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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上海故事》，心动的感觉! &&
雪霏霏 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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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昱
　　“你的英文名叫‘Rainer’？”她看着我的名片，煞有介事地惊呼了一声。
　　“知道吗？有一个著名的奥地利诗人也叫这个名字，Rainer Maria Rilke，里尔克，诗写得棒极了，浪漫得不得了，所以后来人们都传说他是被玫瑰刺手而死的。”她说，又顽皮地眨了眨眼睛，“其实真正的死因是白血病。”
　　“你是在暗示今夜我就会中镖吗？”我不动声色地微笑，把手伸进她的裙子。
　　四个小时后，我躺在酒店客房的床上，看着她褪尽衣衫，从我的两腿之间爬进我的视野，一头长发洒落我的胸前。
　　这是一个年轻的上海女孩。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应该还只是一个在读的大学生。在歌厅的包厢里第一眼见到她时，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曾经深爱过的姑娘。现在我掐灭烟头，关上了房间里所有的灯，于是她们模糊的面目终于在我的凝视里成为了同一个人。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美丽，一样的让我悲伤得不能自已。所以我没有发出任何声息，只是沉默地与她在黑暗中亲吻缠绵，温柔得如同彼此的初夜，甚至没有阻止她用英文叫床，并在她猛然挺起上身的最后一刻闭上了眼睛。
　　“我让你不开心了吗？”从洗手间里出来，她穿好衣服，站在床前有些迟疑地问。
　　我没有回答，默默地打开钱包数钱给她。
　　房门关上后，我把她留在床头柜上的写有她手机号码的便笺揉成一团，扔进了烟灰缸，突然感到十分疲倦，翻身抱住枕头，很快便昏昏沉沉地睡去。
　　然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阿米。
　　梦中，我和阿米勾着手指在雨中走着，不知道身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四周都是细细密密的雨丝，悄无声息地落下。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淋雨吗？”阿米问我。我摇头，叼着被雨淋湿的烟在裤袋里搜寻打火机。于是阿米放开我的手，甩着湿漉漉的长发独自向前跑去，越跑越远，最后远远地站住，转过身，提着湿淋淋的裙子遥望着我。
　　隔着茫茫的雨雾我看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我只看到她对我大声地喊了一句话。但是一刹那之间我突然什么也听不见了。雨水蒙住我的脸，开始流进我的耳朵、鼻孔、口中，开始灼烧我的喉咙，刺痛我的双眼，让我呼吸困难，最终眼前一片黑暗。
我猛地从梦中惊醒坐起，打开床头灯，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在我21岁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曾经对我说过：我们都应该在青春结束之前干掉自己。
　　我没有那么做的后果就是如今终于过上了虽不富裕但体面充实的成年人生活。我提着笔记本电脑在南京西路上的顶级写字楼里出入，穿着Armani西服系着Kenzo领带坐在淮海路的真锅喝下午咖啡，或者在夜上海的歌舞厅里面带微笑地看着对面的客户把手伸进小姐的衣服，合上签好的协议书，不动声色地替他们订好酒店房间并付掉台费。
　　许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试图遗忘一些事情、一些名字，我幻想它们从未真实地发生或出现过。我就象所有正常平凡的成年人一样，不愿意看到自己内心苦痛的真正根源，心甘情愿地为没有希望的渐渐死去寻找着兴致勃勃的理由。我所希望的是真相比死亡更深，遗忘比生命更长。
　　但是偶而的某个夜晚，我仍然会像现在这样泪流满面地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已经彻彻底底地跌入往事，无处可逃。沉沉的黑暗中，一幅幅画面从眼前无声地掠过。我看到了在雨中扔掉雨伞转身离去的阿米，摸着眼镜满面通红的小白，哭得浑身颤抖的张昕，吹着口哨向空中抛起硬币的严浩……
　　他们的脸庞都有些模糊了，很多场景也渐渐地失去了色彩，如同流在雨中的泪水。而唯一始终清晰的是那个遥远的夏天，那片湛蓝得没有一丝云的天空。那么湛蓝，那么清晰。就像沉寂海底的古老沉船终究会淡忘了泥沙的黑暗与曾有的航程，惟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遥远的故乡的灯塔。那个夏天，它在逝去的岁月里是那么无始无终，仿似从未结束，正如永不再来。
　　那是1991年的夏天。那年我刚满14岁，刚随父母一起搬到了印染厂职工宿舍大院。在那里，我认识了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严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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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独步天下匹号一朵梨花压海棠
　　　　少林寺智字辈高僧中排名首位的智障大师
　　　　　　收养的低能儿小沙弥的爱犬旺财踩扁的那只－－蟑螂的一堆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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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夏天之前的十四年里，我对于生活的感觉只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潮湿。你可以发现这个词是用来形容视觉而非听觉的，那是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所留存的那种潮湿腐败的气息足以消解掉一切能够被听到的声音。
　　其实我家也曾住过好房子，只是没有轮到我而已。因为在我出生之前，我家所有的好房子、不太好的房子都已经全部被充公，后来其中的一些成为了机关办公楼，更多的则是被那些特别有成就的造反派搬入居住。这些革命者非常响应当时的国家号召，为其自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革命积极地生产储备新鲜血液，像播种机一样玩命地制造出了塞满房屋各个角落的后代。可以想象，在文革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数量众多和血脉相连仍将是多么强大的潜在革命力量，因此无论家里人如何四处申诉，都无法拿回一处房产，所以我们全家都只能挤在一处小两层的安置房里。
　　安置房位于长宁区的一条胡同内，整条胡同的两侧挤满了这种面目相似的肮脏建筑，中间是一条一夫当关的窄路。路面上常年积蓄着两旁住户泼出的各类污水，夏天的时候被阳光蒸发，升腾成白烟弥漫的水雾，穿行其中就如漫游仙境。再加上头顶上密布的晾衣杆挑出的湿淋淋的万国国旗，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水帘洞。
　　这种房子后来被称为危棚简屋，但我觉得称之为“容器”更恰当。香港有“笼民”的说法，我觉得鸟笼还是不错的，虽然挤一点，但毕竟到处是洞，四面透风透光。而凉风和阳光对于住在我家这种房子里的人来说，就像共产主义一样，是让人激动的真诚梦想。房子里终年潮湿阴暗，台风过后连火柴都擦不着，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奇怪的是当时怎么竟没有人想到栽培蘑菇致富。
　　这些房子都没有厕所，也没有现在的煤气，所以每天早晨我上学都是一段堪称惊险的经历，要在水汽和生炉子的浓烟中探路，还要随时避开身边泼出的污水和穿着睡衣晃晃悠悠去倒马桶的大妈。后来我和别人打架斗殴常常都是靠反应迅速、动做灵活取胜，想必应该归功于当时每天如此锻炼的结果。
　　搬到印染厂职工宿舍大院后，新家在一楼，虽然不是新房，但是有一个朝南的小院子，可以晒到稀罕的太阳――说了这么多，如果你还是对我用“稀罕”这个词来形容阳光感到奇怪的话，我只好大声地告诉你，没错，14岁的我就是那么没追求，对所谓幸福生活的理解极其低下，认为非常重要的一项享受指标就是――能够晒到太阳。
　　搬家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天气特别好。阳光普照，四下里都是藤杖拍打被褥的声音，空气中掺杂着干燥灰尘的气息，所有这些都让我由衷地感到生活幸福。父母都不在家，糊弄完简单的中饭后，我就把父亲专坐的老躺椅拖到院子里，煞有介事地仔细研究好摆放角度，又搬出一个小板凳用以垫脚，然后开始晒太阳打盹。
　　很快我就进入了半寐不醒的混沌状态。
　　朦朦胧胧中，我忽然隐约听到脑袋上方有声响，以为是自己将要进入梦境的错觉，便没有搭理。谁知道动静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还杂有说话的声音，我这才猛地睁开眼睛，一仰头看到一个女孩正笨手笨脚地翻过楼上的阳台踩到我家院子的围墙上。我有些不知所措，揉揉眼睛，看到的依然是原样，于是手忙脚乱地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回头向上看个究竟。
　　二楼的阳台上站着一个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孩，他迅速地扫了我一眼，继续催促站在围墙上的女孩：“快点，赶快跳下去！”
　　女孩扶着阳台的水泥底座，急得都要哭了，压低声音回答：“太高了，我不敢跳啊！”
　　女孩的模样长得挺好看，但头发和衣衫都有些凌乱。胸前的扣子也没有扣好，隐约露出了里面白色的内衣。我正打算揣测一下他们究竟在玩什么把戏的时候，男孩似乎听到了什么，紧张地扭头朝屋里看了一眼，突然一转身走回了房间。
　　我隐约觉得事态紧迫，似乎不应该再袖手旁观下去，于是走到围墙下跟女孩打招呼：“喂，需要我帮忙吗？”女孩瞄了我一眼，又扭头看看阳台上，终于下定决心似的咬了咬嘴唇：“我要跳下去，你可不可以接我一下？”
　　我表示可以。然后找准位置，摆开架势，习惯性地准备开始数“一二三”。谁知道我刚要开口，女孩已经一闭眼纵身跳下。
　　其实院子的围墙并不是太高，以我当时的身材要接稳她也并非难事，但她这种突然袭击却让我全无防备，所以我连胳膊都没有来得及抬起就已经张嘴结舌地被她重重地砸倒在地。倒下的瞬间，我本能地伸出手想推起她，谁知道由于撞击的反作用力，她的上身一歪，我的左手正好按在她的胸前。这又是一个对我而言完全没有经验的突发事件，所以脑子里一片空白，时间凝固，手留在原处，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隐约觉得或许该做好被她抽耳光的准备，但她却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所发生的事，把身下的我当作垫子一般用胳膊肘拄着很快地爬起，迅速地冲出院门逃窜而去。
