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伟大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Михаил&Лермонтов）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俄语：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日——日），是继普希金之后俄国又一位伟大诗人。被别林斯基誉为“民族诗人”。
& 日生于莫斯科。[2]
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塔尔哈内度过的。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天资聪颖通晓多种外语，在艺术方面也很有天分。后来考入莫斯科大学。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转入圣彼得堡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日，他因病到帕吉戈尔斯克疗养，和这里的退伍少校玛尔廷诺夫决斗而死，年仅27岁。外祖母将其安葬在塔尔罕内。
&诗人的童年是在奔萨州阿尔谢尼耶娃的塔尔罕内庄园中度过的。他接受首都式的家庭教育，从小就能流利地说法语和德语。1825年夏，外祖母带莱蒙托夫到高加索的矿泉疗养。儿时对高加索自然风光和山民生活的记忆在他的早期作品里留下厂印记(《高加索》1830年；《蓝色的高加索山，你好!…》1832年)。1827年莱蒙托夫全家搬到莫斯科，1828年他作为半寄宿生进入莫斯科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四年级，在那里接受人文教育。还在塔尔罕内时，莱蒙托夫就对文学和诗歌创作表现山了强烈的兴趣。在寄宿学校，他的主要方向是研究A·c·普希金和拜伦风格的长诗。拜伦式的长诗成为莱蒙托夫早期的主要作品。年，他写下了《海盗》、《罪犯》、《奥列格》、《两兄弟》(死后发表)、《最后的自由之子》、《伊兹麦尔一白》和《恶魔》等诗篇。这些长诗的主人公都是与社会抗争、践踏社会和道德规范的英雄、被抛弃者和暴乱分子，“罪恶”悬在他们头上，这种罪恶通常被秘密笼罩，并以苦难的表象出现。
&1830年3月，根据枢密院令，莫斯科寄宿学校改为普通中学。1830年，莱蒙托夫“请求”退学，在莫斯科郊外斯托雷平家族的谢列德尼科沃庄园避署消夏，同年考取莫斯科大学思想政治系。莱蒙托夫的初恋发生在这段时期，他深深迷恋上了E·A·苏什科娃(年)。他是在友人A·M·韦列夏金娜的家中结识苏什科娃的。因为她，诗人于1830年开始丁自己的抒情诗创作期(《致苏什科娃》、《乞丐》、《十四行诗》、《夜》)。
不久以后，莱蒙托夫又疯狂地爱上了剧作家中·中·伊万诺夫的女儿H·Ф·伊万诺娃(年)，尽管这只是一段短暂的恋情。诗人的个性形成于这几年(年)，不断地移情别恋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尝试了解自己。这时，诗歌出现了“片断思维”体裁，诗的中心部分是不停地进行自我剖析和自我认知。他在1830—
1831年创作的诗歌开始表现社会主题。莱蒙托夫鲜有直接意义上的政治抒情诗；社会政治课题通常融人到他的哲学和精神思考体系中。这在莱蒙托夫19世纪30年代初创作的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莫斯科大学哲学和政治氛围浓厚，学校成立了兴趣小组和学生社团(
И·B·斯坦克维奇、A·
И·赫尔岑和B·Г·别林斯基都组建过社团)。没有资料显示莱蒙托夫与这些团体有何关联，但他有可能赞同它们在政治上特有的反对派精神，甚至参加过学生活动。这些思想早在《土耳其人的哀怨。（1829年）和献给年欧洲革命（《日》巴黎、《日》）、法国大革命（《来自安德烈·申尼耶》，）及普加乔夫起义（《预言》，1830年）的组诗中就有体现。莱蒙托夫这个时期开始构思展现年农民起义全景的小说《瓦季姆》，只是他第一次尝试写小说。
他这一阶段诗歌的抒情对象是巴赫梅捷夫的妻子、莱蒙托夫大学同窗的妹妹B·A·洛普希娜(年)。他对她的感情最为热烈，也最持久。洛普希娜既是他早期诗歌(《K.莱蒙托夫》1831年、《她不是骄傲的美人……》1832年等)，又是晚期作品(《瓦列里克》，《恶魔》第六次印本的题词)的抒情对象或主人公原型；她的形象走进了诗歌《不，我没有如此强烈地爱着你》和《利托夫斯卡娅公爵夫人》(维拉)。
年，诗人早期的抒情诗创作达到颠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
1832年后，莱蒙托夫开始涉足叙事诗(心愿》1832年、《美人鱼》
1832年)和散文体小说领域。莱蒙托夫此时诗歌关注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中世纪的俄罗斯历史(《最后的自由之子》1831年、《立陶宛女人》1832年)，另一个是异域的高加索题材(《伊兹麦尔一白》1832年、《巴斯通志村》1833一l
834年、《哈吉一阿勃列克》 1833年)。
1832年，莱蒙托夫离开莫斯科大学前往圣彼得堡，希望在圣彼得堡大学继续求学；但他在莫斯科所听课程被拒绝评定合格。为了不重新开始学业，莱蒙托夫听从亲戚们的建议选择从军：1832年11月他通过近卫士官生入学考试，在军校度过丁两年时光，队列勤务、值勤和阅兵几乎占去了他所有的创作时间(军校生活粗糙自然地反映在他的士官生诗中一一《彼得戈夫的节日》等)。1835年，在莱蒙托夫毕业成为禁军骠骑兵团的一名骑兵少尉(1834年9月)后，他的创作又趋活跃。这一年面世的长诗《哈吉—阿勃列克》是莱蒙托夫第一次在印刷刊物上发表作品(据传，手稿是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投给杂志社的)。莱蒙托夫将剧本《假面舞会》的初稿交给书刊审查机关，同时还在创作诗歌《萨申卡》和《大贵族奥尔沙》，并开始写作小说《利托夫斯卡娅公爵夫人》。莱蒙托夫同A，
H·穆拉维约夫、 И· И·科兹洛夫以及与正在组建的斯拉夫主义小组关系密切的人的交情众所周知。在小说《利托夫斯卡娅公爵夫人》
(写于1836年，未完成，1882年发表)中，莱蒙托夫首次对社会生活进行描写，并提前预料到19世纪40年代出现的“生理学”。他同时还在创作着《假面舞会》(年)，这是第一部他认为值得发表的作品，他三次将剧本交付审查，两次修改，但剧本最终还是被禁。
年，莱蒙托夫创作丁第一首成熟的独具特色的长诗《大贵族奥尔沙》(年)。奥尔沙是他第一次尝试塑造的历史人物———名伊凡雷帝时期按照贵族荣誉法则生活的农奴主。这个土题在《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禁军士兵和勇敢的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
(1838年)中得到延续。莱蒙托夫与之相类似的抒情诗还有《波罗金诺》这首写于波罗金诺战役25周年(1837年)的诗篇是关于1812年人民战争的“微型叙事诗”。
&年，莱蒙托夫还没有进入到与普希金关系最亲密的圈子里，与普希金也并不认识。然而，他在获悉普希金去世消息后立刻写就的《诗人之死》却引发了轰动。日莱蒙托夫被捕，“禁诗”政治案件的调查开始了。莱蒙托夫在被捕期间创作了《邻居》《囚徒》、《女邻》(1840年)、《被囚的骑士》(1840年)等诗篇。其中，《囚徒》是他辉煌的“狱中诗”创作周期的开始。
1837年2月，莱蒙托夫接到调任下诺夫哥罗德高加索骑兵团准尉的最高指令；他于3月出发，途经莫斯科。由于中途患上感冒，莱蒙托夫留在斯塔夫罗波尔、皮亚季戈尔斯克和基斯洛沃茨克治疗；在追随骑兵团的路上“游遍了沿线各个地方，从基兹利亚尔到塔曼，他翻山越岭，足迹遍布舒沙、库巴、舍马哈、卡赫季，他身着切尔克斯人服装，肩背步枪，在旷野中过夜，伴着胡狼的嗥叫声人眠……”，11月份到达季夫里斯。1837年，莱蒙托大开始记录有关阿希克·克里布的民间神话(阿希克—克里布》)，他努力再现东方语言的色彩和“土耳其”说书人的心理活动；诗人在《捷列克的恩赐》、《哥萨克摇篮曲》和《逃亡者》中揭示了高加索民族的性格。在皮亚季戈尔斯克，莱蒙托夫遇见了莫斯科寄宿学校的旧交H·M·萨京以及别林斯基和H·B·迈尔医生(《梅丽公爵小姐》中韦尔纳医生的原型)；结识了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C·
И·克里夫佐夫、B·M·戈利岑、B· И·利哈廖夫和M·A·纳济莫夫)，·与A·
И·奥多耶夫斯基过从甚密(1840年写下《追忆A·И·奥多耶夫斯基》)。在流放期间和以后的口子里，从小痴迷绘画的莱蒙托夫的艺术天分充分展露出来。他的画主要是水彩画、油画和素描，种类有风景画、风俗画、肖像画和讽刺画，其中又以高加索题材的画为最佳。经过外祖母的多方奔走和向A·x·本肯多夫疏通，莱蒙托夫的流放时间缩短了。1837年10月，莱蒙托夫接到调往格罗德诺骠骑兵团(诺夫哥罗德州)、然后调回位于皇村的禁军骠骑兵团的命令。1838年1月下旬，莱蒙托夫回到圣彼得堡。年是他在文坛名声大噪的几年。他很快进入普希金文学圈，认识丁B·A‘茹科夫斯基、П·A·维业泽母斯基、
П.A·普列特尼奥夫和B·A·索洛古布，被卡拉姆津家庭接纳。最后—次流放前，莱蒙托大在卡拉姆津家中阅读了《乌云》1840年，其生前唯一一部诗集和《当代英雄》在圣彼得堡出版发行。不算上剧本和未完成的散文体小说，到1840年，莱蒙托夫留给世人的作品包括约400首诗歌和30首长诗。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诗人死后发表的。
年，诗人加入“16人小组”——一个由小圈子行为规则和成员的政治对立情绪联合起来的军界年轻贵族团体。这一阶段，在他的诗歌和散文体小说中似乎运用了普希·金的一些方法。但莱蒙托夫散文体小说的基本架构(诗歌亦是如此)在许多方面与普希金是对立的；普希金散文体小说的简约和诗歌“和谐准确”的风格不是他的特点。莱蒙托夫并没有与普希金的圈子结成密切的关系：无论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还是普列捷尼奥夫，远非所有人都接受他的创作。“有选择”地接受他的还有正在形成的莫斯科斯拉夫主义小组。莱蒙托夫也在仔细观察未来斯拉夫主义者(A·C·霍米亚科夫、Ю·Ф·萨马林)的活动，与他们保持着私人关系，还在《莫斯科维亚人》(1841年)上发表叙事诗《争吵》，但对待他们理论中的社会哲学基础却态度冷漠(《祖国》1841年)。
与莱蒙托夫关系最牢固的是《祖国纪事》杂志社。正是这家杂志刊登了他生前和死后发表的大部分诗篇，以及《贝拉》、《宿命论者》和《塔曼》1840年2月，在公爵夫人拉瓦尔的舞会上，莱蒙托夫与法国公使的儿子Э·巴兰特发生冲突；直接原因是上流社会的竞争——两人都对M·A·谢尔巴托娃公爵夫人感兴趣，而公爵夫人更喜欢莱蒙托夫。争执超出了私人范畴，上升到捍卫国家尊严的层面。2月18日举行的决斗以双方和解结束。但莱蒙托夫还是被交给了军事法庭，朋友和文学界的相识纷纷前来探狱。在此期间，对莱蒙托夫与巴兰特之间的冲突进行了新的解释，这恶化了事态的发展。1840年4月，上面发布将诗人调往高加索现役军队田加骑兵团的调令。他6月份才踏入斯塔夫罗波尔高加索军队司令П·
x·格拉别的房间，7月份就参加了与高加索山民的小型战斗和血腥的瓦列里克战役。
