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杨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深刻领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意义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经济发展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供求关系的变化，把体制改革、机制创新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做加法又做减法使供给和需求更好匹配。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最直接的变化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同时还有一些阶段性、深层次、趋势性变化。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加快，传统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主要靠资源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发展方式，已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等矛盾比较突出。这既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问题，但主要是结构性问题；矛盾既出现在需求侧，也出现在供给侧，但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部分地区房地产库存高企、企业杠杆率偏高、实体经济成本过高、经济社会发展一些领域短板突出。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
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应对世界经济复杂多变局面的关键一招。
二、紧紧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要求
第一，把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近年来，我国不少消费需求无法在国内得到满足，外溢到国际市场。
第二，把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也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一是坚定不移去产能。去产能，既要化解过剩产能，也要坚决淘汰落后产能，还要严控盲目新增产能。力争5年内压减粗钢产能1
~ 1.5亿吨，3 ~
5年内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去产能的一大难点是人员安置。
二是因城施策去库存。
三是积极稳妥去杠杆。杠杆率偏高，主要表现在非金融类企业部门。快速去杠杆和快速加杠杆，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四是多措并举降成本。
五是突出重点补短板。农村贫困问题是最大的短板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要补齐生态环境短板
第三，把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通过改革创新，做好“加减乘除”
一是通过深化经济科技领域的重大改革创新，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大限度聚集创业创新合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发展重塑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让科研人员放手创造
二是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等措施，切实增强供给能力。巩固加强一批，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力争3年内多数中央企业管理层级由目前的5
~ 8级减至3 ~
三是通过深化财税金融体制、价格及要素市场改革，为发展和健全供给体系提供有力保障。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发展民营银行，继续推进投贷联动试点。
三、正确处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大关系
第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继续大幅削减行政审批和各类资质职业资格认定等事项。
第二，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扩大新兴消费、稳定传统消费、挖掘潜在消费
第三，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病去如抽丝”，解决起来决非一日之功。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
第四，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把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结合起来
第五，处理好国内与国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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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与教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处理好和需求调控的关系
导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湖南考察时指出，转方式、调结构是中国发展历程必须迈过的坎，要转要调就要把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否则资源、资金、市场等各种关系都绷得很紧，就转不过来、调不过来。有高瞻远瞩的改革战略并不能保证改革的成功，而还要保持改革的延续性与稳定性，不能被改革过程的某些阵痛或代价所吓倒而后退，导致功亏一篑、后患无穷。图解：货币政策定向调控明显增多一个经济体经过长期的高速增长之后，都会面临发展瓶颈：旧的发展模式积累了弊端和风险，旧制度的刚性以及优势虽然仍在发挥左右，但在解决新问题时并不匹配而且无能为力。因此，必须通过改革来摆脱这种结构性的风险和危机，并寻找新的增长方式。现在，中国就进入了这样的制度困局，并希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过去。这个过程，在世界范围内被概括为经济转型，也被称作制度变迁的过程。世界上大部分经济转型现象发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其中包括美、日这样在战后持续增长三四十年的大型经济体，也包括像韩国、阿根廷等这样的中小经济体。他们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不幸失败至今的国家，为中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但是，中国面临的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并没有单一的现成案例可供参照，需要中国人自己去探索。必须控制好货币供给二战结束后，美、日等国都曾出现了长达30年左右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但在1980年代前后纷纷出现严重的问题，如美国的滞胀，日本经济的泡沫化现象。这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后的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非常类似：经济风险日益增大，但经济增长却显得乏力，出现了结构性危机。从某种程度上看，美、日与中国在经济转型前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政府干预与财政刺激，并依赖信用扩张维持高增长，最终导致通货膨胀、产能过剩以及资产泡沫。事实上，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也是美联储长期货币宽松的结果。危机归根结底是货币政策导致的周期性现象，财政刺激相当程度上也依赖于货币政策的配合。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设公平竞争的环境，释放企业活力，致力于人力资本投资，并适当降低税率为困难中的企业减负。其次，政府必须控制好货币供给，控制通货膨胀，稳定资产价格，防止市场预期恶化。事实上，持续不断的过度宽松政策是导致实体经济恶化、资产泡沫膨胀以及信用市场危机的根源，并会鼓励资本大规模外流。目前中国产能过剩以及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就与政府隐性的信用担保以及金融政策有关，如果不对金融部门进行基础性的改革并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难以避免经济脱实向虚，并且会影响到去杠杆、去产能等工作的推进。当然，也有人为中国货币政策导致的资产泡沫辩护，认为一线城市的房价是由供需决定的市场现象，而中国的通胀水平一直比较温和，因此拥有继续宽松的货币环境。相反主动紧缩货币刺破泡沫会制造危机，就像日本当年所做的那样。日本当年对东京等中心城市的房价上涨也持有相同的“合理论”，因为扩张的货币大多流向了金融市场与资产市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CPI）却相对稳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国际大宗商品在日本的进口商品中占40%-50%的比重，进口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通胀率密切相关，“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后，进口价格指数一路走低，压制了通货膨胀，再加上当时的投资者把房子看做金融品，只关心房价上涨而非收取房租获益，因此，租金并没有多大提高。