　　我呆呆地躺在地上，脑袋里面嗡嗡做响，两只手仍然保持着向上托起的姿势。然后我看到二楼的阳台上探出两个脑袋，先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一脸严肃地四下扫视，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冷冷地皱了下眉头。随后那个男孩出现在她旁边，一眼看到我，表情略有诧异，然后对着我笑了。这家伙的笑是从嘴角开始，嘴唇抿住，朝一边撇上去，那一边的眼睛会眯起来，而另一边脸颊却几乎保持原样。这种古怪的笑容让我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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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用一只手从地上爬起来的。我的意思是，我无法使用我的左手，因为有什么东西相当真实地留在了我左手的手心里，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敢用力握紧，也不敢完全松开。
　　吃晚饭的时候，因为我只用右手拿筷子而没有用左手托起碗底，被母亲飞来的筷子砸中了眼睛。
　　虽然我家的显赫往事早已成了过眼云烟，但诸如“吃饭一定要端起碗”、“吃东西一定不能发出咂嘴的声音”等等可笑的陈规依然如鬼魅般地在家中留存了下来。我想，我可以理解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对母亲扔筷子的手的影响，但母亲却不能理解另一些同样看不见的东西对我的手的影响。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当即不声不响地放下碗筷，回到自己的房间，反锁上门，躺到床上。
　　我在脑子里回想着那个女孩。或许由于当时的距离太过逼近，所以面目的印象反而有些模糊，但感觉年纪应该也和我差不多。根据我对同龄女生的观察，她的发育算是比较良好的。虽然乳房仍不大，但尖挺，有些硬硬的弹性，所以在我手掌的每一个毛孔里都留下了压迫的感觉。
　　我在黑暗里发了一会呆，把左手举起到眼前，慢慢地张开，放在自己的脸颊上，于是被筷子砸中的眼睛不再感到火辣辣的疼痛。
　　搬到印染厂职工宿舍大院之前，我们一直是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起先我和父母住二楼，舅舅和外公外婆住一楼。我小学毕业时，因为舅舅结婚，所以不得不做调整，父母搬到一楼和外公外婆挤，而舅舅和舅妈则搬上二楼跟我一起住。
　　我们的危棚简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结构松动导振性强，并且毫无隔音效果可言。所以重新分配个人空间后不久，我就开始在夜间受到来自舅舅和舅妈的骚扰。当然，那不是他们的责任，但那种剧烈的震动和吱吱呀呀的声音以及含糊不清的喘息却不仅仅是传递到我的骨骼和耳朵，而是更深地进入了我体内，然后以成倍还原的方式重新开始。我不知道那是在我身体里的什么地方发生，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抵御，只能一动不动，任由其自己无限度地发展。而当舅舅最后发出一声类似于呜咽的含糊声音时，我通常已经浑身汗湿，象从山上摔下来一样瘫软如泥，一刹那之间连心跳都会消失。
　　我开始怀疑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并不归大脑管辖。或者说，它们另有我所不了解的功能。所以当我第一次梦遗后，竟被自己吓得半死――首先，我发现自己尿床了；其次，根据对现场证据的勘查我怀疑我用来尿尿的玩艺患了我所不知的严重病症。
　　所幸的是，自然规律是值得信任的。怀着绝望的心情，抱着探索的精神，很快我就无师自通地知道了如何不再弄脏被子和床单。我的意思是，在舅舅和舅妈制造动静的时候，我也不会闲着自己的双手。
　　所以现在的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左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想到那个女孩凌乱的衣衫时，我的心里竟会有些莫名的难受。
　　几天之后，我正躺在床上看书的时候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母亲和陌生人说话的声音，母亲的语气听起来有些严厉。我爬下床，走到院子里，看到楼上的那个男孩站在母亲面前，正在向母亲解释说自己被父母不小心反锁在家里了，于是我明白他也是从阳台上下来的。
　　说实话，他的形象和他怪异的出门方式很难让人放到一起想象。他穿着干净整齐的短袖白衬衣，熨得裤缝笔直的黑色直筒裤，脚上一双白球鞋，长得眉目清秀，皮肤白净，和母亲说话时语调平和，手插在裤袋里，一点也看不出紧张。
　　“你好啊。”他瞥见站在母亲身后的我，笑着打招呼。母亲转身瞪着我，一副将信将疑的神情，“你们真的认识？”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为了防止母亲再多问什么，说了声“我们走吧”便径直走出院子。他紧跟出来，走在我身边。我们一起沉默地走了一会，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看到他，我满脑子里又都是那天的混乱画面，还有那个女孩，走着走着竟有些烦躁不已。而他却很轻松的样子，吹起了口哨。我不知道他吹的是什么曲子，但听起来确实不错。
　　“口哨吹得不错。”我告诉他。
　　“是吗？”
　　“嗯。”
　　“你会不会？”
　　我摇头。竟为自己不会吹口哨而感到惭愧起来。
　　“很容易的，下次我教你。”
　　“上次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究竟在做什么？那么鬼鬼祟祟的。”我终于忍不住问。我想我更关心的是后一个问题。
　　他站住，侧过脸看着我：“你真的不知道，还是真的想知道？”
　　我又在他脸上看到了那种古怪的笑，一种莫名的羞愤涌上心头，很想一拳砸在他的脸上，但他突然转身就走。
　　“跟我来。”他说。
　　“去哪？”
　　“去找那个丫头。”
　　我明白他指的是谁。我跟随他走回大院，转了几个弯后在一栋楼前停下。我惊讶地发现这里距离我家只隔着两栋楼。
　　他把把手指含到嘴里，吹了很响亮的一声口哨。不一会，三楼的一扇窗户被推开了，一个熟悉的脑袋伸出来，朝他招招手，又竖起食指贴到唇间做了一个“嘘”的手势。于是我和他走到窗下，我朝女孩点点头，她似乎也想起了我，脸红了一下。
　　他伸开双臂做了一个很优雅的捧接姿势：“跳下来。”
　　女孩使劲摇头，小声回答：“今天不行，我爸妈都在家。”
　　“那就算了。”他转身要走。
　　“等一下。”我和女孩异口同声地说。大家都愣了一下，回过神来之后我感到面孔发烫。还好女孩的头立即缩了回去，片刻之后又露出来，“还有东西没给你呢，我从老爸那里偷的，一次只能拿一包，多了会被发现的。”女孩笑眯眯地说，把一包东西丢到他的脚前。他弯腰捡起来，是一包烟。
　　“再见！”女孩摆摆手，关上了窗户。
　　“她是你女朋友？”我问。
　　“算是吧。”他回答得心不在焉，注意力放在撕香烟包装纸的手上。
　　“叫什么名字？”
　　“张昕。”
　　他递烟给我，我摇头拒绝了，看着他自己叼上一根，掏出火柴动作潇洒地点上火，很满意地对我吐出一口烟，“有那么半秒钟吧，我还以为你是在问我的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严浩。你呢？”
　　“沈昱。”我说，想了想，又补充一句，“你可以叫我‘小雨’，张昕也可以。”
　　“小雨？”他笑了，我知道他在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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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 16:22
　　补充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小名叫“小雨”。我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性别暧昧的小名，是因为我出生时的那个夜晚上海正下着小雨。不得不承认的是，它让我自小便受尽了同龄人的嘲笑，甚至导致过被弄堂里的小流氓们扒下裤子检查性别的惨痛经历。而唯一可以算作不幸之中的大幸，是那个纯真年代的小流氓们尚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流氓活动叫做“鸡奸”。
　　为了阻止这个名字被更广泛地传播，我那可怜的小脑袋瓜曾经想尽了办法。例如，为了防止同学们从我父母的口中听到它，我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拒绝和上班的父母一起搭乘公交汽车，主动要求自己骑车上学。于是父亲把他已经骑了近十年的一辆二六老凤凰淘汰给了我，名目竟然是我七周岁的生日礼物。
　　经过一个月的刻苦训练之后，我便开始骑着那辆链条比铃铛都响的老破车跋涉在八十年代上海老区的清晨黄昏和弄堂小巷。那时我的身材还十分矮小瘦弱，支在二六车上的形象乍看起来就像马戏团里出逃的小马猴，而为了能稳住胯下这个几乎和我一般高的铁家伙，我常常不得不表情僵硬、咬牙切齿、目露凶光，让迎面而来的路人惊惶失措，远远地便四下奔逃。
　　但我所有的煞费心机和不屈不挠，最终都被残酷的现实证明为纯属自己的天真可笑和一厢情愿。每次开家长会，当班主任拿着我写的厚厚一迭检查让我父亲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来发言时，父亲总会这样开口――我们家小雨又给您添麻烦了真是对不起……可想而知，到后来，连班主任有时气急败坏之下都会脱口而出：小雨你给我回家把你爸叫来！
　　因此而更受伤害的我，当时唯有以默默无闻地努力写出更多检查来表达自己无处可诉的悲愤。
　　但是我也不得不做出妥协，退而将小名作为区分人我感情的标志。也就是说，只有我最亲近的人可以喊我“小雨”，否则我便坚定地不予理睬。
　　除了我的家庭成员，严浩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幸运儿。可恨的是在我将实情坦诚相告之后，此人居然不但不领情，反而将我嘲笑得体无完肤。
　　而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这样招呼我，甚至像“傻逼”、“戆都（上海话）”之类的称谓只要我心情不算太糟时多半也会坦然接受。我认为这就是少年时自己非常向往的，所谓成年人的宽容。
　　我的大名与小名意思完全相反但麻烦如出一辙――“昱”，同“煜”，阳光灿烂的意思。首先，它在小学时就让我有了一个“日立”的外号；其次，由于这个字很生僻，所以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到大学都有任课老师在初次点名时将我的名字念成“沈星”，而在被我善意纠正之后大多都会感到很没面子而恼羞成怒而怀恨在心而在日后找我的麻烦。
　　这两个含义相悖的名字在最初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我一生的矛盾个性和悲剧人格。这是严浩时隔八年之后对我说的话。因为这句话，还有他脸上的那种古怪笑容，我和他第一次狠狠地打了架。
　　给我取名的是我外公。