1841年2月初，莱蒙诺夫得到两个月的休假，返回彼得堡。他因作战勇猛而被推荐受奖，但尼古拉—世拒绝了推荐。诗人在首都度过的3个月中备受关怀；他有很多创作计划，打算退役并重新投身到文学活动中。在高加索接触到的东方精神生活令他感兴趣在自己的一些作品中，他触及到了“东方世界观”的问题(《塔马拉》、《争吵》)。
口，没有得到延期许可的莱蒙托夫回到高加索。5月，他来到皮亚季戈尔斯克，获准在矿泉停留疗养。在这里，他写下一系列诗篇：《梦》、《悬崖》、《他们相爱…》、《塔马拉》、《约会》、《叶》
、《我独自上路…》、《海的公主》和《预言家》。
在皮亚季戈尔斯克，莱蒙托夫找到了过去的老友，其中还有士官生学校的同学马丁诺夫。一次，在韦尔济林的家庭晚会上，莱蒙托夫的玩笑激怒了马丁诺夫。争吵过后马丁诺夫发出决斗的挑战；莱蒙托夫对这个小争执并未在意，接受了挑战，他没打算向同学开枪，结果自己被一枪打死了。莱蒙托夫就被安葬在塔尔罕内的家族墓穴之中。
主要作品有《海盗》、《罪犯》、《奥列格》、《梦》、《悬崖》、《他们相爱…》、《塔马拉》、《约会》、《叶》
、《我独自上路…》、《海的公主》和《预言家》。
抒情诗《鲍罗金诺》、《祖国》充满了爱国感情，《孤帆》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
长诗《恶魔》抨击了黑暗的农奴制社会。
《童僧》描写了一个不愿过监狱般修道院生活的少年山民的悲惨遭遇。
《商人卡拉悉尼科夫之歌》叙述蔑视沙皇权势、敢于和沙皇卫兵决斗的青年商人的悲剧。
中篇小说《当代英雄》，写以毕巧林为代表的贵族知识分子在沙皇统治下精神空虚的生活。
剧本《假面舞会》反映上流社会的虚伪和欺诈。
父亲尤里·彼得罗维奇·莱蒙托夫是退役军官，母亲玛利亚·米哈伊洛夫娜早逝，由外祖母家抚养长大，童年是在奔萨省阿尔谢尼耶娃的塔尔罕内庄园中度过，自幼体弱多病，能说流利的法语和德语。1827年全家搬到莫斯科，1828年进入莫斯科贵族寄宿中学，着手研究普希金和拜伦，开始从事写诗创作，这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海盗》、《罪犯》、《奥列格》。
1830年3月，莫斯科寄宿学校改为普通中学，莱蒙托夫请求退学，并前往斯托雷平家族的谢列德尼科沃庄园，同年考入莫斯科大学。在友人A·M·韦列夏金娜的家中结识E·A·苏什科娃，并与之热恋。这时期开始抒情诗的创作，但他不断地移情别恋，又爱上了剧作家伊万诺夫的女儿伊万诺娃。1832年，前往圣彼得堡。同年11月通过近卫士官生入学考试。1835年，成为禁军骠骑兵团骑兵少尉。日普希金在决斗中受了重伤，29日死亡，莱蒙托夫得知消息后悲愤至极，写下了《诗人之死》，激怒了沙皇。日莱蒙托夫被捕，调任下诺夫哥罗德高加索骑兵团准尉，足迹遍布舒沙、库巴、舍马哈、卡赫季。由于外祖母的奔走，1838年4月回到彼得堡。1840年生平唯一一部诗集发行。1840年2月，与法国公使之子巴兰特发生冲突，莱蒙托夫朝天放了一枪，被交付军事法庭。1840年4月，调往高加索现役军队田加骑兵团，第二次流放高加索。7月参与了高加索山民战斗和瓦列里克战役。1841年2月初，返回彼得堡，其英勇事迹备受肯定。1841年4月回到高加索。
日，在皮亚季戈尔斯克市近郊旁的马舒克山麓，韦尔济林的家庭晚会上，莱蒙托夫的玩笑激怒了士官生学校同学马丁诺夫，虚荣心很强的马丁诺夫要求决斗。莱蒙托夫没有开枪，结果马丁诺夫一枪击中了莱蒙托夫的心脏，当场身亡，年仅27岁。外祖母将其安葬在塔尔罕内。
莱蒙托夫 (Lermontov) 诗选
不，我不是拜伦
不，我不是拜伦，我是另—个人
虽被选中，却还默默无闻，
像他一样被世界放逐，
却怀有俄罗斯的灵魂。
我更早开始，也将更早结束
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
一堆破碎的希望沉在心底，
就像沉在海底深处。
海洋阿，阴郁，沉默，
谁能把你的秘密猜度？
谁能把我的思想说破？
我——或上帝—一或竟无人能说！
（飞白译）
在大海的蒙蒙青雾中
一叶孤帆闪着白光……
它在远方寻求什么？
它把什么遗弃在故乡？
风声急急，浪花涌起，
桅杆弯着腰声声喘息……
啊，——它既不是寻求幸福，
也不是在把幸福逃避！
帆下，水流比蓝天清亮，
帆上，一线金色的阳光……
而叛逆的帆呼唤着风暴，
仿佛唯有风暴中才有安详！
（飞白译）
我爱你，我的百炼精钢铸成的短剑，
我爱你，我的光亮而又寒冷的朋友。
阴郁的格鲁吉亚人为复仇把你铸造，
自由的契尔克斯人磨快你为了战斗。
一只百合般的纤手在那送别的时候
把你赠送给我，作为永远的纪念物，
在你的锋刃上第一次流淌的不是血，
而是那晶莹的眼泪——痛苦的珍珠。
那双黑色的眼睛，当它对我凝视时，
整个充满了一种神秘的难解的悲伤，
正如同你的钢锋在这摇曳的灯光前，
时而昏暗，时而又发射出闪闪寒光。
你是我的伴侣，爱情的无言的保证，
流浪人将要把你看作他很好的榜样：
是的，正如你一样，我的钢铁朋友，
我也永远不变，我的心也永远坚强。
我爱祖国，但却用的是奇异的爱情！
连我的理智也不能把它制胜。
无论是鲜血换来的光荣，
无论是充满了高傲的虔诚的宁静，
无论是那远古时代的神圣的传言，
都不能激起我心中的慰籍的幻梦。
但是我爱——自己不知道为什么——
它那草原上凄清冷漠的沉静，
它那随风晃动的无尽的森林，
它那大海似地汹涌的河水的奔腾，
我爱乘着车奔上那村落间的小路，
用缓慢的目光透过那苍茫的夜色，
惦念着自己夜间住宿之处，迎接着
道路旁点点微微颤动的灯火。
我爱那野火冒起的轻烟，
草原上过夜的大队车马，
苍黄的田野中小山头上，
那一对闪着微光的白桦。
我怀着人所不知的快乐，
望着堆满谷物的打谷场，
覆盖着稻草的农家草房，
镶嵌着浮雕窗板的小窗，
而在有露水的节日夜晚，
在那醉酒的农人笑谈中，
观看那伴着口哨的舞蹈，
我可以直看到夜半更深。
题伦勃朗画
阴郁的天才啊，你是理解
热情和灵感的激动、飞跃、
那场沉痛而又杂乱的梦
和拜伦使人惊异的一切。
我看到你用粗犷的笔触
画出的那半掩半露的脸；
在是否穿着神圣的僧衣、
流亡他乡的闻名的青年？
或许，什么不可知的罪行
截杀了他的崇高的思想；
四围都昏暗：他那高傲的
目光闪烁着怀疑和哀伤。
或许，这只是一幅写生画，
这国脸并不是什么理想！
或者是在痛苦年代里
你自己画着自己的肖像？
但是冰冷的目光永远地
猜不透深不可测的秘密，
而这幅不比寻常的创作
是对无情者严厉的责备。
<font COLOR="#30年 余振 译
天使飞翔在子夜空中，
口里吟唱轻柔歌声；
月亮、星辰和朵朵翳云，
潜心谛听神圣声音。
他歌唱天国花园清荫下，
纯贞的精灵无比欢欣；
他歌唱伟大至高的上帝，
赞美中不含假意虚情。
他抱来一个年幼的生灵，
送给悲哀与眼泪的尘世；
歌声留在童稚心中，
没有歌词，却不消逝。
那生灵饱受人间苦难，
心中怀着美好希望；
尘寰的歌曲令他厌烦，
怎能替代天国绝唱。
天上的云啊，永恒流浪者！
似茵绿草毯，如一串珍珠；
从可爱的北方匆匆奔南国，
同我一样，像放逐的囚徒。
是谁逼迫你：命运的决定？
隐秘的嫉妒？公然的诽谤？
折磨你的是心中的内疚，
抑或朋友们恶毒的中伤？
不，荒凉的田野令你厌倦，
狂热和惆怅与你格格不入；
你一贯冷静，永远向往自由，
没有祖国，也就没有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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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蒙托夫与俄罗斯思想——诗歌中的俄罗斯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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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立宪与革命：俄国1917年的历史根源　　——兼与秦晖教授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保持农奴制传统的地主“妥协了”八个月，而我们在几星期内就把这些地主连同他们的一切传统都从俄国的土地上彻底扫除了。……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列宁　　　　作者：张晓波　　　　　　1917年俄国“大雪崩”　　　　日（俄历），彼得格勒由于运输设备不足致使商店里面包脱销，不满的居民上街，很快便演变成自发性罢工。沙皇怀疑杜马参与了骚乱的组织，于26日下令解散杜马。杜马抗命不尊。次日，局势突变，镇压骚乱的首都卫戍部队有几个团哗变，迅即引起全面的倒戈。杜马要求沙皇退位，沙皇调兵谴将却无人理睬，终于被迫在3月2日服输，临时政府于同日成立。历经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在短短几天之内便在几乎未经流血的情况下土崩瓦解。　　这样的崩溃速度实在令人眩晕，不仅出乎自由派中的左右两派意外，社会革命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也深感到惊诧。　　就在革命爆发之前的两个月，布尔什维克中一贯以倡导革命论、作风强硬的领导人与贯彻者、毕业于“西波利亚流亡学校”的列宁（房龙语）在苏黎世作的一个报告中说：“我们这些老头子也许等不到未来的革命了”，其时列宁尚47岁。列宁是一贯的革命论派，出此语，其绝望可想而知。及至革命爆发之际，列宁尤藏匿在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中，因为雪崩速度太快，竟无法迅速返回俄国控制局势。布尔什维克党内外的其他一些革命家也持这种怀疑态度。彼得格勒著名的布尔什绍克瓦&#8226;卡尤罗夫(苏联历史学家很乐意引用他写的回忆录)就讲过，在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实在是“提心吊胆地”决定支持罢工运动的，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可能发生的革命会如此临近”。　　史学家尼&#8226;苏汉诺夫对卡尤罗夫的看法表示同意，他说，“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他还补无说，“几乎谁也没有把二月二十三日在彼得堡开始的那件事情看作是革命的开端。人们认为，这一天发生的运动同上星期的运动很少有什么差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姆斯提斯拉夫斯基也坚持认为，革命是突然爆发的。他说：“革命来临时，我们这些党内人士还象福音书中熟睡的无知少女一样”。另一位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断言：“革命犹如晴天霹雳，不仅使政府惊慌失措，而且也使杜马和各个社会团体措手不及。对我们革命者来说它也是一件十分出人意料而又令人高兴的事情”。连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也写道，在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也“远未想到要武装起义”。克伦斯基则回忆当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于二月二十六日晚在他的官邸聚会时，布尔什维克派尤烈涅夫曾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也不会有任何革命，军队中的运动正在消失，必须准备采取长期的应付办法”。　　