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财富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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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以下简称TNC）的总裁兼CEO（首席执行官），我一直宣传号召为保护自然增加投资。许多人鼓励我把这些想法写下来以便能传播给更多的人。此前我从未写过书，所以知道自己需要有人帮助。我找到了出色的科普作者乔纳森·亚当斯，我一直非常推崇他的作品。乔纳森和我在本书的写作中全程通力合作。我们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我为这本书构想出最初论点，然后乔纳森和我一起探索故事，进行研究，与专家谈话，写出一版又一版的草稿，不断对论述进行细致调整。我非常享受这次合作。乔纳森是一位出色的合作者。为了保留启发本书创作的那些演讲的精髓，本书是我们俩共同以我的口吻写成的。
马克·特瑟克
我很荣幸，曾以投资银行家和自然保护组织负责人的身份访问中国，并和中国合作伙伴一起工作。像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其他朋友一样，我非常敬佩中国带领亿万民众脱贫取得的成就。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百姓均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策略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尤其是近年人们对空气清洁、水源清洁、食品安全等问题的认识显著提高，这三者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特别是空气污染，这可能是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尽管政府的积极政策和创新的科学技术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对大自然进行投资也是解决方案之一。正如稍后我将在书中写到的那样，一些令人鼓舞的研究发现：保护森林可以在减少空气污染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此外，保护森林还会带来许多其他的好处。同样令人鼓舞的是，这一发现源自环保科学家和陶氏化学（Dow
Chemical）工程师的共同努力。要知道，陶氏是全球最大的化工企业之一。
中国领导人也明白环境健康和经济发展并不具有直接冲突，他们经常提到绿色发展、生态文明以及中国梦。《大自然的财富》一书意在说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既有益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有益于人类的健康。
中国拥有自然价值方面的直接经验，且最近中国在环保方面的努力给世界各国上了一课，例如1998年长江洪灾之后的全国性的“保护天然林”和“退耕还林”。
无论是商业性采伐，还是集约农业，都将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但令我欣慰的是，在中国，我看到人们致力于以深思熟虑的方式实现目标，大自然的价值在这些活动中得以体现。
目前，中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确定并保护相关区域的行动，以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保护、土壤保护、风蚀控制、沙尘暴防治、防洪减灾等问题。生态功能保护区的网络覆盖了中国国土的15%以上，这很惊人。
这种行动基于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最佳考量：将发展集中在对重要生态系统影响最小的地区、对生态系统发挥其作用影响最小的地区，这些考量包括防洪、水力发电、灌溉以及旅游；将环境保护和修复集中在对公共利益有高投资回报率的地区。中国正对这种关于环保和发展的方式进行充分的测试，这一过程，也正好证明了大自然是社会全面繁荣的基石，远非富人享用的奢侈品。
大自然保护协会感到自豪的是，从1998年起便来到中国以帮助实现这些目标。在云南省，我们支持了国家公园附近的一个项目，和当地人一起探寻其他的生计方式，以保持旅游景区的完整，保存其长期的魅力。我们谨慎地将森林管理科学应用于碳信贷项目，这些项目有益于气候、社区以及生物多样性，这些合起来即CCB黄金标准。我们提议改善长江的生态流，这将有利于提高水力发电的收益，补充冲积平原，将水道、湿地和城市湖泊连接起来以帮助防治洪灾。
以上这些仅仅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如何为人类提供服务、满足经济需求的几个例子。本书还将援引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例子。对于农业、健康的海洋以及可持续的城市而言，挑战是巨大的。本书会提供应对这些挑战的一些思索。
担任大自然保护协会首席执行官期间，我最难得的一次经历就是和中国企业家以及其他富有创意的中国人一起工作，他们帮助我们推进在中国的项目，其中包括颇富远见的马云（Jack Ma），他是我们全球董事会的成员之一，目前是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中国理事会主席。这些创业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现在也正成为修复和保护中国环境的一支生力军。如本书中提到的商业领袖一样，在开展各自的商业业务的同时，他们开始在中国实践“创新型的社会公益保护地项目”。保护大自然有很多种方式，包括通过完善政府规章或者建立激励机制。那些尝试创新保护模式的人可谓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先锋，而建设“美丽中国”毫无疑问也是中国政府的重要目标。通过阅读本书，你可以找到一种由政府、商业领袖、非政府组织、个人以及社区携手开发自然资本实现自然保护的新方法。我相信，这些努力将引导更多人参与到创造更加可持续的未来中。
若干年前，一个朋友给了我一本很精美的图集，介绍了中国众多自然保护区最美的自然风光。中国还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国度，这一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意即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彼此相依。
我非常高兴《大自然的财富》能够在中国出版发行。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领军国家，我诚挚地希望，在提倡并维护大自然在人类未来发展中的作用上，本书可以推动中国崛起为这一方面的领军者。
　　投资银行家为什么要插手拯救自然的事儿呢？在加入TNC之后的第一次大型活动上，我结识了一些专业领域内的巨头们，他们当中有环保思想领袖、慈善大亨，也有其他环保组织的领导人。
在人群中有一位客人格外显眼：这是一位年过90岁的老绅士，依然健朗敏锐。他举止优雅，甚至有些过于谦逊，但显然是一位不容小觑的人物。他似乎散发着一种气场，告诉别人“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很快意识到这位先生一定是拉塞尔·E·特雷恩（Russell E. Train），一位环保运动史上的传奇人物：他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以下简称EPA）的第二任主管，总统改善环境质量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的第一届主席，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以下简称WWF）的创始理事之一。我那时还是业界新人，对这些大人物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
“你是哪位？”特雷恩先生问，语气生硬却不失和善。我向他解释自己是TNC的新总裁兼CEO，然后补充了一些关于我在华尔街任职的背景细节。
他不以为然：“你是怎么从华尔街跑来TNC管事儿的？”
我支支吾吾地想找到合适的答案，但是没找到。我们谈了些别的话题。在写作本书期间，拉塞尔·特雷恩去世了。下面就是我原本想告诉他的东西。
我是怎么来到TNC的
许多环保人士，特别是环境保护非营利性组织的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们曾经长时间在野外玩耍，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没当过背包客，也不是徒步旅行和皮艇爱好者，没有爬过树也没有收集过昆虫。我没有捆过干草也没有养过羊。我是个城市里的小孩，是克利夫兰的工薪阶层，我也有许多户外活动——打篮球、送报纸、铲雪、修剪草坪——但是并没有深思过“自然”一词背后的深刻含义。
我大学时读的是英语专业，热衷于表演或者诗歌写作，也没有花时间进行户外活动或积极投身环保活动。1979年大学毕业后我去了日本，在那里教授英语的同时学习武术，后来进入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工作。以此为起点，我进入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学习，随后开始了在迅速发展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24年职业生涯。
我是在高盛公司做投资银行家的时候，开始逐渐转变为一名环保人士的——更确切地说，是在我做了父亲之后。与许多人一样，我很难把孩子们的注意力从电脑和电视上移开。徒步旅行和野营便成了我的工具。我发现自己以一种年轻时未曾有过的方式享受着自然。
我读了斯坦福大学环境学教授格蕾琴·戴利（Gretchen Daily）于2002年出版的著作《新生态经济：使环境保护有利可图的探索》。这本书解释了生态系统的运作方法以及它们是如何为人类提供产品与服务的。这种对自然输送价值的科学审视使我开始建立起自己对自然的欣赏，也触发了我对机遇与价格的思索。
读完格蕾琴的书之后，我给她打了电话。在我们的第一次对话中，格蕾琴谈的是生物学，我谈的是金融，所以有点儿尴尬，但是这场谈话对我产生了长久的影响。我开始按照自己在MBA培训中学到的对企业融资提问的方式向生态提问：自然有什么价值？谁向其投资，什么时候投资，原因何在？自然投资能产生多高的回报率？保护自然在什么时候是一项好的投资？自然资源保护不就是在积累自然资本吗？
在我华尔街职业生涯即将结束时，我有幸找到了一些答案。2005年我差一点离开了高盛，但当时的CEO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说服我留下为公司建立一个环保项目，他是一位坚定的环保人士，后来成为了乔治·W·布什总统手下的财政部部长。
我们的理念非常简单：雇用一组环保专家为高盛公司寻找商业机遇，这在商业上是一个英明的决定。我们的动机并非慈善事业或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尽管这些也很重要，而最核心的是纯粹的商业动机。
