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汤山怎样到达北京鑫海锦江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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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8-14 &匿名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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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鑫海锦江大酒店 换乘方案：从 积水潭 出发, 在 积水潭 坐 地铁2号线 在 东直门 下车, 换乘 24路上行 在东直门 上车, 至 禄米仓 下车 步行至 鑫海锦江大酒店 途径的公交站点：第一辆车：地铁2号线(西直门-西直门) (途径5站) 查看本条线路信息积水潭 - 鼓楼大街 - 安定门 - 雍和宫 - 东直门换乘车站：东直门第二辆车：24路上行(左家庄-北京站) (途径8站) 查看本条线路信息东直门 - 东直门内 - 东直门内小街 - 海运仓 - 东四九条 - 朝内小街 - 演乐胡同 - 禄米仓方案4：635路上行 转 24路上行 [换乘1次]在地图上查看方案 换到驾车结果 查询返程路线全程约 9.8 公里，需要约 20分钟 起点：积水潭
终点：鑫海锦江大酒店 换乘方案：从 积水潭 出发, 步行至 积水潭桥东, 坐 635路上行 在 东直门内 下车, 换乘 24路上行 在东直门内 上车, 至 禄米仓 下车 步行至 鑫海锦江大酒店 途径的公交站点：第一辆车：635路上行(二里庄-康家沟) (途径9站) 查看本条线路信息积水潭桥东 - 德胜门 - 德内甘水桥 - 铸钟厂 - 宝钞胡同 - 交道口东 - 北新桥路口西 - 东内小街 - 东直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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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平津战役、太原会战、淞沪战役、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百团大战、常德会战、豫湘桂战役等等。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武汉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国民政府配置兵力达百余万，经历大小战斗几百次，损失兵力约40万，时间长达4个多月；日本投入兵力40余万，伤亡20万。最令人振奋的要数台儿庄战役，此役中国投入军队12万人，日本投入6万多人，日本被歼2万余人。共产党:八路军为配合忻口正面作战，在日军翼侧和后方积极打击日军。第115师一部于13日占领平型关，将团城口至东河南镇的公路破坏，16日占领团城口，接着收复砂河镇、繁峙和浑源县城；一部在察南、冀西活动，收复涞源、蔚县、灵丘、广灵、曲阳、唐县。第120师一部截断怀仁至崞县的交通，另一部对崞县地区日军发动攻击，随后进至雁门关地区截击日军交通运输线，18日在雁门关以南伏击日军运输队，击毁日军汽车数十辆。第129师一部于19日凌晨袭击阳明堡日军飞机场，毁伤日机20余架(参见阳明堡机场之战)。攻击忻口的日军，在守军坚强抵抗和后方联络线中断的情况下，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中国守军也没有力量实施大规模的反击。两军形成胶着与对峙状态。1942年,百团大战,歼敌2万余人.
一、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 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时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已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是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与中国修好，并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其国内了经历了天皇集权、摄关统治（由权臣担任摄政、关白，实际掌权）、院政（由天皇让位于子弟，自己称“上皇”、“法皇”，实际仍行使政治权利）、战国大名纷争等时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续九百余年，其间虽有蒙古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维持，直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战，创建了全新的朝鲜半岛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经战争失败后而对唐朝尊敬有加的双重原因。 二、 第二次中日战争：元朝及高丽入侵日本之战（公元1274年、1281年、元至元十一年、十八年，日本天皇文永十一年，弘安四年）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绝无的两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以华夏农耕中国为核心区域、但同时跨越游牧区域和渔猎区域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农耕中国的中国正统朝代之一。