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曾用ID忽如远行客，尔林兔。著有《误读红楼》《她们谋生亦谋爱》《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张爱玲爱过的那些人》《诗经往事》《周郎顾》《彼年此时》《如果这都不算爱：胡适情事》等。
好好在一起，就是好好告别了
曾几何时，我姥姥是我记忆的主线，她带我走过的地方，见过的人，她说过的话，尤其是她在命运面前做的各种别出心裁的选择，都成了我灵感的储备。
（一）我姥姥下葬那天，好多亲戚都来了。在田埂上，一个中年男人迎面站住，说：“这是闫红吗？都长这么大了。”我有点啼笑皆非，同时理解他一定是见过少年或是幼年时的我。我妈走上前招呼他，那名字有点耳熟，返程路上我突然想起来，当年他父母被打成右派，他一度被我姥姥收养，后来他们闹翻了，他留下一句名言，说我姥姥这个人，“做一毛钱的好事，要做一毛五分钱的坏事来抵消”。言而有文，行之甚远，亲戚们提起这句话就会心照不宣地一笑，我爸更是无数次地引用，我妈也并不以为忤。我姥姥生平施恩无数，也与人结怨翻脸无数，在她的葬礼上，那些受过她的恩也与她结过怨绝过交后来又在时间的迁延中一一和解的人大都来了，每个人朝那儿一站，就是我姥姥人生里不同的章节。在新坟前烧纸，表妹笑推了我一下，说，你得多烧一点，你是唯一没有被俺大奶“欺负”过的人。我无法反驳，在那烟熏火燎中望着黄表纸翻飞如蝶，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那一刻，我希望真的有灵魂存在，希望早年离开这个村庄一生纷扰无尽的我姥姥，真的能够魂兮归来，生于斯而终安于斯。（二）我是我姥姥带大的，我混沌记忆的源头就是她。三岁半之前她带我住在江家岗，那是她的夫家，1951年，第一套婚姻法颁布不久，我姥爷随大流跟我姥姥离了婚，经人介绍，另娶了志同道合的女干部，之后移居城里。我姥姥却一直带着我妈固守此地，族人逼她走，“那是真拿鞭子抽啊”，有个亲戚这样说。但她就是不走，待在那里会让她觉得自己才是正室，是那个没有遇到包青天的秦香莲。1953年，政府推行新法接生，我姥姥去学了半年。这个手艺让她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财务自由，在江家岗的风霜刀剑中，仍然能活得很骄傲。我还记得那些夜晚，有人等着她去接生，她搂着我，哄我睡觉，说是要去打狗，“打回来的狗肉给谁吃？给我的红狗子吃……”我打小没有乳名，对我姥姥口中的这个昵称记得分明，我怀着对于狗肉的憧憬逐渐入睡――请爱狗人士原谅我，我并没有真的吃到过，也从来没有在第二天早晨记得讨要狗肉。有时我姥姥白天出去接生，我也跟了去，其间过程完全忘掉，只记得有个黄昏，我姥姥挎着篮子牵着我归来，篮子上面覆着手帕，里面是人家送她的染红的鸡蛋。在村口沟沿边，一个小女孩怯怯地喊了声：“俺大娘”，我姥姥没说什么，从篮子里摸出一只鸡蛋，递给她。那时候都穷，鸡蛋是个稀罕物，隔壁的大姥一家人，吃的都是红芋面蒸出的馍馍，颜色偏黑，略甜，我觉得比白馍好吃，经常跨过门槛到他们家去讨要。我打小动作笨拙，三岁了走路仍然不稳当，一边走一边鼓励自己：“慢慢的，慢慢的”，就这么着还是会跌跤。有一回跌倒时，把大舅送我的口琴甩出去老远，我怔怔望着那只被摔裂的口琴，初尝惆怅的滋味。我三岁半之后，我姥姥进了詹家岗的卫生院，接生，也给人打针。我每天晚上能吃到一颗山楂丸，还偷尝过食母生，白天就从张医生的屋里晃荡到王院长屋里。张医生答应帮我捉一只布谷鸟，到最后也没有兑现，年轻的王院长斯斯文文，经常被包括我姥姥在内的妇女们辱骂，却在调离之前，悄没声息地递给我一对他手扎的红灯笼，精致得不像是业余手作。我姥姥喜滋滋地认为是她不久前又把王院长骂了一顿他以此示弱和示好，我心里却觉得，这是一个静默的人，对于一个小女孩无声的疼爱。我在冬天里掏过麻雀的幼雏，它羽翼尚未长齐，屁股上有紫筋，躺在手心里，是小小的温热的一团，微微颤抖。我姥姥的侄子在她那儿读书，吓唬我说掏麻雀脸上会长麻雀蛋（雀斑），我对着镜子看啊看，果然看到我的鼻子上出现了几个小斑点。我在夏夜里跟人们去捉知了猴。手电筒往道路两边的树上一照，那些在黑暗的地下默默成长了四五年的蝉蛹，全须全尾地趴在树上，被手电筒的光映照得如同工艺品。早晨它们在一只破筐里蜕壳而出，淡绿色的翅膀闪着金光，美丽柔嫩得像个童话，却无法飞翔。我姥姥将新蝉煎得喷香，她不吃，给我吃，但凡好吃的都是这样，鸡蛋，糖豆，鱼……她还会自制松花蛋，记忆里总是下雨的日子，她躺在床上，让我自己去充作厨房的偏厦里掏松花蛋吃，她不吃。但是，当一个邻居跟她说，你看你外孙女瘦成那样，你给她买袋麦乳精喝吧。我姥姥瓮声瓮气地说，我哪有那么多钱糟蹋。我并不觉得这说明什么，就算我姥姥打算买麦乳精，她也会那么说的，她习惯了粗暴地面对生活，以这种粗暴，对抗生活的粗暴。闲来我姥姥会带我去公社，公社更闲，男男女女站在那里说笑，当时应该是计划生育的风声刚刚下来，有人对我姥姥说，你是最早实行计划生育的。这话说得有点恶毒，差不多算是揭伤疤了，但我姥姥只是作势要打他，一切就在欢声笑语中不了了之了。有一个人我每次见到他都会大哭，要我姥姥带我走远一点，众人皆不明所以，他也多次试着示好。后来，我姥姥说，他被公安局抓走了，因为他杀了人。当然，这也许是巧合。我姥姥在一个木箱子下面装了四个轮子，拉动时奇响，她声势浩大地拉着坐在箱子里的我，走过县城的大街，去她的朋友家。还去过夏桥，买粮，车上的人无比多，我的脚无法着地。