当时，关于这方面的一份非常著名的文件，是罗将柯呈递沙皇的最后一刻“奏折”。这封奏折和随后的面折廷争发生在二月十日，即革命开始前两个星期．它一方面证明了杜马主席的勇敢、耿直和有先见之明（不知为什么却遭到一些历史学家不公正的讽刺和蔑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帝王的昏馈无知和疏忽大意。罗将柯说，上书之后他曾当面禀奏“我向陛下告警，我确信，不出三个星期就会爆发推翻陛下的革命，陛下就不能继续统治了。”沙皇问路“您为什么这样认为呢?”罗将柯答“根据已出现的一切情况判断…”沙皇相信命运地说，“啊上帝保佑吧。”罗将柯况“上帝不会保佑的，革命已经无可避免”　　在所引以上上面这些话怎能说明革命是“合乎规律的”和不可避免的呢？怎能说这是党和伊里奇的预见呢?……诚然为了公正起见，应当再加上一句：不但对于革命者来论而且对于沙皇及其许多亲信来说这场革命部是出乎意料的。　　当尼古拉二世读完杜马主席罗将柯报告彼得堡开始爆发革命的电报后，他说了一句已被载入史册的话：　　“这个胖子又来对我胡说八道，我甚至无需回答他！” 　　“雪崩”一开始，便犹如潘多拉的魔盒一打开，各种势力一齐涌出且势如江河决堤，一转眼间，革命被引上血腥、暴力和依仗多数人的名义实行“暴政”的新一轮专制。虽然在前期，革命能控制在态度相对温和的君主立宪党人手中，但随着局势的发展，革命越来越朝着激进的方向运行，《四月提纲》、七月罢工接踵而至，最终在激进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的联合冲击下，临时政府为苏维埃政权所取代。　　一个历史时代寿终正寝，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时代到来了。　　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间有很多相近的因素，似乎都暗示了一个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最终崩溃，同样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尽管在俄国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的人不多：知识分子在此前百年间不余余力的“启蒙”与形式上千差万别的反抗、教会腐败堕落在知识界与高层已不是新闻——甚至牧首本人都是沙皇任命的、沙皇本人的无能与残暴、宫廷丑闻时有发生——尤其是疯癫圣愚拉斯普京干预朝政已使民众对皇族的信任荡然无存、官僚集团内部腐败堕落、斯托雷平改革之中的程序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民众之中的怨恨剧增……，俄国局势的“法国化”似乎都征兆革命已然不可避免。一七八九年，法国人在自由女神的召唤下，通过一场来势异常迅猛的大革命宣告了一个动荡不安且激荡人心的十九世纪提前到来，英国近代史家霍布斯鲍姆以法国大革命为开端，将年这一时间段名之为“革命的年代”。一九一七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十九世纪”之后，发生在欧洲大陆另一端——俄国的两场接踵而至的革命把漫长等待、黑暗无边、冷漠且腐败堕落的十九世纪终结了。无论今日世界对于前苏联和共产主义体制如何污蔑，但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即十月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创的又一次革命传统与典范意义，绝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1917年俄国革命，一如法国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今日研究革命的史家，不出两种类型，一，研究大革命为何会发生，二为研究革命当止于何处？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历史研究中存在不同的态度，前一种态度肯定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关系，从而以此完成历史研究的当下意义——“以史为鉴”、“明史知世”。后一种历史研究关注的重心是革命的结果，即把历史研究从结果往原因倒退，假设结果为恶，然后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寻找恶因，在一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后一种所谓的“历史研究”（或者革命史研究）往往不过是当下的政治策略和话语策略。以法国大革命与十月革命为例：后一种雅好历史的人士喜欢如此设问，若法国大革命止于吉伦特派这些温和人士之手，那就不会有雅各宾党人的恐怖与血腥，若俄国革命止于克伦斯基为首的温和立宪党人，那大概也不会有后来的那个充满广场恐怖症的社会主义帝国。不妨补充一句，这一类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单调到了只会复述一个“真理”，“革命即是恶”。　　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究竟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这一问题在西方历史学家、苏联历史学家、以及现在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的不休争吵中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答案似乎仍不明了，苏联专家攻讦西方学者的方法论为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方法，即使不是唯心主义的，似乎也难以掌握真正的历史观去研究革命之原由、真相以及革命之功业，在多数苏联学者看来——尤其是相对自由开明的二十年代之后，二月革命委实不过一场铺垫，犹如列宁所说1905年革命仅是1917年大革命风暴来临之前的一场斜风细雨，而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恰恰是打开了帝国主义链条之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依照伊里奇&#8226;乌里扬诺夫的伟大设想，即使十月革命有悖西方先知——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该同时在几个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进而通达世界革命——的初衷，但他绝非修正先知的观点，而是切实执行了先知们的观点，不过先在一个落后、野蛮、愚昧的国家为世界革命打开一缺口而已。二十年代之后的苏联史家多数依照列宁生前的设计来描绘这场革命，不过又添上一个主要的操作者——斯大林，而把托洛茨基、米高扬等人置之一边——非但无冷猪肉可供侍奉，而且多加挞伐与污蔑。　　西方学者对在苏联出现的汗牛充栋的研究1917年革命论著——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之际，这一研究著作的数目已达2万之多——似乎多有轻蔑，此种毫无价值的研究著作不过是为完成克林姆林宫的定货而浪费纸张的工业产品，犹如苏联制造的轻工业品，虽能在机械化操作下批量完成，但质量之低劣则可想而知，甚至一度在斯大林时代执掌苏联历史正宗的波克罗夫斯基及其门生，无不被人认为仅仅是挖掘或诠释能增列宁、斯大林历史光辉而给旁人抹上黑色的资料搬运工或纯然不懂历史的门外汉。至于波克罗夫斯基等人所反复论证的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则多被认定是一帮组织有效的特卡乔夫分子在列宁这个充满乌托邦式的狂热、对鲜血麻木不仁的撒旦的领导下的一次对现代民主制与自由主义的反攻倒算，此次革命，较之尼古拉二世卷土重来犹更为残暴酷虐，更因斯大林这撒旦二世的所作所为实在令西方学者寒颤不止。在十九世纪令众多哲人、革命者、诗人人心目眩晕的“社会主义”一词俨然成了“动物庄园”或“古拉格群岛”的现代表述。在二月革命之中起中坚作用的立宪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所设想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虽则在这次可怕暴动之后成了不幸的牺牲品，不过历史若能选择——此一问题，着实让近世所有先哲头疼不已，毕竟先知们亦如愚人一般短命，都无法站在历史的终点告诉后人历史是否是一幕可喜的话剧或历史终是徘徊无定的闹剧——那么，这一问题根本无须与苏联史家争议，二月革命便是最佳选择。　　这种来自来意识形态之间的不休争诉直至冷战之后似乎方有和解，正因为74年之后，历史又一次反攻倒算，日裔美国学者福山骄傲地向世人宣称——历史到此终结，民主制最终战胜了集权专制，而今日俄罗斯之史学界也开始检讨当日之失算，以至让雅各宾党人篡权，致使俄罗斯在黑暗与暴政之中逡巡70余年。　　本文所评述的秦晖教授关于俄罗斯十月革命所做的历史研究，绝不是后一类无史感的史家所做的“历史研究”。秦晖教授及其夫人金雁女士通过对俄罗斯大革命之前两百年农奴制的发展与解体的研究，并着重考察了斯拖雷平改革及其后后世（1917年）所施加的影响之后，秦晖教授在两篇论述十月革命的文章中基本认为，社会公正的缺失导致了1917年立宪自由派的失败，从而走上革命之途。2004年，吕新雨女士曾就俄罗斯大革命问题做过一次比较详尽的论述，吕新雨女士将十月革命的背景纳入到一个全球化的互动体系之中加以分析，并驳斥了秦晖教授关于俄罗斯大革命的一些的看法。本文不打算评述秦吕之间的争论，但需要指出的是，我认为秦晖教授与吕新雨女士对于革命的看法之中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自己的缺失。革命，并不是一个后来需要去被论证可行或不可行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在当日无法预估却已经发生的事件，在后人看来却明白无误的历史事件，身在历史当中的重要人物却是一团迷糊。今天，十月革命及其历史意义，无论是她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所见到的几乎都是相同的方面，只不过措辞大有不同而已：十月革命开创了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缔造了苏维埃、十月革命开创了另一种社会革命的模式、十月革命确立了另一种范畴的价值观与社会观，总而言之，十月革命给二十世纪提供了另一种历史想象的可能。　　　　　　从“皇宫与前景的对抗”到“混乱的帝国”　　　　1833年，普希金在他那旨在纪念十二月党人革命的长诗《青铜骑士》中，以1824年彼得堡大洪水喻指沙皇治下之俄罗斯，“在那可怕的一年，先帝（指亚历山大一世）依然带着无上的光荣统治着俄罗斯。