我们追求的是能产生两种益处的机遇：一是能为高盛公司创造好的商业利润，二是对环保有所助益。我们越是追求这样的双赢机遇，找到的就越多。比如，我们要求自己的投资研究部门评估某些公司的环保记录及其财务净收入。我们请私募股权投资的同事为可再生能源公司的投资进行排序。在对企业客户进行咨询服务时，我们向他们展示了提高环保行为能力会对他们的商业增长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公司甚至在智利南部的火地岛开辟了一块令人惊叹的保护区——此举成功地激励了员工和雇员，引起了客户的兴趣，也令政府合作部门非常高兴，这项投资回报颇丰。
在开展这些环保活动的同时，我们开始与非营利性环保组织建立合作，其中包括TNC、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未来资源研究所（Resources for the Future）等。从这些合作伙伴那里的诸多获益使我们既惊喜又心生敬佩。我们认为他们从我们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环境保护组织以及它们与私营机构高效合作的前景让我非常兴奋。
在保护自然的事业上，我是一个后来者，但它变成了我的目标与激情。
为大自然定价
2008年，我离开了高盛，转而担任TNC的总裁兼CEO。当手机铃声响起，我被告知可能获得这个职位的时候，由于过度兴奋，我倒车的时候竟然撞到了树上。车的后窗撞碎了，好在树没事。
TNC对于我来说似乎是个完美的选择。这是一个有着64年历史的组织，旗下4 000名员工在美国的50个州和全世界35个国家为了自然资源保护的理念而工作，TNC的口碑极好，它总是能以实际、科学、毫不拖泥带水的方法解决问题。TNC让我想起了投资银行——而它的客户是大自然本身。自然资本概念即为自然定价，将其看作一项资产，我认为TNC是宣传这一理念的理想机构。
给大自然定价是一项棘手甚至充满争议的工作。环保人士倾向于热爱自然本身，喜爱户外活动，相信他们的孩子和后代应该享有和今天一样充满活力和多样性的世界。这是保护大自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然而，商业视角揭示出了其他也许没那么崇高但同样重要的环保原因——比如，保证自然能够提供清洁的水源，保证人们可获取建造房屋和制作家具所需要的木材。为自然定价并不是要用一套具有说服力的环保理论取代另一套，而是为支持环境保护提供新的非常重要的合理解释。
我开始就商业、商业原则和自然的真正含义进行系统性的思考。大自然是一个复杂的词语——远远超出了我的理解。人们常谈起人类的自然天性或大自然母亲。但真正思考这个词语时，我意识到人们常常把自然当成一种与自己分离的东西。
　　我想脱离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大自然不能仅仅在少数地区受到保护，而在其他地区遭受忽视。大自然无所不在。然而自然也不仅仅是人类获取实际具体好处的资源，它对全世界的人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在我的定义里，自然就是所有的动植物，它们的栖息地和支持它们的生态过程。这个广泛的定义包含了人类，但是不包括人类试图错误地控制自然所建造的事物。人类想要主宰自然的努力一般都会失败，但是如果将自然带回到人们如何构建社会、经营企业、设计城市甚至日常生活中来，也许我们会获得新的希望。
商业，环境保护的伙伴
对大自然价值的思考促使商业分析师启用了其他熟悉的思维方式。诸如使回报最大化、向自己的资产中投资、管理你的风险、多样化和及时创新等观念都是商业与银行业中常见的行话。这些概念很少被应用于自然保护，但其实可以适用于此。
透过这些基础商业原则审视自然使我们更聚焦于资源保护的收益。你不需要成为一名环保人士，但是你会意识到自然资源保护——即对大自然的保护——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和重要驱动力，与生产制造、财务金融、农业等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环境保护者，我在高盛公司的工作经历揭示了新的可能性，但是我也认识到，环保组织与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可能极其复杂且带有风险。铁杆环境保护者一旦得知TNC这类组织与企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批评抨击。他们有时认为这种合作是里通外敌。然而，在我看来，当一些公司为了加强自己的商业能力而追求环保策略时，如果环保组织能够抓住机会与之合作，将在自然资源保护活动中取得极好的结果。
企业在其他方面也可能是环境保护者的好伙伴。大型企业手中控制着巨大的自然资源，常常超过政府的影响力。与一般的观念相反，在为资源作长期计划时，企业可能比政府更有能力，因为政府常常被政治分歧和换届选举的短期利益所左右。而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计划和投资的企业往往已经被市场所淘汰。许多企业能够极为现实地看待问题。比如，它们面对科学结论时倾向于接受而非否认；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它们在市场中就会受害。当然也有例外——一些商业界的反面教材企图钻空子、破坏规则或误导大众——这么做通常是出于对短期利益的盲目追求。但是在一个透明度越来越高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从长远来讲，只有遵守规则并做出正确的选择才有益于自身的发展。它们也越来越懂得在自然中进行投资能够获得巨大的商业回报。
不过，风险无法完全避免。批评者常常问我：“你能保证与企业合作可以获得环保收益吗？”当然，我不能保证。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试试看。如果其他组织有别的办法，我认为那样也很好。我们只需要观察哪种方式更好。我们需要更多的环保策略，并且需要以热情与信心进行实践，同时也要虚心接受批评和改善的建议。
三条腿的凳子
所有的这一切思考都是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环保人士应该如何与企业合作？我相信最好的前进方式是将企业当作三条腿凳子的其中一条腿，另外两条腿是政府和个人。挽救世界环境恶化需要三者的共同努力。
政府与个人应当鼓励并欢迎企业自愿发起的环保号召。但是为了使这些号召能够真正起作用，政府需要强有力地执行有效政策。政府的职能远远不只是规范责任。想象一下政府每年要投入基础建设中数十亿美元。应该加大对自然资本的投资力度。
另一方面，为了使政府与企业做出正确的决策，个人需要在投票与消费时对二者的行为予以鼓励。这三者——企业、政府和个人——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进行合作，创造出以环保方式投资自然资本并从中获益的新方法。环保组织应该尽力推动这种合作。
环保人士通常相信自然所蕴含的内在价值。这种认识是环境保护运动的基石。然而，环保人士不可能说服每一个人都按照同样的思维方式看问题。仅仅关注自然内在的神奇可能面临疏远潜在支持者的风险，也限制了环保组织接触更广大群体和获取新鲜构想的机会。这种“大自然多么神奇！”的论调可能使他人误以为自然只有审美意义，甚至认为自然仅仅是富人或富裕国家才能享受的奢侈品。我们需要让企业、政府和个人都理解自然不仅仅神奇，更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的确，自然是人类繁荣发展的根本基础。
这么做的方法之一是将自然与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挂钩，比如如何过上更好的生活、保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强经济建设。不论人们成长在城市还是乡村，在美国、巴西或印度尼西亚，不论他们学过什么知识，读过什么书，每个人都关心这些问题。在世界各地，很多人认为他们有比关心自然更重要的事，除非他们对自然的给予更加了解，这些“更重要的事”会一直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我是个乐观的人。我相信大自然极其坚韧，只要我们做出明智的投资，自然便会积极回应。尽管心存乐观，但想要找到基于科学的可行办法意味着我们要毫不退缩地面对现实。现实令人担忧。即使全世界热心而努力的环保人士在辛勤地工作，我们离目标也很远。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使计划步入正轨。
可以肯定地说，自然资源保护的确取得了许多关键的胜利。仅仅是在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府已经禁止了DDT农药的使用，创立了EPA，通过了《濒危物种法案》、《清洁水源法案》与《清洁空气法案》。亚马孙雨林的森林滥伐有所缓解，太平洋各处都建立起了海洋保护区。科学家、活动人士与政府部门合作，将一些物种从灭绝的边缘挽救了回来，也致力于保护一些世界上最好的地区。
然而，几乎每一个大自然的宝贵组成部分都在减少，比如丰饶的珊瑚礁、广袤的草原、郁郁葱葱的森林和生物本身的多样性。而人类本该减少的东西，比如郊区无序开发、乱砍滥伐、过度捕捞、碳排放却在增加。地球历史上最热的13年全部发生在1998年之后，而2012年是美国历史上最热的一年。尽管每日天气变化与气候变化之间不能建立确定的联系，但大规模的旱灾、涝灾、热浪、巨型风暴和降雨量激增明确地要求我们立即行动起来。
居民社区与国家曾经成功地推动自然资源保护并取得巨大进展，它们也能够再次成功。而这一次，不会再由西奥多·罗斯福和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等大人物创造环保历史，新兴的极富创新精神的环保人士将成为催化剂——比如2011年英年早逝的肯尼亚创新先驱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aathai）。马塔伊勇敢地将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人权及民主目标成功凝聚在一起，取得了环保事业的重大发展，她的影响首先惠及肯尼亚，后来又遍布全球。展望未来，我们需要更多能够挑战传统观念、承担风险并且迎接全球环境保护重大挑战的人才。看似不可能的合作联盟将陆续出现——企业、投资者、政府与农民、牧场主、学生和城市居民携起手来，以对自然依赖的共同理解为前提寻找策略。
这些新的联盟将推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自然资源保护。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企业和政府减少对自然的伤害，更要将它们转变为广泛合作的一分子。拯救大自然就是拯救野生物种和野外环境，但同时也是拯救我们自己。这个机遇千真万确，也许失不再来，人类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尽快彻底完成这个目标。
　　水资源短缺并不仅仅是诸如李维斯和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所面临的风险，也不仅仅是投资者买卖得州水权的机会。这同时对所有人的生活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为减小这些影响所作的努力可能极其有益。人们如何使用水和保护水，以及如何利用其他自然资源，会对我们所有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2011年10月，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的一次环保科学家与商业领袖的午餐会上，我与卡洛斯·萨拉萨尔（Carlos Salazar）第一次见面。萨拉萨尔是一位精明而成功的生意人，并非环境保护者。但是他的生意却几乎全仰仗水。过去的几年里，他开始严肃地认识到，影响全球的水资源缺乏危机也许很快要对他产生影响了。