我们不但买了粮食，还买了油条和黄瓜，这次出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至今每次开车回家路过夏桥镇，都忍不住对身边人说，我小时候，跟我姥姥来这里买粮，挤车，车上的人很多很多……（三）从江家岗到詹家岗不过四五年时间，但似乎比我后来人生里的很多阶段都要长，它们琳琅地盛在时光里，像是许多个彩色糖果，装在闪亮的玻璃瓶里。离开詹家岗之后我回城上小学，我又笨又怂，出门被欺负，在家被嫌弃，家人总笑话我唱歌难听，跑动起来姿势可笑，他们总说，你不要笑啊，你一笑嘴就更大了。那个时候，嘴大对于女孩是个致命的缺陷，差不多等同于残疾。我开始怀念和我姥姥在一起的日子，多么自在，没有人挑剔。我家离护城河不远，我有时会摘下几片树叶，让它们顺水漂流，载着我的怅然，飘到我和我姥姥待过的地方。别笑，我打小就有做文学青年的潜质。到我十来岁时候，我的状态坏到极点，老师建议我休学，我再次得以跟着我姥姥到处闲逛。我们踩着污秽不堪的残雪，重回詹家岗，我梦萦魂牵许多年，重新站到大院门口时，第一次感到，惆怅也可以来得如此惊心动魄。物已非，人也非，没有什么会站在那里等着你，我不知道，连同这种时不我待往日不会重来的惆怅，在多少年之后，也会引发我无法回溯的无力感。还好我姥姥又带我去了一些地方，她的娘家马圩子。在那里，我见过了更多的人与事，我的记忆不再是七零八落的片段，而是由种种命运镶嵌。我把一部分故事写进了一本书里，应该还会写更多，写成一个长篇，以我姥姥为主线。曾几何时，我姥姥是我记忆的主线，她带我走过的地方，见过的人，她说过的话，尤其是她在命运面前做的各种别出心裁的选择，都成了我灵感的储备。她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多样性，让我知道，在我阅读的那些套路之外，还有其他。但是后来，我和我姥姥不再亲近，我不知道具体是从哪天起，是因为我自以为是的青春如期抵达，还是我姥姥感情上有了更多的寄托。我十岁那年，我姥姥替她单身汉弟弟收养了一个孩子，这一做法饱受质疑，养孩子不是个等闲差事，吃喝拉撒样样要操心，犹记那孩子小的时候住在我家，一夜啼哭到天亮，家人无不为之困扰。更重要的是，即便把这孩子养大了，又能中舅姥爷多少用呢？这年头，自己的孩子都指望不上呢。我姥姥内心强大，置若罔闻，把这个孩子当成了命根子，她的爱来得雷霆万钧，令人观之悚然。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她能买成箱的“健力宝”给那孩子喝，但心情不好的时候，又会把那孩子扯过来，一顿怒骂暴打。那小女孩因此长得奇瘦，在我姥姥眼里，这也不是缺点，她经常信心百倍地说，将来还不知道谁更有出息呢。这是拿我和我弟跟那孩子比较。当我姥姥始终汹涌澎湃的感情找到新的发泄口，我在她心中的地位明显下降，我不再是那个惹她疼爱的小孩，新的我，在她眼中，简直是一无是处。她用马圩子的标准来打量我，发现我百事不成，有次我在她面前走，手里的东西不小心掉下来，这成了我无能的证据，“拿个东西都能掉下来”，我姥姥到处跟人说，那口气，我已然成了一个废人。她认为她看透了我的本质，断言我所谓喜欢看书，不过是拿书遮掩，逃避做家务或是别的。她这样说：“你家多你这个人，也就是多个名额而已，因为你没有任何用处。”我并不难过，她的简单粗暴是出了名的，她对待别人，比对我要狠辣得多。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个侄子，我姥姥本来视他如子，退休时把班也给他接了，从此事事要左右他，最要命的是要他娶自己指定的女孩。偏偏表舅非常不喜欢那女孩，我姥姥跑到他家里，砸了他的锅，睡地打滚地哭闹，最后借助了公权力，把舅舅送到劳改农场，劳改了半个月――她指着身上的瘀痕，说舅舅打了她。相对于这样的风暴，我被我姥姥冷言冷语地敲打几句，自然不算什么，再说，我早已习惯了被人奚落。回顾我的童年与少年，基本上就是一个被嫌弃的松子，我也曾激烈甚至惨烈地反抗过，后来，我学会了，淡淡地与他人保持距离。（四）这或者是我没怎么吃过我姥姥的亏的缘故，我不与她靠近，尽管，在我离开家乡来到合肥之后，我姥姥也时不时来我家小住，但我总能很巧妙地让自己处境安全。我姥姥坐在那里，面带微笑，气场十足，远远地招手：“你来你来。”每逢此时，我知道她必然有了新主意。她的诉求大多是两种：“你不能给谁谁找个工作吗？”那个谁谁，就是她带大的孩子。可是像我这种不出门不交际修个刘海都要做一番心理建设的人，哪有那个能耐？我姥姥的一项特异功能是，不管你拒绝多少回，她下次依旧能够不计前嫌重新提出。另一个诉求比较容易做到，但让我觉得很烦，她求我带她去探监。那个曾经被她送去劳改的表舅，这次真的坐了牢，这次坐牢倒与她无关，据说是被人陷害了，判了十年，就关在我居住的城市一隅。我姥姥早就和表舅分分合合闹了很多回，至亲骨肉，打断骨头连着筋，表舅这一坐牢，可把她心疼坏了，节俭如她，慨然从有限的积蓄里拿出一万块交给他家里人营救他，之后，又许多次乘坐公交车辗转去探监。她的腿不好，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行走在监狱门口的小路上，有时还要在门口等很久，看上去非常悲情。我妈对她此举并不赞成，探监的次数是有规定的，你占用了，表舅的老婆孩子没准就扑个空。况且，你去又能怎么样呢？隔着玻璃，掉几滴眼泪，来几句无用的叮嘱，无所裨益。鉴于我妈这个态度，我姥姥偷空儿就会来求我，我的态度也好不了哪里去，甚至于更烦躁。我是务实之人，不相信眼泪，不相信夸张的感情，我甚至觉得，我姥姥对于探监的热爱里，有一部分是为了感动自己。有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我的推断，当她听说有司放还了表舅被没收的部分家产，就去找表舅家人讨要她那一万块，因此再度与表舅家里人翻脸，闹到不可开交。