现在，神情忧郁又带困惑，他走上露台说道：‘沙皇不能遏制这些自然力量，因为它们属于上帝。’带着哀伤悲戚的眼神，他沉思地看着这可怕的景象。街道象是一条条腾泻的河流，公共广场变成了一片片湖泊。巍峨的皇宫像是一个阴郁的小岛，被困在水的中央”。[1]而四周的洪潮却不断冲击着彼得大帝所开创的现代帝国，帝国象是一个泥土和物什堆砌的巨人，在洪潮之中不断散架，“一起铺天盖地式的包围！一场横扫一切的风暴，洪讯像是一群凶残的野兽，攀缘到千家万户的窗台。小船乱糟糟地游来荡去，船舵敲打着房屋窗户的玻璃。桥梁被洪水摇撼得松松垮垮。水面漂浮着阁楼散架后的碎片、木椽、顶板、囤积商的什物杂件、可怜穷人家的日用家具、轻便四轮马车的车轮、以及来自被冲毁的墓地的棺柩——所有这些杂乱的物什，横七竖八地在大街上飘荡”[2]。1825年之后的俄罗斯帝国，“巍峨的皇宫像是一个阴郁的小岛，被困在水的中央”，在皇宫与洪潮的对抗中，巍峨的皇宫随时有可能象1824年彼得堡大洪水中的什物一般被现代洪流所卷走。在普希金的天才笔意之下，一个现代悲剧正从彼得大帝一手创制的彼得堡展开，彼得堡城市的恢弘与壮丽，这座城市以之为基础的疯狂思想——即认为帝国的一直可以永远驯服和主宰变幻莫测的自然的疯狂思想；自然的报复如同地壳即便那样突如其来，粉碎了人们的各种生活和希望，把彼得堡的恢弘庄严碾成了碎石碓，彼得大帝那座魁伟的青铜骑士神人雕像成了一座偶像，彼得的王位后继者是如此的无能且令人悲哀，“他们的皇宫是一个孤岛，与布满周遭的、沸腾骚动的城市相互隔绝，没有希望；记录了第一次反叛被镇压后过了很久还在塞内特广场的反叛精神，不管它是多么的微弱——‘等着瞧吧’”。[3]普希金的声音尚未被尼古拉的警察帝国所熄灭，赫尔岑与欧加缪夫已在麻雀山上击掌而誓，“我们互相拥抱在一起，面对整个莫斯科，发出了誓言：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而献出我们的一生”[4]，‘等着瞧吧’，“汉尼拔的复仇”迟早将会来到。　　失去动力的帝国
在赫尔岑诸多评议尼古拉一世（）文字中，以下一段文字是最为切中要害的，“他没有变成一个俄罗斯人，从而不再是一个欧洲人……在他的系统中没有任何原动力……他把自己圈限在对于任何渴望自由和进步的思想的迫害上……在他长期统治下，他最终影响了几乎所有的制度，给每一个地方都引入了瘫痪和思想的因素”[5]，赫尔岑将尼古拉一世的帝国视为一个缺乏原动力的帝国，这一比喻中恰当地引入了现代技术成分。显然，这一对尼古拉一世的判词的基点确立在俄罗斯——西方这一横向对比的语境中，在十九世纪的早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并在世界范围内大量占有殖民地，西欧——主要的是法国和德国的普鲁士，工业化完成的时间段也差不多是在十九世纪的早期，而在北美，新兴民族—国家已经日益强大，甚至有称霸西半球的野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赫尔岑以及其西方派同仁在1840——1860年间对尼古拉一世及其帝国发起了批判，但这一批判在俄国语境之中，只得到了一部分西方派自由知识分子的附和，却很难得到官方以及斯拉夫派的称誉。　　自彼得大帝到亚历山大一世以来的俄罗斯帝国，政权的合法性主要地取决于国家在经济政策上的成功以及对外军事的不断成功和帝国领土的不断扩张。彼得大帝引进西学，迁都至波罗的海之岸的彼得堡，改革军政，移风易俗，发展俄罗斯近代工业，从另一个角度看，十八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其在世界上的处境并不如中国于19世纪中叶的处境那般艰难，只有西欧国家英国与荷兰开始了真正近代化与工业化之路，西邻德国尚处于四面纷争、诸侯争霸，而长城之内的中国又长期沉湎于黑暗与专制的中世纪之时，彼得大帝把眼光转向西欧，以引进近代工业发展俄国的军事、经济实力，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制，改革教会并使之屈从于国家权力，这些措施在当日而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与开放性的眼光。但与这些措施具有的现代化的功用的同时，彼得大帝的改革并没有掉转向度，而是朝向加强沙皇专制、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农奴制与国家对精神世界的操纵与控制之路上奔去，此正马克思所谓彼得“以野蛮制服了俄国人的野蛮”。　　“彼得大帝采用谋杀和恐吓的方式，强行向欧洲打开一扇窗口，开辟俄罗斯进步与成长的道路；尼古拉一世和他的警察则以武力镇压和血腥屠戮来关闭这扇窗口”[6]，尼古拉一世拒绝任何触动其利益或农奴主、贵族利益的改革，对于增进农民的福利、解放农奴以发展工业、引进现代先进技术等等这些来自西欧的“瘟疫”，他和他的政府一概敬而远之，他唯一关心的是如何消灭俄罗斯内部的反对派和扩张帝国的疆域。“各类思想家对于不发达的所付出的代价与人的代价都很清楚，莫斯科的贵族恰达耶夫和彼得堡的平民别林斯基就是如此；两位思想家都说俄罗斯亟需要的是新的彼得大帝。重新打开的西方的窗口。”[7]但这类思想家毕竟是少数。这个帝国以及帝国的思想界仍然是缺乏动力的，在这一缺乏动力的思想界中，毫无疑问地包括了艾恺所指出的“国家正统派”和斯拉夫派，甚至还包括一部分西方派，“在尼古拉时期，即使那些激进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赞成西方世界的思想家们，也具有政府所赞成的许多经济的和社会的偏见：赞成增进农民利益的运动，歌颂农民地方直治的各种传统，反对资产阶级和工业”[8]。在十九世纪早期西欧工业化大背景之下，俄罗斯沉滞不前了，彼得的子弟们依然以彼得的皮鞭和血腥向他的子民横征暴敛，但无论如何，这个大帝国的政治合法性却在一步步减弱。1812年和1848年，两任沙皇以其淫威使欧洲恐惧，卫国战争以及协助东欧君主扑灭1848年革命火焰使得沙皇和帝国官僚的狂妄自大进一步提升，然而，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停滞之后，但这个虚弱的巨人实在已不堪一击了。　　皇宫与前景的对抗
普希金死后，继承其事业并敏锐关切社会问题的俄罗斯大诗人莱蒙托夫曾在1841年作长篇叙事诗《恶魔》，诗歌尾声处，莱蒙托夫写道“我的悲哀永远停留在这里，象我的生命一样没有终结的时期，身而在坟墓里也不能安息！有时，它象一条蛇似地纠缠；有时，它象火焰似地燃烧，毕毕剥剥地响；有时，又象巨石紧压着我的思想——一座永远无法毁坏的陵墓，埋葬着我的死去的热情与希望！”[9]莱蒙托夫的“恶魔”，是一个高傲的、痛苦的恶灵，这个形象阴沉而又庄严：他有着无限的痛苦，因为“做恶使他厌倦”，同天国和解又不可能。在他看来，世界“变成了一个寂静和沉默的”世界。在普希金的《青铜骑士》中，庄严肃穆的皇宫依然巍然矗立，但四周却已是洪水汹涌。然而，在莱蒙托夫的笔下，魁伟的宫殿不见了，即使是天国也令诗人厌倦。这是1840年代与皇宫相对的“前景”——“埋葬着死去的热情与希望”。这一“前景”在1840年代—1860年代的俄罗斯的艺术家们所留下的艺术品中留有深刻的印痕。“恶魔”的孪生兄弟“毕巧林”，冈察洛夫的懒汉“奥勃洛摩夫”，甚屠格涅夫那位伟大的演说家“罗亭”也因厌倦俄罗斯之沉闷而战死在异国的街垒，“你动弹不得，甚至不能做梦；稍显思想之迹——稍露心中无惧之象，便涉危险；你必须装出畏怖、颤抖模样，即使没有真实理由要畏怖、颤抖——那几年，把俄国民众造就到这种地步。长年累月的恐怖……处处弥漫，压跨了大众的意识，剥夺了他们思考的欲望与能力……极目而望，不见毫芒之光——‘你完了’。天和地、空气和水、人与兽喊道——万物胆裂心碎，仓皇避祸，有洞就钻”。[10]这便是那一连串“多余人”故事的由来。尼古拉亲手设立的第三厅的监视和恐怖，使俄罗斯知识阶层不得不隐遁幕后，但在另一个纬度上，帝国知识阶层以无声的抗议对抗整个国家，更有涅克拉索夫仍然在坚持他的《现代人》，尽管这行动卑微且谨慎。　　如果把前景的幕布往前拉大，那么这一抗议的表达形式主要是由帝国各省份蜂拥而起的农民运动完成的，尼古拉一世治下的三十年间农奴反抗次数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并且规模不断扩大，以四年为界限，以下为统计数据：　　时代　　1826——1829…………85　　1830——1834…………60　　1835——1839…………78　　1840——1844…………138　　1845——1849…………207　　1850——1854…………141[11]　　这一幕布的最广阔的背景处，宗法农奴体制正在不断瓦解，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日益增大，交换的作用急剧增加，工业发展和机器的使用尽管依然缓慢但却已经受西欧的影响开展了，世袭领地的和占用国家土地的手工业生产逐渐衰弱，雇佣工人已经明显多于农奴，现代城市在发展，形成资产阶级核心的商人在增加。[12]这个过程，包括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中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因此，必须解放农奴这个严重问题更加尖锐起来。“这是资产阶级上升的阶段，一般说，这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代，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迅速摧毁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时代”[13]，“欧洲民主运动的再起，波兰的动荡不安，芬兰的不满情绪，所有报纸和整个贵族阶级的要求政治改革，《钟声》在全俄国的广泛传播，善于通过被检查的文章来培育真正的革命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强有力的宣传影响，鼓动传品的出现，农民由于对‘常常’要用血腥镇压才能强迫他们接受洗劫他们的‘法令’的不满而产生的激愤情绪，贵族——调停官的集体拒绝行使这样的‘法令’，大学生的混乱不安——这样的情况下，最细心而冷静的政治家是应该承认革命的爆发完全可能，农民起义是当时非常严重的危险”[14]。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不是自上而下地改革，便是自下而上的革命。　　绝对主义：自我更新与“混乱的噩梦”　　1856年，克里木战争师败辱国，在欧洲工业化强国英国与法国面前，俄国这个患上了时代错乱症的虚弱的巨人一败涂地，沙皇绝对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受到挑战。战争落败暴露了整个俄国经济的落后和国家管理制度的缺陷，这一切都说明了已经不可能继续保持老朽的制度。尼古拉一世的继承者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从上面来解决这一点，比从下面解决要好些”[15]。经过一翻讨价还价，“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法令”终于出台[16]。　　在“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法令”体系之中，尤以“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赖地位的一般法令”最为重要。