　　不夸张的说，直至今日，在我所亲身接触过的各色人等中，外公仍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外公的祖上是无锡的屠户，以酱排骨起家，民国时迁至上海并最终发迹。外公的父亲曾是上海滩的纺织业大王，自己则是家中的幼子，老复旦的高材生，天资聪慧，前途无量，过着极其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但是，他却在四十年代头脑发热，加入九三学社，接触共产党，最终背叛了家庭投身革命。文革前夕，在美国的大哥催他赶快离开上海，他又以生是中国人死是华夏土的理由拒绝，结果在文革中受尽凌辱，母亲也被抄家的红卫兵活活打死。因为外公当时在家族中已是家长地位，他不离开上海，则其它家族成员按家规都不能离开，以至很多人被连累丧生。所以后来海外的所有亲戚都和他断绝了关系，连我母亲也都对他非常冷漠。晚景凄凉，可想而知。
　　而我出生的那一年，恰逢文革结束，他便真心诚意地认定了是我克死了某些狗娘养的大人物。并且我属蛇，蛇者，小龙也。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外公亲笔写的这幅字后来曾让我的小表弟以为外公和一部叫做《风云》的港产片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神秘关系。
　　所以外公内心重又燃起希望之火，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便充满激情地给我取了这两个意思截然相反的名字――“雨”和“昱”，取“雨过天晴”之意。这就是过去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们都喜欢搞的所谓“借物言志”的迷信活动。而在外公活泼可爱的迷信活动中，我义务扮演的就是那个可怜的“物”。
　　不幸的是，外公竟没有想到我的生日其实是一个多么不吉利的日子――9月14日，914，谐音便是“就要死”。
　　后来在大学时，小白也曾开玩笑地翻相书替我算过命，我记得大约是这么说的：九月，近冬，蛇将入洞，必躁郁不定，善感易怒，命运多舛。现在看来，似乎说得一点也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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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 16:23
　　关于我的名字由来的真相，是在高中时才偶然得知的。在那之前，外公在我眼中一直是一个神秘的人物。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是苦候多年仍未得志的原因吧。他沉默寡言，表情终年阴郁，绝少出门。很多时候，他都是独自在天台上耗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他绝不是在看风景，因为站在天台上除了四周斑驳肮脏的泥墙和颜色如同腐烂的瓦片什么也看不到。
　　家中其他大人都出门的时候，他会将他的老式电唱机搬到天台上去，坐在藤椅里听黑胶唱片，反反复复地听同一张。那种音乐在我的印象里只是一种极其干涩喑哑的摩擦声，单调而反复，经常会让我指甲发凉，不由自主地跟着磨牙。而外公则在音乐中闭起眼睛，慢慢蜷起身。最初的时候，他用手按住心脏部位，仿佛体内有剧痛似的，渐渐地又松弛下去，举起双手磨娑面颊，让我以为他是在哭。但实际上他的表情只是很疲倦，疲倦而又安宁。这是一种始终让我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的状态，因为在这种时候他仿佛进入了让我感到敬畏而完全与我不同的另外一个时空。
　　记得有一次，我试探性地走到他身后约两米远的地方，当时他侧对着我，阳台外是带着隐隐血色的黄昏，没有一丝风，落日的一撇余晖涂抹在他沉默瘦削的脸颊上，象蜡黄的油彩。而这样一幅画面在我幼小的眼睛里竟映射出了相当诡异的印象，刹那间突然强烈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阻隔在我和他之间，仿佛是一面透明的玻璃幕墙，咫尺之外我竟下意识地不能再向前走进半步。
　　最后他会开始说话。或许只是自言自语，因为他所说的话对我而言根本是不能理解，他对我也仿佛视而不见。此时，我再喊他几声，确认他根本没有反应之后，便会开始自己的探索活动。
　　我的所谓探索活动其实就是在这栋破楼里面四处乱翻，检查大人们的东西。其诱因是某次在舅舅床下无意中拣到的一本带简单插图的《新婚夫妇指南》。这个不良癖好现在回想起来颇让人脸红，法学家会断然指出这是“侵犯他人隐私”，心理学家会由此分析出“渴望与人交流的心理暗示”，而对于不懂得法律和心理学的未成年的我而言，此项活动确实是那段灰色的生活记忆里唯一一点让人愉悦的色彩。
　　但遗憾的是直到随父母搬离胡同，都再没有什么可喜的收获。在舅舅那里只找到了一些八十年代初的旧电影杂志，印刷粗劣，内容乏味，上面那些影片和女人的脸蛋都如同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只有一本封面是阮玲玉的大幅剧照，让我惊艳不已，藏在被褥下面欣赏把玩了好一些日子。
　　其他人那里就更不用提。
　　倒也有意外的刺激，是翻到了外公和外婆年轻时的一些物品，其中不少我都从未见过。譬如外婆的那些旗袍，阴蓝、深紫、玫瑰红、鹅绒黑，一箱子颜色比外面满大街新时代群众身上的还多。还有外公的旧式西服和衬衣，衬衣的领口或袖口上绣有字母，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衣服都是在当年的老上海或国外的洋装店订做的，而那些字母则是外公的姓名缩写。这些衣服质料非常好，完全不同于父母和我所穿的的确良和劳动布，用手抚摸会有细腻的快感，像肌肤一样让手心发烫。
　　还有一些老照片，照片上的青年外公英俊潇洒，气宇轩昂。凝视得久了，我竟会产生错觉，强烈地感觉到画面上的他只要稍一转身，整个旧上海的十里洋场流光溢彩就会从他身后汹涌而出。但是他没有转身。他的目光直视着我，我看到他深邃的眼睛里只有一片寂寥夜色。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外公听的那张黑胶唱片是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无伴奏大提琴。而外公听唱片时的那些自言自语，现在我也只还记得一句―― 　　反反复复的大提琴，反反复复的人生。
　　外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的上海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贵族。
　　这句话很有可能会被你嗤之以鼻，但是倘若你愿意耐下性子仔细思索一下，便会发现，从清朝时只会杀猪卖肉挣钱过日子的屠户，到四十年代可以深刻理解这个革命那个主义的外公，其进化演变过程绝对可以说是路途漫漫，确实可以印证那句老话――三代人成就一个贵族。
　　但是反过来说，毁掉三代人的一切只需要一代就够了，也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能毁的都已经被毁掉了，也就没我什么事了。这应该算是一件幸运的事。否则，我这一生或许也不会有机会遇到严浩。
　　虽然我告诫过严浩最好从正门进我家，但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依然是走老路从阳台上下来。我猜想他是喜欢找点刺激，但他脸上却又看不出有得意或激动的神色，就像他是从正门进来的一样自然。反而是我自己早就紧张地预感到他会如此出现，每个下午都到院子里探视几次。
　　“上次的事情还没报答你，请你看录像去吧。”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我犹豫了一下。因为父母一向不准许我进录像厅这种所谓不学好的地方，但我又非常不希望因此而被他看不起。这时我听到他说：“张昕也去。”
　　“走吧。”我说。
　　在大院门口，我们遇到已经等在那里的张昕，然后一起上路。
　　严浩的步子很快，手插在裤带里一个人在前面走，头都不回，好像与我们全无关系似的。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他的习惯，不管和谁一起走路，他都总是那副独来独往的轻松样子。
　　张昕穿了一条白裙子，上面有苹果图案，长发披在肩上，前面用发卡别着。我记得上次见到她时她的头发是扎成马尾的，而现在这副样子我认为可爱了许多。此人走路磨磨蹭蹭，还喜欢东张西望，望到我的时候就对我抿嘴笑笑，让我心思恍惚。
　　路上我偷偷瞄了一眼她的胸部，左手手心里立刻又有了奇怪的充实感，于是臊眉搭眼，埋头走路。
　　我没有告诉他们这是我第一次看录像。但撩开破布帘走进录像厅后，我竟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根据父母的描述我早已把这种地方想象得跟虎穴龙潭一样，现在亲眼所见，只不过就是一间普通民房，横七竖八地摆着几条破长凳，坐着一些面目衣着都再正常不过的家伙。甚至还有两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姑娘穿着睡衣，正叽叽喳喳地议论刘德华和张国荣谁更帅，嗑了一地瓜子壳。
　　唯一的工作人员――或许也是老板――是一个絮絮叨叨的大妈，的确良衬衫绷着胖墩墩的身段，看见严浩就热情地过来打招呼，似乎严浩是这里的常客。然后笑眯眯地招呼我：“你是谁家的孩子啊？跟着小浩可要小心点，别学坏呦！”我脸上一热，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已经不记得那天看的是什么片子了。因为我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眼角的余光上，望着坐在我旁边的张昕放在膝上的手。那只手一直在动来动去，最后终于离开她的腿去了严浩的身上。而我的目光依旧驻留在她裙子上那块微微凹陷下去的地方，怅然若失，直到散场。
　　张昕的手很小，手掌和手指关节都很小，像可爱的工艺品。不知道是所有的女孩都一样，还是只有她是这样，但我确实是第一次留意到这种事情。
　　我还发现她和严浩的皮肤都比我白很多。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在夏天穿过短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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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浩兑现了诺言，教我吹口哨。我很快就学会了。可是当我一开始吹的时候，张昕就忍不住捂着嘴笑得前仰后合。
　　“你的舌头好像太硬了。”严浩平静地指出我的问题所在。我有些沮丧，独自走到一旁继续练习。这时天色已是傍晚，黄浦江边的风很大，带着尖锐的呼啸声，吹得我们个个脚步不稳，头发凌乱。我看到严浩在地上寻找一些碎石片之类的东西用来打水漂，每成功一次，张昕就开心得又蹦又跳，又是鼓掌又是尖叫。最后她似乎累了，走到严浩身后把脸贴在他背上，环抱住他的腰。过了一会，严浩转身，用手托起她的下颌，在他们俩的脸庞将要贴到一起之前的刹那，我扭头望向远处的江面。
　　我一直在吹口哨。吹的是严浩教我的唯一一首曲子，《草帽歌》。我一遍又一遍地吹着，吹得嘴唇失去了感觉，但丝毫不觉得疲倦，反而越来越能感受到这首曲子深藏在每一个音符里的忧伤。海风吹得我脸颊刺痛，乱飞的发梢戳到眼睛里，又疼又痒，于是我干脆迎风仰起头，闭起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身边拉我的袖子，我睁开眼睛，看见张昕。“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她眯着眼睛问。严浩走到我的另一边，我对他笑笑，他没有说话，递了一支烟给我，自己也叼上一支。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他的打火机点着了香烟。这是我第一次吸烟，吸第一口时就被呛到了，咳嗽了好一会才适应。然后我们三个人并排站在黄浦江的堤岸边，一起默默地看着波涛汹涌的江水，看了很长很长时间，直到黑夜的幕布呼呼地在天边抖开，垂落在遥远的对岸，溅起一片灯光闪烁。
