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平市人民剧团田杰是一级演员嘛_百度知道
兴平市人民剧团田杰是一级演员嘛
兴平市人民剧团田杰是一级演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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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生，家是开原莲花的，1976年他好像在西丰县文工团，你看的二人转很可能就是他演的，那时赵本山才19岁，1982年他主演了拉场戏《摔三弦》后才出了名。 补充： 1974年赵本山17岁入公社文艺宣传队，又入开原县威远乡业余剧团，后借调西丰县剧团主演二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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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上海10月28日电　（记者曹玲娟）上影演员剧团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28日在沪举行。近80位艺术家齐聚一堂，共庆剧团六十华诞。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影演员剧团成立于日，60年来从这里走出了金焰、赵丹、白杨、刘琼、张瑞芳、孙道临、秦怡等一大批国宝级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如今，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电影表演艺术人才也正在这里聚集。他们多次摘得华表奖、金鸡百花奖、“五个一工程奖”等系列奖项，为上海电影赢得了荣誉。
　　《 人民日报 》（ 日 16 版）
(责编：值班编辑、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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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户县往事|小城文革乱象录(一)
感谢各位网友的积极支持，这部长达20万字的《小城文革乱像录》终于修改完了。
这部纪实小说用去了我五六年时间。这期间，我曾多次趴在有关部门的档案室里，翻着积满尘土的档案袋，在翻看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受到强烈震撼，那些在荒唐年月里发生的荒唐事件竟然如实地发生了。
从这本书里大家可以看到，在那荒唐的十年里，小小的户县发生了那么多的荒唐事件，许多人在那个年月受到了残酷的斗争和迫害，有的被迫用极端的办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令人悲痛叹息！这些事件大多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许多青年人对此已一无所知，把他整理出来，我认为是自己的一种天职——公之于众，今后再也不要发生像文革这类运动了。
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大会上，总书记作重要讲话强调：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不折腾”三个字，虽然这是一句极为通俗的语言，但是，在这种特别庄重的场合，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提出，就被赋予了特别重大的意义，就升华为博大精深的执政兴国理念。
我们曾经吃“折腾”的苦太久太惨了！凡是亲历新中国前30年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此间除了有过短暂的断续的相对的稍微平静一些的时日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折腾”的煎熬中度过的。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是最高领导者的思想理念和管理方式却延续战争年代思维模式和韬略战术，依然沉溺和追求“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造反和斗争的精神亢奋，向全民强制灌输“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没完没了地制造阶级敌人，无休无止掀起运动。诸如三反五反运动、肃清胡风中国敏感词过滤集团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社教运动、反右倾运动，以至1966年夏爆发了十年浩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蔓延不断的运动制造了无可数计的冤案，伤害了无可数计的国民身心，剥夺了无可数计的无辜生命。
叶剑英元帅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折腾掉了。
如此折腾来折腾去，无休无止，没完没了，人性都被折腾没了，人心都被折腾死了，道德都被折腾光了，精神都被折腾空了，惟有现代迷信登峰造极，政治口号歇斯底里，经济停滞不前，以至达到崩溃边缘就是必然的结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堪称共和国历史的“光辉拐点”，从此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公报），结束了“折腾”的历史，开始聚精会神抓经济，全心全意谋发展，党中央又把“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理念，切实践行。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和社会事业之所以飞速发展，应该说都是“不折腾”的结果！
“不折腾”，又是党对未来的郑重承诺。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搞“斗争哲学”，都不循“运动逻辑”。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和谐理念，把“亲民、爱民、为民、惠民”摆在第一位。这个“第一位”确立了，自然就不会发生折腾百姓的现象。再者就是要以史为鉴，经常反思反省共和国的“折腾史”，尤其是文革浩劫的危害，警钟长鸣，不走“回头路”，永远不让悲剧重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绩。坚持“不折腾”的治国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发展得更好更快。
“文革十年，小小户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且听我慢慢道来。
第一回青松怒发“文革”肇始《万山红遍》乱象初生
第二回 学生造反风起云涌 教师集训雨暴浪颠
第三回“革命”组织纷纷登场夺权狂潮汹汹腾岸
第四回 红卫兵赤膊上阵 “破四旧”文化瑰宝遭劫
第五回 “黑帮”遭斗头低腰弯 何公蒙批雨骤风狂
第六回 县委副书记被斗跳楼 政协副主席含愤投井
第七回部局领导个个被斗单位头脑人人挨批
青松怒发“文革”肇始
《万山红遍》乱象初生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却说《七律·有所思》乃伟人毛泽东写于1966年6月，此时“文革”始起，乱象初生，作者正蛰伏南方，静观事态，蓄势待发。