我于是一旦发现我姥姥有要开口的苗头，就先把脸冷下来，但还是不得不带她去过几回。那种感觉真是坏透了，替我姥姥给舅舅的账户上存钱时，女狱警的火爆脾气，让我想起《水浒传》里，戴宗对宋江说：“你是我手里的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那个女狱警也是这样看待探监者的吧。我此后更加视我姥姥周围有如雷池，不多靠近一步，她的一些正常诉求，也会引起我条件反射般的抗拒，比如有时她招手，我置若罔闻地走开了，后来发现，她不过是叫个人给她茶杯里添点水而已。（五）也不是不愧疚的，出门在外，会想着给她买点什么。我曾在平遥给她买过一双绣花鞋，她非常喜欢，拿着那双鞋在膝盖上敲了一晚上，还要我不要跟人说是我买的。如果有人问起，她会说，这是一个侄女给做的。人家就会说，这手真巧啊，瞧这花绣的，这鞋底纳的。我姥姥从虚拟出这番对话里，感到了真实的满足。我从此出门在外看见绣花鞋总想买给她，直到不久前，去北京，看见一家布鞋店，还是习惯性地想：“给我姥姥买一双吧”，然后才想起来，她已经不在了。平心而论，我给予我姥姥的实在太少。倒是她有时会塞三两百块钱给我儿子，每次收这个钱，心里都很不是滋味，觉得无以回报，而所谓的无以回报，其实大多是不想回报。我和姥姥不是一类人，我姥姥的感情总是瞬间生成，飞扑上去，是满溢的，不惧弄得一塌糊涂。我是审慎的，要再三考量再三斟酌，不想被别人带着走，也不信任过于热情的表达。我儿子上学之后，周末还有兴趣班，家人又表示不欢迎我一个人回去，我就不怎么回去了。但是去年起，我每次离开时，我姥姥总是拉着我说，你可不要又大半年才回来一次了。我听出这句话里的感情，感到自己真的被惦记和需要，此后逢上中秋端午，也会回去一下，哪怕只住一晚，每次，我都对自己说，天知道还会见几面。我今年六月底回去过一次，破天荒地连住了五六天，但因为要写稿，都是住在酒店里。每天我妈来把小孩接走，我就开始与电脑死磕，一磕一天，中午用泡面打发一下，傍晚再去吃晚饭，接孩子。那些傍晚，我看见我姥姥永远地坐在沙发上，有时糊涂，有时清醒，有时坐着打盹，白发苍苍的头颅垂下来，像一只老狮子，半梦半醒中嘴里突然发出一串诅咒，不知道她回到生命的哪一段里。我没有刻意地去陪她多说会儿话，仍然会有戒备有不耐烦，我知道她已是日薄西山，但那时刻到来之前，还是会按照以往的节奏生活下去。离开前我预订了八月下旬的酒店，还想再回去一次，只是八月里出了一趟远门，回来后体力透支，又要陪小孩恶补暑假作业，想着中秋再回去也无妨，不曾想，八月下旬，我姥姥病情恶化，住进了ICU病房。我跟我妈说我要回去，我妈说：“你回来也没用，她在重症监护室，我们都进不去。”我妈挺后悔把我姥姥送进去的，说：“那地方不给家里人进去，你姥姥找不见我，该有多害怕啊”。我们都知道我姥姥看似强大，内心却很薄弱，她虽然三天两头跟我妈大吵，以离家出走相威胁，却像个孩子一样依赖她。她们娘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姥姥关节坏掉之后，穿衣吃饭洗澡全靠我妈操持。我姥姥喜欢坐车兜风，我妈为此以六十五岁的高龄拿到了驾照，梦想着有朝一日带我姥姥环游中国。（六）医生说我姥姥开始昏迷，这消息让我们感到安慰，昏迷之后她不会再有恐惧，在我姥姥昏迷数日之后，某个中午，我在嘈杂的商场里，收到了我姥姥去世的消息。这是意料之中的消息，却让我感到如此空虚，我姥姥于我，曾是那样强大的存在，却可以在一瞬间被抽离。我没有哭，甚至还等着孩子又打完一场乒乓球，再开车回家。一路上路牌迎面而来，颍上，夏桥，詹家岗，都是童年里我姥姥带我走过的地方，此刻，它们像是一群好事的亲友，专门等在这里，七嘴八舌地向我讲述往事，要看我掉下泪来。我握着方向盘，看着前路无声地哭了一会儿。到家时情绪已经平稳，跟亲戚们寒暄，一块儿去吃饭，饭毕，来到灵前，跟守在那里的几个堂姐聊天。她们说起我姥姥的那个侄子，来了就砰砰砰地磕了三个响头，磕得那叫一个响。又说我姥姥收养的那个女孩哭得最凶，也是，她的人生是由我姥姥赋予。如今对于我姥姥收养孩子这件事，大家的看法完全不同了，都说这件事做得太智慧了，虽然那个女孩并不能为舅姥爷做什么，但舅姥爷跟她一家人住在一起，跟前热热闹闹的，比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好太多。大家又说起我姥姥生平的各种好，比如，没有改嫁。倒不是赞赏三贞九烈，而是如若我姥姥改嫁，我妈必然要被丢给她爷爷奶奶，那家人是不会对她好的，也就在农村随便找个婆家嫁了，现在不知道过什么日子呢。我姥姥一生性情暴躁，负累我妈不少，但这一件事，就令我妈十分感恩。猝不及防的，大堂姐对我说：“你姥姥进重症监护室以前我在跟前呢，她跟我说她最想两个人，你猜是谁？”我心想可能是那个养女和表舅吧，便笑着，说：“是谁啊？”果然一个是那养女，另一个，大堂姐看着我，说：“是你。”我表示吃惊，尽量以正常口气说话，我以为天黑她们会看不见我的眼泪，这似乎是自欺欺人了，被大堂姐识破并揭穿之后，我终于，痛痛快快地哭了起来。我哭，是因为悔恨，悔恨我没能好好地跟我姥姥告别，让她留一个心结。也悔恨我曾经的戒备与冷淡，悔恨我那个时候，不能够相信她的感情，视为她喜欢戏剧化的表述。我以为，我早就不再是她最疼爱的那个人，她曾经对我的爱，早已被她对其他人的感情覆盖，我们纵然常常相见，实际上，早已失散在漫漶岁月里，而我，早已习惯了这种失散。我后悔没有对她更好一点。最后一次分别时，我姥姥叫住我，说，你不能给我买个茶杯吗？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出门，好几天之后，才想起这件事来，在网上买了个杯子寄过去，那杯子不贵，但玲珑剔透，很可爱，听我妈说，我姥姥摆弄了一晚上。