该法令废除了农奴制，确立了农奴人身自由的地位，以及从产权上肯定了农奴获得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但该法令依然规定农奴必须以高价向地主或国家赎买土地。然而，在一八六一年之前，俄国农民与地主根本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概念，俄罗斯的Помещик（地主、领主）一词，本身就是Поместь（领地、领土）一词衍生而来，而Поместь（领地、领土）又是从Место（地方）而来。Место与人发生联系，是指一个人统治一块Место（地方），而不是成为这块Место（地方）的产权所有者。Помещик是由传统波雅尔贵族或军功贵族演化而来，他们是获得封建世袭权力的血缘贵族。因而，一八六一年前的俄国土地制度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在俄罗斯农奴的观念之中，全俄罗斯的土地被理解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改革之后，Помещик退出了对Поместь的传统权力，但通过法令，依然享有部分原有Поместь，并且获得了最为肥美的土地。农奴非但要出高于原土地市值的价格购买土地，而且传统村社中的土地被分割出去，使村社的土地重分功能进一部丧失其可调动资源。“在俄国北部，土地价值较低，实行食物代役租，地主索取了几乎两倍于市场价值的土地赎金。在俄国南部，主要实行劳役租，而且富饶的黑土地适宜生产利润很高的出口商品粮，因此乡绅想方设法夺取了高达25%的农民土地”，因而，农民非但“背上了沉重的赎金债务，又要忍受对他们原来耕地的土地的剥削”[17]。　　绝对主义国家在1861年的自我更新，重塑了自彼得大帝以来的司法体系，土地贵族获得了地方自治局，城市也建立了市政议会，从一定程度上说，改革部分满足了温和派自由主义者的要求，解放农奴的行为也使政府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资源。但改革并没能平息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反而使国家更进一步陷入了危机之中。由于改革之前的无土地产权概念，“在公社农民的意识中留下的印象是，农村公社现在只有以前产业的一半。1861年改革只得到了一半的土地，似乎还没有完成改革。于是农民们便梦想着要完成它，并且根据关于土地公社的观念，土地被认为并非属于个人的财产，而只是供个人使用的一种分配。这样一来，农民就认为全国内的土地是一种可以抽取分派的资本，甚至用尽了为止，这就是后来革命的胚胎”[18]。如果把这一改革置入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扩展、工业资产阶级开始兴起的蓝图上来理解，1861年绝对主义帝国的自我更新运动是这一欧洲最为漫长的绝对主义国家在面对西欧与本国的双重威胁之下的努力，但绝对主义帝国的积弊太深，未能使俄罗斯走上纯粹的“普鲁士道路”。在《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这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中，列宁写道，在1861年改革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一下子产生，徭役经济不能一下子消灭。因此，唯一可能的经济制度只能是一种既包括徭役制度特点又包括资本主义特点的过渡的制度。改革后的地主经济结构也确实正好具备了这些特点。过渡时期所固有的形式虽然多不胜数，但是现代地主经济的经济组织却可以归结为各种方式结合起来的两种基本制度——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上述两种制度在实际生活中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的：它们在许多地主田庄上相互结合，并被应用到各种经济工作中去”[19]。农业生产方式的不易改变则无法产生成熟的工商业，而无成熟的工商业则无从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由此，帝国在工业化层面上又一次陷入了一场混乱而无法自拔的噩梦之中。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只能证明绝对主义国家在1861年的最后努力失败了。　　在1861年后帝国的前景幕布之中，纷繁各异的对抗正在加剧，各种思想流派的纷争无可避免地以正面形式展开，自由主义在获得了瞬间的主流地位之后再一次被帝国所边缘化，左派运动也越来越炽，并成为了取代自由主义之后的社会思潮的主流。非但帝国政权的外部力量处于混乱之中，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帝国的内部力量也产生了混乱，在1861年之后，国家机构中的内务部与财政部时常发生冲突，内务部强调稳定，有妥协地支持工人，但也坚决打击工人的罢工运动；而财政部则站在新兴产业阶级一边，反对任何形式的工人与企业主之间的斗争，这一帝国政权的内部矛盾，充分显示了改革使帝国走上新的道路，混乱但也前途未卜的道路。如果把1861年之前——尤其是尼古拉一世的帝国看成一个虽是潜流涌动，但其高压专制局面尚可控制的濒危政府的话，那么，1861年之后，它却成了一个异常混乱、对抗异常激烈的帝国。打破这一混乱局面而重塑统一，惟有这一绝对主义国家的最后咽气。　　严格说来，1860年代之前的俄罗斯思想界，并不存在整全统一的社会思想，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执于“莫斯科之昔日荣耀”还是“彼得堡之未来文明”，都不过是一种文化争执，尽管间或可能涉及政治和社会议题，但其话题的核心部分还是停留在文化争执层面之上，究其原因，不外乎政府之高压与俄罗斯思想之萌芽状态。1860年之前，唯一一个稍具政治性质且组织松散的小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团聚在别林斯基与赫尔岑或霍米雅科夫周围的，不过是文化人、德国哲学爱好者，而对于老大帝国之土地与及农民的发见，惟有赫尔岑去国之后，经德国人的指点，始认出俄罗斯之农村公社是非但可以引领俄罗斯走出既区别于沙皇专制，又能摆脱资本主义之丑恶的“第三条道路”。按艾恺的分析，年间，俄国知识界主要由三股相互竞争的思潮所把持，除斯拉夫派之外，另两股思潮分别是“一是西化派，或称现代化派，由赫尔岑和别林斯基所倡导；另一是保守的‘国家正统派’，是为国家的官方教条，其主要人物有科门也柯夫，伊凡&#8226;契里夫斯基……”[20]。需要进一部区分的是，“国家正统派”在1860年代之前后，并非俄罗斯知识阶层之中的一员，即使温和如屠格涅夫，也将卡特科夫之流的鹰犬视为“时常发作的关节炎”，更遑论俄国的激进派。自1825年十二月党人革命以来以来，俄国知识界与政府经历35年的揆隔不合之后，首次在改革这一旗帜之下与政府达成了表面上的一致。然而，改革的欺骗性与不彻底性，彻底激怒了俄国激进派，并使俄国之自由派人士委疑难决，非但俄国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两面一心的雅驽斯”之局面从此一去不复，更使激进派与自由派之间拉开一条巨大的鸿沟——两派人士无复前此之友善往来。依照伯林的看法，“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敌人往往来自右边——君主主义者、教士、支持政治或经济寡头体制的贵族。盖此辈掌权治事，对人的贫穷、无知、不公、剥削及堕落，若非推波助澜，即是无动于衷”[21]。但一八六一年的改革却使俄国生出一个巨大的悖论，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改革，尽管改革之中进一步剥削了原国家农奴与自由农奴的土地，同时地主治权之下农奴的土地亦复为地主所肆意掠夺，但无论如何，改革给出了一个“解放农奴”的自由征象。自由派人士虽有反抗意识，但自此之后则开始与政府合作，致力于地方自治与中央官僚机构的改革，希冀通过合法化的努力使俄国渐行宪政之道。而激进派人士则愈加不满，以为沙皇行改革不过是一骗人之把戏，职是之故，他们号召两京大学生以及受教育者潜入底层，发扬民智，倡村社主义——此则俄罗斯之民粹主义大行其道之根由，又因受政府之压制，激进派人士更进一部分裂，或图谋以暗杀改变政治格局，或潜遁异国，寻求西方精神滋养以救治俄罗斯之沉疴。　　年代，俄罗斯绝对主义由一统一而沉闷压抑的封建帝国而转化成混乱分裂的半开明的君主—贵族专制帝国，帝国的思想界也由虽然各自诉求不一、但保持了形式统一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急遽分裂。 　　　　范式转换：自由主义的衰弱与左派运动的兴起　　　　诸神纷争
　　　　“诸神纷争”，是马克思&#8226;韦伯面对现代性语境所下的一个断语。马克思&#8226;韦伯对于欧洲与世界现代性的探讨至今为止仍然最具深刻原创性魅力，马克思&#8226;韦伯对于欧洲现代性或资本主义起源的经典分析架构于其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分析之上，在韦伯的诸世界宗教与伦理的分析之中，他认为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的产生必须建立于新教伦理之上，这一经典性的分析把基督教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在近代欧洲萌芽的首要条件，从而使欧洲之外的世界成为被“拖入现代性”的国家，也因此，世界被划分成内部（欧美民主自由国家）和外部（欧美之外的国家）。　　在佩里&#8226;安德森这部研究晚期中世纪向现代性欧洲转化的杰作《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之中，安德森区分了欧洲的绝对主义和俄国、土耳其的绝对主义。安德森的绝对主义概念发源于卡尔&#8226;马克思，在马克思所分析欧洲绝对主义时，绝对主义常用来指称西欧中世纪晚期向资本主义过度时期的“绝对君权”，而指称东方时则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专制主义”，这一东方（或外部世界，也包涵着十九世纪的俄罗斯），马克思将绝对主义纳入历史目的论的框架之中，将绝对主义视为向资本主义过度的一个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安德森尽管试图在他的著作中一洗历史目的论的论述框架，但在有意无意之间仍然将俄国的绝对主义纳入到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一目的论框架性分析架构之中。　　在前述两种对于现代性的生成的经典分析之中，都将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于西方的外部世界，而俄罗斯由绝对主义向资本主义（或现代性）的过程则被纳入世界历史的普遍进程之中，亦即这一外部世界是作为一个被拖入现代历史的世界，这一外部世界的思想世界将由内部世界所提供的思想理论方法所划定。