萨拉萨尔掌管的可口可乐FEMSA是全世界最大的独立可乐灌装企业。他的生意横跨拉丁美洲的9个国家。过去，运营这家巨型企业并不需要环境学、生物学、气候变化或栖息地丧失等领域的专业知识。情况也许正在改变。关于水资源、商业及自然资源的价值，萨拉萨尔和与他有着相似想法的人们正在提出一些最棘手的问题。
水是可口可乐FEMSA的核心，而这家公司本身并不拥有水资源或能保障水资源供应。可靠水源供应的关键所在远离厂房本身，位于远方上游森林覆盖的山中。那里的森林植被储存雨水、补充地下蓄水层、保证下游的山谷中有稳定的水流。尽管目前公司只需要缴纳很少的水费，但萨拉萨尔越来越认识到森林是他商业计划中亟须管理的资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萨拉萨尔需要确凿的数据。
萨拉萨尔拥有典型的CEO式严肃而认真的个性，他邀请我和环保科学家们共进午餐，并向我们寻求答案。“给我讲讲，”萨拉萨尔说，“如果我想生产水，我是应该保护现存的森林，还是关注已被砍伐森林的恢复？”他继续拷问我们：“多个树种的森林与单一树种的森林相比，哪一种能更好地储存水？我从两者之间获取的水资源的比例如何？为了确保水源供应，最该保护哪些区域？”对于萨拉萨尔来说，站在商业角度上最重要的问题是：“投入到环保中的每一分钱能够给我换回多少水？”
萨拉萨尔的目的非常明确：保护他的水源。如果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同时也能够拯救更多动植物，那也不失为锦上添花。他意识到其他人对相同水资源也有依赖。如果破坏了水资源，公司形象和运营能力都会受到损害。不管他的目标如何，为可乐灌装厂供应水能够与保护森林的一切丰富资源携手并进。
现实情况往往不尽如人意——这种双赢的局面并非随处可见。生态系统提供的种种利益与管理选择息息相关，而不同利益面前往往需要权衡取舍。例如，由于树木吸收水分，生态环境中的树如果太多的话往往导致雨季河流中水量减少。而另一方面，种植树木能增加土壤吸收和储存雨水的能力，从而达到控制洪涝和保证旱季不断流的目的。因此，每一种方案都需要仔细观察优点，权衡利弊。但可喜的是，可口可乐和其他依赖水资源的公司意识到，其商业上的成功取决于取水的方式与成本，以及可口可乐用水对使用相同水资源的其他人和社区的影响。
在我与萨拉萨尔的谈话中，我感到震惊的是他将保护森林看作一种投资，十分关注投资回报率，这种观点也挑战着在座的环境保护专家，因为他们很少从如此商业的角度来看问题。商业精英和环保专家都应该学习萨拉萨尔的观点，全面考虑自然资产在全盘商业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理解萨拉萨尔和其他人提出这些问题的深刻原因：日益严重的全世界清洁淡水资源匮乏问题。我们目前的水资源状况证明了，恰当评估自然条件所提供的资源对我们的环境、社区和经济都大有裨益。一直以来备受经济学家和预测分析师关注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如今也登上了企业管理者的日程。
从现在起到2050年，世界人口可能增加20亿以上。同时，数以十亿计的人口将迈入中产阶层。2030年，中产阶层消费者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将从现在的1/4增加到2/3。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脱离贫困是可喜的发展。而更多更富裕的人口也意味着对食品、能源、空间及水需求的增加——为了维持自然生态多样性，保障人类的健康与发展，自然系统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水资源严重不足
谁控制了水源和其他资源，谁就主导了发展。威廉·马尔霍兰如是说。
马尔霍兰在洛杉矶水电局的主管位置上坐了超过25年，他买进了位于洛杉矶东北方向数百英里的欧文峡谷的大片土地。实际上，他想要的并不是土地，而是那片土地蕴藏的地下水的所有权。到1913年时，马尔霍兰已使尽浑身解数，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地垄断了大量的地下水使用权，还修建水渠，将地下水引入洛杉矶。水促进了城市建设，支持引水的庞大基础设施至今仍驱动着加州的经济发展。而欧文湖因此干涸。
加州的水源之争由此展开。欧文峡谷的农民试图炸毁引水渠。他们打开闸门将水放入欧文河来浇灌果园。这场武力抗争以失败告终。由于马尔霍兰的水渠将水流改道洛杉矶，欧文峡谷的农业遭受了重创。马尔霍兰打趣地说，众多树木枯死让他也深感遗憾，因为没那么多树枝可用来吊死麻烦精了。
马尔霍兰留下了争议不断的遗产：他既是高瞻远瞩的工程师，也是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经典黑色电影《唐人街》中，罗曼·波兰斯基将马尔霍兰性格中的这两个侧面塑造为两个角色：霍利斯·莫拉雷，被谋杀的城市工程师；还有诺亚·克罗斯，谋杀案与攫取水资源的幕后黑手、不择手段的地产大亨。约翰·休斯顿饰演了诺亚·克罗斯，赋予了角色美妙的邪恶气质，让人十分信服。毕竟，现实中的马尔霍兰和电影中的克罗斯的确从加州农民的脚下将水源夺走，拱手送给了洛杉矶。
如今，这种策略也许不会被看作邪恶了。将水从耕地移作他用，比如引入城市或留在河流与河口**鱼类与鸟类生息使用，可能是件大好事。这便是社区、政府及企业越来越常遇到的利弊权衡问题。进行这些艰难选择需要以市场为基准，以科学与道义为原则。在交易法理清晰、参与者全面考虑得失的前提下，为了达到防治洪涝或促进渔业的目标，买卖水资源或其他自然资源可能是极佳的方案。对历来属于公共财产的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私有化，可以使人类和自然双双获益。
水资源短缺与分配的难题关系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免受其影响，即使是经济腾飞的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有着举世瞩目的惊人经济发展，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水资源缺乏正威胁着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近半数的中国河流已被严重污染；超过450个城市面临水资源短缺；3亿人的饮水无法保障。中国超出1/5的地表水不适合农业耕作。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消耗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中国既缺乏水资源，水资源利用效率又很低下。
中国认识到了水资源缺乏的威胁，提出的对策也反映出这项巨大任务所面临的挑战。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阐述了政府的首要工作重心，提出将在后续10年内投入6350亿美元以解决水资源问题。这是一笔短时间内注入的巨大资金，因此这项计划暴露出的不足也毫不令人惊讶：几乎全盘依靠工程解决方案，而忽视了用投资自然生态系统的方法应对水资源缺乏的挑战。
美国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例如圣迭戈的水源可能很快枯竭。这座快速发展的城市过半的用水都依靠科罗拉多河。而圣迭戈上游的许多用水者也声称拥有用水权，用途包括灌溉农田、拉斯韦加斯的喷泉、浇灌近郊草地与高尔夫球场。用一句老套的官话形容，科罗拉多河已经“应接不暇”——过去的入海口所在的加利福尼亚湾以北70英里左右，仅剩一条可怜巴巴的细流。有的年份，比如2012年，当降雨与降雪低于正常水平时，科罗拉多河会遭遇断流。而由于气候变化，很可能每年都是坏年景了。
科罗拉多河流域横跨7个州，牵涉一系列有着百年历史的用水协议，而协议本身也争议不断。最近一次争议爆发是在2003年，联邦政府减少并控制了南加州用水配额的上限。这一举措使得圣迭戈立即投入到寻找新水源的行动中。当地政府找到的解决办法与威廉·马尔霍兰当年的设想异曲同工，虽然比当年的办法更公平开放，但依然被争议所笼罩：将水从帝王谷的果园和菜畦中引入城市。此举并非偷窃，因为城市付钱给农民，请他们减少用水量。之后，再利用农民节约出的水来增加城市供水量。此举促使农民重新布局灌溉水渠以避免水量流失，使用诸如滴管或微喷灌溉等效率更高的灌溉手段，使用高科技设备测量土壤含水量以精确确定灌溉的时间与地点。一些农民决定从部分土地上彻底退耕。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农田转至城市水源调配工程。仅2011年一年，农民们就向城市输送了8万亩呎的水（1亩呎相当于填满面积为1英亩、深度为1英尺的空间所需的水，即略小于326000加仑），至2021年时将增加到20万亩呎。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然而这笔交易不仅引来了公众争议，也引发了南加州各个水资源管理机构之间的法律纠纷。首先，帝王谷的农民是以联邦政府补贴的农业用水价格买入水的，却以高得多的价格向圣迭戈出售自己的剩余水。也就是说，这群农民获得的利润实际上是以纳税人的付出为代价的，而靠近圣迭戈的农民有时要支付州内最高的水费，因此常常无力支付所需用水的费用。另外，加州境内最大的湖泊索尔顿湖依靠科罗拉多河的水源。如果帝王谷的农民不出售剩余水，自然下渗的水会汇流入索尔顿湖。没有径流汇入，索尔顿湖就可能变成下一个欧文湖，最终干涸。
为了维持相互竞争的农业、城市、河流及湖泊需水量，重新平衡水消耗，需要改变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这就需要改变水的使用者、使用目的以及为用水权所支付的价格。
经济学家中间流行的观点认为，上述因素中的最后一个——价格——占据超越一切的最重要的地位。的确，有些研究此问题的专家认为只要定价合适，我们的一切水资源问题和其他自然资源问题都能奇迹般地迎刃而解。如果真这么简单就好了。
人类在全球范围内买卖原油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但至今仍无法找到一种经济上和环境上都合理的买卖水的方法。如果原油价格上涨，人们减少驾车、调低室内暖气的温度，企业寻找效率更高的能源对策或其他替代能源。而如果对水定价失误，后果则会严重许多。提高水价的确可以促使人们减少用水量，但是同时可能逼迫农民放弃耕作，从而引发食品短缺。
南加州的耕地与城市间共享水资源的争议源头非常简单：水资源不足。真正引起争议的问题是水资源如何分配以及定价。同样的水，到底应该用来给帝王谷的农民灌溉菜畦，还是给圣迭戈的城市居民饮用、烹饪和其他生活所用？有些地区的问题不是水缺乏而是如何获取水，花费高昂成本新建管道和处理厂将少量的水引入其他地区，给城市穷困地区供水。无论如何，基本原则只有一条：天下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水与其他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是一样。
人类可以拥有哪些自然资源？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诸如水资源、渔业资源、森林资源或不受洪涝影响的土地资源等基础资源应该价格实惠，即使是无法负担任何其他开支的最贫穷的人也能获得，同时又不能太廉价，否则便无法产生保护这些资源的动力。市场为解决这一问题指了一条明路。