元朝是由发源于中国西北方的中欧草原地带的蒙古人建立，而蒙古人是世界性的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和农耕区域发动全面扩张历史中最成功的民族，在其兴旺的顶峰，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分裂后，其分裂的碎块构成了今天世界体系中一些最重要的国家，而蒙古人在东亚的经营，事实上为在疆域扩张问题从本质里保守的华夏中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张和融合的时期。 今天的中国大地域版图，首先是在元代中国初步成形的，所以元代中国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正统地位、而且为后世中国留下重大遗产的朝代。元代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绝无的主动向周边区域扩张全面发动战争、以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安全秩序的时期，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元代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有重大区别。而从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眼光来观察，元代的周边扩张其实同样代表着一种经济和安全的理性，既尽可能地扩大核心统治体系的范围，消除任何潜在的破坏秩序的可能，同时创造大地域的贸易交换。 从安全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代中国的对外扩张其实有很多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兴起后的现代性，而元代对日本的二次战争和战争失败，同样是影响了随后中日各自历史的重大战争事件。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忽必烈数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惊四境而归”。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 尽管日本人的武器无法与蒙古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蒙古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而战斗过程中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蒙古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害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极其罕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十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九千艘，从庆元、定海启航。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六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两个月之后，既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客观力量短缺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元朝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元朝的失败而结束。 忽必烈侵日失败代表着当时具有最高军事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蒙古军事力量、完全不适应与大陆作战不同的海上登陆作战，而事实上，在与蒙古军队对阵过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军事优势，其胜利是由于入侵蒙古所进行的跨海登陆作战，本身其为复杂，要依靠大量的当时尚未被人类掌握的技术、诸如对台风天气的预报和多波次连续登陆进攻。事实上蒙古军队在所有无法展开其骑兵优势的战场、如安南、爪哇、和高丽都遭遇了失败，这也是蒙古扩张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过程。 而从亚洲体系的角度来看，蒙古侵日的失败，使日本始终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保持着相应的入侵大陆的力量，蒙古入侵失败后，很快发生的日本对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入侵，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对蒙古元帝国秩序的威胁。而元朝的快速衰落，使其试图建立大陆主导的东亚统一帝国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华帝国秩序外的日本、最终证明了是中国的心腹大患。 