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观之治看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与历史价值
日 15:53 来源：原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9期
作者：陈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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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唐太宗统治下的唐朝帝国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少有的盛世时期:贞观之治。关于贞观之治的盛况,《贞观政要·政体》中有这样的描述:“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之治取得的成就,不仅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也为学界所密切关注。学者们对贞观之治的成因、经验和教训作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迄今为止,对于贞观之治的研究,大多是从纯史学的角度展开的,哲学界对此很少涉足。而事实上,贞观之治与儒家思想特别是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深入地研究贞观之治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关系,对于我们认清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实质,以及它的价值和缺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贞观之治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关系　　公元627年,唐高祖李渊退位,唐太宗即位。唐太宗即位之初,即确定了“专以仁义诚信为治”的方针。如贞观元年,唐太宗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即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贞观政要·仁义》)至贞观二年,唐太宗继续阐发他的以仁义治国的主张:“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同上)而“以仁义诚信为治”,无疑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根本特征。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而仁、义、诚、信正是德的基本内容。《孟子·梁惠王》中也明确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与理论上坚持以仁义治国相结合,唐太宗在政治上也采取了一系列崇儒措施。一是亲近、重用儒生。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注》胡三省语:“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生(士),日夕与之议论商议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二是建立崇儒的机构和制度。据《贞观政要·崇儒学》载:“太宗初践阼,即于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三是确立以儒家经典为学校教育与科举的主要教材,如在唐影响较大的明经科,即把《孝经》和《论语》作为必考的科目,并以《礼记》、《左传》为大经,以《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以《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　　正是由于唐太宗确立了以仁义为治的治国方针,先秦儒家关于德治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在贞观年间都得到了较好的理解和落实。　　首先,先秦儒家关于统治者带头进行道德修养是实行德治的前提和关键的观点一直被唐太宗忠实遵奉。唐太宗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以先秦儒家规定的道德条目要求自己,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他礼贤下士,谦抑自律,清心寡欲,从而在臣民的心目中确立起了一个圣主明君的形象。他曾在《帝范·君本》中对帝王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有这样的论述:“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并在《帝范·务农》中教育他的子孙说:“且君之化下,如风偃草。上不节心,则下多逸志。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是犹恶火之燃,添薪望其止焰；忿池之浊,挠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则人不言而化矣。”由于唐太宗坚持以身作则,加上其它措施得力,唐朝社会很快就出现了“唐民奉法,盗贼日稀”的状况:“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贞观政要·仁义》)在《贞观政要·政体》中,对唐太宗的大得人心有这样的论述：“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由此可见,在社会剧烈动荡后的“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状况下,统治者的表率作用,确实能起到“草上之风,必偃”的效果。　　其次,正确处理好君臣关系对一个国家的治乱是十分重要的。先秦儒家确立的君臣关系原则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臣下有权对君主的行为提出劝谏：“君有过则谏”(《孟子·万章下》)。对于这一思想,唐太宗是全盘接受的。早在贞观元年,唐太宗即以鱼水关系来喻君臣关系：“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贞观政要·求谏》)第二年,唐太宗又对臣下提出,他的理想是建立太平盛世,所以君臣上下都要克己奉公:“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同上)在以后的日子里,唐太宗不断以君臣共同努力达成天下大治的大义晓谕臣下。如贞观六年,唐太宗以“君臣之义”告诫臣下,并明确要求臣下“尽忠匡救”、“正词直谏”：“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正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同上)尤其可贵的是,唐太宗不但在口头上是这么说的,而且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如贞观初年,唐太宗下令把征兵的年龄从21岁提前到18岁,却一连四次被门下省的长官魏征驳回,唐太宗对此恼怒不已。但当他听到魏征用“竭泽而渔”来指责他的这一政策的弊端时,便立即收回了命令。另如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修缮洛阳宫,给事中张素上书谏止,认为这一行为与隋炀帝的暴政无异。对此,唐太宗不但没有斥责张素无礼,反而予张素以重赏,并下令停修洛阳宫。类似的例子在贞观年间可谓不胜枚举。由于唐太宗虚心劝谏,君臣之间便处于一和睦、甚至类似平等的关系中,这就能充分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和他们的聪明才智,使国家避免因君主独断、专横而带来的祸患。对此,学者们有这样的评述:“皇帝纳谏,是对臣下的极大尊重,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具体表现。”(白寿彝,第371页)　　与君臣关系直接相关联的是君民关系。关于君民关系,先秦儒家有诸多著名论述,如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荀子说过：“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经受过隋末农民大起义洗礼的唐太宗,对于人民的巨大力量是有深刻认识的。因此,他不像历史上的那些无道昏君那样,视民如草芥,而是把他们看作直接决定自己的帝位是否稳固的力量。如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政体》)并常常告诫自己的子孙要关心民生,要充分认识到百姓力量的强大。据《贞观政要·教诫太子诸王》,唐太宗对侍臣说：“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唐太宗甚至认为,君与民是一体的关系,损民即是损自身：“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　　正是因为唐太宗对人民力量的重视,所以他即位之初,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注重救济百姓,少事营造。这就为贞观年间的大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先秦儒家德主刑辅的治国方针得到了具体贯彻。