在市场上交易的前提是你必须拥有资产；毕竟，如果你一无所有也就谈不上什么买卖。然而哪些自然资源可以构成人类的资产呢？
人们可以拥有煤矿和油田，还有森林与牧场。他们是否同时也拥有土地之下蕴藏的水源，或者流经田边的河？人类——政府机构、企业或个人能否拥有森林的生态多样性，或珊瑚礁所提供的防洪作用？
全球范围内都能看到对重要自然组成部分私有化的担忧。2010年6月，联合国大会无一反对票通过决议，宣布享有水是一项人权。投票结果并非一致赞成：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41个国家出于对主权问题的考虑投了弃权票。然而无一反对票的表决结果已经表明，即使是最恶毒的暴君也不能公开宣布自己有权剥夺他人的清洁水权。水资源所有权与原油所有权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中不可忽视的道德因素。
许多人臆断水和一些自然资源应该永久免费，这种认知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因此很难推翻。至少在发达国家，几乎每个人都确信两件事：早晨打开淋浴喷头时，流出的是清洁的水；当他们付水费时，价格低廉。即使在2011年美国用水最贵的城市圣菲，一杯8盎司的自来水也只需10美分左右。
也许这是言过其实，毕竟圣菲是个例外。为解决水资源短缺，2008年，圣菲启动了一项浩大而昂贵的工程，即从里奥格兰德（Rio Grande）引水——用市民缴纳的水费为此买单。而在大多数其他地方，甚至是干涸不堪的菲尼克斯，一杯水也不过几美分。如此看来，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几乎与水价没有关系。沙漠中的水费不贵，而多雨的西雅图水价却是全美最高的地方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西雅图需要清偿修建水处理厂的债务，同时也是因为西雅图立法者为鼓励节约用水而有意选择维持高费率。
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几乎不需要支付水费。我们收到的水费账单并不是为水本身付费，而是为了支付将水引入我们家的管道费用和系统操作人员的工资。水费并没有显示水本身的重要性——这种脱节把水资源短缺的危险隐瞒了几十年。
　　例如，美国内务部垦务局负责监管西部17州的水资源。20世纪初开始，垦务局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控制西部水资源的大型工程项目。然而，使用胡佛水坝和加州中央谷地计划带来的水源与水电的人并不支付基建的所有成本。“垦务局”这个名字本身就揭示了它根本的偏见态度；水资源留在河里供鱼类生活是一种“荒废”，因此必须被“开垦”以便人类取用。正如马克·赖斯纳（Marc Reisner）在他1986年的经典作品《凯迪拉克沙漠》中指出的那样，在美国西部，缺水已经成了生存问题的核心，只要能解决这一问题，不论工程技术难度有多大，什么计划都会被支持。在西部，赖斯纳写道：“水往高处有钱的地方流。”
水资源出售
过去的1000年中，人们认识到区域性水资源交易是可行的。比如，在阿曼的沙漠中，同一个村庄中的农民共同建造一种叫作阿夫拉贾（aflaj）的灌溉系统，并且分担水渠维护的责任，而系统保证参与者都能分得引水的使用权——可以是一小时、一天或一周。超出个人所需的水可以在农民间进行租借和出售，这个系统为世界上最干旱地区之一的阿曼保证了可持续的供水。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生活在爱德华兹含水层（Edwards Aquifer）上的人持有用水泵抽取地下水的许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取水许可的交易一直很火热。例如，农民将自己的取水许可卖到圣安东尼奥，使该城市获得约5万亩呎的水权。这个水资源市场驱使更多的投资进入合理灌溉技术领域，也将水从灌溉草场等低价值活动转移到更高价值的城市与工业用途上。
尽管伴随着争议，但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水资源交易市场的努力使市场在其他地区涌现出来。在澳大利亚，弹性水资源市场协助应对席卷全国长达十余年的严重旱灾，在一些地方依然起着积极作用。目前在澳大利亚，水权可以进行买卖、交换或租赁。该系统使应对旱灾的效率大大提高，也是大多数澳大利亚农场幸免于难的原因之一。
然而，澳大利亚的环境，尤其是墨累–达令河流域一带不容乐观。由于地表水稀少，农民开始更多地使用地下水，并且注意收集他们土地上原本就有限的降水，从而剥夺了河流的水量。“你的效率越高，河里的水就越少。”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写道。环境保护者面临的挑战并非彻底抛弃市场，因为市场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有积极意义，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调控这一复杂的工具，以保证对环境所带来的好处能恰当地定价。
然而为数不多的全国市场毕竟是例外。在大多数地区，由于各种实际原因，水是免费的。这种做法带来了一些荒谬的结果，比如记者查尔斯·菲什曼（Charles Fishman）在他的书《大水荒：水资源的秘密生活与动荡未来》中所举的例子。位于俄亥俄州拿破仑市的世界最大的金宝汤公司，所有的用水都由莫米河（Maumee River）免费提供。另一个例子是2008年，佛罗里达州给全世界最大的食品公司雀巢发放了一张要价230美元的许可证，授予他们从蓝泉国家公园10年的取水权。有了这张极其廉价的许可证，顶着当地水资源管理者对泉水枯竭的警告和抗议，雀巢从公共土地中汲取无限量的水，以“鹿野苑”（Deer Park）的品牌灌装出售。
有的经济学家和立法者认为，创造目前还不存在的自然资源交易市场是最合理的选择。这些理论家认为，给一切东西制定好价格，价格成本自然会促进资源节约。理论似乎足够清晰——如果雀巢要为蓝泉的水付出足够高的成本，那么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减少用水以降低成本。在合适的条件下，市场可以帮助确定自然的价值并促进环保，得州的爱德华兹含水层就是其中一例。
水资源的归属权与价格在某些方面依然是一个哲学与道德问题，其中还带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但是如何使用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法律问题。水资源法可能错综复杂，尤其是在美国，气候与政治的巨大差异造成不同地区之间对此类问题大相径庭的处理方式。比如，在得州，州最高法院2011年判决地下水存储层上方土地的所有人也拥有含水层内的水。因此，在得州法律中，水资源与原油处于同等地位；如果你拥有含水层上方的土地而且有个马力强大的抽水泵，你就可以不考虑其他想要或需要这些水的人，尽情地抽水。这种观念的后果之一，就是如果有法律或法规用限制土地所有者取水量的方法来达到保护水源的目的，这种做法就构成了剥夺私人财产，因此土地所有者有权得到补偿。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谁拥有水资源，而是谁拥有水资源的使用权：可支配的水量是多少、时间多长，以及用于何种用途。然而在2004年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的纠纷爆发之前，大企业都没有意识到产权、使用、价格以及水资源缺乏的问题。
企业、水源与风险
喀拉拉邦的居民大多过着温饱型的农业生活，种植水稻与椰子。1999年，可口可乐在当地开办了一家占地40英亩的灌装厂，生产软饮料和灌装矿泉水，在此之前，小村庄普拉奇马达（Plachimada）的居民一直维持着勉强温饱的生活。2004年，普拉奇马达的水井干涸，农民无法浇灌庄稼，骚乱于是发生了。
当地社区认为可口可乐是水源短缺的罪魁祸首。公众的呼吁导致可口可乐公司关闭了普拉奇马达的工厂，这是印度境内最大的可口可乐工厂之一。2004年3月，可口可乐的主要竞争对手百事公司在印度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尽管在2005年6月，高等法院判决认定可口可乐公司仅仅对喀拉拉邦的水源短缺负有很小的责任——农业才是最大的原因——工厂也被允许继续运行，但这仍让可口可乐公司的声誉遭受了打击。为了强调水的极端重要价值，普拉奇马达村村委会在2010年建议，应该允许当地居民就1999年至2004年地下水枯竭造成的损失向嫌疑人可口可乐公司进行索赔。
企业面临的问题蔓延至喀拉拉邦之外的远方。当那里的活动家启动抵制运动后，这个问题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注意力，并且成了美国与欧洲高校学生关心的社会诉求。可口可乐再次遭受了公关形象上的打击，而且这一次范围波及全球。几乎每个用水的公司都提高了警惕。尽管没有哪家公司愿意公开承认，但喀拉拉邦事件的影响波及全世界，相关的公司开始努力了解自身用水量是多少、哪些人依靠同一水源以及水源的可靠性如何。
你若是仔细想想，制造可乐不过是将糖和水这两种廉价而常见的原料相混合，听起来更像是青少年在路边摊鼓捣的玩意儿，而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路子。然而，可口可乐这个努力将自己塑造为全球最受尊重的品牌之一，仅仅靠这个把戏就建立了庞大的商业帝国。公司的市场价值，即可口可乐股票的复权价，是其账面价值的许多倍，账面价值就是将公司全部固定资产清算后股东所能获得的总价值。除了他们传说中的神秘配方，可口可乐之所以能成为商业巨人，还是因为品牌塑造与一个多世纪以来消费者的喜爱。
对于其他依赖水源的跨国公司来说情况也是一样，比如雀巢和酒业巨人英国南非米勒酿酒公司（SABMiller）。如果将水源和品牌都拿走，这些公司便所剩无几。但是可口可乐公司在喀拉拉邦得到的教训是：消费者的喜爱也许非常脆弱。企业如果不能精心维护，便可能在长远发展上面临生存危机。这些公司不仅仅使用大量的水，它们的用水活动还涉及数百个居民社区。尽管没有人能预言下一次水危机出现在何处，但水危机总是会发生，而不论发生在哪里，人们也还是想要喝啤酒和汽水，因此可口可乐、南非米勒和雀巢总有潜力或意愿在那里经营。此类企业的领导已经开始意识到无论在哪里工作，他们必须关心水资源，也必须考虑到与他们分享水源的当地居民。
依靠水源的企业是对自然资源进行有意义估价的先锋。这些企业理解，它们要么繁荣发展，要么就要给这种不可替代的配料寻找替代品，还懂得企业直接依靠消费者，而消费者越来越倾向基于制造者的环保记录来选购商品。
可口可乐显然在喀拉拉邦吸取了教训。查尔斯·菲什曼指出，可口可乐2002年提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水并没有被列在“原材料”部分。而到了2010年，“原材料”部分开篇便说道：“水是我们所有产品的主要配料……我公司认为水资源的可获得性、质量和可持续性……是我们企业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
2007年，可口可乐发誓他们会“在2020年前向自然和居民归还与我们的饮料生产过程中的消耗等量的水”。他们起初称之为“水资源中立”，但是现在已经更名为“补充”。百事可乐公司显然想要超过自己的竞争对手，在2010年宣布他们将实现“水资源盈余”，即归还比消耗量更多的水。
没有人想要重演喀拉拉邦事件，尤其是可口可乐公司。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以及同类公司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本性。它们基于理性计算与明智的商业策略为投资者寻找利润。这些公司并没有将环保列为主要任务。然而，尤其是在过去10年间，它们对自然资源的价值有了不同的理解，并且全都领会到向自然投资可以迅速提高企业的收益。