因此，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不能仅仅看通胀水平，更要密切关注资产价格，2008年后中国住房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的松紧高度一致也显示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也不应抱着抑制资产泡沫的同时，用货币政策逐步消化这些泡沫的心态，比如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中国结构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扩大内需，这需要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持续的宽松政策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而且，在转型期间日益显著的分配不公或者说收入两极化往往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并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在拉美、东南亚等一些国家转型过程比较常见。一旦形成了两极化现象，想摆脱需要漫长的过程。供给侧改革和需求政策的关系决不能颠倒事实上，日本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出口大幅下滑，经济面临萧条，具有日本央行背景的前川委员会当时曾提出过类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改革文件，即所谓的前川报告，认为日本经济必须从出口导向型转型为内需导向型，加大财政支出，刺激民间投资，搞城市化，同时要求货币政策关注和稳定物价，并要承受经济结构调整中带来的衰退痛苦，等等。但是，反对这项报告的人则认为应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危机进一步扩大，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同时推进转型。最终日本政府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保增长，促转型，通过货币放水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环境，年的大部分时间日本的利率水平严重过低，刺激起了经济泡沫。最终，日本在转型过程中不愿承受改革的阵痛而付出了改革失败的代价，并导致整个经济失去二十年，而拖延的时间越长，推动结构性改革的难度越大，成功的可能性就越低。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转型升级之路不是轻松的旅程，而是一定会伴随着阵痛与磨难的长征。当前中国不想重蹈日本主动刺破资产泡沫的老路，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试图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为改革营造稳定环境，这个思路与日本当年类似，尽量减少阵痛并避免硬着陆。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本末倒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始终是第一位的，适度扩大总需求的目的不是追求经济增长本身，而是避免硬着陆，在新旧动力交替时起到稳定系统的作用。改革要能忍受阵痛一旦经济下行，一定不能自乱阵脚，搞强刺激，避免短期化行为。当前强刺激不仅效率低，还会传递不良的预期。比如当市场认定政府在经济下行时会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市场就会与宏观经济政策赌博并套利，强刺激的结果是进一步产生市场扭曲并加剧机构性危机，负面效应更大。结构调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也是一场持久战，需要韧性与淡定。正如习近平2013年在湖南考察时指出，转方式、调结构是中国发展历程必须迈过的坎，要转要调就要把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否则资源、资金、市场等各种关系都绷得很紧，就转不过来、调不过来。因此，有高瞻远瞩的改革战略并不能保证改革的成功，而还要保持改革的延续性与稳定性，不能被改革过程的某些阵痛或代价所吓倒而后退，导致功亏一篑、后患无穷。阿根廷等一些拉美国家，因为政治体制的原因，在漫长的转型期内，不同党派的总统任期制往往导致改革措施缺乏延续性与稳定性，有时候甚至为了讨好选民而采取短期化或民粹的政策。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结构性改革始终无法完成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自民党考虑自己的农民以及工商业的票仓，无法自我革命为国家的未来承担历史责任。中国具有经济转型改革的政治体制优势，也具有丰富的改革经验，在党的领导下，完全能够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延续性与稳定性，这为改革成功提供了组织保障。现在，全球都面临结构性改革的压力，中国与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中国人必将以自己不屈的精神战胜种种挑战并最终获得改革的成功。 【更多相关内容】（编辑：谭翊飞）本期编辑 刘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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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21:43
21世纪经济报道 最新文章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6”在北京举办。
在“深化改革 稳中求进”分会场，中国社科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表示他要分享的内容是：供给侧改革要处理好的三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就是处理好促进供给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关系。这一年多有一些变化，由原来提出的适度扩大总需求在前，促进供给侧改革在后，把它调过来了。进一步又变为坚持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很明显，这个变化表明原来是以短期和长期结合起来，以短期的稳定来促进中长期的改革。现在反过来了，要用长期引领短期，用长期的改革发展来引领短期的稳定，我自己理解应该有这个变化。但是处理好两大关系仍然非常重要，如果经济形势真正稳不下来，那在深化供给侧改革方面会受到很大制约，很多改革会推不动。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解释稳中求进总基调的时候是这么说的，稳是总基调，稳是大局。也就是说稳中求进还是强调稳是总基调。
我们靠什么呢？现在适度扩大总需求，今年提的主要是两个方面，就是两大政策，一是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二是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实际上是有变化的。当然还有一个是加强预期引导，这也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新的内容。大家看到的和市场预期不一样就是货币政策表述加了“中性”两个字，其实这是针对去年可能房地产市场上涨过猛，房价涨得太快，幅度太大，社会公认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泡沫。而且把原因归结于流动性过多，钱没地方流就流到房地产市场。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方面政策也做了一些调整。同时强调了对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好稳增长的关系仍然很重要，这里有一个问题，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会加大，但是货币政策能不能收紧呢？我个人认为是不能收紧的。因为收紧了，对于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形成了制约。比如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无外乎增加财政支出，加大减税降费，如果货币政策收紧，市场利率一上升，财政政策的效果就会受到制约。在这种情况下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政策总体效果会受到影响，反过来不能很好的为深化供给侧改革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所以仍然要很好地处理好这两个关系，我们既要坚持以推进供给侧改革为主线，也要坚持适度扩大总需求，坚持实施好对需求的总量调控和结构性调控，我认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因为总需求相对短期，供给侧改革相对是中长期，既然用中长期政策来引领短期政策，也要做好短期。这是我考虑的第一个关系。
第二个关系是要处理好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结构性的，结构性矛盾是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交错在一起。改革提出，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主要是针对问题来的，像中央说的，重大结构性失衡要靠供给侧改革推进。但是这有个问题，不能把供给侧改革当作结构调整，比如说我们明年的任务要在“三去一降一补”上取得实质性增长，但是“三去一降一补”大家都认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三去一降一补”是不是改革？应该说它是一种结构性调整。“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说的都是结构性调整。本身它并不是等于改革，只不过我们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不能把“三去一降一补”完全等同于供给侧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得很好，在解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是这样解释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也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完整理解就是这三个方面，也就是解决有效供给和无效供给的问题，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我们要处理好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的关系，不能简单的把“三去一降一补”等同于改革，相反，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很好的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目标，那是什么改革？