现在想想，为什么我不能给她多买几个呢，各式各样的，那她该多高兴，她最喜欢这种小玩意。我如此节制地只给她买一个，是因为，我妈说她已经有一大堆杯子了。我不知道，分别就在眼前，寻常岁月里，日子可不就得理性节制地过，她要一个，我就买一个。许多事情被我记起来，比如我上小学时，我姥姥住在城市另一端我妈工厂宿舍里，周末我去她那儿，她都逼着我我吃一只甲鱼，那是多么可怕的体验啊，那么腥，又是骨头又是皮，又是还有让我恐惧的甲鱼蛋；周一我乘厂车离开时，她会站在车窗边，目送我离开，她的眼神，让我很不自在、不习惯；再早一点，是在詹家岗的时候，她喂我吃饭，一边喂一边说：“你将来也会对姥姥这么好吗？”我铿锵地回答：“会！”我一生予人承诺不多，就这么一个，到底也落空了。李安的《少年派》里说：“人生就是不断地放下，但最遗憾的是我们来不及好好告别。”但谁能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分离。好好在一起，就是好好告别了，否则，无法再见的时候，那些被你无视过的感情，都会一遍遍地虫噬你的心，成为对你当初凉薄的报复。往事已如烟，既往不可追，我还能做到的，也许是不要再那么不相信别人的感情，以及，以告别的心情，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生命终有止境，我们和每一个人的交集，都是在一场或长或短的告别中，好好活着，好好告别，也许对自己，也是如此。
【责任编辑：身中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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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姥的美国梦：说着一口流利英文给外国人看中医
日05时48分来源：
转载自NYT教育频道（ID:nytedu）
我们很容易接触到一些同龄人的异乡故事，记录他们如何在海外吃苦耐劳、辛勤地实现梦想；但我们却很少读到那些比我们年长很多的「异乡人」的故事，就像今天这位作者的姥姥：退休之后，从64岁才展开自己的「美国梦」。
我很感谢作者把这样的一个故事书写下来，这篇文章不只记录了她姥姥如何从一位301医院的西医摇身变为在美国开诊所的中医，也是一部「女性个人史」和罕见的对于「老年海外移民」的迁徙路径及其所面对的文化冲击的细致观照——为了照顾晚辈，姥姥退休之后来到美国。因为生性独立，自己出门找工作，还靠着过去做医生的底子参加培训学起了中医，一切从头来过，异乡的征途从人们通常定义的「耳顺之年」才正式开始。
从64岁到85岁，姥姥不但前后开了好几家在当地颇受欢迎的中医诊所，还学会了开车、自己赚钱买了奔驰，而且一边吃素一边去教会，在不同的文化习惯之间吸纳精华如鱼得水。同样身为女性的作者，从充满活力的姥姥身上学会了「只要你争取，什么东西都能做得到。」至于人应该在哪个年龄达到生活的顶峰，更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
来美国之前，我姥姥是301解放军总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小时候，我夜里睡不着觉，姥姥会坐在我床边，在台灯的暗光下给我讲七八十年代的病例：有一位病人是养鸭子的农民，为了省时间，每天喂鸭的时候他会一只手里抓五条小鱼，拿不了的鱼装在裤子的四个口袋里，嘴里再塞几条。
有一天，他因为某种事情突然就惊了一下，把鱼吞到了气管里，来医院看急诊。姥姥跟我讲，她每次用镊子拽那条鱼的尾巴，鱼就会挣扎，惹得病人直叫唤。
听到这里，我会开始笑，姥姥就会说我。「你别笑，」她训斥道，「你做事也是很粗心的。以后慢一点，细心一点，别老挑捷径走。」姥姥讲的故事都配有跟我生活有关的寓意——吃饭别狼吞虎咽、做数学题要多检查几遍，等等。年轻的我觉得她迂腐，假装不听，但实际上到了今天还是记得清清楚楚。
▲ 1986年，姥姥在301医院。
姥姥叫王赋冰，上海人，1929年出生，父亲是书店管理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她在中国「解放」前后上了南京大学医学院，1958年毕业以后分配到北京空军总医院，1976年被调到301医院，一共干了38年耳鼻喉科医生。1993 年，64岁的姥姥退休后创立了301医院下面的一个防癌体检队。但当时她的女儿在美国怀我有困难，于是姥姥把自己的工作放了下来，到美国照顾我妈。
我父母早在1983年就从中国移民到了美国，读完研究生在加州硅谷安顿下来了，两位都是电脑工程师。我出生后，姥姥本来打算住在我们家，但她独立性很强，不习惯依靠着别人，所以没呆多久就出门在湾区找工作了。因为姥姥的英语不好，考不了西医执照，她通过中文报纸上的广告找到了几份零活：一份在家附近的一个加油站便利店当收银员，另一份在一个香港点心餐厅做服务员（穿着一套俗气制服推着小车）， 还有一份是给一个华人家庭看小孩。
通过后者，姥姥有一天带孩子去公园玩儿的时候，发现旧金山有一个叫「中医之家」(America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的组织，周末提供免费中医课。中国有中西医结合，所以姥姥在301已经学过中医基础知识，虽然当时她不是很信中医，但她想，至少给病人扎针灸开药比给人家加油强，于是下了决心考中医执照。
加州湾区华人多，中药店也多。许多华人认为找西医看小病太贵，也不合算，因此中医更受欢迎，工作机会也比较丰富。1980年在旧金山创立的中医之家周末提供免费的中医课，学到一定的程度可以考加州的中医执照。