“诗言志”，毛泽东笔下的大多数诗篇都蕴含着其深邃而敏锐的政治理想和报负。这一首诗，绝真地透露出伟人发动“文革”之复杂运思。
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揪出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组成的阴谋反党集团”。 5月16日，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中央日批转的《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消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5月18日，林彪在会上大讲“政变”经，危言耸听，制造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恐怖气氛。林彪在讲话中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宣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针对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第一张造反大字报，被毛泽东赞为“这是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6月1日，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2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响所及，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首先陷于动荡之中，继北大的陆平、彭佩云被宣布为“黑帮”之后，北京和各地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
这一切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惊，短短几天时间里，全国各地，从大城市到小乡镇，到处掀起了横扫“牛鬼蛇神”的高潮。 “—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毛泽东赞扬这是“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革命造反的人们”像青松一样，冲击着旧世界的“苍天”，而难以计数的“牛鬼蛇神”则像“败叶”，秋风横扫，落花流水。毛泽东在“凭阑静听潇潇雨”的情境中，深深地感受到“故国人民有所思”。
是“故国人民有所思”，还是毛泽东在思索，在运筹帷幄？
毛泽东在“世外桃源”——韶山滴水洞住了11天。伟人之谋思，将有惊世之举，就是要将一场“革命”进行到底。这从他6月底在滴水洞写成，到武汉于7月8日发的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得到了证明。
在这封长信里，毛泽东写了许多经过“有所思”之后的肺腑之言：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中国敏感词过滤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多次扫除……。
毛泽东回到北京于8月1日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是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会议期间还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和《炮打司令部——我的—张大字报》，把斗争矛头引向所谓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虽未点名，但明显地指向刘少奇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全国出现了天下大乱的局面。
领袖的思考终于点燃起冲天烈焰，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天安门城楼首次检阅红卫兵。此后又七次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全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神”等文革口号从此响彻中华大地。从此，一场劫难降临中华大地。“文革”是浓缩了的乱史，各类人物登台表演。正义与邪恶，真善美与假丑恶在风云变幻中纷纭格斗，充分体现。从后来的动乱发展来看，“文革”无疑是一场大悲剧。包括当权者与“造反”者，策划发动者与盲从者，无一例外的都是悲剧角色。
“文革”长达十年，影响所及，遍及全国城乡，村村寨寨，家家户户，老少妇孺。笔者所居之处，乃一关中小城，古为京畿之地——户县是也。户原写为鄠，为专用地名字，来历亦久远矣！大禹时，鄠为其庶子有扈氏的封地，主管天下农政；鄠在周时，即为丰京故地。古时农事靠天，常有干旱之时，每以王为首祷告上天，祈求降雨，仪式隆肃，是为雩祭，鄠县之名，当为雩祭而来。
笔者曾作《鄠赋》赞曰：
蕞尔小邑；千年古国。背踞秦岭，北临渭水；衣带双都，襟连两河。丰京故地，周都近畿。国史发轫地，温柔富贵乡。丈八梗稻 ，炭谷琼花；户杜竹林，南山檀柘。物产丰隆，号为“陆海”；土地肥腴，称为“土膏”。山蕴玉石，金、银、铜、铁，豫章之丰；原产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百工所取给，万民所昂足。此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史由夏启，发祥悠久；啟蟄而郊，龍見而雩。雄山秀水，孕育古代文明；地灵人杰，荟萃人文精英。……
似此关中一县，亦难躲过十年“文革”之劫。
“文革”初起，大规模的造神运动也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脚步盛行起来。户县的街道上，大门和墙都被涂上红油漆，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本“毛泽东语录”，红色成了社会主旋律，汇成了波澜壮阔的“红海洋”！伴随着“万岁！万岁！”的滚滚涛声，构成“史无前例”的奇异图景。
全国文革始于批判《海瑞罢官》，户县“文革”则始于对秦腔现代剧《万山红遍》的批判。
却说户县人民剧团，原为户县宣化剧团，主要演员有曹韵卿、焦晓春、田艺勇、王景民、史凤琴、贾秀芳、贾正礼、赵定国、程振勤等人，演出《韩玉娘》、《打虎计》、《红楼梦》、《天河配》、《花亭会》、《家庭痛史》等古装秦腔戏，曾远近闻名。1953年末至1954年初，剧团因管理不善等问题，演员一时星散，仅留曹韵卿、安正岐、袁宏民、程振勤等十数人和十多名学生。演出困难，收入微薄，演员生活难以维持。
1956年8月，在政府的支持下，户县宣化剧团正式改名为“户县人民剧团”，新招收学生60名，拨款添置戏箱，充实了剧团的实力。在党支部书记杨隆志、团长王德普等人的努力下，整顿组织，订立制度，强化管理。剧团领导重金请来京剧教练董志杰，给演员练基本功，传授戏曲专业知识，培养青年演员。后来还从户县一中调来语文教师郑向明，给青年演员教授语文知识，攻读文言文。经过脱胎换骨式的教育和管理，演员整体素质有极大的提高，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已是人才济济，一批新秀如李九龙、李凤贤、李化芳、郭桂芳、山艳芳等脱颖而出，排练演出不少古装秦腔戏，如《金碗簪》、《潘杨讼》、《状元媒》、《周仁回府》、《澶渊之盟》等，深受观众欢迎，名闻全县，誉满关中。户县人民剧团亦名声大振。