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论述之中，普遍存在着将俄罗斯视为一个独立于欧洲和世界而存在的“想象的共同体”。在这种普遍的认同之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在分歧：俄罗斯或担负着拯救堕入现代泥淖的欧洲的重任，或是现代欧洲的自由民主精神必将拯救东正教俄罗斯的黑暗陈腐。无论是哪种论述，都将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视为其理论坚核。在宗教哲学家叶夫多基莫夫教授的《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这部探讨俄罗斯知识分子与东正教伦理的关系的杰作之中，叶夫多基莫夫也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乌托邦作风与东正教的“第三罗马”说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22]。这一分析的叙事框架之中隐约蕴涵着东正教伦理与现代性精神的讨论，但其探讨方法却依然是援引西欧早已建立的叙述框架。　　现代俄国史的开端，即十七世纪晚期，这是元历史概念的确立，是与彼得大帝引导俄罗斯帝国与西欧交融开始的，无论如何，这一事实只能证明东正教的伦理资源并不足以引发俄罗斯的现代性，而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关于改革的争执恰好形成了对俄罗斯现代性的认同或否定，把彼得大帝改革这一既成事实当成俄罗斯现代性的开端的话，斯拉夫派的思想资源恰好正是启蒙主义，只不过他以一种援引或融合了德国“反启蒙”的浪漫主义思想资源的方式展现出来[23]，而现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史则是以启蒙思想为其精神资源展开的[24]。　　自由主义的衰弱左派运动的兴起
在“现代性”的地平线上，父与子的对抗将被描绘为更加复杂的思想纷争：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守旧与革新等等，在前一历史语境中，父与子的对抗之所以出现是帝国的自我更新并不能满足激进派所提出的社会政治要求，反而加深了这一本来就濒临危机的上层与下层的社会危机，从而使帝国陷入了长期与下层（包括要求实行公正改革的平民知识分子激进派）之间的紧张状态，而在后一语境中，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思想界的纷争将不仅仅被理解成帝国与“激进知识阶层”的冲突，更应当被理解成知识阶层内部的冲突。在帝国的改革本身已经使其统治失去了往日的合法性，无论是自由派还是社会民主派，都对帝国的统治持保留态度，只不过两种态度之间存在着天壤地别的差异，也因谋求改变传统帝国的方式不一，而导致冲突的产生。在这里，历史语境与现代性语境已经混合在一起，从而其使站在一个纬度上加以考察这一事件分析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单向度的思考方式。　　那么，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在这一历史语境之下难以挽回历史败局，而左派运动则日益强健？同样是现代性的政治思想方案，同样是致力于使帝国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方案，自由主义却在1861年之后却无可避免地暗淡下去，难以承担这一历史重任，内在因素究竟何在，其内在因素与当日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又如何？自由主义作为近代一股政治思潮，在1861年之前就在英美获得将思想安排进实际制度之中，尽管当日在欧洲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相对抗，但1861年之前在俄罗斯却并没有传播，更遑论国家政治制度安排。在论述俄罗斯思想与俄国一九一七年大革命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著作中，往往忽视最为重要一点，即俄罗斯左派运动的兴起恰好是在自由主义衰落这一历史背景之下，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与帝国的对抗之中产生的，这一思路将可能提供一条更为广阔大道以分析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努力。　　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竞争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罗斯思想界的主题，究竟哪种力量更有能力安排当下俄罗斯之政治制度，或为改革之后的艰难局面提供一条通往未来“理想政治”的合理道路，这是当日俄罗斯知识界最为关切的问题。“知识分子何不以观念创制一个有利其发展的国家”？这一尝试在俄国大命之前并非没有——俄国自由主义从其谱系来看，一直可以追溯到历史学家格莱诺夫斯基。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亚战争师败辱国，此前一年，被赫尔岑称为将永受诅咒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此役失败，非但使朝野震惊，更使国人愤慨难当，即在此前7年，俄国的宪兵犹自横行欧陆，充当1848——1849年间欧洲守旧势力的保护人。。新即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力争排除其父给知识界以及上层开明贵族的恶劣影响，又迫于国内国际的压力，不得不摆出开明的姿态，谋求改革。改革尚在议论之际，来自知识界中激进派的压力似乎有所缓和，一贯姿态激进的俄国左派领袖人物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都对改革抱以巨大期待，俄国自由主义者卡维林等人自不待说，下层农民更是翘首以盼，希冀早日能免费分到田地并获得人身自由。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关于摆脱农奴制度依附关系”的法令和废除农奴制度的宣言。改革使俄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赎买的实行在实际上结束了封建生产关系；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其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已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特征。此次改革，虽然在实际已驱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改革之中尚存的问题甚多，农奴制问题在根本上依然没有解决，并促使原先的地主阶级与封建贵族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走英美民主道路的理想在实质上没有得到丝毫满足，——这不仅是自由主义者对沙皇本人的期望值过高，其根源性的因素是俄国资产阶级无法对抗强大的封建势力而只能冀望于自上而下的变革。在激进左派人士看来，改革乃一次彻头彻尾的骗局，至此，左翼知识分子与专制体制彻底决裂，专心于推翻政府为业。一九零四年，尼古拉二世的军队在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日本面前再度溃不成军，号称拥有世界领土六分只一的大帝国，竟败于东方一方始开化的黄种岛国之手，国内舆论愕然，偌大一帝国，再不改革，必成烂死在“中世纪的中国”的后继（梅列日科夫斯基语）。一九零四年之前，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已有复苏的趋势。虽然政府屡次胁迫，但各地的集会仍然不断，各种小册子也随之四下流传。俄国的自由主义按其路数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路，第一路转化自原来的民粹派。信奉农民村社与暴动的民粹运动在1880年代，已趋末流，以米海伊洛夫斯基等人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开始占据主潮。自由主义民粹派虽然观点多参差交织，但有其共同点：即一反以往民粹论者所认定的在俄国不存在资本主义的观念，而肯定资本主义在俄国存在，但却是没有根基，毫无前途的；一如前期的民粹派一般，自由主义民粹派对国家观念充满了敌视与憎恨，他们认定，“国家”是罪恶的渊薮，革命的大义是废止国家的运转而非用另一个“国家”来掣制人民的自由。这一路人便是俄国二月革命之后的第一大党——社会革命党的前身。社会革命党人其关切更倾向于社会公正，在严格意义上说，自由民粹派并不是自由主义者。第二路人是在观念上信奉英美实证哲学、相信通过渐进方式、合法合理的程序可以改造俄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是来自高层的开明贵族、地主以及新兴的资本家。及至1904年俄国在远东战场上的失败，激化了这一路人的政治主张，由聚会清谈转为政治斗争，并同情或暗中支持下层造反，与自由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合流，在1905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由主义运动。　　1904年日俄战争把自由主义运动推上前台，1905年的革命确确实实是一个转折点，1905年前，俄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徒们尚不存气候，尽管现在传述的俄国史对这一情况作托大描述，但就事实而言——工人阶级的在总人口中比例不足2%对俄国大势的影响微乎其微。此年之后所发生的变故都将俄国无可避免地拖入大革命。　　　　走向1917年　　　　