因为姥姥住的地方离旧金山开车有一个多小时，而老人晚上开车不安全，中医之家让她周六晚上睡在学校的沙发上，第二天早上继续上课。同时，她还继续在加油站上班。但有一次，姥姥在加油站不知不觉把啤酒卖给了一名高中生 （「他长着胡子，谁知道他那么年轻？」姥姥后来说），孩子喝吐了，母亲来找姥姥算账，老板就把她开除了。后来因为我父母平时白天上班，姥姥就在家陪我，我睡觉，她背中医教科书里的理论，我哭，她一边哄我，一边对我念教科书，这样复习了半年就去考试了。
每个季节，中医之家会带一班学生从湾区到洛杉矶去考执照，每次20名学生里有两三个会考过。执照考试要六个小时，笔试200道题，加上针灸临床。姥姥第一次考没有通过，因为临床是用英语，姥姥把英语的「左」和「右」搞反了。但是第二次考，姥姥很顺利地通过了。
当年，周围刚来美国的中国移民都在追求所谓的「美国梦」，很多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而姥姥就不一样了。为了来美国，姥姥放弃了她在北京新创立的防癌体检队和经过40来年积累的医生声誉，一切从头开始。姥姥没想到，虽然自己退休了，英语只会说几句，却在美国踏上了新的人生征途，不知不觉地也开始实现起自己的美国梦来。
中医执照拿到了手，姥姥把证书夹在一个玻璃镜框里，挂在客厅墙上。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不会找病号。姥姥在美国从来没有看过病，不了解医疗系统，所以她先在湾区的一个中医大学的附属诊所给病人扎针灸。这份工作很不公平，姥姥一周必须工作七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八点，每个月只挣一千两百美元，还要扣税。
另外，姥姥发现中医大学的华侨校长不诚实，据说他在中国获得的中医文凭是假的，他实际上是中国民航医院的一位技术员，而且还经常骗病人的钱（姥姥当时的说法我无法核实）。两个半月后，姥姥不满意就辞职了，但走之前她学会了一个重要的窍门：病号是从打广告来的。
之后姥姥在湾区的中文报纸里打广告，并附上一篇软文解释为什么某个病会发作，她怎么能够治好，比如：「（本报讯）有过眩晕经历的人，都知道那种天旋地转、头晕目眩的恐惧感。只要发作过一次，终身难忘……」最后列上姥姥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这样，病号了解她的理论，就开始来找她了。
▲ 2000年后的某一年，姥姥的一则广告刊登在当地的中文报纸上。
离开了中医大学以后，姥姥主动拜访了湾区的几家中药店，问要不要跟中医合作。其中一家在华裔人口居多的郊区米尔皮塔斯(Milpitas)的药店同意了，他们给姥姥提供地方和推拿床，姥姥通过开药给他们带来生意。
我上小学时许多暑假陪着姥姥坐在店后面，在我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是药店的老板娘，每天打扮很美，养了五六只波美拉尼亚狗在中药店里满地跑。这位老板娘在中医圈子里是一个雷人的八卦话题，因为她是偷渡来美国的，后来海关一看她拿着美国护照但一句英文都不会说，就把她送去了监狱。
后来因为美国放宽了移民政策, 这个女人的一个亲戚把她救了出来，当时老板娘还是一位年轻的傻姑娘，在一家中药店求老板给她一份工作，每天早上天一亮就起床给老板的全家做饭，然后帮助打理药店，慢慢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儿，到嫁给老板的儿子，后来又变成了药店的继承者。姥姥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离婚，开了自己的药店，生意比前夫和公公做的好得多。
姥姥主要的治疗方法是针灸和开药方，偶尔也会推拿、修指甲和烤神灯。她大多数的病人是华人，但也有少数的洋人，他们来找姥姥是因为中医在他们眼里含有一种神秘感。虽然这些病号不了解针灸的治疗理论，但一般觉得刺针进皮肤这个概念蛮有意思的。
华人病人对中医理论更了解一点，但许多病人——尤其老年人——看中医是因为他们认为西医太贵了，看中医能省钱。对于这些病人，姥姥很小心。她原来在中国领导过防癌体检队，所以一看见她中医的病号身上有瘤子，就马上拒绝他们的生意，让他们去看西医。最让姥姥伤心的是看到病人因为省钱或迷信而耽误了西医治疗。
湾区的很多中医跟她不一样，会接受这些病人，坚称中药可以治疗癌症——他们对中医理论有一个傲慢的态度，不想被人说中医不如西医，所以为了保护他们的自我与公信力而继续不正确的治疗方法。
每次姥姥听说又有病人因为中医而把治病耽误了，她都会摇头，重复说当西医学到最重要的道理是：「医生是人，不是神仙。」她认为真正的好大夫不会害怕承认有的病自己治不好。
1998年，姥姥用自己在美国和中国合起来攒的钱，加上我妈的一些帮助，在米尔皮塔斯买下一栋房子，在一楼开了一家中医诊所。因为姥姥的生活习惯比较简单，她把楼上的三个房间租给了几位正在社区大学念书的中国留学生，自己则睡在一层的一个角落里，客厅用半透明的塑料屏风隔开，后面放了两张推拿床。姥姥也没给这小诊所起什么名字，打广告时只留了自己的姓名与电话。
▲ 姥姥每周都有几天在这家药店工作，实践她的大部分中医事业。
卖了自己的房子以后, 姥姥在1998年把我的姥爷也从北京接过来了。三年前，姥爷来过五个月尝试美国的生活，姥姥正在复习中医执照考试，她和一些同学拿姥爷当人体模特，整天围着他转，在他身上贴各种标签。
姥爷在美国的生活跟姥姥大大不同 。姥爷之前在北京是民航的物资司司长，退休以后帮着姥姥关照她创立的防癌体检队。姥姥去美国之后，姥爷还继续帮她管理这支体检队，但姥爷自己来到美国以后，选择追求退休后的安静，真正享受生活。 姥姥在外面到处跑，姥爷则在后院安装了一个门廊秋千，弄了一个花园。