提高使用与管理水资源的效率并不仅仅是精益调整制造方法。更重要也更具挑战性的是，透过工厂的围墙和厨房的水龙头来宏观考虑这个巨大的系统——工厂、农场、森林、居民社区、政府——如何互相协调。
这种宏观意识非常重要，因为可口可乐软饮料制造或南非米勒酿造啤酒过程中消耗的大部分水并非用于工厂生产线，而是用在种植甘蔗、大麦及小麦等农作物中。思考角度的调整使商业与环保的计算方法都发生了变化。现在的环保不仅涉及森林的动态，同时也涉及像卡洛斯·萨拉萨尔等人在供应链中做出的具体商业决策。
水资源保护不仅仅依靠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制造产品的方式，也依靠改变消费者进行购买的方式。现在大多数的人都熟悉“碳足迹”的概念了，这是个随着对全球变暖的担忧一起流行起来的词语。同样，消费者现在也应该考虑自己的“水足迹”了，这是一位名叫阿尔杰恩·胡克斯特拉（Arjen Hoekstra）的荷兰学者从2002年起倡导的理念。水足迹就是制造一件产品所需要的所有用水量，包括从生产的第一步到包装上架的全部过程。
这个数字也许非常惊人。据在荷兰特温特大学任教授的胡克斯特拉的研究，一瓶1升装的瓶装可口可乐需要饮料中的1升水，生产和清洗消耗1升水，生产瓶子需要10升水，还有种植产糖植物所耗费的惊人的200升水——每升可口可乐需要总计212升（合56加仑）水。
许多普通的产品都有着惊人的水足迹：一件棉质衬衫需要660加仑水，一磅小麦需要120加仑水，一磅牛肉需要将近2000加仑水。一顿普通的美式早餐（两个鸡蛋、吐司和咖啡）需要120加仑水，如果你在吐司上涂黄油或者在咖啡里加奶，这个数字更大。当你的视野超越了产品、食物、饮料，加上我们日常的其他用水活动之后，比如浇灌草坪、冲厕所、刷牙、洗澡、洗衣服、洗碗、洗车等，这个数字大得惊人。2004年，美国人的年总水足迹为全世界最高——人均655000万加仑，几乎足以填满一个奥运会级别的游泳池。
面对这些数据，许多人都十分震惊。教育消费者认识到日常生活用品生产中对水资源、能源、原油或其他任何资源的使用量，是帮助他们对选购产品和消费多少做出明智选择的第一步。到目前为止，碳足迹和水足迹都还没有起到重大作用。希望有朝一日它们也能成为消费者做出购买选择时考虑的因素，然而目前这只是个愿望。
消费者一般只处理自己的直接水足迹，包括他们在家看得见摸得着的每日用水量、安装节水马桶或淋浴器，或者遵守干旱时期的当地限用政策。然而，一个消费者的总水足迹——那个奥运会级别的游泳池——远远超过他们的直接用水量，但可悲的是人们并不知情。
现在，研究者与水资源保护活动家们正在推广“水足迹”的理念，目的是能将它纳入商品标签信息中，希望能唤起人们对大量消耗珍贵水资源的重视。2008年，胡克斯特拉协助建立了水足迹联网以达到这个目的。有的公司开始致力于使用更少的水。在2010年，李维斯推出了一个名为“Water<Less”的牛仔裤系列。制造一条普通的蓝色牛仔裤需要消耗11加仑水，因为需要反复洗涤以达到完美的质地。李维斯说他们的新生产线将生产过程中的水消耗量平均减少了28%，对于有的产品来说减少量达到96%。最初的反响是正面的：李维斯在2011年宣布，“Water<Less”牛仔裤的销量超出了同等价位的普通牛仔裤。
水资源短缺并不仅仅是诸如李维斯和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所面临的风险，也不仅仅是投资者买卖得州水权的机会。这同时对所有人的生活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为减小这些影响所作的努力可能极其有益。人们如何使用水和保护水，以及如何利用其他自然资源，会对我们所有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些问题都是卡洛斯·萨拉萨尔2011年在卡塔赫纳所提出的疑问的核心。当大城市或大公司与山谷或海岸线接触时，它们会完全依赖河流作为水源。然而，发生在河流上游的事情决定着河流的情况。保护萨拉萨尔的企业的水源和无数居民与自然社区的水源就需要保护森林。环境保护者正在拉丁美洲到处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案，他们在哥伦比亚的考卡山谷找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伙伴，但是这个设想的根源在远方，在另一个貌似更不可能对拯救自然产生灵感的地方——纽约市。
　　建立保护区和经营性农场的优化管理让纽约市打了漂亮的一仗——三赢。纽约市民获得了更加清洁可靠的水；卡茨基尔的居民从他们一直以来免费提供的帮助中取得了经济利益；植被、动物以及人类从更好的环境资源保护中获益，这也可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2011年10月，我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与一些甘蔗种植者会面。他们是热情慷慨的东道主，餐桌上的好伴侣，并且对自己美丽的土地和兴隆的生意极其自豪。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与我不尽相同，而且绝对不认为自己是环境保护者。但我们在一个基本原则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为保护水源而向自然投资是非常合理的。
世界上最丰饶的甘蔗种植区域之一正是考卡山谷，它靠近哥伦比亚境内的太平洋海岸，过去的10年间，甘蔗种植者们开始越来越担忧，这里的水源也许将无法支撑大片甘蔗田的浇灌需求。基于相同的生态与经济观点，他们的解决办法与卡洛斯·萨拉萨尔和可口可乐FEMSA的想法不谋而合，即通过保护森林覆盖的流域来保证考卡河的水源。甘蔗种植者们通过向水源保护提供赞助的投资战略——水基金——来协助保证森林的完整性。
这个巧妙的办法为当初卡洛斯·萨拉萨尔提出的一些问题提供了实在的答案。上游森林是自然资本。这个理念很简单：在今天投入相对较少的资本保证将来能获取大量清洁的水，避免以后在过滤厂和设备上投入大量资金的可能性。保护森林不仅比依靠工程的手段省钱得多，这种投资还产生了许多良好的附加效应。
“自然资本”的提法并不新鲜。近几十年来，包括E·F·舒马赫（E.F.Schumacher）、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保罗·霍肯（Paul Hawken）、沃尔特·里德（Walt Reid）和格蕾琴·戴利在内的许多学者和作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反复论证了这一观点。尽管这个概念可能很熟悉，但将之付诸实践还是件新鲜事，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与政府加入到自然资源保护运动中来，解决目前面临的两大问题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首先，一个多世纪以来，环保人士一直依赖并感激着慈善家们的慷慨捐助。这种支持依然极其重要。然而，为了拯救世界的自然区域和依赖自然的生物，我们需要购入巨大面积、互相连通且能恢复肥力的土地，没有哪个或哪些保护组织能够筹来这么多的善款。不过，说服政府和企业管理者投资自然以确保自然获益，能够为资源保护提供有力的资金新来源。
其次，当今的许多人似乎与自然严重脱节，且不理解保护自然的原因何在。但是这些人必然关心他们生存下去的条件，比如清洁饮水与空气、肥沃的土地、建造房屋所需的木材、不受洪水及其他自然灾害的威胁等。在说服大家去关心保护多样化、有恢复能力的环境时，“自然资产”的概念是一个有力的传播工具。
将自然与人类和商业的基本需要挂钩，自然资源保护在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眼中变得更有意义。这里不仅仅包括考卡山谷的甘蔗种植者，他们完全理解自己对自然的依赖，也包括与自然似乎比较疏远的城市人口。
我在纽约居住期间，和我的许多邻居一样，对城市水源在哪里一知半解。虽然任何地方打开水龙头都有大量的清洁饮水，但我每天都会通过公司大厅的自动售货机买瓶装水。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纽约人已经找到了用低廉的成本保证清洁饮水的办法，而这个办法的新版本正在考卡山谷和拉丁美洲的各处扎根。
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区的埃迪与萨姆比萨店号称卖的是“正宗纽约比萨”。正宗纽约比萨的关键是什么？不是香脆的面壳、奶酪、酱汁、配料，甚至也不是巨大柔软的比萨片。关键在于水。每隔几个月，埃迪与萨姆就要从供应全纽约用水的卡茨基尔（Catskill）泉运回1000加仑的水。另外一家店，布鲁克林水百吉饼公司（Brooklyn Water Bagel Co.）的20多家分号遍布全美，他们在水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他们的选择不是从布鲁克林运水，而是通过使用一种受专利保护的14步过滤法获得与纽约水化学成分精确一致的水，只有这样的水才能用来制作他们的百吉饼。
为了制作出正宗的比萨和百吉饼，在水上花这么大功夫和本钱也许有些夸张，但是纽约人对供水的骄傲是理所应当的。许多纽约供水从不经过过滤，含有较少的氯和氟化物。
能喝到这样高质量、少处理的水，今天的纽约人应该感谢森林覆盖的山冈和一群拥有远见卓识的城市规划者。尽管当时的城市规划者没有提到“投资自然”这个词，但他们的实际行动就是如此，受益的是一代又一代的纽约人。
那些城市规划者的投资有着特殊的紧迫性。19世纪初通过水源传染的霍乱夺走了上千纽约人的生命。疫情、水污染和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迫使市政府在周边郊区寻找比地表水和水井更清洁可靠的水源。早在1837年，纽约的政府官员为了支持城市的扩张，已经投资建造了从克罗顿河（Croton River）引水的管道系统，克罗顿河距离纽约城市边缘25英里，位于哈得孙河东侧。
19世纪末，来自克罗顿河的水已经无法支持城市人口的增长。为了补充供水，政府官员将注意力转向了卡茨基尔。它拥有面积达2000平方英里的山地和峡谷，位于哈得孙河西侧，与纽约的距离是到克罗顿河的3倍。当时，那里几乎完全未开发。虽然有少数的农场，但绝大多数地区拥有完整的森林和清洁的水。1905年，从这个理想水源引水的水库、隧道和管道系统的建设开始了。
这个系统超越了卡茨基尔，将特拉华河也纳入了其中，1964年，这个全美最大的水利工程竣工了。这是工程史上的一个奇迹，纽约的水利系统每天向9个水库、3个湖泊、300英里的隧道、6000英里的供水主线输送12亿加仑的水，几乎全靠地心引力作用。
这个系统在后续的数十年间顺利运转着，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如果用心维护，且不遭受气候的灾难性改变，这个系统可以永久提供清洁水源。聪明的工程师们还没有找到建造永不损坏的大坝和管道的方式。相反，他们懂得依靠自然提供的服务。土壤与树根过滤水，微生物分解污染物，河流中的植物吸收机动车尾气和径流带来的残余肥料中的氮元素，香蒲和其他水生植物在吸收养分时固着沉淀物和重金属。保护这些自然提供的服务，剩下的任务仅仅是维护了，而且这些服务持续的时间越长，效果就越好。
卡茨基尔集水区成了绿色基础设施的典范。“绿色基础设施”这个概念与人造基础建设或灰色基础设施相对，后者指的是人造的管道及水处理厂，它则是由森林、草地、湿地及河流组成。这些自然土地形成的系统与农场、林场和其他开阔地区共同作用，保证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并且为人类的繁荣发展提供过滤水源、防涝、降温和净化空气等服务，其他的好处还包括提供游玩地点等等。