1890年代，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联盟”在大论战中粉碎性地战胜了民粹主义，至此，自由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成为俄国社会思潮的主潮。及至俄国1904年蒙受东亚之耻，俄国自由主义日趋激进。按照列宁的说法是“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和几乎最反动的专制政府间的对峙”[25]，说首届杜马议会是当日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确实不过分，——由立宪民主党人控制的议会的主张十分激进：实现君主立宪；由国家出面分配土地。君主立宪，这是自由主义要求法制取代专制，分配土地，打破束缚农民的农村公社，从而完成俄国向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化转型，此二项要求，可说是近代古典自由主义最具典型的特征。而说最反动的专制政府，那此说有偏差，当日政府总理维特，颇为开明大度，不仅对公社积弊有所了解，决心推动经济改革，甚至热中宪政改革。政府在与杜马反对派在宪政框架内就政治与经济问题进行了几轮会谈中，双方的分歧之在于改革的速度和利益的分配问题。[26]如果此次会谈成功，那么1905年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就不会失败，1917年的雪崩便不会发生，更谈不上未来的布尔什维克暴政。但由于总理维特过于“温和”，几轮会谈之后，仍犹豫不决，终于被沙皇一脚踢开。　　2月18日，沙皇迫于压力，签署了内务大臣布里根起草的谕旨，表示在不动摇现存基本法的条件下，允许居民选出代表更广泛地参加立宪活动。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专制君主政体的改变，因此，他们坚持原来的立场。由于专制政府的不妥协，自由主义的激进运动日甚一日，5月，《解放》杂志直截了当地写到：“显然无能的政府应该向民族投降，如果政府不让步，民族将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并废除不愿自动下台的政府。”7月，在地方自治代表大会上，彼特隆剀维奇慷慨激昂地说：“只有一条出路。在这以前我们一直希望从上面实行改革，而从现在起我们的唯一希望就是人民。我们必须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政府的无能和无力引起了革命。这是大家都必须承认的事实。我们的责任是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流血。我们中间许多人为祖国效力已经多年。我们现在必须勇敢地走向人民，而不是走向沙皇。”[27]以上言论表明，激进自由主义已经和民主主义合流，以革命姿态出现。　　为使罗曼诺夫王朝免于倾覆，10月17日，沙皇发表宣谕，确认公民自由和立宪君主制。俄国自由主义出现分裂，一部分继续走激进道路的演变成后来的立宪民主党人，而自由主义中的主流却出现了妥协的倾向。12月武装起义失败之后，俄国1905年的自由主义运动转入低潮，而当第二年夏季农民运动开始消退的时候，自由主义运动也逐渐消退。此后，沙皇依照10月17日的宣言进行了一些改革：杜马（议会）、国务会议与沙皇分享立法权；政府改组；新宪法参考近代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基本确认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权利。　　1905年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事实上却仍是一空头支票。除了第一、二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占议员多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之外，至1917年革命之前，其余几届杜马多数由沙皇亲信组成或暗中受黑帮分子控制。　　1861年俄国自由主义蒙受了一次欺骗，同样，1905年的自由主义运动换来的也仍是一张高额空头支票。尚在1905年自由主义运动高潮之际时，彼特隆剀维奇忧心忡忡地写到：“19世纪60年代开始改革，到1905年由沙皇并非自愿的决定和人民的坚决斗争完成了。但是……宪制这种生产方式能保证它的巩固吗？”[28] 　　不具备一个羽翼丰满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中的大多数希望能够通过西方式的文明手段获得君主立宪制，在无痛苦的情况下获得所需一切的文明果实，因此，他们既惧怕东方式农民运动，又担忧工人暴政。两相恐惧之中，在1905年又一次选择了与沙皇的谎言合作。 　　1905年俄国自由主义运动来势汹汹，但退潮来得也同样的快。很多自由主义者内心中明白这恩赐的自由并非是真自由，这次运动后，路标迅速转向。　　大学生中的自杀人数明显上升，1906年有71起，1907年有160起，1908年有237起。新上任的总理斯托雷平实行雷厉风行且严厉的改革，由于高压过剧，这一时期“斯托雷平领带”风行一时——领带特指绞刑架。知识界发生分裂，一部分知识分子倒向沙皇专制政府一边，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向右倾斜，“路标”转向，最有名的是1909年出版的《路标》文集。在此部文集中，几个作者纷纷批判俄国知识分子自别林斯基开始的激进路线，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在这一点上全是胡说八道，当然，此部文集所包涵的学术价值不可忽视。　　1905年，俄国自由主义再遭挫折，知识人的痛苦可想而知，怀疑、游移、绝望、愤恨种种情绪同时喷发，各种宗教或邪说竟在最为智慧的知识界不断流布，这足以说明问题。在这场知识分子独立对抗整个反现代化的战争中，他们一败涂地，延续近百年的激情不再，剩下的只是无边的绝望或对超越世界的期盼。对俄国知识分子中流布的激进观念导致俄国革命，这是一个比较著名的责难。俄国知识分子几乎是创世纪以来反政府姿态最为火暴剧烈的一批，非但浓烈，而且好走极端，以至在英、美知识界多数的眼中，俄国知识分子多半是一帮满口仁义道德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嗜血成性的病态恶魔，更加上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在西方的流布，西方知识界眼中的俄国知识分子立马便形象化为“巴扎罗夫”（《父与子》）或“彼得”（《群魔》），因是之故，俄国大革命成了一场布满血腥的无赖式革命。以此种眼光分析，俄国革命所带来的灾难的责任似乎要全部落到知识分子的肩上，正因为俄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狂想曲过于浓烈才致使可怖的“动物庄园”落到自己的头上，流氓革命之后所带来的恐怖亦应由知识分子的无赖式革命负责。革命之后，大批知识分子不是流亡异国便是死于牢狱之灾确确实实是“罪有应得”？俄国激进主义路线的知识分子——从别林斯基到列宁——确实迷信未来乌托邦，不过是否是知识分子的迷信造就了俄国大革命之后的暴政，观念人真的有此伟力锹动历史的杠杆？十月革命之际，在彼得堡唯一正式抵抗过“道德变态”（别尔嘉科夫语）布尔什维克的正是士官生（士官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军官或未来军官），而士官生学校，却正是此前一百年间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培育地之一。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俄历1917年10月，公历1917年11月，社会主义大革命在俄罗斯第一次取得胜利。　　　　本文注释：　　1 普希金：《普希金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 普希金：《普希金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3 马歇尔&#8226;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第四章 《彼得堡：欠发达的现代主义》 页245　　4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上册，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78　　5 转引自马歇尔&#8226;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第四章 《彼得堡：欠发达的现代主义》 页246——247　　6 同上书 页246　　7 同上书 页248　　8 同上书 页248　　9 莱蒙托夫：《莱蒙托夫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0 乌斯宾斯基语，转引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页17　　11扎依翁契可夫斯基：《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 叔明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页40　　12 关于俄国1861年前农奴制改革前的农村自然经济瓦解部分，具体请参金雁、卞悟所著《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第129——142，金雁和卞悟在该书的129——142页着重考察了俄国1861年改革之前农村出现的种种运动，例如已经出现新兴的“工业村”、“工业农奴”——即名义上依然是农奴而事实上已成雇佣工人的农奴、商业农奴等等，这些状况无不说明了俄罗斯旧时代自然经济的瓦解，同时，身份等级制不仅束缚工业的发展，而且也使俄国农业的发展也受束缚。在现代化进程不可扭转这一意义上，农村自然经济出现瓦解的趋势也可将之视为封建“皇宫贵族”以及保守利益集团对抗现代化的绝望努力　　13列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25页　　14 列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2——23页　　15 转引：扎依翁契可夫斯基：《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 叔明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页74　　16 限于本文篇幅与题旨，在此不拟详细讨论“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法令”出台的前的政府高层之间、各反对派之间的意见，以及最后意见的形成，和“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法令”的具体条款和最终施行过程，关于这些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阅扎依翁契可夫斯基的精彩著作《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17佩里&#8226;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城 龚晓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页368　　18维尔纳茨基：《俄国史》（全五卷），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页233　　19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全集，卷三，页194——195　　20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页61　　21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页354　　22 见氏著《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页35——37，杨德友译 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23关于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对于彼得一世改革的争论，请参见索洛维耶夫等著《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2000年版。