1962年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响彻宇内，强调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户县人民剧团开始演出革命现代剧，如《血泪仇》、《江姐》、《夺印》、《杜鹃山》等，还配合政治运动编演了几出现代剧如《苦水洪波》、《轮转车飞》等。这些现代剧虽然体现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政治服务，但都没有在社会上造成大的影响。
到了1965年，在越来越严重的政治氛围下，上级通知古装戏坚决停演。户县人民剧团50年代以来培养的演古装戏的一些演员角色如老旦、正旦、花脸、丑大多不能适应了，不能登台了，一些老艺人只得被精简无奈离开了剧团。古典戏停演后，剧团董教练辗转几个地方后又回到户县，靠为市管所打扫钟楼周围卫生度日。直到文革后期，才又回到剧团教学生。
现代剧要求“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英雄人物”必是“高、大、全”，形象高大，没有缺点。演员李九龙青年英俊，功底雄厚，唱做念打，无一不精，所以现代剧的主角大多都由他来演。剧团排演的大型现代戏《焦裕禄》的主角焦裕禄就由李九龙担纲。此剧深受群众欢迎，成了剧团每到一处的首演剧目，但李九龙却因家庭是地主成分，多受磨难，剧团也往往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次，剧团转点到秦镇演出，第一天晚上就演出《焦裕禄》，观众为焦裕禄的先进事迹所感动。李九龙声情并茂的演出，使许多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戏完后，观众赞不绝口。剧团当晚也在广播上宣布：“观众同志们！明天晚上继续演出《焦裕禄》……。
第二天清早有人在秦镇小学门口贴出了大字报。标题是《户县剧团的阶级路线那里去了？！》
大字报指责：
焦裕禄是我们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李九龙是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怎么能扮演我们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呢？……
王桂珍是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怎么能扮演我们贫下中农的母亲呢？……
户县剧团不要为了钱，丢了党的阶级路线……。
剧团领导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召集全团人员，排队到秦镇小学门口看大字报。回到舞台后进行讨论，会上有人发言：
毛主席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多么重要呀！贫下中农能够看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在身边的事情看不见呢？路线斗争，我们不能忘记！
贫下中农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一眼就能看出，地主阶级出身的孝子贤孙，不能扮演我们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这一立场问题，我们为什么看不出来呢？……
那时县剧团的演员中，没有第二个人能承担扮演焦裕禄这一角色。会后，剧团党支部只得决定当晚停演《焦裕禄》，改演《向阳川》，李九龙在此剧中扮演一个思想落后的队长，这样就算落实了党的阶级路线，可《焦裕禄》这个戏从此再也不能够演出了。
这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专职编剧袁多寿来到了户县。袁多寿是一位学者型剧作家，为了编写现代剧本，曾几次到渭南体验生活，有了一部剧本的腹稿。后来听到户县有几个青年劳模如王风琴、张桂芳、崔振海等事迹都非常感人，便来到户县，体验生活，抓取典型情节，进一步完善剧本的情节构思。
袁多寿等人的到来受到户县包括主管县长杨自修等的欢迎，剧团方面自不待说，对其体验生活给与了照顾和关心。当知道袁正在编写现代剧剧本时，强烈请求剧本编出后由户县人民剧团演出。袁和戏曲研究院商量同意由户县编演。户县抽调县文化馆干部刘滨海、剧团团长王德普和编剧王西平协助，完善剧本。此后，袁多寿执笔，刘、王分别编写，很快写出了一个剧本，反映农民群众大抓阶级斗争、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英雄壮举，取名《万山红遍》。这个剧本为了迎合“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要求，虚构了“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林竹英扒渠放水，破坏生产的情节。
县文化馆恰好举办创作学习班，就请袁多寿以新编的剧本《万山红遍》为范本，主讲如何进行文学创作，受到学习者的欢迎。
此时 “文化大革命”已如暴风骤雨，吴晗的《海瑞罢官》正受到猛烈批判，很快波及户县。县创作学习班突然变成了对袁多寿和对剧本《万山红遍》的大批判会，袁多寿被诬为“敌伪人员”、“残渣余孽”、“文艺黑线上的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等。
《万山红遍》被批为：
极力丑化歪曲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把党支部委员、劳动模范林竹英丑化成扒渠放水、破坏生产的罪犯，把党和毛主席一手培养起来的党支部书记说成是林竹英个人培养的，故意抹煞党的领导。
袁多寿百口莫辩，在会上被迫接受批判，一些人指责袁在户县大放“修正主义”毒素。在全国都在批判文艺黑线的大背景下，袁多寿每天只得低头弯腰，接受对他的口诛笔伐，但他终究不是户县的人，批判归批判，还是被省戏曲研究院以“带回批判”为名从户县把人要走，以后虽多受坎坷，但还是平安度过了那十年难捱的岁月，晚年更是有所作为，此是后话不表。
户县参与剧本编写的几个人却逃不脱被批、被斗的命运，户县人民剧团团长王德普受到严厉批判，被批为“修正主义分子”；那曾参与编写剧本的文化馆干部刘滨海也被揪、被批，被押上大街游行示众，受到百般羞辱。但此时的揪人和批判还是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召开批判袁多寿、王德普和刘滨海等人的大会时，还是剧团党支部书记杨隆志主持，杨隆志还私下对刘滨海做工作：“青年人，要经风雨，见世面。” 时间不久，烈火就烧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身上，党组织和各级政府逐渐掌控不住局面，剧团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一次到蒋村公社的演出中，剧团造反派先是秘密串连，后公开指责书记杨隆志以生产压革命，罢演节目，背着铺盖行李，打着红旗，列队徒步回县，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队》，设指导员、队长、副队长等职，后又夺了剧团的大权，管理一切。此后，“革命群众组织” 开始揪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先后对剧团的上级领导如王炳岐、张克仁、沈振邦、王兴魁和剧团的领导杨隆志、王德普，以及所谓的“牛鬼蛇神”曹韵卿等进行斗争批判。