所谓德主刑辅,即以道德为主要的治国手段,刑法(法律)只起一种辅助道德治国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德治与法治是最基本的两种治国之道,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法治主张“一断于法”,即以法律作为治国的根本手段；德治则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即以道德为根本的治国手段。先秦儒家之所以提倡德主刑辅,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而纯任刑法,是无法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的,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同上)。如荀子认为:“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政令以定,风俗以一。”(《荀子·议兵》)　　唐太宗即位之初,君臣上下曾就采用什么样的治国之道展开过一番争论,对此,唐太宗曾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贞观政要·诚信》)“威权独任”,是法家的重要观点,而“布德施惠”,则是儒家的基本主张。而在关于治国之道的一系列争论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发生在贞观七年的一场争论。当时,魏征主张采取儒家的德治之道,封德彝等人则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德治不适合于三代以后社会的实际,所以秦朝以法律治国,汉代霸王道杂之,不纯任儒术。唐太宗最终采纳了魏征的建议,从而有了贞观年间的盛世局面。《贞观政要·政体》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曰:“……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　　“帝道”、“王道”,即先秦儒家的德治之道。从以上引文可知,贞观之治确实是在忠实地执行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情况下取得的,它证明德治思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应用价值。而且,也正因为对德治之道的认同,唐太宗在道德与法律两者的关系上,明显地是采取了重道德轻法律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两个例子中得到证明。　　一是贞观六年年底,唐太宗亲自考阅犯罪情况。当时全国判死刑的有290人,唐太宗让这些死刑犯全部回家,并规定第二年秋末让他们自动归来服刑。结果到了约定的期限,这些死刑犯一个不差地回来了,唐太宗因此把他们的死罪全部免除。从事件本身来看,有感于唐太宗的仁慈,这些死刑犯都做到了诚信,这确实是值得称道的德政。然而从现代法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法外开恩无疑是对法律的公正和严肃的践踏,因而不值得仿效。但于此却可见出唐太宗重道德轻法律的基本思想。　　二是贞观年间,广州都督党仁弘违法,当判死刑。唐太宗因其年迈,决定法外开恩,免除党仁弘的死刑。为了取得臣下对他这一举动的谅解,他特下罪己诏,承认自己的做法是枉法行为:“法者……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唐太宗的行为确实感动了不少人。因为他免党仁弘死罪是因为党仁弘年迈,所以他心有不忍;为自己的行为下罪己诏,这对一个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来说,也属难能可贵。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唐太宗的心理动机,无疑在于他认为自己法外开恩与下罪己诏所达到的效果会远远超过严格执法所产生的效果。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唐太宗在思想、政治、道德、法律诸领域严格执行了先秦儒家的德治路线,从而取得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唐太宗也因此被后代史家列入圣主明君的行列: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新唐书》卷二)　　二、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虽然贞观之治被历代史家称为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但是具体分析贞观年间的客观情况，我们还是可以以贞观十年为界限,把它分为两个阶段。贞观十年前,唐太宗基本上能切实贯彻先秦儒家的德治路线;而在贞观十年后,唐太宗逐渐暴露了他刚愎自用、贪图享受的本性,拒绝劝谏、好事征伐、热心营造的事件屡屡发生,从而使贞观之治明显地蒙上了几分悲剧的色彩。　　对于贞观十年以后的政治状况,当时的大臣们指谪颇多,如马周在描述贞观十一年的状48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以谏诤闻名的魏征,也在贞观十三年给唐太宗的上书中,从十个方面系统地指出了唐太宗在贞观十年前后为人施政的明显差别,兹略举几例:　　陛下贞观之初,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如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　　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惟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　　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贞观政要·慎终》)　　而到了贞观之治的后期,唐太宗的所作所为更是与历史上的昏君庸主没有什么两样:“贞观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兵役和徭役的繁重达到了一个高峰。在东北,唐军两度泛海骚扰高丽;在西北,用很大力量击败龟兹……在此期间,唐军差不多同时在四条战线上作战。这还不够,唐太宗还下令营缮翠微宫和玉华宫,以为养病之用;又征发江南、剑南民工造船,以备再度侵入高丽。剑南一带,更是既役人力,复征船庸,由于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太宗没有来得及再度大举侵犯高丽,就在僚人起义的余音中死去了。”(汪,第62-63页)　　比较贞观十年前后的社会状况,我们可以从贞观之治中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和教训。　　第一,贞观之治证明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在一定的条件下,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治国之道。所谓一定的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君主贤明,臣下忠直,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是保持德治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如上文所说唐太宗采纳了魏征关于实行德治的建议,“力行不倦”。三是法制谨严。虽然德治思想的特点是德主刑辅,但缺少了刑的保驾护航的作用,德治政策也难以实施。唐太宗对严格执法是极为重视的,据《贞观政要·公平》:“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正是由于执法谨严,“由是官吏多自清谨”(《贞观政要·政体》)。四是久乱思治。隋炀帝的暴政和隋末农民大起义带来的社会动荡,使民众对和平与稳定充满渴望,在这种情况下,正所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唐太宗的德治政策很容易得到民众的响应和拥护。而在一个积弊深重的和平时期,人心沉溺已久,因此,即使帝王想力行德治,也往往会因为缺乏民众的热情而收效甚微。对于这一点,即使德治思想的倡导者孔子也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如他曾说过:“‘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　　第二,贞观之治证明了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确实有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我们可以集中来看一下史家记述的关于贞观之治的盛况: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旧唐书》卷三);贞观六年,“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同上)；“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贞观政要·政体》)。而这一切,都是在唐太宗坚持实行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贞观之治值得我们当今社会学习和借鉴的,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值得我们总结和汲取的地方亦可谓多矣。　　