三、 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对丰臣秀吉之战（公元1592年、1597年，明万历十九年，万历二十五年，日天皇文禄元年，庆长三年） 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历程中，为日本的大陆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调，以至于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历史，直至今天仍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实质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莫过于丰臣秀吉。要理解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疯狂和其基本理念，只要研究丰臣秀吉的行径就已经一目了然。 丰臣秀吉（年），原在战国大名织田信长（日本“战国”时代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部下为将，因屡建战功，渐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织田信长被家臣袭击，被逼自杀身亡，丰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拥立“后阳成天皇”，自己测冠以“丰臣”。1585年任关白（相当于“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当于“太摄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统一。1591年将职位让给其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相当于“国老”），改而专事“海事征讨”谋略及计划实施。 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战国时代大名纷争的日本后，自感实力强大，迫不及待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早在战国纷争阶段，他奉命征伐时，就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时说：“如今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邻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他致信朝鲜国王，要求借道进攻中国，遭拒绝后，他于1591年把关白职位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在松浦郡建造名护屋城，作为作战大本营。1592年4月，出兵朝鲜，丰臣秀吉宣称官次战争不是对朝鲜而是对明朝，朝鲜只是路过，这从5月18日发布的迁都北京准备令里也有体现，该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国和日本的官职，对朝鲜未做安排。丰臣秀吉认为两年内就可以迁都北京，自己将定居宁波，然后主持对印度的征服。 出兵朝鲜后，丰臣秀吉坐镇名护屋为统帅，宇喜多秀家担任前线总指挥，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进击，并迅速攻占朝鲜京城和大片国土，但由于其海战能力弱，被朝鲜将领李舜臣通过两次海战，歼灭了日军精锐部队，致使日本陆军的北进受到牵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军李如松部近5万人与朝鲜军队配合，相继收复失地，日军退缩，丰臣秀吉提出议和，第一次战争暂告结束。 由于丰臣秀吉无法满足于当时明朝中国在华夷体系内预留给日本的地位，此后两年多的明日和谈最终失败。1597年1月，日军再次进攻，黑田长政在稷山被明朝军队击败，海军也被李舜臣在鸣梁海面重创，明朝援军继续入朝，进击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部队。日丰臣秀吉忧郁而死，日本撤军，到12月全部撤出朝鲜，第二次侵朝彻底失败。另一位日本封建领主德川家康也了取代丰臣秀吉的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户幕府。这次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又意识到与中国作战的时机不成熟，于是江户幕府马上又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睦邻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维新后，中日间又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第四次中日战争。