　　最后第一个开口说话的是张昕。她小声说，“晚上的黄浦江比白天好看多了。”我侧头看她，发现她和我一样表情迷茫，手指间也夹着一支烟，但是烟头已经被风吹灭了。
　　在遇到严浩和张昕之前，我还是一个堪称老实的孩子，虽然在小学六年里坚持不懈地写下了大量可笑的检查和保证书，虽然花在在教室门口罚站与被老师赶回家把父亲领到学校来丢人现眼的时间加起来几乎和我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时间一样多，但那些其实都只能算做年幼无知的自得其乐，包括对自身情欲的简单探索。对世界对生活的好奇心和无数潜在的欲望都还在我的身体里沉睡着。说我曾是一张白纸并不恰当，更符合事实的说法应该是――一直有一张白纸蒙住了我的眼睛。而这张白纸现在被揭开了，就如久盲复明，我茫然于能够看到任何新鲜的事物。只是刚开始的时候，看得久了，眼睛会有些刺痛。特别是看着张昕的时候。
　　整个暑假我们三个都混在一起。一起凑钱看录像，打桌球，吃棒冰，一起在大街小巷里无所事事地瞎晃悠，或者去黄浦江边打水漂。更多的时候是在一起发呆。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发呆。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是走路，就会是严浩独自走在前面，我和张昕慢慢地跟在后面；如果是坐着或站着，则变成我和严浩在两边，张昕被夹在中间。我们总是这个样子，好像彼此之间的默契，又好象在玩着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游戏。仅仅是这个样子本身，就让我感到快乐。
　　有时我们会在晚上陪张昕去数路灯。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非常幼稚无聊的活动，但是张昕热衷于此，我也乐于奉陪。只有严浩不愿参加，他总是独自懒洋洋地靠在街边的墙上抽烟，看着我和张昕一起沿着一个方向走远，又沿着另一个方向回到他的视野。
　　有一次张昕没完没了地逼他说出不参加的原因，他被缠得烦了，回答说他没有兴趣数路灯，如果有一把弹弓的话，他倒有想法把路灯全部打碎。为什么？我和张昕异口同声地问。他指着空旷的路面上我们被路灯的灯光拖得长长的影子，说：自己低头看看，我们被路灯照得象不象小野鬼？
　　我们发现他说的是事实。张昕被这个事实弄得很沮丧，所以后来把数路灯改成了数星星。毕竟星星也不能用弹弓打碎。于是我们一起偷偷摸摸地爬到我家院子的围墙上，在夏夜的沁凉晚风里并排坐着，面向夜空。我和严浩安静地发呆，张昕坐在我们俩中间，摇晃着两条腿，细细的胳膊拄在膝盖上，用两手托着腮，一个人认真地小声数着：一，二，三……我看到她的眼睛在月光下显得特别美丽，脸庞的轮廓也异常柔和，让人心动。
　　我们坐了很久很久。后来我感到脖子酸痛，并且有些困了。这时我隐约听到严浩说了一句什么，我侧过头去，看见他仍然睁大眼睛望着夜空，一点也看不出疲倦，反而目光执著锐利，仿佛正在用眼神刺穿着什么。他并没有发现我在看他，所以我想他一定是在自言自语。而张昕抱着他的胳膊靠在他的肩膀上，好像已经睡着了。
　　严浩说的那句话是：总有一天，上海的夜空上会一颗星星都看不到了。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说一个童话般的预言。
　　我们三个之中话最多的是张昕。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她先开始说话，说的内容杂七杂八，跳跃性极强，只要她一进入状态，我们三个看起来就显得特别快乐。但有时我也会有另外一种感觉，我觉得她似乎是在害怕自己不说话就会失去什么。或许是因为严浩太沉默。因为只有严浩在的时候她才会絮絮叨叨，而只要严浩离开，哪怕是在她正说话的时候去街对面买一包烟，她也会立即停口。我和她沉默地站在一起，等待严浩回到我们中间，那种时候感觉对我和她都挺象是一种折磨。
　　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否告诉了严浩那天她从围墙上跳下来之后发生的事情。但后来又猜测她自己可能当时根本就没有感觉到，或者早已忘了。因为我发现她比我想象的要单纯得多。
　　她其实只是一个小女孩，纯真美丽的小女孩。她爱笑，她的笑容天真灿烂，让我看得恍惚。她也爱哭，常常跟在严浩身后边走边吸鼻子。她有各种颜色的发卡，还有各种花样的连衣裙，蓝的，白的，格子的，水果图案的，大象图案的。她身材瘦高，但骨肉亭匀，穿连衣裙的时候看起来特别楚楚可爱。
　　她爱唱歌。她的声音很好听，虽然当时她会唱的仅限于苏芮和邓丽君的那些通俗小调。她还爱看三毛，捧着《梦里花落知多少》和《哭泣的骆驼》，看一个故事哭一个小时。这是她自己说的，换回的是我和严浩的打击嘲笑。
　　她唯一不纯真的地方，是她会吸烟。但她很少吸，也很少真的把烟吸下去。有的时候纯粹是心血来潮觉得好玩，还有些时候则是这样的――
　　首先，严浩一支接一支地不停吸烟，然后，她叫严浩不要再吸了，严浩不理她，她生闷气，严浩继续不理她，她问严浩想不想和她一起活到六十岁抱孙子，严浩还是不理她，于是她冲上去把严浩手里的烟抢走，严浩又点上一支，这时她就会拿起严浩的烟盒，摸出一支烟，自己点火，开始吸，每一口烟都用力地吸到肺里。
　　我很想劝她，但我从未开过口。因为严浩没有动。严浩只是依旧无动于衷地看着她，有时脸上还会出现他那种带点轻蔑的笑。
　　我摸不透严浩。我从来就不知道这种时候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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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浩的性格就像他的笑容一样古怪，不管是开心，还是愤怒，还是悲伤或者难过，他的脸上都只会露出一模一样的那种笑。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表情其实就像酒店客房的门，或者什么都不挂，或者挂出的只是一个“请勿打扰”的牌子，而这扇门本身几乎永远都不会主动敞开。
　　他的神秘之处还在于他的家庭。他从来不允许我去他家，也从来不提起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其实我都见过，在大院里闲逛和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撞见。遇到他母亲的次数较多，他母亲就是和他一起在阳台上出现的那个女人，相貌不错，挺有气质，但是给我的感觉很阴冷，总是眉头紧锁，不苟言笑。他的父亲也很英俊，身材修长，皮肤白净，有一双很有魅力的眼睛――后来我才知道人们管那样的男人眼睛叫“桃花眼”，但性格和自己的妻子似乎截然相反，他对所有人都很和蔼可亲，有时遇见我还会笑眯眯地从口袋里掏出糖果，所以我对他一直颇有好感。
　　因为严浩就住在我家楼上，所以他家的吵闹喧哗很容易被我听到。但我听到的通常都只有他母亲的声音，或者是对严浩的咆哮追打，或者是对丈夫的嘶声怒骂，或者是长久地独自恸哭，很神经质，闹得四邻不安。严浩和他父亲在那些时候则总是无声无息，而当我再见到严浩时，常会发现他脸上、身上有伤痕。我问他原因，他从来不说。
　　有时他或许会说出自己的开心――虽然那样的时候很少，但他从不会对别人说出自己的难过。
　　难过这种东西，就象插在自己胸口的刀，拔给别人看，也只不过是溅别人一身血，所以说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后来他这么对我说，想想似乎也挺有道理。 　　
　　升入初三后，因为要迎接中考，学习紧张，父母开始严格限制我的课余生活，所以很少能有机会再与他们一起出去。但是周末在院子里复习功课的时候，我偶尔还会看见张昕从阳台上翻下来。她现在已经锻炼得轻车熟路，动作灵活自如，看见我会笑着打声招呼，然后自己从围墙上翩翩跃下，如同侠女十三妹，从容躲进我的房间，而非逃出门外。
　　我没有再问过他们在楼上究竟搞些什么，为什么要那么偷偷摸摸。我也不想知道。
　　他们的秘密活动一直持续到初三下学期。那天下午，我正在写作业，突然听到楼上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猜想情况不妙，急忙跑到院子里踮起脚向上张望，但什么都看不到，只听到严浩母亲的大声喝骂和张昕隐约的哭声。张昕的哭声让我更加紧张，我冲出院子，绕到楼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楼梯，站在严浩家门前，鼓起勇气正准备抬手敲门，门开了，张昕低头跑出来，直撞到我怀里，看清是我，她伸出双臂将我紧紧抱住，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痛哭起来。我一时不知所措，看到几步之外的门内，严浩面色苍白地与我对视着，我刚想对他说话，他母亲咆哮着挡在了我们俩之间，表情扭曲，近乎疯狂，对着不知道是张昕还是我大吼了一声“滚”，然后重重地在我面前摔上了门。
　　我浑身迅速地发热，不假思索地想要踹门，但看到张昕在我怀里已经哭得瘫软下来，瑟瑟发抖，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先扶她出去。走出楼梯口的时候，她一扭头又扑进我怀里。我只好站住，仰靠到墙壁上，伸出手臂拥住她。那一刻，除了她温热的身体和滚烫的眼泪，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过了很久她才渐渐平息下来。“可以吗？”我低头问她，她“嗯”了一声，很虚弱的声音。我放开双臂，她慢慢地离开我的怀抱，啜泣着转身离去，我默默跟上。
　　她没有回家，而是一直走到位于宿舍大院一角的露天活动区，骑坐到双杠上。
　　“陪我坐坐好吗？”她神色茫然地看了我片刻，说。
　　于是我也翻上双杠，在她身边坐下。她扭回头去，不再说话。
　　“她怎么你了？”我问。
　　“她骂我们。”她小声说，呆呆地看着不知道什么地方。
　　“她骂什么了？”
　　“她骂我是‘小婊子’，骂严浩是‘小淫棍’……其实她进来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做，她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们……”她扭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我发觉她又要哭了。我迟疑着，终于鼓起勇气，伸出手去握住了她的一只手。在手心接触到她肌肤的一刹那，我感觉到那只手本能地向外一缩，但还是留在了我的手掌中。有那么一个瞬间，她的目光疑惑地闪烁了一下，微微启唇，我猜她似乎想要问我什么，而这种预感让我的心脏骤然停止，呼吸仿佛是别人的。
　　但她什么也没有说。她抬起头望向天空，一架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呼啸着飞过，在蓝色的天空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白线。我和她一起仰头看着，直到它渐渐淡去。而空旷的天空是那么湛蓝，蓝得没有一丝云，让我的眼睛隐隐涨痛。
　　“你知道我的理想是干什么吗？”她问。
　　“不知道。”
　　“我想做空中小姐。你想，能在那么蓝的天空上飞来飞去，还可以到很多陌生的地方去看去玩，那样的生活一定很快乐。”她扭头看着我，笑了笑，似乎平静了许多。“你觉得我可以吗？”