第三,贞观之治证明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实施空间十分狭小。且不说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贞观之治这样的盛世局面可谓绝无仅有,光从贞观十年前后的唐朝社会状况来看,就判然有别。那么,为什么同是一个唐太宗,而且同是一个一贯表示要坚持儒家德治路线的唐太宗,却会在贞观十年前后造成差别如此巨大的两种社会局面呢?韩非子早就明确指出:“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韩非子·难势》)不过,到了贞观年间,毕竟出了一个唐太宗,他愿意以尧、舜为榜样,用道德来治国,这对当时的万千臣民来说,毕竟是一件可喜的事。那么,唐太宗是否真的做到了德比尧、舜呢?从上述历史事实来看,至少贞观十年以后的唐太宗在道德上是无法望尧、舜之项背的。所以,至少在贞观十年之后,唐太宗的德治政策已经是名存实亡了。由此造成政治的混乱和社会的动荡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就证明,把一个国家的治乱完全寄托在帝王的个人品行上,这种治国思想本身就是极为冒险的。　　三、简短的结语　　“贞观之治”给我们解剖封建社会的治乱兴衰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个案。它是先盛后衰的历朝历代的一个缩影,历朝历代的循环坐庄是这个缩影的放大和展开。而之所以能有这种“宿命式”的“轮回”,不是“上天”冥冥中的“主宰”或神秘的“选择”,也非“三统”、“五德”的谱系所能囊括,实际上是有可触摸能感知的稳定经济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必然根据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深刻揭示的:亚洲各国尽管改朝换代,但却没能毁坏其稳定的经济结构。不过,“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不为统治者和少数有识之士所知晓罢了。马克思的论断揭开了这个历史之谜。在这个基础上,再来探究“贞观之治”等的历史缘由,就不会囿于“德主刑辅”、“法主德辅”或“壹德”、“唯法”的组合排列孰优孰劣了。“德”、“法”的交织或“分化”或“互用”,都是外在的枝叶,经济结构的稳定和生产再生产才是内在的根须。看起来是“你方唱罢我方唱”的循环,实际上却来自深层经济结构的生产再生产。历朝历代开国初期,之所以欣欣向荣,盖在于它符合了这个经济结构的存在;而末期之所以奄奄一息,正是因为背离了或破坏了这个经济结构的正常运转。只要剔除二十四史《食货志》中的“天命”成分、“神秘”因素,那里面的经济兴衰、国力强弱也可以作为窥见其国运的模糊轨迹的。以此为根本,再联系相应的“德”、“法”及政治、文化、科技,可能会做出新的探索。本文只是提出这个问题,深入的研究有待于专家同仁。　　【参考文献】　　[1]白寿彝,1989年:《中国通史》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古籍:《贞观政要》，《论语》，《孟子》，《资治通鉴》，《帝范》，《荀子》，《新唐书》，《唐会要》，《旧唐书》，《韩非子》.　　[3]汪篯:《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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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是 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
唐太宗继承 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 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贞观”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唐初，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给”隋朝690万户（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200余万户（按《通典》记载杜正伦奏，经隋炀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乱，到了唐初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李渊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
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对君主专制统治稳定的重要性，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吸取隋亡教训，纠正前朝之弊端，调整统治政策，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唐太宗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 当过道士，原系太子 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 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徵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由于唐太宗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在民族关系上对待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贞观年间，唐代版图空前辽阔，超过 在位时期，至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 ，北逾 ，南至南海。
唐太宗即位後，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令隋末动汤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中央集权。这种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 ”，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 发布命令， 审查命令， 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 ”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唐太宗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唐太宗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隋末民变，使太宗认识“民依於国，国依於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
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
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初期延揽 、 ，人称“房谋杜断”，后期任用 、 、 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 、 等，亦为一代名将。
此外，太宗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 、 ，降将 、 等，人才济济。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 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重用人才，虚怀纳谏，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太宗以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後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唐太宗在位23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 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唐太宗能够兼听众议，注意 。其臣下敢于 ，形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之一，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之一。
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省
并冗员，派 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时政治清明。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这也许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於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