战役方面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力的打得多。抗日战争中最著名的大战役有： 平津战役、太原会战、淞沪战役、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百团大战、常德会战、豫湘桂战役等等。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武汉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国民政府配置兵力达百余万，经历大小战斗几百次，损失兵力约40万，时间长达4个多月；日本投入兵力40余万，伤亡20万。最令人振奋的要数台儿庄战役，此役中国投入军队12万人，日本投入6万多人，日本被歼2万余人。主要战役和事件：长城抗战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1月至5月，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热河(今分属辽宁、河北、内蒙古)，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和滦东等地的作战。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为割断东北抗日部队与关内的联系，扩大并巩固伪满洲国的疆界，进而蚕食华北,决定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第6、第8师、混成第14、第33旅、骑兵第4旅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4万余人及伪军3万多人，企图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伺机进占冀东。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爱国人士一致要求抗日压力下，由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3月12日起由何应钦接替)指挥,先后调集14个军20余万人，企图保卫热河和依托长城阻止日军进关。交战主要在以下地区和要隘进行： 山海关、九门口作战 1月1日，武藤为保障主力迅速攻占热河、长城，令山海关守备队和伪满洲国国境警察队制造榆关事件，鸣枪挑衅，反诬为中国军队射击，并通牒中国守军撤出山海关，被拒绝后，日军第8师第4旅在航空兵和海军各一部支援下，于2日向山海关中国驻军第9旅第626团发起攻击。该团奋起抗击，至3日下午伤亡过半，奉命撤退，山海关陷落。4日和6日，日军进攻榆关附近五里台、石河的第9旅阵地，受挫。10日，日伪军攻占九门口，守军第15旅退守石门寨。15～16日，日军进犯要隘石门寨未逞，转入对峙。其间,东北抗日义勇军数千人曾反攻九门口,以牵制日军行动。 热河省作战 2月17日,武藤下令进攻热河。19日，张学良调整部署,以4个军配置在叶柏寿(今建平)、朝阳、北票、开鲁一线和平泉、凌源、建平(今建平镇)、赤峰等地阻止日军进攻。22日至3月4日,日军第8、第6师、混成第14旅和伪军分三路相继占领上述地区和热河省会承德。守军在凌南(今建昌)、凌源、赤峰等地抗击后，第53军撤至喜峰口、冷口等地；第41、第63、第55军分别撤往围场、乌丹(今翁牛特旗)、多伦、沽源。张学良令所部坚守长城线,并令第59军及骑兵第1军主力于张北、独石口、多伦等地布防，防日军西犯。日军占领承德后，除以骑兵一部攻占围场、乌丹外，主力向长城各要隘推进，各关口的争夺战展开。 冷口、滦东作战 3月4日，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占领冷口。6日，中国第32军一部发动反击，一举收复冷口。12～24日，混成第33旅进攻界岭口，第53军一部顽强抗击与反击，阵地失而复得，转入对峙。21日，第53军第116师一部守备之义院口被日军占领。3月27日，武藤下令进攻滦东。中日双方军队随即在滦东各要点展开激战,反复争夺,第57军防守的石门寨、海阳镇于4月1日和4日被日军岩田支队等占领；第32军防守的冷口、建昌营于11日落入日军第6师之手；第53军防守的界岭口也于12日告失。其间，第40、第67军奉命由马兰关、古北口等地驰援滦东。4月14～17日，何应钦令第32、第57、第53军撤守滦河西岸，抚宁、昌黎随之陷落，双方隔河对峙。此时，日军担心入侵关内引起国际干涉，19日武藤下令进入关内的部队立即撤回长城线。守军乘机跟踪追进，至29日收复迁安、卢龙、昌黎、抚宁、北戴河等地。 古北口、兴隆作战 3月5日，第67军一部奉命占据古北口外马圈子、黄土梁阵地,阻日军西进,当日晚起遭日军第8师第16旅进攻，激战至9日夜退守古北口一线阵地。10日，第17军第25师进至古北口加强第67军二线阵地。11日，日军第16旅集中兵力在炮兵队、飞行队和战车队配合下，向古北口猛攻。守军英勇抗击与反击，损失过重，至12日古北口失守，第25师退守南天门一带阵地。13日，由第17军第2师接替第25师防务，次日第83师投入战斗，击退日军后，双方对峙。4月21日起，日军第16旅在飞机十余架、坦克30余辆、大炮数十门支援下，分三路进攻南天门附近八道楼子、田家庄、界牌峪阵地，局部工事被摧毁，守军伤亡惨重，仍顽强抗击。24日，第16旅得第4旅一部增援后，向南天门正面及其两侧阵地猛攻，并施放烟幕掩护坦克、步兵多次冲锋。守军第2、第83师、骑兵第1旅、炮兵第4团顽强抗击,激战至28日,由南天门撤守磨石山、大小新开岭、北香岭、丰城庄之线。日军继续进攻,第17军3个师在上述地区以及笔架山、南香峪等地苦战13天后,于5月13日撤至密云。至此，中国军队在古北口以上万人的伤亡代价，抗击了武器装备占优势的日军近70天。其间，第26军于4月27日包围进至兴隆县城的日军1个营，攻击三天未克，后因日军增援被迫撤退，于5月14日奉命占领九松山预备阵地。 喜峰口、罗文峪作战 3月9日，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攻占喜峰口口门，当天刚接防的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7团，在王长海团长率领下实施反击，毙伤日军百余人，夺回该口门。在日军不断反扑下，王团因众寡悬殊，伤亡500余人，被迫撤退，该口门复被日军占领。10～11日，第37师与进攻喜峰口第二道关门及两侧高地的日军混成第14旅展开肉搏战，两侧高地多次易手，双方伤亡惨重。日军遂以一部守关门，主力集中长城北侧待机。11日夜，第29军乘日军疲惫之际，以约2个旅的兵力采取迂回夜袭战术，绕至敌后，重创日军，摧毁其火炮十余门。