　　“一定可以。”我点头，又重复了一遍，“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送张昕回家后，我独自往回走，穿过我家楼旁的那片空地时，听到有人叫我的小名。我站住，四下搜索，看到在空地边缘黑沉沉的树影里站着一个人。“严浩？”我喊了一声，那人慢慢地向我走来，月光照在他的脸上，是严浩。“你没事吧？”我问，他摇摇头，又笑笑，还是那副若无其事的老样子。我们站了一会，然后不约而同地一起往外走。走到大院门外，他问我有没有钱，我掏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最后只摸出几个钢G和面值都是一两角钱的纸币。他数了数，说“够了”，扭头去了路边的小卖部。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包牡丹，边走边拆。
　　他递烟给我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左脸颊上靠近嘴角的地方有几个黑色的斑点，似乎是已经干枯掉的血迹。我告诉他，他用手背使劲揉搓，擦掉了。然后我们一起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下，各自点燃吸烟。
　　“后来怎么样？”他突然发出的声音让我猛地紧张了一下。我扭头，正对着他的眼睛。于是我低下头，断断续续地说了房门在我们俩之间关上后发生的事，除了我握张昕手的细节。他一直在听，没有插话，直到我说出张昕想当空中小姐的梦想，“空中小姐？”
　　“怎么了？你觉得不可能吗？”我抬起头，看到他的嘴角正开始向一边撇去。
　　“你觉得可能吗？”他反问。
　　突然之间，我的胸口被什么东西堵得非常难受。仿佛不由自主一般，我开始絮絮叨叨地向他分析张昕将来当上空中小姐的可能性，譬如她的身高够了，譬如她笑起来很好看……我越说越感到绝望，因为我看到严浩嘴角的那一撇渐渐地终于扩散成了半边脸的笑。“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他突然问，于是我的胸口重新被堵住。“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 憋了很久，我才回答。
　　我不再看他的脸，埋头抽烟，数着地上的烟头。当数目达到六个的时候，我听到他说：“回去吧，很晚了。不然你家也要闹地震了。”我默默点头。于是我们起身，拍拍屁股上的灰，一起往回走。走到我家院子门外，他和我分手告别。但是我看到他没有转向楼后，而是沿来路走去。
　　“喂，你要去哪里？” 我追上去问他。
　　“找地方过夜。”
　　“你不回家吗？”
　　“今天不想回去。”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想叫他到我家睡一夜，但是我母亲多半不会同意。我沉默，并且感到内疚。这时他却突然问我：“你想做什么？”
　　“什么意思？”我迷惑不解。
　　“张昕长大后想做空中小姐，你呢？”
　　我想了想，回答：“作家。”
　　他沉默了一会，说：“如果将来你真的当上作家了，写书了，把我写进去好不好？写得酷一点，象录像里面的刘德华一样。”
　　“好，没问题。到时候你在边上看着我写，想让我把你写成什么样，我就写成什么样。”
　　他笑了一声，又陷入沉默。
　　“可能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我突然听到他说。他的声音很轻，象是随口开玩笑，又象是从他身后远远的黑暗中传来的另一个人的声音，让我感到寒意从脚下升起。沉沉的夜色里我们互相望着，我看不清楚他的五官轮廓，也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但是他的眼睛里却闪烁着让我感到非常迷茫的东西。
　　“别乱讲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我说。
　　他没有回答，笑着伸手拍拍我的肩膀，转身离去。 　
　　这次恶性事件之后，张昕和严浩都再没有从阳台上翻下来过。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再躲藏什么，反而开始在严浩母亲的咆哮谩骂声中从严浩家的正门出入。
　　他们总是手拉手出现在我面前。严浩身上和脸上的伤痕比过去更多了，张昕告诉我，那都是被他母亲打的或者拿乱七八糟的东西砸的，而严浩从不闪躲，也不还手。她还说自己也被砸到过，她撩起裙子的下摆，我看到她的腿上有青紫的一块。“是他妈妈的高跟鞋。”她笑着说。
　　张昕在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她的父母比较斯文，从不动粗，只会用一些比较文明的方法循循善诱。“顶多少吃几顿晚饭，反正我也想更苗条一点，将来要做空姐呢。”她笑着说。
　　她总是笑着说。她更爱笑了，严浩的那种无所谓表情也变得更无所谓了，他们在大院里成双成对地抛头露面，公然地接吻和拥抱，因被所有为人父母者作为家庭教育的反面教材而声名远播。和他们走在一起，我经常能看到那些交头接耳的大妈大婶，还有那些目露凶光的正派老男人。我还看到，张昕和严浩紧紧握在一起的那只手有时在颤抖，但她骄傲地昂着头，自己似乎一点也没有察觉到。
　　我总觉得他们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是常常会有很不好的预感。
　　我们都是十五岁，我们还在一起，但我们之间也有一些东西细微地变化了，不一样了。张昕不再絮絮叨叨了，严浩则几乎就没什么话了。并且，张昕开始躲避我的目光。过去她的眼睛扫到我的时候，总会对我笑笑，但现在她只是很快地低下头去。我也常常会没有来由地情绪烦躁，烦躁起来的时候会故意找碴挑衅，和他们发生意见分歧，事后常常又自己先觉得惭愧，于是内疚，自嘲，说自己提早进入了更年期。我笑，严浩也笑，而张昕什么话都不说。
　　中考前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去看录像，我和张昕又发生了争执。因为我们去的那条街有门对门的两家录像厅，一家放映的是《还我至尊》，另一家则是《旺角卡门》。严浩问我们想看哪一部，我说随便。张昕说想看《还我至尊》，这时我又说我想看《旺角卡门》，于是我和她僵在路中间。最后严浩从口袋里摸出一枚五分硬币，抛起，动作娴熟地反扣在手背上。“国徽还是字？”他问。
　　“字。”我看着张昕的眼睛。
　　“国徽。”张昕避开我的目光。
　　是字。我赢了。严浩对我一笑，转身去买票。
　　我们还是按老规矩坐位子，张昕在中间，我和严浩在她两边。过了十几分钟，老板大概觉得人数差不多了，关掉灯，开始放录像，年轻的刘德华带着墨镜帅气十足的出场。放映不到二十分钟，场内已是一片寂静。我看着电视屏幕，极力想忘记身边张昕的呼吸声，但是做不到。华仔把张曼玉藏起来的那个玻璃杯扔进湖里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燥热，而当最后乌蝇和华仔在枪声中相继倒下时，我再也控制不住悲伤，感觉到自己的眼泪不停地涌出来，但完全不想用手去擦。
　　灯光重新亮起的时候，我扭头看到张昕也已经泪流满面，但哭得很平静。我和她相觑泪眼，忽然发现严浩的座位已经空了，急忙追出去，看到他一个人站在门外的路灯下闷闷地吸烟。我叫他的名字，他象没听见一样，过了好一会才扭过头。“你怎么哭了，跟个丫头似的。”他说。
　　回去的路上，大家依然沉默。这一次我独自走到了最前面，我一路上搜索着各种可以踢的垃圾，然后恶狠狠地用脚去踢它们，想把它们踢到另一个世界去。踢一个易拉罐的时候，我因为用力过大而重心不稳，一脚踩在阴沟旁的一滩水里。那是路边人家泼出的不知是洗脚水还是其它什么名目的污水，总之散发着难闻的怪味，在肮脏的路面上反射着油亮的光。然后，就像发生了什么隐秘的化学反应一样，我的所有无处可用的力气突然之间全都一下子消失无踪了。
　　我默默地站在原地，叼着已经烧到过滤嘴的烟，俯视着肮脏的水泊里自己隐约的倒影，竟觉得它比在夏夜的路灯下更像一个孤魂野鬼。
　　我决定不再和他们混在一起了。我想躲开他们。不要问我为什么。
　　当初随父母搬离弄堂时，外公把他从文革中当宝贝一样保存下来的老破书送了一些给我，装了满满两大樟木箱。这些书早就被我在探索活动中检查过，全是陈年垃圾，其中不少还是繁体字印刷、竖排制版的，除了夹杂着一些蟑螂蛹外没有任何能带来视觉刺激的东西，所以我根本懒得打开，原封不动地丢在了床边的墙角。现在为了找点事做，我把它们打开了，开始翻里面的书出来看。
　　两天之后，我打了此生第一次架。起因是下午的自习课上，我没有做语文老师发的毕业考试模拟试卷，而是在抽屉里翻看《静静的顿河》。语文老师回到教室的时候，坐在我后排的班长赵元举手报告，站起来向老师揭发我上课看书。于是我的书被没收了，并被告知放学后到语文教研室报到。而下课铃响过后，语文老师刚走出教室，我就站起来转身一拳砸在赵元的脸上。
　　放学后我没有去语文教研室，而是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被罚站。我们的班主任，那个长得像一个老奶奶的白胖老头，出去溜达了近一个小时才回来，慢条斯理地泡了杯茶，在办公桌后坐下，把屁股挪舒服了，才问我为什么要动手打人。
　　“因为顿河。”我回答。
　　“你说什么？”胖老头一愣，差点没拿稳茶杯。我想他不是真的没有听清我的回答，因为他的表情已经渐渐地由难以置信转变为恼羞成怒。他一定满心以为我会说打赵元是因为这个马屁精检举揭发我上课看书，因而早就盘算好了如何就此对我展开关于遵纪守法和理想前途的谆谆教导，可惜他失算了。
　　“因为顿河。”我看着他涨红的脸，大声地又说了一遍，“因为顿河的冬天弄得我心情十分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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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星期六下午的周会课上，我站在讲台上对全班同学朗读了三百字的检查，并向赵元当众致以诚挚的道歉。诚挚是假的，三百字也是绞尽脑汁胡扯出来的。我年少单纯，想不明白为什么检查这种文体也要规定字数，后来才发现这种新八股和老八股一样为我日后打下扎实的文学基本功起了极大作用。感谢班主任的关怀，恳请同学们批评。我哼哼唧唧地念完，把检查塞到裤兜里，揉成一团。
　　赵元离开课桌走到我面前，友好地握住我的手，真诚地告诉我，他接受我的道歉，他原谅我了，知错就改就是好学生，他愿意和我交朋友。班主任站在门口，两手背在身后看着我们，因为自己会说的那几句话都被赵元说了，所以脸上洋溢着意淫犯的快感，微微颔首，笑眯眯地两眼放光。
　　去你妈的好学生。我心里想的是给这家伙脸上再来一拳。
　　那天放学后轮到我值日。与我同组的有一个叫黄鲲鹏的家伙，此人长得肥头大耳，嘴唇厚得像含着根香肠，所以绰号“猪头三”。猪头三的老爸是市政府的高官，虽然如今我已经知道他那个级别的高官在北京随便丢一块砖头就能砸倒一大片，但那时猪头三和我一样因为涉世未深而孤陋寡闻，并且学校领导对他也关爱有加，所以此人自我感觉非常了得，每次值日都不动手，闲着也就罢了，还背着手在其他人周围瞎转悠，指挥这个支使那个，跟九门提督似的。
　　我的情绪被周会课的内容搞得极端恶劣，所以当猪头三晃悠到我身后指导我应该用干抹布而不是湿抹布擦窗户玻璃的时候，我扭头把抹布丢到他胳膊上，“麻烦你帮忙拧干。”猪头三满面受惊之色，似乎他是正道侠客，被我用下三滥的暗器伤了屁股，连声斥责我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同学说话。于是我们吵起来，我智商本就比他高，再加上摆事实讲道理，所以此人很快就处于下风，他一脸肥肉扭曲，最后竟恼羞成怒，放赖撒泼，开始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嘲笑我穿的衬衣袖口已经洗破，说我是穷瘪三还出来丢人现眼。我激动得浑身颤抖，怒不可遏，怒极反笑――我笑着对他说：“看着你，我算是知道恐龙为什么会灭绝了。”