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 》。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公元628年6月3日（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 人 杀 割据势力首领 ，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 ，挑战东突厥在 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 诸国尊为“天可汗”。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公元634年（贞观八年）， 寇边，太宗派李靖、 、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 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公元639年（贞观十三年），太宗以高昌王 西域 ，遂命侯君集、 等率兵伐 。次年，麴文泰病死，其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 置 ，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唐太宗以 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句丽。但东渡 以后，由于遭到高句丽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 。在这之后，唐太宗对高句丽的进攻仅维持在一些小规模的突袭。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薛延陀首领 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 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 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
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朝在漠北设立 ，在漠南设立 ，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 河静）、北括 （后改名余吾州，今 地区）、西及 （今 ）、东临哥勿州（今 ）的辽阔疆域。
公元646年（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借来吐蕃军和尼泊尔军向印度进发。连战三天，印度军大败。唐军斩首三千余级，水中淹死印度兵约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副使蒋师仁追上并俘虏之。此战虏男女一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匹。
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先後平定 、薜延陀、 、 、焉耆、 、吐谷浑，征 ，联姻 、 ，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加上太宗能维护外族风俗，并设置都护府制度，终贞观之世，四方服悦，太宗则被周边诸族尊为“天可汗”，并筑“朝天可汗道”，向唐室进贡。唐太宗成为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国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
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 。”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百姓 。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 与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衣食有余，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初赋税 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 。对灾区免除租赋， 赈恤。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
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徭役的徵发不夺民时；同时太宗崇尚节俭，曾遣散宫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从而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唐太宗招抚流亡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关中连年灾荒，太宗即开仓赈济灾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经济特征是“ ”，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君主专制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唐太宗的高瞻远瞩之处。在他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 、福州外，还有内陆的 （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 ）、凉州（甘肃 ）。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 ”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 ），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新唐书·志四十一》：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
唐户部记账一览表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十三年户口大簿分州县的人口数字，翁俊雄著《唐初期政区与人口》一书，对其进行了详细加总，算出户3,003,202，口12,311,698。平均每户4口人。但是，该统计也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旧唐书》脱漏了洛州等要州的人口数字。
唐太宗布德怀柔， 密切。对于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变其生活方式， 尊重其习俗，任命各族首领以统辖本部。还通过"和亲"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奉为" "。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 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 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
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 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 的基础。
唐太宗时期加强了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还加强
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
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 ”，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中亚和东亚各国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 运动 ――“ ”，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 ，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 ，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
唐太宗即位前已置 ，有十八学士，
文学馆复原图
即位後更在京设 ，徵集图书二万余卷；同时重建地方州县学校，扩充京师 ，延聘名儒出任学官，生员多至万人，并接受 、 、日本等的君长皆派子弟来华求学，由是时文教生员背景多元，复兴卓然有成。
命 等人修定《 》，统一南北经学；又置 ，由宰相监修前朝国史，开官修历史的风气。
太宗戮力复兴文教，奖励学术，外国君长如 、日本、 、 等皆遣弟子来唐留学，使唐代学术文化传播四方。东亚各国尤以日本、高丽为甚，深受唐文化影响。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1.奠定国基（对当世影响）
贞观年间，太宗的各项善政，使官吏廉能，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解决温饱，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中兴局面，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业。
2.确立制度（对后世影响）
贞观年间，经太宗的苦心经营，延续了隋代的多种政制，如 、 、 、 、 、常平仓制等，堪称完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25]