姥姥本来想让姥爷在诊所里当她的助手，给她抓药，但姥爷不愿意。他最爱的是后院里的白兰花，暑假时每天早上会送我一朵新摘的花。
我从来没有见过白兰花，觉得它长得像缩小的香蕉，但挺好闻的，舍不得丢掉所以在床边攒了一堆熟烂了的花瓣。姥姥和姥爷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是相辅相成的，有时候我妈早上送我去他们家，我会发现有糖尿病的姥爷躺在沙发上读关于糖尿病的中医理论书，而姥姥在花园里摘西红柿。
▲ 2001年8月，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密比市健华中药店前，姥姥和姥爷的合影。
我小学和中学每年暑假和寒假都在姥姥家过。姥姥给病人把脉，诊断病因，都要求我坐在旁边听着，目的据她说是为了培养我对学术的兴趣。一次针灸要四十分钟，姥姥给病号扎上了针，设置好了计时器，就满屋子追着我学中文和数学。
出于她之前看孩子的经验，姥姥发现许多华裔孩子都不会说中文，所以从我出生的时候就坚绝不让我父母对我说英文，而要让我学中文。我小时候很调皮，一听到推拿床上垫的纸发出的窸窣声，就知道姥姥马上要从屏风后面出来，于是把她的病例藏起来，告诉她病例丢了，因为我知道当她忙着找病例的时候就顾不上我了。
虽然随着科技发展，大多数的医生已经启用电脑系统来做记录，但姥姥坚持她在301的习惯，保存着一叠叠的纸病例。
诚然，姥姥当中医最大的优势是她的西医背景。虽然中医和西医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了解病情，姥姥一直保持了她学西医时候训练出来的仔细和责任感。最让姥姥反感的是看到别的中医不守消毒的规矩。
譬如说，姥姥在医学院学过，用酒精棉在病人的皮肤上擦过一次就应该扔掉，下次擦再拿新的，但很多没有西医背景的中医会来回用同一块棉花擦，棉花掉了还在被子里找。同时，中医也帮助姥姥加深了对中西医关系的理解。刚考过执照时候，姥姥认为中医的疗效都是心理作用，只有西医才真正能治病。
但时间久了，姥姥发现她新学的中医学问帮她形成了一个特长，就是用中药调理有不孕不育问题的夫妻，尤其在试管婴儿和保胎方面，这改变了她对中医的看法。在美国，做一次试管婴儿很贵，但成功率没有把握。
姥姥列了一个方子，吃完她的草药，病号的成功效率会提高。按姥姥的估计，在 20 年的过程中，她看了差不多 500 个不孕不育的病例，其中 300 多最终生了小孩子。其中除了几对日本人和洋人，几乎全部是华人。
对于这些病人，姥姥有一个特殊要求，就是孩子生下来之后，病人必须把孩子的一张照片送给她。每次朋友来姥姥家翻开几本厚厚的相片集，都会问她照片里面是不是外孙女儿，怎么长得不太像，姥姥才会回答不是，是她帮病人怀上的孩子，小时候我听到还觉得嫉妒。
有一次，一位病人给完照片以后，她丈夫当天晚上又来敲姥姥的门，想把照片要回来。姥姥不同意，说这是他们已经讲好的条件。那位丈夫害怕姥姥用照片做宣传，侵犯他们家的隐私，于是姥姥把影集翻开给他看，原来这些孩子的照片都跟她自己孙女儿和孙子的照片收集在同一个本子里。
姥姥这样就证明收下这些照片是为了做纪念，不是为了做宣传；帮助那些父母克服这么大的障碍之后，姥姥感到自己在每个孩子的身上有了功劳。直到今天，她还记得每一个孩子父母当时的情况。后来她建立了自己的个人理论：中医调理，西医治病。两个之间不必要有矛盾，合并在一起有时候更有效。
时间长了，姥姥的病人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洋人。他们大多数的看病原因是关节或肌肉痛，西医治不好，想找姥姥扎针灸。姥姥的英语口音很重，每次她跟西方病人打电话，我妈在背后听都会笑，因为姥姥想说「Don’t worry, I will cure you」（别担心，我会把你治好的），而听起来就像 「Don’t worry, I will kill you」（别担心，我会把你杀死的）。
▲ 1999年，姥姥在家庭诊所与两个孙女的合影，左边的女孩为本文作者林嘉燕。
在我大概11岁时候，有一年暑假，姥姥下了决心训练我当她的翻译。「你现在开始锻炼，」她对我解释，「以后可以去联合国当同声传译员」，但那会儿我才小学五年级，根本不懂风湿或关节炎是什么东西，何况，这些病跟联合国的工作也一点关系都没有。
西方病人也斜着眼看我，感觉姥姥有毛病，为什么叫一个小孩子坐在这里，我是不是算违反劳动法的童工？ 姥姥还和一位小学老师交了朋友，引起了我妈不高兴，因为姥姥会用免费治疗来换英语课，而我妈觉得英文课不值得 40 分钟的针灸，认为这位老师在占姥姥的便宜（姥姥平时收 40 美元一次，只要是现金支付；病号走保险的话她就收到 25-100 美元不等）。
尽管如此，虽然姥姥这位穿着布鞋、爱挥动手的白发老太太从外表上瞧有一点异样，她看病还是很能干，甚至还有一对拉丁裔的病号专门从洛杉矶开八个小时的车来找她做治疗。
能休息的时候姥姥也不休息，还继续想办法开阔我的视野，在我12岁的时候还拉着我当她的小助手。家里的诊所成立了之后，姥姥把车库的一半装修成了一个药房，让我帮她整理药。姥姥给某一位病号开完方子就把一星期的药抓好了，我会再把药分成七个小部分，完了叫姥姥检查，分的不够仔细她会骂我。
一小时姥姥付我五块钱，当时我不懂钱的重要，把钱乱丢在桌子上，姥姥也会来批评我。「从小学会理财，以后才有出息，」她告诉我。「钱是靠努力挣来的，天上不掉馅饼，钱一定要收拾好。」