此后在第38师一部配合下，经五昼夜正面抗击与迂回敌后作战，终于迫使日军停止进攻，在喜峰口和董家口、铁门关、潘家口等地对峙。日军进攻喜峰口失利,遂以第4旅于17日由快活林进攻罗文峪、山嵖峪，在该地防守的第29军暂编第2师顽强抗击与迂回反击，激战三昼夜，阵地易手十余次，日军不敌而败退。至4月8日，日军混成第14旅和骑兵第4旅各一部，复在飞机、重炮支援下猛攻喜峰口附近的老婆山、孩儿岭、摩天岭、滦阳城、龙井关等守军阵地,激战六天,均被第29军击退。但因11日日军突入冷口，第29军腹背受敌，奉命于13日撤离喜峰口，继续担负兴城镇、潵河桥至罗文峪一带的守备任务。15～21日，在潵河桥、南北团汀击退企图渡滦河西进的日军。 战役结局 中国军队4月下旬收复滦东后，关东军以此系中国军队“挑战”为借口，武藤于5月3日下令入关作战。此时,热河日军西进占领察哈尔省(今分属内蒙古、河北)的多伦和沽源。7～10日,日军第6师等部复攻占滦东，并于12日由滦县、迁安、兵河桥等地突破滦河守军防线，向平津方向进击。守军第29、第32、第53、第67军等部奉命节节后撤。13日，古北口日军第8师占领石匣镇,19日占领密云。21～23日，第59军在怀柔牛栏山抗击由密云向北平进逼的第8师,也未奏效。至23日,日军先后占领冀东的丰润、迁安、遵化、唐山、玉田、蓟县、三河、香河、平谷、密云、怀柔等县市。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25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至密云向日军求和，双方停止军事行动。31日，双方代表在塘沽签订了使中国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长城抗战历时80多天，中方仅第l7、第29、第32、第53、第67军就伤亡1.8万余人，日方公布死伤2400人。 热河抗战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2月至3月，中国军队在热河省对侵华日军的作战。 1月，日军占领榆关(山海关)之后(参见长城抗战)，随即集结第6师团的第11、第36旅团、骑兵第4旅团和第8师团的第4、第16旅团、混成第14旅团，以及铁道、兵站、飞行队等部共4万余人，另有伪军数万人，准备进攻热河(今属河北和内蒙古自治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第4军团万福麟部第53军6个师、第5军团汤玉麟部第55军1个师、4个旅、第6军团张作相部第41军3个旅和第63军、挺进军等部共约8万人担任热河防务。 2月1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出进攻命令。23日，日军分3路向热河发动进攻。日军北路第6师团约1万人和伪军刘桂棠部由通辽向开鲁、赤峰方向进犯，中国守军第5、第6军团共10个旅约5万人一触即溃，日伪军于24日占领开鲁。 3月2日，日伪军向赤峰城发起进攻，守军第117旅战至3日深夜撤退，赤峰陷落。日军中路第8师团和伪军丁强部由义县出发，向朝阳、建平、承德方向进攻，2月25日占领朝阳。3月1日，日军第16旅团乘100余辆汽车，沿朝阳、平泉公路推进，守军第130师在叶柏寿(今建平县城)阻击后撤向平泉。2日，日军在追击中占领凌源。随后，守军第129、第130师继续溃退，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于4日晨由承德逃跑，日军先头128人于中午占领承德。日军南路混成第14旅团由绥中出发，27日向驻守沙帽山附近的第119、第108师进攻，两师依托有利地形抗击，战至28日10时全线撤退，日军于3月2日占领凌源，随后南进，4日和5日先后占领冷口和茶棚。战役结束。 淞沪抗战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月至3月，中国军队在上海及其外围地区抗击日军进攻战役，又称“一二八抗战”。 1月上旬，日本当局为转移国际对中国东北的视线，减轻其泡制伪满洲国的压力，同时在上海建立桥头堡，以便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决定在上海制造新的事变。尽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方的挑衅采取妥协退让、息事宁人的方针，但驻守上海及其附近的第19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领导下，仍进行积极动员和准备，并于23日下达了布防密令，以第78师第155旅担任京沪铁路线(北京至上海)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156旅在京沪铁路线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并令第60、第61师在驻地加强战备，准备应付突然事变。28日20时30分，日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向中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驻闸北中国军队从速撤出。仅经3个小时，日军不待中方答复，就向闸北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156旅和宪兵第6团奋起抵抗，至29日下午将日军击退。2月2日至5日，日军又发动多次进攻，均被守军击退。日军进攻闸北失败后，将混成第24旅团调到上海，8日至11日，向以吴淞为中心的中国守军阵地攻击。此时，第19路军已将第60、第61师调到前线，经4天激战，又粉碎了日军进攻。日军感到兵力不足，又从本土调第9师团植田谦吉部参战，中方以第5军张治中部加入战斗。