而，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却觉得“难能可贵”，笔者也“难能可贵”地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智商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杨小凯的智商不容怀疑地有富余。为何主流经济学家们会相信、或者只是为使中国普通民众相信：英国不惜牺牲同胞的生命和他国人民的性命打了一场崇高的、无私的战争，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与“腐败”的中国政府能坐下来，平等的讨价还价，全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福利。英国人为什么不自私了呢、不理性了呢、不“经济人”了呢？
　　对世界主义的国家分工，毛泽东主席有着清醒的认识，当苏联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各司其职时，毛泽东明锐地感觉出帝国主义霸权因素。既然是谋取霸权，为什么我就只能做小弟、需要仰仗老大哥？所以没有接受苏联为中国指定的农业国的定位，而是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尖端军事工业，言外之意就是即使一定要有个老大，那也是我来当。当今中国政府最缺就是这种舍我其谁的霸气。现在推行世界主义的国家无非是想固定它老大位置，这很好理解，比如菜市场有个老大，他分配张三只能卖青菜、李四卖萝卜、王五卖茄子等等，规定各人赚各人那份钱，而掌握分配权的老大从各人抽取保护费变成最大的获益者。如果这种想法上升到理论，老大的家属会极力推荐这个理论，万般说明能为大家带来利益。而张三李四王五的家属却不会同意，他们会认为青菜萝卜茄子哪个赚钱卖哪个，为自己家里人说话，不会向着外人。可在现实中，一旦变成了经济学，情况就大不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管自己国家实际发展状况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都会争相表达“国际分工”的好处。所以，笔者以为世界主义逻辑隐含的卖国主义不仅有先天因素，也有相当部分是个人不辨黑白的智商这一主观因素造成的。　　世界主义对民族主义、对民族群体伤害甚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战败，很大程度归功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自认为没有祖国的工人阶级，他们在后方的军工生产方面的破坏行为，直接导致战役的失败、士兵的死亡。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光芒有选择地避开本国、本民族的士兵。在这一点，新自由主义与其有着惊人的一致，它的人道主义甚至有选择地避开一切无辜的、善良的人群，如认为最低工资保护、福利制度等都是令人恶心的万恶之源（张五常语），而对类似药家鑫的反人类犯罪，自由主义者往往网开一面，实行无微不至的人道主义关爱。1929年，张学良将军将中东铁路收回国有，引发了一场与苏联的局部战争。当时割据一隅的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配合宣传攻势，拟在平津举行罢课、罢工和罢市来声援苏联，抗议当时本国政府的行动，尽管以后共产党政府也都将会采取的行动。这一明显违背本民族利益，不为民众所支持的“三罢”行动终于没能够发生，“武装保卫苏联”的喧嚣也偃旗息鼓。但不能否认在民族的机体上划下了一道伤痕。　　遏制人性恶的一面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旦有了世界主义的倾向，其最后都会向非人性方面发展，而自由放任人性恶的经济学，其世界主义驱动下的表演就匪夷所思。有个老经济学表演家曾写过一篇文章《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其中有说：“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笔者不认为其中蕴含值得思考的经济学原理，不过是吸引眼球的愤青的吐沫，可经济表演家老得已不再适合装天真不谙世事的愤青。文中还有“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开采权，所出的钱成为放弃一方的补偿。”对如此天雷滚滚的“经济学”主张，笔者已找不到合适的经济学原理进行批驳，正如一个人坚持1+1=3，你就无法让他明白开平方的意思，但笔者可以用市井的方法送他个比喻：笔者认为老经济表演家名下的儿子其实是笔者的私生子，对这个主张，那么，是不是老经济表演家也可拟定归属方案，“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呢？照他的意思，谅必认可这是最佳方案，在经济方面，对三方都有利。
　　西方新自由主义者们忌讳与民族罪人、独裁者为伍，尽管很多时候行动已经同流合污，但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不避讳，他们走得更远。比如，这位老经济表演家在《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客串政治表演家时写道：“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要重新评价汪精卫。文章我没有看到,对汪精卫我也没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偏爱于谈论政治问题，对简单的价值判断进行颠覆，因为在任何西方民主国家里，当在国与国交战期间，背叛民族帮助敌国都是不可饶恕的叛国行为。笔者认为他们的言行是“世界主义”发酵后变质后的反应。普通网友不大明白，多猜测这个老经济表演家是汪精卫的私生子，在网上提供了很多资料说明和照片比对说明，看来似乎也不无道理，否则无法解释。　　其实，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并未将世界主义的全球化当真，只不过迫使后进国家“全球化”，在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里，无不是深陷经济陷阱，难以自拔。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好学生泰国，至今也未能从金融风暴中恢复过来则为最好例证。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做为我所用的工具的美国，却能挥洒自如，不大受世界主义的羁绊。“我们正在制定游戏规则，但那些国际经济机构，受到特定国家、特殊利益和特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制定的游戏规则具有很大的摇摆性。尽管 美国谈到法律精神，但它对单边政策的追求说明它在国际层面上抛弃了这些规则。只有法律规则的结果与美国的期望相一致，美国就会支持这种法律规则”。斯蒂格利茨在《喧嚣的九十年代》里这样说，同时：反之，则反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都知道：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都是手段，发展本国经济、强化本国优势地位才是目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的经济学家往往不明白这点，或者假装不知道。
　　首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法西斯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尽管社会主义有突出的世界主义特征，而法西斯有着显著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各自的特征，在实践中表现尤为明显，不管是前苏联的对内肃反、对外输出革命还是中国无休止的内部折腾和支援世界革命，无不是世界主义的显性表现，着眼点不在于本民族的发展空间，而是世界人民的制度和福利。法西斯主义则相反，希特勒推行对犹太人的民族灭绝政策，是循着一条拓展日耳曼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这个思路的。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归并到一起，哈耶克似乎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最大可资说服的理由是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会导致相同的“奴役”的结果，这个理由同样难以成立。　　马克思未必没看到一条通往奴役之路，所以在他的理想设计里，用工人阶级的阶级属性来加以避免，因为阶级属性，所以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可以主导社会主义不会踏上奴役之路。当然，这似乎是想当然。马克思过多地赋予了工人阶级自身并不具有的、天然的优秀品质，以至“社会主义”本身由于主导力量的人为拔高而沦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人为规定一个阶级在道德水平上优于其他阶级，这在人性方面存在偏驳而不可取，违反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在实践中则是荒谬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中国革命实践中，为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看起来“名副其实”，硬行推上工人阶级出身的向忠发为总书记，然而，此总书记并没向世人展示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所应该表现的优秀品质，也并无“天赋理想”，被捕后，旋即叛变并供出他的同事。反而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瞿秋白，具有真正的理想，赴刑场面对死亡，既像一个战士，又如一个绅士。由于对工人阶级定性的粗疏，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沦为了“乌托邦”。成为“乌托邦”并非源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而是因为政治上断定，断定必然存在的一个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具有天然的、上帝的品质，事实上这并不存在。　　“乌托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本义是“乌有之乡”，中文译为“空想”。1516年，托马斯?莫尔出版了《乌托邦》一书，书的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在书的第二部分，莫尔描绘了一个公有制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
　　在我看来，微观经济学都没有搞通，就不要去多谈宏观（政治）经济学。否则，纵然说到天上去，也是抄书匠而已。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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