剧团支部书记杨隆志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密看管了起来，失去自由。他过去对剧团所作的所有工作都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他领导上演的现代剧均被批为“歪曲阶级斗争、丑化人民形象”而大加挞伐。1966年12月的一天，杨隆志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位为户县人民剧团多有贡献的党基层支部负责人在批判声中被拉出草草埋葬了。杨隆志成为户县“文革”狂潮淹没的第一人，直到文革结束才得到平反。
户县人民剧团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阶级斗争的嚣嚣之声毫无停歇，有人在户县钟楼贴出题为《李九龙的十大罪状》的大字报，指责：
李九龙演正面角色，被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说演得好，那是伪装！因为他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孝子贤孙，怎么能体会到我们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思想境界呢？……。演反派人物也被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说演得好，那是阶级本性！因为他对我们无产阶级，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户县剧团革委会要不要党的阶级路线？……。
剧团革委会屈于政治压力，宣布李九龙停演，到武乐队敲铙钹。下乡演出期间，群众一再要求，要李九龙演出，后来才又恢复李九龙演出权利。
在把人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狗崽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的激刺和屈辱下，李九龙的身心不断地受到伤害和摧残。他后来终于渡过了文革狂潮，调进了省戏曲研究院，开始了他艺术生命的春天，成为国家一级演员，此是后话不提。
当时剧团誉满三秦的秦腔名伶曹韵卿也被作为“牛鬼蛇神”批斗，被迫离开舞台，一直到了八十年代才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可惜已是风烛残年，还经常随机小唱。一次在甘河乡尹村活动中，本欲登台将清脆昂扬的唱腔再一次献给她热爱的户县人民。可惜的是，未及登台，她竟萎顿于舞台之下，离开了这个世界。
剧团团长王德普还因一次书写毛泽东诗词落款时在毛泽二字下面少一“东”字，而成为“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受到更为猛烈的批判斗争，被免去职务。到了清理阶级队伍之时，王德普又被查出在上高中时，曾担任过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这更是一项“历史中国敏感词过滤”罪状！他被清理回到农村，靠在火车站扛包、拉煤生活。落实政策时，恢复职务，回到剧团上班，后调到县政协直到退休，后话不提。
演古装戏的女演员李化芳、郭桂芳、山艳芳等分别被调到户县印刷厂、粮站等单位当工人；剧团副团长、名小生王育民也被调进县印刷厂当工人，文艺生命，自此终结，不及尽述。
戏剧界的折腾只是序幕，外面的世界已是风起潮涌，乱象迭生，一乱十年。
文革先从戏剧批，阶级斗争血火弥。
胡批乱斗十年乱，荒唐旧事今重提。
到底有何等乱象，诸君且慢慢看来。
户县文革第一位受批判的人物——剧作家袁多寿。
在文革中被作为“反动权威、牛鬼蛇神”的秦腔艺术家曹韵卿在平反后留影
因家庭出身问题在文革中备受屈辱的青年演员李九龙近影
（现为国家一级演员）
青年演员李九龙在文革中饰演的现代革命剧剧照
参与编写剧本《万山红遍》而受到批判的县文化馆干部刘滨海近影。
学生造反风起云涌
教师集训雨暴浪颠
伟人矛头有所指，党委偏想整老师。
“资反路线”已铸就，已是狂潮袭来时。
却说户县一中创建于1941年，是座久享盛名、抚育人才的学府。1966年6月初，学校内已是暗潮涌动，交大等院校学生不断来 “煽风点火”，校区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思想教育等，校园一片混乱。
自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皆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户县县委得知一中校内“造反”风潮汹涌，非常重视。6月6日紧急派出以县工会副主席石杨英为组长、教育局赵先云、公安局高忠仁为成员的三人工作组入住一中。这次工作组入校，自然沿袭过去作法，向学生作思想工作，引导学生听党委的话，在可控范围内进行“文化革命”。
6月8日至9日，一中学生不断贴出大字报，攻击校领导。10日中午，户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毛明道进入一中，召开紧急会议，给一中学生“指方向”，强调“学校要加强党的领导。搞文化革命，你们没有经验。”要“全国第一”、“本单位第二”等。学生纷纷写大字报进行驳斥，要毛明道和支部书记毛天才从一中滚出去。
6月10日，以一中青年政治教师邢振宏为首的高二级部分师生贴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大字报写道：
阻碍的要横扫，包庇的要横扫，横扫！横扫！横扫，横扫一切敢于和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假革命者……
这是户县“文化大革命”第一张有影响的大字报。大字报要求撤销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毛明道、一中支部书记毛天才的职务。震动了全县，震动了县上领导。
一中的动态使户县县委领导感到事态严重。晚饭后，代县长何勤如带领公安局长付鸿儒和多名干部，进入一中南院食堂，将学生围住，前后大门封闭，不准随便出入，定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是一起“反党事件”，号召开展“查上当，放包袱”活动。何勤如到扩音机前，严肃指出学生的行动不妥，进行严厉指斥。指示干部到各教室、宿舍，搜查大字报，将大部分大字报抢去，一部分当场扯坏。
11日，县委将正在举办教师读书会的二中校长白德全等及其他干部共80多人派入一中，一个班一个工作组，对师生进行整肃，安排集中对教师邢振宏进行批判。一部分师生被赶出资料室、广播室，部分师生被迫写出检讨承认错误。工作组宣布：“以后向外贴大字报，必须经过审查，才能张贴。”造反学生暂时被压了下去。
却说1966年，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怎样开展“文化大革命”，云遮雾罩。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还想象一如当年反“右”一样，以党委领导运动，认为“文化大革命”应首先向文化教育界开刀，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意见先拿教师开刀祭旗，于暑假期间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举办教师集训会。中央领袖毛泽东此时正在南方“踏芳枝”，暗中筹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把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席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批转同意了西北局的部署。