20日，日军以庙行、江湾为主要目标发动进攻，一度突破守军阵地；第19路军及时发起反突击，再次击败日军。29日，新增援日军第11师团厚东笃太郎部运抵上海附近水域，3月1日在七丫口附近登陆，占领浏河镇；中国守军腹背受敌，于当日夜主动撤至第二道防线。3日，国际联盟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 绥远抗战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1月至12月，中国军队在绥远省东部抗击日伪军进攻的作战。 1935年，日本当局为进一步分裂中国，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1936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唆使察哈尔省苏尼特右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札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包悦卿(赛音巴雅尔)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成立所谓“蒙古军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5月12日，在嘉卜寺组织伪“蒙古军政府”，以云端旺楚克(云王)为主席，德王为总裁。同时，日本将伪军王英部编为“西北蒙汉防共自卫军”(后改称“大汉义军”)。以第军德穆楚克栋鲁普部驻嘉l、寺(今化德)，第2军李守信部驻张北、庙滩，西北防共自治军王英部驻尚义、商都，伪蒙军第7师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另以伪满骑兵5000人驻多伦、沽源、平定堡地区，伺机向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及其以西地区)发动进攻。中国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坚决斗争，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11月5日，日本策动和指挥伪蒙军分3路进攻绥远。以李守信的伪蒙军第一军部署在兴和一带为左翼；伪蒙军第二军部署于绥北土木尔台以北，并以伪蒙军第七师驻百灵庙为右翼；另以王英部为主力，进攻陶林的红格尔图。计划先集中兵力攻取红格尔图绥察边境的交通要道，打开进攻绥远的门户，然后左、右两翼同时出动，一举攻占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再分兵进占绥东平地泉(集宁)与绥西包头、河套。傅作义获悉后，立即任命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为前方总指挥，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为副总指挥，秘密快速集结兵力。15日，王英率日伪军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猛烈进攻。中国军队4个多团迎击日伪军，傅作义亲临平地泉前线指挥作战。11月17日夜，晋绥军骑兵旅旅长彭毓斌、第三十五军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率部跃进到红格尔图西南丹岱沟一带。次日晨，出敌不意发起攻击，歼敌千余人。19日，将伪军王英部击溃，王英部败退商都。伪蒙军随即抽调兵力加强商都、化德的防务，并在绥北百灵庙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准备以此为基地，相机向武川、归绥进攻。蒋介石此时正集中大量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仅派汤恩伯率第十三军一部援绥。为了粉碎日军的侵略阴谋，傅作义于红格尔图战斗胜利后，于11月22日，傅作义令晋绥军骑兵师旅长孙长胜、第三十五军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前敌正副指挥，率部4个多团集结在百灵庙东南二分子、乌兰忽洞一带，选定东南山口为主攻方向，奇袭百灵庙。11月23日夜，部队冒零下42℃严寒，向百灵庙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了外围山头，将敌压缩在山内平地。日军顾问在前沿督阵，指挥伪蒙军第二军第七师扼守女儿山进行阻击。11月24日晨，孙兰峰令山炮营进至百灵庙东南高地，集中火力猛攻女儿山，并配以装甲车队，向东南山口冲击。与此同时，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断敌后路。敌由东北方向败退大庙。中国军队收复百灵庙，歼灭伪蒙军第7师大部(参见百灵庙之战)。12月2日，击溃日伪军4000余人对百灵庙的反扑，歼其700余人，并于10日收复大庙(锡林木楞庙)，小滨大佐等20余名日本顾问被击毙，先后争取伪蒙军4个旅反正。百灵庙大捷，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又一次胜利。 七七事变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29军一部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地区对日军中国驻屯军一部进攻的防御战斗。 7日夜，驻丰台日军中国驻屯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卢沟桥附近实施战斗演习，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被当地中国驻军拒绝。