在面临修建新的灰色设施还是保护绿色设施的选择时，后者更加廉价也更高效。想想纽约的克罗顿河与卡茨基尔集水区。驱车即可轻松到达克罗顿河附近的野外环境。道路、停车场、草坪、高尔夫球场和其他近郊开发的产物导致更多的污染物进入水库，包括肥料和其他化学品、垃圾、机动车油料、汽车和卡车尾气中的微粒等等。这就是所谓的非点源污染，它是许多地方清洁水源生态环境的克星，非常难以控制。
20世纪80年代末，纽约政府官员终于决定不再以加强化粪系统和减少水土流失的方法来控制污染，意识到他们最终还是需要为流经克罗顿系统的10%的纽约供水修建一座过滤厂。建造工程持续了8年，耗资34亿美元，过滤厂在2012年投入使用，每年需要上百万美元的维护费用。
卡茨基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遇到太大的污染问题，但随着区域经济的变化，风险也越来越大了。小型家庭农场主和林场主在行业中艰难求生。许多人改为在较小区域内进行集约耕种，这样就加剧了径流和土壤水土流失，或者需要修建更多道路以便将木材运往锯木厂。另外一些人选择把土地卖给度假别墅开发商，带来了更多的道路建设。为了使道路在冬季正常运转，除雪所需的撒盐量也增加了。污染开始攀升，如果开发程度超出郊野化粪系统的载荷，未来污染的风险会继续增加。
许多纽约人开始认为修建另一个过滤厂不可避免。当EPA在1989年颁布针对地表水的严格新规定时，纽约市正面临需要建造比克罗顿河更大的过滤厂的可能性，其成本约为80亿美元。
纽约市的80多万栋楼房的业主面临着更高的水费和管道费用以支付建造费用。城市整体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成本增加。以纽约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兼城市用水和管道主管阿尔·阿普尔顿（Al Appleton）为首的政府官员们则有另外的打算。也许与修建新的过滤厂相比，保护原有的集水区成本更小，也能取得相同甚至更好的效果。这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科学问题用简单的话来解释就是：如果你能从源头预防污染，那就不需要在后期大量投资治理污染。阿普尔顿和其他政府官员认可对自然的投资，对卡茨基尔集水区的投资更是会获得巨大收益：未来几十年纽约市的清洁水源。
这是一个规模史无前例的创举。但耗资数十亿美元的过滤厂已经动工在即，纽约的精英们于是立即行动起来。20世纪90年代，纽约市及其周边的60个城镇、10个村庄、7个郡县、纽约州政府、EPA和环保组织花费了数年进行商讨，以确定EPA取消水过滤要求的条件，从而使纽约市避免了修建新的过滤厂。
1997年，各方终于达成了协议。协议限制集水区的发展，承诺市政府将投入15亿美元买入土地、修建雨水管道和化粪系统，并且升级换代现存的下水工厂。
纽约解决方案的巧妙之处在于，阿尔·阿普尔顿和其他的政府官员并没有只局限于解决单一问题。他们的思维极其开阔。阻止单一污染源的努力已经反复被证明失败了，他们的做法是让城市与农民合作，协助农民找到既能满足经济收益又能保证下游水流清洁的土地管理办法。
尽管市政府拥有管理卡茨基尔开发的立法权，但大部分的土地依然是私有的。自然资源保护必须依靠众人齐心协力。纽约市政府深深地知道，如果没有卡茨基尔当地居民的支持，试图从100英里之外推行污染标准是不可能成功的。
市政府为了鼓励农民的参与，开始为每个农场支付污染治理投资。农民们并没有从模式化的菜单里选择最好的管理方法，而是与市政府和州政府的各个部门合作制定污染治理办法，比如修建围栏和桥梁以将牲畜与水道隔开，这样做是为了在成本最小化的同时实现成果最大化。由此选择的解决方案不仅比过去更加经济有效，同时也为农民节省了时间与金钱。
这种实践扭转了通常的污染处理模式。通常情况下，企业和居民社区倾向于抗拒新的规定，将之看作负担，这种看法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更好的办法是，使这些企业与居民社区成为自由市场中有价值的服务提供者。农民现在有了新的经济“作物”——水。
纽约市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新取得EPA的批准，上一次的获批时间为2007年，有效期10年。协议的其中一部分是：纽约市政府承诺，在未来的10年内投入2.41亿美元购买土地。2011年年初，州政府向纽约市政府下发了新购105 000英亩集水区土地的许可。
纽约市政府在卡茨基尔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这是从市区向乡村转移的一大笔资金。这些投资推动了纽约州北部的经济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与企业数量，相关行业包括安装化粪系统与升级废水处理厂的承包商、市政府与州政府内的工作岗位以及新的旅游业。卡茨基尔的农民曾经以为他们被迫为解决别人的环境问题而掏钱，现在他们则成了环境保护者，并因此而获得经济利益。对于有的人来说，这种收入增长使他们免于出卖土地。集水区内超过90%的农民参加了这个项目，累计有大约75000英亩的土地收益于优化管理。
建立保护区和经营性农场的优化管理让纽约市打了漂亮的一仗——三赢。纽约市民获得了更加清洁可靠的水；卡茨基尔的居民从他们一直以来免费提供的帮助中取得了经济利益；植被、动物以及人类从更好的环境资源保护中获益，这也可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格蕾琴·戴利用一个半开玩笑的问题总结道：“你会选择在哪里度过浪漫周末，过滤厂还是卡茨基尔？”
纽约市的经验为我们解决其他国家城市快速发展引起的供水问题指明了希望之路。以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为例，它位于安第斯山脉高处的狭长山谷中。森林植被和一种独特的被称为“帕拉莫”（paramo）的高山稀疏草场覆盖着将近50万公顷的公园，保护着这座城市的集水区。
这些公园是一些拉丁美洲代表生物的栖息地，其中包括珍稀的安第斯秃鹰。与它们的近亲加利福尼亚秃鹰不同，安第斯秃鹰依然在它们自古以来的活动区域翱翔着。它们的鸟巢位于高不可及的悬崖上，而为它们供应食物的动物则居住在山上较低位置的坡地森林里，靠近农场和城镇，因此远不及这些食腐猛禽的处境安全。
将近200万人居住在公园附近。幸运的是，人们知道自己对待森林熊和美洲狮一样，只有依赖森林才能生存。人们也愿意为保护森林付出金钱。为人类提供清洁水源可能对保护秃鹰也一样关键。
居住在公园内或附近的人们几乎不拥有道路、学校、医疗，经济发展的机会也极为有限。除了将森林与草场开垦为农田和牧场之外，他们别无选择。这就导致了一些与卡茨基尔相同的问题——水土流失，由此导致水库沉积物增多、供水质量与数量下降，此外还有农场动物导致的污染和径流冲刷进入溪流的肥料污染。
　　在厄瓜多尔，为下游人民供水的关键在于帕拉莫，而帕拉莫只存在于海拔3000多米以上的高山上。步行走过帕拉莫仿佛是走在一块巨大的海绵上，每迈一步，脚都会稍稍陷入柔软的土地。这种类似海绵的特性是帕拉莫在生态系统中扮演中心角色的原因所在；帕拉莫吸收雨水，然后缓慢地将水释放给无数的小河和溪流。
只有保持帕拉莫的完整性，这种海绵作用才能得到发挥。但是一旦人们开始在帕拉莫上种植土豆或放牧牲畜，这种完整性就很难长久保持下去。通常的模式下，农民会烧掉牧草，使营养物质得到剧烈而短暂的释放，然后在该处自由放牧牲畜。这种做法会很快把湿软的帕拉莫压实成岩石般坚硬的土地，再也无法储存雨水。
保证基多供水的第一步就是保证羊群和牛群不再踏足帕拉莫。这需要通常互相之间并没有合作关系的群体进行协作：市政府以及国家级别的政府部门、农业社区、当地水利部门、集中用水企业以及资源保护组织。与卡茨基尔的情况相同，他们必须共同协作，为人们找到更好的农场管理方法或其他收入来源。基多与纽约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当地也面临着财富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挑战，而基多的财富远远不及纽约。
基多从纽约身上学到了另外一课：保护草场和森林完整性，联合农民协作将污染最小化，而不是等污染发生之后再试图治理。但是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居住区与农业区向附近山地扩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场水源危机似乎不可避免。定居者对森林的开垦导致到达基多的水变得越来越脏。建设新过滤厂的成本高不可及，而且如果滥伐森林继续发展下去，这也仅仅是权宜之计。
纽约的重要一步是将一些私有土地公有化，让政府能够控制这些土地的用途。在基多，大部分的土地原本就归政府所有，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市政府和国家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管理这些土地。
基多选择了一个相当简单的解决方案：一种名叫“水基金”的环保赞助。这个金融机制将大众、当地与国家、自来水公司、企业和国际组织联合起来，使投资资本化。获得的利息用于支付森林保护和河流、溪流、湖泊管理的成本，保证基多的水龙头打开后就能流出清洁的饮用水。
基多水基金启动于2000年，起始的少量投资来自基多的公共用水管理部门和TNC。由公众和私人用水者、当地居民社区、原住民群体以及非营利性机构的代表组成的董事会监管基金，并决定如何分配收入。基多的电力部门在2001年加入了该基金，当地的啤酒公司“全国啤酒”（Cervecería Nacional）在2003年签字加入，灌装水厂特萨利亚泉水（Tesalia Springs）随后加入，它们都承认廉价而清洁的水源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基础。
2006年，水基金获得了巨大的助推，基多市政府说服公共自来水公司将每年从用水户手上收取费用的1%投入到基金中。如果要修建过滤厂，自来水公司要付出的费用比这要高得多。
自来水公司把向集水区保护投资看作经济划算的风险管理办法。污染更少，切断水源供应的危险也就更小——而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当山体滑坡污染了水道时，就必须切断水道——除此之外，显而易见的底线利益是，这样做可以避免修建新的过滤设施。水基金也促使自来水公司和其他股东能够协商确定共同的目标。鼓励私营企业与公共事业之间的对话在任何地区都不是一件小事，在发展中国家更是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人民往往对公共部门缺乏信任。而没有这种信任，想要在发展和环保两方面取得好的管理效果几乎不可能。
2011年年底，水基金的投资资金跟初创时相比增长了将近1000万美元。现在，水基金投资年利息为80万美元，这笔钱主要用于调动配对补助金和共同出资，每年共计约300万美元，支持减少破坏帕拉莫、森林和水源的项目。基金投资数十个小型事务，比如增加公园警卫、支持群体性退耕还林，以及为溪流和河流修建把牲畜隔离在安全距离之外的围栏。基金同时支持由原本务农或养羊的妇女们经营的小型生意，比如提供缝纫机，让她们可以为远离基多的安第斯社区制作传统服装。基金同时也出资为原住民安装自来水管。
生态证据显示，水基金已经对帕拉莫产生了影响。尽管帕拉莫还未恢复到原始状态，但资源保护项目覆盖的地区要比被焚烧的其他地区更加良性。在最理想情况下，大部分的帕拉莫应该保持完整，而周围生活的人可以在不破坏它们的前提下维持生计。现实世界需要一些利弊权衡；稍有些受损的帕拉莫依然能为人类提供关键的生态服务，同时能保留大部分的生物多样性，这也许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办法。尽管不完美，但如果这种方法能在生态、社会和经济方面保持活力，可能也足够有效。