姥姥的中医诊所越来越受欢迎，加州针灸局(California Acupuncture Board)会邀请她讲课，请她在他们的小报上发表文章。回忆当时的成功，姥姥说她没有想太多，因为当时她唯一的目的是在美国独立生存，顾不上别的了。
而当中医跟之前在北京301医院的最大的区别是，在美国当一位成功的中医需要更加主动。毕竟在中国，姥姥跟我讲，大学毕业以后她不费力就被分到了医院，一直当人家的员工，病号是哪里来的完全不用操心。
姥姥在301的工作很稳定，不需要什么创造性。在美国的中医场景里，姥姥没有一个固定的路线图，必须主动开诊所，打广告，总是需要创造新方法扩大她的企业。当自己的领导有时候让她感觉苦恼，但同时也很惊险。
因为姥姥最开始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打工，1995 年她 67 岁时决定学开车。姥姥当时找了一位华人教练，对方说姥姥只要付 600 美元，保证走后门让她考过，没考过不用付钱。基于她的年龄，姥姥很紧张，所以答应了。
考试的那一天，教练所说的熟人在一个陌生城市的机动车辆管理局(DMV)工作，姥姥一条路都不认识，另外按她的说法，教练借她去考试的车好破，都没有速度表（姥姥后来跟我这样说的），她都不知道自己开的多快，要不是考官突然把脚踩到刹车上，姥姥差点没撞死一位过马路的老太太。接着考官痛骂了姥姥一顿，虽然之前答应让她过，现在改变注意了。
几个星期以后，姥姥又雇了另一位驾驶教练。一上门，这位教练也说，如果姥姥付 300 美元，她保证托关系让她考过。但这次姥姥学会了，还是要走正规的方法学会开车，要不然对别人也危险。这样学车虽然困难一点，但姥姥获得了她在美国最宝贵的技能——这可以让她到处看病人。她也看明白了，在大家一起辛苦挣扎的环境里，走后门未必有好的结果。
后来姥姥用她做中医赚的钱买了一辆银色的奔驰，感觉非常得意。那辆车在她看来，代表着她的独立。可以开远距离以后，姥姥跟别的医生合作另开了几家小诊所。由于她缺乏时间和合作框架来管怎么多事，这些诊所都没有坚持很久，但各个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其中比较有趣的是一家在旧金山里士满区的诊所。在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她发现这家诊所要转手，认定这是一个金矿，虽然离姥姥家开车要一个半小时，但诊所的地理位置很好，华人居民多，房租又合算。姥姥平时要管自己家里的诊所，还有几天在药店上班，所以她只能周末去旧金山那家，于是雇了之前在那边工作的管理员帮她看着。
姥姥并没料到，这位管理员竟然把诊所变成了一个色情按摩室，后来有人看见诊所每天晚上营业到半夜三更，就报告了警察，因为诊所是在姥姥的针灸执照下登记的，警察就来调查她了。姥姥的英文不够流利，所以造成了很多麻烦。
后来，警察看姥姥是一位老太太，就给了她一个警告，劝告她把诊所关了，要不然下次如果再发生，姥姥的中医执照就要没收了。诊所才开了一个月，姥姥就打广告又把它给卖了，赔了一笔钱。然而姥姥还是有一定的收获，因为她学到了湾区的中医市场含有很多骗局与阴暗的地方。
还有一次，旧金山的诊所关了之后，姥姥在中医之家的一位同事把她介绍到了一个新开的诊所，新诊所的老板是一位电脑工程师，没有中医执照。该诊所据说有按摩师但没有中医，所以他想找姥姥当中医，姥姥说去了以后发现他们请她来是为了拿她作幌子，这家所谓的「中医诊所」没有中药也没有针灸，为了骗保险公司的钱，店里的按摩师、美容师和理发师每次做按摩或理发都想让姥姥签字以针灸的名义走保险。
姥姥呆了两天，觉得很反感就走了。姥姥还听说一位年轻的中医，虽然刚考到执照，她自己不看病，而是把执照租给没有考过执照的中医。
保险诈骗和其他欺诈在湾区的确是一个普遍现象。姥姥经常会试着劝这些不正规的医生不要这么做，说作为有家有孩子的移民，这种欺骗政府的游戏玩儿不起，万一被抓住了，这一切都会丢了。
出于姥姥过度细心的性格，她把每一家犯错的地址，包括门牌号码，都记下来了，对我和妈妈抱怨的时候，都会先说马路名字然后门牌号码，再解释他们犯的错误。姥姥也给加州针灸局写过信举报这些违规行为。加州针灸局在网上公示着一份详尽的名单，列出了该州因为卖淫、骗保或者「不称职」等各种犯罪、违反职业规范的行为而被传讯以及遭受处罚的执业者名字。
不过，针灸局一直没有给姥姥回应，姥姥臆测有可能是因为针灸局的生存得依靠着这些诊所。反正，不只是姥姥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些违犯行为存在，湾区的许多中医和病人都观察到了，但他们大多数是移民或者年纪比较大，英语又不好，他们不了解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改变现状，怕惹事，所以保持安静，有时候会互相说说，但心里感到无能为力。在姥姥的应办事项里，解决这些问题是唯一剩下来的，但她也想不出来该怎么办。
我在姥姥的身边长大，她的中医经验也进入了我自己的生活。小时候每次得小病，比如感冒了或脸上长痘痘都会找姥姥吃中药，运动受伤也会去姥姥家烤神灯。几次姥姥想给我扎针灸，我怕针，躲在桌子底下，后来姥姥就放弃了，但总的来说，家里有一位又懂西医又懂中医的长辈减少了许多健康问题。
在姥姥的身边混，我也找到了丰富的机会满足我的好奇心，比方说，乘姥姥不注意的时候我喜欢翻她的东西，有一次在冰箱里找到了一只晒干的蛤蚧，它有长尾巴，四个爪子，还有翅膀，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动物，感觉非常得意，从此以后每次带美国同学来姥姥家玩儿，我都会拉开那个冰箱抽屉给他们看那只蛤蚧。「哎，好恶心！」他们会说，然后我会很虚荣地向他们介绍蛤蚧的贵重药用属性，说它能补充雌性激素。