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与冀察当局谈判，决定派员到现场调查。当双方人员正调查时，日军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便下令第3大队向卢沟桥地区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8日晨5时，日军步兵第3大队在大队长一木清直指挥下，向永定河东岸，宛平城北侧的回龙庙地区展开攻击。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指挥下，英勇抵抗。当日上午，日军攻占了回龙庙及其附近永定河东岸地区，一部突过河西岸，占领铁路桥西头一部分地区。15时，日军牟田口联队长到达前线指挥作战，一方面调正在通县实施战斗演习的第1大队向卢沟桥前线集中，一方面令突过水定河西岸的日军向东岸撤退，并在铁路车站附近集结，准备第2日攻击宛平城。18时左右，河西岸日军向东岸撤退。第29军所部第3营乘此向日军展开炮火袭击，恢复了回龙庙及其附近永定河东岸地区。由于日军与冀察当局达成临时停战协议，卢沟桥战斗告一段落。以此为标志，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平津作战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29军在北平(今北京)、天津地区与日本中国驻屯军的作战。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参见七•七事变)，日本政府一方面标榜“不扩大”方针，一方面向华北派兵。至20日为止，中国驻屯军所属部队已分别集结于密云、高丽营、天津和北平附近地区。在日军向平、津地区集结期间，中国政府军事当局派兵一部向保定、石家庄地区集结。第29军令第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令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 25日晚，日军一部侵入廊坊，26日占领。当日下午，日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谍。19时，日军1个大队乘车经广安门向北平城内开进，受到守军阻击。27日，日军对通县、团河、小汤山等地第29军驻军发动袭击。守军分别退至南苑和北苑。 28日8时，日军在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指挥下向北平地区第29军发动总攻。主攻部队第20师团，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驻守南苑的第29军特务旅、第38师第114旅、骑兵第9师等部发起攻击。南苑守军在日军攻击下，指挥失灵，各自为战，一片混乱。位于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前出到大红门地区切断南苑到城内的道路，阻击由南苑向城内撤退的第29军部队。战至13时，南苑战斗结束。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指挥作战中殉国。与此同时，第29军第37师一部向丰台日军发动攻击，被日军增援部队击退。 当日，日军独立混成第止旅团攻占清河镇。该地守军冀北保安部队第2旅退黄寺。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占领沙河。28日下午，宋哲元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于当日晚离北平赴保定。第37师奉令向保定方面撤退。29日8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攻击北苑与黄寺。黄寺守军冀北保安部队与日军战斗至18时后撤退。北苑守军独立第39旅与日军战斗后转移到古城，战斗结束后又返回北苑。该旅于31日被日军解除武装。在城内的独立第27旅被改编为保安队维持治安，数日后突围到察哈尔省归第143师序列。 驻防天津的第29军第38师部队，于29日凌晨主动向天津日军发动攻击，攻占天津总站日军驻地，并向驻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和东局子飞机场展开攻击。开始时较为顺利，后在日军飞机、炮火反击下，至15时开始撤退，随之天津沦陷。29日驻通县伪冀东保安队反正，并向通县日军和伪冀东自治政府发动攻击，取得胜利。当日下午，反正部队撤离通县向北平转移，在城北受到日军的袭击，然后转移向保定。第29军第37师奉令向保定撤退时，该师第110旅在宛平至八宝山一线掩护军部和北平部队经门头沟南撤，任务完成后，于30日撤向保定。日军独立混成第l旅团和驻屯旅团分别在30日晚和31日进占长辛店西面高地和大灰厂附近地区。至此，平、津作战结束。 忻口战役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0月，在抗日战争的太原会战中，中国第2战区部队在山西省北部忻口地区抵抗日军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进攻的防御战役。 是年9月底，日军第5师团和关东军一部突破中国军队内长城防线后，奉令向太原进攻。