　　周围围观的同学一片哄笑，呆笨猪头三则半天才反应过来，勃然大怒，劈脸给我一耳光，于是我和他开打。但此人毕竟一身猪肉，腰围和我胸围一般粗，就算一跟头摔在我身上也可谓重创，所以坦白说我一开始就有些心虚，结果最后竟被他摁倒在地打得嘴角出血，末了还踢我几脚才得意离去。
　　我在外面晃荡了很久才回家，一进门就低头往自己的房间里钻，但耳明眼快的母亲还是抢先一步堵在门口，看到了我脸上的伤。“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低下头，把和猪头三打架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全招了，然后等着挨训。但是母亲的巴掌和训斥迟迟没有降临，最后我听到她问：“你说的都是真话吗？”
　　“嗯。”
　　“你认为自己没有错吗？”
　　“嗯。”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你就应该自己去证明这一点。”
　　我愕然地抬起头，看到母亲的脸色竟然非常严肃。“你是一个男人，有些事情一定要自己解决，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尊严。”
　　我想我明白了母亲的意思。第二天放学后我把那猪头三约到操场旁的小树林里打了一架。我满脑子想着母亲的话，完全忘却了疼痛和害怕，除了一定要赢什么也不想。结果是我真的赢了，猪头三被我打得更像猪头。虽然我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终于明白打架并不仅仅是体重和身高的较量。
　　我心情难得舒畅，吹着口哨回家，在大院门口遇见了也背着书包的严浩，他打量着我凌乱的衣衫和浑身的尘土，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事情的经过绘声绘色地说了，颇有些炫耀。他什么评论都没做，只是随口问了一下那猪头三长什么样，家住哪里。星期一白天猪头三没来上学，晚上猪头三的老爸找到了我家，原来严浩早晨在猪头三家附近堵住猪头三又打了一顿，将其打得鼻青脸肿进了医院。
　　猪头三的老爸跨进我家门时很没有高官的风度，气势汹汹，骂骂咧咧，一副来拆房子的样子。但是当他看见我母亲的时候，两人的面上都出现一怔的神情，然后他的火气一下子弱下去很多，站在原地搓手搓脚，看起来很不自然。而母亲也表情阴沉地坐回藤椅，放下手中正在打的毛衣，冷冷地看着他。
　　“你有什么事？”母亲问。
　　“你儿子不好好值日，我家鲲鹏批评了他两句，他居然就找小流氓来报复……”
　　我被这种颠倒是非的胡扯气得怒火万丈，想冲上去却被父亲从身后拉住。
　　“你想怎么样？”母亲继续问。
　　“你儿子寻衅打人，总该道个歉吧……”
　　“你向别人道过歉吗？”母亲的声音很平静。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嗓门又大起来，象是被母亲的话刺到了什么地方，又或是想起了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父亲用一只手按着我，另一只手去拉母亲的胳膊，但母亲把他的手甩开了，神色从容，继续说：“沈昱是我的儿子，有我们朱家的血统，我们朱家的人从来不会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至少不会说谎。这件事情的经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相信他对我说的话。”
　　猪头三的高官老爸脸上肌肉扭曲，憋了半天，最后丢下一句，“和你们这些没素质的阿乡真是没道理可讲！”然后气冲冲地夺门而出，房门被他摔得巨响。
　　母亲扭头看着我：“小雨，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你而不相信他吗？”
　　我摇头。心里隐约有不舒服的预感。
　　“这个人当年是你外公的下属，是你外公一手把他提拔上去的，但文革时就是因为他写的一份检举揭发材料，你外公才落到如今这个下场。”
　　父亲叹着气走回自己的房间。
　　客厅里沉寂下来，白炽灯在头顶上漫射着刺目的光，烤得我头顶发热。我站在母亲面前，看着她依旧平静的面容，慢慢地捏紧双拳，我想用这双拳头砸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猪头三。 　
二十二　　
　　为了帮我打猪头三的事，我找到严浩向他道谢。他淡淡地说没什么好谢的，说他喜欢打胖子，胖子肉厚油多像沙袋，打着舒服。
　　想到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刻意避开他，我有些内疚。“晚上一起看录像去吧，我请客。”
　　“我不想看。你自己去吧。”
　　我感觉他有些不太对劲，问他出什么事了，是张昕，还是他妈，他说没事。
　　“快中考了，回去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吧。”说完他自顾在大街上“之”字形地向前走去。走了一段路又站住，扭头朝还站在原地的我摆摆手算是说再见，然后转身继续离去。我听到他开始吹口哨，是我熟悉的那个旋律，《草帽歌》――
　　妈妈你可曾记得
　　你送给我那草帽
　　很久以前失落了
　　它飘向浓雾的山岙
　　哎，妈妈那顶草帽
　　它在何方你可知道
　　…… 　　
二十三　　
　　中考时我不知哪来的热情发了一下狠，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收到通知书后，母亲买了一个国产熊猫牌单放机给我作为奖励，这对于家境并不宽裕的我来说实在是奢侈的惊喜。我在街头的音像摊挑了半个下午，最后买回两盒翻录的罗大佑的带子，从早到晚反复地听。
　　见到严浩时，才知道他竟然和我在同一所高中，只是不同班。
　　“张昕呢？”
　　“中专。广州民航中专。”
　　“民航中专？”
　　“嗯。她不是想当空姐吗。”
　　“要去广州上学？”
　　“嗯。”
　　我们俩都不再说话。呆了一会，我去摆弄单放机，放我最喜欢的一首《你的样子》给严浩听，但他听得心不在焉。最后他告诉我，他一个星期后就要搬离宿舍大院，因为他父母离婚了，他被判给了他母亲。“如果这次我考砸了，他们会等到明年才离婚。两个可笑的家伙。”他笑着说。那笑容象是用水手刀刻在苍白的石灰墙上，有看不见的碎片剥落。
　　搬家是在一个天气闷热的午后，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开了辆小车来接他们。那个男人长得没有严浩父亲英俊，但很象《英雄本色》里的狄龙，穿一身熨得很平整的黑西装，油亮亮的头发都贴着头皮向后梳着，他把严浩的母亲搂在怀里，笑得很旁若无人的样子。跟他一起来的几个家伙在把东西往另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上搬，面目都很凶悍。附近两栋楼的邻居们都在自家院子门口或阳台上远远地观望，交头接耳，却没有人敢靠近。我也被父母在院子门口紧紧拉住，不准过去。
　　严浩的父亲突然从楼后跑出来，踉踉跄跄地冲到严浩母亲面前，“扑通”一声跪下，紧紧抱住自己妻子的腿死命拉扯。他脸上糊满鼻涕和眼泪，哭得像个上海小女人，根本听不清楚嘴里在说些什么。后来严浩的母亲也开始哭，那个穿西服的男人脸上终于出现不耐烦的神情，小声说了句什么，正经过他旁边的两个人放下手里搬的柜子走过去，把严浩父亲按倒就打。他们下手非常狠，而严浩父亲先是拚命用手护住头，最后则象放赖的小孩一样干脆躺在地上四脚乱蹬、乱哭乱叫，那种可笑的形象实在让我无法产生同情，反而感到一阵恶心。
　　严浩原本一直低着头站在车旁，背对我的视线，此时才转过身来，但却无动于衷，只是掏出一支烟来叼在嘴上，取出打火机点着，然后冷冷地看着，一脸漠然的样子。他的目光透过弥漫开的烟雾望向我这边，但我感觉他的视野里似乎什么都没有，没有看热闹的人群，也没有我。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两辆车都开走之后，我才看见张昕远远地站在空地另一头的一棵冬青树下，烈日透过茂密的树叶将斑驳的光影撕碎在她脸上，隐隐约约地闪烁着什么，似乎是泪光。先前车就停在我们俩之间，严浩就站在我们俩之间，我们被挡住了，所以没有相互看到。
　　她的目光也落到了我的脸上，我奋力挣脱父亲的手，向她跑过去，但她低下头，转身匆匆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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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整个暑假我再没有见过严浩，也不知道他搬到了什么地方。张昕也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虽然她家和我家只隔着两栋楼，但却好像隔着一个世界。
　　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常常在院子里逡巡，只要听到一点动静就会条件反射地抬头，但刺目的阳光里再也看不到从天而降的张昕和严浩，于是怅然若失。我站在院子中央，踮起脚向二楼眺望，阳台的门窗总是关着，风一吹还有大蓬的灰尘扬起，完全不象有人的样子。晚上也听不到楼上的动静，连开关门的声音都没有。我甚至开始怀疑严浩的父亲从来就没有在这里住过。
　　最后我走到围墙边，在我和张昕摔倒过的地方躺下。身下是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水泥地，我“大”字形伸展开四肢，目不转睛地向上凝视，我幻想只要自己有足够的耐心，就会看到张昕的裙子象花朵一样在空中绽放，就会看到严浩从阳台上探出头来对我笑。但我总不能坚持到底。我闭起被阳光刺得酸痛模糊的眼睛，看到眼前的黑暗里有一些深红色的光斑，然后感觉到有水滴从我的眼角流过面颊，留下两道痒痒的痕迹。
　　有时我独自去我们都已成为常客的那家录像厅看录像，每次都仔细打量周围的人，期望能搜寻到严浩和张昕的身影。那个胖大妈现在也和我面熟了，但她不再象过去那样絮絮叨叨了，胖墩墩的身体也显得臃肿疲惫。“最近见到过严浩吗？”我问。她总是摇头。有一次她叹了口气，说：“小浩那孩子，能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他的运气。”
　　我不知道她凭为什么认定我和严浩不同。这一点让我感到难过，不知道是为严浩还是为自己。
　　1993年，家用录像机已经在商场里随处可见，很多录像厅都改装了大投影屏，所以这家仍只有一台旧彩电的录像厅的生意变得非常惨淡。实在没有客人开不了场，胖大妈就搬个小板凳拿把蒲扇坐在门口乘凉。我也懒得立即回家，常常到隔壁的棒冰摊买一瓶汽水，蹲在街边陪她说话或发呆。有一次她不知为什么给我讲起了她的儿子，她说她儿子被文革耽误了年纪，没念过几年书，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弄堂里混，打架在整个区里都出名，小半辈子都在牢房里耗过了。后来总算是懂事了，找了个老婆，开了这么一个小录像厅想好好过日子，却被当年的仇家寻上门来一刀从前胸捅到后背。
　　“那天早晨我和他媳妇在买菜，他媳妇想多买点肉做他最爱吃的红烧肉，我还不舍得，在菜场磨蹭了老半天。回来的时候看见门口都是人啊，他躺在一进门的地上，血流得满屋子都是，人早没气了，眼睛倒还睁着……
　　“我那儿媳妇，我一直劝她再找个婆家，她不肯，我知道她是担心我这个孤寡老婆子自己一个人活不下去。现在她每天在菜市场摆摊子卖卤菜，起早摸黑的。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实在是个祸害呦！现在想想，还真不如小时候就死了算了，也不至于让我这把年纪还掉眼泪，不至于苦了他的好媳妇……”