西北局的《部署》逐级下达。户县自然也作出了暑假期间举办中小学教师集训会的安排。户县县委进行了慎密的研究，由副书记曹文青挂帅，组成教师集训会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分秘书、后勤、治安三股，主任由一名领导小组成员担任。抽调相当于参加集训会教师总数三十分之一的“左派干部” 为工作人员。还抽调农村积极分子、学生代表共2200多人参与管理，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
7月24日，户县教师集训会正式开始，全县1960多名中小学教师背上铺盖，带上生活用品纷纷从各地来到县城参加集训。这些教师被分别划分到各个小组，安排分住在一中、文庙、八中（今南关中学）、北小、西小共五处地方，吃饭分一中、文庙、八中三处。为了保证会议意图的实现，县委又抽调部长、局长、公社书记、社长等中层领导等100多人，分派到各组担任工作组组长。
却说师道尊严，自古皆然。天下状元秀才教，就连皇帝、总统也是老师教育过的。古人把“师”与天地君亲相排列，以说明“师”的尊贵地位。那知到了“文革”初期，“师”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师”的老祖宗孔子都被批倒了，他的徒子徒孙们也要被严厉整肃。这集训会，顾名思义，即令人心颤股栗。参会教师失去自由，实行封闭整肃。一律不准请假，严肃门禁，出入须持出入证。会内情况一律不许外传，不允许会客，一片森严恐怖气氛。
集训会领导小组根据教师家庭成分、个人出身及平时“表现”，将教师分为四类，对定为第四类的教师确定为属于敌我矛盾，要将这类教师进行大小会轮番斗争。
集训会正式开始之后，严格贯彻阶级斗争主线，进行残酷斗争。对批判、斗争的教师采取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体罚打人等手段，进行逼供、诈供，多以污蔑不实之词及种种罪名强加于受害者。有的教师因家庭成份和历史问题，被多方牵强附会，刻意上纲上线进行批斗。一条几乎成为口头禅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成为触及皮肉的最高指示。每次批斗都存在逼供现象，不是拳打，就是脚踢，或揪掉一撮头发，或被中国敏感词过滤在地，爬也爬不起来，摧残身心的现象不止一例。天桥公社某教师因批斗挨打受不了，给胸口钉钉子以求自尽。某中学揪出领导和教师十多人，被学生代表责令排成队，一个一个使劲打耳光，并训斥：“你们必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交代问题，不准乱说乱动！”把他们当成囚徒，任意凌辱。苍游小学女教师关梧平只因其兄是中国敏感词过滤将军关麟征，在会上被整得很惨，多次被打，追问和其兄的来往关系。县西某个学校一位教师，长期患哮喘病，痛苦不堪，听人说用鳖配药可治，便多方搜求未获。一个学生知道了，给老师在河里逮了一只来。教师非常感激，给钱学生不要，给东西这个学生还是不要，教师心里非常过意不去，就说：“这房里啥东西你喜欢啥就随便拿吧。”学生看来看去，那时《毛主席语录》还未大量发行，看见这红皮皮小书，心中喜欢，便说：“把这本书给我吧。”教师很爽快地同意了。集训会上这个事被上纲上线，说是“用《毛主席语录》换鳖”，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对他狠批猛斗。
集训会的主题本该是解决政治方面的问题，但揭发男女关系问题竟成了突出的动向。有人怀疑一男教师和女教师有暧昧关系，男教师在批斗会上一直申诉没有这回事。几经批斗，搞不出问题来，有人就动员女教师说：“你是个民办教师，把问题交代出来，说明你反悔自新，要求进步，可以把你转为公办教师。”经再三诱骗，该女教师出自私心杂念，违心地说：“有那么一回事。”会上，竟有人用鞋掌打得那个男教师鼻青眼肿，直至屈打成招。还有比较严重的是说教师奸污女学生。集训会给县公安局送了15个要求逮捕的教师材料，县公安局在审查这些材料时发现不少疑点、后经复查，只有一个材料够立案条件，其余的不是证据不足，就是查无实据，便将这些材料退回。有一份材料中说，大王公社某小学一男教师奸污了五、六个女学生，其作案过程几乎完全一样，地点都是在该教师房子，时间都是课外活动，作案都是在椅子上。材料的调查人事先捏好作案过程，先诱供学生，威吓学生按他们说的过程证明。然后，诈供教师，“学生都检举出你是怎样作案的，你还顽抗吗？”教师坚决不承认，于是采取车轮战、疲劳战整教师，教师只好违心承认。事后，教师、学生都翻供了。有人问教师为啥要承认？教师答：“折磨的我受不了了！”学生说：“那些话，都是调查的老师说的。我不按指印，就要开除我。这是老师害老师呢！”一中教师吴某某，被多次批斗，强迫要其承认有男女关系问题，无奈之下，吴只得承认有男女关系，一些人如获至宝，赶忙追问和谁，吴不紧不慢答道：“和我老婆！”这些人也无奈何。
集训会上，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教师们几乎个个心惊肉跳。大王小学有24名教师，20名都被翻腾冲击，每天都在近乎惊涛骇浪中度过。
集训会进行得如火如荼，外面的世界已是风狂雨骤。8月8日，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发布，“十六条”鼓动道：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十六条”是结束刘少奇和工作组版本的“文革”、开始毛泽东和群众版本“文革”的阶段标志，也是高度凝聚了“文革”运动所特有的群众大民主纲领性意义的文本。
此时的西安已是风吼潮涌，各种力量在猛烈角力，交通大学等院校的一些红卫兵上街贴出“打到刘烂桃（澜涛）！揪出霍死脸（士廉）！”等大幅标语，一些工人、干部在大街上则贴出相反的“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两个标语口号，并与学生发生辩论，出现了冲突。8月16日，西安大中学校5万多红卫兵在和平路金家巷西北局门口静坐绝食抗议，西北局的领导干部被迫到静坐现场承认“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才使静坐收场。之后，红卫兵动乱更加剧烈。
在此影响下，户县一中、二中学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学生个个带上“红卫兵”袖章，纷纷去西安、咸阳进行串连，到各高等院校观看大字报，学习“革命经验”，还同西安的学生“革命组织”取得联系。他们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为号召，成为户县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在交大学生的策划和支持下，一中成立了“革命造反派临时代表委员会”，300多名高中生和900多名初中生全部停课，进行“停课闹革命”，用大字报向校领导和部分老师开火、批判。“红卫兵”还成群结队地走上大街亮相，到机关、工厂、学校和农村进行宣传，“煽风点火”。
学生要进行串联，出入学校，受到教师集训会门禁制度的限制。交大来串联的学生也不许进入，引起学生的极大不满。8月14日晚8时许，一中300多名高中学生集体上街到县委请愿，要求县委立即废除教师集训会门禁制度，允许学生出外串连。学生们高呼:“砸碎门禁制度！”“我们要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们要造反！”等口号。许多学生当场烧毁集训会出入证，要求让贫下中农进校参观大字报，并指出陕西省委和西北局“问题”很大。县委领导无奈电话请示省“文革”办公室，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作了较满意的答复。之后，学生们分成三路，高呼“造反”口号，分别到集训会另外三个住处（西街小学、北街小学、文庙）进行宣讲。学生们的举动遭到集训会许多参与管理的教师反对和谴责，双方展开激烈辩论。有些教师围住学生录口供令其画押，直到第二天凌晨三时许才收场，这就是有名的户县“八.一四革命行动”。