并不是所有的水基金项目都能取得这样乐观的效果。在尖端的资源保护中，有时候试验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在一些地区，水基金出资雇用村民对已经为发展畜牧而进行了砍伐的地区退草还林。这个方案有着直接的吸引力，在厄瓜多尔也很受欢迎。但是退草还林成本高昂，尤其是与帕拉莫保护相比，所以很可能无法收回成本，至少在短期内困难重重。几十英亩土地退草还林的成本有时与恢复数千英亩帕拉莫相当。
虽然存在以上这些问题，但水基金依然得以发展。原因之一是模式简单：每个人都需要水，而上游森林和帕拉莫与下游水源供应有着明显的联系。许多人原本已经在为维护供水的灰色基础设施付费，所以用水者为最适宜供水的自然系统付费似乎也理所应当。因此，拉丁美洲目前有32个处于不同运作和设计阶段的水基金项目。
让这些努力取得应有的回报需要良好的科学技术、可靠的金融投资以及不同政府级别之间的紧密合作。在这方面，2011年，TNC的公私合作伙伴FEMSA基金（FEMSA的社会投资工具）、美洲开发银行，以及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共同筹资2700万美元，建立起为拉丁美洲的各大城市服务的40个新的水基金项目，其中包括波哥大、圣保罗和利马。水基金的作用可以从仅仅影响当地扩展到改变广大地区人们用水的方式和成本，拉丁美洲水基金合作组织（The Latin American Water Funds Partnership）为此提供了希望。合作组织支持的项目有可能为5000万人的安全和足量供水提供保障。
随着水基金越来越受欢迎，科学家、经济学家、环境保护者和企业主提出了中心问题：理想的水基金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能取得可获得的最好信息、使用最佳工具，那效果会如何呢？
这些问题的长远利益显然值得我们为之努力。改变人们对水、森林、海洋以及这些资源支持的所有野生物种的定价方式需要动机和法律保障，水基金的成功为此提供了指引。这已不仅仅与水和水基金相关，也与整个大自然相关。
考卡山谷是建立理想水基金的试验案例，这次试验结果提供的真实数据将证明水基金的用处有多大。在山谷工作和居住的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他们毁坏考卡河的水源集水区——600平方英里的热带草原和帕拉莫，那里依然保持着原始风貌，是眼镜熊和山貘的栖息地——种植与加工甘蔗所需的水流将减缓。农民与加工厂业主对他们商业利益的未来做出了艰难的计算，认定大自然是他们最好的投资选择。
考卡山谷可能拥有地球上最大的甘蔗种植面积。整个山谷将近一半的面积，即50万英亩左右的土地都只种植这一种作物，甘蔗在温暖潮湿的气候下可以全年生长。这片厚重冲积土壤每英亩的年产糖量为50吨，远远超出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或巴西。
甘蔗种植者和哥伦比亚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担忧水资源短缺问题，糖产业成了明显受环境因素影响的第一个哥伦比亚工业。1954年，政府创立了考卡山谷区域自治公司（Corporación Autónoma Regional del Valle del Cauca，简称CVC），以推动考卡河山谷的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
尽管早就料到了水源供应的问题，但CVC并没能预防它的出现。2005年左右，将近80%的山谷用水都已被投入甘蔗种植，人口增长开始逼近环境承受力的极限。居民生活用水成为供水的第一大户，如果照目前的用水量持续下去，未来的几年里甘蔗种植者必须将目前的每年5次灌溉周期减少为4次，此举将导致产量下降约9%，即每公顷减产4吨甘蔗。甘蔗的售价每吨约4美元，假设售价保持不变，山谷中35万公顷甘蔗田的农户将遭受每年约6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任何一个企业主都不会对这样大规模的经济损失坐视不管。然而，想要获得水基金的支持，必须证明这笔资金将带来潜在的经济利益。这就表示每分钱都要精打细算：潜在成本已经显而易见，收益也必须一样明确。种植者和加工厂业主希望看到切实的数字，而不是花花绿绿的图片，尽管图片也许能准确展示瑰丽的自然景观和生活在山中的动物。
这些数据必须兼顾经济与生态，明确指出基金应该向集水区的哪个具体地区投资。有的水基金项目按照基本模式运行。所有生活在基金覆盖的集水区的人，只要愿意都能参加，而基金也会给参加者支付少量费用。在政治上这种做法非常重要，因为可以保证最大范围内分享收益，但这很可能并不是提高水资源供应最有效率的方式。支持考卡山谷的水基金采取了其他的做法，选择寻找可能对投资产生最高回报的地区介入。
2009年夏天，水基金迈出的第一步是从所有相关群体中召集代表：甘蔗种植者、加工厂业主、当地居民社区、政府机关、CVC、环境保护组织以及来自山谷中9个集水区的民间组织。在一系列会议中，他们聚集在地图前，确定他们认为在生态、经济或社会意义上重要的所有地区以及保护这些地区所需的措施。这些地区包括上游源头及溪流和河流、帕拉莫地区与放牧草场，以及容易遭受水土流失的陡峭斜坡。
一旦确定了关键地点，参加者必须确定相应的对策和成本。可能的资源保护干预包括：修建围栏将牲畜与上游源头和河流隔离开，恢复退化森林，在被砍伐区域重新种植树木，使其转化为可持续的生产系统或农林混合经营系统，提高现存保护区的管理质量或建立新保护区等。在他们的地区分布上，9个集水区获得了各自的保护计划。这些计划为流域内的不同区域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案，获得了当地专家的一致同意，并且为每个方案进行了成本估计。
这种做法类似于标准的规划活动，对于资源保护及农村发展项目来说都十分常见，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参与地区分布的有经济学者与生态学者，来自哥伦比亚的研究中心热带农业国际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opical Agriculture）与自然资本计划（the Natural Capital Project，简称NatCap）。NatCap是斯坦福大学、明尼苏达大学、TNC以及WWF协作建立的，目的是为促进将自然资本纳入决策过程提供创新的经济与生态分析和工具。这些工具当中包括计算机模型软件，用来评估考卡山谷的各个流域的生物物理变量。
科学家们输入计算机的数据包括降雨强度、坡度、土壤厚度、土地使用、与河流的距离以及海拔高度。输出的模型可以展示出哪个地方的哪种投资将换来减少土地沉降或提高水质方面的最大回报。科学家们将据此确定，对山谷中哪些地方进行保护更加重要、可行、经济有效。对各个集水区进行这样的分析后，科学家基本上为水基金建立起了投资组合。
模型也可帮助科学家们预测气候变化将对这些地区和它们提供的自然服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最好的预测表明，如果气候发生变化，此区域可能变得更加潮湿，因而水资源供应将不再令人担忧；然而水土流失可能变得更加严重。
这样的分析一旦完成，商业计划也变得明晰起来：未来8年内，每年为保护集水区投入100万~300万美元，才可能将沉积物沉积速度减半。在这种情况下，甘蔗种植者将不需要缩短种植季节。简而言之，对环保投入区区800万美元就能保住超过4 500万美元的利润。
这些数字目前还未得到证实，但是可能性已清晰可见。考卡山谷将加入到纽约和基多的行列中来。如果在监控下这些收益能得以实现，这将极大地证明环保投资是明智之举——可以对经济效益、人类和野生动植物，以及它们的生态系统同时产生好处。
当甘蔗种植者和加工厂业主看到他们投资环保的潜在收益时，就立即决定加入水基金。除此之外，加工厂业主还有另外的参加动机。水基金广泛而综合的工作方式使参与者可以更多地参与到集水区的管理中。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可以在作重要决策时与政府和其他股东共同商讨，在公众面前也可获得更高的知名度和更好的公众形象。
要求确凿数据说明他们投资去向的企业家们也要求看到投资已见成效的证明。项目已经启动，也有相应的系统产生所需数据，但是水基金投资所产生的精确影响也许需要过很多年才能显现。几年后，水基金投资产生的效果在各个区域可以分别观察到，但是整个集水区范围内的全面收益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出现，也许长达5年甚至10年。但无论如何，人们已经决心参与了。
水基金为持续进行环保活动提供了经济激励。用水者、居民社区、政府与环境保护者破天荒地获得了相同的信息，对考卡山谷管理活动的影响持有相同的决定标准。
水基金背后的理念清晰而动人，也容易让人轻易做出大家最终都将受益的结论。但这种想法很可能过于乐观。更现实的看法是，每个参加者都需要妥协。有的土地所有者可能要放弃潜在的获利机会，有的自然区域将被改变。考卡山谷和许多其他地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取舍、谁会获利，以及谁来承担成本。
简而言之，获得更好的信息是第一步，仅仅是这一步就可能带来转变。例如，在水基金实施的初期，加工厂业主开始意识到他们不仅仅是在管理水源供应，也是在管理水源用途。他们开始调查每个加工厂使用多少水，水都去了哪儿。这就显示出加工厂业主们希望成为山谷和人民未来更广大愿景的一部分。甘蔗种植者现在似乎即将转变为如假包换的环境保护者了。
　　在不干扰当地居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洪泛区虽然是个挑战，但这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任务。一方面是洪泛区的众多价值，另一方面是居民社区可获得的众多收益，这项任务的目标就是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考卡山谷的甘蔗种植者和基多的城市规划师为环境保护做出了努力，这是为了迎接缺水带来的挑战。然而，气候变化导致一些人面临与此截然相反的问题。
2010年秋季，我去了饱受水灾之苦的艾奥瓦州。艾奥瓦州西以密苏里河为界，东以密西西比河为界，州内贯穿多个支流。大多数年份里，都有一条或多条河流泛滥。坏年景里洪水会冲垮道路和桥梁，浸漫城市与小镇，淹死庄稼与牲畜。一群貌似不可能结盟的人联合起来，他们倡议支持全美范围内最大的环境保护表决案，其中有运动员、农民、环境保护组织、企业领导以及民选官员。如果表决案得以通过，其中的修正案将资助恢复艾奥瓦州洪泛区，这不仅能保护重要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也能减少水污染，还能让居民社区、企业及农田免受洪水之苦，并且保护农民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
挑战在于：艾奥瓦州必须在州内表决中通过这个修正案。在经济衰退时期，想要说服一个保守州的选民允许州政府在环境保护中投入税收得来的资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在投票前赶往得梅因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我第一个发言，要说服艾奥瓦人——谁都不会把他们当成普通的环境保护者——给自然投资能带来多种好处。这本身已非易事，但是雪上加霜的是，我的航班晚点了。没赶上发布会开头，我上台的时段被移到了最后。