中国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在忻口地区组织防御，以八路军、第73、第101、新编第2师为右翼军，归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在五台山罗圈沟、军马厂、翠岩峰、挂月峰迄鹅口、峪口之线占领阵地；以第14集团军、第9、第15、第17、第19军、第196旅、炮兵第27团为中央军，归卫立煌总司令指挥，在蔡家岗、灵山、界河铺、南怀化、大白水至1482高地之线占领阵地，另一部在中解村、阳明堡、虎头山、黑峪村之线占领阵地；以第68、第71、第120师、独立第7旅、炮兵3个营为左翼军，归杨爱源总司令指挥，在黑峪村迄阳方口之线占领阵地；以第34、第35、第61军、第66师、独立第1、第3旅为总预备队，归傅作义总司令指挥，位于定襄、忻县一带，策应各方。 日军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指挥所部于13日对忻口守军防御阵地展开全线攻击，重点置于正面中央军左翼兵团第10师阎庄和中央兵团第54师南怀化阵地。当日，南怀化守军阵地被日军突破。卫立煌调第21师竭力恢复丢失阵地。14日晨，第21师向南怀化、新炼庄日军出击，在日军强大火力压制下，伤亡严重，师长李仙洲负伤，出击受挫，即退出战斗到后方整补。15日拂晓，日军继续攻击忻口西北高地。第61军驰援，与日军对峙于南怀化东北高地。 为了巩固忻口防御阵地，消灭进攻日军，卫立煌、傅作义决心举行全面反击，将机动预备队不断投入前线，企图将日军消灭在云中河盆地。当日夜间，守军各兵团对日军展开全面反击。中央兵团反击部队攻击突入南怀化阵地的日军，由于部署不当，夜间作战，战斗一开始便同日军形成混战。在混战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祺和旅长郑庭珍阵亡，反击受挫。左翼兵团反击部队向进攻日军的右翼出击，在日军反击下，部队迅速退回原阵地。右翼兵团未出击却受到日军的攻击，灵山阵地失而复得。配合正面防御部队反击日军的第35军两个旅，越过云中河，将南怀化日军后方旧河北村日军大部消灭，在日军增援部队的反击下，退回忻口以南的金山铺休整。经15日夜和16日对日军反击作战，中国军队全线转为守势。 为增强忻口正面的防御力量，阎锡山于16日命令第19军开赴忻口前线：令第15军恢复并坚守忻口右翼灵山阵地；并调右翼军所属部队一部星夜赶往忻口前线；又令深入日军翼侧和后方的八路军和骑兵第1军积极袭击日军的翼侧和后方，破击日军交通运输。 八路军为配合忻口正面作战，在日军翼侧和后方积极打击日军。第115师一部于13日占领平型关，将团城口至东河南镇的公路破坏，16日占领团城口，接着收复砂河镇、繁峙和浑源县城；一部在察南、冀西活动，收复涞源、蔚县、灵丘、广灵、曲阳、唐县。第120师一部截断怀仁至崞县的交通，另一部对崞县地区日军发动攻击，随后进至雁门关地区截击日军交通运输线，18日在雁门关以南伏击日军运输队，击毁日军汽车数十辆。第129师一部于19日凌晨袭击阳明堡日军飞机场，毁伤日机20余架(参见阳明堡机场之战)。攻击忻口的日军，在守军坚强抵抗和后方联络线中断的情况下，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中国守军也没有力量实施大规模的反击。两军形成胶着与对峙状态。 16日至23日每日晨，日军飞机对守军阵地轮番轰炸，掩护其步兵实施对壕作业。守军在夜间组织步兵小分队对日军阵地进行袭击破坏。24日，日军部队萱岛支队到达忻口战场。板垣随即再次组织兵力向忻口地区守军实施重点攻击，进展甚微。到28日，整个战线又形成对峙状态。忻口前线守军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使其无法前进，陷入被动地位。 在晋东方面守军失利，娘子关、阳泉、平定等地相继失陷，部队向太原及晋南溃败。因此，阎锡山于30日夜间决定忻口地区守军全线后撤。忻口前线各兵团于11月2日黄昏后脱离阵地撤退。日军于3日拂晓发动追击，由太原北方协同由晋东进入太原附近的日军会攻太原。 太原会战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0月至11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2战区部队同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山西省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战役。 南口战役后，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占领山西大同，立即以一部向丰镇(今属内蒙古)进攻，主力向雁北地区进攻。日军第5师团从河北宣化、新保安西下，连陷广灵、灵丘、浑源等晋东北城镇。9月下旬，日军统帅部命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团及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进攻山西内长城防线，企图向太原发展进攻。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所部退守内长城的平型关、雁门关、神池一线。以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为右地区总司令，指挥3个军防守平型关东西一线；以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为左地区总司令，指挥4个军防守雁门关东西一线；以第71、第72师为预备军，位于繁峙；令第18集团军(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以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分别驰援平型关、雁门关、五台山配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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