第二天，一中参加昨晚造反行动的青年教师袁小东被教师集训会教师围斗。校园内贴了许多认为一中学生、教师袁小东是闹事，是暴徒，要求政法机关立即逮捕的大字报。但学生有恃无恐，此后几天，高中部学生纷纷在校园张贴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有的写道：“究竟谁是我校‘三家村”的后台老板？”有的写道：“剥开加强领导的画皮”。一张大字报这样写道：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什么“中国敏感词过滤”帽子吗？……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们没有被吓倒、被屈服，“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小将们面向北方，心向北京，含着激动的泪花，放声歌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8月15日，县委根据省委批示，很不情愿地成立了县接待办公室，在县城东街、余下、涝店设立接待站，用于接待外地串连过往的学生。但又指示集训会暂时停止集训，发动集训会教师向一中学生“八.一四”造反行动进行反击，两三天内，贴出大字报三千多张，声讨学生们的举动是“闹事”，是“300名暴徒”。经常出入一中、进行“煽风点火”的户县籍交大学生刘乐善也受到大字报强烈攻击，要求“刘乐善从一中滚出去！”与此同时，城关公社连丰、西郊两个生产大队的干部群众100多人高呼口号，进入一中校园张贴大字报，声讨学生们的造反举动，形成了教师和农民斗学生的局面。但学生们的狂热造反行动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愈烧愈炽，矛头直指户县县委。17日下午，县委常委会被迫用大字报形式向一中学生明确表态： “八.一四”行动是革命的行动；学生们的要求不是反对县委更不是反党。县委副书记曹文青、白炳伟还劝阻集训会教师和城郊农民不要围斗学生。
广大民众还不知这次运动是彻底撇开党委，工农群众都是“保皇派”、“坚信派”，在西安交大等院校师生连续“炮轰”省委和西北局的形势下，8月中旬，西安地区数十万干部和工人连续几日走上街头，敲锣打鼓，高举标语，高呼“坚信西北局是正确的！”“坚信陕西省委是正确的！”等口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回击交大等院校学生的造反行动。
日，毛泽东首次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和检阅了百万红卫兵革命小将，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坚决支持，此热烈场面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映，极大地激发了红卫兵造反的决心。
伟人明里煽风，中央“文革”小组暗中点火，可怜那西北局、陕西省委的领导们还在鼓里梦中，多般挣扎。9月初，陕西省委借传达中央指示之机，鼓弄出了一个“两坚信”的所谓“理解”，层层传达，其主旨为：
坚信西北局是正确的。
坚信陕西省委是正确的。说西北局、陕西省委是黑帮是错误的。
西北局不是黑帮，陕西省委不是黑帮，但有黑帮分子，例如赵守一就是 黑帮分子。赵守一等黑帮分子是以霍士廉同志为首的省委挖出来的。赵守一是陕西一切黑帮的总后台……
这个“理解”，就是说，陕西再没有黑帮了，学生们不要再闹了。用学生们的话来说，就是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
户县县委9月9日上午在县剧院召开大会，向干部和学生传达省委提出的“双坚信”口号，却当场遭到户县一中学生的强烈反对，学生纷纷要求说明这个“理解”是谁的理解，并涌上前去，要求代县长何勤如交出讲话稿，大会不得不匆匆结束。下午，户县一中几百名学生就到县人委造反，强烈要求代县长何勤如交出讲话稿。第二天，在户县钟楼附近，在县委门前，发生了工农群众围斗、撕扯学生的事。县城贴满“坚信”和“反坚信”的大字报，工农群众和学生进行激烈辩论，县城秩序混乱。
在形势逐渐明朗和学生的不断冲击下，“两坚信”只得偃旗息鼓，户县教师集训会也于9月24日混乱中仓促结束。但在教师集训会期间，有454名学校领导和教师受到错误批判，其中98人遭到斗争，47人被开除公职，29人被迫退职，59人被撤职、免职。
运动一直自上来，
谁知此例从此开？
党委领导成泡影，
矛头直指“走资派”。
户县教师集训会保卫组抽调的各中学学生
这张图片里的学生都是被认为是好学生而从各校抽来的，他们后来都有不错的表现。
杨 帆：听说现在已任省公安厅副厅长
赵为民，一直在户县公安局工作
韩笑民，十年前曾任户县经贸委主任，现因病闲居
“革命”组织纷纷登场
夺权狂潮汹汹腾岸
组织纷如云， 派别何其多。
满街红袖章，遍地煞阎罗。
“造反”加“革命”，口号加拳脚。
且看“走资派”，腰弯背也驼。
1966年10月中下旬，全国 “踢开党委闹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走资派”、“叛徒”、“特务”的狂潮波涌浪翻。西安市与全省各地以至全国来的红卫兵、造反派相互串联，到处煽风点火，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党政干部以及科技、教育、文艺、文化部门的专家、学者、教师，哄抢档案资料，破坏文物古迹。不断举行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批斗大会和游行，到处是批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抓“叛徒”的场面。“火烧西北局”、“炮轰陕西省委”的口号此起彼伏。红卫兵与干部、工农群众不同派别、组织之间因不同观点、利益和矛盾，不断地相互攻击、斗争。
此后，西安地区造反派组织逐渐挤垮了保护支持党政领导的所谓保守组织，得势的造反派组织内部又发生分化和斗争。这种分化和斗争的波及，造成了全省各地、县造反组织之间的对立，助长和激化了动乱局面。在动乱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全省各级党政机关都被冲垮，难以进行正常工作，逐渐趋于瘫痪。西北局、陕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干部刘澜涛、霍士廉、赵守一、李启明等被打成“叛徒”、“走资派”，受到揪斗批判，全省各级党、政组织和事、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都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同样受到揪斗和批判，有的被打致伤、致残、致死。户县县委、县人委领导也在学生的不断冲击下，焦头烂额，无可奈何，不知所措，忙于应付……
1966年11月，户县县委在穷于应付中匆忙祭起学习毛泽东著作大旗，从4日到10日，用了6天时间，在县城召开有近千人参加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何勤如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5个先进集体和10名先进个人在会上作了“活学活用”经验介绍，选出了出席咸阳专区的先进集体代表14人，先进个人29名。但这一活动被学生指责为企图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闹腾得更加激烈，户县县委在形势逼迫下，无奈于7日召开了有一中、二中师生参加的群众大会，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何勤如代表县委向师生作检讨，承认向一中、二中派工作组和举办教师集训会“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大表现”，会后还将检讨材料印发给事企业单位和农村社队。12月18日，县委宣布教师集训会后期调动的教师，一律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所提升的领导宣布无效，受处分应平反的予以平反；集训会整理教师的材料，应烧毁的烧毁或退还本人；处理错了的教师平反后补发工资。集训会处理的民办教师平反工作由所在公社和办学单位负责。至此，教师被整总算被翻过一页，那上上下下各级党委企图“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的图谋最终归于失败。