　　胖大妈用手去擦眼泪，却哆哆嗦嗦地没擦到，扑簌扑簌地落在地上。我想起严浩没回家的那天晚上所说的话，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胖大妈哭了一会，渐渐地自己停住了。天色也暗了，于是我起身退了汽水瓶回家。但她却在背后叫住我，告诉我这条小街过些日子要拆了，要拓宽修通汽车的公路，动迁后她也没力气再替死去的儿子守这个录像厅了，所以录像带都要处理掉，让我挑几盒算是留个纪念。我起初想拒绝，因为家里也没有录像机，但胖大妈一再坚持，拗不过她我只好去了。我挑了《旺角卡门》和《天若有情》，还意外地挑到了两盒外国的文艺片――或许因为没人爱看所以从没放过，一盒是《日瓦戈医生》，另一盒是《永不凋谢的蓝色勿忘我》。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沿着大院围墙的墙根一边吸烟一边漫无目的地瞎晃悠，最后走到了张昕家的楼下。夜色慢慢降临，她家亮起了灯光，我徒劳地用目光辨别着那扇窗户后隐约晃动的人影，守望了很久很久，全然不知饥饿和疲倦。
　　月亮升起来了，离我很近的样子。 　　
二十五　　
　　开学报到那天，我缴完学费，领了书，在班会开到一半时就借口上厕所离开了教室，走出校门，在马路对面的小卖部买了包烟和一瓶汽水。汽水喝完，我接着抽烟，一支烟抽到一半的时候，对面的学校大门里开始有学生陆陆续续地出来，并渐渐达到高潮。人走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才看到严浩，他单肩挎着书包，低着头慢慢吞吞地往外走。我喊了一声，他抬头看到我，站住了，我急忙把书包背好跑过去。
　　一个多月没见，他瘦了很多，眼睛里也有血丝。我问他搬到哪里去了，那个接他们的男人是谁，他都不愿回答，并且不耐烦地叫我不要再问。
　　这时我们拐进了一条僻静的小街，天太热，所以没有行人，所以当两个原本靠在路边树下的看起来像是流氓的家伙大声招呼我们过去的时候，我预感到事情不妙。正在考虑是否回头逃跑，他们已经小跑过来堵在我们面前。
　　这两个家伙大约都二十来岁，一个矮胖，拖鞋加西装短裤，一副受气包的表情。另一个穿着包紧屁股的喇叭裤和短袖衬衫，长得精瘦，头发和指甲都又脏又长。两个人站在一起就像《鹿鼎记》里的神龙教胖瘦尊者，十分可笑，但这种情况下我实在笑不出来。我想起刚才曾路过一个西瓜摊子，于是我扭头望去，发现那个摊子距离我们只有十几步远，但是摊主一接触到我的目光就立刻把头扭向另一边，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两位小同学，身上有零钱吗？大哥哥最近手紧，借一点来用用好伐。”瘦子说着，亮出一把弹簧刀，“啪”的一声打开。刀是货真价实开过刃的，边缘在阳光下有一条晃眼的亮线。
　　我把手伸进裤袋，捏住里面仅有的二十元钱。这时我听到严浩开口：“我们没钱。”
　　瘦子眯起眼睛，脸上浮起冷笑，把我们上下打量了一遍，说：“自己把裤袋都翻出来，书包里的东西全倒在地上。”胖子也朝严浩抬抬下巴：“你，把皮带解下来给我。”
　　我看到严浩脸上突然出现极不耐烦的神情，他皱起眉头，把书包随手丢到地上，转身往回走。“册那侬这小瘪三想做啥？给我站住侬听到伐！”瘦子喊了两声，但严浩就像听不见一样毫不理睬。瘦子骂骂咧咧地刚想追过去，却又目瞪口呆地站住，胖子脸色也变了，我扭过头，看见严浩提着一把明晃晃的西瓜刀正冲过来，那个装瞎的摊主在他身后傻站着，大张着嘴。
　　“把刀扔到地上。然后给我滚得越远越好。”严浩说，眼睛定定地看着瘦子。此时他们俩之间的距离不到半米，我看到瘦子的手有点颤抖，而严浩的面无表情却显得异常凶狠。僵持了一会，瘦子极力挺直的身子颓然一坍，丢下刀转身就跑。胖子小声骂了一句什么也跟上，很快两人就消失在小街的尽头。
　　严浩把地上的弹簧刀拾起来，原路返回。我也追上去，和他一起走到那个摊主面前，一声不响地看着此人。这个面相忠厚的家伙被我们的目光逼得有些不知所措，一脸尴尬地低下头。
　　突然，严浩甩起一脚把一个西瓜踢飞了。我也立刻跟着动作，把全身力气都用在脚上，和他一起疯狂地乱踢西瓜，一直踢到我们俩都精疲力竭、大汗淋漓。西瓜在整条小街的路面上滚得到处都是，有的兀自原地打着转。我和严浩气喘吁吁地四目相视，不约而同地笑了。
二十六　　
　　正式开课后，我经常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找到严浩，一起到一楼废弃的一间教室，从窗户翻进去，坐在靠近后门的角落里抽烟。有时则是他来找我。
　　那间教室好像从来没人打扫，就像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我们丢在那里的烟头越积越多，最后形成夸张的一大摊，让我自己每次第一眼看见时都感到触目惊心。“喂，你说，我们俩的肺现在都是什么颜色了？”我问严浩。他思索了片刻，回答：“干牛粪。”
　　放学后，我们俩都是等其他人走光了才并肩走出空空荡荡的校门。我们并不急着回家，而是象过去常干的一样，在外面无所事事地东游西荡，在黄昏的大街上迎着晚风吹口哨，或者一起骑坐到慢车道和人行道之间的栏杆上，叼着烟打量来来往往骑自行车的路人。有时，一些心理素质不太好的家伙会被我们看得疑神疑鬼，以至车开始骑得歪歪扭扭，甚至终于发生了一些小小的车祸，于是我们一边吸烟一边看他们吵架。
　　看很多上海人吵架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惯于相互指责，彼此推卸责任，表情和语言都极富戏剧性，能够将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演绎出如歌剧般震撼人心的视听效果，通过运用各种听起来残忍至极的恐吓和威胁，以及一些领袖般的经典手势。但其实他们都是面恶心软的人，动武的邪念早已被妥善收藏在裤裆里，不会也不敢轻易掏出来。
　　所以有时我会怀疑自己并不是上海人。这是我和严浩用以没话找话的讨论话题之一。我煞费心机地搜集了不少这样的无聊话题用以避免我们之间无话可说，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确实无话可说。
　　过去我们也经常沉默着发呆，那时的发呆虽然谈不上满足却很自然，但现在我无话可说时会感到很焦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焦虑，似乎是不太适应，似乎是因为我和严浩之间少了什么。我一直在分析这个问题，我闭着眼睛在脑子里通过复杂的推理搜寻各种抽象的依据，但毫无所获。直到有一次，在睁开眼睛的一刹那，我竟幡然醒悟――过去在我和严浩之间，总是坐着张昕。
　　有一天傍晚，我们走过一片旧房翻造的脚手架时突然听到头顶上传来打闹声，于是后退几步，站在隔离带上抬头观望，看到几个民工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打成一团，粗口乱爆，人影纠缠。
　　突然，伴随着一声短促的惊呼，一个人从人堆中翻落下来。他的身体在下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一根又一根的木桩阻挡，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弹跳起来，变换一下姿势和角度再继续坠落，最后象没有骨头的一袋碎肉一样砸在脚手架下的阴影里。一大蓬灰尘扬起，一颗碎石飞溅到我脸上，火辣辣地痛。
　　我茫然地站在原地，远远地望着那个躺在地上的人。他脸朝下趴着，两条胳膊以奇怪的角度被折叠在身体下面，象是被塞进体内去了一样，没有声息，一动不动，似乎也没有看到血。
　　“他死了吗？”我有些恍惚地问严浩。
　　“早就死了。还没有落到地上就已经死了。”严浩冷冷地回答，那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象是在说出一个无庸置疑的真理。我扭头看他，看到我们身后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在他们的惊叹表情的反衬下，严浩的一脸平静显得异样离奇和不可思议。
　　挤出人群，走了几步之后，突然猝不及防地感到一阵恶心涌上喉咙。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是自己第一次亲眼见一个活人如何在眨眼间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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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昕在寒假时回上海了。她和严浩一起到我家，给我父母鞠躬拜年，陪他们拉扯家常。看着他们言行得体的样子，我竟觉得仿佛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只有自己还象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还在不可自拔地继续玩着自己那些幼稚的游戏。
　　那天下了大雪，大院里白茫茫的一片。我们的心情都变得出奇的好，一起在我家院子外面的路上堆雪人。我和严浩把两个小雪团滚成了大雪球，摞在一起，张昕跑回家拿来一根胡萝卜和两颗黑色的玻璃弹珠，胡萝卜插在雪人的头上算是鼻子，玻璃珠则是眼睛。
　　“这位就是上海滩第一风流帅哥――严浩！”张昕笑眯眯地指着完工的雪人大声宣布。
　　“我的眼睛哪有那么小。”严浩皱起眉头表示异议。
　　“这个……”张昕用毛线手套焐着被冻得红扑扑的脸，思索片刻，又开心起来：“那就是小雨吧！这位就是上海滩第一痴情少年――小雨！”
　　我的脸有些发热，因为我的眼睛确实比严浩小，而且因为近视眼又不戴眼镜，所以看东西常常需要眯起来，乍一看确实有花痴的嫌疑。
　　“是我就是我吧。可是我的鼻子也没有那么长。”
　　“切！没看过《木偶皮诺曹》吗？不说实话鼻子就变长了呗！”张昕不假思索地冲我一摆手。
　　我觉得她今天似乎特别开心，但是她的最后一句话却让我有些发怔。
　　趁我不留神的时候，严浩突然从身后摸出一个雪团结结实实地砸在我脸上，于是我鼻子里和嘴里都是冰凉冰凉的碎雪。连打了两个大喷嚏，当即弯腰抓起一把雪开始还击。张昕嘻嘻哈哈地跟着严浩一起逃窜，白茫茫的雪地上被我们踩出一串串凌乱的鞋印，留下摔倒翻滚的痕迹。
　　后来我们全都筋疲力尽，一起到大院门口找了一家没关门的小饭馆吃晚饭，喝了点黄酒。张昕的酒量极差，没一会就开始晕晕乎乎不知所云，软绵绵地把头搭在严浩的肩膀上东看西看，目光直视我的时候也怔怔地不再闪避，让我怀疑她是否还能看明白她在看的东西。
　　刚走出饭馆的门，她就结结实实地摔了一跤，于是严浩把她扶起来搂在怀里。路边有几个小毛孩在放烟花，我们围在旁边看了一会。隔着缤纷绚烂的烟花，我看到对面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接吻。
　　我们在大院门口分手。张昕没有和我一起回去，而是和严浩一起离开了。我嘻嘻哈哈地和他们挥手告别，目送他们走远，胃里的酒一下一下地反涌到喉头。
　　我们堆的那个雪人一天之后从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胡萝卜也失踪了。我只看到那两颗黑色的眼睛在我脚前融化的雪水和污泥里浸泡着，肮脏不堪。我飞起一脚把它们踢到了它们该去的地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喊沈哥。”严浩对站在身后的人说。那个家伙老老实实地照令行事，并主动敬烟给我。但他身上穿的瘦喇叭裤让我很不舒服地回想起了当初抢我们钱的那个瘦子，并且“沈哥”这种黑社会味道浓重的称呼也让我非常不习惯。
　　此时是1994年春天，我们站在学校门口小卖部的凉棚下。三分钟前我刚走出校门，迎面看见他们。
　　近来严浩的行踪变得越来越诡异，我课间去找他抽烟常发现他不在教室，放学后也常等不到他。有段时间我甚至怀疑他是否还在这个学校上学，后来才知道他和一些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了。那些人我陆陆续续地见过一些，有的叫他大哥，有的叫他小弟，个个像亲人，但没一个像好人。