很多年来，这些回忆只是我逗朋友乐的小故事。到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真正开始理解这些经验对我的意义。我大学快要毕业了，开始准备进入成人社会才明白，通过对姥姥如何克服那些人际交往和跨文化问题的观察，虽然她不会每次选择正确的方法来解决一些文化差异与矛盾，但令我增长了见识，认识了各色人等。我陪伴姥姥体会到了道德和生意之间的平衡，不同背景者之间的交流，还有追求梦想的成果，这些都给我创立了一个新的视角，促成我变得更开明，更有同理心。
这些经验也一直让我跟中国文化保持着连接。姥姥的成就大多是出自湾区的华人共同体在各个方面的帮助。她刚到美国开始找工作，帮助她的都是华人，因为他们了解一位新移民的困难，后来大多数的病号也是华人，在这些圈子里认识的人变成了姥姥的朋友和竞争对手。进入了我的少年时期，我把重点集中在课上，认为自己没时间学中文，但每个暑假一回家就会重新被推入到姥姥的中医世界里。
我也从姥姥那里学到了恒心和坚持。2008 年，姥爷去世了。那年我们家有了很多变化。根据佛教的说法，姥姥开始吃素，为了让姥爷投胎到一个更好的生命，同时为了交新朋友，姥姥也加入了基督教会，每周日去一个华人教会，出发之前会试着拉我去，尽管我从来都不同意。我曾经问过她，「这两个宗教习俗不是有冲突吗？」而她回答：「我在上半辈里都没时间思考宗教问题，现在终于有个机会，为什么不能同时多考虑几个？」
为了让我上一个好的私立高中，姥姥陪我搬到了另一个城市，离我父母家和姥姥自己家开车要一小时多。在我们的新「家」里，姥姥的想法是，她已经 78 岁了，老伴也走了，住的也离诊所太远，现在外孙女儿的教育最重要，不可能再每天看病号了，所以她报名了我高中旁边的英语(ESL)学校，决定不当中医了。每天早上，打发我上学以后，她会上半天的英语课，我在自己学校上体育课时经常会在跑道上遇见姥姥跟其他老人做课间操，她看见我会过来很大声地提醒我学习要努力得A，我在同学面前感觉尴尬，但想躲着她也躲不了。
不久之后，姥姥发现了她还是坐不住，犹豫了几个礼拜以后又把病号叫回来了，每天早上开车回原来的家看病人，然后争取我下午三点半下课的时候赶回来。在这段时间，姥姥的车子对她有莫大的重要性。
然而有一次，姥姥失去了她的独立。她 80 岁更新驾照的时候发现右眼的眼底出血，因为视力而没有考过，驾照被没收了。没有车，姥姥没有办法开回家看病人。这是唯一一次我看到姥姥难过到那个程度，接着好几个月都垂头丧气的，每次我妈告诉她「年纪都这么大了，就别开车了」，姥姥都会跟她吵起来。但姥姥的眼科医生安慰她说，眼睛治好了还有机会重考，所以姥姥一恢复了右眼的视力，就马上请了一位驾驶教练每天联系考试路线。
为了防止万一，我那年春天自己考驾照的时候，姥姥还让我把机动车辆管理局十多个窗口的不同视力考试都抄下来，姥姥回家背得滚瓜烂熟。年轻人考驾照一般是20分钟的事，但一定年龄以上的老年人要一小时多，在考试的结尾考官还会把老人开到一个比较远的地点，要求他们原路开回来。第二次考试，姥姥全部通过了，新得到的驾照有效期至 90 岁。姥姥很兴奋地告诉了我，「谁知道我90岁还活着不，到时候再说吧。」
我也学会了，只要你争取，什么东西都能做得到。从此以后，我做事一旦想放弃，姥姥就会提醒我，「你还记得我学开车的那个故事么？」而我没办法，只能回一句，「哪一次学开车的故事？！」
去年，我跟几位大学同学在讨论人应该在什么年龄达到生活的顶峰。
我那位想当投资银行家的同学回答，「30岁」，这样20多岁疯狂地工作完了，攒够了钱，可以早退休，在中国、日本、泰国、墨西哥各买一栋别墅享受生活。
另外一位是学经济的，很有分析性思维，回答，「45岁」，因为科学研究表明到了这个年龄以后，人会根据一个很整齐的钟形曲线进入智力和体力的衰退。
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听错了，以为我们在谈生育能力，回答，「男生18岁，女生30岁。」
最后轮到我了，我想起了姥姥，想起她刚烫完卷发在诊所里来回跑的样子，我不顾同学们的眼神就说，「你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方法都不对……」
▲ 姥姥和我在我的高中毕业典礼上，高中期间她一直在照顾我。
今年，姥姥 85岁了，上个月又做了一次决定不当中医。这次是因为姥姥搬到了湾区最热门的老人公寓，周围有强大的华人社区，又离斯坦福医院很近，姥姥在等候名单上等了 5 年才被收取。她和妈妈打算把旧房子租出去，所以把一楼的诊所给拆了。不过，虽然姥姥不再看病人了，她找了无数个新爱好来打发时间。姥姥在老人公寓的后院种了一个花园，一大早会去给花浇水，然后跟其他老人一起跳广场舞，隔几天给姥爷的坟上送花，织毛衣，还买了一台二手钢琴每天自学。
八月份，开学之前，我去看了她一次。走进她的房间，我注意到墙上挂了她在外面捡的枫叶和在画画课上素描的花瓶。我们一起坐在从以前的家搬过来的沙发上，我问她，现在不当中医了，会不会觉得可惜？
姥姥像以前一样挥了一下手。「你说，我年轻时候，谁想得到有一天在美国会变成中医？ 活着瞧。」 她接着解释，反正她现在有 20 年的中医经验，没诊所也可以给人做咨询。
我从姥姥学到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的精彩是一个大雪球，一直要向前滚和增大，走完一条道路再找下一条，永远有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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