不过事实上，我并不需要说什么。在我候场的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演讲者极力宣传着为自然投资的理念。洪涝灾害已经改变了一向保守的艾奥瓦人，将很多人变成了积极的环保人士。每个演讲者都谈到了艾奥瓦反复发生的洪涝灾害带来的破坏。他们还解释了为什么堤坝和水库并不总是防治洪水的最好办法。一位城市工程师在发布会上说道：“现在是恢复洪泛区的时候了。”这本来是我要说的话！
几个月后，修正案以超出2/3的得票数通过，它将为重建湿地和改善水质提供长期基金。该基金将每年为艾奥瓦的自然资源提供1.5亿美元的资金。这是自然资源保护行动的一次重大胜利。
当然，艾奥瓦仅仅是全球淡水资源的沧海一粟。但是艾奥瓦的经验适用于世界各地其他的重要洪泛区。其中一条经验——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洪泛区的自然功能上的明智投资将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益处。
浮躁的天气
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浮躁”。与20世纪相比，现在每个地区的年降水都集中在次数更少却更加集中的大雨里，强降雨之间是更长久的干燥天气。这个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有的地区在连续几年中遭受严重两极化的天气。例如，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2011年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洪灾，但是2012年夏天密西西比河的水量少到让驳船搁浅。2010年，巴基斯坦强烈的季风雨导致该国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灾害。然而2012年，巴基斯坦的季风没有带来雨水，又饱受缺水之苦。
大自然为水太多与水太少的问题都提供了解决办法。而且，与自然解决方法相比之下，人造基础设施常常显得效率较低而且风险更大。
例如，看看我们的传统防洪措施：修建并维护堤坝。从密西西比到长江，堤坝在全世界都起着让城市不受洪水之苦的作用。许多在水边长大的人对堤坝见怪不怪，甚至当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可以在上面散步或钓鱼，一直都是这样且永远都是这样。
大自然为洪水防治提供了另一种方法——洪泛区。洪泛区是河流附近的大片土地，当水流超过河道容量时便可以泄流到洪泛区上。洪泛区可以为下游的堤坝系统减轻压力，减少洪水危险，并能过滤有害的农业径流。与永久性的堤坝相比，洪泛区能更好地适应多变的河流模式。
堤坝、大坝、运河等结构不足以抑制上涨的水位。事实上，堤坝常常会加剧下游地区的洪水风险，使水位上涨的河流流速更快。而另一方面，洪泛区则能降低流速。顺其自然地，让河流把过多的水溢到河岸上的洪泛区，这将是保护河流与附近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家与工程师正在寻找保护甚至复制这种自然基础设施的办法。
洪泛区的历史考验
洪水对路易斯安那州的影响比对艾奥瓦州还要严重，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墨西哥湾沿岸。比如，位于阿肯色州界南方约30英里的门罗市坐落在两个洪泛区的重叠处。沃希托河在乔克托语中的意思是“大水牛之城”，是历史悠久的密西西比河冲积平原的最西处。直到20世纪初，当密西西比河流至路易斯安那州时，由于来自北美洲广大土地上的大量水流交汇，密西西比河的洪水有时会满溢至向西60英里处的沃希托河中。
不过，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伊利诺伊州的开罗镇，密西西比河与俄亥俄河交汇，如今，从此处直到墨西哥湾，各种堤坝和防洪墙几乎贯穿了整个密西西比河下游沿岸。
大多数时候堤坝都起到了作用。每一段堤坝都维护了一方水土，拯救了生命，创造了财富。堤坝系统也证明自然的力量被低估了：倾尽世间的工程智慧与机械力量都不可能永远控制住密西西比河。事实上，所有那些以保护人民和创造财富为名义建造的工程——不仅仅是在密西西比河沿岸——都增加了风险，从长远考虑，由于这些工程降低了自然资本，可能会让人们变得更穷。
洪泛区依然是治理洪水的核心工具之一。尽管许多洪泛区已经被建筑物占据，或者被改得面目全非，但很多洪泛区依然可以恢复，而且有一些计划已经在执行当中，包括华盛顿州威拉米特河沿岸少则几英亩、多则几千英亩的恢复工程，以及中国长江沿岸更为雄心勃勃的系列工程。从一方面看，洪泛区的功能与卡茨基尔为纽约人提供的服务相同，它是一种大规模的绿色基础设施。从另一方面看，洪泛区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保护集水区这么简单。恢复洪泛区的计划改变了人们对自己与河流之间关系的看法。这就向重新评估自然的价值迈出了一小步。
大自然并不总是和善仁慈的。有时河流会暴发洪水，有时山林会发生火灾。这些现象与自然对人类聚居区的滋养与支持同样重要。我们与河流的关系长久以来都是以控制为主导，然而，人类要想在生态和经济上繁荣发展，也许需要放松一些控制。
尽管水量远远比不上密西西比河，但沃希托河依然是一条干流。它发源于阿肯色州境内的沃希托山，距离门罗市西北方向175英里左右。流至门罗时，河面宽度超过500英尺，深度超过30英尺。陆军工程兵团20世纪70年代修建了堤坝，为门罗设计了可以抵御海平面以上53英尺级别洪水的保护系统。
如今，每当洪峰出现超出45英尺的迹象时，政府官员都会十分焦急。这个级别的水位会触发紧急措施，比如关闭门罗市南部较低处的防洪墙间隙，启动24小时堤坝监控，最后的办法是升起一个平日用作河岸步道的独特可折叠式防洪墙。
门罗市很少遭受这样巨大的洪水，幸而不怎么需要启用那个设计巧妙的防洪墙。然而2009年，春季降雨汇流进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山洪；沃希托河在4月底和5月份容纳了大量的水，流至门罗市附近时洪峰已经超过40英尺，且仍在不断上升中。
突然，河水水位下降了。
一位当地堤坝区官员说，当时的情景仿佛是打开了澡盆的放水塞。位于城市上游的洪水水位在1小时内下降了6英寸。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当你的身家性命都赌在防洪沙袋上的时候，几英寸往往生死攸关。不出24小时，在位于门罗上游的阿肯色州的弗尔森索大坝（Felthensal Dam）处，沃希托河水位下降了约1.5英尺。
发生了什么事？大自然偶尔会用极其迅猛的速度解决灾害问题；这一次，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解决的方法，但是大自然的行动更加迅速。门罗上游约20英里处的一道大堤有两处发生破损。大堤破损之后，水位上涨的沃希托河从此处涌入了16000英亩的废弃大豆田中。冲破堤坝阻拦的沃希托河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洪泛区上。
这次大堤破损非但没有造成灾害，反而指出了一条解决问题的明路。2009年的洪水为门罗人上了关于投资自然的生动一课，任何公益宣传或公共行动都不可能有如此的效果。
将河流重返洪泛区变成永久措施，可以让曾经生长在路易斯安那州洪泛区土地上的阔叶林、鱼类和野生动植物重现生机。此举对下游的人民也有好处。生活在门罗的人们懂得，洪泛区可以减小沃希托河堤坝系统其他部分承受的压力。
尽管拆除堤坝显然是个合理的选择，但这对于生活在干流周边的人来说依然是个大胆的想法。路易斯安那人依然记得，飓风“卡特里娜”发生时堤坝崩溃对新奥尔良造成的巨大破坏，这种举措将是对历史、文化甚至法律的对抗。然而，经济改变的同时，人们对自然价值的意识也应该随之改变。当农业是密西西比河下游的经济支柱时，洪泛区冲积平原作为农田的价值超出了其他考量。现在，这一地区拥有更为多样性的经济形式，为我们反思过去、权衡利弊所做出的选择提供了机会。
驯服密西西比河
自从欧洲移民踏足密西西比河沿岸起，人类就开始了试图控制密西西比河的行动。洪泛区的冲积平原土壤肥沃，而密西西比山谷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洪泛区森林之一，占地约2500万英亩。早期定居者立即开始对地势较高的地区进行开垦，修筑了东部围堤；按照许多地区的法律要求，取得垦荒地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以筑堤的方式进行“改善”。随着沿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建起越来越多的城镇，保护城镇的需要与日俱增，于是出现了这个马马虎虎建造起来的堤坝系统——有的部分坚固，有的部分不尽如人意。
在过去约150年间，美国的堤坝貌似保障了数以十万计的农田和居住区。一直以来，仅有堤坝能否满足安全要求也是经常被提出的问题。马克·吐温在1883年就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风险：
熟悉密西西比河的人会迅速断言——不是公开，而是自言自语——就是哪怕有一万个河流委员会，用上全世界的财富，也无法驯服这条无法无天的河流。既不能遏制它限制它，也不能命令它流向这里或流向那里，总之无法让它服从；它认准要祸害的地方谁也改变不了；修建起的阻挡它前行的护栏只会被冲毁，这条河手舞足蹈，狂妄大笑……委员会想用强力把密西西比河驯服成安定温顺的水道，这种想法就像想要驯服飞行的彗星，让它们乖乖听话一样不可能。
然而洪水来来去去，堤坝挺了下来。事实上是坚持到了1927年。当时，堤坝系统的脆弱性和全盘依靠堤坝这种策略的谬误性变得十分明显了。1927年，密西西比河冲破了桎梏，堤坝系统上有145处遭到毁坏，洪水淹没了27000平方英亩的土地。过水面积达到50英里宽、100英里长，最深处30英尺，造成了4亿多美元的损失，7个州有几千人丧生。约翰·M·巴里（John M. Barry）在他权威的洪水历史著作《涨潮》（Rising Tide）中记载，许多受害者从未出现在官方记录中，因为他们是穷苦的黑人农民。
在新奥尔良，人们担心洪水会填满这座城市所在的盆地，完全将其淹没。新奥尔良的商人们说服陆军工程兵团炸毁了附近圣伯纳教区的大堤，以使水位下降一些，使城市免受灭顶之灾。水文学家和其他专家知道洪水会在北方几百英里处冲毁堤坝，因此不会危及新奥尔良，但是他们要么对此保持沉默，要么被人忽略。爆破开始了，几乎将圣伯纳和普拉克明教区完全摧毁，上万人无家可归。次日，北方的堤坝也被冲毁了。
人们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是，重启了有几十年历史的试图制服密西西比河的计划。国会请求陆军工程兵团承担起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重任。
除了新奥尔良附近人为炸毁的堤坝之外，1927年灾难性的密西西比河大洪水还摧毁了几十处大堤。随着这些大堤一起消失的，还有人们对光靠堤坝就足以管理密西西比河或其他大型河流的信心。国会寻求其他解决办法，选择了首席工程师埃德加·贾德温少将（Major General Edgar Jadwin）提出的方案。他也许不是担任此职位的最佳人选；比如，他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说，在自然情况下，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不会有洪水问题。尽管来自三角洲的代表提出了质疑，但国会采纳了贾德温方案，这是一套综合各种方式的洪水治理计划。
这套计划首次承认，不允许河流流到它们的洪泛区上并不是个好主意。陆军工程兵团选择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工程解决方案：在原处保留堤坝，但是在洪泛区上安装巨大的闸门和其他结构设施，}