十九世纪俄罗斯思想界受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是众多研究俄罗斯思想史的学者都意识到的问题，俄罗斯思想受德国浪漫派思想影响始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的俄罗斯新宗教哲学运动的思想资源亦和尼采哲学在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的普遍流传有着极大的关系。浪漫主义一直是俄罗斯思想的一条主线之一，这一思潮的终结直到十月革命之后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强力推行马克思主义为止。可参阅伯林《俄国思想家》，《辉煌的十年》一章，亦可见洛斯基《俄国哲学史》，在这部以思想家为叙述主轴的哲学史中，洛斯基对俄罗斯哲学家与对德国浪漫主义思想资源的援引有着深刻的洞识，见氏著《俄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主义在俄罗斯与德国一般，被不同的思想派别所运用，而并非以单一的保守主义或激进主义的面貌出现，赫尔岑曾援引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是“革命的代数学”，斯拉夫派亦引用浪漫主义的思想资源，作为重新启动东正教伦理和传统俄罗斯帝国的外在力量，十九世纪晚期的宗教哲学家更是把浪漫主义的思想资源作为一种俄罗斯精神复兴的指导性力量。　　24 别尔嘉耶夫将拉吉舍夫视为现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开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时间观念之上的现代认同，他将俄罗斯的开端置于东方——西方这一紧张命题之下，并承认彼得一世的改革是一个对保守僵化的帝国进行改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历史过程。参见氏著《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页14——25 雷永生等译　　25《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卷 页362　　26 秦晖：《问题与主义》 页265 　　27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页301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28 《俄罗斯文化之路》 页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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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历史很有兴趣 但是太长 先收藏了 慢慢看
　　顶一个。　　楼主对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转变过程说得不够详细。那段时间应该是马克思所说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
　　呵呵，巡兄的话就过了。史料只是用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的，当然是一个重新拣取的过程，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只取自己需要的部分按照自己的线索重新加以组织就可以了
　　呵呵，诚然如楼上所说。再顶一个。
　　还是一战厉害。。。。　　老帝国几乎都。。。。
　　有基于经济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论述么。。
　　12 关于俄国1861年前农奴制改革前的农村自然经济瓦解部分，具体请参金雁、卞悟所著《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第129——142，金雁和卞悟在该书的129——142页着重考察了俄国1861年改革之前农村出现的种种运动，例如已经出现新兴的“工业村”、“工业农奴”——即名义上依然是农奴而事实上已成雇佣工人的农奴、商业农奴等等，这些状况无不说明了俄罗斯旧时代自然经济的瓦解，同时，身份等级制不仅束缚工业的发展，而且也使俄国农业的发展也受束缚。在现代化进程不可扭转这一意义上，农村自然经济出现瓦解的趋势也可将之视为封建“皇宫贵族”以及保守利益集团对抗现代化的绝望努力　　_________________　　那个时候俄国出口粮食，今天是石油。。。
　　马克思将绝对主义纳入历史目的论的框架之中，将绝对主义视为向资本主义过度的一个过程。　　+++++++++++++++　　恩，伊丽莎白、克伦威尔后才是光荣革命。
　　俄国革命的突然爆发实际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伤兵领不到食物和纱布；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士兵的不满和怨恨可想而知。或者说俄国的革命是由运输能力不足引发的；西伯利亚；乌拉尔；里海；伏加尔河；顿河等地区有大量粮食；鱼；肉变质烂掉。前线和大城市却食物短缺。　　
　　作者：享受孤独的黑夜人　回复日期：　19:36:28　
　　　　俄国革命的突然爆发实际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伤兵领不到食物和纱布；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士兵的不满和怨恨可想而知。或者说俄国的革命是由运输能力不足引发的；西伯利亚；乌拉尔；里海；伏加尔河；顿河等地区有大量粮食；鱼；肉变质烂掉。前线和大城市却食物短缺　　___________________　　当时德国一心大打快战的一个原因是担心俄国人发展迅速，一旦克服了这些落后之处。。。。　　俄国人是大国中最早动员的。。。赶着去死。。。
　　作者：乡下闲人　回复日期：　16:00:00　
　　　　呵呵，巡兄的话就过了。史料只是用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的，当然是一个重新拣取的过程，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只取自己需要的部分按照自己的线索重新加以组织就可以了　　　　　　——如果楼主真的只是“只取自己需要的部分按照自己的线索重新加以组织就可以了”，那这种帖子实在没必要打个“兼与秦晖教授”的旗号，因为人家秦晖关于俄国改革与革命的研究是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的，而你只取自己所需的史料作研究，其结论怎样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历史学的基本常识。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绝对主义的看法，我还是不能接受。不过也用不着辩论。　　俄国的工业基础一直不怎么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说1848年俄国是各国反动政府最后的救星，是因为在西欧，毕竟有长期的自治和民主传统存在，军队也靠不住，况且也不止一次出现过军队对市民下不了手的事情。俄国军队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西欧的军队和俄国军队较量起来，就是1848年，俄国也不是英国的对手。甚至俄国人与土耳其人做战，都没占到什么便宜。恩格斯说，光荣属于罗马尼亚铁路建筑商，他们修建的铁路是如此不坚固，以至于几年后俄国人就利用不上了。　　我手上有一本英文版的苏联经济史，第一章是关于革命前俄国经济的，从里边来看，整个饿国的经济水平、组织能力都是一团糟，虽然说农奴解放后，经济有了大幅度提高。　　早在187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预言，普法战争之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20年后，恩格斯补充说，这场战争除了结局不可预料可以预料之外，没有任何结果可以预料。不过他还是预料，将会有成打的王冠滚落在地而无人拾。
　　楼主好文章!窃以为也是近来关天最好的文章。
　　史料只是用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的，当然是一个重新拣取的过程，　　-------------　　无法接受。
　　more, better
　　作者：巡夜人　回复日期：　15:56:41　
　　　　顶一个。　　　　楼主对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转变过程说得不够详细。那段时间应该是马克思所说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　　　　——巡夜人先生的说法我同意。限于2月到10月间资料过于繁杂和看法特别的多，我基本上只在本文中陈述了我的看法，基于史料的佐证，确实很不尽人意。二月如何转变成十月，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二月之所以成为二月，他的气质基本在上在这之前就已经确定了。
　　二月变成十月的原因是临时政府没有能力控制要害部门。另外；从人员组成上看；空谈家和革命家的较量可想而知。另；共产党人和克伦威尔相似；都是采用结盟；利用；联合；清洗的套路达到目的。　　
　　提一下,好久不来,看来得混个脸熟.
　　如此好文，何以阅者众，评者寡？　　顶一个！
　　T上去　　
　　天涯曾经有多好的帖子啊。
　　拜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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