3.政风沿袭（对后世影响）
太宗施政有方，选贤问廉能，克己纳谏，成为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历代有为的治国者，皆追慕「贞观政风」而力图仿效。
4.用人唯才（对当世影响）
太宗用人唯才，不问出身，且重修《 》，以功臣代世胄，科举代门第，逐渐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第的风气，世家豪族轮流掌政的恶习，广开平民高仕的机会，清除旧社会的观念，缓和了社会矛盾。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古代集权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贞观时期的初唐处于帝国的上升阶段，贞观之治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唐太宗本人施政的问题上。
按照儒家经典教义来改造皇帝，自王莽死于乱刃之中以后，就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这种理想的产物。这种改造与被改造，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太宗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这种结合，一开始就有着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 [27]
十渐不克终疏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唐太宗与他的臣僚们正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
贞观八年，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宫里学的。”太宗听后大怒：“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他才满意？”至于他对着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田舍汉”，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自己的“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征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题为《十渐不克终疏》，其中说道：“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还揭露唐太宗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
魏征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魏征之后，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评时政：“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等。这些批评的存在，是全面了解贞观时代的重要参考。
唐· ：“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以来，未之有也。”
北宋· ：“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
北宋· ：“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北宋· ：“唐太宗之贤，自西汉以来，一人而已。任贤使能，将相莫非其人，恭俭节用，天下几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见其比也。”
北宋· ：“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为太宗乎？及其成功，复归于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曾巩：“法度之行，礼乐之盛，田畴之制，详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取，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万古所不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近人曾有学案争议，最后多方核实，此段是说太宗超越前王，而非不及）
北宋· ：“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祸乱，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谓固天下之势，以遗诸子孙者，盖未立也。于是乎藉兵于府，置将于卫，据关而临制之。处兵于府，则将无内专之权；处将于卫，则兵无外擅之患。然犹以为未也，乃大诛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浑，平高昌，灭焉耆，皆俘其王，亲驾辽左而残其国。凡此者，非以黩武也，皆所以立权而固天下之势者也。”
北宋· ：“两汉盛时，太宗所可及也。禹、汤、文、武之业，岂不在所希慕乎！”
南宋 ：“当时之治，不唯贞观而已，虽并隆于尧、舜可也。”
南宋 ：“太宗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功业皆其所自致，而能俯首抑意，听拂逆之辞于畴昔所恶之臣。呜呼!此其所以致贞观之治，庶几于三代之王者乎？”
南宋 ：“后世人主好学者莫如唐太宗，贞观之规模不可以不复。”
郭思贞：“二帝三王之治，后世莫能及者，顺人之道，尽乎仁义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资，克敌人如拉朽，所向无前……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
元 ：“三代以后享国之久唯汉与唐，唐之可称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创业守成之事，纳谏求治励精不倦，其效至于米三钱，外户不闭，故贞观之盛有非开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为唐三宗之冠。”
元·戈直：“至于后世之君，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两汉之贤君六七作，何贞观之政独赫然耳目之间哉？”“然屈己以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以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人之君，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交有所益乎？”“禹以本固邦宁为难，汤以时沈克终为难，太宗身兼创业、守成之事，不以其已能者自满，而以其未能者为惧，其致贞观之治也哉！”
：“惟唐太宗皇帝英姿盖世，武定四方，贞观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明季历代论书汇编，有评价唐太宗：“君人之大德有三：一曰谦虚纳谏，二曰知人善任，三曰恭俭爱民，后世人君之德未有过焉者也……后世制度之美，莫能加也……至精至妙，后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
明· ：“（太宗）传三百载之唐柞哉，太宗在位朝有贤良之宰辅，内有长孙之贤后，致治之美庶乎？ 成康秦汉以来皆莫及也。实天之时四夷入仕及朝贡者数百人皆痛哭剪发势面割耳流血洒地，非有得于华夷之心而能然乎。史臣曰：秦汉以来功德兼隆一人而已”。
浚仪国史修文志：“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以来，未之有也。”
：“三代以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间，莫若贞观之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也，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于二帝三王之道，有治未纯也。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为行远登高之助也。”
：“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朝代，即汉代与唐代奉行道的哲学。这两个帝国是当时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运、最先进的国度。监狱是空的，遗落在街道上的贵重东西没有人捡，所有国民充满自信。这是因为这两个朝代的政府达到了礼制与正义政府的水准。历史学家把这两个朝代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草原帝国》：“ 由于唐太宗的丰功伟绩，一个不可预知的中国，一个英雄史诗的中国，并改写了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的文明史。”
《中国人史纲》：“李世民大帝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不久就为中国开创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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