“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要有人“冲锋陷阵”，先把中学生和大学生“串联”起来，通过“旅游”的方式组织一支“先头部队”，以此来冲击“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好办法，比起动用工农兵来“成本”更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向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取“文革造反经”，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红外围”学生，大串联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
12月后，徒步到革命胜地及全国串连的热潮蓬勃兴起。各地都成立了很多“接待站”，户县同样也成立了接待站，接待外地来串连的“红卫兵”。这时候，红卫兵满天飞，不管“飞”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接待站就像现在的旅行社一样搞全程服务，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流程”顺利进行。各地政府生怕招待不周会“引火烧身”，因为得罪了红卫兵就是“破坏革命”，其结果自然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红卫兵来了，当权派就可能变成了“走资派”，他们明知对方气势汹汹，来者不善，明知红卫兵危险也得欢迎。红卫兵所到之处有吃有喝，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别人没有粮票就寸步难行，而红卫兵没有粮票却能在食堂里畅通无阻；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成了他们的“旅游公车”，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乘坐，不用买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至于火车就更是成为“红卫兵专列”了，一分钱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国。户县一中、二中及各初中的大部分学生穿着“红卫兵服”，挎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挎包，奔赴全国各地，有的徒步赴延安，有的去了韶山。大串连使学生们见识了北京、上海等外地“文化大革命”的世面，回县后批斗当权派的火力更猛了。
却说“文革”之初，根据“16条”精神，户县一中、二中在工作组的主持下都成立了本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文革会”），“文革”会以学生为主，统一领导学生闹革命。1966年12月，一中学生大串连返校后，工作组被赶走，“文革会”被冲垮，校长杨瑞安受到严厉批判。不同政治观点的学生各自成立了自己的“革命群众组织”，自行发号施令。一中最早成立的组织名叫“户县一中革命造反临时代表委员会”，简称“一中临”。后来一部分学生另立山头，组成“户县一中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一中造”，约半数多学生加入到这一组织。
那“一中临”住校南院，“一中造”住校北院，形成两个对立的组织，各自架起高音喇叭，互相攻击，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宣称自己是“革命造反派”，对学校领导的态度则表现为“你批我保，你保我批”。在一中两大派别的旗帜下，还成立了一些以毛泽东诗词命名的小的“革命组织”，如“指点江山战团”、 “从头越战团”、“劲松战队”、 “云水怒”、“风雷激”、“丛中笑”等，分别受两大派统领。
户县二中也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会”）和“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两大派组织。
1966年12月，社会上各机关单位群众已经明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道路的当权派”，一些人趁机竖起“造反”大旗，“文革” 迅速波及到各机关、事企业单位。成立“革命组织”，喊“革命、造反”口号、批斗本单位领导成为最时髦的事，长子号个个威风扫地。12月中下旬，县人委机关造反干部相继成立了“12·18红旗战斗队”、 “红色暴动队”、“战斗兵团”、“红色造反队”、“前哨战斗队”、“抓革命促生产战斗队” 等11个“革命群众组织”，并且控制了各部、局的权力。县商业局以及下属八大公司，供销联社以及下属各基层社、工商局、粮食局、文教局、广播站、县工会等单位，还有工厂企业如印刷厂、玻璃厂、籽棉厂等都先后成立了先是一派后分裂为两对立派的“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又联合成立了“联合造反司令部”。后来受西安两大派“工总”和“工联”的影响，又分裂成“户红联”和“户兵团”两派。县委机关造反干部也成立了 “造反委员会”（简称“造委”），不久也发生分化，一部分人退出“造委”，成立了新的“造委”，原来的“造委”改名“原造”。这些组织都根据本派的“观点”和同派联盟，在社会上联合行动，也常去西安支持和参加“工总”和“工联”的造反行动。一时各色头头有称“司令”者，有称“总指挥”者，有称“战斗队队长”者，纷纷登场，真如过江之鲫。
户县县委、县人委领导分别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叛徒”。他们每天要“规规矩矩”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群众组织批斗，还要按照“革命群众组织”的旨意以县委名义签发一些文件，成为傀儡。在这期间，很多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纷纷报送要求撤销本单位领导职务的材料，几位主要领导在胁迫下只能在材料上签上“同意”二字，然后便以县委名义发文件，撤销这些单位领导的职务。当时，户县一中、二中、八中、玻璃厂、水电局等单位的11名主要领导，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以县委名义撤销了职务。一些组织还要求县委对他们的各种造反行动包括打砸抢事件表态支持，被胁迫的县领导在无奈之下只得作出支持的表态；一些组织还要求县领导拨给经费，这些领导在胁迫下也只得照办。1966年底至1967年初，户县的党政大权在事实上已被各“革命群众组织”掌握，这种监管胁迫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军队介入户县“文化大革命”。
日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文化大革命”动乱推广到农村。《指示》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农村文化革命之火也开始猛烈燃烧起来。到了1966年底，户县县城东街、西街、北街等生产大队最先成立“文革”会。各生产大队也纷纷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开始闹腾批斗生产大队干部和公社领导，迫使这些干部“靠边站”，这些“文革”会和“文革”小组成为农村的临时领导班子。后来，一些大队的“文革”会由于观点发生分歧，又分化为两个对立派。