比如说去产能，需要推进哪些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国企国资改革，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这一点，强调了国企国资改革的重要性，强调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突破口，也就是说如果不通过这个改革，去产能简单的采取压产量的办法，或者哪怕包括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一起用上来去产能、压产量，也还不等于改革，必须通过改革解决去产能宏观基础问题，搞活微观经济，真正才能把导致才能过剩，导致“僵尸企业”的体制问题解决好，解决好才能彻底解决去产能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其他也是一样，比如说去库存，肯定要推进体制改革，要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这样才能够有效去库存。去杠杆率更是，在我们的条件下最主要的是结构性去杠杆，总量性去杠杆难度比较大，因为要稳增长。要结构性去杠杆就必须促进金融的改革，包括中央提出的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提高民营金融的比重，这都是搞活金融。降成本也是，现在在讨论的很多的企业税的问题，当然还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分配问题，等等这些东西都要依靠改革才能够解决把成本降下来的问题。还有补短板，包括高端的产品、服务业等等，也都依靠改革。
所以，虽然我们直接面对的任务、直接要完成的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但是背后的根本途径就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一样，是改革，不能把它的结构给调整了，简单的等同于它就是改革了，说这个任务就是改革了，如果那样想的话，可能问题解决了，不久以后又出现了，问题又重复的出现。
第三个关系是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关系。中央在需求调控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供给侧改革，光调控总需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不能解决长期发展问题，所以提出了结构性改革，也提出了供给侧的目标。但是，还有另一块改革，就是需求侧的改革，我觉得在供给侧改革推进一段时间以后必然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供给侧改革推到一定阶段会受到需求侧体制问题的制约，包括我们要适度扩大总需求，结构性的来扩大总需求，也会受到制约。也就是说供给侧的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这两个方面到一定时候都会受到需求侧体制性问题的制约。什么问题制约呢？比如说城乡体制、收入分配体制，这都是典型的需求侧方面的体制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需求最后增长下行速度比较快，难以支撑经济中长期发展，难以支撑需求的稳定和改革的推进。包括投融资体制，有些改革可能既是供给侧的，同时又是需求侧的，投融资体制就是这一类的。所以我认为到一定阶段之后，必须适时的提出需求侧改革的问题。1.结合材料,谈一谈对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认识? 求答案 求扩散！！！！！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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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它不仅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并且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提出了科学的预见。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也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出发，才能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避免陷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陷阱之中。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所谓供给侧，总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这一方面。而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另一方面又必须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是必须深入认识生产关系这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从完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能动甚至决定性作用。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因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又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只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计划，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社会生产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避免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不仅能够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极大地焕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避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群众的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从而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和道路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却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必须加快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来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条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还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第三，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能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改，绝不能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盲目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应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解决供给侧问题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的。一定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同时，一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切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四、供给侧改革既应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分配、流通和消费方面的改革的辩证关系，也才能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　　不仅如此，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供给侧更多地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全面统筹。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没能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因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据这两种经济学理论所制定的，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从而也未能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因此，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决抵制这两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的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制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方面具体政策。望采纳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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