　　我劝他还是老老实实上学，和那些摸不清底细的人物在一起会有危险。他不以为然，说，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满危险，人和所有其他动物一样，活着就要通过面对危险来锻炼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他也不喜欢那些社会上的人，但认为和他们在一起总比和学校里的那些傻逼好学生呆在一起有意思。
　　我无话可说。我想严浩说得似乎也有道理，因为学校里那些所谓好学生所谓祖国的好花朵确实也普遍都不招我喜欢。他们大多对社会一无所知，愚昧做作而沾沾自喜，掌握了一些讨老师欢心、放同学冷箭的小把戏就误认为自己日后必成大器所向无敌。有一次我曾无意中偷听到几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私下交流黄色笑话，可怜的是那些街头玩玻璃珠的小屁孩都会讲的老掉牙的低级玩艺竟能让他们眼冒精光口水横流。他们基本生理常识的贫乏让我由衷感慨，而他们基于贫乏认知的天真想象所达到的夸张程度则让我不得不咋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学会自慰，但是我觉得他们不但没有这个必要，而且连将来的性交活动都可以省下，因为他们的意淫能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只需幻想一番便可以彻底地省时省力。
　　但尽管如此，严浩所结交的那些社会人物也让我心存怀疑，难有好感。我曾见到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大哥级人物，估计已有三十多岁，此人的话题永远都是缅怀年轻时闯荡江湖的刀光剑影和出生入死，但这些英勇事迹却总让我回想起录像厅里那个胖大妈对她死去的儿子的惨伤回忆。还有一次在街边的露天酒菜摊上，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家伙搂着严浩的肩膀不停口地悲叹自己一直渴望能够为兄弟两肋插刀慷慨就义但是天妒英杰就是不给他机会，后来我却发现此人不但吃饭付账从不掏自己口袋，连烟都总是从别人那里蹭。
　　这些江湖中人总是吵吵闹闹，絮絮叨叨，时常搞得我脑袋都要炸掉。我偷眼看严浩，发现只有他始终从容淡定，寡言少语，有时不动声色地撇起嘴角，目光里流露出不易察觉的嘲弄。
　　我已经开始佩服他的那种平静，虽然我自己不了解，也做不到。
　　有时，我觉得他非常象过去我们在录像里看到的那些黑道英雄，不仅是外表，还有那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气质。但是一想到那些黑帮片的最后结局，我又陷入担忧。我害怕严浩会变成《旺角卡门》里的华仔，我不想扮演乌蝇，也不想看到张昕顶替张曼玉的角色――我不敢再继续想下去。
　　在严浩身边常见到的小弟有两个，年纪都和我差不多。
　　一个就是在学校门口喊我“沈哥”的那个家伙，大名叫“杨伟”，长得黑瘦矮小，面目猥琐，整日嬉皮笑脸，爱说下流话，看见漂亮小妞就会紧贴上去顽强地纠缠几条街，倘若被斥责或被扇了耳光则会再跟上几条街直到把人家的所有亲人全问候一遍。此人绰号“小伟哥”，因为他喊“哥哥”有瘾，整天“浩哥”、“沈哥”地喊个不停，尾音还拖得特别长，听起来腻味得很，让人鸡皮疙瘩掉一地。
　　另一个叫赵志鹏，脸上有很多青春痘，看起来脏乎乎的，不太爱说话，说起话来也没腔没调，非常乏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头发间密布的头皮屑，壮丽景象不亚于西岭千秋雪，常常觉得这家伙如果哪天好好洗个头，我或许就不认识他了。我和严浩一起去过一次他家，在普陀区，藏在光复路附近的一片危房简屋里，北面不远处就是苏州河。虽然苏州河已经开始改造，但是依然会勾起我对童年生活的不愉快回忆，所以当即决定再也不去第二次。听说他父亲是长途货车司机，几年前因为连续开了几天车不肯休息而终于睡眼朦胧地连人带车开进了苏州河。他母亲是个环卫工人，看起来十分老相，守寡至今，与儿子相依为命。
　　此人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他的书包里从来不放课本而总是装着块砖。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砖头比课本实在。这话听起来搞笑，后来仔细想想，竟觉得颇有哲理。
　　总之这两人都让我看不顺眼，不想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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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 16:42
　　因为我很不喜欢严浩身边的那些人，所以就很少再和他一起出去混。还有一个原因是高二已经开始为高考做准备，学习变得更加紧张。虽然我对高考缺乏兴趣，但是对上大学却抱有向往，因为听人说大学生活十分自由自在，是所谓最后的纯真年代。所以我老老实实地每天上学放学完成家庭作业，业余时间则用看书来打发。
　　看的还是外公给我的那些书。因为主要动机是打发无聊的时间，所以我看书完全不加选择，随手摸出一本是什么就看什么。看完《切?格瓦拉传》后我热血沸腾，一心向往革命（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自己好像只是对革命感兴趣，而究竟谁革谁的命并不重要）；后来读了《保尔?柯察金》，我又被冬妮娅弄得五迷三道，想象着她美丽忧伤的容颜，面对保尔高大背影时的卑微绝望，深深地为她着迷，为她而在一次高考模拟试卷的作文里怒火万丈地将保尔灭得一钱不值――当然这篇作文得到的分数也可想而知。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物是《双城记》里的西德尼?卡尔登，这个家伙看似玩世不恭，说话轻描淡写，脸上总是挂着满不在乎的微笑，但在最后一章里他对老罗瑞说的话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人活着总得做点有意思的事不是吗？是的，我还年轻，可是年轻的日子不会长久，我活够了。”
　　随后此人便玩了个调包计代替他的贵族情敌上了大革命的断头台，并且用无所谓的淡然笑容严重伤害了所有围观群众的热情。这是我到当时为止所看过的最震撼人心的爱情故事，虽然它并不是一部爱情小说。并且此人也让我感觉十分象严浩――我指的是他笑起来的样子。
　　当时拿在我手里的这部小说是四十年代版的，纸页已经泛黄，封面却平整如新。我在被窝里第一次翻开它的时候居然从书页中掉出一张相片，相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两边剪齐的短发，大襟圆摆中袖齐肘的白衫和黑色绸裙，微侧着脸，笑得很甜美。
　　相片是黑白的，看得出有不少年头了。我将它翻过来，看见背面写着一行娟秀的蝇头小楷：
　　再见了，文清。爱你的紫兰。上海，一九四六。
　　“文清”是外公的名字，但照片上的姑娘却不是外婆。小时候我在胡同房子里搞探索活动的时候看到过外婆年轻时的照片，外婆出生在江南的书香门第，是典型的江南女子，体态小巧，面容清秀，五官轮廓柔和，而照片上的女子却是狐狸脸，鼻梁削挺，唇角如线，有极妖娆妩媚的味道。
　　据我故作无意地向母亲打听所知，一九四六年外婆还在苏州，还没有见过外公的面，后来俩人仓促成婚也是双方家庭的意思。那么，这个“紫兰”究竟是谁？她和外公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疑问勾起了我浓烈的兴趣，并且从相片上看，此人年轻时实在是美丽得惊人，颦笑间动人心魄，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张照片一直被我夹在语文课本里，随身带着，经常拿出来研究着迷一番，直到那个学期结束和课本一起不知道被我塞到了哪里。
　　我有个奇怪的感觉，总觉得自己有一天能够真正亲眼见到这个女人。因为她在照片背面写的是“再见了，文清”，而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偏执地认为“再见”不同于“永别”。按照我的理解，“永别”就是永不相见，而“再见”则是日后一定要再次相见，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约定。
　　家里终于添置了录像机。我把从胖大妈那里拿的两盒外国电影的录像带都看了。《日瓦戈医生》是经典影片，不必多说。而《永不凋谢的蓝色勿忘我》或许有很多人没看过，所以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剧情。
　　电影开始时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寒冬里的南部平原。男主角是英俊的苏联上尉，女主角是任性的美国记者，两人在严寒与战火中在导演的安排下痴妄相爱。最经典的一幕是在清冷的月光下，他们苍白的躯体纠缠在一起，在漫山遍野的蓝色勿忘我丛中翻滚缠绵，而坦克的探照灯就从他们身边扫过，那个画面，真的是美得惊心动魄。二战结束，美苏陷入长期的冷战，许多年后女记者才终于有机会重回到满目疮痍的苏联寻找她当初的爱人，而最后所找到的竟是：男主角早已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流放到他曾战斗过的地方，在那里永远地消失了。电影的最后结局是另一个堪称经典的画面：在如月光般惨淡如练的阳光下，女主角站在无边无际如故的蓝色勿忘我丛中，打开上尉给她的铁皮烟盒，属于多少年前那个夜晚的几朵干得像碎纸片一样的勿忘我花瓣在风中飞扬起来。
　　影片的后半段看得我痛苦不已，无法入睡，所以干脆坐在电视机前，一遍又一遍地倒带，每次都只看到这一对痴男怨女分手为止。屏幕上，两人平静而深情地相互凝视，淡淡地笑着说“再见”。反复了几次之后，我昏昏然地对抗着沉重的眼睑，突然想到了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外公与紫兰分手时或许也就是这般情景。这个臆断让我陷入动人的联想，由衷地亢奋了一会，但很不幸的是，我随即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倘若剧中的男主角不是英俊的上尉或外公而是一个猪唇豁牙斜眼的三寸丁，女主角不是美丽的记者或紫兰而是一个大饼脸招风耳随风挥洒头皮屑的大妈，这场分手戏是否仍会如此震撼观众的心灵？
　　不得不承认这个发现确实给我带来了深深的震撼，不是心灵，而是肠胃。不堪承受震撼的我当即关掉电视，拔下插头，回到床上瘫倒睡去。
　　高三下学期，我把两个樟木箱里的书全看完了，连《三字经》、《百家姓》这样的玩艺都没有放过。
　　这一年多以来，我和严浩一直保持着有限的联络，基本上每个月见一次面，一起出去打打桌球、喝喝酒什么的。一般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传统活动，类似怀旧。几个月前他配了一个传呼机，号码如今我已经可以背出来了。
　　一个周末，我独自去探望外婆和外公，在舅舅那里看到了一套王朔文集，随手拿过来乱翻，舅妈在旁边看见，说了一句“这种流氓小说你也要看”，此话当即激发了我的阅读热情，把这套书借回了家。晚饭后，我躺在床上，拿起一本“纯情卷”，翻开，映入眼帘的第一篇小说标题是《空中小姐》，这个标题立即让我想到了张昕。
　　前一个寒假我没有见到张昕。因为我对她和严浩的关系已经确认无疑，所以早就做了很大努力逼迫自己放弃一切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