日，西北大学造反学生组织西进战斗队一批人来到户县，为首者名叫庞士让。他们和户县一中、二中等中学“红卫兵”在县体育场召开有三万多人参加的批斗何勤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场旌旗林立，迎风招展，那些“红卫兵”娃娃们个个英姿勃发，趾高气扬，一遍遍高呼口号，一幅志得意满的模样。县委、县人委领导们作为陪斗，一个个垂头丧气被押上台来，接受批判。可叹那何勤如才任代县长不久，还未及行政，即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像过去批斗各色“阶级敌人”一样，被人架着胳膊押上台来，接受批斗，狼狈不堪。这些过去的领导，不但触及到灵魂，也实实在在尝到了触及皮肉的滋味，个个喷气式，被捺头、拽胳膊，接受批判。
此后，由学生发起的全县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多达7次，参加大会人数达20多万人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学生们和造反的机关干部“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党组织遂陷入被动地位，以至于瘫痪。在各级领导位子上的长子号官僚，个个威风扫地，低头弯腰，陆续被关进“牛棚”，勒令交待问题，接受批判。
紧接着，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噪下，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的风潮。户县一中“造委”批斗校长杨瑞安，抢走校印，宣布夺权成功。随后，县城各单位纷纷夺权，县委、县人委及多数职能部门被“革命群众组织”控制，全县各事企业单位及学校的权力几乎都被“革命群众组织”执掌。各公社领导也纷纷被夺权，全县79名公社正副领导，有58人被夺权后“靠边站”。之后，农村生产大队的干部多被批斗“靠边站”，由各大队“革命群众组织”掌权。
在夺权过程中，有些单位属一派夺权，对立派不服，又发生你争我夺的反夺权。有极少数造反的人们夺了本单位的权，却不懂业务，胡乱发号施令，群众不服，无奈之下，这些造反的人们又将印鉴交给原领导。一些单位表面上没有夺权，但这些单位的领导在“革命组织”的监控下工作，有名无实。还有个别单位领导一看夺权“大势所趋”，早早将权交给“革命组织”。
全县党政机关部、局、室、委、行等单位，部、局长及股长级干部98人都受到批斗；县级事企业27个单位的支部书记、经理、副经理52人，遭到批斗的51人，1人因未到职而幸免；全县8个中学的27名支部书记、校长、主任，全部被罢官、夺权、批判；全县83所完小的139名校长、主任，大部被夺权或靠边站；全县23个公社(镇)的78名书记、社长全部被夺权或靠边站。
1月26、27两日，驻户031 部队开始亮相，介入户县“文化大革命”，和户县“革命群众组织”一起进行武装游行。
“一月风暴”后，所有正常的活动都陷于瘫痪，2月27日，户县人民武装部组成“户县生产办公室”，代行政府职能，提出“支左、支工、支农”的口号，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工厂、农村，“抓革命，促生产”,原来的各级领导彻底的靠边站了。
却说“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同于以往运动，从一开始便以它那浓厚的“革命造反”色彩横行于世。毛泽东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中国敏感词过滤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毛泽东这一“语录”一时间成了最流行的口号。掌了权的“革命群众组织”对原来的“当权派”都确定为“走资派”，其斗争形式也由开始时的大字报、大揭发，发展为大会批斗，游街示众。“革命群众组织”在批斗所谓“黑帮”、“走资派”的时候，“温良恭俭让”被一扫而光，对人的凌辱和对人身的侵犯屡见不鲜，很多无辜的人在“一个阶级中国敏感词过滤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中遭受毒打、审讯、惩罚和拘禁，遭受肉体折磨。全县从县委书记到部、局、社、镇领导、中小学校长、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大队长，多被冠以“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中国敏感词过滤修正主义分子”、 “叛徒”、“特务”、“假党员”等等各种罪名，被迫头戴高帽，颈挂大牌，游街示众。街道上每天都上演着闹剧，热闹非凡，不时地有一群人敲锣打鼓，押着一串“牛鬼蛇神”，游街示众，群众则振臂示威，高呼口号，一时竟蔚为千古奇观。
户县此时揪斗各级领导期间，县城内外的口号是“上打刘、邓、陶，下打安、何、曹！”（陶指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户县街头到处张贴着“打到安、何、曹”的大幅标语，安者，县委书记安生高也；何者，代县长何勤如也；曹者，县委副书记曹文青也。安生高后来被结合，街头大幅标语又成了“dadao何、曹、张”，曾任过组织部长的张克仁被补了进来。标语虽如此写三个人，其实县委、县人委领导及部、局领导均被扣以“黑帮分子”帽子，在批斗之列。县委几名主要领导经常随意被各“革命群众组织”拉去批斗，有些“革命群众组织”怕“揪不到手”，常于黎明时分就将这几名领导抢去。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批斗方式五花八门，有头戴高帽身披羊皮游街，双手提铜锣，边走边敲，边敲边喊：“我是披着羊皮的狼！”“我是叛徒！”“我是走资派！”县幼儿园一位女领导，被迫脖子上挂着一串破鞋，手拿铜锣，边走边敲边说：“我是破鞋！”人格侮辱到了极点！那各级领导干部在批斗会上被罚跪，跪铡礅，跪炭渣，跪玻璃渣；有的头顶打字机，脖子上挂一块几十斤重的大黑板；有的被剃成光头抹成黑脸；有的双臂被反剪，腰弯90度，头抵地面（名曰“喷气式”）。批斗气氛十分骇人，常有“油炸×××！”、“火烧×××！”“热蒸×××！”、“×××不投降，就叫他死亡！”“将×××dafan 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口号助威，不少领导干部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这些“黑帮分子”被囚禁在县委大院内专设的牛棚中，有专政队专门看管，每天接受来自全县大大小小革命组织的批斗。此时不乏一些单位内个别长期不得意者、受过不公正待遇者或者对领导不满者趁机对原领导实施报复，而那些原领导只得低首敛眉，逆来顺受，“经风雨，见世面”。那专政队队长名叫崔某某者，乃本县人氏，曾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在上甘岭战役中，英勇受伤，留下了多个光荣印记。此时的崔某某，已昏了头脑，对这些领导干部，似乎还当是他在上甘岭遇到的美国鬼子，憎恨不已，时以拳脚相加，动辄进行肉体处罚，给这些老干部留下了痛苦而难忘的记忆……。
一从夺权乱哄哄，满街皆是“造反”声，
你戴高帽他挂牌，天天都在批斗中。
户县牛东ID：niudongren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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